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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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法的现代性、理性与法治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参透到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不仅用法律确认、维护、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试图用法律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正是法的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现代化是基于科学技术革命，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总体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葛洪义）法的现代性因素，也就是现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向社会公开；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上述八个法的现代性因素，概括起来说，就是理性化，或者说，法的现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认为法治化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实际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现代性就是法治的属性。”（葛洪义）

理性一词现在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它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则源于启蒙时代。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17世纪洛克开始，在18世纪的法国进入，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倡导确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也成为现代的核心概念。关于理性，必须提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从“笛卡尔式怀疑”出发，在寻找作为哲学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过程中，确立了人的理性思维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确实可靠的公理、原则在传统的经院哲学中找不到，从前辈流传下来的见解中找不到，感觉到的东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数学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许多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的、确实的东西就是我怀疑或者我思维，怀疑的存在意味着怀疑者的存在，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着的东西，由此，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理性思维的至高性。我们知道，法治作为一种实践，是西方近代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是西方知识论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结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理性统治，正如韦伯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过程一样，法的现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产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是建立起来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体系，它在带来工业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思想的严重封闭，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焦虑、分裂，导致了对现代的痛苦反思-学术界称其为“现代性危机”-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复杂的民族性与自我封闭的偏狭趁此机会也大兴风浪，以对法治情绪的表里不一与为自身利益的投机取巧为实质而繁衍出一系列“畸形”的“法治”现象。

二、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消解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要不是指一种时代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而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后现代思潮仍然是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对工业化所开辟的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继续。“现代性危机”的发生激发了解决危机的热情。贝克在此基础上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与反省的现代化。简单的现代化肢解了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反省的现代化瞄准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化所勾勒的工业社会图景，意图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试图用理性自身的力量克服理性的难题，以解决“现代化性危机”。与此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侧重于解构理性，张扬非理性，以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应对“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思潮迫使我们在对自己以往的确信进行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学术语言和看似轻松的游戏方式解构、消除、反讽理性和一切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显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哲学等领域的新思潮或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甚至可能带来相当富有成效的结果，但它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将起着颠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法治理念的作用。

关于后现代思潮与法治的对立，是通过后现代思潮倾向于与理性彻底决裂而决定的。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性的告别，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主义。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相适应。有人甚至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至今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理性的死亡却是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的标志。后现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就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具体而言，后现代思潮又是如何宣告与理性决裂并消解法治的呢？

后现代思潮与理性的决裂集中表现在后现代思想家所共享着的一种被称为“流浪者的思维”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学者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这些特征正好是流浪者“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对他而言，无家存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其为家”存在状态的反映，流浪者流浪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后现代思维正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为特征。现代思维就是我们称之为知识论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强调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即人是自然的解释者或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诉诸于精神的方法而非权威，而这种论说的成立，必然依赖主客体两分的思维范式。按席沃尔曼的概括，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思维特征看，“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必然。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习惯的划分方式，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两大类。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中，法律都已经被价值化，即从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结构中，选定前项为立足点和价值根据以设定并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法律图式；分析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则竭力否定价值判断，猛烈批评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但是，法律思维中无论是经验归纳的方式还是理性演绎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也就是都必须为法律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支点，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对于后现代法律理论来说，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和使其正当化的根据，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化的规定性。将法律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根据基础上以使其正当化，不过是现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连同作为其知识背景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神话。

在后现代法律理论中，批判法学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抨击极具代表性。批判法学又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兴起于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确定的，某一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确认哪些事实，完全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选择，没有客观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中性的那样，法律使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观念合法、正当化，把有政治倾向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第三，法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和个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完全没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学重要代表昂格尔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显然，昂格尔借此将现代法治从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总之，后现代思潮隐含着突破、破坏、解构法律的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理论倾向，其结果无非就是彻底动摇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结构。后现代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法治神话的破灭，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颠覆使本来就缺乏法治基础的我国法治建设雪上加霜。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论阐释与文化积淀，以夯实法治基础，却在后现代思维中发现我们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个行将破灭的幻想，这岂不令人沮丧？正如蓦然发现正在审理一件复杂案件的法官其实对法律一窍不通一样，那种被审判权威迷惑的心绪将会出奇失落。

三、“现代”情结对法治的阻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最贴切的诠释，或许也是对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和愿望的最贴切的诠释。从中国和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常常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葛洪义教授看来，民族性固有的难以避免的偏狭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普遍诉求，自始就多少是不情愿的、痛苦的、悲剧性的，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法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这种现象即为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葛洪义教授认为，在这个现代情结的基础上，既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又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所以，中国法的现代化过程和方式中携带着一种反现代的精神力量。这种现代情结集中体现为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以及行为处事的“熟人”意识。

在中国，内与外的差别是思想的前提。内外有别意味着内外界限分明，内是自己的地盘，在“内”的都是自己人；外是别人的地方，外人则是自己之外的人。外人有时候是客人，自然要对其以礼相待；有时候是豺狼，迎接它的当然是猎枪。在判断事物、事件、意见时，这个界限意识也是非常清晰的，判断首先区分的是其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在内，则凡事可容，在外，则本能地抱有警惕性，且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思维模式显然不是理性的，而带有深刻的情绪化倾向，尽管在民族存亡、生死大义上不妨明确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但当这种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上升为习惯并得以泛滥，这却是从一种品德转化为恶习。内外有别的泛滥，必然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形成“熟人好办事”的“熟人”意识。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在法律思想领域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界限意识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因为这种区分自然也包含着合理性，但是西方国家中没有中国这样根深蒂固的界限意识。西方人不关心，至少现在不很关心地域、血缘的种族界限，更不会竭尽全力地刻意维护自己的家国边界，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使用一种合理的方式，界限就可以不再是界限，这显然不同于讲究家族本位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崇尚个人本位，西方人最牢固、最顽固的界限是理性，这也是罗马法能够成为欧洲大陆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因。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及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制度一直是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是对界限意识的反抗。虽然现在西方学者也讲要超越界限，但这里要超越的是知识论传统上的理性的界限。中国法的内外界限意识，是一种民族国家伊始迄今尚未真正法治化的反现代情绪。不过，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在前后才经历重大挑战并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历史在清朝前期以前乃是相对进步的、文明的历史，但却使“东方大国”的尊严荡然无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大思考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重要的突破口。清末修律正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之一。

