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培训的意见和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法律培训的意见和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县群教办相关要求，人民检察院党组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现就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汇总如下：

（一）对地区检察分院的建议：

1、进一步规范制约机制，构筑拒腐防变的执法行为防线。

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院的领导。分院对基层院的领导既要反映在业务上，也应体现在行政领导上，这是宪法赋予上级检察院的职能。因此，建议分院在干部队伍建设、领导班子配备等工作中，多协调、多领导。

3、进一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大力开展业务学习培训。提高两级院检察队伍的法律水平和法律监督能力。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争创学习型检察干警活动，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时事政策，学科技、经济、金融、财税等知识，刻苦钻研业务，掌握检察工作基本技能，成为检察工作的行家里手。

4、坚持以政治建院，以地区开展的“三项活动”和即将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对干警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及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教育，保证检察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诚事业和使命的检察干警手中，以确保检察工作的政治方向。

5、积极协调地区财政局、地区人社局督促县（市 ）财政局落实《关于转发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作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发放补贴通知>的通知》（和地人社发【2013】22号）文件精神。

（二）对县四套班子的意见建议：

1、

抓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力度不够，出台的工作措施较多，责任措施落实不够，督促检查力度不够，一些领导干部没有认真落实宗教事务“两联系”制度，而是让副职或其它干部代替。

2、个别县级领导不同程度的存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意识不强，到基层调研、指导和解决群众困难的力度不大，解决具体问题不够彻底，缺乏解决矛盾的勇气。

3、政府党组及部门对党的政策法规、理论观点、重大战略决策，掌握不够、领会不深、理解不透，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落实“四管一责任两联系”制度上不到位、打折扣，在宗教事务管理中不敢发声，更不敢义正言辞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躲着走

4、县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发挥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对县直其它单位领导班子的意见建议：

1、对公安局局党委班子的建议：

加强对干警业务培训力度，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2、对法院党组班子的建议：

进一步完善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在讨论重大疑难案件之前，及时通知检察院派员参加。

3、对司法局班子的建议

加大对法制副校长的培训力度，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加强对全县中小学在校师生的法制教育。

4、对住建局班子的意见、建议：

（1）对县城道路规划要具有前瞻性，考虑长远，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金浪费。

（2）对城市的环境卫生加以整治，改变现在脏、乱、差的现象。

（3）加强对下属单位环卫队的监管力度，对生活垃圾要及时清运，避免在早晨上班高峰期时段清运垃圾，造成道路拥挤，影响群众出行。

篇2

2015年11月，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聘请了20名律师担任60家企业工会法律顾问，在惠州市县区中率先建立工会法律顾问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参与处置化解劳资纠纷，发挥法律专业优势。2016年2月19日，东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将公司股权整体转让给康某照明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某公司”）。该公司员工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康某公司表示只愿意在一年后（2017年3月31日前）才向员工先行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员工心存疑虑，担忧康某公司在未来的一年内以其他方式规避补偿金，便以停工方式进行抗争。受惠城区总工会委派，东某公司工会法律顾问朱启珍律师多次下厂接受员工咨询。朱律师针对员工提出的14条疑问一一作出了法律解释，并明确说明给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条件其实尚未出现，建议劳资双方签订先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集体协议，以法律形式固定双方约定，是一个明智选择。最终，东某公司采纳了朱律师的意见，与康某公司、东某公司工会三方签订了先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集体协议。该集体争议事件获得了圆满解决。据统计，惠城区实施工会法律顾问制度以来已参与集体劳动争议事件调处6宗，仲裁案件5宗，法院案件2宗。

（二）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营造法律学习氛围。为了给工会法律顾问提供工作载体，2016年4月，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联合该区司法局、人社局制订了“送法进企业”活动方案，在6至10月间集中开展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的法制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内容有：编写典型案例剖析、举办企业法治培训讲座、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印发法治宣传折页、制作企业法治宣传栏等。活动开展至今，惠州市惠城区工会法律顾问已下企业开展咨询活动8次，发放宣传单张5000多份，授课8次，指导制作企业法治宣传栏85个。以上系列活动在企业中营造了浓郁的法律学习氛围。

（三）指导协调劳动关系，强化法律规范作用。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建立了工会法律顾问管理制度，如要求工会法律顾问每周至少要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与挂钩企业工会主席沟通联系1次，了解企业工会工作情况和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每2个月至少要到企业1次，与企业工会主席座谈，听取和收集职工意见，对企业劳动关系隐患进行排查分析。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又结合“下基层工作周”制度，每月固定一天组织区、镇（街道）工会干部与工会法律顾问一起下企业。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还发文要求工会法律顾问开展指导挂钩企业规范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的专项活动。专项活动期间共收到企业提交劳动规章制度75份，经工会法律顾问认真审查，共提出修改意见420多条。

（四）提供意见建议咨询，树立法律公信权威。惠州市惠城区实施工会法律顾问制度以来，已参与惠城区总工会制定重要文件5份，审查合同3份，提供法律意见6条。如兴某制革公司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公司2016年4月发生了员工因要求加薪而导致的停工事件。该公司工会法律顾问贺昌介入后，分析该公司基本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虽然不违法，但该公司职工大都是40岁上下的老员工，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阶段，需要养家糊口，经济压力重。而该公司职工已有5年未加薪了，有一定的调薪空间。因此，提出了公司工会与行政方协商调薪的建议。通过工会法律顾问的积极促动，该公司劳资双方达成了整体调薪18%的协议。又如挂钩三栋镇企业的工会法律顾问伍桂英通过下企业走访，发现该镇好几家企业有搬迁到柬埔寨、缅甸等的计划，向三栋镇工会提出要注意企业搬迁前易出现经济补偿金集体劳动争议的动向，做好应对措施。

