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与生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思维与生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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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说：“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生活化教学已然成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具体到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生活化教学策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实际中，切实有效的融入生活化思维，并实施生活化教学策略，则能够促使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从而提升学生知识内化效率。下文，我们将从初中道德与法治中融入生活化教学思维的意义阐述，过渡到有关教学策略的论述。

1.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生活化教学思维的意义探析

1.1 联系生活能够降低教学难度。道德理论是伦理学与哲学观点的集合，其理论基础相对较为抽象，其知识点也异常繁杂，如果仅靠生硬的记忆只怕难以保证知识内化效率。因此在我国传统教育理念中提出“格物致知”这一概念，其主要阐释了由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提升的学习途径。诚然，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实际中，为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则应该给予学生充足的感性认知材料，从而帮助其建构逻辑化、层次化、系统化的理论知识网络，如此便能够有效降低教学难度。

1.2 联系生活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初中道德与法治知识具有抽象性强、知识点多等特点，纯理论化的教学通常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最终导致其丧失学习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鉴此，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树立生活化思维，并积极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并为其创设起贴近生活且生动有趣的教学情景，则能够有效突破学生心理障碍，从而逐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基于生活化思维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模式的探讨

2.1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从本质而言，道德与法治知识源于生活，同时也服务于生活。道德是约束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而法律则无疑是规范人们行为之准绳。总而言之，道德理论与法治知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教学实际中教师则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特点，并促使教学内容与生活知识紧密结合，从而创设出生活化的教学情景，拉近道德与法治教学与生活的距离，帮助学生获得生活化的学习体验，以此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为实现上述目标，教师在教学实际中就需要积极探究教材内容，并有效整合教材?Y源与生活化资源，即通过挖掘教材中的生活元素进而找到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的契合点。譬如在教学“平等、尊重与宽容”一课内容时，为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则可以组织学生通过表演形式，演绎生活中与同学之间的小摩擦、小矛盾，然后组织学生根据表演内容并结合自己生活经验，共同探究如何建构起平等和谐的班级文化。

2.2 结合热点新闻，增强知识的贴合度。现实生活是建构学生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提升学生认知能力的关键因素。鉴此，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实际中，为培养学生先进的道德修养与法治意识，就应该结合生活实际，并适当的引入国内外的实时政治，以此增强教学的实效性。通过对经典事例和重大国内国际时事的深入分析、解读，便能够增强理论知识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譬如在讲解“承担责任”一课时，为给予学生提供一个直观化的参考案例，教师则可以引入“韩国总统遭民群抗议遂被弹劾下台”实际案例，从而让学生直观感受“任何人都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这一法律常识，以此助益于学生建构起责任意识，并以法律知识约束自身的行为。

2.3 联系生活，实现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目标。校内外一体化是新课改的教学要求之一，因此初中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实际中，教师也应该积极开发利用生活资源，从而做好课外延展工作。在开展课外延展活动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生活资源的一些特殊功能，我们即可以组建学生进行课外科技活动抑或是调研活动，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实现课外教学的生活化，同时还能够有效增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同时还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譬如在教学“偶像与自我”有关内容时，教师则可以组织学生在学校内开展“对偶像的基本认识”、“自我重要性的研究”等主题调研活动。从通过这样的主题活动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理智看待偶像，并正视自我、发展自我，努力做一个独立、理智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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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 思想品德 生活 教学

思想品德教学融入生活是区别于传统的教条式教育方式，生活化的教学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生活之间的联系，注重生活的本体性地位，让初中思想品德教育更加接近现实生活。我们的教学必须向生活开放，向现实开放，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实践思想品德课上的认识。同时教师也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充分运用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更好的把学习与生活相衔接，在学习中懂得生活的技巧，在生活中发现做人的真理。

一、以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现象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心理学》指出：“好的导语像磁石，能把学生分散的思维一下子聚拢起来；好的导语又是思想的电光石火，能给学生以启迪，提高整个智力活动的积极性。”由此可知，课堂教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布鲁纳说过：“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思想品德课理论性较强，如果教师只是照本宣科地讲授知识，课堂教学就会枯燥无味，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学生所学到的也只能是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有什么用，如何指导实践根本无从谈起。如何将思想品德课中抽象的问题形象化，难懂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学生以愉悦的心态积极地来学习呢？毫无疑问， 联系生活导入新课是一条重要途径。我们要以学生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或以社会热点话题、国内外重大事件等为契机，引发学生的主动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新知。

如教学《我爱我家》这一内容时，我先让学生介绍自己名字中所包含的深层含义，这样学生就会深切体会到家长对自己寄予的殷切希望与深沉的爱。然后，我再让学生列举一些家长爱护自己的实例。学生说完后，我因势导入：“这一切都融入了家人对我们的爱与期望，我们被家的温暖所包围，生活在幸福中。那么究竟什么是家？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充满爱？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相关的内容，让爱永住我家。”这样学生就会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愉悦地参与到新课的学习中来，教学效果会事半功倍。

二、创设生活化的故事情境，激发学生思维的火

花，营造“对话与互动”的教学氛围在讲《防范侵害保护自己》这节课时，学生的情绪一直是高涨的，抓住学生的兴奋点，一环扣一环地加以深化，让学生既能根据教师设计的思路走，又能比较大胆、开放地展开想象，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例如，我在讲授“女生自我保护”问题时，我设计了这样的情境。“小燕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了网友小Q，并视其为知己，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姓名、学校、家庭电话等真实信息告诉了小Q。不久，小燕家被盗，而作案者正是小Q。”小燕家为什么被盗？如果你是小燕，你会怎样与小Q 交往呢？问题一出，学生争先恐后发表看法：有的说小燕傻，不该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对方；有的说小燕诚实，交友真诚。两下争执，引发一个问题：交友该不该诚实，网上交友又应注意些什么？通过讨论，学生认为，交友应该诚实，但网上交友应注意自我保护。于是，我用多媒体打出“老师的忠告打油诗”：网上交友匿名多，人品好坏难分说。切莫透露真信息，小心谨慎没有错。

三、开展生活化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课外活动生活化，学以致用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学习知识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水平。所以，我们要帮助学生将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解决生活中的相关问题。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也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生活实践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在真正的生活环境中去实践，如参观考察、调查采访、志愿者服务等等。二是在模拟的生活情境中进行实践活动，如模拟法庭、广告设计、举办展览等等。两者都是非常好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学习“感受法律的尊严”时，教师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到学校给学生开设专题讲座，普及法律知识；也可以让学生模拟法庭，进行审理、辩护等活动，让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点评、指导，帮助学生认识法律、学习法律，提高法律意识，从而知法、守法，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尊重法律的尊严。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水平，而且使学生能灵活运用知识，提高了学以致用的能力。

