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法律至上——在现代文明中，法律不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种具有公约性质的、表达社会共同信念的共同规则。法律从政府的工具转而成为政府的主宰和存在的依据，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国家的治理者与受治者均须受到法律的平等约束；共同规则需要有人去守护和执行，而这正是政府和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理由。

权利平等——在法治原则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统一标准，应当对一切人的相同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做出相同的反应，这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

公民自治——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可以说没有自治便没有法治。自治不仅是法治理念的重要，也构成了法治的基础，没有法律保护下的自治，便不能排除已往文明形态中专制性的“他治”和人治。

实行依治治国的方针和贯彻法治原则，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思考，离开了合法与非法这个前提去单纯考虑利与弊、成本与收益、善与恶，是法治原则所不允许的。可以说，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有当这种思维方式真正被法律职业者所普遍认同，被治国者和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法律思维方式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其中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以权利与义务为线索

由于合法性的认定与排除只能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析来完成，因而，说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与非法之分析，与说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质在于权利与义务分析，其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法律思维就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的不断追问：某主体是否有权利做出此种行为、享有此种利益和做出此种预期？与之相对的主体是否有义务如此行事或以此种方式满足对方的请求和预期？在这里，只有权利和义务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必需考虑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因素是否应当予以考虑，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在许多场合，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中所规定的关系模式具有普遍性，而运用法律所要解决的具体法律则具有特殊性。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用普遍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因此，法律思维必然要突出普遍性的优先地位。在这里，对普遍性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对特殊性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原则上，不允许以待决问题的特殊性来排斥既定规则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为例”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可以使特殊性优于普遍性：第一，不优先考虑特殊性，就会使具体法律问题的处理产生不同寻常的“恶果”，以至于同法律的基本理想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冲突；第二，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的处理。

（三）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任何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这是实证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的、的和道德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则。然而，这个要求和原则对于思维而言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对于通过法律思维推导出一个法律上的决定而言，它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第一，面对不确定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确定的法律结论。对被诉的犯罪嫌疑人以有罪证据不足而做出无罪判决，即为其适例。

第二，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被法律的证据规则所排斥。在某些争讼中，尽管某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让人们确信某一事实的存在，然而，其证据若带有合法性瑕疵，则完全可能被争讼的裁判者所否定，并做出与客观事实相反的法律结论。

第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以虚拟的事实做为裁判的根据，而且，不允许用客观事实来对抗这个虚拟的事实。例如，在拟制送达（公示送达）的场合，当事人实际上并未“收到”，并不构成一个足以推翻法律视为“已经收到”的理由。

因此，在适用法律解决涉法性争端的场合，尊重法律是第一位的和无条件的，客观事实是否必须得到尊重，则需以它能够被合法证据所证明为前提条件。

（四）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也就是规则合理性或制度合理性，它是一种普遍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只能表现为个案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借助于形式合理性来追求实质合理性，依据于这样的认识：对于正义而言，普遍性规则的正义或制度正义是首要的和根本性的，离开了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实现社会正义。人治轻视形式合理性的价值，实质上是轻视普遍规则和制度在实现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相反，它把实现社会正义的希望寄在个人品质之上，试图借助于不受“游戏规则”约束的圣人智者来保证每一个案都能得到实质合理的处理。经验证明，这种理想往往沦为幻想，即使获得短暂的成功，也严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

两相比较而言，人治理论主要借助官员的个人理性，一种不受普遍规则约束的“现场理性”来全权处理一切社会事务，法律只是“办事的”；法治理论主要是借助于规则化、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法律——来处理涉法性社会事务，官员的个人理性只是在法律允许的和有限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在法治国家中，当针对一个个案，通过法律思维来寻求一个法律结论时，对形式合理性的满足就不能不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尽管少数个案处理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实质不合理。

（五）程序优于实体问题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中实现的。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合法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从而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效果。

我们知道，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实现个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条件，在此意义上说，对程序问题的重视程度，恰恰是识别一个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接纳了法治原则这一个文化公理的最佳方式。

（六）理由优于结论

篇2

内容提要: 美国董事自我交易的现代规制模式倚重程序公平，兼顾实质公平，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追求。我国虽形式上确立了董事自我交易规制制度，但缺乏交易是否公平的审查标准，使得这种制度供给无异于“画饼充饥”。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我国法律的适用与完善应当秉持严格规制理念，在追求效率与安全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公平。

所谓董事自我交易，是指在所任职公司实施或打算实施的交易中，董事是对方当事人或在对方当事人中拥有特定的利益。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必须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重。董事与公司从事交易时，极有可能利用公司“内部控制人”的支配地位和信息优势，损害公司利益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就两个有能力的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对“平衡与诚信的追求”不是通常的习惯，[1]但对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各国公司法大都设有自我交易规制制度，以保证交易对公司公平。

一、美国蓝事自我交易的现代规制

美国董事自我交易的法律规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早期直到1880年，严格禁止自我交易，即所有的自我交易均可以根据公司的选择自动撤销，法院根本不考虑交易公平与否[3]；自20世纪初，实行程序公正与实质公平并重原则，即经过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多数同意，并且交易本身公平，自我交易才有效；到了60年代，实行单一的实体公正标准，即无论是否经过无利害关系董事同意，实质公平是交易生效的唯一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人倚重程序公平，兼顾实质公平的霎攀瞥翼璧矍函现代规，，、通过成文法对程序公正的设计，力图达至”“质公正的目的。自1931年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典》第820条设计出“安全港”程序规则以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4]但具体模式仍有所区别。

(一)特拉华州规制模式

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44条，[5]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任何一个，自我交易即不得仅因涉及利益冲突而由公司主张撤销：(1)关于董事或经理与交易的关系或利益，以及合同或交易的所有重要事实，已向董事会或委员会披露或已为其所知，而且即使无利害关系董事少于法定人数，董事会或委员会通过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多数的肯定性表决善意地批准了这一合同或交易；(2)关于董事或经理与交易的关系或利益，以及合同或交易的所有重要事实，已向有资格投票决定的股东披露或已为其所知，而且这一合同或交易已通过股东善意地投票得到特别批准；(3)在合同或交易被董事会、委员会或股东授权、核准或批准之时，合同或交易对于公司而言是公平的。这一规定确立了两项程序步骤：一是利害关系董事就其与交易的关系、在此项交易中所享有的利益以及涉及交易的重要事实向董事会或股东进行披露，此即“公开性”原则；二是排除利害关系董事的影响，由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股东对自我交易做出决定，此即“独立判断”原则。1984年《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31条仿效了特拉华州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许多州的制定法也做出与此类似的安排。[6]这些成文法条款的唯一作用，是明确限制普通法上自动无效原则的适用。[7]

但是在成文法的适用过程中，判例法赋予了上述程序步骤特殊的法律意义：

1。在董事自我交易场合，上述程序条件满足与否将对交易公平的审查标准和举证责任的承担产生重大影响[8]：(1)如果上述披露和批准程序得到满足，判例法将无利害关系董事[9]或股东[10]的同意，视为一项经营判断，依据经营判断规则[11]审查交易是否公平。亦即审查范围限于无利害关系董事是否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诚实而且有正当理由地相信其关于批准自我交易的判断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适用经营判断规则，能够阻止对交易自身价值的实体上的司法审查。如果公司或股东对符合经营判断规则的自我交易提出异议，则必须举证证明交易构成浪费或赠与，否则交易有效。(2)如果上述任一程序条件未获满足，即利害关系董事违反披露义务，或者其履行了披露义务，但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同意不符合经营判断规则，则由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交易公平的举证责任，公平的审查标准变为“完全公平”，包括审查公平交易和公平价格。[12]1988年《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60，8。61条对董事自我交易采取了与此完全相同立场。

