法律的逻辑思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的逻辑思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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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逻辑；形式逻辑；辨证逻辑；

作者简介：司献英(1970-)，女，河南内黄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馆员，研究生，法理学研究。

法律逻辑学作为法学和逻辑学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它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法治现实需要的推动和法学、逻辑学理论的基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法治的环境，所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实践的需要既没有为法律逻辑研究提供必备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也没有为发展法律逻辑学提供足够的发展动力。我国法律逻辑学主要是基于扩大逻辑学应用的动因而形成和发展的，这就使得我国的法律逻辑学研究逻辑色彩浓厚而法学色彩不足，甚至脱离法律实际，更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法律逻辑学基础的逻辑学主要是以普通思维为研究对象、以形式化为主要特点的的普通逻辑学，而法律逻辑形式化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一、缺乏法治基础是我国法律逻辑研究脱离法律实践的根本原因

法治社会的需要和较成熟的逻辑学理论是法律逻辑学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在西方国家较早的时候便形成了他们的法治传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法治与民主已有很大发展，中世纪的西欧虽然也实行封建专制，“但西方法文化中的神学传统和自然法思想影响深远，上帝是一个象征着正义的抽象的神，世俗的皇帝对上帝也不得不产生敬畏。这种神学文化削弱了人治的权威。法官们认为忠于法律和上帝要胜过忠于他们的国王。此外，王室法院通过强调一致适用法律的必要性增强了司法判决的客观性，对同类案件作同样的判决的原则为法律推理的施展手段提供了条件。”[1]

1.怎样明确法律概念、形成法律命题，按照逻辑要求正确进行法律推理成为法治运行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所以，在较早的时候便产生了对法律逻辑进行研究的需要，法律逻辑较早地被纳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并且，西方较丰富的哲学、逻辑学思想为法律逻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工具。与此相反，我国却有着长期的人治社会传统，法律成为当政者专横的工具，正像一句民谣所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法律对政治强权的依附使法律判决不需要充分的理由，更没有进行法律推理的必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重体悟、轻逻辑，重综合、轻分析的思维特点，使得我国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较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并没有发展成为严密、完整的学科体系，导致我国的逻辑学并不发达，很难为法律推理及其研究提供合适的理论武器。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我国长期以来法律逻辑的运用和理论研究的落后局面。

二、我国法律逻辑的逻辑理论基础主要是普通逻辑学

由于缺乏现实的需要和推动，法学家极少将目光投向属法理学范畴的法律逻辑的研究领域，倒是一些逻辑学家出于加强逻辑学应用的意愿，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法律推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70年代末期，一些学者基于逻辑学的发展必须着眼于它的应用这样的角度，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的具有现代化内容的逻辑学，还要研究为法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军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教育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以及结合自然语言的逻辑学等，以满足各类人员对于逻辑学的需要。”[2]这时期的法律逻辑研究主要是“从如何应用形式逻辑知识的角度出发的：表现在成果的内容上，基本上是应用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解说司法实例；表现在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作用的评价上，也只是在最一般意义上，从逻辑知识与正确思维的关系、特别是与办案过程中正确思维的关系方面给以说明的。”[3]国内的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中，更是清楚明白地把法律逻辑看作就是形式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说：“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形式逻辑一般原理应用于法学和法学工作的实际，探索在法律领域应用形式逻辑的具体特点，因此，法律逻辑学并没有与传统形式逻辑不同的特殊对象，研究的还是属于思维领域的现象。”[4]更由于一些人“由于自己的逻辑视野不够广大，只承认自己熟悉的某一种逻辑。”[5]更使得对法律逻辑的研究束手束脚，唯恐不和这些人头脑中的“逻辑”标准而被指责为“非逻辑的逻辑”。这种过于狭窄的定位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法律推理的认识，束缚了对法律逻辑研究视野的拓展。甚至这种套用固有的逻辑模式解说法律实例的研究方式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法律逻辑、法律推理研究的反感，近年来在许多法律院系原来开设的法律逻辑课纷纷下马，和这种对法律逻辑、法律推理的定位不无关系。[6]

这就形成了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对法律逻辑的研究脱离司法实践，不是从司法实践本身的逻辑要求和规律出发研究法律思维的本质和特征。而为法律逻辑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逻辑学主要是普通逻辑学，我国近现代在翻译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由西方传入，音译为“逻辑学”的逻辑学实际上是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形式逻辑学。在我国传播普及的逻辑学也主要是这种以传统逻辑学为主导的形式逻辑学，辩证逻辑学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自身理论的不成熟，很难为法律推理的应用提供成熟的理论支持。

三、形式化的法律逻辑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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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法律逻辑 司法实践 现代逻辑

一、何为法律逻辑

目前，法律逻辑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提到法律逻辑学，仍被视为一个怪异且冷门的研究，许多个人学术观点大量存在。由于法学家们不愿意把精力放在一种方法论上，而那些熟通方法论的人，又未必对法律有兴趣，所以法律逻辑学的困难使其裹足不前。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理论基础就是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原理。”同意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逻辑并不具备什么特定的研究对象，其只是在形式上，运用逻辑原理在法的理论、法的规范和法的实践中的应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就是形式逻辑在法律规范或法律活动中的应用。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应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很多学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这些学者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是应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而其作为逻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法律逻辑的研究应是与一般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相关联的。

由支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们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法律逻辑定义为：法律逻辑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

法律逻辑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建立以传统逻辑或一阶逻辑内容为框架的法律逻辑体系，并将这些理论广泛地运用于法律思维领域之中；

第二阶段主要是从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了法律发现或获取问题的研究；

第三阶段主要是对事实发现、法律获取、诉讼主张与裁决证成的规律、规则与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逐渐地建立以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与法律论证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不同于传统逻辑与一阶逻辑框架的法律逻辑体系，并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事实的发现、法律的获取、诉讼主张与裁决的证立之中。

二、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遭到质疑

美国的大法官霍姆斯断然指出了“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的结论后，各种批判法律与逻辑关系的理论，在法律和教学实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许多有影响的重大疑难案件，形式逻辑的作用在下降，而本应独立性非常强的法律，却因其外在客观环境，诸如正义、人情、情势等因素的作用在强化。

于是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遭到质疑，其对法律工作的影响并无法量化，甚至能感受其在法律适用当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面对这种实践和种种批判理论对法律逻辑的影响很大，其权威地位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而且一度，在法学院的理论课堂上，逻辑与法律的密切关系被撕裂了，二者似乎变成了并不相关的两个概念。

一些法学类的高校专业课中并没有“法律逻辑”课程，即便学校设置了这样的课程，那么也是课时量、人员配备相对薄弱的。更多的是被作为选修课而开设，教学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们都对法律逻辑学不重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法律逻辑学研究十分欠缺，还没有研究出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法律逻辑学体系。

在学术界，许多法律人总会提出：“现代逻辑对法律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似乎并不显著的作用也正是许多法学家并不愿意将精力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原因之一。

现代逻辑提供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表达和分析思维的全新原则和方法，而这种思维是正确、有效地完成法律工作所必不可少的。这可以作为一种简单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但是也许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对现代逻辑在法律中应用的困惑。那么，如果希望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必须深入到一些相关分析之中，它们从多个方面证明了现代逻辑对法律思维的重要作用。

三、法律逻辑应当受到重视的原因

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借助于法律逻辑，法律思维的合理性得到增强，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人的思维借助法律逻辑思维实现

法律思维不能违背最基本的逻辑规律，按法制模式的设计要求，法律人的主要思维形式应该是借助逻辑思维规律来完成的。在形式逻辑中，有许多对思维规律构成了一般的思维模式，指导着人们的思维，而这一点在法律思维中也不例外。

通过法律语言表达和法律思维是一个法律人存在的主要方式。那么如何认定上述定义中的两个条件呢？法律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不违背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即条理清楚。而法律思维则强调依据法律规范进行思维，其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强调程序优先、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等。

此外，法律思维不能与人们的日常逻辑思维明显违背，对法律判决的结论必须是依据推理的方式逻辑地得出，否则判决就缺少了说服力。

（二）法律解释依赖于法律逻辑

现代法学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必须以法律逻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需要运用逻辑规则。法律解释学是通过彻底的理性本质与那些直觉的解释形式加以区别的，其是逻辑的解释。

近代成文法主义非常推崇法律逻辑，但是他们研究的是司法格式，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技术。这一点最明确的体现就是三段论在法律条文中的应用。以司法中的三段论为例，通过在许多简单的案件中直接运用，便可以推出判决结论。部分学者认为80%的案件都可以通过三段论推理加以解决。而在法律解释中其明晰性原则也是靠三段论来支撑的，即对明确的法律就必须坚决执行，不需要解释的就不能随意添加意义，这是法律解释的重要原则。而三段论的推理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式之一。