二、成效

惠州市惠城区工会法律顾问的上述工作受到了职工的欢迎，得到了社会的肯定。2016年7月，惠州市惠城区依法治区办公室为了向社会宣传该制度的成效，制作了专栏节目《惠城区：基层工会有了法律顾问》（时长约12分钟）在惠州电视台播出。惠城区工会法律顾问发挥的作用可以概括为：

（一）工会法律顾问积极配合工会参与处置化解企业劳资纠纷，为工会提供法律意见，帮助工会寻找合法合理的解决之道，解决了基层工会干部法律知识不足、依法维权能力欠缺等问题，改变了基层工会“不敢维权”“不愿维权”“不会维权”的被动局面，是工会维权的好“帮手”。

（二）工会法律顾问通过进厂接访、热线电话、制作动漫宣传品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各项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为职工提供面对面、点对点的法律服务，让职工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调动了广大职工学法、用法、守法的积极性，是工会普法的好“教员”。

（三）工会法律顾问指导企业规范完善劳动规章制度，搭建劳资双方协商的平台，指导企业履行民主程序，为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把脉”，为企业涉职工权益重大决策“护航”，是企业的好“参谋”。

（四）工会法律顾问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现场讲解、办案指导等方式对基层工会干部进行有针对性、有系统的培训，将劳动法律知识和实践操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基层工会干部，提升其法律素质、业务水平，是基层工会干部的好“导师”。

三、思考

由于惠州市惠城区的工会法律顾问制度推行时间不长，各级工会对其职能、定位、运作等尚需更多探索，各有关企业、基层职工对其认知水平、接受程度参差不齐，各地推行工会法律顾问制度过程中难免出现定位不清、身份模糊、职能单一、作用不明显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工会法律顾问要充当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推手。以惠州市惠城区为例，实施工会法律顾问制度初期，企业普遍对其抱“抗拒”心理。比如，有的企业提出“公司已有常年法律顾问，为什么还要工会法律顾问”的质疑，有的担心工会法律顾问会“添乱”，还有的不愿提交劳动规章制度给工会法律顾问审阅。要改变这一误解，各级工会应明确工会法律顾问在企业的角色定位不应是“旁观者”或“麻烦制造者”，而是“协调者”、“指导者”。为此，工会法律顾问要积极倡导劳资双方协商沟通，从侧重“个案处理”向注重“机制建设”转变，从疲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事中参与”转变，主动参与劳动关系协调的全过程。

（二）工会法律顾问身份要从“一职”向“多员”转变。目前，各地工会法律顾问工作普遍在参与依法维权上发力居多，而对于参与依法建会、依法管会、依法履职等方面则涉猎较少。针对该现状，各级工会要引导工会法律顾问认真研读《工会法》《广东省集体合同条例》《工资集体协商试行条例》《广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促使其实现“一职”向“多员（劳动法律监督员、劳动争议调解员、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等）”的身份转变，在集体协商、民主管理、规范职代会制度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法律指导意见。

（三）有意识地培养工会法律顾问的公信力。各级工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着力：一是彰显其社会地位。如制作工会法律顾问的聘书牌匾，下发到各挂钩企业，悬挂在醒目位置，彰显其法律权威地位；二是塑造其公平正义形象。各级工会在处理劳动争议事件时要给予工会法律顾问独立工作的空间，不要把各级党政意见强加给其，让其以第三方的身份出现，有利于降低劳资双方的对立情绪；三是鼓励其秉持良好职业道德。工会法律顾问在参与集体争议调处时应保持身份超脱的优势，不能像某些“黑律师”一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应秉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为职工提供中肯的法律意见。

（四）打通工会法律顾问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在现实中，职工法律诉求五花八门，法律素养参差不齐，法律知识支离破碎，而且他们往往对法律具有好奇感、神秘感和畏惧感。因此，工会法律顾问可以在职工工余时间预约进企业“坐堂”服务，现身“说法”，拉近与职工的距离，满足职工对法律知识的渴求。工会法律顾问还要用“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和APP客户端）”等新媒体，采用动漫、图解等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全天候、24小时为职工服务，消除职工对法律的神秘感。工会法律顾问还要善打“温情牌”，从职工真实遇到的情境说起，用通俗化的语言、具体的案例、生动的讲解来打消职工对法律的畏惧感。

篇3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矿业安全工作上的指示,同时结合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实际，省里有关领导决定组织开展安全工作专项检查。

一、检查目的

全面了解安全生产领域贯彻实施应对法的情况，总结全省各地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实施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改进和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应对法的各项规定在安全生产领域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二、检查内容

（一）应对法的宣传培训情况

1.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利用各种形式对应对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宗旨、重大意义和主要制度进行宣传的情况；

2.组织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学习应对法的情况；

3.将应对法纳入安全生产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各类培训的情况；

4.加大应急科普和宣教工作力度，推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的情况。

（二）应对法的执行情况

1.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落实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职责的情况；

2.把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与安全生产其他工作一起布置、一起检查、一起考核的情况；在安全生产许可、审查、验收中执行应急管理有关规定的情况；

3.与有关部门建立安全生产应急工作机制以及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预报、预警和预防机制的情况，及时上报生产安全事故及应急管理信息的情况；