由于程序规则排除了司法在经营判断规则之外对交易的干预，符合程序条件的董事自我交易被赋予了确定的法律效力，保护了交易的安全，因而被称为“安全港”规则。

2。在控股股东自我交易场合，即使上述程序条件得到满足，考虑到决策董事极可能因担心被免职而批准交易[13]，或者交易虽由非控制股东审查，但无论决策结果如何，控制股东都将继续主宰公司，“报复的风险”仍然存在。[14]这样，委诸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进行决策的机制基本失灵，因此判例法采用严格的“完全公平”标准对交易进行审查，以保护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程序条件的作用仅在于免除控制股东的举证责任，转由反对交易的股东举证证明交易对公司不公平。[15]

关于“完全公平”标准，美国律师协会的权威解释[16]指出，对于没有通过“安全港”程序规则检验的董事自我交易，法院应对交易的公平性从交易条件、交易对公司的利益以及交易决策的全过程进行综合审查。如果交易的争端是价格的公正性，不应将“公正的价格”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公正”价格。公正的价格不是一个确定值，而应当是在平等谈判中，独立的当事人根据当时的情形所愿意支付或愿意接受的价格区间。这一价格区间仅是无利害关系董事进行自主经营判断的更为广泛的价格区间的一部分，亦即法院容许董事自主决定的价格范围，比根据“完全公平”标准所采用的“公正价格”之区间更广泛，并且这种更为广泛的公正价格区间理论，对其他交易条件同样适用。

(二)其他规制模式

虽然程序条件的满足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被广泛采纳，但对董事自我交易公平标准的立场仍存在差异：

1。自我交易经非利害关系董事同意的，另有两种较特拉华州更为严格的公平标准：一是加利福尼亚州模式，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表明，即使自我交易获得非利害关系董事的同意，并不能就此排除法院对交易公平性的审查，因为交易还必须是“公正合理”的[17]二是美国法学会所建议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以下简称《公司治理原则)))模式，其第5。02条(a)(2)(B)，(C)规定，即使董事自我交易经过了非利害关系董事的事先批准或事后追认，法院仍应当对是否能“合理地推断出交易对公司是公平的”进行审查。这种“合理公平”的标准介于“完全公平”和经营判断规则之“理性标准”之间，比前者易比后者难。[18]

2。自我交易经无利害关系股东同意的，另有较之特拉华州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审查标准：一是加利福尼亚州模式。如果股东在充分得知交易的所有重大事实，以及董事与交易的利害关系之后，善意地表示同意该交易，且拥有股份的利害关系董事未参与投票，那么该交易就是有效的。这样，如果不存在欺诈等违法情形审查。二是《公司治理原则》模式，，非利害关系股东的同意就完全排除了法院对自我交易的司法根据第5。02条(a) (2) (D)以及5。10条，无论是董事自我交易，还是控制股东自我交易，如果交易经无利害关系股东事先授权或事后批准，对交易仅限于以浪费标准进行审查。[19]

二、我国现行的蓝事自我交易规制：“画饼充饥”式的制度供给

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第1款第(4)项规定，董事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违反前款规定所得收人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自我交易属于《公司法》界定的关联关系的一种，第21条关于“董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表明法律对关联交易并非简单地加以禁止，[20]未经公司同意的董事自我交易并非无效，[21]而是对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除非公司予以追认。经公司同意的自我交易，其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民法通则》的规定予以认定。如果董事利用其控制地位导致交易不公平，只能按合同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定处理。

显失公平是适用于公司对外交易的审查标准。一项合同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应当满足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要件[22]：客观上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经济利益显著不平衡；主观上，造成显失公平的原因，是由于一方利用优势地位，使对方难以拒绝对其明显不利的合同条件，或者利用对方欠缺一般的生活经验或交易经验所致。由于非利害关系董事本身就是商人，股东即使不全是商人，一般也都具备通常理性人的判断能力，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策同意的董事自我交易，即使结果显失公平，恐怕也很难满足撤销交易的主观要件，因此，《合同法》关于合同显失公平的规定，几乎不能为公司和股东提供任何保护。

而根据经营判断规则，董事执行职务须以善意的方式，以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状况下能够尽到的注意，按照他合理地相信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处理事务。[23]如果自我交易不符合经营判断规则，即属对公司不公平，公司有权撤销。如美国允许公司向董事提供贷款，某制造商公司经董事会批准，向董事提供贷款，贷款期、贷款担保及利率等条件与通行的商业贷款毫无二致。但是该项贷款不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而且公司的营运资金有限，这笔资金本可以用于发展公司的业务。本案中，自我交易虽并不显失公平，但因不能满足经营判断规则的要求，公司可申请撤销。[24]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统一商法典》[25]同样规定有合同显失公平制度，但公司法却另行给出具体详尽的董事自我交易公平与否的判断标准的原因。

虽然从形式上看，我国具有董事自我交易规制制度，但自我交易是否公平，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法律没有提供任何的判断标准!这正如英国故事里教师说：“孩子们，必须心里纯洁，否则我就要揍你们”，如果我们要求董事履行忠实义务，而又不为这种道德义务的履行设定任何标准，则我们所可能取得的成功，并不会比上述教师稍胜一筹。[26]我国的董事自我交易，实质上处于没有规制的状态，这种缺乏公平标准的制度供给，无异于“画饼充饥”。

三、我国盖事自我交易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现代社会经济中，自我交易现象司空见惯，美国早期的严格禁止态度已经不合时宜；无视公司自身的经营决策而直接审查交易实质上是否公平，亦将导致司法对商业决策的过度干预。自我交易是一把“双刃剑”，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同时也可能引发“损公肥私”的道德风险，违背公平正义。法律的任务不是完全排除利益冲突交易的存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除弊存利”，设计适当的机制确保交易对公司公平。

美国赋予无利害关系董事以董事自我交易决策权，法律对其决策表现出相当的尊重，致使利益冲突交易的实质公平问题基本转化为正当程序问题，这种以效率和安全为首要价值追求，兼顾公平的董事自我交易规则运行良好。[27]但倚重程序公平，兼顾实质公平的现代规制模式，仅是一系列防范不当自我交易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网络群支撑的整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部分”。以市场为基础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具有竞争性产品市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薪酬激励机制、包括证券承销商和经纪人在内的知情且老练的市场参与者、详尽的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以及道德诚信机制等非法律控制机制，有效限制了经营者违背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减轻了公司法保护投资者的负担，为公司法赋予经理人更多的经营裁量权提供支持条件。[28]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稳步推进的发展时期，在全球经济渗透融合、国内外竞争日趋激励的形势下，面临着程度更深的提高经济效率与保障交易安全的现实紧迫性，但我们欠缺防控公司内部人权力滥用和欺诈的市场及道德机制，因此通过法律制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培育投资者信心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全，比赋予管理层经营裁量权更为重要。[29]我国董事自我交易制度的适用和完善，应当秉持严格规制的理念，在追求效率、安全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公平。