（三）法律逻辑巩固法律发展

法律逻辑可以巩固法律的发展，其可以在法律适用的如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在法庭辩论中，双方辩论的逻辑是一种出自法律的论证和反驳，该内容并不关心立法者想什么，而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从法律条文中援引什么。通过法律逻辑的指引是法制能够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

在诉讼事实的论证问题中，人们期望通过了解法律上的论证的性质，继而推断出证明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并且证明的技术和手段是什么，要得出上述结论，就需要通过逻辑规则甚至反逻辑规则来证明证据的相关性，而这种结论的得出依赖于法律逻辑的运用。

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案件的正确侦查既需要侦查人员认真勘查现场、确定侦查范围、否定嫌疑对象，而案件的定论需要在掌握既有案件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追溯案情发生的真实时间、地点、作案动机等，再通过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对案件的性质、作案的手段等进行合理推测和断定。要从上诉案件线索中作出正确的侦查判断，就必须通过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推理形式来完成。这样可以得出，逻辑推理是分析案情、案件侦查的重要工具。

四、如何加强法律逻辑的适用

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学者、工作者需要拥有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要素，其有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那么在法律逻辑的适用问题上，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呢？

（一）在态度上正视法律逻辑的重要地位

法律逻辑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在人们适用法律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并不直接外在地表现出来，所以法律逻辑的重要地位被忽视。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比作一座摩天大楼的话，那么法律逻辑就是这个法律体系的内部设计，只有当内部设计合理且得到执行的时候，这座大楼才会在时间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下，稳固地保持其体态。基础是每一个专业在达到巅峰的前提条件，我们只有正视法律逻辑的重要性，在态度上将其视为法学中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总体后，才会给予其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不能因为法律逻辑在表现出来的外在重要性不够明显时，将其忽略。只有真正地端正对待法律逻辑的态度，才能在接下来的法律逻辑教育及应用中使其得到发展，也为今后法律逻辑的适用提供了保证。

（二）在法律教学中注重法律逻辑的教育

在现在的法律教学中，对法律学者的法律逻辑教育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很多学校在教学设计中，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这使得法律逻辑学渐渐淡出了法律学习者和爱好者们的视线，然而如果想要真正掌握法律知识，在现实的社会问题中很好地应用法律，拥有一个正确的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逻辑是法治社会中法律评价的逻辑起点。在呼吁端正对法律逻辑的态度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普及法律逻辑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积极地学习，以使得法律逻辑学在法律应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重视对法律逻辑的教育和研究，这也是提高法律逻辑地位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给法律逻辑在法律适用中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在实践中应用法律逻辑

条理性和逻辑性是决定一件事情完成效率和效果的有效保证，在态度上端正了对法律逻辑的认识，在接受了深入的法律逻辑教育之后，我们就要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应用法律逻辑。

其实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在实践中多会应用法律逻辑，只是其表象并不明显而被忽略，然而拥有一个正确的法律逻辑会提高法律工作的工作效率、保证法律工作的质量。所以定期对法律工作者的法律逻辑进行培训也是提高法律逻辑地位的一个重要措施。

后续的教育和学习，会使得在接触实务后的法律工作者们更好地了解以前所学习的知识，也为接下来的工作带来了更好的改善。更多地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法律逻辑的适用价值，在更加有效地提高法律逻辑的同时，也会为法律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基础。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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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式推理;三段论;许霆案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97-02

1 形式推理的概念明晰

博登海默使用了“分析推理”一术语,意指解决法律问题时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归纳方法和类推方法。分析推理的特征乃是法院可以获得表现为某一规则或原则的前提,尽管该规则或原则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调查事实的复杂过程必须先于该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活动中的形式推理主要是演绎推理,即著名的三段论推理。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有可疑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小前提是经过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体现在具有法律效力的针对个别行为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即判决或裁定。

2 形式推理的理论争鸣

2.1 法律推理的历史沿革

形式法律推理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第一种法律推理理论。这一理论以英国法学家J.奥斯丁开创的分析法学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以法治为基础,第一次确立了作为制度心态的法律推理的自主性。第二,在法律推理标准上,法律推理要求使用内容明确、固定的规则,追求形式正义和正当性。它把一致的使用普遍的规则看做是正义的基石,并认为只有独立于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而选择的标准或原则,其推理结论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第三,在推理方法上以逻辑推理为主导形式。这种观点认为,一切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应用明确的、不变的规则而作出决定,因此,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唯一可用的法律推理方法就是逻辑的演绎三段论。然而以弗兰克和霍姆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派拿起经验为武器对形式主义推理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霍姆斯大法官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成为这一理论最鲜明的旗帜。该理论认为,所谓的法律就是法官的行为和对法官行为的预测。法官的个性、政治因素或各种偏见对判决的影响比法律要大。现实主义法学派强调的法律只存在具体的判决之中,根本不存在法律推理所必须遵守的标准的思想。

到了新实用主义法学派,波斯纳对法律推理的“实践理性”的解释更被人们所熟悉,波斯纳充分肯定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推理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波斯纳认为形式主义的法律推理方法只有在简单案件中才起作用,对于疑难案件和一些涉及伦理问题的案件,逻辑推理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在对立的主张中哪一个是正确的,这一问题需要实践理性的方法来承担。实践理性是人们用以作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

之后以哈特、拉兹、麦考密克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再次兴起,哈特认为虽然语言所表达的法律规则具有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特点,并且,语言本身的含义随同在不同的中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确定的语境中会有相同的理解,那么,人们就有必要遵循这些规则,而不是以法律规则的模糊性为借口规避法律的要求。拉兹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普遍存在着,在不存在着适用任何法律规则的义务的情况下,法官的行为是不可捉摸的,将会导致极端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法律将成为一种绝对的自由裁量系统。”,麦考密克将法律推理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法律推理,即演绎推理;第二层次的法律推理,即实践理性的推理。

2.2 被抛弃的“三段论”

在关于法律的实质推理研究中,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备受关注,但多数是批判之声。这其中包含着对形式逻辑的轻蔑,即使是被称为法律论证的研究,形式逻辑所强调的论证方式也基本被抛到一边,人们都忙着在形式法律之外探寻法律。三段论一直是批评的靶子。但批来批去,遂形成了一种轻形式逻辑的思潮。

笔者认为即使演绎推理存在缺陷,但抛弃形式推理的观念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坚持形式推理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陈金钊教授说过:“在中国语境下,我们的法治刚刚起步,人们对法治的信念还没完全树立起来,这时候采取挖祖坟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的法治进程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的想法是严格法治治而不是放纵‘活’法横行,不是丢掉基本的法律思维方式去搞范式转换,而是把严格法治当成主旋律,把‘活’法当成严格法治的特例来处理,即在一般情况下反对过度解释,多数情形下应用推理而不是本体论的诠释。试想,法官的判断行为如果不是取决于推理,而是取决于各自的“自由”选择,那么我们在哪里还能看到法治的影子。

其次,形式推理是法律推理最基本的形式。形式推理从推理形式上保证了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它是人们从众多的思维现象中总结出普遍适用性的思维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法律推理也不例外,否则,就有可能违背逻辑思维规律,而思维形式的错误必然会导致整个法律推理的无效,即使是霍姆斯也相信在多数案件中可以用简单的演绎推理对案件做出裁决,法律思维离不开形式逻辑作为思维的基础。麦考密克直言某种形式的演绎推理是法律推理的核心所在。形式推理,尤其是“三段论”作为法律推理的基石,一旦被我们抛弃,我们能否像极端的现实主义法学那样去实践,或像部分法社会学者那样去构建无需法律的秩序,或像自然法学那样把希望都寄托给“自然”的正义?

再次,形式推理能满足人们对法律推理明确性、必然性和一致性的要求。法律的规范作用在于人们能够根据法律规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效果作出明确的预测,并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基础之一是同样的案件有同样的判决,即判决的一致性。霍姆斯提出的“预测理论(坏人理论)”,强调了认识法律“一定要从一个坏人的角度来看法律,……因为坏人只关心他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能使他预见的实质性后果……。”笔者认为尽管霍姆斯强烈了批判了形式推理,但从“预测理论”看来,一个“坏人”如果不是通过认识法律,并且参照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能得出行为的后果呢?