篇2

[关键词]私法自治　民事法律行为　基础　工具　构建

德国著名法学家梅迪库斯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每个人的所得都由国家分配。粮食、房屋、衣服等都是依行政行为取得的。受领人在死后没有消耗的东西应该退还国家，因此也不存在遗产。国家禁止公民用衣服换取面包。这样一种社会在国家中没有成为现实，现实中有的只是奥维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等这种乌托邦的拙劣模仿，以及这种模仿带来的惨剧。

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而民事法律行为正是实现全面私法自治的手段。按照这一原理的要求，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发生必须通过当事人的合意。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只是例外情况，如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拉丁法谚甚至说，“契约胜法律”，即指契约的效力优先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法谚体现的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自治精神。

一、私法自治的基本考察

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可分为公法上的关系和私法上的关系两种。一般而言，以权力服从为基础的法律为公法（Public law），其中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为私法（Private law），其中包括民法、商法等。作为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私法，自治是其基本特征。

（一）对私法自治的内涵和背景的考察

大陆法系源于古罗马的罗马法和万民法。因此，私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私法自治原则也不例外，罗马法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私法自治理论，但是其孕育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内在精神。罗马由于地理位置及版图的扩大，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场相当发达，基于市场经济性的要求，导致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私法的发达。在罗马法的过程中，法学家的解释一直是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即使在古罗马的君主制时期，皇帝也赋予一些权威的法学家以解释权。国家的公权力极少直接的干预私法的运行。法学家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对法律进行解释，进而创造新法。这就为私法自治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但私法自治并未被抽象为私法原则。

实际意义上的私法自治，应该说是产生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学说”（ory of autonomy of the parties），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8]]由于16世纪的法国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法律并未实现统一，习惯法在各个封建领地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各地不同的习惯法在适用时的冲突，查理？ 杜摩林在此前提下提出应由交易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后人将此称作“意思自治”学说，即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应该是适用法律的依据。

作为近代第一部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法集合，其中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至此，意思自治成为了私法的基本原则，进化成为私法自治，支撑着整个私法体系。对于私法自治的内涵，归纳起来，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1、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出发，强调私法于公法的区分性：“在私域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 2、从民法本身的角度出发，认为私法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3、从私权神圣的角度出发，私法自治具有双重性含义：其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已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4、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同一说：认为私法自治就是契约自由，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由，包括缔约自由、履约自由、内容自由、形式自由和违约救济自由。另外，私法自治还是一个法命题，其本身包含着很深的伦和经济学的内涵。

（二）比较法中的私法自治

随着近代大陆法系私法法典化的进程，私法自治成为了各国民法典的基本指导原则，下面主要从几个范式民法典来阐述私法自治在立法中的体现。

1、《法国民法典》

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私法自治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私法中的体现，最早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条款，将当事人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即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以强制力，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这种思想，通过无数渠道贯穿于国民议会的整个立法以及以《拿破仑法典》为其结果的工作的全部过程。序言性报告指出，法律不能替代生活事务中的理性，而起草民法典各章各项规定的委员会则强调其任务不是制定法律，而是重新表述自明的原则。总之，《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坚称，他们继承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和财产自由原则。

2、《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在潘德克顿体系下建构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在抽象人格的基础上建立的权利体系，以意思的支配为基础。所以，整个私法体系是在依照意思表示的不同而加以区分不同的权利。萨维尼和温德塞这两位法学家在权利的概念上首先提出了意思力（Willensmacht）或意思支配（Willens-herrschaft）说，认为权利为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 “这一理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达到法的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从而一直成为《德国民法典》中私法自治的理论基础。虽然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但德国民法本身并未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明文规定私法自治原则，而仅于债编中的第30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依民事法律行为创立债之关系，及债之关系内容之变更，以当事人间有契约为必要。”德国联邦认为，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关于任何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基本权利的规定，保障人之一般行为的自由。就此而言，经济交易之自由及契约自由除已经特别的基本权利之规定保护者外，已属于行为自由范畴。由于契约自由乃私法自治原则之具体实践，故德国实务及学者一致认为，私法自治乃民法最基本之原则。因为，就像19世纪制定的其他法典一样，自由主义在其中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理性人”可以并且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法律应承认其具有享有自由的权利，在民法中就是“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享有这种能力的民事主体可以自主地通过契约来决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由上可知，在范式民法典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私法自治原则，但是其精神无不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章节，同时，在许多具体条文的但书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规定。这无疑是肯定当事人有权通过意思表示一致来自主创设其相互之间的私法关系。

二、私法自治的内容及其自治基础

（一）私法自治的内容

私法是调整私人关系的法律规范，自治是其根本特征。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在于：在私域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私法自治的内涵包括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民事法律行为自由及过错责任等内容。所谓私权神圣，即民事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非依法定的程序，任何人或任何机关不能予以限制或剥夺。私权神圣的核心是人格权神圣与财产权神圣，人格权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享有财产权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里财产权日渐重要，“无财产即无人格”。财产权也是人格权行使的有力保障。

身份平等，也即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也即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身份平等作为理性要求，却是自罗马法到近代市民法一脉相承的理念和不灭的向往。”在古罗马，奴隶和市民是不平等的；在封建社会，封建市民和农奴是不可能平等的。只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身份”逐渐被“契约”所取代，这种平等才成为可能。民事法律行为自由，这是私法自治的核心。民事法律行为自由表现为遗嘱自由、契约自由及设立团体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含义很广泛，包括缔约人有选择相对人的自由，缔约人有权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缔约人有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缔约人有规定违约责任的自由以及有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由。“只有在自己有意识的活动过程中，那种选择行为才能被称为自由”。正是私法赋予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这就极大地激发了私法主体蕴藏的能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契约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自由，它的内容受法律的制约，同时也不能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契约应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契约的权利、义务、责任分配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等原则。过错责任即行为人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责任。行为人对其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私法自治的当然要求。私权神圣、私权平等、民事法律行为自治及过错责任构成了私法自治的本质。私法自治的各方面内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私法的基础。

