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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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生　法律关系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

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

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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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学生；法律关系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校与用人企业针对社会和市场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理论、实践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一种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它类似德国的“双元制”模式。

一、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

在分析“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学校和企业的法律关系前，我们有必要先分析高等学校与在校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究竟如何，学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该观点下又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学者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只是一种内部管理行为，区别于行政法上的对外管理行为，所以学校不是一个行政主体，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只能是民事纠纷；也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依法治教”的法治主义原则下，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非权力关系的教育契约关系 。二是认为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学校是教育者， 是组织、实施教育教学的管理者，学生是受教育者， 是被管理的对象。高校依据法律授权对受教育者进行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授予学位等具体行政管理行为时， 与学生之间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是高校以行使由法律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权力为内容、以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和公共教育产品为目的而形成的“特别权力关系” 。三是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法律关系，部分是民事法律关系，部分是行政法律关系 。在该观点下，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这方面的表现有，高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或接受国家委托，代表国家对学生的有关事项进行管理；另一方面，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因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已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教育服务合同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应的。有的学者认为：学校承担着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而且这种由教育保护义务产生的监管责任直接针对的是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属于民事权利，所以学生与学校因此类纠纷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而当学生与学校之间因学校行使行政职权而产生纠纷时，此类纠纷即属于行政纠纷，学生与学校之间便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

在以上观点中，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法律关系，部分是民事法律关系，部分是行政法律关系。

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宏观分析

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订单”班招生时产生，继而在学校的具体教育管理中得到发展，并最后在学生毕业时消灭。在这一期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既有民事法律法律关系部分，又有行政法律关系部分。以下笔者将选择在“订单班”招生和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中形成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另外，学校对学生除了教育管理外，还有教育保护行为，但对后者的性质学界已有通说，即认为在教育保护行为中发生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没有再分析价值，所以不在笔者讨论范围。

根据大部分高职学院的实践，目前，“订单”班招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学校制作“订单”班招生简章，面向广大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学生若感兴趣，即可向学校报名，学校和企业再经过初步的选拔，选出优秀的学生组成“订单”班；二是在本校老生中间进行宣传，学生自愿报名，学校和企业对报名学生进行选拔，选出优秀的学生组成“订单”班。

首先分析“订单”班的第一种招生形式。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目前我国高校有3种招生形式：一是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分工合作；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高校高度自主；三是高校招生进行市场化运作。第一种形式主要有经过全国统一考试的本（专）科生招生、成人教育招生以及硕士研究生招生，由于全国统一考试是由政府控制的，包括制定招生来源计划、组织报名、身体检查、考试及录取方面，都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学校虽然享有一定自主权如决定考生录取与否及所录取的专业，但主要还是执行行政部门的意志，所以，这种形式的招生是一种公共行政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高等学校分别就其负责的事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根据该学者的观点，高职院校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招收“订单”班学生的行为当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学校与学生在招生过程中发生的法律关系当然就是行政法律关系。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虽然学校只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不是行政机关，但根据《教育法》第28条授权，学校享有招收学生的权力，所以，学校招收学生的行为应该是一种行政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也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

其次分析“订单”班的第二种招生形式。在这种招生形式中，学校和学生是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而存在的，学校进行“订单班”的宣传，学生自愿报名，然后再由学校和企业进行选拔，在这一过程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没有一种上下之间的管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选择和被选择关系，学生选择“订单”班，然后学校再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择学生，双方的行为都是其意思自治的结果。所以，在这种形式的招生过程中，学校与学生发生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校和学生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

上述是对“订单”班招生过程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作出的分析，那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呢？。学校对学生教育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学籍管理，包括：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专业与转学、休学与复学、退学、考勤与纪律、奖励与处分、学历确认与学位授予、毕业 。对于该部分的法律关系性质，笔者认为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首先，虽然学校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但根据《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学校享有招收学生、 教育教学、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力，所以根据这些法律的授权，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是一个合格的行政主体。其次，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是一种外部管理行为，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有学者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是内部管理行为，带有勤务性质，不是行政职权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是公共行政，是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笔者不赞同该观点，因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在本质上是代表国家对学生进行教育，学校承担的是一种国家的教育责任，是一种公法意义上的责任，学校的教育管理行为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的管理行为，是公法意义上的管理行为，也就是是行政管理行为。所以，笔者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是行政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

三、“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具体分析

上文已经指出学校与学生之间既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并且对每部分法律关系的内容作了初步的说明，是一个宏观的分析。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两种法律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指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属于哪种民事法律关系或哪种行政法律关系。

首先分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上文已经提到，在第二种形式的“订单”班招生过程中发生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由于在该招生过程中，学校和学生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其结果完全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所以可以从合同的角度理解这一形式的招生过程。首先，由学校进行“订单”班的宣传，发动和鼓励学生报名参加“订单”班，这一行为可视为合同上的要约邀请；其次，学生向学校报名参加“订单”班，这一行为可视为合同上的要约，即学生向学校表明其有意参加“订单”班，等待学校答复；最后，学校经过选拔，招收了部分学生组成“订单”班，并签订合同进行确认。该行为可视为合同上的承诺，即学校接受了这部分学生的要约，从而形成合同关系。所以，笔者认为，这一部分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民事合同关系。至于该合同的具体性质，可借鉴国外的有关理论，称为教育合同，也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就特殊的教育为客体签订的合同，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负有提供教育的义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第二种形式的“订单”班招生过程中发生的法律关系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其合同的性质是教育合同。

其次分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该部分法律关系存在于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种形式的“订单”班招生，二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首先分析在第一种形式的“订单”班招生过程中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学校在该过程中的主要职权有录取、对录取学生进行登记、发给学生证等，由于学校的这些行政行为主要是对学生资格的确认，所以应当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确认行为。所谓行政确认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所以，学校在招生过程中的录取、登记等行为，也就是学校作为被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对学生（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一种确认。其次分析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包括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专业与转学、休学与复学、退学、考勤与纪律、奖励与处分、学历确认与学位授予、毕业等事项，其内容十分丰富，可能存在多种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奖励是属于行政奖励行为，处分是行政处罚行为，其他事项包括入学、注册、学历确认与学位授予等是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主要是对学生法律地位的一种确认。

综上所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其合同的性质是教育合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包括三种，即行政确认关系、行政奖励关系和行政处罚关系。

参考文献：

[1] 褚宏启.论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3（20）

[2] 赵学云.学生与学校纠纷的法律关系及其权利救济机制[J].东北师范大学报，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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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理论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比较统一的观点大概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综合性的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契约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我比较赞同综合性法律关系的观点,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不同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内部管理关系等。

(一)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由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享有行政权并有权行使行政权,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但权利义务不对等,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

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原本不享有行政权力,但在实际运行中,为了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地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有关法律法规授权高校享有一定的行政权,这类法律法规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位管理条例》《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高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权时,其身份属于行政法上的被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时,高校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力,产生的法律责任由高校自己独立承担。