最后,形式推理有助于保证执法公正。形式逻辑是作为平等、公正执法的重要工具而起作用,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法官擅断。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是从一个模糊地形成的结论出发,然后试图找到将证明这一结论的前提。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可能不是按照证成、法律寻找、解释、规则适用、评价、阐述这样的思维路线运行的,而可能是从结论到前提的反向运动。法官与律师不同,法官应遵循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活动规律,从规则出发,将它们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结论。

形式推理,具体到三段论作为一种常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并不存在着对与错的问题。在法律思维活动中,由三段论运用所练成的思维形式只是思维的工具。从推理的有效性来说,形式推理保证了推理的形式有效性,形式有效为推理结果有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 是非功过――形式推理的实证分析

3.1 成也萧何――形式推理维护司法判决

2008年的许霆案引发了法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在许霆案两次判决前后,从专家到民众进行了激烈得辩论。许霆案中的法律推理如下:

推理一:大前提――法律规则:凡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就是盗窃罪

小前提――法律事实: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了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结论一判决结果:许霆犯了盗窃罪。

推理二:大前提:“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

小前提:ATM机中的款项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

结论:许霆犯了金融盗窃罪。

推理三:大前提:凡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小前提: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ATM机,数额特别巨大

结论:许霆应当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重新审理,多出了推理四。

推理四:大前提: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小前提:许霆案存在特殊情况,银行明显存在过错且违法程度和责任程度较轻,

结论: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

在两次审理中,法官均严格遵循了演绎三段论这一证明式推理与论证的模式。无论我们赞扬其坚持法治的原则,或贬斥其明哲保身和机械法治,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的确满足了一种严格限制于法律体制内部进行论证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许霆案最终以盗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非仅仅是无期徒刑和无罪的妥协,其得到相对多数民众认可和许霆本人的服从应该归功于演绎推理三段论的严格论证。

3.2 败也萧何――形式推理留下了法学界的迷失

许霆案爆发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在同一刑法的框架下,面对无可争议的事实,进行的演绎推理为何能有如此大的争议。形式推理是推理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推理有效的充分条件。形式推理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具体到许霆案而言,即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造成这个的原因诸如(1)语言自身的不确定性;(2)法律本身概括性所产生的模糊、间隙和隔阂;(3)法律的滞后性等。

为何推理四一开始并未出现,形式推理并没有给出答案。法定刑以下量刑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这项权力也未被轻易开启。对于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基层法院法官选择了“忽视”,他们倾向于在自己的权力内推理,因为这是最为安全的策略。正义如同一张普罗透斯的脸,因为个案变化无常。严谨形式推理无法将其刻画定型。悲观地讲,下级法院法官的最优且通常的决策只能是预测并实现上级法院法官的正义。

4 结语

形式推理,尤其是三段论本身对于我国法治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形式推理基于这种认定制定法律完整无缺、法律和事实严格对应、法官如同“自动售货机”的法治观念,来看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法律神话”。加之形式推理本身始终无法解决前提的真实性这一困扰。固然形式推理仍然有着诸多的缺陷,在疑难案件中,如何在法治统一和个案正义中实现平衡,我们需要实质推理。但有了缺陷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坚持形式推理的地位不动摇,对于我国这一成文法国家仍然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张传新.论法律推理[J].法律方法(第一卷),2002.

[3]李桂林,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陈金钊.推理与解释:寓于其中的法律思维[J].政法论丛,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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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摆脱法学类本科专业课程中以模拟法庭教学模式为主的传统角色模拟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通过学生扮演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法警等角色进行演练，使学生熟悉开庭、法庭调查程序；法庭调查中7种法定证据的各种举证和质证方法。在管理类本科专业法学课程中的角色模拟教学法主要是模拟商业管理情景的教学法，通过学生扮演商业管理者，如扮演股东、经理、员工等角色，以培养学生在商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法律风险意识，熟悉商业管理中的法律咨询、建议、决策的程序，评估诉讼与非诉讼处理方式对商业运营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依法维护利益，合法运营，实现良性法治运作。

（二）侧重于培养学生在商业管理活动中的自觉与自律的意识管理类本科专业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法律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不会自觉地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商业问题，更有甚者认为学习法律的目的在于如何运用法律打“球”，没有自律的意识。在角色模拟法的创新中，要通过设计、分析、研究和模拟的互动性，让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根据分配的角色，分析自觉与自律对于商业管理、经济发展的意义，实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效果。

二、角色模拟教学法创新的背景

角色模拟教学法在传统的法学教学实践中多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法，主要内容是模拟法庭的情境，设计法庭诉讼环节，采用法律职业人角色，撰写法律文书训练，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法学课程教学实践了。

（一）学情分析学情分析是教学方法设计的前提，是“因材施教”的具体适用。从年龄上看，管理类本科专业开设法学课程通常是在大学一年级至二年级展开。例如作为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的经济法是一般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上这门课。这个阶段的学生勇于探索，愿意积极参与有兴趣的教学活动，团队合作意识较强，但是不能摆脱高中的学习范式，处于学习渴望期与迷茫期，渴望学习新知识、新事物，但是不知从何处着眼、入手；从已有的知识结构看，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并没有充分的法理学、民法学基础知识储备，也没有管理类专业学科知识铺垫。学生如何学习法律知识，理解法学案例，十分陌生；从学习思维看，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接受的思维训练主要是管理系统思维训练，包括开放思维、求实思维、模糊性思维、发散多元性思维等，这与法学研究的逻辑思维有较大差异。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Lonl.Fuller）提出了法制八项原则，其中包括法律明确性原则、法律的非矛盾性原则、法律的一致性原则。他认为，违背其中的任何一条原则，不仅导致坏的法律制度，而且会导致一个根本不能称之为法律制度的东西。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不但是先天不足的，也缺乏前期的训练基础；从学习兴趣看，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于法学知识的兴趣一方面局限于对于社会热点案例的关注，缺乏系统深入学习分析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术语的抽象、法条的枯燥，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产生畏难情绪，对法学课程的学习出现抵触情绪。

（二）课程教学安排分析在课程安排上，由于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上，所以经济管理学院在开设经济法课程时都没有安排相应的基础课程，就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与《经济法》这两门课程，法律基础课因高校“两课”课程体系改革，被整合到思想品德修养课程中，作为其附属，法律内容少且授课学时锐减。通常开设在大学二年级的《经济法》需要在法理学与民法学等基础知识的积累上展开，内容涉及市场规范、宏观调控等部门法的知识，也需要在管理类专业知识的学习基础上展开。例如，国际贸易基础知识的学习是反倾销法的铺垫，但是就课程安排而言，在大学一年、二年级所开设的专业课程有限，法律基础知识授课环节薄弱，这导致角色模拟教学法的法学知识背景不足。

（三）人才培养目标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需要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在商业运营中理解、掌握和运用法律防范风险、处理纠纷是对经济管理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法学课堂传统的角色模拟教学法采用的是模拟法庭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师选择适当的真实案件，让学生分组模拟其中的当事人、公诉人、法官、辩护人、诉讼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角色参加法庭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标是为了学生将来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打下基础。显而易见，传统的法学课堂的模拟法庭无论是采用的角色，还是设计的情境都不是以商业化运营为背景空间，这种锻炼更适合对法律职业人的训练，培养法律职业的素养与精神，而与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差甚远，如若不以法律职业为学生就业目标，这种训练的意义就是值得商榷的。模拟法庭的照搬照用在管理类法学专业的教学训练中，更是不能直接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综上，角色模拟教学法的运用对象、适用的课程环境、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法学类专业的课程实践有显著的区别，它需要在管理类专业结合法学课程生存土壤与空间，重新施肥，引水灌溉，因地制宜地生长。

三、角色模拟教学法的创新运用

（一）运用商业情境的设定案例的选择多涉及到商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案例，应具有灵活性、客观性与现实性。例如，在讲授“法人”制度时，可以设计“如何选择自主创业经营形式”的情境，对比“法人”与其他经营形式的法律风险差异，理解法人独立性在商业风险运作中的价值，揭破公司面纱理论对于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意义。在学习“合同法”制度时，可以设计合同缔结、履行、解除的情境，模拟商务谈判的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法律知识对于消除商业风险、防患纠纷的意义，让学生理解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区别，权衡解决商业问题的路径。

（二）运用商业角色的设定设定的角色多采取商业活动的角色。例如，在“公司法”的学习中，可以选择股东、董事、经理等角色，而在“合同法”的学习中，可以选择公司的市场营销专员、采购部职员等角色。当事人的角色选取会使学生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法律在商业运营环节的不可或缺性，通过法律内容体系的训练，让学生体会日后身为雇员对自己、对雇主、对社会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与履行的法律责任。