（二）私法的自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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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监护监督；国家监护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31-02

一、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反思

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是一种对未成年人的监督保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关系着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而我国现有的监护制度是以家庭监护为中心，其内容过于原则、粗略，操作性不强，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复杂的社会现状，不能对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监护制度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基石，既然如此，确保每个未成年人都有合格的监护人，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确保儿童的监护人的合格称职，是监护制度必须实现的最基本目标。“因为监护人的伦理，法律素质并未极大提高，恶意分割被监护人权益及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屡有发生，倘若没有监督机制，监护秩序难以稳定，被监护人的利益难以维持。”而在我国，恰恰就没有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和监护监督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也就是说，根据法律，如果父母不能或拒绝承担做父母的责任，那么，法院可以依法撤销他们的监护人资格，另外指定有能力承担监护人义务的人和组织去照管孩子。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明确谁有资格提出此类诉讼，撤销监护资格的前提条件模糊不清，撤销监护人资格后未成年人无处安置，使撤销监护人资格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执法主体行使监护监督职责。国家既然缺位，法律所列的其他各级组织、各色机构就更是鲜有作为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不作为得不到惩罚，作为却可能招来麻烦。行政执法主体缺位，国家本该承担的监护监督职责实际上落空。在家庭和国家、当事人和司法主体之间，政府行政部门是重要的中间环节，是国家监护职责的直接行使者，也是监护人和家庭监护行为的监督者，更是未成年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没有行政职责介入的监护，意味着没有形成对监护事务的有效管理，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监护纳入社会公益范畴，而是置放在家庭自治和司法消极干预的较低水平。行政执法主体的空缺，导致无法发挥公权力积极干预的救济功能和约束、监督监护人的行为，使得一些未成年人长期遭受家庭虐待，很多未成年人因此早年辍学、沿街乞讨或者表演杂耍，甚至被黑恶势力所控制参与各种犯罪。

显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已经滞后，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许多不利，在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国家的公权力角色基本缺位，国家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职责。

所以，建立我国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已经刻不容缓。此项制度应包括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未成年人监护督促机制，对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进行检查督促，使家庭个体监护达到适当和充分、保持必要的质量。第二层含义是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机制，对法定情况下的未成年人实施国家代位监护，由国家选任第三人或有资格的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护。

二、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未成年人的监护督促机制

监护监督是对监护人合理行使监护职责的保证，有利于实现对儿童权益的保护。现今监护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在各国立法上都有体现。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可以考虑建立一支专门负责对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事务的行政执法队伍，赋予其负责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管理、监督、执行的公共职责和权力，形成统一的从上到下的有效社会控管力量和政府公权力服务体系。笔者认为应建立起职业化、专业化的青少年保护队伍，并赋予其实权，形成一套完整的机构体系，代表国家承担监护监督的实体职责，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进行动态监督。在香港，对于一些“问题家庭”，会有社工对家中的孩子进行长期跟踪观察，如果发现父母严重不胜任，会有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介入，进行评估，进行监护权的转移，将孩子暂时或长期寄养到别的正常家庭。我们的青少年保护机构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派专职监督人员（即专职社工）负责对辖区内的未成年人的监护状况进行监察督促；在为未成年人重新选择监护人时，具有建议权和相应的调查权。以基层的青少年保护机构为核心，建立起未成年人监护状况的信息反馈机制。当未成年人的监护状况出现问题，甚至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构成威胁时，青少年保护机构有权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论向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出督促建议，促使监护人改善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监护人如果不听从建议的，青少年保护机构可以在未成年人成长记录上对监护人作不良记载。这个记录可以作为剥夺其监护资格、交由他人寄养甚或实行国家代位监护的依据之一，并有权对监护人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出现严重违法犯罪、长期吸毒、有赌博恶习且不悔改或者有恶性疾病，青少年保护机构作为监护督促机构应采取必要措施，如无法纠正，则应该向主管部门提出对未成年人实行国家代位监护的建议。

（二）建立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机制

1.需要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国家代位监护。笔者认为，国家代位监护的发生，应该是监护人客观上无法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最一般的条件时。下列情况应实行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虐待、打骂体罚或其他人身侵害，造成身体伤害或影响身心健康的；监护人剥夺被监护人受教育权利，造成辍学的；监护人遗弃被监护人，使其脱离监护的；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财产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监护人死亡或丧失监护、抚养能力，不能保证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监护人失踪、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监护人具有吸毒、赌博、、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或不良嗜好，危害被监护人健康成长的。

在强调国家代位监护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家庭监护模式是自人类个体家庭产生以来承担未成年人抚养、教育和监护职责的普遍性历史形态，也仍然是现今社会中的常态模式，这种模式在未成年人成长中自有其情感基础、心理基础、利益基础和功能基础，也有其伦理道德的内在强制，法律应对其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赖。因此，只有是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确实不能尽到职责或滥用权利时，国家才能予以干涉和补救，这就需要以上述的青少年保护机构详尽的调查为基础来加以判断。同时，法律上也可以规定监护资格的中止程序作为过渡性制度。给父母和孩子一定的期限以观后效，并规定如果在中止期限届满后，父母屡教不改仍然加害未成年人、给未成年人造成重大伤害的或者是对于有证据证明父母对其子女造成严重伤害并且情节极其恶劣的就可以立即撤销其监护资格。对确实无法正常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强制剥夺其对未成年人的亲权。这样，既填补了法律规定的漏洞，又消除了父母不当履行监护责任却又不肯放弃孩子，致使未成年人无法被人收养导致权益无法有效保护的情形。