4.贯彻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制修订应急预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预案宣传和培训、开展应急演练的情况；

5.储备应急物资，掌握应急资源，建立完善应急资源数据库的情况；

6.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规划并纳入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规划，建立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和应急救援队伍，改善救援装备的情况；

7.未建立专职应急救援队伍的矿山、危化等高危行业（领域）企业与相关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签订救援服务协议的情况；

8.矿山、危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预防性检查、参加隐患排查和开展重大危险源监控的情况。

（三）有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的研究制订情况

1.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有关配套规章、标准、制度和措施的制定情况；

2.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3.地方各级政府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的投入情况。

三、组织实施

（一）自查。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以及各中央企业，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于年月中旬开始组织自查，并于月10日之前将自查情况总结分析报告报送省安全监管总局。

（二）抽查。年11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组织检查组，分赴有关地方和中央企业，对应对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各级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应对法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本次检查工作。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的实际，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自查内容，落实自查责任，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篇4

关键词：民事执行 法律监督 问题 完善机制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机关履行民事执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评价，并对违法行为加以纠正的活动。民事执行活动在司法领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实现“有法必依”之后，必须进一步实现“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而民事执行活动就是实现此目标的唯一途径。

一、基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面临困境及原因分析

司法实践中，执行难、执行乱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执行现状，民事执行监督在检察实践中逐步推进，但面临的困境不少，难点也有待突破：

（一）法律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

随着新民诉法的颁布实施，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实施监督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新民诉法作为基本法，仅用一个条文就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对具体监督程序、监督手段、法律责任、监督对象和方式予以规定，实践操作性不强。由此也导致具体适用过程中面临不少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民事检察诉讼监督规则》也仅在新民诉法基础上，对民事执行监督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作了重申，并未新增其他监督方式，由此导致监督方式单一。这样缺乏必要刚性的规定，除了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损害监督应有的权威性，最终危机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

（二）监督文书缺乏实质约束力，监督意见落实难

检察监督文书的落实需要不同层级的人员参加，包括法院领导和法官，只要其中一名人员存在怠于接受监督的心理，就会削弱监督的效力。不论是新民诉法，还是《监督规则》及“两高”试点通知，均未规定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现状立法对审判机关不执行检察监督文书的行为并没有出台相关制约惩罚机制，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发出的检察建议或其它监督文书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主要是依赖审判机关的态度，但是由于审判机关存在一定的本位思想，对检察院提出的法律监督存在拒斥意识，因而实践中存在不同程度法院对待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见的不重视，以及处理上的随意性。

（三）基层检察机关监督队伍待加强、监督能力待提高

长期以来，基层民行检察监督队伍力量薄弱是普遍问题，在检察院普遍重刑轻民的思想之下，民行检查人员在人手数量上与法院众多的执行案件和执行法官相比，监督力量明显薄弱，有待加强。除此之外，纷繁复杂的执行活动和不断增加的案件数量，对基层检察机关民行干警的监督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中民行干警通常缺乏民事执行工作经验，对民事执行程序不了解、不熟悉，很难发现执行中的问题，监督能力有限，客观上影响了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民行检察监督队伍和监督能力均有待加强和提升。

二、民事执行监督的完善机制

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要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须积极发挥自身的专业和职能优势，想方设法提升执行检察监督效力，打开执行监督新局面。

（一）建立法检沟通联系工作机制

民事执行监督面临困境最根本的解决路径是通过出台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跟进监督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而在新的司法法律法规出台前，建立法检沟通联系工作机制，加强法院检察院两院间的沟通交流，相互配合支持，统一认识，减少分歧和争议，对解决目前执行监督困境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能及时指出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这是对法院公正的一种保障；另一方面，对因行政干预等其他因素导致的执行难，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和监督，可以与法院形成合力，提高执行中抗干扰能力，使执行难得到有效缓解，这是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支持；再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解答群众疑惑，有助于化解群众不满，会增强群众的信任度，从而维护正常的民事执行工作秩序。

（二）开拓思路破解监督文书落实难

单个部门的监督权威有限，不足以发挥监督成效时可考虑借助其它监督力量增强监督效果。一是借力人大机关。人大对法院具有工作监督权，检察机关可以将检察建议抄报人大。二是借力纪委等干部管理部门。法官违法行为也是党员处分条例惩罚的对象，条例对党员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制裁措施。

（三）注重队伍建设提升监督水平

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全面展开，取决于具体检察人员的办案能力提升和素质提高。检察机关要转变重刑轻民，重办案轻监督的思想，需培养出一批政治素质良好，业务水平较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优秀人才充民行检察办案人员，逐步优化民行检察监督队伍的人员结构。并要不断加强民行执行检察监督的培训工作，逐步提高民行干警的执法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盛宏文，秦蜻.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新挑战―新修该民事诉讼法解读.中国检察官，2013（5）.

[2]何小敏，吴世东.“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职能管见”.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2004（1）.