（三）组织商业利益与法律原则融合的材料模拟的情境与角色虽然都是从商业角度出发，以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起点，但是在组织材料时，或者教师或者学生自行选取、编写材料，都不能忽视法律的结合度，材料如果能展示商业利益与法律诉求的冲突与矛盾，将是最好不过的。单纯的商业情境运作，而脱离法律的角度介入与思考，这种模拟就失去在法学课程教学训练的意义。所以，材料编写的侧重点在于凸显法律对于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以及经济发展对于法律的需求性。

（四）角色模拟表演在角色模拟表演中，参与表演的学生将自己假想为当事人，未参与表演的学生作为观察员，时刻观察、分析，并作出反馈，以激发参加表演学生的灵感和动力。教师作为角色模拟表演的指导者，自始至终调控表演的节奏、表演的方式与气氛。以缔结合同的磋商阶段为例：“演员”的表演首先是制定磋商的计划，研究合同条款，争议焦点，替代方案；其次，在谈判阶段，把握谈判的底线与分寸、目标与妥协点；最后，起草合同文件。在这个过程中，应考法律的要求，合同的效力如何，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定是什么等。“观察员”在场外要为“演员”谈判提供反馈的信息，着重指出争议的焦点，评价演员的表演方式和行为动机。指导教师应着重指导学生梳理材料的逻辑关系，引导学生将杂乱无章的事情分开讨论，寻求替代性方案解决问题。

（五）模拟评价评价是角色模拟之后的反馈、总结与提高的过程，“演员”可以评价表演的感受，分析推进方案的选择路径，“观察员”评价所看和所感受到的细节，围绕“法律”与“营利”追求的冲突，客观准确地描述其所看到的客观事实，其他人员可以向上述人员提问，或者发表建议，交流意见，进行探讨。指导教师的评价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法律在具体商业情境中折射的价值；二是评价学生是否将法律思考带入表演，并可以提出问题。例如，“如果不考虑法律制度与原则，会出现怎样的情形？”或者“考虑了法律制度与原则，带来了怎样的裨益？”促使学生反思法律对于经济发展的规范化与公平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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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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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适用，特别是司法适用理论，传统法学的观点是将形式逻辑三段论运用于法律适用中，即形成了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法条是大前提，特定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当小前提符合大前提的构成要件时，可以推出结论:对于特定案件事实应赋予该法条所规定的法律效果。由于法律三段论中判断特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大前提(法条)的构成要件时不可能像形式逻辑一样完全取决于逻辑推理关系，难以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判断等问题，因此，法学界对传统的法律三段论不断提出质疑。影响较大的质疑学说是1952年德国学者威尔威格(Viehweg)提出的彻底放弃法律三段论，用类观点学取而代之。但是德国主流学者还是主张适度改造完善传统的法律三段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即属于对传统法律三段论进行改造的集大成者。该书以完整的体系、精深的知识为法律的司法适用提供了一个详细精准、逻辑严密、可供遵循的思维路径和思维方式。首先，作为大前提的法条不会都是理想的完整法条，法条会存在不完全的问题，会存在矛盾之处，甚至有漏洞。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任何语言文字都需要解释才能适用。因此，在适用法条时，拉伦茨提出要进行法律解释，并在解释方法中提出了文意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等5种方法。

合理界定了这5种方法在适用上的逻辑关系和顺序。如果依上述解释仍然不能实现法律适用，或者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则需要在限制条件下进行法官造法活动。这种造法活动又细分为法律内的法的续造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其次，拉伦茨认为，确定小前提的过程就是确定案件事实并通过判断进行涵摄的过程。确定案件事实是一个陈述生活事实与评价其是否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双向交流、同步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事实陈述过程。法官需要在生活事实与相关法律条文之间进行循环往复的比照核对。这个循环过程是逐步递进的思考过程，它从案件事实开始启动，提出初步法条解释，再到对案件事实定事实与法条构成要件的核对，直至对案件得出法律答案为止。这个过程，拉伦茨称为理解的“循环结构”，海德格尔称为“诠释学上的循环”，法学家恩吉斯称为“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在这个确定适用法条的过程中，也即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条的过程中，法官除了逻辑思维外，还要涉及个人判断问题，其中包括价值判断，这就给了法官一个活动空间。拉伦茨认为，法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尽量减小法官的这种活动空间。最后，在法律推论中，拉伦茨提出，对特定案件事实赋予法律效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具体过程。特别是当法条中的法律效果规定得不十分确切时，在推断结论中，就需要法官结合技术知识及社会经验进行进一步的判断，从而才能得出具体的法律效果。

关于在民法中如何客观化“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过程，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提出，对于以请求权关系为内容的案件，适宜采用请求权方法并将该方法作为法律思维方式，从而在民法的大部分案件中具体应用了拉伦茨提出的“理解的循环结构”。同样，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结合个人所学及经历的体认过程，其中既有客观性成分，也有主观性因素。不同学识及经历的人，对于同一本书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所得。当然，作为法学方法论大家，拉伦茨书中所列内容十分庞杂深奥，需要我们认真体味其中的每一句话，并进行整体认知，才能全面掌握全书的真谛，掌握法学方法论的真谛。如果说该书还有需要质疑的地方，笔者认为是该书称为“法学”方法论是否范围过大。拉伦茨本身为民法学家，书中绝大多数例证也是以民法内容为例，书中的一些内容难以适用于刑法等公法领域。如在刑法领域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而严禁类推适用和法官造法。在私法领域中存在即使法无规定法官也必须对纠纷进行裁判的压力;但在刑法领域，不存在这种压力。从这个角度看，该书称为民法或者私法方法论更为适宜。建构一种法学统一的方法论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理解《法学方法论》的钥匙

由于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是我国台湾学者所译，译者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及书中的深奥内容给读者带来了一些困难。理清下面三个问题，将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该书。

(一)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该书书名“法学方法论”对于我们极易引起误会。我们通常将其误解为学习、研究法学的方法。但实际上，德国所谓的法学方法论具有特定的含义。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明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区别。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认识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认为法学方法包括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律生成、适用的方法。法学方法旨在探究法律的意义，追求法学的真理，而法律方法是成文法向判决的转换的方法。二是认为法律方法从广义上包括法学方法和狭义的法律方法。即法律方法包括立法、司法、从事法律研究与教育的方法。而从事法律研究与教育的方法称为法学方法。三是将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作为两个独立领域严格区分。法学方法是有关学术研究和探讨的方法，法律方法是有关应用法律的方法。概念的明晰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笔者较为认同根据传统习惯来将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严格区分为不同内涵的概念，并且互不统属。法学方法是如何研究法律的方法，涵摄的是主体如何认识法律的问题领域;法律方法是如何适用法律的方法，涵摄的是主体如何将法从规范变为现实的问题。在运用不同的法学方法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法哲学流派，在运用不同的法律方法中形成了不同的判决或法律问题的答案。前者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等，后者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补充等。由此可见，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法律如何在司法中予以适用的问题，即法律方法论。

(二)法教义学概念的含义在该书中，法教义学的概念多次出现。法教义学是德国法学中的一个本土特色概念，体现了欧陆法、尤其是德国法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且成为其必要组成部分。但“法教义学”概念在国内法学界并不多见。法教义学将法律文本当作神圣、权威的文本来解释其中的“意义”，包括三个方面:(1)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2)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3)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法教义学的逻辑前提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法律永远是正确的。法教义学的方法是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经过司法的推理活动，使法律更加周延、明确，从而满足司法对规则的需求。即便是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也是在系统内部论证，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她强调“现实问题的有解性”，不论一个案件是多么疑难或新颖，只要它是“法律的”，法教义学就必须给出一个“适当的”解答。

(三)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拉伦茨在书中运用了许多诠释学和哲学的术语并引用了这些领域中一些名家名言。这是其书显得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更高层级学科的位置上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些内容并进行研读，则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并对法学方法论这门知识有更加透彻的了解。法学归根到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具有事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很多涉及解释学。解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时期。它的文献解释体现在语文学中的发展，校、勘、学融为一体。第二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关于世俗文本解释的系统方法和神学解释学。第三阶段是近代，通过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解释学上升为哲学层次。第四阶段即是现代，由海德格尔开创，直至伽达默尔将其形成了系统的哲学解释学。解释学变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哲学。由此，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到方法论再到本体论的转变，从而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哲学基础。同样，解释哲学也是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再者，要读懂拉伦茨的书，必须对西方法学史特别是德国法学史有清晰的了解。罗马法传统和宗教对西方法律演进具有重要作用，阅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和《法律和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会对阅读其他西方经典法学著作有所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深刻体会萨维尼所说的:“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同样，也可以体认我国法学方法论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应的哲学和历史支撑，缺乏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借鉴与交流。