2.明确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制度的运作模式

国家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1）可以国家直接设立儿童福利机构承担监护职责，负责未成年人的饮食起居、教养教育，儿童福利院和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应属此类机构。由于未成年人的监护相关事宜关乎教育、户籍、卫生甚至是金融机构等各个机关之间的运作，因此如果国家直接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那么民政部门的系统中就应设置“青少年事务局”这样的正式机构，通过将未成年人监护的相关事宜，诸如抚养、教育、医疗乃至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何救济等责任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归结到具体的行政部门，使得相关的责任明晰化，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才会真正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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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形态 有限责任 法律定位 法律规制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最晚出现的一种公司组织形式，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立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通过糅合其他类型公司形态的制度优势创设的一种崭新的公司形态。发展至今，有限公司日渐呈现出市场主导趋势，尤其是在两大法系国家对企业形态与公司类型不断创新发展的影响下，为突破我国实践中遇到的发展瓶颈，有必要重新审视对有限公司的立法定位与法律规制。从“企业形态与公司类型”角度入手，正确认识各类企业形态及不同公司类型的本质区别与运营功效方面的差异，在了解企业形态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掌握有限公司独具的优越性与潜在弊端，并结合我国现实运营情况与相关的法律制度，正确认识现存的各种理论争议与不同的实践做法，系统的理解公司制度的精义与架构，从而为理论问题的探索奠定基础，为实践操作方法的优化提供参考。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运作现实

当代企业形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企业，其中公司类型又分为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称为closecorporation，英国称为privatecorporation）。从产生——发展角度讲，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股份有限公司都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历程，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在糅合合伙企业的人合性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责任等主要制度特色的基础上，由法律创设与推动产生的，但有限责任公司并非立法者的主观臆造，而是充分发挥其对投资者乃至社会总福利所具有的较其他企业形态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为适应实践需求应运而生的。

具体而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企业形态，其不仅集合了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伙企业的制度优势，而且有效规避了两者的潜在弊端，即股东在不丧失对投资支配的情形下享受有限责任的制度价值，进而参与公司管理或被公司雇佣。基于此，现如今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发展成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尽管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像上市公司那般深远，但其普及程度、数量上的优势，远非上市公司所能比，实际影响已远远超过上市公司。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制度创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实际运营中也暴露出一定的制度缺陷，因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只对公司负有缴纳股款的义务，对公司债权人仅在出资额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式运作模式容易诱发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运作风险，导致债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有限公司可能沦为私人经营的化身。虽然理论与实践中专门规定了“揭开公司的面纱”（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保障，通过震慑有限股东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达到限制股东的不规范行为的目的，进而弥补有限责任制度的漏洞，但是“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作为债权人一方特有的维权措施或救济手段，其随机性的适用规则在面临债权人的道德风险时，反而导致公司受制于“恶意”债权人，不仅阻碍了有限公司制度优势的发挥，更使公司陷入别样的运营危机。所以，有限公司的长远发展还需要立足实际，通过制度层面上的创新，不断修复与完善，从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有限责任公司存续的社会正当性

从企业法律形态角度讲，伴随投资者对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偏好与需求，企业形态的演化历史进程沿着顺应客观实践需求的趋势发展，逐步拓展了投资者从独资企业到股份有限公司的选择空间。若投资者期望在投资的同时能够积极控制企业的经营，可以选择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如果仅仅希望投资而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则可以选择股份有限公司。但从制度构建与责任分配角度讲，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合伙企业，均要求投资者承担严格的无限责任，导致投资者的个人财产不得不面临不确定的投资风险；即使是所有权与控制权显著分离的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都存在很大矛盾，尤其是对中小股东，将其排除在参与企业经营的范围外，变相架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股东权利，仅仅通过股利获得投资收益，且股利的获得在实践中又常常依赖管理者甚至大股东，或者说中小股东的利益常盘者掌控，造成中小股东对其所投资企业的被动期待状态。相对而言，有限责任公司则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投资者对其责任承担有明确而合理的预期，投资者不仅可以获得有限责任的利益，而且可以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管理，并获得投资的增值；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除了普及程度上远远超过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其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给投资者增加了投资的企业法律形态选择、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创造社会财富进而增加社会总福利、增加了创业的机会并促进就业、增进企业运营的灵活性满足了社会的多层次需求等。

由此可见，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顺应现实的呼唤，自德国于1892年首先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法》之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便纷纷仿效，作为兼收并蓄其他形态公司优点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型的公司形式，已发展成现如今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形式。

三、对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作为投资者选择的有限责任公司，在体现和实现诸多利益的同时，其独具特色的制度设计在无形中不可避免的放大了企业形态固有的运营风险。

首先，有限责任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合伙企业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事实上并非立足于公司法人的角度考量，因此也成为有限责任公司遭受各种非议的总根源。有限责任加大了资产不够清偿债权人债务的可能性，股东常常为了获取利己的收益从事各种冒险行为，而将冒险行为的成本却转移给债权人承担。由此看来，股东承担的有限责任对股东从事冒险行为形成了一种激励，“造就”了市场投机者，更成为市场主体欠缺社会责任的“罪魁祸首”。

其次，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股份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重合，在实现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面临企业的少数投资者被压迫的困境。概言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重合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在相当程度上的人合性，有利于吸引具有某种密切关系的投资者之间的合作，使企业在运营中容易达成共识。但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公司长期稳健的经营模式在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时，经营者不得不改变投资战略或转换投资理念，股东之间在此问题上若有异议并难以调和时，便会导致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人合性不再具有优势，进而影响有限公司的效率运营；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缺乏像股份公司那样的公开交易市场，为维护其封闭特性，制度构建上也倾向于对股份转让的限制，所以当发生“公司僵局”时，公司的正常运转深受影响，股东利益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再次，实践中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以股份公司为范本，恰恰忽视了作为主要适用群体的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因为股份公司复杂的制度设计并不全是针对有限责任制度下的债权人保护，那些针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自身组织形式特点而设计的制度对股东人数少、股东之间具有一定人合性、不对外公开发行股份的有限公司来说，并不具有可适用性。