在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高校具有管理权、指挥权、教育权和依法为学生服务的职责,学生则享有辩论权、陈述权、听证权、知情权及救济权等,同时承担着服从、接受等法律义务。高校和学生在权利义务上不对等,作为高校享有更多的权力,学生则承担着比较多的义务,高校和学生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被教育、服务与被服务的法律关系。

(二)高校与大学生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行政法本文由收集整理律关系,其内容主要是围绕教育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高校享有的教育行政权以及和教育行政权相关的行政权力主要包括对学生的招录权、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权力、发放报到证书的权力、对学生的处分权、奖励权、学费的减、免、缓交权以及依照国家政策的各种困难补助权、奖学金的评定及发放权、评优选干的权力,还包括组织安排考试的权力,决定补考、免考、缓考、重修、留级等权力,决定延迟毕业的权力等。这些权力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职责,学校必须依法、合理行使这些权力和职责,才能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才能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在高校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大学生处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更多的是履行接受和服从的义务。同时也享有陈述权、辩论权、知情权、救济权、听证权和举证权、委托权等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中大学生合法权益的现状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享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大学生则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现行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很容易被侵犯,而且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济,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大学生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管理者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其有权制定政策,作出决定。在实际管理中,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寻求法律救济,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有一部分人告到了法院,法院不受理。此外,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诉制度在制度的设计上存在缺陷,难以令人信服,当学生受到取消入学资格、开除学籍或其他处分处理决定时,很少有人选择通过申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校作出许多决定时缺乏透明度,往往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缺少调查、讨论、听证和公告等民主程序。这些问题的存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大学生行政法律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不知道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自我保护,对学校的处理结果纵然不能接受,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忍气吞声,被动接受。

其次,学生思想观念落后。一些学生认为状告学校不仁不义,同时还有畏惧心理,认为学校处于强势地位,告也会失败。

第三,现行申诉制度存在缺陷。试举一例说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中第六十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这条虽然规定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但对于组成人员的比例、人数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对于委员会的表决处理形式,表决方式、各部分组成人员的地位、遵循的原则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情况极易造成领导一言堂,其他人只是点缀和陪衬,很难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

第四,对高校行政行为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成为法律救济的瓶颈。这也是目前造成大学生权利保护困难的根本原因。有人认为高校做出的行政行为有两类: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有对学生的招收录取行为、毕业证学位证的发放行为等,而内部行政行为包括对学生的处分及处理行为,考试管理、学籍管理行为,奖励行为及其他行为。学生对外部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救济。而对于内部行政行为,只能通过申诉解决,不能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学生管理规定》也作了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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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各地执法不一。现行的《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中对于高校的行政行为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造成各地法院执法不一致。同样的案件,有些地方的法院受理,有些不予受理,给学生维权造成一定障碍。

三、行政法律规范中大学生合法权益法律保护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树立积极维权的思想

首先,对在校大学生普及法律基础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学生建立起基本的法律知识结构,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其次,熟悉自己在大学阶段的角色和地位。大学生身份是学生,是受教育者,学习知识接受教育是其根本任务。同时,大学生的身份不同于中学生、小学生,在其考入大学以后,户籍转入学校,农村户籍变为城镇居民户籍,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资格,以前为国家干部身份,现在在就业、公务员招考、各类国家资格考试等方面都有学历和文凭的要求,因此,大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综合的,包括民事法律关系、内部管理关系、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大学生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应分清属于哪种法律关系,自己具有哪些合法权益。最后,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在大学学习期间,当遇到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时,要积极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协商、调解、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提高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水平,强化教育服务功能

首先,严格依本文由收集整理法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权,提高行政管理能力。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教育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形式、时限及步骤行使行政权力,保证做出的行政管理行为合法、合理,严禁滥用职权、越权行政。其次,强化教育服务功能,实现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社会效果。作为教育机构,高校应做好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树立起服务学生、为学生负责的意识和教育理念。第三,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狠抓业务,加强培训,严格要求,科学考核,实行绩效管理,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保证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质量。第四,建立和完善规范的监督机制,增强责任意识。高校应建立独立规范的教学、管理监督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制定相应的过错追究机制,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行政管理效果。

(三)修改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有关机构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明确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学生代表、教工代表、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人数,组成人员中各部分人员所占的比例及产生的方式。处理申诉的原则以及处理学生申诉的具体程序,具体包括各部分人员在处理申诉中的地位、意见或观点的效力,拟被处分学生的陈述和辩解权利、行使的方式,表决的方式等。其次,将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的处理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处理申诉的机构,机构的人员组成,处理申诉的步骤与方式,处理结论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如何答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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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受教育权是指已经与高校建立起法律关系的学生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包括要求国家提供受教育机会和条件的权利，有权使用高校各种教育资源的权利。所谓法律关系是指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问的权利义务关系¨J，主要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大要素构成。大学生受教育权在实现的过程中，主体问结成了具有不同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其中被《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调整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就是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关系。根据法律关系产生的根据、执行职能、内容、主体地位等，又可分为不同种类。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基于公民(包含大学生)的合法行为而产生，主要是调整性的法律关系。其主体包括大学生及其他公民个体、单位组织(主要是高校)、国家(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之问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地位差别，形成纵向法律关系和平向法律关系。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体较多且权利义务不一致，因而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多向法律关系，包括大学生与其他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大学生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第一性的。根据调整的法律来看，受宪法以及其他教育性法律法规调整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包括宪法层次、行政法层次、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由此看出，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就是在以宪法为核心、具体的教育性法律为主体、其他相关的教育性法律规范为补充而构成的教育法律体系对大学生受教育权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形成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体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包含着不同层次的法律关系。可以说，大学生受教育权既是宪法层次的受教育权，也是行政法和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基于不同层次，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内涵不一样，其权利和义务主体不一样，其受保护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二、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可以说是多重法律关系的综合体。根据法律所属部门确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对大学生受教育权性质和内容的把握。

(一)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公民受教育权首先不是以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基本权利)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的，真正的宪法层次的受教育权是20世纪后期的产物。公民受教育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最早出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当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等。随后，各国将一般法律层次的受教育权纷纷写进宪法，上升到宪法层次，中国也不例外。如《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有受教育权利，一方面体现为公民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非义务教育阶段享有受教育权需缴纳相应的费用；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家的义务，如国家有义务举办各类学校，提供各种教育设施和条件，鼓励社会组织兴办学校，解决在教育领域发生的各种纠纷等。公民受教育权利，应该以国家义务为主，只有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角度思考公民受教育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其充分实现。虽然我国大学生受教育权没有在宪法条文中直接体现，但是《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理应包含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只是主体在履行义务的量上存在差别而已，如在国家承担教育的成本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成本由国家和公民个人分担。如果从法律关系性质上加以区分的话，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宪法所规定的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调整性法律关系；大学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质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在地位上不平等，是隶属性法律关系；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不依赖于其他法律关系，居于支配地位，是第一性的法律关系。所以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具有基本性、根本性的特点，对其他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具有决定和制约作用。