(一)董事自我交易的界定

从文义解释来看，我国的董事自我交易制度仅约束董事本人作为交易相对人与公司进行的直接交易，如此以来，董事只要以他人之名行自我交易之实，法律即可轻易被规避，因此进行目的扩张解释，是防止董事通过自我交易侵害公司利益之立法精神的必然要求。但司法不可能扩张解释得完全恰如其分，执法标准矛盾甚至对立现象难以避免。为明晰当事人的行为规范，提供执行法律的指引，立法应当明确董事自我交易的范围。

董事自我交易的界定宜兼采形式基准法和实质基准法。所谓形式基准法，就是由法律对董事在交易中享有直接和间接利益的情形进行具体列举：(1)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董事间的交易；(2)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董事的“关系人”间的交易；(3)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该董事或其“关系人”在其中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另一家公司之间的交易；(4)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该董事在其中任董事[30]或是普通合伙人、人、雇员的“其他实体”间的交易；(5)董事所任职公司与一个人之间的交易，该人控制着前述“其他实体”，或该人受前述“其他实体”所控制；(6)董事所任职公司与一个人间的交易，该人是董事的普通合伙人、委托人或雇员；(7)董事所任职公司与其他公司间的交易，董事在所任职公司中就该交易享有利益。[31]其中就董事的关系人可作如下界定：(1)董事的配偶、配偶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董事的父母；董事的子女、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与董事共同居住的人；(2)一个信托组织或产业整体，在它们中，前述的人是重要的受益人；(3)一个信托组织、产业整体、无行为能力人、被保护人或未成年人，该董事是这些组织或这些人的受托人。所谓实质基准法，就是规定判断董事自我交易的一般规则，即董事在公司交易中是否具有重要利益，以致被合理地认为将影响其判断力。[32]

(二)利害关系董事的披露

披露是公司进行决策的前提条件，凡足以影响决策的因素都应当披露：第一，应当披露所享有的利益的性质、范围及与公司事务的关系。“一个人公布其利益，不是在他说明他拥有利益的时候，而是当他说明了该项利益究竟是什么的时候。”[33]第二，应当披露涉及交易事项的有关事实，既包括交易标的的有关事实，还包括交易双方的资信情况等。如在澳大利亚的PermanentBuilding Society v。 Wheeler McGee[34]一案中，被告Wheeler是PBS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同时，他还是Capital Hall Ltd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控股股东。PBS公司的董事表决同意向CHL公司提供1500百万澳元贷款。Wheele：披露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没有参加投票，但是Wheele：清楚CHL根本没有财力偿还贷款。法院认为，仅仅向公司披露利益是不够的，还应当对CHL在贷款当时无财务能力的情况予以披露。

在英国，违反披露义务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被处以刑事罚金。[35]但违反披露义务本身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公司有权申请撤销，但公司已经确认，或者合同撤销影响对违反披露义务不知情、有偿取得权利的第三人利益的除外。[36]

在美国，大多数州的制定法都规定，即使不经披露和批准，只要能证明交易对公司是公正的，则不得仅因交易具有利益冲突性质而由公司主张撤销。判例法的主要态度也认为，利害关系董事没有披露其在交易中的利益仅构成撤销交易的理由，[37]交易最终能否撤销，还取决于董事能否证明交易是公正的。董事举证不能的，则交易可以撤销，或者在承认此项交易的同时，赔偿公司所遭受的损失。[38]

信息披露不仅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还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如果不进行披露，必然增加不正当自我交易被发现的难度，公司和股东的权利保护就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英国的严厉模式，将董事自我交易与要求最大诚信的保险合同作同等对待，[39]违反披露义务，公司即享有撤销权。

(三)无利害关系决策机关的批准

关于自我交易的批准机关，在美国，董事会批准为默认规则；在英国，董事会批准为私人公司的默认规则，股东会批准为公开公司的默认规则。[40]我国现行法律不区分公司类型，均以股东会批准为默认规则。自我交易一概由股东会批准，既不适应商机稍纵即逝的特点，也容易导致公司开支的增加。我国有限公司股东多直接参与公司经营，而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东控制经营管理层的能力较弱，考虑到追求效率与维护公司利益的双重需要，除对董事兼具控制股东身份时的自我交易采取特殊规制标准外(下文将作论述)，立法宜采英国模式区分公司类型，规定不同的默认批准机关，同时允许公司章程另行规定。

公司决策人必须与交易无任何利害关系，才能真正建立独立对等的交易结构，否则程序的设计将反过来变成掩盖那些事实上损害公司而让内部人获利的自我交易障眼法。[41]英国判例法[42]与成文法[43]均承认允许利害关系董事出席董事会并参与自我交易表决的章程条款有效，只要董事进行了充分披露，不将利害关系董事计算在内会议法定人数的任何要求也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投票不计算在内，事项也被通过。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仍处于讲关系、讲人情的“熟人社会”里，董事们在一个公司里共事，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涉及同僚董事交易的决策上，本来隐形的影响和压力就真实地存在，决策董事的独立性就难以保证，如果允许利害关系董事出席并参与表决，要求其他董事当着利害关系董事的面，反对他的提议而坚持以公司利益为上，不免脱离社会实际，制度设计上就没有考虑到要给予其他董事以坚持原则的支撑，公司利益的保护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公司决策者与交易无任何利害关系应是一个不能任由当事人改变的强制性规范。

在英国，根据衡平法规则，受托人就其利益向受益人进行了充分披露，自我交易即变成受托人与受益人两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合同生效。[44]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董事自我交易，如果利害关系董事披露了冲突利益，即使自我交易没有经过公司的特别同意，合同也不能撤销。[45]由此可见，影响自我交易效力的是披露义务，而不是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同意。

如上文所述，在美国，未经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同意，自我交易的效力并不必然受到影响，应由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交易公平的举证责任。

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笔者认为，我国不宜采取英美两国的处理方式，为防止秘密从事的不正当交易，事后公司又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或怠于追究董事的责任，宜强化程序公正，只要未经公司决策机关同意，公司即享有撤销权。

(四)经披露和同意的董事自我交易的审查

对于履行了披露要求和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的自我交易，有必要采纳美国模式，赋予正当程序以法律效力：一方面，由原告承担证明交易不公平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证明交易公平的标准应有所区分，在非利害关系董事同意的情况下，宜采“合理公平”标准；在非利害关系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宜采浪费标准。理由如下：

首先，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未经披露或批准的正当程序时，由掌握信息的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举证责任，一是基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对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引起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打击股东投资的信心。二是基于举证上的便利性。利害关系董事掌握信息和证据，其具有举证能力，同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公正。但当董事自我交易履行了正当程序，举证责任转移由原告承担。一方面，交易的阳光化和公开化，可以初步消除“瓜田李下”的嫌疑；另一方面，既是对利害关系董事履行正当程序的鼓励和导正，也是对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同意的尊重。