鉴于上述分析，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制度层面的合理规制，配合有限公司这一特殊调整对象和专门的调整方法，构建一套单独适用于有限公司的法律规范，从而在市场运行中促进与股份公司之间相得益彰的互补发展。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现实困境

不可否认，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数量及速度远远优于股份有限公司，其在定位、设立、运营与效用方面也表现出独具一格的优势，但在法律保障方面，却表现得滞后很多，相关的制度规范不仅欠缺而且多强制性，反而限制了有限公司效能的发挥空间。特别是我国在立法选择上，对有限公司的定位趋同于股份公司，导致对公司治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公司法改革与现代化进程时也偏向以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素材，未引起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有限公司作为中小投资者保守且受欢迎的投资选择、作为活跃市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等重要价值没有被准确定位与重视。事实上，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法律制环境非但不利于有限公司的成熟壮大与长远发展，反而给投资者形成一个非理性追捧股份有限公司的误区与导向，更不利于企业制度的合理构建，尤其是忽略有限责任公司的两权分离程度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实，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均采纳的不同理论基础的有限责任制度混同适用，按股份公司的模式构建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相关制度，造成有限责任公司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区分问题上的混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有限责任公司立法理念的更新。

因此，有必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新定位，设置理性的法律规则体系，力求最大限度发挥有限责任公司形态的积极效用，防止有限责任公司的潜在弊端被投资者滥用，避免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控股股东压制中小股东的工具，进而保护公司的有效运转、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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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课堂；小组合作；效率；激发思维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2-0085-02

郭思乐教授的实验表明：学生不仅是教育对象，更是重要的教育资源，是动力之源，能量之库。依靠学生的内部自然发展学生的学习天性，释放学生的能量可以作为教学改革的一项有效的策略思考。在生本教学中如何去体现这一点呢？小组合作学习就是最好的载体、最有效的途径。郭思乐教授说：生不生本，一看学生是否有备而来，二看学生是否在小组合作下学习。无疑，小组合作学习是生本课堂的核心。小组合作学习是在班级授课制背景上的一种教学方式，即在承认课堂教学为基本教学组织形式的前提下，教师以学生学习小组为重要的教学组织手段，通过指导小组成员展开合作，发挥群体的积极功能，提高个体的学习动力和能力，达到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的目的。

小组合作学习改变了在传统集体教学师生单维交流中，教师垄断了整体课堂的信息源而学生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也因此得以充分的发挥。小组合作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正确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肯定，小组合作学习无疑是一种极佳的教学方式，它能使学生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对不同智力水平、思维方式、认知风格的学生实现"互补"，达到共同提高。所以，目前大多数的课堂，特别是公开课，都可以看到小组合作学习。我们教师从讲台上走了下来，不再"居高临下"，师生之间的距离接近了，学生的确是"动"起来了。但稍作注意，我们会发现有些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很多，合作学习的有效性很低。如有的把合作学习作为一种形式，一种点缀，只用两三分钟时间，学生还没有真正进入学习状态，就草草收场；有的看似全员参与，实际上是好学生一统"天下"，学困生"袖手旁观"；有的小组合作学习，学生不会倾听，不会合作，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教师缺少组织教学的策略；有的课堂气氛似乎很活跃，其实思维含金量很低；有的重视对合作结果的评价，忽视如何提高合作有效性的指导。

在课堂小组合作学习出现低效率的情况下，领会小组合作学习的精髓，正确运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应当成为我们广大教师关注的重点。我本人结合自己以生为本的语文课堂教学实践，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教学，从而很好地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的思维。

1.精心设计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激发学生的思维

郭思乐教授说"你直接对学生说3×5=15不是教学，你问学生3×5=？有点教学的味道，而你大胆地提出3×5=14这才是教学。"用《人民教育》副总编的话来说，"教学不是教了学生什么，而是发展了学生什么。"生本课堂讲究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先学后教，以学实教，无为而教。看似无师的课堂只任由学生思绪的飘远，不知一节课要学生重点掌握了或突破了什么知识点，这样下来，学生怎样考试呀？！细想，这就是生本教学的高明之处，他解放了老师，激发了学生，老师的"懒散"，成全了学生的好学。用《人民教育》副总编的话来说就是："生本教学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就生本语文教学而言，我们教师要为培养、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生、激发学生思维而整合课文、设计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整个课堂小组合作学习的设计，我们教师要引导学生有方向、有目的地合作交流探究，碰撞出思维的智慧火花，很好地贯彻三大原则"以读引读，以读引说，以读引写"。

设计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离不开学习问题的设计。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老师们在课堂上这样问学生："你读懂了什么？""读了这一段话你体会到了什么？"学生思维活跃，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每个学生有不同的体验，老师们不再追求答案的唯一。但稍作观察、分析和归纳后，你又会发现不少教师把"读懂了什么""体会到什么""你想说什么"之类的问题当作"万能钥匙"，不根据课文的特点，不分时间场合，不顾班级的实际，一味地使用。结果，学生所思所见十分肤浅，教师又缺乏进一步的指导，教学效果不甚理想。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启发式教育的基本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就是说只有当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时教师的适时启发，才能帮助学生打开思维的门扉。作为教师，我们每一节课都应该考虑：这一节课中哪些提问是有效的，哪些提问是多余的，哪些提问需进一步改进。八年级第二学期，我设计、教学了《组歌（节选）》，当时，我本以为自己为学生的学习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问"说说文章美的地方"，从而以一牵动全文的学习赏析。我很是开心，以为很好地整合了课文（原先的设计都是问得比较多、比较细），但是，课堂的最大不足就是在此。