篇5

（一）加强组织领导机构。各股、室、队、站、所要充分认识加强法治建设对优化国土资源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树立法制工作统领全系统各项工作的意识，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域内依法行政工作的计划、指导和实施，将依法行政工作作为关系国土资源改革与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大事来抓好抓实。

（二）强化考核措施。我局今年将把依法行政和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作为年终目标综合考评和法制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各股室、队、站、所要按年终目标责任状内容严格落实。

（三）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提升系统法律风险防范能力。聘请执业律师等法律专业人才担任法律顾问，努力实现国土系统法律顾问全覆盖。同时，我局将对法律顾问工作进行备案，加强对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监督、协调和管理。

二、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制度建设

（一）健全民主决策机制。重点落实《会审制度》，坚持依法决策，坚决防止越权决策、违法决策。规范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听证会审、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研究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二）建立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涉及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影响面广、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国土资源管理重大项目、重大改革措施、重大资金分配使用、重大政策文件出台和其他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报局党组研究。

（三）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管理。严格建立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的制度。对规范性文件要及时进行清理，同时，完善规范性文件评估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度设计、实施效果、实施质量、存在问题等进行全面评估，科学推进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

（四）加大行政审批权公开透明运行。按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以“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减少审批前置条件、减少审批层级”为核心内容，规范审批方式和内容、规范、创新集中审批方式，推进行政审批前置改革。结合市、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对国土资源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梳理，力争国土资源全系统审批事项再减少，审批时限再提速，国土资源审批事项规范化、标准化、格式化率有新提高。

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提高国土资源行政执法水平

（一）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程序意识，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法环节和步骤，健全执法立案、调查取证、集体决定、告知听证、送达执行、装订归档等规则，做到职责分明、流程清晰、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二）规范行政执法标准。深入推进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做到“同案同罚，同事同罚”。行政执法裁量结果公开公示，自觉接受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监督。

（三）规范案卷评查标准。建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卷评查制度，对案卷内容的完整性、证据的充分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裁量的合理性、程序的正当性、案卷的整洁性、文书的规范性进行全面评查。

（四）规范行政执法资格。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制度，探索建立行政执法人员定期培训和考核机制，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禁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上岗执法。

（五）强化过错责任追究。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体系。对因行政执法、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违法等原因，引起或者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以及领导班子成员因违法违纪受到查处的，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四、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

重点关注土地征用、矿产资源开发、土地权属争议、农村宅基地纠纷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纠纷，切实做到新老问题“底数清、情况明”；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严格按照问题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稳控措施不落实不放过的要求，确保问题解决到位，思想教育到位，依法处理到位，帮扶救济到位，逐件处理，逐案落实、逐项解决。

五、认真组织开展普法学习和法制培训

继续开展法制培训和普法学习，积极参加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坚持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组织3次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学法和全局干部职工学法用法培训班。创新宣传机制，充分利用电视台、互联网、报纸等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依法行政示范单位”等创建活动，进一步提高国土资源依法行政水平和能力。同时，继续做好“4.22地球日”、“6.25土地日”、“12.4法制宣传日”等主题宣传活动。

篇6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3]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4].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5]，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6].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7].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8].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二、关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有关纠纷进行裁判，各类纠纷必须依法官的裁决才能最后解决。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不能尊重司法的权威性和尊严，则很难使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甚至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宣誓时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师在庭审中必须尊重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者的尊重、对国家司法权的尊重。如《意大利诉讼法典》第89条规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对法庭所作的陈述中，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不得使用无礼或无根据的言词”。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21条也规定：“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员，应当遵守出庭时间，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与履行职业有关的程序规定。”《律师法》第35条也严格禁止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庭审活动中，也必须向法官忠实作出陈述，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证据。这些都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从实践来看，律师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视法官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极个别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转任律师职业的人，可能对法官“摆老资格，对法院审判工作强行干涉[9]”，或极个别素质很差的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甚至污骂法官的情况以外，一般的律师对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现某些律师因惧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律师不尊重法官，不仅会直接影响律师直接承办的案件的结果，而且会影响律师的生计，因此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律师对法官的尊重不应成为问题。

在律师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官对律师不尊重。此种不尊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律师意见的不尊重，甚至无视律师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职权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过多地行使职权，使律师很难发挥作用。许多法官对律师采取一种“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归辩、判归判，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根本不做认真地分析、评价和听取。二是某些法官对律师的人格不尊重，表现在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在法庭上对律师失言努责，或尖刻叽评，使律师无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迟到，更改开庭时间不通知律师和当事人。三是某些法官违反规定，拒绝律师要求阅卷等方面的正当权利，甚至出现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被轰出法庭的现象。这些行为虽发生在极少数的法官身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从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上的相同性及渊源上相同性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上述隔阂。一些学者分析，法官对律师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同律师之间在学识、经历、渊源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差异。法官和律师来自于不同的渠道，许多法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这样“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阶层互不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10]”。此种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许多法官不能认同律师职业，也不十分确切。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虽然从总体上不如律师，但许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实践经验，且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业务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培训，许多人已逐渐掌握了必备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和法官不存在专业知识上不能沟通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转任为律师，或因为许多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进入法院，职业上的沟通和所谓“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法官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即认为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师只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是民间人士。官与民之间本不应当有对等。法官是诉讼中的指挥者和裁判者，律师毫无疑问应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国家，产生上述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种观点的支配导致了某些法官不能准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对律师不够尊重。实际上，法官虽为审判人员，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与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师，同为司法工作者，谈不上所谓“官”与民的区分。如果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律师和法官都是维护国家法治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徐显明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对法官、检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检查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师，法官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师的受尊重，都缘于他们对公正的职业追求[11]”。法官应当充分意识律师职业在法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师，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意见，认真分析律师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和材料，仔细参考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对律师的享有的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给予充分尊重。对律师应当态度和蔼、礼遇，这些都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当然，律师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三、关于相互合作