(二)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

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在教育行政法律调整大学生受教育权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大学生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高等学校之间、法律法规授权教育性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大学生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表现为：有权要求义务主体如行政机关、高等学校、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教育条件、设施和服务；有权要求其义务主体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其受教育权实现。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要就是大学生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与高等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法规授权的教育性社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般不会对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产生直接或本质的影响。根据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是具体管理高等教育事业的主体。《教育法》第l4条规定，“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法》第13、14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享有受教育权，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供各种条件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保障。保障的主体包括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具体而言，就是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各自职权、责任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命令，采取行政措施，举办各类高等学校，保护其他社会组织举办高等学校的自，裁判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各种纠纷等。同时，此类法律关系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表示。一方面是大学生的表示行为，由报考行为和报到注册两部分行为组成。大学生高考录取前的报考行为和录取后的报到注册行为都取决于本人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是教育机构的意思表示行为，由公布信息、招生、注册等部分组成。教育机构的这些行为必须是普遍和公认的。一旦两个方面发生作用，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就已形成。高等学校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3条都对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的实施做了具体规定。由此可以判断，高等学校在对学生实施学籍管理和处分等行为是由法律、法规授权或者是由行政规章确认的，所以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大学生与高等学校之间是一种特殊行政法律关系，适用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高等学校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行政机关的具体安排为大学生提供具体的教育管理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大学生受教育权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只要大学生行为符合招生、报到、注册等规定条件，就与高等学校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大学生可以享受高等学校提供的各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有权要求得到恰当的教育和公正评价等。

(三)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

大学生受教育权也表现为民法层次的权利，他有权要求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其享受受教育权。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条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因而，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要包括：大学生与公立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与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和与其他个人(组织)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在大学生与公立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主体由大学生和公立高等学校组成；客体由教育和服务费用组成；内容包括高等学校提供教育条件和服务的义务，以及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交付服务费用的义务。在大学生与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主体由大学生和民办高等学校组成；客体由教育和学费组成；内容包括民办高等学校的教育义务、获得学费的权利、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交付学费的义务。大学生与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体是其他组织和个人，如大学生的监护人(组织)、人(组织)等；客体是享受受教育权利的行为；内容包括保证大学生受教育权不被侵犯、不被剥夺，积极为大学生受教育权实现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条件。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都产生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表示，而且这种意思表示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国家规制。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在内容上与前两种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相比，其内容不仅是服务有偿，而且也是等价的。因而国家没有当然的义务保证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当然鉴于社会发展、教育公平，国家也会帮助大学生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实现。这种性质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有赖于收取学费、服务费用和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等。

三、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责任及保护途径

根据破坏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所属部门法的不同，可以将大学生受教育权缺损的法律责任分为三类：违宪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基于不同的法律责任可以采取不同的法律保护方法保障大学生受教育权充分实现。违宪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言论或行为违背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而必须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违宪通常是指有关侵犯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应该是一种直接违宪行为，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侵犯了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宪法层次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主要是要求国家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保障其权利。首先，应当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制定保障大学生受教育权充分实现所需要的法律，如鼓励社会各种力量举办各类高等学校的法律、加大教育投入的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法律等。其次，应当根据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内容层次，制定不同的保障性法律，如学校采取强制退学等剥夺大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即由立法者以法律规定；对于一般的间接影响大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法律法规可以授权行政机关或学校制定更加细致、更切合实际的规定。第三，应当根据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质和形式，制定相关法律，如除了保障大学生实体权利之外，还应该针对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做出相应规定。既要注重实体立法，又要注重程序立法。当前我国大学生受教育权缺损救济，只在教育部颁布的效力较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规定，应该提高其地位。最后，高等学校应根据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具体内容，在遵循上位法要求的情况下完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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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高校“宿舍乱的跟狗窝似的”，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老问题，是因为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上个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之后，就越来越普遍化；说它是新问题，一是因为这种问题主要是扩招之后才出现的。二是因为当前高校学生宿舍管理的法律困惑造成的。高校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也都是有责任的。

为搞好学生宿舍的卫生工作，管理者当即开出了药方，短期内收到良好效果，在行政化泛滥的今天，估计是不用质疑的。但是，不从法律关系上给学校一把尚方宝剑，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法制意识的觉醒，学生的维权意识也日益高涨，因为宿舍管理纠纷，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且很多时候还是以学校败诉为结局。其中，隐私权和财产权是纠纷的主要内容，但问题的根源是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不明，学生宿舍的法律性质不明。比如，关于财产的纠纷，学校对学生有安全隐患的大功率电器，学校是没有没收权的，即使是代为管理，也要征得学生的授权，但面对学生宿舍财产的被盗、丢失，学校是否负有赔偿责任，目前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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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学生；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F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121-04

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多种法律关系。依法评析这些法律关系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学校与学生间的权利义务，对于平衡教育权力与受教育权力的张力，解决教育法律纠纷，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的学说评析

（一）特别权力关系学说评析

认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主张这种关系有如行政机关与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管理关系，被归入内部行政因而不受法律调整领域。这种关系在法律关系之外，不适用于法律关系的所有原则，不受外部司法的干涉。

“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可以用来说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高校教育权力的运行状况，现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要求主体权利平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应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依法治国要求有权力就应该有救济，当学生的权利被侵害时，应当提供救济途径。随着理论、人权保障和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理论界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了区分。德国行政法学家乌利（Ule）将学生与公立学校之间的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他认为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构成基础关系，如学生身份的取得、丧失及降级等决定，而管理关系中的命令不属于行政行为。基础关系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法院有审查权限，可以提讼。为容易区分，德国联邦将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关系”与“非重要关系”。只要涉及重要关系的事项，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规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而且可以寻求法律救济。因此，高校的“部分特别权力”也应受到法律的审查，以便监督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学说评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学校作为教育事业的单位法人，依照法律、法规授权代表国家或接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进行管理，行使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学校的管理权力，有的认为是行政职权，有的认为是行政公权力。学校行使的这些权力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自由裁量性，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符合行政行为效力的构造和形态，属于行政行为。高等学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力的过程中，可以与学生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立法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对学生全面收费，形成由学生向学校购买教育内容、研究成果和学位证书的特殊市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培养精英的知识共同体和国家职能机关的定位中退出来，迈向‘学生消费者的时代’。”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行政化”后，高校与主管行政机关的关系应重新定位，行使权力的性质应重新认定。教育理念的这些变化为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需要去探讨。

学校与学生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才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在招生阶段，学校与学生间没有隶属关系，学校没有管理学生的权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涵盖从学生入学到毕业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变化过程。行政法律关系说以行政授权理论为基础，该理论本身也难以适应教育管理需要，不能很好地维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三）民事法律关系学说评析