当学生一味地按自己的意愿滔滔不绝地说，但又没有切合到我的问题上时，我心里顿时打了个问号"我是为学生的好学、易学而设计吗？"其实是对学生的限制。以其硬是让学生按我们老师的意向去学、去思考。还不如让学生自由地去学、去发现、去感悟、去赏析，他们的思维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正如听课老师所评的"不要问美。问细读课文后说说自己所体会到的和喜欢的地方。"反观，在九年级上册《唐雎不辱使命》的小组合作学习的设计中，我设计了"结合课文内容谈谈秦王只有反面形象而一无是处吗？"问题一抛出，学生就沸腾了，小组人人有看法，且个个见解独特，学生的思维真的给激发了。由此可见，教师创设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扣住教材的重难点；要有启发性，"一石"能激起"千层浪"；要有挑战性，让学生"跳起来"能"摘到果子"；要有趣味性，设法让学生"欲罢不能"。

2.把握小组合作学习的规则，优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程序，以生生互动牵引学生思维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根据学习任务的性质采用相应的策略：或先明确分工再合作，使每个成员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或先独立思考，再分别说出自己的想法，最后形成集体的意见。正如广州市第四中学的周伟锋认为"当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并能自由地参与探讨和讨论时，学生学得最投入，也学得最好。因此，生生互动是教学系统中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

八年级第二学期，我设计、教学了《组歌（节选）》。课前我布置了学生预习：①查找纪伯伦《组歌》的另外三首，并选自己喜欢的一首作感悟赏析；②找自己喜欢的散文诗在班上分享。课堂上，我设计了"阅读拓展：①交流分享《组歌》的课外三首（小组内每人读、赏一首，然后小组展示。）②分享自己喜欢的散文诗（小组内每人读、赏一首，然后推选读赏最好的一位在班上展示。）"整个过程都是学生小组有序地进行合作学习，我喜悦于每位学生能对课外文章有美妙的感悟和赏析。这不正推进了学生的大阅读吗？这不正是学生思维生发的体现吗？在本学期的中考基础专题复习"标点符号运用和语言运用：简明、连贯、得体"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用5分钟快速读划《备考精选训练》和《中考指导书》的相关知识内容；然后交流讨论前置作业的中考题；接着小组展示分析，其他同学补充、评价；紧跟着是学生独立完成巩固练习题，小组交流讨论，提出疑难，班上同学解答；最后是让学生在小组内说说本节课的收获（总结标点符号运用的知识、方法规律）。整节课设计安排非常合理，小组合作学习任务清晰、分工明确、程序合理，学生动起来了，思维发散了，达到了很好的课堂效果。

3.加强对小组合作学习的指导，培养学生"三会"，让思维碰撞生发智慧之花

小组合作学习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并不是不要教师指导，也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更不能认为教师可以推卸教育学生的责任。课堂上，教师要真正关注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时，教师不能袖手旁观，而要深入到小组中去，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解上，解他们合作的效果、讨论的焦点、思考的疑难点。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灵活地组织安排下一个活动。

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培养学生"三会"：一是学会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努力掌握别人发言的要点，对别人的发言作出评价；二是学会质疑，听不懂时，请求对方作进一步的解释；三是学会组织、主持小组学习，能根据他人的观点，做总结性发言。使学生在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同时也在交流和碰撞中，一次又一次地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共享他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成果，形成自己的智慧思维之花。

总之，正如郭思乐教授的精辟感悟"我们认识到了真正的教育：教不过是唤醒生命、启迪生命、激扬生命，把社会人生的既有的领域和发展方向以及智慧的端绪介绍给生命，而由它自处之，如此而已。"在生本教学中，我们只有以生为本，坚决走小组合作学习的道路，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把教最大限度地转变为学，通过语文学科的内在魅力打动学生，使之形成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并让他们拥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和空间进行探索，那么学生在语文课堂才会体味到语文的无限魅力，思维的智慧之花才会生发得美妙，素质必将全面提高，语文成绩的提高也必将水到渠成。这正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考文献

[1] 教育走向生本/郭思乐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 教育激扬生命：再论教育走向生本/郭思乐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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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法治能力 国家治理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纲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相关论述是新时期党对领导干部国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它不仅对领导干部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意义重大。

一、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

按照党的十报告的基本精神，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对法治的理念态度，在思想观念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法治方式是行为准则，在操场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二者为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维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问题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该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理念，没有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逻辑的综合思考与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的。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法律事务的处理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我们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有清楚的理解，为准确适用法律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具体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确定它们是否与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进而才能决定是否应将之作为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依据。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需要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共同进步，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提高。特别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法律知识，自觉、认真地遵守和实施法律，成为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实践法律、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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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 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335-01

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重申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都对领导干部基本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职用权是当务之急。

一、法治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法治是法律发展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概念，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我国，尽管依法治国早已写入基本国策，但大多数人仍不能准确理解法治的真正含义。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即“法的统治”，是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在观念上，它意味着法律的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在实践上，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制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法治的精髓就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对于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第一，法治保障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言论权、信仰权等基本权利。第二，法治制约公权力。法治就是要制约国家、制约政府、制约掌握权力机关的人。所以，法治不是治民，而是治权、治官。第三，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司法权必须是中立的，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

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统一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是法治价值在人们头脑的思维形态中形成思维定势，并由此产生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而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的行为表现，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在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方法论和行为准则。法治思维支配法治方式。一个人如果有了法治思维，就会在遇到问题时自觉地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决策，运用法治方式进行工作。反之，就会下意识地运用人治的方式去决策、去行事。法治方式表现法治思维。一个人的法治思维只有外化为法治方式等才能发挥法治的积极作用。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识，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也是我们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现实条件下，法治对于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和谐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部分领导干部法治素质不容乐观，法治观念错位，法治意识淡薄，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头脑，更有甚者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不但影响了领导工作的成效，而且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质是当务之急。