四、教学评价融入生活

进行思想品德课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使学生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心理素质的人才，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与国家的人。教学评价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评价的成功与否对学生的发展与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品德课的有效评价不是单一的评价，而是多元评价，既注重学习结果，又注重学习过程；既关注学生的书面成绩，又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评价要基于学生的生活，体现生活化的特点，让评价为学生所接受，真正成为学生不断上进的动力。在教学中，我将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表现也融入到了评价中。

如在学习了《与人为善》后，我对学生的评价不只是局限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层面上，还让学生相互列举他们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实例，然后我对表现突出的学生予以必要的表扬。这样评价的好处在于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这是一种正确的行为，真正了解了如何将所学表现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

结束语：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是个永无止境，相当广泛的活动过程，给教师和学生展示个性特长和发挥才能留有足够的空间。而思想品德教学融入生活化是动态的，复杂多变的，因此，我们教育工作者要不断的探索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将思想品德教学更广泛的与生活相衔接，使学生更好的把学习与生活相衔接，在学习中懂得生活的技巧，在生活中发现做人的真理。

参考文献：

[1]周永新.构建生活化的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之我见[J].学周刊（学术研究）.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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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四年里，学习了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和掌握国家的主要法律法规,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并能运用法学理论,方法和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但是书本的学习较有限，于是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和社团的工作，从事了大到组织策划晚会、小到文秘接电话的工作，积累了很多了从失败到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实际操作能力和组织合作能力的学习更重要。对自己总体评价是为人热情乐观，真诚，工作踏实、易上手，遇到困难能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

从大学一直下来，我感觉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工作经验，虽然以前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从中我的到的是很多做事的原则和处事的经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做事也变得成熟稳重了。在过去的工作中，我做事认真负责，有团队合作精神，还有较好的交际能力。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也许我的知识有限，也许我还太年轻，缺乏实践经验，也许在某些方面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工作自如，但年轻意味着热情与活力，我有生理缺陷（从初中起我的听力就逐渐减弱，但并不妨碍我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反而更能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而不易受到外界干扰，保持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我不行！我自信能凭自己的能力和学习在毕业以后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中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实现人生价值与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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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学的科目： 法理学

在门类众多的法学科目中，法理学是法学专业学生的入门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与广泛性，往往让刚踏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难以适应。记得我有位同学在看法理学必看书目《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时，由于看不懂，竟然看哭了。

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律的基础性问题与概念，包含了丰富的法哲学思想。与其他法学科目不同，法理学的特点是高度抽象，博大精深。例如光是对法律的定义，就有多达十几种的概括。学习此科目，你就好像置身于拉斐尔的那幅“雅典学院”中，亚里士多德会告诉你“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性的陈述”，西塞罗则会跟你说“法律是一种衡量正义与不正义的标准”，而萨维尼则强调“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正是由于其难学，笔者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将法理学这门科目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授课，大一学习《法理学导论》，大三学习完民法等具体部门法后再学习《法理学原理》。可见，法理学被称为“最难学的科目”当之无愧。

最有趣的课程： 模拟法庭课

试想一下，法庭变成课堂，学生变成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场景是多么生动的画面。在法学专业的课程中，模拟法庭课就呈现出这样的画面。

在这门课上，学生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战演练；不再是坐在课堂里被动地听老师讲课，而是坐在法官席上“统领”整个审判过程；不再是看着案例得出结论，而是在听取了同学唇枪舌剑的辩论后作出判决。

模拟法庭课上，学生作为主角，自主发挥自己的口才和思维能力，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辩论。模拟法庭课的有趣，不仅在于课堂上精彩的发挥与零距离地接触法官、律师等职业，还在于课堂前的准备与讨论，当小组成员全力以赴地讨论案情与研究战略时，趣味是不言而喻的。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穿上法袍体验“一锤定音”呢？

最热门的领域： 民商法

在法学专业的几大领域中，最热门的要数民商法了。因为民商法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法律，它涉及的领域从婚姻、继承、侵权、合同，到公司、保险、票据等民事、商业的各个方面，均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仅2011年全国一审新收案件中，民商事案件就占到了87.07%。可见，民商法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无论是结婚还是做生意，生活中随时都会用到。

因此，不管是从报考人数、招生人数还是就业人数来看，民商法领域绝对是最受关注和最热门的领域。而且，因为其与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民法也是非常实用和有趣的科目之一，生活中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经过民法理论的解释，顿时会让人觉得“妙趣横生”。

例如，有人拿民法理论的解释模式套用到从恋爱到离婚的过程：男生求爱是“要约”，而女生答应是“承诺”，如果分手则是“缔约过失”，如果两人结婚则是“履行合同”，结婚生子是“法定孳息”，分居则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离婚则是“根本违约”。大学里甚至有情侣会运用民法知识制定“恋爱法”来规定男方女方的权利和义务，十分有趣。

最冷门的领域： 法制史

法制史=法律+历史，一看就知道是法学专业中最考验记忆力的科目了。

法制史介绍了中国和外国法律制度与法律部门的变更、发展，有的学习内容甚至还是古文言文。而且，法制史占司法考试的比重很小，所考查的难度大多也停留在识记的水平，再加上这门课程在实践中稍显劣势，因此，有些学生对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不是很大。这也导致了法学专业法制史方向常年招生不够而接受调剂生的情况，使法制史成为法学专业中最冷门的领域。

最较真的部门法： 诉讼法

诉讼法是有关诉讼程序的部门法，是当事人因实体权益受到损害后请求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关保护而适用的司法程序规定。其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内容。

由于必须要追求“程序正义”，诉讼法在法学专业中成为最为“较真”的一个分支，它对日期、程序、条件等方面进行的细致规定是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例如，在刑事诉讼法中，犯罪主体在不同的司法阶段分别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告等称呼，而这几种称呼是不能乱用的。除此之外，法律规定司法审判必须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若有任何违反法定程序之处则有可能导致案件的审理结果被撤销。可见，诉讼法的“较真”。