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教育服务产品也由市场进行配置。在配置过程中，教育服务产品具有了商品的可分性和排他性，具有了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市场化公益行为。”这种运行模式通过民事契约这一法律形式来实现。学生入学即意味着与高校建立了双向、自愿的民事契约关系。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授予的权限和招生简章规定的条件招收学生，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校、教育专业、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师；学校按照国家教育标准和招生章程的承诺提供教育服务，学生遵守国家教育法律规定和学校规章制度接受教育服务。在教育过程中，学校与学生形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英、美和日本等国认为是私法契约关系。在私法契约关系中，学生支付学费并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及保持良好的学术表现，学校提供教学并授予其学位。德国将私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确立为一种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其依据是学生进入非公立学校学习是建立在一种民事法律合同的基础上。

民事法律关系有任意性，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发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然而，高校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招生政策、标准和程序。可见，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全是民事法律关系。与公办学校相比，我国民办学校有较大的办学自，但在招生方式、标准、程序和数量上也要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其没有完全的招生自。民办学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也不全是民事法律关系。

二、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学说评析的结论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一些道理，但是都不能完整反映我国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实际情况。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应该围绕教育目标来界定。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教育法律关系。为实现教育目的，国家制定教育法律制度，行使教育权力，为教育法律关系增添了行政色彩。学校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招收录取学生，使教育法律关系具有民事契约性质。法律关系贯串于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不应按照不同的教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法律关系种类。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一个教育行为产生的多种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关系，表述为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产生于教育过程当中，具有连带性和统一性。一个教育行为涉及多个法律范畴，连带产生多个法律关系；多个法律关系紧密联系，统一为教育理想目标服务。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不是多种法律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契约法律关系紧密联系形成的统一整体，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教育是缔结法律关系的目标，行政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方法，契约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在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中，教育法律关系是主要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是从属关系，是保障和服务教育法律关系的关系。教育法律关系居于支配地位，没有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不复存在；没有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只是教育运行会受到些阻碍。在学校与学生缔结的多种法律关系中，教育法律关系始终是第一位的关系，其次是行政法律关系，再次是契约法律关系。

三、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

（一）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教育关系分析

学校与学生间形成教育法律关系是由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高等教育“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于一身，培养学生的过程是一种主动的过程。”高等教育的实质是遵循教育规律实施教学。高等教育具有公益性，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权，以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和整体受教育水平为出发点。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必须符合教育规律。学校的教育秩序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而形成的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决定了学校与学生之间首先形成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是教育法律规范在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学校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学校享有教育权力，学生享有受教育权利，权力和权利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教育理想目标服务。因教育的本质和特征决定，教育法律关系的设定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体现教育的综合性特点，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遵循教育需要设定权利义务，在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学校在实现教育目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学生有容忍的义务，但学校权力不应侵犯学生的私人权利。遵循教育需要设定教育方法、运用教育手段，实现教育利益最大化。教育理念、教育性质、教育程度等对教育方法和手段有影响，但教育方法和手段主要应服从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教育目标服务。教育是学校一切行为的轴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始终以教育为中心而展开。

（二）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行政关系分析

公立学校为“公营造物”，私立学校的设立也要国家批准，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并在学校行使权力，这些都为教育粘染上了行政色彩。法国人让・里韦罗说：“行政及是政府当局，有时是私法机构，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必要时运用公权力的特权来活动。”行政代表着权力，原本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达到国家设定的管理目标的活动。根据行政权力的强弱，将行政行为分为强行政行为和弱行政行为，强行政行为命令性和强制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弱行政行为妥协性和自愿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学校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行政行为是弱行政行为，其行使的是教育学生的行为，不是管理学生的行为，虽在教育过程当中对学生也有管理行为，但也只是为教育的需要，并为教育内容所包涵，因此，学校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在教育过程当中，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不是完全的被管理对象，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学生一直称自已就读的学校为“母校”，学生没有把自己置于管理相对人的地位。学校的行政行为实现的目标是教育目标，不是社会管理目标，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带有行政性的法律关系。行政是为教育服务的，是为教育提供组织实施的方法，其应尊重教育规律，适应教育发展需要。现阶段中国的教育法有行政法律属性，随着国家、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如行政组织实施方法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教育发展时，教育就要“去行政化”，如此，学校与学生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将会被弱化。虽然从实定法的视角看，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但从应然和发展的视角看，学校回归为教育主体更为合适，也就是说，与教育法律关系相比，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处于从属性地位。

（三）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契约关系分析

运用国家权力推行教育基本义务，满足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虽不是一般私法行为，但也应遵循教育规律，避免国家权力的过分侵入，弱化教育行政行为的单向性、命令性和强制性，强化教育行政主体与受教育者的沟通与合作。为实现教育目的，学校提供教育服务，学生接受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双方之间形成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学校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概括性的教育决定权，但基本上都是在学生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为追求教育目的依合意成立的契约关系。契约以平等、自愿为原则，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就契约的内容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契约是缔结教育法律关系的手段和桥梁。因此，契约法律关系从属于教育法律关系，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为教育法律关系的缔结和运作服务的。缔结契约法律关系必须适合教育的需要，不应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损害教育目的。契约关系始终应以教育关系为中心，为教育关系服务。脱离教育关系谈契约关系，会导致教育领域的乱收费、权力寻租、学校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和学校功能变异等严重问题，损害国民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侵害教育的平等权利，影响社会的公正，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不利培养合格建设人才，不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1]哈特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德]平纳特.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6-87.

[3]陈新民.行政法总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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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人身伤害法律责任一、高校学生实习的概念及性质

广东省2010年颁布实施的《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对高校学生实习作出了界定。该《条例》指出，实习是指高等学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性教学活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规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辩论、实习等。实践中，主要实习方式是学校通过和实习单位签订协议组织学生到实习单位实习，也有学生自己通过社会中介或社会人际关系联系实习单位进行实习的方式。

从其本质上来看，大学生实习虽然实在实习单位完成，但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符合学校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教学计划的安排。所以，无论哪种实习方式都是本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伸到学校之外的一种教学活动。作为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实习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途径。

二、高校学生实习中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主要观点

2012年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强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批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法律职业人才。随之而来的实习规模的扩张及实习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在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概率增大。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大学生实习期间人身伤害事故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因此实践中对此类事故性质的认定与责任的承担上分歧较大。

1.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应按工伤处理

实习生虽未与实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同时，该主张亦对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设定了一些条件，通常是指实习生应达到法定年龄、从事一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工作、有劳动报酬。《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实习生为“工伤赔偿主体”，但实习生与实习单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自然属于《条例》所称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遭到了工作中的伤害，应该按工伤处理。

2.按帮工关系或雇佣关系处理

高校学生在实习期间与用人单位是一种劳务关系。根据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4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管在校学生的实习在法律上被视为属“雇佣”还是一种“帮工”，都可依据该司法解释从用人单位中获得相应的赔偿。