二、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履职用权

一要知法尊法敬法，努力培养法治修为。法治修为是指一个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修养。领导干部要培养法治修为，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强学习，夯实法律知识基础。学法是守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学法才能懂法，方知事有可为、有不可为。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宪法、经济法、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专业法律知识，在履职用权的过程中，从脑海中“搜索”到相关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树立法治精神，自觉尊法敬法。领导干部大都手握实权，如果能力有限，可能只是无所作为，但如果不尊法敬法，就会乱作为，所带来的危害将更甚。因此尊法敬法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起码的执政修养。领导干部必须尊重法律的神圣，敬畏法律的威严，主动自觉“在笼子里跳舞”。再次要学会用法治思维想事，用法治方式做事。领导工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因此，领导干部在处理各项工作时，必须首先自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这样做合不合法？怎样做才合法？学会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以法治方式定分止争，断事评案，把法治方式作为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最后还要多说“法治话语”。现实中，部分领导干部缺乏法治观念，说出话来明显与公众利益相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那些官僚习气、独断专行、不负责任的“人治话语”，多说文明、理性、有责任感的“法治话语”，使“法治话语”成为领导干部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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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一、进一步加强法治教育、培训，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

法治思维是法治铭记内心、深入灵魂的体现。缺少了法治思维，在权与法之间，领导干部就会迷失方向，跳出法律的框架，滥用、乱用权力。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知法，懂法，才能在做决策、处理问题时主动和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因此，要提高执法人员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处理事务的能力，第一要务就是加强法治教育、培训，使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筑牢法治思维方式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1）是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学习制度，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法律知识。领导干部在法治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信仰、自愿守法和自觉用法，是法律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领导干部主动学习宪法和法律，对于职责范围密切相关的法规制度要稔熟于心，知道哪些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应该做的要做到什么程度，进而为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奠定认知基础。通过强化学习，使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养社会主义法律素养，在思想深处树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坚定信仰，使之成为在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具体工作中指引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基本观念。

（2）是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培训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掌握社会主义法律知识，已经成为了党员干部必备的工作能力之一。充分发挥党校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通过系统的培训，使党员干部把对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融入到工作和学习乃至日常生活之中去，从而确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权力观，确立带头守法、维护宪法与法律权威的职责意识，牢固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洽思维，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二、完善法治环境，通过法治环境影响和促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1）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法制体系。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增长的实际，及时健全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时将群众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升华为制度规定，既要健全实体性制度，又要完善程序性制度，既规定应该怎么做，又明确违反法规处理措施，不断构建完善系统完备、程序严密、规范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

（2）是建设法治文化，营造法制环境。强化正面典型的引导作用，把检查学习和遵守法规制度情况作为党内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评选依法办事模范人物、宣扬依法办事先进典型，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使法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3）是进一步推进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确保每一项决策的目的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政府的权威，建立多元化的解决社会矛盾、争议、纠纷的机制，健全和完善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各项相关制度，形成良好的法治制度环境，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限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把依法依规作为一种行动自觉。

三、坚持法治政绩导向，把依法履职水平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

（1）是将依法执政能力纳入考核体系。要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法治业绩”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指标体系中，并以此作为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使法治建设真正成为一种硬标准、硬要求、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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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思维 矛盾 维持稳定

中图分类号：D927 文献标识码：A

法治思维是影响依法治国的关键。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党政干部和领导，必须加强法治思维建设，从思想上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坚持依法治国。党员干部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才能让社会向稳定化发展。

1党政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存在的缺陷

1.1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第一，很多人学习法律的主动性不高，不能深入理解法律的重要性，法律观念比较浅薄，而且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认知存在欠缺，还不能理解法治的实质和要素，不能把握法治重点内容，进行决策时，经常凭借主观想象力解决问题，导致法治内容存在严重漏洞。第二，少数领导不能对法律产生敬畏感，在实际工作中，“功利化”现象比较严重。更有甚者为了获得私人利益，不惜放弃法治理念，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处理事件，不守法现象比较严重。

1.2使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虽然各个地方和政府都已经制定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法律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导致地方领导很难借助法律武器，处理社会上的一些纠纷和矛盾。有的领导虽然可以正确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应用中，经常照搬条例，不能灵活变通。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诸如房屋拆迁现象，很多政府机关却为了获得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按照市场理赔标准给群众进行赔偿，最终出现群众纠纷事件。

1.3违背法治，偏离维稳本意

从当前政府机关工作的现状来看，少数政府机关进行维稳时，都只是从片面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多维稳工作进行时，都是采取强制性手段实施，最终导致问题越来越复杂，极个别政府处理维稳问题时，还借助个人权利进行威胁和逼供，导致维稳问题开始偏离维稳本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政府进行维稳工作不仅不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还会造成维稳工作紊乱。

1.4政府法律制度建设不完整

法律制度是实施法治的保证，但是从目前政府机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来看，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偏差，还不能正确履行法律的决策。虽然个别政府机关建立了法律制度，但是从执行情况来看，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洞，影响了法律制度的顺利执行，给法律制度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虽然法律顾问具有扎实的法学知识，但是不能实际了解政府状况，还不能根据政府部门工作状况，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另一方面，一些法律顾问为了附和领导，经常不按照事实办事，导致很多建议都缺乏一定的佐证和价值。对社会矛盾化解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

2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和方式的方法

2.1学习法律知识

扎实的法律知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关键。领导干部要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员工学法、用法、懂法。第一，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领导干部可以形成严谨的法治思维，提升自己的用法能力。在法律知识的帮助下，领导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作用。第二，领导干部可以在法律知识的帮助下，帮助自己学习一些法治知识，在具体事务和法律事件的处理中，化解社会出现的矛盾，建立法治化国家。

2.2建立科学化选拔制度

法治建设是各级领导工作的重点内容。建立一定的选拔制度，不仅可以选拔出素养高、办事能力强的干部，还可以给法治建设注入新鲜的活力，带动法治建设发展。建设法治选拔制度的时候，可以将能否履行职责，能否依法决策作为重要标准，运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让社会向稳定的方向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2.3加强法律顾问制度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必须建立并普及法律顾问制度，加强政府制度建设，保证法律顾问可以在重大决策中发挥作用。在实际工作中要确定政府法律顾问，适当制定社会律师。分析矛盾产生的因素，区别出行政人员和社会律师的区别，不能让公民产生消极情绪，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解决社会矛盾。在省、县、和镇建立一定的法律顾问体系，全面覆盖法律顾问。