最有用的法学收获： 法律思维模式

法律的学习最终的落脚点是学会如何适用法律，而适用法律讲求的是论证过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尤其在法律推理过程中，要认定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得以适用，就必须给出强有力的逻辑证明。这个正当化的逻辑证明过程正是法律的实践过程，也就是法律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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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善与公正之艺术”的法律在法治逐步成为治国之道和生活常规的时下，法学跃居显学之位、法律教育日渐繁盛。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契机，呼唤着具有深厚的法律精神、高超的法律技艺和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才。建构法治国家、实现“良法之治”，是所有法律人的光荣与梦想。“法学是善与公正的艺术”，塞尔苏斯以诗话般的语言道出了法律的奥妙。英国的科克法官曾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①法律的目的与价值何在？人类赋予法律何种意义，以作为社会生活的终极凭据？法律绝非仅是用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更荷载并表达着人类的理想、公共伦理之善和生活价值之真。“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其他的人类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能被理解”②。通过维护和促进社会生活的不断完善发展，法律越发彰显着重要的意义。法律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理解而形成的理性化知识体系。它表征着社会生活的善和自由与公正的价值理想。作为人文知识，法律思考必然离不开价值反思和价值追求。法律本身就是分配价值的一套权威性规则体系。概言之，“对法律的，或者对任何一个个别的法律现象的无视价值的思考也都是不能成立的”。并且，“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③。法律是人文精神的承载者、公共理性的表达者和公共良知的维护者。法律教育应当注重培育虔信法律的职业精神、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文精神以及追求社会正义的公共精神。法律精神和公正理念的培育、法律技艺的训练，有赖于获致良好法律教育的可能。在法律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追求社会公正，应当成为法律人共同的事业理想。惟有通过长期的法律研习，才能培养出执着的正义理想、法律精神和知识技能。在法律的立场上，追求法律承载的善与公正并实践的法律理想。在法律教育中，必须始终以培养法律精神和思维方式为要旨，来进行知识体系的传授。若背离法律精神，将会抛弃作为法律生命支点的价值理想。

二、启蒙人文精神：

法律教育的原旨教育是对人之为人的精神与心灵品性的塑造过程。教育是要“把人培育成为人，而不是某种人”④。培育受教育者的生活美德与伦理品格、健全的人文情感与公共精神。“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人们的人性意识”⑤。教育是理论化、系统化地思考社会、理解生活世界的问题。“教育的职能是通过控制、疏导、调节以及改变人性，促进道德能力的生长。一种真正的人的教育就在于按照社会境况的种种可能性和必然性给天生自发的活动以一种理智的指导”⑥。通过特定的教育，培育受教育者理解人自身的特质，以及对人作为类存在的关怀与热爱。教育既要传授特定的知识与技能，又要解释社会的本真以及对生活价值与意义的深刻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人文精神的培育，寻找人文理想予以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其中，人文精神价值理想的培育和涵养，又必然构成知识技能与技艺训练的思想前提和终极性指向。因为法律中内在包含着对人性的规训和认识，为法律的具体操作提供价值理念根据。唯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仅是一种功利化了的“谋生”技能训练。这种状况并非教育的凯旋，而是教育理想与精神的衰落。人文知识主要涉及价值选择和情感问题，并且，人类的行为更多地是建立在情感之上而做出的。法律教育既要传授系统的法律知识，更要探寻法律背后的义理和精神。法律是社会公共领域的规范体系，承载着公正生活的价值和伦理观念。法律教育不能囿于法律文本知识的学习，更应当对法律的精神和现实生活有恰切的理解。“法学院的目的是改变人，通过在法学院大家经历使人们变成另一种样子———将他们从法律的外行转化为法律的人的新锐”⑦。现代的法律教育，受到市场化倾向的牵制，已经蜕变为一种单向度的法律职业技术教育。在此，导致了法律教育的人文精神与工具主义之间的困境。把法律作为生存的工具并进行职业性训练，成为了法律教育的首要目的。寄望于接受法律训练，以便在生存竞争中获取有利的地位和基础。为了谋取未来更大的生存优势，“并开始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⑧。法律教育所承载的人文精神，被单纯的生存目的排挤掉了。法律的理想与生存压力间的深刻矛盾，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增长而日渐加剧。惟有重塑人文精神的培育、注重对法律人文价值的关注和弘扬，才能走出法律教育工具主义困境。

三、培育理论理性与想象力：

法律教育的品格在社会生活市场化的时代，法律教育的指向、功能和价值应当如何应对？成为法律教育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法律被作为一门大学学科来讲授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的结果，即各种法律学说应当根据一般真理而予以批评和估价，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工艺和技术来加以学习”⑨。但是，过度的操作主义取向，造成了理论理性与技术理性应用之间的困境。当代“法学院的教育，甚至法学院自认为最擅长的理论教育，无论对于在校的本科生，还是对于接受训练的法官，都往往既缺乏知识的吸引力，也缺乏实践的操作性”⑩。理论理性的培育，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知识前提和逻辑起点。理论思维不同于经验常识，是概念性的体系化知识形态。康德曾言，所有的知识都具有经验的起源，但经验并非是知识的惟一来源。理论知识是对经验知识的理性化和抽象化。理论思维就是概念性思维，是在概念框架体系中思考经验生活。“理论思维的本质在于它的超验性———超越生动的经验表象而达到对经验对象的概念把握”瑏瑡。理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逻辑性和普遍性，是任何直观与实践操作所不具备的。法律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进行理论化的思维训练和系统知识的培养。然而，“今天的法律教育被司法考试牵着鼻子走，它所培养出来的与其说是独立思考并具有判断能力的法学家，毋宁说是熟练适用法律的法律技术匠，在法学研究以及部门法的实践中，基础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常常被回避甚至忽视。理论仿佛‘恐怖的原则’，人们对根本性问题充满恐惧”瑏瑢。从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理性的训练到实践操作应用，是认识、理解和变革法律现实的根本路径。法律教育应当注重对理论知识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法学院在方法论方面所教授的是语言而不是一种推理方法，是一种文化、一套词汇、一套有代表性的文本和问题”瑏瑣。法律理论教育的宗旨是进行法学知识的系统性传授，培育思维方法、分析能力和思想的想象力。“事实上，法学乐于给知识分子提供或许是科学思维技术方面的最好教育，每一个从法学向另一个学科过渡的人，都将感激地记起法学的培育”瑏瑤。通过法律反思和变革现实社会，是从理论理性的层次思考对现实的具体生活。“法学不仅促进专业文献的发展，而且还有培育专业人士，即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学术培训是法律体系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之一”瑏瑥。法律的理论教育，是通过系统地学习法律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式。应当通过理论理性和学术想象力的培养，探究法律深层的义理和正当性基础。通过理论训练，确立法律理论的知识结构，建构思考法律问题的概念性语境。理论理性教育具有宏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而克服了技术操作主义的狭隘视角与思维局限。