3.学生实习期间受伤害应按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处理

高校与实习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定教育管理关系。学生实习是高校正常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通过与企业之间签订实习合同，将学生实践教学的场所转移到实习企业，但这并没有改变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按照《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学校对在校学生依法应承担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所以，如果学校在学生实习期间由于未尽法定教育、管理、保护职责而导致实习学生人身伤害，构成的法律关系应当界定为侵权法律关系。学校与实习企业之间是一种建立在委托合同基础上的委托法律关系。实习企业作为实习学生的接受者，通过实习协议接受学校的教学委托，从而获得对实习学生的教育管理权利，承担实习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和安全保护职责。

三、存在问题

1.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不能按工伤处理

实习生的身份还是学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实习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

首先，从目的上看，学生实习的目的主要是积累实践经验，是学习过程的延伸，不是以实习劳动作为自己谋生的基本手段。

其次，从报酬上来看，学生向实习单位提供劳动目的在于获得实际经验和工作技能，且大多数实习生的工作能力尚未达到用人单位对普通职工的用工标准，实习生的劳动通常没有对价或仅获得少量补偿性报酬，显然不是劳动关系意义上以获取劳动报酬来维持自己生计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工资。

再次，从人身依附性上看，在校实习生在实习期间虽然得服从实习单位的实习管理，但是对实习单位并不具有依附性，其在身份归属上仍然依附于其所在的学校。

最后，从法定条件来看，根据劳动法的规定，作为劳动关系一方当事人的劳动者是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的自然人，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达到法律规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等，签订劳动合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等。无论是以书面合同方式建立的劳动关系还是事实劳动关系，都需要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实习中所建立的关系显然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因此在校生在实习期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在劳动中受到伤害，很难按照劳动法或者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向用人单位提出工伤损害赔偿请求。

2.按雇佣关系或帮工关系处理，社会效果欠缺

如果按雇佣关系或帮工关系处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方面有利于实习生权益的保护，但从结果上看，实习生能否获得法律规定的赔偿完全取决于雇主或被帮工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其支付能力不够，法律判决将成一纸空文。同时，如果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人身伤害必须承担绝对责任而无法将此风险予以转嫁的话。那么，接纳在工作经验、劳动技能均缺乏的在校学生在企业实习无疑成为企业的负担，一个理性的企业很难接受实习生实习，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3.以侵权法来处理不足以有效维护受伤害实习生权益

将实习期间人身伤害作为民事侵权处理，不利于实习生权益的保护，给学校、实习单位会造成较大的压力。

首先，从经济成本上看，按侵权纠纷向法院提出人身伤害赔偿诉讼则需要按照法院的收费标准收费，成本较高。

其次，从举证责任上看，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除了法律规定的少数几种情况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原则，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主观上的过错是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实习生作为原告在诉讼中，需要举证证明学校实习单位及其他有关主体的过错，这对于实习生来说一种诉讼负担而风险难度较大。由于举证不能或部分不能，自然在用侵权责任追究用人单位赔偿责任时就可能使实习生的损失得不到足额赔偿，或者根本无法获得赔偿。

再次，从责任分担上看，作为民事侵权处理，学校、用人单位、实习生及其他对伤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主体须按过错分担责任，如果受害人就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将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减轻赔偿主体的责任，从而不利于实习学生权益的保护。

最后，从社会效果上看，如果伤害造成的赔偿数额较大，会给责任主体形成较大的经济压力，实习生获得赔偿金的难度也较大。同时，实习单位将不愿接受学生的实习，而学校也不愿安排学生到校外场所中进行实习活动。如此，将会导致在校学生更加脱离社会实践，教学与实践相脱节，国家提出的鼓励学生通过实习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初衷将会落空。

四、高校学生实习中人身伤害的救济途径

1.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将学生实习期间人身伤害事故纳入“工伤”范围

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工伤赔偿制度源于机器生产的高度发展的危险性，其目的在于保障受伤劳动者的正常生活及社会稳定。相对于实习单位，实习生都处于弱势地位，跟一般劳动者相比，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社会能力都有所欠缺，且自我保护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应当对其权益给予适当的保护。如果按照工伤处理，遵循无过错原则，仅需要缴纳少量的工伤保险费用，既可以保证学生在受到伤害时得到适当的补偿，又避免影响用人单位接受实习生的积极性，分散学生、学校、接纳实习的企业风险。所以，通过完善立法，统一规定实习生的工伤保险处理方法，明确“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应参照在职职工按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对工伤鉴定、救济途径程序、设置赔偿主体等均做出具体的规定，将实习生工伤纳入国家工伤保险制度中。

2.推行实习责任险化解风险。

2010年1月15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发出《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推行实习责任保险制度，弥补了校方对实习生保障责任的一项空白。该《通知》要求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保费可以在补助资金中列支和从实习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不向学生另行收取。可以看出从政策上、经费上国家对学校投保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鼓励，体现了制度的社会保障性。对于不断扩张的高校实践教学而言，参照此模式，有利于确保校方在法律上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得以转嫁，实习生这一非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在实习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时的损失得以补偿，企业接受实习生的压力得以降低。

3.签订实习协议，预防纠纷发生

实习协议是指学校与实习企业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的约定学生到企业实习期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学校作为委托方，　接受学生实习的企业为受托方，双方通过合同条款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受委托合同权利义务的约束，发生纠纷时按照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由实习学生与企业、学校通过各方自愿协商的方式签订契约来规范实习行为，在协议内容上明确实习期限、时间安排、双方的管理职责、津贴和伤亡事故的处理办法等，特别是对实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问题进行明确约定，是弥补立法不足、及时进行救济的有效手段。但需注意学校及用工单位对实习生在因工作受伤时赔偿责任承担的约定不得对抗受害人。

参考文献：

[1]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S].2010.

[2]浦爱东.高校学生实习伤害事故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定性研究[J].纺织教育，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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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籍 退学 开除学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1-0016-02

一、高校学籍法律争议的表现与矛盾冲突

高校学籍管理规章制度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下文简称《规定》）。而《规定》可以算高校学籍管理的基本法，各高校在此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1.学籍问题的有关概念

学籍是指一个学生属于某学校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或者资格，专指作为某校学生的资格。

学籍制度主要有学籍变动与学籍处分。学籍变动包括转学、休复学、留级、退学等；学籍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

2.焦点问题：退学与开除学籍

退学主要是《规定》第27条。关于开除学籍的规定见第54条。

退学属于学籍变动，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学业方面的。开除学籍是学籍处理，属于学校对学生个人最严厉的处分。二者都是学籍方面的 “极刑”。不同之处还在于开除学籍更为严厉，退学保留了学籍，学生可以办理肄业证等。但是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有没有这一权利都一样，都无法再继续留在该学校完成学业了。