所谓相互合作，是指法官和律师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裁判的公正方面，应当密切切合作，积极协作。我们已经探讨了律师在保障裁判公正和司法正义中的作用，由此表明法官的审判活动绝对需要律师的配合。法官的思考方式应是“兼听则明”，其作出的大多数裁决应是在对薄公堂、两造辩论的基础上作出的，律师的意见毫无疑问对法官的正确裁判有着极大的帮助，但实现此种配合，首先需要在制度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原有的超职权式的庭审方式中，律师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压抑，而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的庭审方式，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处分自由和调解自愿，这些都为律师充分发挥其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律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的研究、提供证据、提出法律适用的建议以及自身的法律知识的培养方面，而绝不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与法官拉关系，搞攻关上。从制度上发挥律师对司法裁判的配合作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作出完善。例如，应当从制度上要求法官在判决书详写理由、回答律师提出的意见、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意见应当在卷宗中详细记载等。只有从程序上不断完善，才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律师在发挥配合作用的同时，应当随时以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为目标，而不能为了追求金钱而屈从于委托人、被告人的非法的要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也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与当事人之间完全成为金钱的雇佣关系，成为当事人不当要求的传声筒，律师不得故意曲解法律、无理搅三分、甚至纵容当事人作伪证，混同“讼棍”之列。如果律师不能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则律师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配合公正裁判的作用。同时也败坏了律师的形象。当然，我们强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相互配合，绝不是说两者意见应完全同一。法官只能听取律师的意见，而不能唯律师意见是从。同时法官也不能强求律师与其意见一致。个别地方的法官无视律师的诉讼地位，片面强调律师应与审判、公正机关的配合，要求律师的辩护意见必须保持在或判决的范围内，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未能发挥配合的效果，反而有害于司法的公正。

我国审判方式方兴未艾，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加强以及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的实施，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其在配合法官公正裁判方面的作用也会更为显著。

四、关于相互监督

如前所述，律师制度设立的作用之一在于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实行某种制衡，尽管由于法官握有审判权，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其制衡作用难以有效的发挥，但这样的制衡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促使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另一方面，在监督法官正当行使裁判权、确保司法廉法和公正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律师协会（ABA）为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专门为法官制订了《司法行为守则》，该守则成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律师协会可向有关纪律惩戒机构检举或指控。而法官的选举、任命、留任等，都要听取律师协会的意见。因为外界一般并不深知法官的情况，而律师协会对此极为了解，因此律师协会的意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各级律师协会在对律师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尚未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更谈不上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发挥律师协会在监督司法行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关于法官对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目前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少人认为，目前律师的地位与法官相比相差很大，如果使法官享有监督律师的权力，则更会加剧两者的地位差距。我认为，按照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法官对律师的制衡是以律师自身或通过律师协会可以对法官进行制衡为前提的。由于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支配关系和隶属关系，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的权力制约问题，因此既然律师可以或通过律师协会制约法官，法官当然享有对律师的活动进行制约的权力。而建立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正是廉法司法、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

法官对律师的监督，主要应体现在对律师是否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以及是否遵守职业道德方面的监督。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是律师应尽的基本义务。律师如果违反职业道德，如乱收费、收费后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向法官行贿或要求当事人向法官行贿、提供虚假证据、藐视法庭等，法官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律师，法官应当主动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检举，一旦查证属实，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吊销执照[12].我们认为法官对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应有权向有关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但在这方面，不应当向英美国家那样赋予法院直接惩戒律师的权力[13]，因为中国的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与英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使法院享有惩戒律师的权力，将会严重妨碍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权力平衡，影响律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制订法官与律师廉洁执法、职业的具体准则，并规定了检查监督制度[14]，毫无疑问，这是互相监督的具体的重要步骤，但关键问题，如果保证这是行为准则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律师和法官能够真正在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和廉洁勤政方面相互进行有效的监督。

[注释]

[1]法官法第2条。

[2]律师法第2条。

[3]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载《律师与法制》97，8.

[4]参见张思之：《律师，公正与调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5]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6]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7]蔡定剑“走向法治，敢问路在何方”第402页。载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402页，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版。

[8]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9]参见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4、261页。

[10]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94页。

[11]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第233页。

[12]参见：“厉行司法改革、维护司法公正”，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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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我县在群众普法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

结合我局工作实际，主要存在以下难点：一是客观方面，我县地广人稀，农村人口占多数且多数乡镇地处偏僻，开展普法工作任重道远但也稍显力不从心，加之大多数农牧民群众和监管对象文化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开展普法工作有一定难度。二是主观方面，就我局而言，大多数执法人员藏语基础薄弱，语言沟通不畅是开展普法工作的较大障碍。

结合我县实际，县食药监局对我县农牧区普法工作的重点有以下建议：着力着眼于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由相关单位组织牵头开展农牧民群众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选派村民代表到县城集中培训。

2.近年来执法人员在执法、普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哪些

一是行政相对人法律意识淡薄，在执法普法的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法律意识淡薄，会造成执法难度居高不下。由于我县地处偏远，农牧民群众占人口比重较大，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行政机关在执法普法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阻力，个别行政相对人法律意识还不够强，不知道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商家存侥幸心理。二是执法普法人员的自身学习还不够，对依法行政认识不足。执法普法队伍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对法律规章的掌握的还不够细。三是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落实还不到位。当前行政执法普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执法工作监督力度还亟待加强。四是部分违法违规经营商家法治意识淡薄，诚信度还不够高，不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开展监管工作，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县食品药品市场经营秩序。二是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时，群众积极性不是很高。

