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非法学辅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非法学辅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近期发生的几起轰动社会的高校学生投毒案等刑事案件说明了现在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严重性及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不足。笔者通过探析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及改进措施，希望可以改进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不足，有效提升高校学生的法律素养。

关键词：高校法治教育；现状；改进措施

Abstract：Several criminal cases happened recently，such as poisoning criminal case，have caused an uproar in the whole society，which illustrate that the seriousnes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overty of leg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shortag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In this passage，the author will analyze and probe into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provide some improvements and hope to elevate the drawback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o hoist the relevant legal accomplishments.

Key words：leg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current condition；improvement strategy

现如今，尽管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已经逐步得到社会的重视，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然很淡薄，许多大学生都觉得法律离他们很远，觉得在大学校园里不会存在什么法律问题，事实上，除了盗窃、打架斗殴等常见的法律问题外，在高校还存在许多其他法律问题。特别是最近发生的几起轰动社会的高校学生投毒案等刑事案件更说明了现在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严重性，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不足，同时也给高校的法治教育敲响了警钟。那么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如何，而又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改进呢？本文将就此问题逐一探析。

一.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普遍存在对法律认识不足的状况，并且对于学生的法制教育，社会及家庭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之所以要将高校法治教育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尤为重要。目前，高校已逐步重视法治教育，但是仍然存在不足，那么高校学生的法治教育存在哪些不足呢？

1.高校法治教育的内容空洞单一。如今，即使是设有法律专业的高校，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的法律方面的课程也较少，而且基本流于形式，教育形式仅局限于口口相传的说教方式，而这种形式调动不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法律课程设置不合理，法治教育的内容也很单一。我国高校在进行法治教育的时候，在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下：“法律内容空洞，与实际结合不紧密；法律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课程中所占比例偏小；课程设置上对公民基本权利不够重视。”①

2.高校法治教育所需师资力量欠缺。除了法律课程较少外，专业法学科班的授课教师也很缺少。专业的法学教师基本对法学专业学生进行辅导，而对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基本上都靠辅导员及兼职教师，而大多数的辅导员都是非法律专业毕业，再加之平日工作量大，对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只能进行一些极为基础的法律常识指导，对于思维活跃的、应该得到更多法律知识的大学生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3.学生自身对法律的不重视。迫于就业困难等现状，非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普遍不够重视法律课程，而把大部分的经历用在专业学习上。他们对法律方面的公共课采取死记硬背，临阵磨枪等方式来应付考试，更有些学生觉得只要自己不做违法的事情就可以，法律离自己很远，法律意识淡漠。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欠缺、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信仰的不足。

二.高校法治教育不足的改进措施

通过阅读一些相关资料，对于高校法治教育的现状，笔者希望以下几点经验、方法可以改进高校法治教育的不足。

1.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多引入贴近学生生活、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案例，可以把不易懂的法律条例转换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例展示，这不仅有易于学生的理解，也会加深学生对条例的释读。如与就业有关的合同法，与生活相关的婚姻法等。

2.合理安排教育课程时间，将法治教育提前到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学前教育，为高校法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前提背景。对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不要只是进行几个学期的学习并以考试结束，而是要贯穿于大学期间整个学习生活中，可以实行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因为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长期学习积累的。

3.学习法律的教育形式应该多样化，不应该只局限于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方式，可以把法治教育渗透分散在其他课程当中，采取渗透式教育。重视实用性，建立法律学习的第二课堂，边学习边实践，把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形象具体的行为方式。还可以运用现代化网络手段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总之，要“以法律基础知识的传授为基础，以法律意识的培养为核心。”②

4.注重师资力量的引入，提高教师素质及素养。高校的师生关系是指高校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围绕知识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感情沟通等方面展开的交往活动，通过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倾力合作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③因此高校师生关系是贯穿于教育整个过程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学方式。要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注重培养教师的法律素养。首先专业法学教师的法律素养要过硬，同时有做律师的经历的教师不仅能从理论上教育学生，还能让学生从实践中学到更多东西。另外，作为大学生思想的引导者，对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辅导员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辅导员老师更要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以身作则，依法办事，平等对待学生，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养，增强法治观念对辅导员开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努力增强自身的法治观念。（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课题：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模式建构研究――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视角》（课题编号：JGZXS1230）。

注解：

① 《高校法治教育的不足及改进策略研究》，28-29页

② 《高校法治教育的不足及改进策略研究》，45-46页

③ 《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义军.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状况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6.