对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同意分别采“合理公平”和“浪费”标准进行审查，也表现出对商业决策一定程度的尊重。第一，是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法官不是商人，在商业决策时机和因素的把握上并不比董事和股东更明智，法庭不能轻易以他们的判断取代董事正常的经营判断，否则很可能导致对“复杂的商业判断采取粗野的业余方法”[46]。第二，是促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需要。一件商品，在没有需求和偏好的A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或所值甚少，但迫切需要或具有强烈偏好的B却可能不惜高价求之，这一简单道理，从羽绒服夏季折扣狂打仍旧滞销，空调在炎热强烈袭来时售价攀升却一路畅销的生活常识中即可得知。商业不过是放大了的生活经济，考虑交易标的对当事人的特殊需求、特殊价值以及考虑双方所处的具体境况对交易条件的影响，尊重当事人的主观估价，实际上是对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规律的认可。第三，法院不是，也没有能力成为社会公正的唯一代言人，公正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当事人都付出自己的努力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但是，即使经过了披露和无利害关系董事的批准，自我交易仍然应当接受“合理公平”标准的审查。这是因为，一方面，无利害关系董事与自我交易董事存在同僚关系，要求他们以与对待陌生人完全相同的谨慎程度来与他们中的一员签订合同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法律只能从经济利益和家庭关系等从概率上讲极有可能影响交易判断的角度来界定无利害关系，这种界定，显然窄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利害关系。[47]因此，即使自我交易不存在欺诈和浪费，但仍有人以其有损于公司并且不必要地优惠于有关的董事为由提出质疑时，有必要以比董事在针对公司与第三人的交易中所作决策更为严格的“合理公平”标准对自我交易进行审查。

即使经过了披露和无利害关系股东的批准，自我交易仍应当接受浪费标准的审查。股东是公司剩余财产索取权人，有权对最终影响他们权利的事项做出决定。但股东决策不同于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股东的同意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同意，仍然存在借由合法形式，以全体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谋求控制者私利的可能，导致董事财产增加，却由全体股东“埋单”。因此，在公司或股东提出异议时需要审查以对等形式出现的交易是不是对公司财产的浪费或对利害关系董事的赠与。论及至此，可以得出两个水到渠成的结论：一是在派生诉讼的情况下，拥有原告资格的股东应当是在股东会议上持反对意见或弃权的股东，赞成股东除非能够证明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否则被排除在适格原告之外。二是如果决策经全体无利害关系股东一致同意，则公司与股东均不得提出异议。

如果是事后披露和追认，是否同样发生上述效力?较之得到事先批准的董事自我交易，事后追认应满足更严格的条件：第一，由无利害关系的决策者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第二，已经向无利害关系的董事进行了披露；第三，没有不合理地不寻求事先批准；第四，未获得无利害关系董事的事先批准没有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48]其基本原理是法律鼓励董事寻求事先批准，这样无利害关系董事可以代表公司与利害关系董事进行磋商。而事后追认使公司没有磋商机会，先斩后奏导致董事会需要权衡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不是考虑交易对公司是否有利，而是已经完成的交易是否对公司如此不利以至于必须将同僚董事诉诸法庭。[49]因此，对于事后披露和经董事会追认的自我交易，既不宜直接赋予公司撤销权，也不宜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和以“合理公平”标准审查交易的效力，而应由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举证责任，并以“完全公平”标准对交易进行审查。但是对于事后披露和经股东会追认的自我交易，可以发生与事先同意相同的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董事同时具有公司控制股东身份，无论是经董事会还是股东会批准，都应当采“完全公平”的审查标准，披露义务和批准程序仅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效力。

注释:

[1]参见〔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2]关于前三个阶段的论述，See Harold Marsh， Are Directors Trustees?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rporation Morality， 22 Bus。 Law(1966)35， pp 36一44。

[3]也有美国学者对早期是否实行绝对禁止原则提出不同看法，如Beveridge教授认为，即使在普通法中，也从来没有严格禁止利害关系董事交易的规则，See Nonvood P。 Beveridge ]r。 ， Interested Director Contracts at Common Law： Validation under the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 Fraud， 33吻。L。 A。 L。 Rev。 97 (1999一2000)。

[4]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法律出版社199!〕年版，pp。400 -401。

[5]参见[美黛博拉A-德族特：《英美公司法釜事自利文易规制之比较》，曹阳等译，载张新民编：《民商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张开平：《英美公司黄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6]〔关罗伯特W。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第5版)，齐东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7]See Lewis D。 Solortan， Jeffrey D。 Bauman and Elliott J。 Weiss， Selected Corporation and Partnership： Statutes， Rules， and Forms，West Publishing Co。 1994，pp。90-91；工美伯纳德"S布莱克：《外部黄事的核心信义义务》，黄辉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脚注。

[8]同前注[5]，袋博拉A-德蔽特文，第412页。

[9]Marciano v。 Nakash， 535 A。 2d 400， 405 n。3 (Del。 1987)；Oberly v。Kirby，592 A。 2d 445 (Del。 1991)；Nixon v。 Blackwell，626 A。 2d 1366， 1376 n。7 (Del。 1993)。

[10]In Re Wheelabrator Technologies， Inc。 Shareholders Litig。，663 A。 2d 1194， 1203 (Del。 Ch。 1995 )。

[11]经营判断规则是衡蚤釜事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审查标准，股东虽不对公司承担注意义务，但这并不妨碍按照经营判断规则审查交易是否公平。

[12]Weinberger v。 UOP， Inc。，457 A。 2d 701，710一11 (Del。 1983)。

[13]Kahn v。 Tremont Corp。 694 A。 2d 422，428 (Del。 1997)。

[14]See Citron v。 E。 1。 Du Pont de Nemours&Co。，584 A。 2d 490， 502 (Del。 Ch。 1990)。

[15]See Zohar Goshen， 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ling Corporate Self一Dealing： Theory Meets Reality， 91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3)393，p428。

[16]转引自前注[5]，张开平书，第259-261页。

[17]See Revision Report of the Assembly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Revision of the Corporation Code， 55(1975)，转引自施天涛、杜晶：《我国公司法上关联交易的阪依及其法律规制》，《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18]See Melin Aron Eisenberg， Self一interested Transactions in Corporate Law， 13 J Corp。 L。 997(1987一1988)，P。1005。

[19]同前注[18]，Melin Aron Eisenberg文，p。1006。

[20]施天涛：《新公司法是非评说：八二分功过》，载王文杰主编：《月旦民商法研究：最新两岸公司法与证券法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21]参见王保树：《从法条的公司法到实践的公司法》，《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2]参见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年版，第284-287页。

[23]参见《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 8。30条，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24]同前注[5]，张开平书，第259页。

[25]《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规定：“如果法院作为法律问题认定合同或合同的任何条款在订立时显失公平，可以拒绝执行该合同，或仅执行显失公平部分之外的其他条款，或限制显失公平条款的适用以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26]参见〔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27]同前注[7]，伯纳德S布莱克文。

[28]See Bernard Black and Remier Kraakman， A Sell一Enforcing Model of Corporate Law， 109 Harvard Law Review (1996)。

[29]See Troy A。 Paredes，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Why Importing U。 S。 Corporate Law Isn't The Answer，45 William&Mary L。 Rev。 (2004)。

[30]英美法将同一个人在两家或更多的公司中同时担任董事的现象称为共同董事或联锁董事。

[31]同前注[5]，张开平书，第254一255页。

[32]参见《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60条第(3)款。

[33]Imperial Mercantile Credit Association v。 Coleman [ 1873] LR 61-11。 189， at 201

[34] (1993) 11 ACSR 2印；11 ACLC 761。

[35]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83条，原《1985年公司法》第317条第(7)。款。