四、追求理想生活之善：

法律教育的指向法律是人类为自身设定的行为规则，是对人与社会之本性的理性思考。在冲突中的互惠合作，是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事实。通过法律展现出来的是，在相互合作中谋求共同体利益以及个人幸福的愿望和满足方法。哲学家罗尔斯指出：“一个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提出这些规则是为了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某种框架。”每个社会存在得以维系，就需要确立规则来限制基于欲望的无度冲突和合作能够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还需要培育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黑格尔认为，社会领域是私人权利的战场，是个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瑏瑧。法律维护社会共同体存在，又是个人实现自身利益和自我价值的保障。法律表达着人类的欲望满足、利益追求、价值情感和对自身的尊严认识程度。保护合理欲望和利益的实现，成为法律的生活立场和生活之善的制度保障。法律并非单纯凭靠逻辑分析和语义解释就可完全把握的，必须在生活场景中理解其要义。法律教育应当指向于善的生活立场，在现实生活中理解法律，致力追求法律精神。学习法律，要能认知社会、读懂生活。法律人才要具有三项基本素养：法律学问、社会常识、法律道德瑏瑨。法律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常规，凝聚着社会生活中的民情、常识与公序良俗。若缺乏社会常识和对生活的理解，法律的学习和训练只是僵死的条文主义说教。若缺失法律精神，法律教育则仅是技术理性之“皮囊”而无生命力。背弃对生活之善的追求，将导致生活意义和人文精神的衰微。这是法律追求善的生活理想与谋生技艺之间的困境。法律是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层面，法律精神是社会基本观念的表达和反映。缺少对体现着社会观念的法律精神的理解，会造成对社会生活理解的误读，无法实现通过法律来变革社会现实的知识使命。无视对现实生活本真的理解，法律教育必然无力提供对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以及变革生活现实的能力。现代“法学院的知识之所以缺乏真正的市场力量是因为它没有改造生活的力量”瑏瑩。法律源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的理解，追求着社会公共生活的理想性秩序。这种秩序是由善和正义理念指引和支配的理性表达。法律内具的精神、价值理想和公正理念，根源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并致力于促进理想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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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分离原则

 

    长期以来，物权行为是我国民法学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非常热衷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有的人在争论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有的人在研究物权行为的性质究竟是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有的人在争论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问题。本文不再讨论如此复杂的问题，而是有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4次审议稿中有关物权行为理念的贯穿，认为有必要对物权行为理论中的概念进行逻辑区分，厘清物权行为理论的内部层次关系，培养逻辑分析方法，以期构建一个科学的物权行为制度法律体系。

    一、物权行为概念

    1.定义

    概念对于任何一门学问的科学研究而言，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拉仑茨( larenz)将概念作为体系的基石。体系之形成，有赖于不同抽象程度之概念的逻辑区分，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就不可能有明确的法律体系，就不能进行清晰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推理。简言之，概念建构体系，体系成就科学。

    作为一个概念，物权行为，在产生并运用该概念的德国民法典中并无明确规定。一般而言，有关物权行为的概念的定义多为学理意义上的解释和讨论。因此，对物权行为概念的定义或描述众说不一。我比较赞同田士永对物权行为的界定，他首先考察了德国学者的既有表述，认为这些既有见解基本一致、大同小异，并总结为:“物权行为乃发生物权法上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所谓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即直接变动物权的权利状态:设定、移转、变更、废止物权。”田士永接着分析了中国学者对此概念的表述。最后，田士永根据“属+种差”的定义方法，将物权行为定义为“发生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

    2．作为法律行为之一的物权行为

    法律行为者乃“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发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之本质，旨在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方式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它通过赋予根据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果的效力而实现私法自治。从概念产生的逻辑关系而言，物权行为是以法律行为效果为标准进行分类的结果，它是一个演绎的过程，它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为核心，当事人意欲借助此法律工具实现直接变动物权的效果，其目的或者是创设物权，或者是移转物权，或者是变更物权，或者是废止物权，以此彰显私法自治之精神。

    总之，物权行为不过是法律行为之一种，是法律行为制度在物权法领域的体现。于是，作为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参照法律行为的分类，可以做以下解析:(1)单方物权行为、双方物权行为(物权契约、物权合同);(2)有效物权行为、可撤销物权行为、效力未定物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

    3．作为物权变动事由的物权行为

    物权行为若满足法律要件则能发生物权变动，也是当事人借以发生物权变动的主要法律途径。但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途径不限于此，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除了物权行为外，还有各种事实行为，如生产、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先占以及征收等其他途径。

    物权行为乃为物权变动而设，这一点，它与债权行为不同。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的这么一种法律行为，针对的是债权债务问题，它以双方法律行为为主要表现形态，债权人基于债之关系，有权向债务人请求为特定之给付。债权行为若以不作为为其给付内容时，不涉及物权变动，自与物权行为无涉。若给付体现为作为，当以劳务或物之使用收益为内容，也与物权变动无关，从而不涉及物权行为，仅在给付以移转物之所有权或设定担保物权为内容时涉及物权变动，故存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效力关联、法律适用的问题。

    4.构成要件

    法律调整生活，须从生活事实中抽象出若干要素作为判断生活事实是否构成法律事实的标准，这些要素就是构成要件。物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就是指若一种行为具备了这些要件，则可被认为是物权行为，并发生相应的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

    理论上将构成要件区分为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成立要件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生效要件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是否发生相应法律效力的问题，前者属于有关行为本身的事实判断，并不涉及法律效果，后者则属于既存法律行为是否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价值判断。这种概念上所作的区分是否有必要，是有争论的。区分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因此，就判断一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果而言，可不必拘泥于究竟是成立要件抑或生效要件的争论，只有该行为充足了全部构成要件，才能生效。因此，我们只需考察影响物权行为效力的因素即可。这些因素，一是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要件，另一是公示要件(在动产为交付，在不动产为登记)，只有符合这两项要件，才能发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

    5.表现形态

    (1)单独存在的物权行为

    这种情形下，物权行为独立存在，与债权行为无任何关系。物权行为不基于债权行为而发生，因此，不会发生物权行为独立性的争论(更不存在无因性的问题)。该项物权行为能否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仅需根据该项物权行为本身的构成要件加以判断。单独存在的物权行为，例如，所有权抛弃(物权抛弃)，地上权、地役权等用益物权之设定。

    (2)与债权行为并存的物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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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2)09-0014-03

【作者简介】刘智成(1979-)，男，江西吉安人，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谢淑海(1981一)，男，四川达州人，伊犁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是我国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幼教工作者把这个理念应用到幼儿园教学中，提出了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主张。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理念虽已被广大幼教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所认同、接纳，但由于个人认知、立场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偏差。而深刻理解幼儿园生活化的理念又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和积极实践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问题，需要厘清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生活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幼儿园课程为何需要生活化、如何实现幼儿园课程生活化。

一、生活及其与教育的关系

(一)生活的内涵

生活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这个词，说它陌生，在于当要准确定义它时却很难。《说文》中说：生，进也。生之本义为进，故人类的生活应是进步的、创造的；但现代社会组织复杂，原始的本能，决不足以应付，于是学成为必要。由此可知，生活中的教育是源于生活，且又是促进生活发展，以生活为目标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生活的定义是：其一，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如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等；其二，进行的各种生活；其三，生存；其四，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生活意指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二)教育与生活