[2] 普玉松.高校法治教育的不足及改进策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09.

[3] 石书伟.高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01.

[4] 张红.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及培养方法[J].中国市场，2008.

篇2

关键词 司法考试 法学本科教育 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D92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5.091

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是当前法学专业的学生热议的话题之一，为了更好地了解司法考试与我校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情况及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课题组于2016年对我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通过调查，了解我校法学学生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法学本科教育对司法考试改革提出的要求等问题，以便为我校的法学本科教育如何适用司法考试改革，司法考试改革如何促使法学本科教育提升创造良好的环境。

1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良性互动研究调查对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掌握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法学本科教育对司法考试改革提出的要求，课题组成员对我校法学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具体调查对象如下：大二、大三、大四共计224人，我们发放调查问卷120份，收回调查问卷118份，占98.33%，调查问卷的发放占总人数的53.57%，其中民族学生76人，发放调查问卷40份，占人数的52.63%，汉族学生148人，发放调查问卷80份，占人数的54.05%，应该来说面还是比较广的，基本能够反映同学们的心声。

2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调查分析

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调查问卷总涉及20个问题，其调查具体情况汇总如下：

（1）当问到你是否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时，106人选择“是”，占89.83%，12人选择“否”，占10.17%，绝大多数学生准备参加司法考试，说明同学们参加司法考试的愿望与积极性挺高。

（2）当问到你认为司法考试通过率的高低能否证明大学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水平的高低时，62人选择能，占52.54%，56人选择否，占47.46%，基本上各占一半，说明同学们对司法考试通过率与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水平联系比较紧密。

（3）当问到你认为衡量高校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客观指标是什么时，45人选择司法考试通过率，占38.14%，3人选择研究生考试升学率，占2.54%，70人选择大学生就业率，占59.32%，说明同学们在对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客观指标上认为还是就业率的问题，但是研究生考试升学率比较低这一点应该值得我们思考。

（4）当问到你认为司法考试通过率高低对大学法学专业的声誉时，90人选择影响很大，占76.27%，26人选择影响较小，占22.03%，2人选择没有影响，占1.7%，说明司法考试通过率对法学专业的声誉影响较大。

（5）当问到你认为通过司法考试与否对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就业情况影响如何时，94人选择影响很大，占79.66%，23人选择影响较小，占19.49%，1人选择没有影响，占0.85%，说明司法考试对法学就业情况影响很大，这是由专业就业的特殊性决定的，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司法系统的一道门槛。

（6）当问到你认为老师应该对于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的“一切为了司法考试”的现象持什么态度时，3人选择不闻不问，占2.54%，24人选择积极配合，鼓励同学们“一切为了司法考试”的行为，占20.34%，91人选择提醒同学们注意培养理论修养，亦锻炼实务能力，占77.12%，说明大部分同学还是愿意提醒注意培养理论修养，亦锻炼实务能力，不是一味“一切为了司法考试”，这样能加强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

（7）当问到你认为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是什么时，94人选择注重法律规范的实际应用，占79.66%，24人选择注重法学理论的抽象思考，占20.34%，应该来说，现在的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法律规范的实际应用，为此我们不仅要注重法学理论知识，更要注重法律规范的实际应用，提高我们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8）当问到你认为法学本科教学的改革是否应向司法考试靠近时，87人选择应该，占73.73%，31人选择不应该，占26.27%，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司法考试还是比较重要的，法学本科教学的改革应向司法考试靠近，司法考试的改革也要顺应法学本科教学，两者应该做到良性互动。

（9）当问到你认为是否应该改善与司法考试有关的教学条件时，106人选择应该，占89.83%，12人选择不应该，占10.17%，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改善与司法考试有关的教学条件，改善条件，为司法考试提供更好的平台。

（10）当问到你认为学校是否应加强教学管理中与司法考试有关的相应方面时，108人选择应该加强，占91.53%，10人选择没必要加强，占8.47%，说明大部分同W认为应加强教学管理中与司法考试有关的相应方面，加强管理，为提高司法考试通过率提供条件。

（11）当问到你认为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应否考虑司法考试因素时，109人选择应考虑，占92.37%，9人选择不应考虑，占7.63%，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应考虑司法考试因素，这在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师教学里面已经有所体现。

（12）当问到你是否了解司法考试的侧重点和命题规律时，48人选择了解，占40.68%，70人选择不了解，占59.32%，说明大部分同学对司法考试的侧重点和命题规律不了解，这一点在低年级体现尤为突出。