围绕退学与开除学籍产生的法律争议及矛盾集中在高校有自主处分权的一些条款。

3.从典型案例看学籍法律争议

2013年，新疆某高校李某因替考被校方开除学籍。但是学校在处理该问题中出现的法律上的瑕疵。先是下属学院做出 “取消李某申请学士学位资格”的处理，之后教务部门的纪律处分为：开除学籍处理。李某于2014年至当地法院，要求学校撤销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法院审理认为，该高校在做出开除处理决定前，学生应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且学校应合法向李某送达处理决定。然而该高校并没有这样做，属于未遵循法定程序。同时，该高校就同一事项既取消李某申请学士学位又开除其学籍，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故法院判决撤销了该高校开除李某学籍的处理决定。

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这反映出高校学籍法律争议中的一个趋势，无论是退学还是开除学籍，即便学生有违规行为，但因高校未遵循法定程序，也会导致学校败诉。

二、现存法律体系及学籍争议问题思考

1.产生争议的原因

（1）学生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

学生学校，是学生维权意识增强的结果，也是我国公民整体权利意识增强的结果，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信息时代的发展，各种媒体传播方式的便利度强化了学生的维权行为。

（2）高校管理行为过于行政化

从行业上区分，高校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是合法性，其次是权责统一原则。从行政管理角度，学生与学校是从属关系。同时，高校行政体系中的教育工作者，其权责对应的是上级机关也易导致管理行为的行政化倾向。

（3）制度建设不足

除了在管理层面，教师育人环节服务意识缺失外，很大程度与高校管理中法律意识淡薄，文件规章制定不严谨有关系。

具体执行中也存在问题，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2.高校学籍自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高校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载体，拥有一定管理自也非常有必要。由于近些年高校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在学校管理规定上，根据教育法规的要求已经不断的完善，但是仍存在不少缺陷。例如，涉及退学等学籍处理中的学业成绩认定，在同一所学校内的不同院系不同教师，就可能存在标准上的差异。再有，考核成绩本身就是一项主管性较强的教学活动，很难从法律角度严格规范。在一些案例中也出现了针对考试成绩不公的，因为，某一科成绩事实上构成了学籍处理的关键环节。

3.高校对行政程序法规仍重视不够

实体和程序是依法处理事件的两大法律要素，程序是实体的载体，是双方当事人在处理实体问题时必须遵守的规则。具体来讲，所谓程序违法，是指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要件，包括方式、步骤，顺序、期限等，如违反了期限规定，省略、颠倒行政步骤、缺少必要程序要求等。

《规定》中也有大量的程序条款。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自第55至62条都是关于学生学籍处理及申诉的程序规定。

针对学校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存在的程序违法暴露出一些典型问题，很多学校往往忽略了程序的重要性，也因此导致违法处理问题。学校要依法治校，处理问题时处于强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从学校全局角度而忽视学生的利益。学校如果忽略了法定程序的问题，在事实中存在错误，一旦被告上法庭，即便是学生原告一方有过错，学校也会因程序违法而导致败诉。

4.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的新视角

在这些年出现的学籍法律争议中，对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开始了新的角度审视。一般而言，学生与高校存在两种法律关系：行政管理法律与教育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在以往更重视前者，但是目前的趋势是，后者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校的招生、审查，学籍变动可以理解为合同变更，退学理解为合同解除。但开除学籍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不同的法律。这种新视角的法律关系审视是否会对学校法制建设带来新的问题，我们还应持审慎的态度应对。

5.人为因素是学籍法律争议的突出问题

对于退学处理与开除学籍问题，矛盾方学生对其过错本身往往并无争议，但是法律争议中凸显的主要是学生的知情权，申诉权、改错机会权以及高校方的过错责任问题。另外不同法律关系带来的角色矛盾问题。一旦高校同时兼具行政法与合同法的主体，将会给高校行政带来更多的责任与压力。考虑到教育管理中有很多人为因素的成分。这很容易受到学生的诟病，这些人为因素又容易成为矛盾纠纷的焦点，也应当成为高校管理部门认真思考的重点。

三、学籍法律争议的解决及政策建议

首先高校应改变教育管理中服务意识缺失的弊端，完善与建立相应的规定。其次应加强规章制度的管理，设立审查部门。再者要加强对学籍处理工作的重视，建立严格的分级处分机制。具体如下：

（1）对学籍处理中的最高处分权（退学与开除学籍）从一般的学籍工作中单列区分出来，设立严格的逐级处理机制，加强对该责权的重视。将矛盾问题尽量前移。处理前期应在政策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不受到损害。

（2）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审查机构（或将其职权明确在各部门中）。涉及学生管理、处理以及其他学校的教育规章都有成体系的上级文件，以及其他关联文件。

（3）加大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作用，在申诉会中，可以采取法庭答辩审理的模式，被处理方为申诉方，学院教务部门担任公诉方，申诉委员会则为评审团。

（4）学生处理在公正同时应保障效率，各方决策应在1个学期内完成，同时要处理好处理期间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殷啸虎等：“高校处分权”及其法律监督[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3）3-10

[2]解志勇：“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途径探析[J]，行政法学研究，2007（1）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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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现状；弊端；公务法人

1 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白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此处的高等学校仅指公立高等学校，即由政府出资举办并维持的高校。高等学校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1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或登记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高等学校被定位为“法人”。这里所讲的“法人”出自《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中法人被划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其划分标准主要是是否营利，凡是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为企业法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根据1998年国务院公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为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高校是事业单位法人，是民事主体。

2 现有我国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界定的缺陷

211 民事主体身份的缺陷：不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有效保护。从上述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公立高等学校被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仅具有民事主体身份。民事诉讼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法院并不能审查学校的处理程序，不具有撤销、变更学校对学生处理决定的权利，那么当然难以解决退学处理问题，学生的权利也就得不到全面的保障。其次，就举证责任而言，民事诉讼所采取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那么学生需承担举证责任，而高校对学生的处理依据往往在校方手中，学生举证难度很大，导致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最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从性质上讲是公法性质的，应该给予行政救济，民事诉讼的方式显然不合适。

212 事业单位法人定位的缺陷：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就应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独立的法律人格是由独立财产和独立意志两个要素组成的。而我国高等学校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监督和限制。首先，高校内部领导管理体制。普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也就是说，公立高等学校决策机构和主要行政负责人的产生必须受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其次，高校的财产处分权并不能独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财产挪作他用。”另外，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学校不得为他人利益作保证人，也不得为自身或者他人利益将教育设施作为债权的担保而抵押。综上所述，我国高等学校并不具备完全独立的法律人格，那么显然将高等学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是不合适的。