[36]Hely一Hutchinson v Brayhead [1968] 1 QB 549， per Lord Denning MR at p 585； Guinness Plc v Saundes [1990 2 AC 663， per Lord Goff， 697E一H。 Quoted from Company Directors： Regulat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Formulating a Statement of Duties( Consulting Paper

)，para 4。78。

[37]Willam L。 Cary， Melin Amn Eisenberg，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5th ed。)，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80， p584。

[38]同前注[5]，张开平书，第248页。

[39]Hely一Hutchinson v Brayhead Lid[ 19681 1 QB 549， per Lord Wilberforce at p。589一591 and per Lord Pearson at p。594。

[40]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75条第5款。

[41]参见前注[7]，伯纳德S。布莱克文，第221页。

[42]North一West Tranwportation Co Ltd v Beatty (1887) 12 App Cas 589。

[43]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75条第6款。

[44]L。 S。 Sealy， Cases and materials in Company Law (7th ed。)，Butterworths 2001，p。272。

[45]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m Company Law (6th ed。)，Sweet&Maxwell 1997， p。613。

[46][加]布莱恩R。柴芬斯著：《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47]同前注[18]，Melin Aron Eisenberg文，pp。 1002一1003。

篇3

一、村社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现状

（一）村社干部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1、法治思维的认知方面

第一，对法治思维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时，选择“法律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分别占55%、41.2%、，选择“民主和谐”、“ 权力制约”的分别占11.4%和4.6%。可见，多数村社干部认同法律是平等的，认同法律代表着公平正义。第二，对法治思维重点的把握比较到位。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重点是什么”时，63.2%的人认为“重公正”。可见，当前我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基层工作中的法治重点把握是准确的，有一定的认识。

2、法治思维的实践方面

第一，大多数村社干部具有一定的法治思维。在问到“你认为现在的村社干部有没有法治思维”时，76.8%的人认为有，认为基本有、基本没有和没有的分别是22%、1.1%、0.1%。第二，村社干部法治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问到“你认为大多数村社干部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是否运用法治的方式”，64.2%的人认为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社干部能够认识到决策和行为要合法，但是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3、法治思维的形成和培养途径方面

通过调查，对于如何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村社干部大都有明确的认识：在处理问题、做决策时着重运用合法非法思维方式；认为法治思维向法治方式转变需要注重法治依据，同时在法治精神、法治素养、崇尚法律等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村社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的最大突破口在于深化改革，完善机制。

（二）法治思维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对法治思维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调查中，当问到“你认为村社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至少列3种）”时，有92.7%的人选择了“公平正义”，90.4%的人选择了“合法性”，58.1%的人选择了“责任后果”，选择权利义务和法官治权的相对较少。这说明当前丰都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的精髓。

2、实践中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问到“你怎么评价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时，有66.8%的人认为“一般”，认为“很强”、“很弱”和“缺乏”的分别占25.3%、5.9%、2%。

3、村社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存在较大的困难。在问到“你认为从传统的非法治的思维向依法办事转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有55.7%的人认为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还存在法律让位于政策和上级指示情况，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二、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制约因素

（一）法治观念薄弱。法治作为人类的活动方式之一，必然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村社干部对法治认知出现偏差和实践中出现法律让位于情感、上级指示。首先，我国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在遇到纠纷和冲突时，不是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而更多的寻找“权力”的帮助；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伦理道德轻普遍规则”导致轻视法律的作用，对法律不存在敬畏之心；此外，“人治”陋习严重，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二）法律知识欠缺。很多村社干部年龄往往偏大，文化素质大多不高，法律知识欠缺。他们往往将有限的时间花在学习实用性较强的业务知识上，对如何正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则研究不多、思考不足。由于我国政治生活法治水平有限，在加上行政手段效率高，村社干部大都乐于选择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在客观上造成法治方式“被搁置”。

（三）普法内容肤浅。普法考试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偏重于村社干部掌握法律知识，法律学习停留在了解法律条文的层次，忽视法治精神和法治方法的把握。干部普法考试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死记硬背，远达不到把握条文蕴含的法治精神并提高法治思维能力的高度。法律知识要内化成人的法治思维，还需要很多因素一起产生合力。由于人治化权力恣肆的影响，村社干部把普法教育中掌握的法律知识转化成法治素养的成效就更加不容乐观。

（四）法治能力不足。部分村社干部认为法律仅仅是一种工具，是实现一定社会管理目标的手段，在想问题、做决策时依然习惯于传统的人治思维和方式，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尤其是在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不足就更加凸显，不能做到统筹兼顾，灵活处置，以致事态恶化。有的甚至把法律仅仅用来治理老百姓而不规范、约束自己。对法律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弃之一旁，持随心所欲的态度。

三、提高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崇法精神。首先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要牢记”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在工作生活中敬畏法律，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在处理与群众的矛盾和纠纷过程中要坚持这一点。其次，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维。法治思维强调人信仰的是法律规定中蕴藏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增强法治理念。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参与法律援助等法治实践活动、举办专题研讨班以及开通普法短信平台等方式增强村社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教育培训的重点要放在应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教育与传播上，使法治思维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最终形成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法治思维当先”的思维定式。

（三）强化法治实践。实践锻炼是培养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根本途径。村社干部要养成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并将法治思维外化为法治实践，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法治活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以加快推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篇4

【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法治话语 能力

【作者单位】 宁波市外经贸委。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44-02

党的十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笔者认为，既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的能力，也要提高领导干部多说“法治话语”的能力。让领导干部多说“法治话语”，这既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在领导语言上的具体体现。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法治语言是法治思维的载体，“法治话语”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脉相承。“法治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缺失，凸显的是法治素质的堪忧和法治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缺乏“法治语言”的训练，自然对法治话语和法律语言有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出是创新。这个创新，是在总结和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是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十六大报告中继续强调了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到十八报告中，则提出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并且针对性地运用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四个基本方面。

从“法制观念”到“法治思维”，从“依法办事能力”到“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由“法制”发展到“法治”，包含了民主、公平正义、权利保护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内涵创新。第二方面，由“观念”发展到“思维”，从思想理念进入到工作和能力思维，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引领和指导意义，是工作、能力思维创新。第三方面，由一般性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发展增加了“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四个方面，是应用领域的创新。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以法治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标准的思维。所谓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就是用法治思维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搞清楚法治思维，先要搞清楚法治思维对应的概念是什么。我认为，法治思维对应的概念有三：非法律的思维、人治思维和法制思维。

首先，非法律的思维。法治思维的关键词之一是法，是法律思维，而不是非法律的思维。这些非法律的思维，包括经济的思维、政治的思维、管理的思维、文化的思维、道德的思维，等等。这些思维，当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维，但是，不是也不应当是唯一的或者排他性的思维。除了上述非法律的思维以外，我们还应当重视法的思维，想问题、做判断、行措施，还必须增加法的思维，以法为据，以法为尺。

其次，人治思维。法治，对应的是人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对应的是人治国家和人治政府。法治思维直接对应的就是人治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思维包含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即民主的基础、控权的核心、人权保护的目的、依法办事的规则，等等。

另外，法制思维。法制思维是依法为前提的严格依法办事的思维，而法治思维则有更加全面的内容和深刻的针对性，即法治不仅要“治民”，更要“治官”，规范、约束和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是法治的核心，当然也是法治思维的核心。