（13）当问到你觉得在司法考试复习中有报辅导班的需要吗时，90人选择需要，占76.27%，28人选择不需要，占23.73%，说明大部分同学在司法考试复习中还是愿意报辅导班。

（14）当问到你认为学校是否应组织在校学生参加司法考试时，98人选择应该组织，占83.05%，20人选择不应该组织，占16.95%，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校应组织在校学生参加司法考试。

（15）当问到你认为学校是否应该提供司法考试辅导书时，97人选择应该，占82.2%，21人选择不应该，占17.8%，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校应该提供司法考试辅导书。

（16）当问到学校如果提供司法考试辅导，应以什么形式提供司法考试辅导时，53人选择正式课程之外开设辅导，占44.92%，51人选择选择纳入学校正式课程，占43.22%，14人选择其他形式，占11.86%，说明同学们对正式课程之外开设辅导和纳入学校正式课程的比例基本一致。

（17）当问到你认为进行课程内容改革，应该注重下列哪些（多选）方面的改革时，100人选择增加相关司法考试的内容，占84.75%，101人选择增加培养学生素质方面的内容，占85.59%，108人选择增加实践教学内容，占91.53%，29人选择其他方面，占24.58%，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课程内容改革要在增加相关司法考试的内容、增加培养学生素质方面的内容、增加实践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有改革的必要。

（18）当问到你认为在本校的教学内容上是否应突出司法考试的知识点时，102人选择应该，占86：44%，16人选择不应该，占13.56%，说明学校教学内容上应突出司法考试的知识点，使同学们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司法考试的知识点。

（19）当问到你认为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是否应该贯穿司法考试相关试题的案例时，110人选择应该，占93.22%，8人选择不应该，占6.78%，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贯穿司法考试相关试题的案例。

（20）当问到你是否认为专业课老师应当研究司法考试趋势并在授课的过程中有意指导时，100人选择是，占84.75%，18人选择否，占15.25%，说明大部分同学认为专业课老师应当研究司法考试趋势并在授课的过程中有意指导，只有老师研究司法考试趋势并在授课的过程中有意指导，才能使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司法考试趋势，同时法学大部分人的目标就是过司法考试，所以应该将重点放在上面。

3法学本科教育对司法考试改革提出的要求分析

法学本科教育对司法考试改革提出的要求调查问卷总涉及10个问题，其调查具体情况汇总如下：

（1）当问到你是否同意改革现有的司法考试制度时，95人选择同意，占80.51%，23人选择不同意，占19.49%。大部分同学们认为改革现有的司法考试制度是社会的需要，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在考试题型，考试的报名条件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司法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法律素养较低，司法考试难度的提高和形式的多样性是有利的，改革统一法律职业的准入条件和进门的标准，保证法律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有利于推进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法治化进程。

（2）当问到你是否认为司法考试报考条件设置过低时，54人选择是，占45.76%，64人选择否，占54.24%。认为非法学学生法学涵养不足，多数没有法律思维，但也可以参加司法考试，这不仅无法保证法律从业人员整体法律素养的提高，也对法学专业的就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不利于法学的发展。

（3）当问到你是否同意将司法考试的应试人员的报名条件限定为法科毕业生时，102人选择同意，占86.44%，16人选择不同意，占13.56%。大部分同学认为法科毕业生相比非法科毕业生而言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受过系统的学习，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甚至懂得更多的法学理论，经过专业学习专业性更强，掌握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能力更强。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处理起法务事务的效率更高，结果也更好，这样对选取具有法律素养的人才有利，有效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法律素养，有利于法律队伍的壮大，有助于职业化、特定化。

（4）当问到你是否同意改革减少司法职业准入的不合理障碍时，102人选择同意，占86.44%，16人选择不同意，占13.56%。大部分同学认为既然是不合理障碍就应该清除，这样有利于法律人才培养，促进法律专业人员的就业，促进法学的发展。

（5）当问到你是否同意提高司法考试通过率时，83人x择同意，占70.34%，35人选择不同意，占29.66%。大部分同学认为提高司法考试通过率自己就有机会通过，但也有少部分认为宁缺毋滥，一旦提高通过率那司法考试通过也就失去了意义。

（6）当问到你是否同意统一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时，70人选择同意，占59.32%，48人选择不同意，占40.68%。大部分同学同意统一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但也有近一半的同学不同意，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师资力量不同，教学条件不同，教学质量有差异，学生的水平有差异，分数线设置也应该有所不同。司法考试合格线有一定的区分度，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拿到相应的合格证书，并且司法考试难度本身就大，统一分数线对于考生无疑于雪上加霜。