三、围绕法律思维对一些法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法学方法论》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在法律司法适用上为法官提供了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路径，借此实现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进而实现了法的公平正义理念;还在于其对法学中的基础问题如法学中的价值导向思考、法学在知识上的贡献等进行了探讨，从而会引起读者对法学自身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

(一)法学的概念我国法理学中法学概念在通说上采取了广义法学的概念。如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研究活动和认识成果的总称。……凡属于与法有关的问题和现象都在法学的研究范围内。”而拉伦茨在其书引论中即将法学定义为:“以特定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可见，拉伦茨采用的是狭义法学的概念，仅指现行法律规范。不同的法学定义将引发不同的法学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在立法，在有法可依。因此，法学主要关注的也是立法，为立法提供理论和制度准备。但是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学的主要任务应从注重立法论的研究转向注重解释论的研究，从注重为立法服务转变为注重为司法服务，需要我们研究如何在法律多元继受背景下，实现法律的体系化。因此，法学概念也应当从广义概念向狭义概念转变，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外批判性转向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内建设性批判，并注重以法教义学为己任。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关于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德国法学界发生过长期争论。针对1847年基尔希曼“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演讲中的名言“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拉伦茨在1966年做了“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的演讲，提及了法学的科学属性。他说:“科学是任何可以用理性加以检验的过程，这种过程借助于特定的、为其对象而发展出的思考方法，以求获得系统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请允许我做这样的设定，法学也是一门科学。”笔者以为，所谓“科学”的标准是强调其学科的客观独立、无涉价值评判，但这只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说的。其实，用的话说，科学只是一种方法。拉伦茨就是通过《法学方法论》提出在主观领域并且价值判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适用中如何将主观的价值判断的东西客观化和可评判化，从而对法律适用提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思路。这样，法学或者法教义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这是拉伦茨对于法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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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活在公众目光下的法官，是国家法律的化身，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和社会良知的象征。在英美法系，法官是“文化界的巨人”，“慈父般的人物”。有许多显赫的名字属于法官，如科克，马歇尔，霍尔姆斯，斯托里等等。而在我国，无论是包龙图怒铡陈世美、还是寇相爷开棺解悬案，曲曲赞歌都颂扬了我们中华民族那些早期“护法者”的明镜高悬、执法如山。

在公众评判的目光下，法官肩负着如此的责任和荣耀，他们的素质也应当是最高的。

在法官众多的品格中，我认为崇法应当是写在首位的。法律是法官的生命，法官是法律价值的实现者。法律之于法官并不是抽象和虚无的，它需要法官在具体运用法律中体现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法官对于法律的绝对忠实。西塞罗说，“法官只是说话的法律”，孟德期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虽然有些偏激，但却体现了法官应当绝对忠于法律。崇法是法官的精神和信念，在通往法治社会的阶梯上，法官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他具有公正的理念、独立的人格、超然的境界和强烈的社会良知。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崇法精神牢固地筑起“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知法是法官的本领和职责，它与公众意义上的知法是不同的，它的要求更加深化。在法律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官既要熟知国内法律，也要了解国际法，要拥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能准确“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演绎出最令人信服的判决，能把自己的视角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社会的大背景下灵活地认识法律，运用法律。法官的知识库，不仅仅是单一的法律知识库，可以说，一个好的法官，首先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他必须了解社会，洞察社会。“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起点和清醒，应该是法官所追求的。

守法是法官的品格和德行。正所谓，先正己，后才能正人。法官的“守法从一定意义上关系着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从浅层意义上说，守法要求法官的行为必须遵守和服从法律的规定，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不为私欲所动，敬法慎独；他们必须有很高的人格修养和生活品味，淡泊宁静，深居简出，从不为名利所累。而从深层次来说，守法意味着把遵守法律看成是一种信念。苏格拉底面对不公正的判决，他本可以采用赎买或逃跑的方法免于一死，可他认为，法律具有独立的权威，试图逃避法律的判决，就是违反契约协议和法律精神，作为公民，必须服从国家对他的约束，不能由个人来选择哪些法律应该服从，哪些法律不应当服从，所以，他宁愿为服从法律而死，也不愿导致国家的混乱。当然，在具体的生活中，每个人守法有他自己的动机与投机心理，我们不可能指望和苛刻每个具体的公民都达到这种境界，但守法精神的养成，对保证国家法治传统的形成非常重要。

而护法，则是法官的胆识与使命。法官护法的过程是实现法律价值的过程。柏拉图曾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任何法律的实施贯彻，都不可避免地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法官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要敢于和各种公然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法官不仅要矫正社会现实中的不公，而且还要扶平法律本身的瑕疵，以全面维护法律。英国法官丹宁说：“作为一个法官应当问自己，立法者当初碰巧发现了法律质地上的褶皱，他如何把他清除的?你是不是应该向立法者做的那样去做?”法官护法的过程是更好更完整地体现立法意志的过程。当发现法律有漏洞时，为了使正当的权益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法官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修复。

如果说法律是法官的生命的话，那么公正与效率则是法官的灵魂。法官在崇法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还应知法、守法、护法以守护自己的灵魂。民众期盼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廉洁的、效率的和文明的，这对一个真正有修养、有才能和有抱负的法官来说永远是一种动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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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法和形式。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认为法律条文是唯一的判案准则,要求法官的审判行为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适用原则,因此,在我国目前司法体系通用的法律推理形式是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即以法律规则为判案说理的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裁判结果。显然,这种法律推理形式使判案结论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适用中的非理性因素,更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规定在审判中能得到一贯的、严格的执行,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有明显成效。但是,法律推理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并不是机械的操作方式,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所说的,“即使在法律的原文约束力较强的场合,法律家也不可能像一架绞肉机,上面投入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面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着原滋原味”;还在于它并不限于前文所述的形式推理。在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法官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实质推理进行裁判。

一、实质法律推理的内涵及其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范围

我们应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与普遍性、成文法的滞后性与保守性、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案件事实的复杂性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一些问题往往用形式推理的方式难以解决。例如,当案件事实即可适用此规则又可适用彼规则,或两个规则都不可完全适用,并且这些都可适用或都不可完全适用的规则间又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就可以而且必须在法定框架内从公平、正义出发,根据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的价值理由和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而进行价值评价或在相互冲突而又都有一定道理的利益间进行实质权衡推理,这就是实质法律推理。这种推理主要是法官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按合法性和正当性原则进行价值评价或者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的推理。举个实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众所周知的“医生秘密摘取尸体眼珠案”中,该医生的行为已经具备了“非法盗窃、侮辱尸体罪”的形式要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器官移植是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的,在相关法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医生出于解决患者痛苦以及推动该项事业发展的动机,做出了秘密摘取尸体眼珠的行为,它虽然不合法,但绝不是刑法所要惩罚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该医生判罪处罚,既符合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理念,也符合立法目的与立法价值取向中的合理成分。关于实质推理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范围,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曾列举如下几种情况:

(1)法律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2)法律规范本身相互抵触或矛盾;

(3)某一法律规范用于一个具体案件明显又失公正。

有学者认为上述列举的适用情况不过全面,指出法律实质推理的适用大体包括如下几种情况:

(1)出现“法律空隙”;

(2)法律规范的涵义含混不清;

(3)法律规范相互抵触;

(4)面临“合法”与“合理”相悖的困境;

(5)法律条款包含了多种可能的处理规定。

实际上,归纳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案件面临着“合法”与“合理”相冲突的矛盾,当严格适用法律条文会导致不公正的困境时,在选择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是既要考虑相关的法律规定,也要从社会整体利益,从普遍道德准则出发,加以权衡,选择好大前提,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或立法意图的裁判结论;二是当法律自身存在冲突时,需要法官依据法律规则、立法精神,甚至是法理,进行辩证推理,从中选择正确的判案依据。例如,当民事审判无法可依时(当然不包括刑事审判),法官有时也需要依据公理来推理选择,而公理在我国主要来源于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正义观念及党的政策等。正是因为以上特点,实质法律推理有可能成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实现社会公正,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