1.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关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历来都非常重视。18世纪，卢梭在《爱弥儿》中指出，让爱弥儿回归自然，在游戏、种植、木工劳动中学习，让生活造就爱弥儿，让自然弥儿的教师。19世纪后期，福禄倍尔对当时儿童教育与现实生活脱离的现状极为不满，提出教学要与儿童的生活和生长规律相一致。到了20世纪，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主张，试图扭转学校教育中忽视儿童兴趣和情感体验、不重视儿童生活实践能力培养的局面。他认为，“生活包括习惯、制度、信仰、胜利和失败、休闲和工作。”“我们使用‘生活’这个词来表示个体的和种族的全部经验。”“经验与它类似的‘生活’一样，既包括人们所做的，所遭遇的事情，人们所追求的所爱的所相信的，所忍受的事情，也包括人们怎样活动和接受活动，人们行动和遭受意欲和享受，观察信仰想象的方式。”杜威所理解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日常生活，但他所强调的教育是基于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所获得的经验，是不能等同于生活的。可见，生活与教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生活中蕴含教育，教育源于生活又超越、独立于生活。

2.从幼儿教育的角度看，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尽管生活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但是在幼儿教育领域，我们所提倡的幼儿园课程所要回归的生活，是指学前儿童的全部生活实践，其中既包括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精神生活(如认知、情感等)，既包括个人生活也包括社会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统一。而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其实就是希望在课程和幼儿实际生活之间建立联系，让幼儿在课程中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

二、幼儿园课程为何需要生活化

(一)生活化是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内在需要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揭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认为儿童认知的发展一般会经历感知运动阶段(0岁～2岁)、前运算阶段(2岁～6、7岁)、具体运算阶段(6、7岁～11、12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2岁～14、15岁)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涵盖了幼儿期孩子的思维发展过程，即从直觉行动思维到具体形象思维再到抽象逻辑思维，并且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此时幼儿的思维是感性的、直观的，主要依靠事物的具体形象或表象以及对表象的联系来进行思维。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学习内容是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形象的，而这些内容主要来源于幼儿周围的现实生活。在幼儿周围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人、物和活动，通过与这些具体生活情景中人与事物的互动，幼儿可以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经验。由此可见，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是由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

(二)生活化是幼教领域法律法规的整体要求

目前我国幼教领域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大多融入了“课程回归生活”“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寓教育于一日生活之中”等理念。《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规定：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的教育内容，并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手段的交互作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幼儿一日活动的组织应动静交替，注重幼儿的实践活动，保证幼儿愉快的、有益的自由活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规定：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充分关注幼儿的经验，引导幼儿在生活和活动中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并且在各领域的具体教学要求中多次提到“结合幼儿的生活和活动”进行教育。《关于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为儿童提供安全、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儿童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规定：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因此，生活既是幼儿教育的内容，也是幼儿教育的根本途径，幼儿园教育应从幼儿的现实生活中挖掘教育资源，让课程与幼儿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的发展，度过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学前教育生活。

(三)生活化是改善幼儿教育现状的必要途径

由于幼儿教育领域长期被工具理性主义影响，形成了“知识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在课程目标上注重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轻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在课程评价上，重分数、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在教学方法上以知识传授的灌输式教育为主，忽视幼儿的主体性、个体体验、同伴合作和交往。在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影响下的幼儿教育，容易使得幼儿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并且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

更为严重的是，在家长们“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功利性思想影响下，以及部分托幼机构追逐商业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幼儿教育领域出现了无视幼儿发展水平的“小学化”现象：在拼音方面，要求幼儿掌握声母与韵母、能拼读、能书写；在计算方面，要求幼儿进行较大数位的加减运算；在汉字学习上，要求幼儿会读、能写。这实质就是把小学的教育内容提前到了幼儿园的教育中来，有的幼儿园所教内容甚至超过了小学一年级应掌握的水平。这些都导致了幼儿过早地与他们生活的世界隔离，进入了一个仅有符号刺激和训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幼儿远离游戏和生活，幼儿应有的活泼好动、充满灵性的特性不见了，幼儿主体性丧失了，个性、创造性被扼杀了。因此，让幼儿回到自己的生活世界，给幼儿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让幼儿的生命积极、健康地成长是幼儿园课程生活化所蕴含的理念要旨所在。

三、如何实现幼儿园课程生活化

教学活动是一种以提升幼儿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与意义为目的的特殊的生活实践过程，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在实践层面的落实更多地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因而，构建丰富的、生活化的教学活动是课程生活化的根本路径。

(一)课程目标设计应更多关注幼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生活世界是充满人文性、彰显主体性和生命价值的世界。而传统教学活动的目标侧重于幼儿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忽视了幼儿作为生活世界中主体的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在课程目标设计上，我们应多从幼儿的日常生活世界出发，关注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注重幼儿实际生活能力及人文素养。具体来讲，在课程目标设计时，一方面要多考虑幼儿现实生活和可能生活需要的整合，使幼儿通过课程的熏陶逐步成为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意识的人；另一方面，还应多关注人类生活经验和发展需要与幼儿面对的生活世界的整合。当然，在课程目标制定之后，也不必拘泥于、受制于它，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加以调整和修正，体现教学预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这样，在教学中幼儿才能感受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性和生命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二)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贴近幼儿生活，关注幼儿的生活经验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应突破狭隘的科学世界的束缚，贴近并联系幼儿的生活世界。教学内容不应是单一化、理论化、抽象化、冷冰冰的书本知识，它应该是鲜活的，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和周围环境，是围绕幼儿当下生活展开的，是幼儿力所能及又指向发展的，是学术性与生活性、知识性与实践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同时它又是整体的，保持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通过立足幼儿的现实生活，关注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在幼儿与知识之间搭建桥梁，促进幼儿感知和领悟文本知识，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建构。

(三)教学方法的实施应采取自主、探究、体验、合作学习等新形式

传统教学对幼儿自主性和主体意识的忽视，不利于幼儿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注重生活世界的教育是关心幼儿主体性和存在性的，而且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各主体在这个世界里相互交往而存在。因此，幼儿之间的合作、交流是普遍性的，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认识到生活世界的这个特征，注重通过探究和体验帮助幼儿获得经验，认识周围世界；注重幼儿与同伴的合作，促进幼儿在合作中完成学习，获得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四)教学评价的实现应坚持采用发展性评价标准

回归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用生成性思维看待幼儿，生成性思维要求我们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生活世界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离开了对人的生成和发展的关注，就没有生活世界存在。因此，在教学评价中应坚持过程与结果相结合但更重过程的评价方式，在幼儿园教学评价的实践中，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幼儿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幼儿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发展过程，这种评价方法对幼儿人生价值的实现、主体精神的彰显、创造性的发挥等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课程回归生活是当今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当前我国幼教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课程只有回归生活，深深地根植于幼儿生活的土壤中，才能让教师和幼儿都体会到自身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也才能为课程找到生命的本源和持续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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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类型化