213 民事法律关系定位的缺陷：不能准确表达实践中高校与学生间的隶属关系。如果把学校看做是一般民事主体的事业单位，那么就无法解释学校为什么对学生享有特殊的管理权限。根据《教育法》的规定，高等学校享有的权利主要有：①按照学校章程自主管理；②组织实施教学活动；③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④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⑤向受教育者办法相应的学业证书等等。不难看出以上权利属于具有明显单方性质的行政权利，学生从被高校招收开始直至毕业，以上与学生受教育权密切相关的几项重要权利都是由高校单方决定的，学生并没有选择权，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与高等学校明显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具有隶属性质的行政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公权力性质。所以仅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定位并不能真实、全面、有效地反应公立高校应由的法律地位。

3 对我国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初步设想

赋予公立高校公务法人的地位，是当今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和趋势。我国的事业单位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务法人在功能方面不乏类似之处，都是主要提供专门的公益服务，具有特定的行政上的目的。马怀德教授曾提出将学校等事业单位定位于公务法人，并区分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是在现有行政体制救济制度下，更新行政主体学说，改革现行管理和监督体制，提供全面司法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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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管理权法律渊源

高校自是高校在法律范围内对学校内部事务的自主管理、自己责任的权利（或权力），其目的是排除来自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干涉，内容包括内部管理权和学术自由权，前者如人事、财政、章程制定等，后者如科研、教学、学位认定等。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体现为管理权和教学权，如《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有“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第32―38条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组织教学、自主设置组织机构等相关权利。高校自来源于宪法教育权，本质上是高校在法律范围内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内部事务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高校自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直接转化为学校内部章程、条例或实施办法等对其内部成员实施约束、管理和奖励处分。对于高校内部成员之一——学生的教育管理而言，高校自则演变为高校学生管理权。

(二)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法律内涵

理论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权法律性质的认识主要有特别权利说、民事权利说、行政权利说等。这些理论都从某些方面合理揭示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内涵，但不能涵盖目前的管理现状。结合法律依据及实施目的，本文认为，高校学生管理权是基于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实现，围绕教育、管理、服务事实而形成的，以宪法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法律关系为主，兼具民事法律关系特点的，高校依法享有的对本校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的权力。首先，高校学生管理权来源于宪法。宪法是高校学生管理权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宪法，高校学生管理权就失去了法律依据。高校是学生管理和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但首先是宪法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法人；学生是高校被管理者，但首先是宪法意义上的普通公民。所以，在高校学生管理的诸多法律关系中，宪法法律关系是最基本的。其次，高校学生管理权具有行政性。从立法角度看，2013年12月《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2条明确肯定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高校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一定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法人，对学生的管理是国家教育权的一部分，在被诉行为主体上高校将进一步得到行政法律的确认。从权力来源看，高校学生管理权部分是国家教育权的法律延伸。在教育管理法律体系中，高校是教育管理权最终的、具体的执行者，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性质和目的与国家教育权是一致的，属于行政权范畴，受行政法律的调整。从行为看，无论是高校针对学生管理制定的工作细则、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还是针对个人、个别行为做出的通报决定，如上述案例1、案例3中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均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完全具备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最后，从管理权内容看，高校学生管理权远非行政权所能涵盖，如对学生生活实施的管理，包括对宿舍、教学设施、图书馆的管理等，应属民事范畴。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关系是一种基于教育、管理、服务事实而形成的，以宪法法律关系为基础的，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的，兼具民事法律关系特点的三重法律关系。

二、高校学生管理关系法律类型化标准和原则

高校学生管理关系应以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和实现国家教育目的为原则，以高校学生管理事务对学生学籍的影响程度以及双方法律地位等为标准。

(一)保障学生基本权利

源于国家教育权的高校学生管理权，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保护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而不是约束和限制学生。高校自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在高校内部管理事务范围内对抗公权力的干涉，它同样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高校实施自的目的是在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完成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因此，在对高校管理关系类型化时，不能背离充分保障学生基本权利这一最终目的。

(二)明确高校学生管理关系中的法律关系层次

首先，在高校学生管理关系中应当明确宪法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分主次关系。其次，在基础法律关系——宪法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建立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区分标准：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权力的行使是否涉及公权力。若双方法律地位平等、不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双方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私法自治原则，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协商或诉讼途径解决。最后，在行政法律关系层面，由于涉及高校自的排他性干涉，应以宪法人权保障理念，以学生标志性权利——学籍是否改变为标准，划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学籍是学生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是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存续的标志，也是高校对学生管理的前提和重要内容，凡是涉及学生学籍的取得和消灭而改变学生身份的管理事务，应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高校绝不可擅自决定或变相提高标准，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授权或法律规定转化为校规予以执行，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对于不改变学生学籍即在学生学籍维持前提下的管理事务则是高校自范畴，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应避免司法介入。

(三)区分高校学生管理关系法律类型的实然性和应然性

从实然状态看，应该搞清楚高校的哪些行为已经被区分，即在现行高校管理关系中哪些行为已经归入民事法律关系或者已经归入行政法律关系。从应然状态看，随着社会发展，应该关注和深入研究高校的哪些行为还没有明确其法律关系以及它们应该归入何种法律关系等问题。

三、高校学生管理关系法律类型化的构建

(一)宪法法律关系

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既是作为“社会人”应享有的权利，又是公民基本权利之要义和根本。从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法律渊源、实施以及法律后果看，高校与学生之间首先具有普通意义上的宪法法律关系，这是二者之间最基本的法律关系，也是二者之间其他法律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就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而言：首先，高校和学生是宪法规定的一般法人和公民，双方均负有作为法律主体应履行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均负有不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的义务。其次，基于教育权和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两者在学校这一特定场所又形成了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高校应当明确学生的另一身份——公民，即高校应当在充分保证学生的财产权、人身权、受教育权等宪法权利的前提下行使学生管理权；学生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积极履行作为学生这一特殊身份的义务，以达到双方的和谐共处。另外，从权力的运行结果看，无论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产生纠纷后或协商或诉诸诉讼解决，皆源起于宪法，终于宪法，受限于宪法，两者权利义务必须得到保障，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变更或消除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高校不得限制或者剥夺学生应享有的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

1.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学籍的取得与消灭

(1)入学与注册

入学本质是学籍取得的条件规定，与之对应的是高校招生权。学生依据招生简章参加法定入学考试，由高校依据成绩和志愿确定录取后，才能取得入学资格。在此过程中，高校行使的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包括制定招生简章、确定招生人数等在内的招生权，只不过这一权力的行使是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监督之下进行的，教育部每年都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同时各省教育行政部门也会出台相应的细则，规范招生工作。因此，入学这一环节，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并非是契约自由的民事法律关系。入学包含两个过程：获得入学资格，即获得录取通知书；履行相关入学手续，即预注册，也就是说，学生要获得学籍，必须依据高校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入学手续。《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新生入学后，学校应在3个月内按照招生规定进行复查。经过注册后复查合格，即获得学籍。”因此，预注册和复查工作是招生工作的延续，期限3个月，在此期间学生还未真正成为高校内部的一员，即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高校行使的仍然是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力，双方的关系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案例2就是因为招生简章规定的已经在学生中形成信赖保护的奖学金利益受到侵害，理论上学生是可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司法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学籍中止是指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基于主客观因素而暂时中断，待相关因素消失或履行相关程序又恢复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学期结束。注册即学期登记，是在籍学生必须按照高校有关要求和规定期限履行的一项学籍登记手续，本质是学籍的延续。在高校逐步推行“电子注册”管理制度的今天，注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无正当理由在规定期限内未注册的，则以退学论即终止学籍，换言之是终止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将严重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因此，高校注册与否的行为和决定直接影响学生学籍是否存在，应属外部行政法律行为。