3.近年来我县农牧民群众违法行为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有哪些

就我县食品药品市场来说，大部分农牧民群众是消费者，但是也存在农牧民监管相对人因文化水平有限、经营水平不高销售过期食品、饮品等行为，但违法行为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4.通过对农牧民群体法治意识及行为的分析，结合工作实际，梳理近期农牧民急需掌握的法律知识主要有哪些

我县社会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优化法制环境，加快依法治县的进程。广大农牧民的法律观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我州依法治州、依法治县的进程，为此加强农牧民群众法制选宣传教育意义重大。我局认为农牧民群众急需掌握的法律知识应是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应是能促进我县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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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法、量刑建议、检察机关

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就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特定的刑罚，即在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①。因此，量刑建议除了是检察机关综合整个案情以及民情、社会现状等情况做出的预判，也是检察机关履行公诉权重要的内容。同时，检察机关对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也是在履行法律赋予其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保障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也强有力的监督制约着量刑裁判，促进法院能够公正的量刑。但在实务中，由于检察院及法院对量刑建议的认识角度不一样，对一些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不统一，容易产生个别案件量刑建议偏重或者偏轻的现象，而采纳率也偏低的问题。因此，关于量刑建议，能否在公诉案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法官在量刑时进行必要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几年，最高检对量刑建议下发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后又对十五种罪名在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试行量刑建议工作。而2013年最高院最高检关于盗窃罪的最新司法解释颁布之后，浙江省的盗窃犯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追诉标准分别为3000元、80000元以及400000元人民币。其他诸如敲诈勒索、抢夺、诈骗等等常见的罪行，追诉的数额标准都已经或者即将要做相应的调整，而相关的量刑指导意见却没有及时做出配套的调整，也使得检察机关在进行量刑建议时容易与法院产生较大的分歧。

一、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

（1）量刑标准不统一。检察院要开展量刑建议的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量刑标准不一，容易导致量刑出现偏差。如我们常见的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浙江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的规定就有不一样的地方：前者规定盗窃数额达到较大起点时，建议量刑起点为一年有期徒刑，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时，则量刑起点为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后者却将该两种情况的量刑起点分别定在三个月至六个月拘役以及三年至四年的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特别是在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出现之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当中幅度很大，如若不统一适用一样的标准，则相同数额的盗窃案件，在量刑上可能有巨大的偏差，笔者目前所经办的盗窃案件中，数额未达到6000元的，一般法院会在拘役四个月至六个月处刑。按照浙江省盗窃数额的追诉标准，应当是26000元左右刑期增加一年，但在拘役和有期徒刑之间的界限还没有明确。

（2）量刑标准不精细。法院虽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会提供相应的量刑指导意见，但是该些意见的内容存在不合理、不精细的地方，有些仅提供指导意见，但是并没有说明指导意见的科学依据。刑法罪名如此繁多，却只有 15 种罪名罗列其中，而且对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该如何科学增减刑罚量未明确规定，只以适当增减一语带过，因此实践中容易出现量刑偏差。② "例如靳克虎盗窃案、王海柳过失致人死亡案，量刑建议理由与判决理由一致，但由于双方增减的幅度不一，使得判决结果超出了量刑建议范围。"③可以看出，正因为相关的规范存在漏洞，才使得量刑建议没有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这是刑事诉讼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开展量刑建议的关键问题。

（3）缺乏制度予以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法庭也缺乏相应的判决说明。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又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④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都是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做出判决，属于合理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检察机关很难以法院的判决"畸重畸轻"为由进行抗诉。而因为缺乏相关的说明解释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即使没有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不会做出相关的说明。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则。⑤

（4）量刑证据的固定难以把握。量刑证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固定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更容易注重搜集有罪、罪重的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轻甚至无罪的证据容易忽视，导致在搜集证据的最佳时机错失量刑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外地籍贯的犯罪嫌疑人在本地犯罪时，因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影响，许多与量刑情节有关的酌定情节难以收集，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关于量刑事实的调查和辩论阶段容易产生控辩不平衡的状态，使得法庭的审理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会出现社会将矛盾指向检察机关的情况。

（5）量刑程序如何开展不清晰。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有关的量刑建议只是做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实务中碰到的案件复杂程度不一，情况也各不相同，对于简单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根据先定罪后量刑的顺序分别进行调查和辩论，但是对于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等等，在能够保证庭审效果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开展量刑程序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完善量刑建议的几点意见

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量刑建议产生以及碰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提高司法干警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要求。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如何转变我们的陈旧观念，正确去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非常重要，我们应当树立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即能够保障人权，又能打击罪犯，并做到定罪与量刑并重，不断提高自身的办案水平和能力，实现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能够将量刑建议放在与定罪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平时办案的过程中能够深入调研，借鉴其他检察机关的一些典型机制，比如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⑥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办案的实际情况，不断对量刑建议进行归案总结，定期分析具体案件的量刑建议，加强业务培训，能够确保经办人有科学的量刑建议方法，提高对案件的敏感性以及对量刑情节、幅度的整体把握。

（2）统一明确量刑规范。同一个地区有多部量刑指导意见，或者对案件的量刑有较大分歧的，检察机关与法院应该加强沟通，如召开列席审委会等方式统一明确适用的量刑规范和量刑标准，使量刑统一化、规范化。同时要细化量刑标准，就现在的状态，直接在立法上统一适用明确的量刑标准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因此检察机关可以在当地范围内与法院进行沟通，制定明确的基准刑的计算方式，确定量刑起点以及如何计算幅度比例等，能够让量刑建议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此外，应当充实量刑情节，引入监所表现。从目前的量刑指导意见中，量刑建议的内容过于机械化，只是对某个案件的一般情节进行罗列，但是在判决中需要考虑的量刑情节却没有在意见中体现，检察机关可以在该块内容上进行充实。而且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是被羁押的，在看守所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的，因此，可以在实务中将监所表现引入量刑情节中。