法治思维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思维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和治官治权思维等。

第一，合法性思维。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包括行为的目的是否合法，行为的权限是否合法，行为的内容是否合法，行为的手段是否合法，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等等。合法性思维，是规则思维，也是制度思维。十报告提出，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权，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

第二，权利义务思维。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主体彼此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行政执法、人与人交往等，都要尊重保护权利，履行义务，承担法定职责。法治思维，必然包含权利与义务思维的内容。各级领导干部所作决策和所行措施，大多是针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这些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在法律上是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可以随意侵犯的客体。对他们权利的尊重、维护和保护，就是法治思维的表现，漠视、蔑视其权利，任意剥夺侵犯其权利，不是法治思维，而是典型的人治思维。另外，领导干部行使的权力是公权力，公权力的特点就是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履行职责义务，不失职，不辱使命。一些领导干部在当地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时，采用发文件强行让公务员集资的办法，就是在蔑视和践踏公务员的法律权利，是典型的没有法治思维的表现。

第三，公平正义思维。法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和原则，法治思维自然要反映这种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如领导干部在重大决策时，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公众参与决策、决策的民主化，才是决策中的实质性约束。让公众有序参与决策，决策反映和体现公众利益和各方意见，这是公平正义在决策领域的体现。那种在决策工作中忽视公众意见和利益，刻意袒护个别利益群体的做法，就是缺乏公共行政的公平正义思维的表现。在行政执法中，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都不是法治思维，难以取信于民，也难以真正有效和长效。

第四，责任后果思维。法律不仅是行为规则，还有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法治不仅是行为之治，也是后果之治。法治思维也不仅仅是行为规则思维，不仅仅是判断思维和行为思维，更为重要的还有责任后果思维。因此，行为有后果，行为者要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这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对领导干部来讲，必须对其权力行使和职责履行行为承担责任后果，违法的行为要及时纠正，侵犯的权利要得到有效救济保护，造成损害损失的要依法给予赔偿，违法犯罪的要予以惩处。正所谓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失职必问责。

第五，治官治权思维。法治以制约和监督公权为核心，法治思维当然是以制约和监督公权为核心内容的思维。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要求，无不体现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着深刻的法治思维内涵。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治官治权思维，就是权力受制约和受监督的思维。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有严格、规范行使权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必须有接受制约和监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胆大妄为。

篇5

关键词：烟草文化；法治；建设

周所周知，烟草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的特殊性在于：既要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为国家财政收入多做贡献，又要严格控制卷烟生产规模，最大限度减少卷烟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既要坚持烟草专卖制度不动摇，又要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着力破解“三大课题”（改革的红利在哪里，发展的潜力在哪里，追赶的目标在哪里）；既要履行国际控烟组织框架协议，又要提升卷烟结构升级，推动“卷烟上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将行业的特殊性与法治化结合起来，才能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有效化解现实矛盾，确保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多年来，虽然行业通过贯彻实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有力地保证和推动了行业发展，实现了“三大x煌”，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但行业内部分单位和领导法律意识不强，执法监督不严，依法经营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极个别领导干部知法犯法、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因此，建设法治烟草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因此，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既要注重加强行业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更要重视与行业规范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构建。

第一，注重教育培训，在烟草行业广大干部职工中树立信仰法治、践行法治和维护法治的理念。理念引导行为，思维决定方式。烟草人信仰法治、具有法治理念、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是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关键。因此，加强教育培训不仅要重视相关法律知识的传授，更要强调法治理念的灌输和法治文化的熏陶。烟草法治文化是由每一位烟草人的法治理念与这种理念引导下的实践行为不断聚合、累积、发酵和升华而成，而加强理念教育、观念引导是其前提和基础。

第二，完善考评机制，形成以法治为重要指标的评价体系。当前，烟草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法治文化淡薄，其重要原因是缺乏信仰、践行法治的动力。这要求各级烟草企业要相应地改变考核评价机制，将法治因素纳入人员综合评价体系之中，作为考核晋升的重要指标。比如，实行行业学法制度，定期对行业内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注重在具体工作中考核人员遵法守法、依法行政、践行法治的实际情况。注重将法治意识强、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员选拔到领导岗位、重要岗位上来。

第三，注重引领垂范，发挥行业干部在烟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模范表率作用。党的十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是由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相对于烟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推进行业法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践行者，他们在工作中是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问题，直接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对待法治的态度和信念，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烟草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巩固起着积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第四，加强统筹协调，发挥法制部门在烟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引领、组织和推动作用。法制部门是负责行业法制工作的专门机构，承担推进依法行政的规划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等重要职责。因此，法制部门要承担起作为烟草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重任，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策划、组织和引领行业的法治文化建设，努力使烟草法治文化成为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力载体。

第五，健全法治体系，营造烟草企业良好的法制环境。一要建立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结合业务职能和工作特点，从专卖执法、生产经营、企业内部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组织查找、收集法律风险源、风险点，研究制订符合自身经营管理需求的法律风险识别框架；二要建立普法宣传教育体系。以社会主义法治方略、思维和理念为指针，以法治烟草建设总体目标为引领，进一步明确“七五”普法宣传的方向和重点任务，强化措施，提高水平，注重实效，将烟草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引向深入；三要强化法律保障体系。加强法规机构建设和法规队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部门和岗位职能作用，规范法律顾问管理。

面对近年来烟草行业在行政执法、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法律争议和诉讼呈现出数量增多、案值较大、关系复杂、应诉困难等明显特点，应对挑战、防控法律风险，最有效、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面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按制度办事、严格按程序办事，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水平，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行业和谐，不断激发改革红利和发展潜力，保持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法治理念信仰；法治思维方式；执行力；基层建设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78-02

主席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强调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包含了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创新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这一指示精神，积极探索夯实强军之基的实现路径，对于贯彻落实和自觉践行强军目标，切实改进作风，推动部队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活动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牢固确立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

法治理念是指人们对法治模式的认识、观点和态度，法治信仰是指人们对法治模式的信任、依赖和期待程度。人们对法治的认知与态度、期待与认可，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如果没有这种期待和认可，法治就是一句空话。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不知法，是知道了但不去执行。不去执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执行了对他没好处，思想根源是他不认可、不期待这样的法，这就是没有法治意识。所以他们信奉“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讲话稿），白头不如口头（指示）”，重大决策不按法律规定、不走法律程序、不顾法律后果。这些都是缺乏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的表现，最终必然导致部队工作和官兵利益的重大损失。

广泛深入地开展全军普法教育是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之基的初始工程、基础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军开展了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至今已进入第六个五年规划时期。各级采取引导自学、集中辅导、岗位培训、送学深造等形式，努力提高广大官兵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和护法能力水平，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开展普法教育，让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逐步熟识法律知识，奠定了法治基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犯“不知者不为过”、“无知者无畏”的低级错误；强化了法治观念，确立法治信仰，初步养成了敬畏法律的习惯；逐渐学会运用法治方式，化解涉法难题，维护部队与社会稳定；知晓接受法治监督，维护合法权益，学会了依靠法律实现自我保护。这项工程还会伴随着国家普法教育规划和军队建设、改革进程，每五年一个周期继续推广下去。

二、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1]。法治思维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维活动，是以法治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问题的思路、标准的思维。法治方式是在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指导下，制定、执行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法规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措施、方法和手段，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要求。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外化和体现。