法律原则适用过程中的具体化是针对个案而非一劳永逸的，原则的具体化并非为以后的同类案件设定了如同规则那样的具体标准，每一次原则适用的过程都是原则与个案重新结合的过程。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通过将案件归纳和对原则具体化的方法建立原则适用的类型谱，也是规范和完善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重要途径。在积累大量判例的基础上，将同类案件归类合并，能够为以后的同类案件处理和相同原则适用提供参考和指导，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原则适用的客观性和统一性，避免法官用个人偏见取代社会价值，保证法官价值衡量的合理性，减少原则适用过程的偏差和歧见。通过归纳案件和具体化原则的方法建立法律原则适用的类型体系，实为完善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有效途径。

一、法律原则类型化的作用

法律原则的类型化，进而对于法律的安定性和法律的发展与进步的意义非常重要。具体说来，在积累大量判例并对之类型化的基础上，建立原则适用的类型体系，其对原则适用的完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案件的类型化能够为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提供大致参考。虽然类型化无法为原则适用规定一个明确的构成要件，但是类型化可以为法官提供一个思考的参照物。为待解决案件的原则适用提供合理性支持先前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当前的个案提供依据，在司法时，以前的案例应当为原则适用提供支持，过去的判决特别是统化的大量判决可以为当前个案中的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提供基础。“在类型化的过程中，它一方面确保了平等原则的贯彻，并进而提供了其调整上的必要资料与考虑”。这也就是，法律原则的类型化一方面允许司法者参照过去的裁判来裁判当前的案件，体现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司法平等精神，另一方面又为法官“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考虑。

二是案件的类型化有益于规范法官在原则与规则、以及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价值衡量。如前文所述，法律原则适用过程中，规则与原则以及不同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司法者往往需要在它们所代表的社会价值之间做出价值衡量和选择。由于缺乏一种有关法律价值的排列顺序，司法者无法轻松地得出结论，为了避免这种必不可少的价值衡量演变成个人擅断，将原则适用的案件类型化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正如黄茂荣所言，“比较异同，然后进行类型化显然是一个由任何程度都能够开始，而且不至于陷入神秘或权威的努力”。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仍然是将己有案例分析、整理、归类，建立类型，作为其他正处理案件的比较基础。当积累的案例越多，建立的类型越细密完备，价值衡量的评价结果确定性就越大，法律原则适用就越安定和公平。

二、类型化的途径

从思维行程的方向上看，“类型可依以下两种途径寻得：其一，是对贴近生活事实的研究对象予以归纳、抽象，将其共同性方面整构成一个类型；其二是对接近于一般法理念和非确定的法概念的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化，使其丰满成一整体性类型”。与此同理，类型化思维大致也有归纳与具体化两条途径，也即使具体抽象化、抽象具体化。所谓类型化为体系形成上使抽象接近具体，使具体接近于抽象的方法。利用此种方法，使价值与生活容易相接。其意义有如从山之两腰向中央挖掘山洞以正会于山中，比单从山之一腰向另一腰挖去较容易贯通。因此，原则适用的类型化无非也是这两个途径。一是参照原则将案件适当抽象化后整合成特定的法律案件类型。二是结合已裁判的案件将法律原则的内容适当具体化，使原则所反映的社会价值和代表的生活原型较为具体地展现出来。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这两种相反方向的类型化途径不能够被截然分开。建立原则适用的类型谱时，法律家们的眼光必须在案件和原则之间往返。归纳案件时，要“把握存在于生活中之道理，朝向法律所要实现的正义价值”，对原则进行具体化时要“避免流失存在理想中的道义，垂怜生活所需要建立的法律和平”。如此一来，类型化的结果才能够为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提供相对准确的参照和指导。

三、类型化的注意事项

诚然，如黄茂荣所言，“在类型的设定上，归纳时应把握存在于生活中的道理，朝向法律所要实现的正义价值，具体化时应避免流失存在于理想中的道义，垂怜生活所需要建立的法律和平”。通过建立合理类型的方法，法官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的确定性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建立类型谱的案例可能分析的不够充分、比较性案例间毕竟是只是相似不是相同，因而其决定也许经不起事后审查的考验，一般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可使得对特定案件类型的判断产生异议。

可以说，如果希望原则的适用、案件的裁判能够与一般法意识、法目的相符合，法官也不能完全受类型谱的拘束，而不注意到上述变化和问题。所以，即使建立了类型谱，司法者在适用时依然要考虑当下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本文所述，法律原则可以成为解决复杂案件的方法，在个案中不仅仅具有和法律规则一样的裁判功能，而且还能弥补法律漏洞，克服具体条文的局限性，使司法能动地适应社会发展。但是，由此也有可能会带来随意司法，以个人好恶代替价值评判等种种弊端，这些都需要通过提高法院的司法水平和司法者的素质。法律原则适用水平的高低，同样可以作为衡量司法者司法能力的高低的标准。

四、小结

本文针对法律原则类型化的作用、类型化的途径、以及类型化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法治是柔性的，不是僵硬的。我们崇尚法治，虽然追寻理想的路途还很遥远，但是我们应当在寻求法律的“稳定性”和“公正性”的平衡点上坚定地走下去。

参考文献

[1]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的难题何在》[J].苏州大学学报，2011.

[2]张文显.规则·原则·概念——论法的模式[J].现代法学.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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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西方“公民文化”之政治文化传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公民文化从古代、经欧洲中世纪至近现代，经历长期涵养涵育过程，其前提是公民身份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和民主政治曲折发展基础上的确立，其内容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公民自由、权利义务、民主和法治等政治价值观的树立。就其在各国的实现而言，至今离其理想诉求和理念要求差距仍很大;但从普遍可以借用、借鉴的概念、理念、意识、观念而言，值得认真研究，吸取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其重视公民文化建设的经验也应引以为参考。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我国政治学界对公民文化间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展开了持续近20年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一些进展，但至今未取得共识。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性内容，公民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公民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影响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从世界宏观角度说，公民文化的形成，始于西方古希腊，经中世纪，近代直至现当代，西方各国迭经政治变迁和政治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绎，其公民文化持续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广义视角审视，西方“公民文化”之政治文化传统有许多可供参考、借鉴之处。本文就此简要论断和评价，就教学界人士。