（3）正确把握量刑证据。可以让公检配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是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如果能进行公检联席会议等方式，让侦查机关能够支持并且及时了解量刑程序的相关情况，在实务中形成共识，让侦查人员明白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同等重要，及时引导个别案件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活动，在认定和收集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重视对罪重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以书面材料、电话通知等方式固定量刑证据，让量刑建议的事实依据得到充实，奠定开展量刑庭审的基础。其次是检法联席，界定证据。正确把握量刑，需要与法院加强沟通，对关于被告人的一些社会调查材料以什么形式在庭审中出示加以明确，以保证庭审效果和量刑建议的证据支持和效果。

（4）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配套及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构建量刑建议的制度时，应当设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否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起到很好的制衡作用，也无法提高诉讼的效率，让司法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因此，只有从宏观上整体进行把握，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的整体性以及内在性为大局，将两者进行协调，对与量刑建议制度相关判决书对量刑建议的回应机制、量刑答辩机制、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明机制及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抗诉规则等配套机制一并进行确立以形成体系，保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切实可行性。⑦此外，关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简单的扩大，也并不意味着量刑建议权不会被约束，必须用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来制约。该监督机制首先要从检察机关的内部入手，提高自身的量刑建议质量，建立相关配套的量刑建议考评机制，组建相关的绩效考评小组或者有专门的绩效考评部门联合办公室考评监督办案人员的量刑建议，并以此作为检察官公诉工作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关于滥用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可以按照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对滥用量刑建议的办案人员追究相关的责任并给予相应处分，对严重违法的，还要追究法律责任。此外，还应通过人大监督及人民监督员监督机制来加强、完善对量刑建议权的外部监督机制，将量刑建议情况列入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的专题报告中，邀请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观摩旁听公诉人的出庭公诉，收集其对量刑建议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⑧

（5）进一步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只要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就表示不是所有案件都必须提出量刑建议，对于有些较复杂的案件，给予检察机关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的机动权，在不合适提出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可以不提出量刑建议。同时，对不宜提出明确具体量刑建议的特殊案件，可以只发表依法从重、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概括性建议。但是，推行量刑建议应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其运行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鉴于市级院、基层院业务发展水平不平衡，现阶段市级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以提出量刑建议为原则，不提出明确建议为例外。⑨各基层单位应当在时间中累积经验，逐渐推行量刑建议的适用，可以对常见的罪名制定相关的量刑指南，让量刑工作稳健运行。

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对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这一块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以前一些量刑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存在很多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我们站在大局的角度，既要宏观上把握这项制度的重要性，也要在微观上制定详细的规则来完善这项规定。相信我们从提升干警自身的素质、统一明确量刑规范、正确把握量刑证据、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配套及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等方面着手，不断完善量刑建议制度，必能让量刑建议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陈淑霞：《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机制研究--以从化市人民检察院常见刑事案件为视角》，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7月，第91页。

②高峰、晏磊、姬凯：《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合理模式--以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载《政法学刊》2011年4月第28卷第2期，第59页。

③皮勇、王刚：《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几个问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6月第13卷第3期，第77页。

④任志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在审判监督中的法律探析--以司法实践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11月份，第113页。

⑤王志凯：《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问题之初探--以唐山市某基层检察员公诉办案实践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期，第55页。

⑥承办人在审查判决书时，要对判决书量刑是否恰当作出说明，对于与量刑建议有较大差距的判决，则在作出说明的同时，提出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⑦李晓雯：《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司考》，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5月，第129页。

⑧塔青甲：《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分析》，载《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3月第3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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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务会计；建设；建议

2006年8月19日，首届“法务会计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指出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还没有法务会计的职业团体与学术研究组织。有关法务会计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是一片空白，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日益增多，使得我国必须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增加投入。

一、加强我国法务会计建设的必要性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加强法务会计建设

1946年美国纽约会计师默瑞斯-派勒在其论文中首次使用了“法务会计”一词，至今，国外法务会计发展已经成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务会计为更好的解决经济纠纷案件，客观公正地计量经济损失，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但是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缓慢，且处于初级阶段，已成为高速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现代审计的发展要求加强法务会计建设

1998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主题为“舞弊与法务会计”的研讨会上，把法务会计定义为审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安然事件更加引发了国内公众对法务会计的思考。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专门成立了法务会计师协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都设置了法务会计部门。我国会计事务所还没有意识到法务会计的重要性，并且设立法务会计专业的高校也是寥寥无几，成为我国现代审计的一大漏洞。

（三）经济案件的公正处理要求加强法务会计建设

随着我国的经济案件逐渐增加，法务与会计结合处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法务会计根据调查结果向法庭提供专家性意见，是法庭为了做出正确的判决的重要证据。国内现阶段有关债权、债务理算、保险赔偿理算等经济案件都是由都是由律师进行处理。大多数律师对会计知识了解不够深入或一无所知，造成信息的失真或不对称，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正当的维护。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现状

（一）对法务会计的理解存在偏颇

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务会计这一名词逐步为国内人士获知，但是社会对于法务会计概念的理解存在偏颇。企业在选拨人才倾向选择具备法学和会计学的双学位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并不是真正的法务会计人才。需求决定着供给，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颇，使得对法务会计人才在社会中的需求不能得到真正的显示。这也是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缓慢的一重要原因。