领导干部通常是部队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军事实践活动的引导者、活动结果的评判者，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水平直接决定着政策制度的科学性、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和活动结果的有效性。通过对决策类型的分析，官兵们就能直观地判断出领导干部和机关的工作作风、能力水平和实际效果。随意型决策，就是在做决策、下指示时，置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条令条例于不顾，仅凭个人主观意志做决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地盘我做主”，一个将军一个令，结果是政策朝令夕改，官兵无所适从，给单位建设造成人力、精力、物力、财力方方面面的巨大浪费与损失。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必须特别注意避免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中的随意性，主官决策中的随意性与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中的随意性，本质上并无区别，而危害往往会更大，不能借口集体决策而规避主官决策应承担的责任；经验型决策，就是依据经验做决策，看以前怎么做的、别人怎么做的，“按老规矩办”。这种决策方式在法规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确实很稳妥、很保险、很重要，有作用。但经验毕竟是有限的，在决策的复杂性、风险性日益增大的今天，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仅凭经验是不够的，它无法确保做出的决策与发展变化了的形势任务相适应，从而也就无法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法治型决策，就是依法决策，做决策前首先看政策制度有没有要求，法律法规、条令条例是怎样规定的，决策过程中按规定程序办，不随意简化程序或增加程序。如果政策法规不明确或者还没有政策法规的，那就先定政策规定，然后再依此集体决策。这是一种民主的、科学的、最符合法制社会要求的、最不容易造成工作失误的一种领导方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方法，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被关心、受保护、最保险的决策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大力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严则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无法则要立法，有法则要执法。有法不依，等于无法，负面影响还会过于无法；执法不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无法体现，法律应有的惩戒作用无法实现。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各级都必须紧紧抓住增强法规制度的执行力这个关键环节，从纠治影响部队建设发展和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下大气力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坚决树立和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一要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履职尽责。要树立领导机关既是执法机关也是护法机关、领导干部既是执法者也是护法者的观念，厘清机关部门职权和相应责任，提高对部队工作指导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努力营造首长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管理、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二要加强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机关要把工作检查指导与执法监督相结合。业务部门要强化对口监督。纪检、审计等专门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还要利用党代会、军人委员会、军人大会等组织形式和单位内部网络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实施监督。三要坚决查处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支持和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和军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能避重就轻，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能仅仅出于顾全单位利益，而滥用行政处分代替法律责任追究。四要增强法规制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要科学界定法规制度的范围，坚决清理“土政策”、“土规定”，着力解决因法规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瑕疵造成的“执行难”问题。要站在守法者、用法者、执法者的角度，更加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更加注重制度措施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让广大官兵确实感到法规制度易用、实用、好用，使依法办成官兵的日常行为方式和工作生活习惯。

四、坚持抓好基层建设

作风建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对确保听党指挥、能打胜仗起着持久深远的作用。部队建设的基础在基层，基层建设状况决定强军目标能否最终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必须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基层。

在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问题上，要求全军部队必须坚持“严”字当头：教育从严，落实从严，执纪从严。并且提醒，夯实强军之基，贵在一以贯之，常严不松。因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一度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反弹”、“回潮”。所以必须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当作“日子过”，经常抓、抓经常，反复抓、抓反复，长期抓、抓长期，把它落实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做到出没出问题一样抓，上级有没有要求一样抓，关键时刻与和平时期一样抓，使之成为工作常态。

五、正确处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说：“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关心官兵成长进步和安危冷暖，千方百计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把广大官兵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部队建设上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培育温室里的花朵。战士就是战士，战斗队就是战斗队，战斗力就是战斗力。营房就要有营房的样子，营房毕竟是我们一个作战单位的基地，搞成鸟语花香，使官兵养成骄娇二气，这是不行的”[2]。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以人为本是不矛盾的，不能因为追求和谐而片面强调以人为本。军队讲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法规维护的就是党的领导、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是为了确保广大官兵的利益能落到实处。军队讲以人为本，必须努力促进官兵的成长进步和全面发展。而官兵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广泛深入地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增强基层干部和骨干依法带兵、以情带兵、科学带兵的意识和能力，既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要求。军队讲以人为本，必须符合军队作为武装集团的特殊性，适应遂行作战任务的要求。这就要求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统一起来，继承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力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奉献，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严格制度、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军人的义务和权益，做到自觉为祖国、人民和军队多做贡献。

实现强国强军梦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发展，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更新内容、更高标准。面对十的新部署、的新要求、全军官兵的新期待，加强作风建设、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需要我们为之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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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思维的概念

思维分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广义的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狭义的思维，则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因此，法治思维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思维模式。

1.2法治思维的界定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指人们以法治理念为指导，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维过程;它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具体讲，是指人们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想活动的过程。既然进行一种思维活动是自觉的、有目的性的，那么，法治思维的方向就应该按照合法、合理的目的进行。

2.实然的法治思维

2.1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

法治思维意味着理性的统治，运用法治思维，就是运用法理(而不是用政治、道德、经济等)思考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依据法律逻辑解决社会问题。笔者的理解是，法治思维要遵守实然的规范、规则而治，即对实在法的遵守，这要求主体在运用时须要同时具有以下思维:首先，概念思维;其次，规则思维。这两种思维在实践中较好把握。

2.2实然规则的思考

实然法治思维除了包含有以上两种思维，还有推理思维。推理思维是从一些已知的东西推导出未知的结论，是由顶定目的性的思维活动。推理思维包括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设证推理。法律上最规范、最经典的推理是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由已知的前提推导出不知道或之前不确定的东西。但其只限于形式上的正确和严谨。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逻辑是有效的，但在某此情况下我们要强调实质逻辑，偶尔要放弃形式而追求实质公平。所以，在推理过程中是价值判断在起关键性作用。

3.法治应然之思

3.1公平正义之思

需注意的是，除了要遵照实然法而思以外，法治思维也要遵循公平正义(亦可称为应然法，即公平、平等、正直、正义等法的抽象价值)。而应然和实然的连接点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主观取向。具体来讲，平等是与歧视与特权相对立的价值。正义在现实中往往混合多种价值，比如自由、秩序、公平、平等等法律所追求的其它价值。价值思维的意义在于，因为演绎推理这一形式推理或称为逻辑推理并不是完美的，虽然大前提是确定的，但小前提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历史事实，故小前提是概率性的。因此，需要借助伦理、道德和价值来弥补推理思维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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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不是守法，干部是不是懂法、会不会用法，不仅事关法治政府的建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施政的质量和政府的威信。

政府带头守法，首要的一条就是培养和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如果干部头脑中有了法治思维这根弦儿，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运用法治的思维去分析、运用法治的办法去解决。即便有些问题法规制度无具体规定，也能够按法治的精神和原则来处理。反之，如果头脑中没有法治思维，那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依然局限于行政手段，也就免不了简单、生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会留下一系列难以处理的后遗症，影响干群关系和后任政府的工作。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应当引以为戒。

政府带头守法，重要的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这是依法行政最直接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最能直观感受到的政府第一形象。法律是讲程序的，钉是钉，铆是铆，不能乱来。因此干部要牢固树立执法的程序意识，最大限度地压缩执法“弹性”，杜绝重复执法、粗糙执法和粗暴执法等问题，促使行政执法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有序。