公民身份的确立是公民文化形成的社会主体性根基。公民身份的确立是指公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而存在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西方社会史上说，西方社会进人奴隶社会后，经历了城邦制度、罗马帝国、封建国家和近代民族国家几个阶段，在每种社会下，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局部性差异，但其共性有着历史继承和不同时代创新关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不争的史实表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创造并奠定了西方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即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个人为本位的基础。全世界的史学家都认可的一点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留给西方近代社会的宝贵政治财富、政治珍品之一是它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公民的产生、存在及其政治参与，以及由公民政治实践形成的公民文化的核心、主导政治观念—公民观念，正是西方古代民主共和制度的最重要、最根本性内容之一。

在古希腊，公民(polite)的原始本义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当时，自由人包括公民、外籍人、妇女等，但自由人中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国家的人。在人们的意识中，公民属于城邦，城邦也属于公民。城邦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联合体、共同体，城邦作为公民的组织，公民之所以组合成城邦，是为过公共政治生活，实现正义的价值目标。据此，一个人的公民身份也就是意味着他自然享有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其他人没有这个身份，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权利。在古希腊社会，公民身份来自血缘关系，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父亲为城邦公民的成年男子才有公民身份。然而，公民身份来自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只限制在家庭和经济生活之中，并不涉及公共生活领域。罗马法虽然有亲属权的规定，确认父亲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规定:“家庭权不触及公法”，从而将人的身份区分为“家人”和“公民”，这是西方社会公民身份确立和存在的前提。亦即一个人“私”身份和“公”身份是严格区分开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公民的政治角色被“臣民”取代。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兴起了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他们按照民主共和制形式建立起城市共和国，公民又成为城市政治生活的基本角色。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公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角色扩展到整个西方社会，并在各国宪法中明确确认公民身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它表明，与希腊、罗马不同，近代西方社会的公民身份不是因血缘关系而取得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由身份而来，而是由立法予以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角色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变化，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在人定法中提到的一切形成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庭、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家父权)，而社会契约乃是独立的个人“自由同意”的产物。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公民身份和公民政治权利的依据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公民作为公民参与的公共政治的主体地位和公民作为“政治动物”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从古代至近代是一脉相承的。

西方社会发展史造就了公民，同时也造就涵育了公民特有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在他们的观念中，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近代民主共和国，都是公民自由同意建立的公民联合体、共同体，那么，热爱自由、追求自由自然是西方公民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是西方公民文化的核心政治生活理念。这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西方人自古以来就将自由看做是人的一种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因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在古希腊、罗马，自由就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自由权被理解为公民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自主、自治、政治参与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由于习惯而凭身份具有的一种资格，即凭公民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这种资格(自由)是凭公民身份取得的，因此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就是对这种观念经典的总结和概括。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既然公共政治生活是人的本性需要，那么，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容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

古代希腊人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识，不仅影响到罗马、欧洲中世纪，而且对近代西方社会人们的自由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由于时代不同，近代西方社会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识同古代希腊社会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在将自由视为依据人的本性而具有的一种权利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或一致的。近代西方流行的，世纪人们普遍认同的天赋人权论就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人自然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容侵犯的权利，人们正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才经同意通过契约组成国家，制定法律，而国家和法律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然拥有的这些权利。

西方人自古以来，在其价值体系中，将自由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从古代到中世纪直至近代现代都是如此，“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追求自由这一人生最高价值并与之战斗的精神的集中概括和政治情感的热切表达。希波战争中，雅典统帅弥提阿狄斯在马拉松战役前，即用自由激励公民们为祖国去战斗:“雅典将披上奴隶的枷锁，还是永远保存其自由，关键就在他们自己身上。近代，卢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一名言，有力地激起人们反封建的斗志，为实现自由这一人生最高价值而奋斗。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的自由价值观，反映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强调“自我”、“个体独立”、鼓励个性发展、崇尚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传留至今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述中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最先指出，人必须从他自己去寻找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我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亚里士多德更简明精要地指出:“人是自由的，他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自由的价值观，推动、促进了西方社会人们的平等观念和法制观念。按照西方政治思维逻辑，既然自由是人的本性要求，那么人人都是自由、独立的，因而人人也是平等的，即大家享有同等的自由。因此，自由与平等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反映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政治家的权威时，就将平等和自由联结在一起。他指出，政治家的权威和家长制、君主制的权威决然不同。政治家的权威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当然，西方人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将平等也作为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甚至迄今为止，人们追求的理想的自由、平等的价值目标也始终没有真正实现。不过，平等观念作为一种理念、理想，在西方人的政治心态中是一直明确地存在着的，而且流传至西方社会以外的世界各个角落。其作为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类共同追求的与自由联结在一起的普遍价值。与此同时，西方人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也和对法律、法制的认知联系在一起，形成尊重、服从法律权威的习惯、观念、精神，成为公民文化中“自我强制性的内容”。人们普遍地共识:公民的自由并非不要约束，自由必须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限制。因为，法律是公民共同同意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公共意志的体现，公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就是服从自己。西塞罗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它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崇尚法律、法制、法治的“自我意识”和尊重法律权威，服从法律习惯的政治心理，以及将平等的价值追求，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生活理念和公民崇尚法律的精神。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公民文化的主体性内容是公民权利义务观念和民主观念。从其形成的历史流程而言，时间久远，影响深广。

西方社会，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是以公民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是以权利为主位的。在整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基于个体自由是人的本性、本质特征的认知，强调个体独立与自主，个体自由、个体人格的存在又是和个体的私人利益，尤其是对物的占有权即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从梭伦立法、罗马私法、英国大、近代西方各国宪法、民法中，清晰可见，也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贯显示的一个特点。

西方历史上和现实中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同契约观念紧密相连。契约观念源自商品经济的发展。希腊城邦时期，契约活动还仅限于经济领域。随着希腊城邦的解体，公民从城邦生活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以契约解释国家起源的观念。古代罗马，由于平民在与贵族的斗争中不断以法律确认其斗争成果，契约观念也发展起来。欧洲中世纪时，在以君主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底下，契约关系和契约观念也没有中止其发展，相反，正是契约观念催生出暴君可抗的思想。至西方近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的契约观念被理论化，契约理论成为解释国家、政治社会产生根源的通行理论。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社会乃是享有自由、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利的人们共同约定(同意)的产物。人们通过契约立国，不仅建立了政府和法律，也取得个人的公民资格，政府和法律旨在保护、保障公民权利，个人在订立契约时，放弃了白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承担了服从法律和政府管理的义务。公民怀持契约观念，其意义在于:其一，它确认公民个体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契约作为个体的一种自由、自主参与的活动，是个体独立意志的体现。公共政治生活包括建立国家、政府、立法，是众多个体自主选择，共同同意选择的产物，公民个体必然是独立自主的。其二，它使权利和义务在公民个体身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订立契约的前提是享有多种权利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契约的内容是双方为了各自利益的交换。每个个体在契约中都承诺放弃原有的一部分权利，以建立公共权力、法律，也就承诺了个体自愿承担起服从公共权力与法律的义务。每个个体建立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体的权益，政府也就承担起保护公民权益的义务。对此，卢梭指出:“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西方社会人们的权利义务观念又是和法律、法治观念紧密相连的。