（二）法务会计理论亟待深化

我国法务会计理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相关的职业团体与学术研究组织。国内公开发表的法务会计方面的相关文章相当的少。研究文章大概有400多篇，可统计到的专著仅有7部。多数文章内容雷同，缺乏创意。

（三）高校培养的配套设施落后

据了解，目前在美国至少近9%的大学或学院本科和研究生的相关专业讲授法务会计的课程。我国缺乏完善的理论知识来供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教授。个别高校虽进行了开设法务会计的尝试，但由于理论基础的欠缺、师资力量的不足，在教学中也以简单的案例进行讲解，使得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没有明确的方向。

（四）法务和会计实务分离的局限性

从实务角度来说，法务会计是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会计资料为凭证，以法律为准绳，处理涉及与法务有关的会计事项。目前实务中，会计方面和法律方面的事务分别由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分别处理，实务中处理的相分离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也是导致法务会计成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三、推进我国法务会计建设的建议

（一）加大法务会计的宣传力度

建设法务会计，当务之急必须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要公众对法务会计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纠正现在理解上的偏颇。初步阶段，在理论研究完善的时候，会计事务所作为法务会计运用的核心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对法务会计进行宣传。学校作为法务会计人才第一手的人才来源，在招生就业的时候都要让学生和家长了解法务会计，这样法务会计的知名度也能提高。

（二）加大法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力度

法务会计并不是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以经济实体为会计主体进行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的会计，而是在广泛意义上企业涉及到法律法规和处理各种经济案件时对与会计相关的事项进行解释和说明，是介于一般的会计和审计之间、涉及司法领域的特殊会计工作。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

（三）完善法务会计人员的培养体制

高校作为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基地需要建立完善的配套设施。通过职业培训、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后续教学等多渠道、多层次地培养法务会计人才。形成包括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实验、单位实习等一系列完整的培养模式，为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供一种循环渐进的途径。从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出发，组建双学历的教学科研团队。

（四）设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机构

西方国家的法务会计组织和机构已比较成熟，伴随法务会计业务部门的成立，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设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机构对其进行规范化。我国的法务会计行业管理委员会可以从属于注册会计师协会，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立法务会计专门委员会，专门对对法务会计业务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务会计体系。

参考文献：

[1]何芹.法务会计若干理论问题初探[J].财会月刊,2009,(8).

[2]高绍福.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研究与分析.财会通讯,2009,(3).

[3]王煜骞,赵纯祥.推进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建议[J].财会通讯,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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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兼职法制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加强法制员队伍建设是新形势下提升基层依法行政水平的重要举措。法制员是法制工作在基层单位的延伸，是基层工商所、经检队依法行政的重要队伍保障。随着“两费”取消、执法办案体制改革、责任区监管不断深入，基层单位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任务都有了新的变化，基层的依法行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目前法制员队伍及其工作仍然存在着职责不清、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制约了基层依法行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加强法制员队伍建设，既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基层法制建设的必然需求，也是有效保障基层单位严格依法行政的具体举措。

（二）加强法制员队伍建设应当坚持“明确职责、择优选配；注重培训，严格管理”的原则，明确法制员的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全面开展各种培训，着力打造一支“觉悟高、业务精、素质强、作风硬”的法制员队伍，为基层依法行政工作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法制服务。

二、进一步明确基层兼职法制员的工作职责和任务

（三）根据系统实际和工作需要，法制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1.承担以所、队名义和本所、队在分局授权范围内以分局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的核审工作；2.组织以所、队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工作，参与本所、队以分局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复议、诉讼等工作；3.组织做好本所、队法制业务培训和法制宣传工作；4.为本所、队工作提供法律分析、建议等法制服务；5.负责本所、队的法制统计、台帐报备等工作；6.做好对本所、队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监督；7.完成上级和本单位布置的其他任务。

三、建立健全基层兼职法制员的选配制度和任职程序

（四）各工商所和经检大队都应配备兼职法制员，法制员可以兼任办案、内勤等其他工作。在既有利于加强执法监督又能兼顾平衡其他工作的前提下，各分局可根据本分局工商所、队的实际情况，采取“交叉核审”、“AB岗位制”等多种工作方式，确保法制员充分发挥作用。

（五）选配法制员，应树立择优观念。原则上应当选择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且从事工商办案工作满三年的或者具有法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从事工商办案工作满一年的人员担任。取得公职律师资格、被认定为办案能手的人员可以不受以上学历和工作年限的限制。

（六）选配法制员，按照“自由推荐、严格选配”的原则，由各工商所、队结合本所、队的工作实际，在符合规定条件的人选中选择，并上报分局法规科；分局法规科应对工商所、队推荐的法制员人选进行核查。核查后，对政治素质较高、业务素质较好、工作能力较强的法制员，以分局名义发文予以确认。对工商所、队推荐的人选，分局法规科认为不适合担任法制员的，可以要求该工商所、队另行推荐。分局应保持法制员队伍的稳定性。

四、强化对基层兼职法制员的培训

（七）市局、分局应加强对法制员的培训，大力提高法制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各分局法规科可结合本分局工商所、队法制员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但一年之内组织法制员培训的次数不得少于一次，同时应注意培训内容的全面性和培训方式的多样化。培训应具有针对性，应有利于执法监督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法制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五、建立健全对基层兼职法制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