政府带头守法，有利于排解矛盾，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进而带动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譬如，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影响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征地拆迁问题，一方面，这是发展的需要、维护群众长远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牵扯到群众当下的利益，甚至是衣食住行。这个问题，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道理和考虑，甚至各不相让、僵持不下，如何妥善处理双方的矛盾，把问题解决好？

我认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政府带头守法、依法行政，双方都按法律法规办，在法治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不偏不倚地按规矩解决问题。事情往往是这样：当群众看到政府带头守法，用法律约束自己、处理问题，真的把法律落到实处，那么群众也就会将心比心，跟着守法。大家都守法，事情就好办了，久而久之，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也就随之提高了，这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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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法教育 领导干部 法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领导干部的法治修养，是法治建设成败的关键

普法，就是要对全社会所有人都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这应该是建设法治中国极为重要的举措。在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中，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是依法行政，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素养，就对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这两者是互动的。法治政府建设，立基于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有赖于法治政府的推进。但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政府，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法律意识的培养，需要政府去治理、教育，不仅如此，政府还必须为之作出表率。如果政府不依法办事，就无法要求人民依法办事。所以在这三者的一体推进中，政府是关键。

就法治政府建设而言，由于政府管理的范围极为宽泛，很多都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常与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处事、待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要做到依法执政、依法办事。但行政工作人员并非都拥有系统的法律知识，不一定有明确的法律意识。因此，普法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这几年我国在这一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绩。而作为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各级领导干部无疑在行政实践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具有不同专业知识，可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但并非都拥有法律知识和法律工作的背景。因此，对他们进行普法，更应该是重中之重，是法治建设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可以说，领导干部的法治修养，是法治建设成败的关键。

领导干部担负着各个岗位的重要职责，工作头绪众多，面向他们的普法，并不在于要求其掌握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规定，关键在于培育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就是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解决矛盾靠法的一种思维模式。制定决策、处理矛盾，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依法进行。事涉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的，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这样做是否合法。合法性思维应该是法治思维的起点，凡是不合法的事情绝对不能做。

要培养领导干部的职权法定思维、权利保护思维和程序思维

职权法定思维。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是法律授予的，法无授权不得为。这与公民的权利不同，公民的权利是法无禁止皆可为，决不能把行政机关的职权也看成法无禁止即可为。行政职权由行政组织法和相关的单行法规定，目前正在梳理的权力清单，就是要弄清哪些职权是法律授予的。职权法定的另一要点是权责一致。职权与责任相连。有权就有责，用权必须担当责任。不能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导致行政管理混乱。

权利保护思维，保护公民权利可以说是行政机关的天职。在制定规范方面，《立法法》明确规定，部门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地方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依据，不能设定减损公民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其他规范性文件当然就更无权了。在执法方面，应该依法执法，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损害，执法者更不得减损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

程序思维是法治思维中极重要的基本点。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能否依法、正确实施的基本保障。因此，中央一直强{要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程序思维有几个基本要求。首先是公正，也就是处理事情的机构和人，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西方称为“自己当自己的法官”，否则就不可能公正处事，至少人们会质疑能否做到公正。与该事项有关的人必须回避。同时，处理一件事情，走完一个程序，常常要经历几个环节。这些环节，不能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一管到底，要由不同的相关组织或人员分工合作，既要互相协调，又要互相制约。所以《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裁执分离。制定《行政许可法》时，规定部委规章不得设定许可，原因就在于部委自己设定许可，自己执行许可，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可能会产生不公正。中央已明确提出决策、执行、监督要互相协调，互相制约。

程序思维重要的要求是公开。公开将使政府的行为处于阳光之下，就不会霉变。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取得公众信任的关键因素。我国已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例外就是法律规定可以不公开的才能不公开。要做到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但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必须保密。

在对公民的权利作出不利决定时，必须恪守正当程序原则，即必须说明理由、听取意见。法律法规规定要听证的，必须进行听证。作出决定后，必须给予要求复查的权利。正当程序在《行政处罚法》作出相应规定后，已在我国得到普遍实施。行政权力的行使中，涉及公民权利义务或公共利益的，必须吸收公众参与。大至重要的行政决策，必须有公众参与这一环节。小至执法中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必要时要进行听证。听证的目的是听取意见，但也在于让相对一方参与执法。听取公众意见，一方面是兼听则明，吸收公众的智慧；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沟通，使公众了解行政权力行使的意向，有利于顺利执法。

强调程序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行政权力行使的特点：效率。无论是不利处分，如处罚；或受益处分，如许可，都要考虑效率。效率不仅是行政机关所追求的，也是公民所期望的。

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要培养其公平正义思维

公平正义思维是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所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涉及双方或多方相对人的行政行为中，必须坚持公正，同样的情况同样处理，不同的情况不同处理，轻重适当，公正持平。不平则鸣，不公正处理，就会引起各方的矛盾、争议。与公平正义相连的是对行政争议的解决。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公民产生矛盾纠纷。一是矛盾纠纷不可避免；二是矛盾纠纷必须得到公正解决，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和谐。而要公正解决纠纷，唯一的途径是法治。群众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有不满或不服，奔走上访。如果依靠领导干部个人意见去处理、解决，也许平息一时，但各个部门、各个领导干部的解决办法都不相同，难以划一，难论公正与否，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矛盾靠法”，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依靠法律，才能公正解决矛盾。我国已建立起解决行政争议的法治体系，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诉讼等。按层次，一般矛盾先在基层进行调解，不能解决的，进行裁决、仲裁、复议等，仍不能解决的，再提讼，司法位于矛盾解决机制的终端。仍然可以存在，但同样也要走法治之路。法治是解决矛盾，建立和谐社会的唯一通道。

领导干部拥有法治思维，在作出决策、处理行政事务时，就会首先想到：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吗？法律是怎么说的？这就为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至于法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领导干部不一定，也不要求全部了解，这就需要法治的“外脑”，可以由法治干部辅佐，也可以由法律顾问协助，由专家、学者参谋。善于向法治“外脑”请教，充分发挥法治“外脑”的作用，也正是法治思维的一种表现形态。通过普法，能使领导干部培育起法治思维，这就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普法工作需要承担的职责。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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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普法工作经验，制定普法工作计划。认真总结管理所在 “六五”普法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深入研究

“六五”普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做好“七五”普法的启动准备工作，制定新形势下“七五”普法工作的具体措施。

建立领导组织机构，促进普法工作发展。成立以所长为组长，各站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七五”普法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管理所“七五”普法期间的各项普法工作的制定和开展，整合普法工作资源，有效保障管理所“七五”普法工作过程中对人、财、物的需求，实现与“六五”普法的无缝对接，进而促进管理所依法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纳入考核评定体系，推动普法制度化建设。管理所首先对将法制建设纳入各部门月度考核制度进行考察调研，加强各部门对法治工作建设的重视进而提高各站股室员工法治意识的提高。并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管理所领导班子首先带头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想问题、办事情，做到决策先问法，违法不决策进而推动管理所普法制度化建设。

加大与地方法律职能部门联系，积极开展安全维稳工作。在“七五”普法期间，管理所将积极与地方公、检、法等司法单位进行联系与沟通，联合开展以法治宣传为主题的各项活动，并积极配合当地公、检、法单位开展好各项法治宣传活动，并进一步加大安全维稳工作的落实，为建设和谐__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