二、实质法律推理的类型

对于实质法律推理的类型具体又哪几种,没有过一致的意见。波斯纳就说过,法律推理就是一个“杂货袋”。罗素干脆把超出演绎逻辑之外的“永远只带有概然性的推理”称为“实质性推”。笔者认为,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进行实质推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的逻辑形式是A1是B1,A2是B2,A3是B3……,所以一切A都是B。由于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它通过具体的个案,证明某种普通性的东西,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它在判例法体系的国家里被广泛使用。事实上,在有些情形中,法官会发现没有任何法规或其他既定规则可以指导其审判工作,但他也许能够从对一系列早期判例与判例价值所进行的比较推论出有关的规则或原则。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它把夫妻感情已破裂这一判决离婚的法定界限具体化为14条意见,凡符合其中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这14条意见中,有一些就是通过运用归纳推理概括司法实践中的成功判例的出的。这时候,归纳推理的逻辑形式就可表达为:A1案件被成B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A2案件被判成B也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因此所有A类型的案件被判成B都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

(二)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的思维原理是:把两个(或两类)事物进行对比,并根据他们的某些属性相同,而推测出他们的另一属性可能相同的结论。用逻辑形式表述为:

A与B都具有属性a、b、c,A还有一个另一个属性d,所以B也可能具有属性d。由于类比推理的形式具有双重性,是近乎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相结合的一种推理形式,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法无明文规定,即出现法律漏洞时,法官就会先通过归纳总结,寻求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来进行漏洞补充,再运用演绎推理将案件事实涵盖于法律规则之下得出判案的结论。此时,类比推理的逻辑形式就可表达为:M法律要件有P法律效果(大前提),S于M法律要件类似(小前提),故S也有P法律效果,因此M应当作为案件适用的法律(结论)。

(三)当然推理

当然推理,指某些事实虽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与有法律规定的事实相比,更有适用该法律规范的必要。这种推理亦即法律中所谓的“举重明轻、举轻明重”。如,公园禁止折花,而禁止伐木摘果,自不待言;禁止牛马通行,则较牛马更大的象,更不待论。当然,当然推理,首先要认真考察立法者的目的。例如:我国《刑法》第170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作、贩书、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显然,法律条文中没有关于制作、贩秽影片的明文规定,但依立法者的意图看,制作、贩秽影片较之前者,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更属禁止之列。法官运用当然推理时还会受其本人价值观念、情感因素以及周边环境等的影响。

(四)直觉推理

当法官凭自己具备的知识和经验对案件的结论作出自觉或情绪的判断(司法感知),然后回溯到选中的法律条文并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解释该条文,为预先感知和判断得出的结论“给出理由”,或者说检验此判断是否正确。在能够给出理由或者认为判断正确的情况下,将该法条作为下一步司法推理的大前提,否则就予以排除。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直觉推理的过程,它是一种经验方法的法律推理。直觉推理的逻辑形式可以表述为:如果直觉是M,那么,在能够给出理由时M就是真的,反之M就是假的。这里,推理的作用就在于为下一步的司法推理提供大前提或者排除其作为大前提(当M为真实时为大前提,当M为假时不是大前提);它的特殊性在于不能单独而要与其他解释或推理方法配套使用;它的价值在于提高法律推理的效率,即在凭直觉迅速选定相关发条后,通过对发条的直接解释或推理解释,为这个选择提供理由或为否定这个选择进行论证。

三、正确运用实质法律推理,进一步实现和促进司法公正

所谓司法公正,是指法官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运用法律公正地解决诉讼所涉争议事项,并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起公正的形象。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灵魂和归宿,不求公正的司法,毫无实际的意义;损害公正的司法,其危害不亚于违法犯罪行为者本身。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是司法主体最起码的伦理要求,更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做到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其他任何形式的公正就不再有保障,人们的合理预期就无法得到实现,公众则会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进而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政局的不稳定。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证明,正确运用实质法律推理,能进一步实现和促进司法公正,这是由法实质推理的性质决定的。

(一)实质法律推理是一种论证性思维活动,具有理性特征,有可能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实质法律推理不仅为各法律领域和法律部门中实际的法律论证提供了法理学的抽象基础即一般理性思维方法,而且还为审判提供了目的性标准,使诉讼成为一种理性的(而不是专断的、情感的)、辩论(而不是默想的)思维活动。至于作为司法推理直接成果的判决结论,则可以将其视为建立在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基础上的理性产品。无论是利用直接理由还是最终理由,实质法律推理的结论都要创造出新的法律理由。其中,运用直接理由的司法推理创造出适合于个案的特殊法律理由,应用最终理由的司法推理则创造出新的法律原理或包含新的法律原理的判例。从评价的角度看,不同的法律理由依正当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程度而具有不同的份量。当出现若干法律理由时,需要根据它们的份量作出取舍。也就是说,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应当为其裁判结果提供充分的理由,这个理由不仅表现为论证本身能够自圆其说,而且其说理本身也要在裁判中得到最大化的体现。换句话说,实质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论证裁判结果,在多种利益相冲突时,法官要寻求最大权益的合法化,或者说要追求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四个效果最大限度的和谐统一,这就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才能使人们接受其裁判结果。而在以上四个效果中,法律效果体现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体现的是法律的外在价值,一个好的裁判应当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和谐统一。法官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只有通过实践推理中的论证说理才能检验案情事实归纳得是否正确,才能说服当事人、人、辩护人和社会公众接受法官的观点。例如,审理案件时,在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发生矛盾难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证据规则规定的原则精神,从举证责任的归属入手,评价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是否尽到了充分提供证据的责任义务,如果该当事人没有充分行使举证的责任,则应当由其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由于“无罪推定”和行政机关必须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特殊性,除非巨额财产和行政侵权赔偿案件,一般不能采取优势证据原则。但在民事诉讼案中,如果对方当事人的反驳也构成一种主张或由于其他原因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举证责任,则应当根据优势证据原则作出价值评判。

(二)实质法律推理是一种有目的活动,具有实践性的特征,有可能成为实现司法专横的手段。之所以说实质法律推理是有目的的实质活动,这是因为:

第一,它涉及人的行为,事关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它涉及行为目标,需要推理主体在多种行为决定方案之中择定达致目标的最佳方案。其直接目标就是依据有实践信息明确争端双方的权利义务,间接目标则可能是解决纠纷,也可能是维护个人权利、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等。

第三,它本质上是一种行为选择,而行为选择的灵魂则是价值与目标判断。无论是法律漏洞的填补、规则歧义的消除、抽象规则的具体化还是推理的后果评价,都需要推理主体借助于价值论和目的论评价在多种可替代性的规则解释方案中作出选择。

以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为核心的行为选择之所以不会成为法官的个人专断,法官之所以不被认为是纯粹的强力机构,人们之所以在对它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期待,就是因为法官群体大体上受到实践理论的约束,以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来作为法律推理的证据,克服情绪化的因素对法律推理的影响是实质法律推理过程与结论大体上具备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实质法律推理作为法律职业者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活动。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推理活动,“既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过程。说它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指任何行为的选择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行为最终都必须与他人发生关联,都必须接受一定的社会评价:说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是因为行为的选择最终是由行为者自己做出的,根本上取决于对自身行为目的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法官个人行为目的的达成,离不开主体间最低程度的合作,社会评价也对实质法律推理构成了重要限制与约束,即使是以国家政治权利为依托的法院也不能置当事各方的评价于不顾而一意孤行。在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总是寻求尽量减少被视为专断和非理性的意志的干扰。比利时哲学家佩雷尔曼提出:“实质法律推理不是一种形式的阐释。而是一个旨在劝说和说服那些它所面者们的论辩,即这样一个选择、决定或态度是当前合适的选择、决定和态度。根据决定所据以作出的领域,在实践性论辩所给出的理由,‘好的’理由,可以是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对法官来说,它们实质上法律的因为他的推理必须表明决定符合他有责任适用的法律。“法官的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推理的方法,依照法律制度努力促进的价值,使法律的精神与文字协调一致。”

(三)实质法律推理是寻求价值衡平活动,具有正当性的特征,这是有可能成为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法官进行实质法律推理时应当考虑到社会正义,公共福祉,公序良俗等价值取向,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社会安定与稳妥的需要,兼顾社会的公正要求和道义原则,最终在相互矛盾的规定和推论中作出选择和决断。在法学领域,因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其内容为对人的行为的要求、禁止和允许,所以法律推理的核心主要是为行为规范或人的行为是否正确或妥当提供正当理由。法律推理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规则的正确含义及其有效性即是否正当的问题,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正当的问题,当事人是否拥有权利、是否应负法律责任等问题。美国新自然法学家德沃金认为,法律的正当性的主要来源是法律的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包含两个原则,即立法的整体原则和审判的整体性原则。它要求法律“尽可能把社会的公共标准制定和理解看作是以正确的叙述去表述一个正义和公平的首尾一致的体系。”当然,德沃金的“整体性”概念的内涵十分深刻,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的一致性,但是它确以法律的一致性为基本条件。而实质法律推理的目的是寻求价值衡平,是为了解决因法律规定或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引起的疑难问题,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一致的理由。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实质法律推理必须对多种因素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往往综合运用演绎、归纳和类比等推理方法,并通过多样化的推理规则获取符合法律和事实辨证发展规律的正当性结论。