一般认为，法律是公民整体意志的体现，是公民公共意志的记录，是公正的权威。基于这样的认知，西方的法治主体—公民法治主义的法治观便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其基本内涵是法律体现公共意志的意志普遍性和主体对象的对象普遍性;政府只能以既定的向全社会公布周知且经常有效的法律进行统治和管理;政府执法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法律将公民权利义务统一起来，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并得到法律的权利卫护，又要履行法定义务，从而形成有效地法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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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明旅游”如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倡导健康、文明、环保的旅游方式”。这种宏观的法律条文设计为旅游部门制定文明旅游实施细则预留了法律空间，也为旅行社在旅游合同中制定相关的文明旅游条款提供了法律可能。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宏大叙事式的“文明”术语做出更加精微的解释。诚然，“文明”的内涵容易取得共识性的理解，可是，“文明”的可操作性判断标准往往充满了纷争。“文明”的判断本质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中，“文明”的判断必定关联着特殊主义的具体文化境遇，不同的文化社群有着不同的“文明”判断。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兼容、不断融合的多元整合型的文明系统。因此，不同的民族之间分享着共通的文明观，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差异的文明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立法气质是普遍主义的伦理精神，它面向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旅游时的人、言、事、物和景。于是，普遍主义的立法追求与特殊主义的文明实践之间的冲突必然紧张。

国家旅游局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作为旅游合同附件，要求旅行社、导游、领队和旅游者自觉遵守，规范旅游文明行为，引导旅游者文明旅游。《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列举了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别人权利、讲究以礼待人和提倡健康娱乐这八类文明旅游规范，每一类规范又分别做出了细分，总共列举了28种符合或者违背文明旅游的行为。它不仅有着表达逻辑上的形式缺陷，而且存在着实践应用中的实质难题。八类概括性的文明旅游规范同其细分的具体旅游行为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容关系？它们是否穷尽了所有的旅游不文明行为？这些禁止或者提倡的具体旅游行为如何操作？“用餐不浪费”是旅游文明。但是，是否只有光盘才是不浪费？饭菜口感或者品种不适而无奈弃食是否是浪费？主观浪费和客观浪费是否需要区分？女士穿吊带裙或者男女在沙滩日光浴，是否违背了“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的旅游文明规范？触摸古建筑的外墙是否构成了对“不攀爬触摸文物”的禁止性规定？多久时间才构成“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这些疑难足以证明，将具有强烈价值判断和道德内涵的“文明”落细为可操作的法律概念，困难重重。

第二，“文明旅行”怎样落实？正如亚里士多德提出，“如当人完成为人的时候，人才是最好的动物一样，当脱离法律和裁决的时候，人就是最坏的动物。” 法律的威慑源自其固有的惩罚。法律义务如果不以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依托，那么，它就容易沦为一纸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对旅游者提出了文明旅游的义务，第十三条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但是，违犯后的法律责任仅仅是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依法赔偿旅行社的损失。如果不解除合同的获益更大，那么，即使旅游者违反了文明旅游的规定，旅行社也不会解除合同。对于那些选择自由行的游客，这款法律条文更是鞭长莫及。《国家旅游局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针对的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因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等受到行政处罚、法院判决承担法律责任，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大量的旅游不文明行为虽恶劣，但达不到“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的标准。即使是被列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只在必要时向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等部门通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但是征信机构如何对待，是否会将之列入信用“黑名单”，影响其生产、生活和消费，没有相应的措施。

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是文明旅游的守护者和看管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安排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第四十一条规定，导游和领队从事业务活动，“应当向旅游者告知和解释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旅游者健康、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公德的行为”。 第六十二条规定，订立包价旅游合同时，旅行社应当向旅游者告知“应当注意的旅游目的地相关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宗教禁忌，依照中国法律不宜参加的活动等”。立法的本意是通过强化旅行社和导游的责任，来督促游客文明旅游，及时纠正不文明行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仅在第一百零一条对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做出了相应的法律处罚。导游、领队和旅行社如果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那么，仅能根据第一百零八条“对违反本法规定的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布”的规定，做出相应的法律追究。但是，由于旅行社、导游和领队的告知、解释、引导和劝阻的法律义务只能做定性的衡量而无法做定量的评估，因此，在多数情况中，明文规定的法律责任会被束之高阁。

第三，“文明旅行”怎样入心？当代中国旅游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它意味着中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界的跃升。但是，实现这种生活方式或达到这种境界，并不是一个有钱、富裕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与人的素质涵养、文化品味、价值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人的精神文明之水准不能提供支持的时候，“旅游”就异化为“庸游”“俗游”“陋游”甚至“恶游”。因此，提升人内在的精神文明之水准，就成为实现文明旅游的核心。文明不仅是外化于行的规范，更是内化于心的美德。因此，文明旅游治理需要任法，但不能唯法。良法可以使人行善，但不必然使人心善。强制人们做正当之事不会使之美德更好，而只是对规范外在的遵从，而美德必源于其内在，是出于正当的理由而做正确的事情。文明作为一种美德，不仅要“外化于行”，也要“内化于心”，而心的化育尤其艰难。人们行为的文明可以来自外在的压力或诱惑，如制度胁迫或者利益收买。但是，人们心灵的文明是人内向的自由之域，可以免受外在的压力而保持本真。于是，在制度或者利益之前的行为文明，由于缺乏相应的心灵文明，就成为表演，沦为虚伪。法律或者制度可以有所作为，但不能无所不为。

以亲近性为基础的传统文明修养本质上是一种身份伦理。对方的身份决定了行动者的道德敏感性、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行动力的程度。在身份伦理的视域中，双方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越遥远，彼此间的道德约束力越脆弱。旅游者更多的是需要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 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必定会降低行动者的道德敏感性、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行动力的程度。文明旅游生态的形成需要通过长期而漫长的道德教育和文明养成，改变人的道德心理，形成开放的道德心态，使之从内心真诚地悦纳陌生的人、事、物和景，减少亲近性道德的排他性，逐渐把他人也视为“我们之一” 。惟其如此，游客才能不仅本能地“亲亲”，更会自觉地“爱类”，直至以“天地万物一体为仁”。只有当文明内化为游客习惯性的品质时，其文明的行为才是油然发自内心的意识冲动，才可能以文明为乐或者不以为苦。显然，这种治理效果不能依赖催化的思维方式，而必须借助濡化的思维路径，在一个漫长的时段，精细耕耘，培育游客的文明习惯，涵育其文明品质，由此收获文明旅游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