2.4深入实施法律宣传教育

宣传一些法治教育，让法治教育制度深入人心，让全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第一，领导要给员工起一定的示范作用，带动职工养成良好的守法氛围。第二，传承法治文明。人们正确的法治认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所以必须营造出法治氛围，例如，可以从小学开始给学生灌输法治理念，促进学生形成法治文化。与此同时，媒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很多事件在媒体的炒作下，都会成为时髦风尚。所以，媒体传播信息的时候，必须秉承公正原则，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促进法治理念的形成。第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知识培训。利用法治教育，让领导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社会责任，成为法治知识的捍卫者和践行者。

3结语

本文主要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发现党政干部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的时候，主要存在法治观念比较淡薄，使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违背法治，偏离维稳本意，政府法律制度建设不完整等问题，针对性的提出，学习法律知识，建立科学化选拔制度，加强法律顾问制度管理，深入实施法律宣传教育等措施，希望可以快速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1] 唐忠民，杨彬权.论依法行政的传统法文化阻滞力[J].河北法学，2014（01）.

[2] 陈可.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解析[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06）.

篇10

【摘要】当我们谈到法治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法，在我第一接触法学时，首先是从“法平如水”的理念出发的。“法平如水”的第一层理念首先体现的是平，也就是公平。法平如水的第二层含义是体现在水所具有的“包容万物”的特性上。我想除了法治是自由的保障，法治是安全的保障，法治能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法治能够为社会带来公平正义。我觉得法治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关键词】法治 法治核心 法治思维

当我们看到什么是法治时，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是法律。我在刚开始接触法律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讲过，古罗马的西塞罗在其著名《法律篇》中提起的，被后人广为流传和采纳的名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经过了法学本科的学习，我慢慢的明白，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福祉。而法治，特别是我国的依法治国是增加人民福祉的最好的载体。

一、什么是法治

（一）法律至上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法治的首要内容，法律至上，即法律应该是治理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公权力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宪法和法律应高于公权力。所以我们在回归柯克的那句话，法律即国王是错误的，相反在法治国家，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

（二）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

我们知道，制定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实施法律，是为了人民遵守法律，而人民遵守法律的前提是，该法律是一部良法，所谓的良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得公平正义。

（三）保障人权

我国《宪法》明确将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中，一个国家的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利，而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的人权是一个人的最高权利。只有保障人权才能让人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存在感，价值感，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四）司法公正与权威

就像霍姆斯所说：“我们要将纸面上的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否则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我们古人也曾经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于我想法治不仅应该是良法，保障人权，还应当保持司法的公正。这使我想到了于兆波老师在法理课堂上讲到的一句话。“快的错误的裁判，有时要比正确的慢的裁判要好。”我是反对这句话的，虽然可能包含了法理中的时间成本。但我想到是公正与效率。如果我们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我们就可能就会转变，司法的公正远远要比效率珍贵的多。这里面更多的包含了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一旦打破人民对这种法律的信仰时，那么司法公正将很难实施。

二、法治的核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强调在民。然而如何实现法治的核心。这使我想到了于老师上课讲的，程序正义，这不仅使我想到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故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而被诬陷引诱青年，亵渎神圣，最后被判处服毒自尽。而当他的弟子都劝他往国外逃跑时，均遭到他严正的拒绝。他当着弟子的面从容的服下了毒药。在苏格拉底死之前，阐述了他作为联邦公民的想法，他认为虽然判决的实体性结论是错误的，但据以做出的结果却是合法的。因此他作为联邦的公民必须遵守法律。这也从反面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遵守法律程序的意识对一个城邦和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者不可偏废，但我们要实现法治，首先要注重程序正义，并且这种程序的正义要以看的见得方式。然而我们也知道程序正义并不一定代表着结果正义。例如生活中的“同案不同判可能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单行法为数众多，彼此之间相互重复。并且众多的单行法将使法官在寻找裁判依据时无从下手，判查询成本较高。

我想我们在谈到法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上课老师所讲的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法治与社会自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情，以及法治是值得人信仰的。以及老师所讲的，天理，国法，人情。所谓的天理是一种自然地权利，自然地秩序。中国所讲的天理与西方所讲的自然法相似。而国法相当于西方人所讲的制定法。在我们古代社会，道家认为法之无法，法乎天然。法是从道中演化而来的。所以法要符合天理。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天理就是公平正义。公平与善乃是法律之法律，这句话是最好的写照。无论法律如何变，法律的目的和裁判的目的永远不会变。我们现在在司法中习惯于用案结事了，但我们如果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公平正义不仅仅是指案结事了。因为司法最终的目的是公正而不是了事。而人情本意是指人的七情六欲，现在我们的理解是人情是指人文关怀。在司法的实践中我们要抛弃导致不公的私情，但是法律又不是冰冷冷的法条，我们更要体会对民众的关怀，特别是对弱者的关怀。在我国，法官要对民众有关怀的情怀，有对弱者的关怀，更要充分考虑社会相对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和诉求。给予相对弱势一方充分表达自己意思的途径。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保护其合法利益。唯有秉持这样的情怀，才能拉近法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所讲的天理，法律的意味着法官要始终以一种正义的信念，来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所谓的国法就是要栏竦囊婪ú门校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就像周五我们听的讲座中主讲老师给我们所讲的，一份好的判决书，一定要符合法律，富有人情味。坚持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

三、法治思维

我们之所以没有认真对待法治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种法治的思维方式。中国这个熟人的社会，因情而生成事，也因情而坏事。而现代中国的法治思维，并不那么可观。所以现阶段的任务之一是建立法治思维的规则，那么必须强调法律的地位与作用。尊重法律的安定性与普遍性的特征。只有法律明确确定，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行动的指南。

四、结语

总而言之，法治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用法治的思维去解决法律的纠纷，用法治的思维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最后将法理，国情，天理有机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