法律推理通过对正当理由的探索,“有助于巩固社会组织制度所需的智力内部结构,在此制度内争论表现为论证和反论证,而不是使用暴力的威胁。”通过法律推理,对判决结果给予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法治型法律制度的一种强制性要求。法治社会的审判合法性或正义判决的要求,使审判人员在将法律条文、事实材料和判决结论三者结合起来的过程中,负有为判决结论提供理(法律理由或正当理由)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司法人员如果逃避这种法律推理的义务,就会导致草菅人权和司法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推理就是“说理”,法制发展史就是用法律推理代替刑讯逼供和擅断的历史。

(四)实质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逻辑方法,具有职业化的特征,这是有可能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司法腐败”是当前司法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抑制乃至消除“司法腐败”?人大监督、“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督导员制”、“审判纪律处分”等都是一些有益的方法。但是,怎么样将上述方法与司法独立协调起来,如何避免对法官这种特殊职业群体行业的行政化管理,则是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复杂问题。法治社会的实现要通过法律职业者的职业化努力。通过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法律教育、法律职业者运用共同的法律语言、法律思维、形成一种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理性思维方式,这对在法律职业内部弘扬正气、公正司法、公正执业,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法律推理是制作具有约束作用的判例体系的理论武器,而通过先例约束法院和法官,使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判例的约束,上级法院受自己判例的约束,就是在司法职业内部建立了一种自律机制,这是在制度上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法官队伍职业化,是法官独立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要真正实现法官独立或职业化,不仅要有适合于法官职业化的司法制度模式,而且还要有适合于法官职业化的法律思维模式。

当前,在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在司法特别是法院、法官没有真正实现独立的状况下,我们强调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用法律推理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推理作为法律思维方式或方法,具有规范性、确定性、一致性等性质,它不仅规制了法官的思维路径,即从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合乎逻辑地作出判断的结论,而且也制约着法官的审判行为(对于法官及其他司法主体来说是如此)。在司法过程中,司法主体通过法律推理活动完成司法任务,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实质法律推理是在法治社会生活里由于常用的形式推理有着其固定的局限性,而能满足公正司法的需要时,才应用的辨证方法,其目的在于在一定框架内寻找和确认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根据,这无疑是弥补制定法的漏洞,推动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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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时候必然要与许多其他学科共同遵守某些运行规则，同时彼此制约，彼此促进。在法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法学教学不但要注重对本学科具体知识的传授，还需要加强学生对交叉学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广泛学习。

一、文学与法律

文学，一般是指以语言文字对社会客观现实进行形象化表现的一门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包括搭建在文学作品基础之上并具有特定文学功能的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文学作品通过塑造形象，真实、具体、典型地再现社会生活，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集中、形象化的反映。法律主要指有权机关合法制定的成文法，但又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在特定阶段或一定范围内实际具备“法律”功能的文件、原则和规范，如民间的习惯法在民事法领域是民法渊源之一。法律是一种“他律”，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其严密的逻辑性、语言的学术化、思维的明晰性等，成为法律条文构成的显著特征。

相对于经济基础，法律和文学作品皆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律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文学是一个人文的世界。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基本价值均是通过揭示人性来实现的，而现代法治型的法律也是把人作为表现的逻辑起点，以其内在固有的价值观念熏陶人、教育人。[1]文学与法律有着复杂的关系，文学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法律现象。从文学视角认识法律，能够使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从法律视角研究文学作品能够较好地发掘出作品更深层次的内涵，而其更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可以对涉及法律的诸多现象进行一定的还原，引用涉法文学对法律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比较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犯罪心理学的教学有很大帮助。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的特征，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具有法学学科所不具有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用文学的方式来彰显的法律正义比以法学的形式来表现更容易让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法律作为文学作品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通过对广义上的法律解释来完成法律的任务。文学作品属于具象逻辑思维，不同的正义观念都能得到表达：每个角色通过沟通和对话阐释自己对公平的主张，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不仅仅是法官一个人的表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伸张法律正义的目的。

法律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道德、宗教、历史、心理、美学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从而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描写天地和丰富的素材。文学中的法律传达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法律的全面认识和反映，涉及到法律中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执行等诸多内容。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对法律的回应普遍存在。翻开《史记》，不难发现，作品中涉及到很多法律内容，如《陈涉世家》提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己失期――失期，法皆斩”，此段文字反映了秦朝刑事法方面的规定。又如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八卷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一起典型的民事和刑事结合的案件，反映了我国古代司法审判的重“人情”轻“法理”的特点。[2]从法律的视角对涉法文学进行阐释，才能发掘其丰富内涵，如冯象的《木腿正义》、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和余宗其的《鲁迅与法律》都对此作了积极的探索。

二、文学作品的运用对法学教学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通常是指在教学中结合法学课程的内容，将文学作品中与法律相关的内容运用到法学教学中，让法律知识与原理同文学作品相互关照，实现较好的教育效果。在当前要求提高法学教育的实效、推进法学教育的转型这一背景下，法学的教学方法是其主要突破点，而将文学作品引入法学教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现实认知、熏陶其人文品格

现代社会变革促使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当下人文精神的日渐衰落和价值关怀的日渐势微。文学关注人，法律同样关注人。文学是人学，法学也是人学，文学要尊重人性，法学也要尊重人性。不尊重人性的文学作品，其生命力不能长久，同样，不尊重人性的法律，是一种不符合自然法则的强行法，即使勉强制定出来，也难以推行。即使短期内得以推行，其后遗症也迟早会显现出来。文学对正义的崇尚，对邪恶的鞭挞，这点和法律精神相通。[3]法学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也是人文教育，法律人应当具备人文素养。文学作品张扬人的自由与人性的尊严，一般都展现着人文关怀，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阐释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可以使学生潜在地加深对人性的理解，树立未来法律人深厚的人文关怀情怀。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拓宽思维视野

在法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恰当地运用文学作品较为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可以在生动、轻松的氛围之中增强其理解能力、培养丰富的想象能力，以此更好地掌握法学知识，避免讲授式教学极可能出现的沉闷、乏味氛围。此外，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法律现象有可能会极大地超出书本理论知识的范围，这比较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独立性、发散性、批判性等法律思维方式，增强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能力。

（三）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单纯的法律条文、法律理论的学习比较枯燥乏味，法律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纯理论性教学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文学作品中存在较多地描述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如《水浒传》中重要人物之一林冲，他的经历足以说明宋朝刺配刑等刑罚使用的有关情况，《西游记》中的“倒换通关文碟”无疑与今天的出国“签证”相类似。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善于发掘文学作品中所涉及法律知识的情节，并对其展开一定的分析，用通俗的语言引导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因此，将“法律与文学”相结合，对文学作品进行法律阐释起到的课堂效果，是单一的法律规则教育所无法相比的。

三、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举不胜举，虽然许多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法学教育价值，但法学与文学毕竟是不同学科，其思维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不同之处。因此，文学作品的运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均能够运用到法学教育教学中，当然也不是每个法学知识点都需要借助文学作品来进行学习。具体来讲，在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运用文学作品要适时

“适时”就是引用文学作品时要注意把握时机，按照教学内容，需要引用时才相应地进行引用。在法学教学中引用文学作品需要服务于教学目的，具体来讲，是重点分析，并以此过滤出作品中所包含的法律信息，而不是进行艺术赏析。因此，如何选择文学作品至为重要，对此，主要是要注重作品与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应本着“源于教材，服务于教材”的原则适时引用。[4]此外，选取文学作品还应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能力等，引用作品不能太艰深、太生涩。尽量选择富有艺术魅力、学生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为此，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熟悉相关文学作品的内容，并有效地收集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了解作品的法学价值。

（二）运用文学作品要适当

所谓“适当”，通常是指需要注意运用的准确性，即所引用的文学作品应对理解教材内容的内接可以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让学生可以较为直观地进行理解。文学作品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不是实际生活的真实，通常是对生活的提炼，因而，作品中的法律生活和真实的法律现实存在着一定距离。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文学素养，在广泛阅读有关史料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比较，对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极易产生误导的作品不宜进行引用。