(2)毕业证颁发与学位证授予

毕业既是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最后一环，也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消灭的重要法律事实。目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司法界都一致认为两证的授予行为是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可诉性。需要说明的是，毕业证和学位证是对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证明与肯定，与其他任何行为和事项无关，仅与专业学术水平和能力相关，只要达到相应标准即可。高校基于行政权力做出是否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专业学术权，即专业知识评价与判断。专业评价是一种高度学术行为，非法律问题，是由专业学者或团队完成的，这也是法律授予高校或相关科研机构具有授予学位权的主要原因所在。学术评价权属高校自，是学术自治范畴，由于专业程度高，可阻止司法深层介入。但这种阻止并非完全阻却，而是说，司法只能有限制地介入，即应坚持程序审查，而避免实质审查。换言之，司法机关审查高校学术问题，只能对相关答辩程序、认定资格和评定标准等是否合法做出判断。对于学术实质内容，司法机关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进行判断的，因为专业学术权属于高校依法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的争议焦点就是程序问题，并非是论文的学术水平。二是学生管理权。现实中，高校将毕业证和学位证的颁发与学生受教育管理情况相关联，比如，对欠交学费或不服从学校日常管理受到纪律处分的学生扣发两证，是典型的滥用权力行为。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与学生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两个问题，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旦走上司法途径，高校将被置于尴尬境地。

(3)开除学籍

受教育权是宪法设定的一项基本权利，非经法定程序是不可剥夺的，且国家和高校负有积极保障的义务。开除学籍是对违法违纪学生的一种惩罚，不仅记入个人档案，而且要终止学籍，堪与刑法中“死刑”有一比，这不仅强制剥夺了学生在本校学习的权利，也剥夺了学生今后在其他高校学习的可能，即意味着学生的命运将因此改变，尤其是将给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极大影响。因此，开除学籍的处分行为关系到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和今后的发展问题，应属外部行政法律行为。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开除学籍的具体情形和申诉程序，但从法的效力层面讲，以效力层次较低的部门规章设定剥夺效力层次高的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有违立法程序的。退一步讲，在现有法律体系下，高校校规是否可以严于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案例3中的校规“一旦作弊则一律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的规定；开除学籍的认定标准是否由高校自由掌握，如案例1中同学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考试作弊，等等问题都值得探讨。从审判结果看，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2.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学籍的持续与变更

(1)学籍的持续

学籍持续是在不改变学籍的前提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维持的一种状态，包括以下内容：A.考核与成绩记载，这实质上是教学管理权，是《教育法》第28条第2款的具体化，即高校有权制定教学计划、大纲，并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考核，实施管理。B.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包括住宿、助学和校园秩序管理及学生团体活动等制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四章对此进行了具体规定，它是高校为了维护学校内部正常教学秩序和其他日常管理秩序而应当建立的管理制度。C.奖励与处分。处分相对于奖励对学生影响较大，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和留校察看。处分不包括开除学籍，不改变学生学籍，是高校依法实施自的内容之一，也是高校对内部事务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手段。以上处分满足一定条件，可以申请解除。D.转专业、休学与复学。这是指学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发展需要，提出申请，经学校批准，调整专业或者暂停学业，这些行为不改变学生学籍，只要学生有正当理由并履行相关规定程序即可。对于休学，高校应保留学籍，如果不按规定时间复学，学生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被高校终止学籍。

(2)学籍的变更

即学籍异动，指因任何一方原因，改变特定高校和个体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情况。转学就是符合条件的学生从本校转到另一学校，必须办理相关手续，包括学校审批和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学籍才能得以保留和变更。

(三)民事法律关系

1.人身安全

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高校对此应承担责任的具体情形。结合实际，有两个方面：(1)校园设施、教学设备、图书馆等既是高校所有财产，又是学生学习之必须，高校负有管理责任，学生则有合理使用的义务。若高校管理疏漏，未尽相应义务，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学生基于人身权有权要求高校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补充责任；若学生因自身原因在使用时造成校园设施、教学设备、图书损坏的，高校基于所有权有权要求学生照价赔偿。(2)在组织教育教学和校外活动中，高校负有安全教育、活动指导及危险提醒的义务，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若未履行义务并造成学生伤害的，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学生负有因自身条件等原因不能参加相应活动的告知义务，未履行而造成伤害的，高校则不负法律责任。

2.后勤服务

高校后勤服务主要包括高校为学生提供的饮食、住宿服务。随着社会发展，高校后勤服务已基本社会化：一是外界民事主体租赁高校场地进行服务经营；二是高校自身作为民事主体经营。无论何种情况，学生与高校或外界民事主体均属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调整。需要说明的是，外界民事主体进驻高校场地开展服务经营，高校有监管义务，如高校未尽自己的监管义务而侵害学生权益的，依据《侵权责任法》确定的责任分担原则，应与外界民事主体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高校自身作为民事主体开展经营活动而侵害学生权益的，高校独立承担相应责任。但是高校依法负有对饮食、住宿的监管职能，在此范围内，高校与学生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源于高校自，其行为是内部管理行为，即高校与学生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

3.名誉权和隐私权

名誉权和隐私权属人格权，是指基于人的生存本身而应享有的权利，是不可让与和抛弃的权利。名誉是对学生的品行、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隐私是学生在学校特定场所对其信息、活动和领域的排他性支配。我国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将隐私等同于或包含于名誉中，侵犯隐私权以侵犯名誉权论。因此，本文将两者一并论述。具体情况如下所述：首先，学生的私人信息，即学生个人资料如姓名、肖像、通信等私人信息，有不被公开或传播的权利。其次，学生的私人领域不被非法侵犯，即学生享有宿舍不被非法侵入、窥视或搜查的权利。但目前大多高校为了达到宿舍管理的目的，擅自进入学生宿舍进行突击检查，给予评价并公布，已是常态，这种管理行为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最后，学生有权要求个人的生活和学习不被非法披露。即学生享有纯属私人情况不受非法搜集、公开和利用的权利以及学习成绩、名次、处理或评议结果不被非法公开、扩大知晓范围的权利。案例1和案例3中，高校对学生处分的张贴公告行为即构成侵权。从高校警示教育目的与保护特定学生隐私、名誉权及其在教育上的再生和继续成长看，后者价值远大于前者，因为后者关系到特定学生未来以及高校将处于违法的尴尬地位。

4.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