（三）运用文学作品要适度

“适度”，是指引用的文学作品应少而精。对文学作品的展示、分析、讲解等占用的课堂时间不宜过长，引用的内容应符合教学内容，不应太多，不要较多地去追求趣味性、迎合学生的好奇心，不能冲淡了教学重点，应尽量控制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详略得当。[5]因此，文法结合是教学手段，而不是教学目的，不能为了极力追求教学的生动效应而喧宾夺主，影响主要教学目标的实现，甚至将法学课上成文学鉴赏课或文学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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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课的特点是，在法学教育的第一学期就开始开课，往往涉及一些抽象的概念、理论制度，容易使初学者一头雾水，茫然不知，造成学习的困难，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障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好初学者的心理疏导，将抽象的字眼以朴实、贴近生活的案例来进一步阐述、解释。在讲授知识过程中，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方法

(一)讲授教学法

它是我国教育历史上最悠久的，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之一。它以某个主题为切入点，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口头讲授，包括讲解、讲述、讲演等三种方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三种方式常常混合、交替使用，对于法学学理制度的介绍能更加系统化，使初学者构建起完整的知识结构。法学理论课的教师在使用讲授教学法时，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讲授法最忌讳反对知识的泛泛讲授，教师在备课期间应整理法理学知识点，列出讲授的重点、难点知识和基本范畴。将重点难点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而对于一般自学既可以理解的内容交给学生课堂或者课下自修，这样也更加符合大学学习的规律。如，法理学的内容可分两部分:法的内在方面和法的外在方面。前者侧重研究法的内部组成要素、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法的运行机制等，由于它更具有法理学学科的独立特质，因而是教师讲授的重点;而后者侧重研究各种法律活动的社会效果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区别和相互作用，教师则应少讲，由学生自学。而法制史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应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将历史故事、社会形态、社会背景融入课堂的介绍，让学生能够体会到古代法和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其次，采取多渠道提供信息、提出推论而不给出结论等方式，鼓励学生多角度审视、思考问题。讲授教学法如使用不当，就会产生“满堂灌”、“照本宣科”的不利后果，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无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通过推荐课后阅读资料、介绍前沿理论知识、社会热点等形式多渠道地向学生提供信息，在讲授中适当设置问题情境，鼓励学生积极听讲和参与教学活动。最后，教师讲授时的声音要清晰，抑扬顿挫，富有情感，切忌语气平淡。讲授的速度要适当，留给学生做笔记的时间。若语速过快，学生缺少思考的时间，不利于对知识的理解消化;过慢，则容易分散注意力，将影响教学效果。

(二)辩论教学法

辩论教学法是教师、学生以某一具体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使学生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在与他的学生对话或讲课时，就总是扮演“魔鬼辩护士”的角色，不断地向学生提出各种假设性的问题，让学生处于必须主动扩大且深入思考的位置。在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孟子都运用了辩论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树国之栋梁。辩论教学法训练的是学生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迅捷的应变能力，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有些院校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辩论实训课程，以训练法律辩论的思维模式，从我校教学过程中考察，法律论辩课程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很多学生都愿意积极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大为增加。辩论教学法可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也可以仅在学生之间进行，但前提是要求教师要给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提前1～2堂课之前就布置辩题，否则学生准备不足，使辩论无法进行，导致此方法失去教学意义。但在法理学课程中使用辩论教学法时，也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辩题准确。选择辩题时要和所学的知识紧密结合，可以是综合性的跨学科的辩题，辩题应具备可辩论性，不能是非此即彼的辩题，最好能具有一定的弹性，使学生在准备辩题时既能掌握实然法，即现有的法律规范，又能从应然法的角度去思考未来法律的走向。其次，教师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学生准备辩题的期间应引导学生向预计的方向准备，同时为学生创造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外，在辩论阶段，教师应掌握好辩论的节奏和氛围，围绕法学知识进行辩论，对于学生过于偏激的思维要及时予以矫正，从而建立自己的法律逻辑思维。最后，辩论结束，教师要进行总结、点评。点评要客观、中肯，指出优势和不足。

(三)设疑开拓法

费尔巴哈有句名言，新知识“是从怀疑中产生，与怀疑一道形成的”。疑是争之因，是思之始，学之端。疑是深入探究知识的起点，有疑才能产生认知冲突，造成强烈的求知欲望，才能有学习的自觉性、创造性。此法在法学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但设疑法要求教师应在适当的时机、以合理的逻辑关系来设置能展开思考的问题，尽量避免自问自答，设计好问题后，应留有适当的时间思考，并允许学生查找手头的资料，如法律条文、法学书籍等。当然，对于学生实在无从回答的问题，教师也不应立即公布答案，应先予以引导，从法律关系入手，或从请求权入手等，教会学生法律思维方法，甚至将思考的时间延长到下次课。因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此法在教学中不易过于频繁的使用。

二、实体法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分析

(一)发散思维训练法

用讨论法训练学生思维的流畅性。思维的流畅性是指产生大量意念的能力，即反应迅速而众多，思维畅通少阻，灵敏迅速，能在短时间表达较多的概念。只要不离开问题，发散量越大越好，这是发散思维的指标。叶圣陶曾指出，阅读方法“最要紧的还是多比较、多归纳”。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善于总结、归纳、比较能在较短的时间掌握更加准确的法律知识，知识的学习切记死记硬背，知识点之间应融会贯通，如民法的物权与债权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刑法中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差异性等，通过图表、列图等方式将知识点形象化、具体化，便于知识的掌握，做到知识掌握的整体性、系统性。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法是国外较为流行的教学方式，尤其是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课程，几乎全是案例分析。案例法是依照法律工作中立案办法把教学内容编成案例形式来进行教学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案例法变注重知识为注重能力，变单向信息传递为双向交流，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因而受到世界各地教育部门的普遍欢迎。表面上，法学专业的学生学习的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但并非如此，教师更应当教会学生学习法律的方法，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判例来掌握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掌握法的本旨，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立法的目的，找到现行立法的不足。在实体法教学中，案例法最为常用，但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案例要精准。案例要与所授课程内容吻合;尽量选择“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的真实判例，这种判例往往具有权威性、代表性，从中也会考察出法律的变化方向，很多都是社会的热点或法律难点。切记随意编写案例，既丧失真实性，又很难具有代表性。其次，案例教学法不是传统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模式是:案例———理论———案例，案例既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研究、讨论案例需要运用理论知识，而运用理论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案例;而传统的举例说明的教学模式是:理论———案例———理论，理论既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案例起到了掌握理论的媒介作用，掌握理论需要分析案例，案例分析是为了掌握理论。再次，案例选择上，不能过多，一两个即可。同样，教师应掌握辩论的节奏和方向，避免学生出现过于偏激的言论，做到教书、育人两不误。当然，同一案例，在不同的法律指引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论，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不能丧失对法律的公正性的判断力。

三、在程序法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分析

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必须利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处所，为学生提供经常性的实习场所，按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定期固定的各项法律业务的专业实习，即学生在法律援助中心、法律事务所进行义务法律咨询，在校外实习基地法院、检察院参加具体办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有亲自处理各种法律事务的机会，使学生既增强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又锻炼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在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增加实践性课程的比重。

(一)双师制教学法

“双师制”是指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学校要配置本校的教师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同时尽量聘请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作为学生的实践指导教师。法学知识的掌握、法律人的专业素养、实践操作能力、逻辑思维的训练，仅仅靠课堂的三尺讲台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将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可以将法官、检查官“请进”校园，定期开展社会热点案例的介绍、实践操作技能的讲座，同时要把学生“送进”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通过旁听真实案件审理、到各个部门实习，使抽象的法律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便于对知识的灵活掌握和运用，增强实践操作能力，避免“学”与“用”的脱节。

(二)多媒体教学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已成为当今教学领域的热点。很多院校也都开展了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是以各种电教媒体如:计算机、电视、录像、投影、幻灯等为标志，以传统的教学媒体如:黑板、挂图、实验、模型等为基础的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因信息容量大，生动形象，调用方便自如，图文并茂，效率高，教学效果好等优点，被高校学生和教师普遍接受，但由于设施条件有限，还无法做到普及化。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法时，应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掌握多种手段，不能仅仅将授课大纲写在课件中，应该将授课需要的案例，甚至是一段与教学有关的新闻、法学界争议的热点问题以视频或音频的方式做入课件中，对于重点、难点知识应用不同颜色的字体表示，课件制作要统一化，标准化。当然多媒体教学是教学手段，教师和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所以不能以课件完全替代教师的作用。其次，要正确选择与教学内容匹配的多媒体技术，实现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克服形式和内容“两层皮”的倾向。

(三)模拟法庭实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