（7）当问到你认为司法考试内容是否科学时，88人选择科学，占74.58%，30人选择不科学，占25.42%。大部分同学认为科学，法律基础考察力度大，案例灵活多变，对培养法治专业素养水平意义重大。

（8）当问到你认为司法考试方式（闭卷、笔试）是否科学时，99人选择科学，占83.9%，19人选择不科学，占16.1%。大部分同学认为科学，但也有少部分认为不科学，他们认为考试方式局限于知识点背诵，而忽略实践能力的提高，局限性在于对记忆力好，笔试技巧多的学生有利，但不是真正培养出了具有严密法治思维的法律人。

篇3

自学辅导式的教学模式可以弥补这些缺陷，教师运用指导让学生自己独立进行学习的模式，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刑事诉讼法是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律，也是实践性极强的一门课程。该课程的重点在于通过具体制度的介绍和比较，使学生了解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掌握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以及相互关系，深刻理解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调关系。

针对刑事诉讼法课程的特点，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比较教学等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本文试通过自学辅导式教学方法的运用，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目标产生更为显著的效果。

一、自学辅导式运用的必要性

1、课程设置的需要。刑事诉讼法课程开设的时间一般是在大学二年级，根据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到了高年级阶段，自学成了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然而刑事诉讼法的课程安排一般都在60-72学时，经过了2012 年的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以后，课程内容发生的极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含量增加了，而且法律规定的含义也加深了，可谓时间紧，任务重，课堂教学不可能讲授教材的一切有关内容，需要学生进行自学。

2、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大学生们的好奇心和对未来的向往使他们的学习兴趣很容易被激发。如果教师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一时期，教会他们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学生会认为学习法律是很枯燥的，从而对法律产生厌倦，甚至逃离的想法。启是自学辅导的前提。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自学辅导教学过程中，教师自始至终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抓住刑事诉讼法教学重点和难点，法理联系具体案例，进行适当启发，打开学生思路，使学生思维能力不断向纵深发展。自学辅导教学中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过程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由浅入深、由学生的不自觉到自觉的诱导培养过程。同时，学生在撰写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时都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会利用各种资料独立的获得知识。

二、自学辅导式

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开展途径关于自学辅导式的教学模式有很多种，诸如基本式、灵活式、整合式等等，究竟哪一种模式是最好最有成效的，还要考察所适用的科目以及所适用的学生群体。就刑事诉讼法课程而言，比较合适的自学模式就是提前式，也称为课前预习补充式。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课程知识容量大，一节课的教学内容较多，如果所有的知识点都要在课堂内完成，就会出现一个突出的矛盾: 知识面大，但只是点到为止，学生消化不了。具体操作如下:

1、导入新知识。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大一阶段就已经学习了法理、宪法学、法律史等相关基本法学理论知识，对一些法言法语、原则、规则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和理解。根据以前积累的知识，引入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例，再结合本节课要讲授的刑事诉讼法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可以引入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例。利用问题导入，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主动去了解查找相关资料，最后总结掌握这些知识。

2、布置自学内容进行讨论。法律知识的教学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过程，尤其是诉讼法学，程序繁多，层次不清，概念容易混淆。那么如何对这些知识进行讲解，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进行开放式的、指导式的讨论。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创造活跃的氛围，不要给学生施加过多压力，当然事先也不要预设标准答案，让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尤其是当学生根据自己的观点，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真准备查找资料以后，发表的个人见解，教师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课堂最后，老师肯定大家的观点并给出合适的结论。学生通过这种案例式的讨论，对其中蕴含的理论知识都有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以此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教师启发式辅导。在学生自学或者讨论的过程中，学生难免会出现错误、讨论偏离主题。必须指出的是，在使用自学辅导模式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起到了解惑、释疑的作用，所以在自学或讨论的开始和过程中，教师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然而要有的放矢的对学生进行指导，才能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

篇4

几年前，我被调入铁西区检察院（现殷都区检察院）。从此，我被一种浓浓的法律氛围包围着、感染着，耳濡目染让自己深深地喜欢上了法律这个专业。2002年我凭着一种冲动参加了首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未通过，2003年通过三个月的备考，又以十几分之差败北；2004年我认真总结失败的原因，狠下功夫,我终以402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这其中有失败后的沮丧，也有成功后的喜悦。现将自己作为一名非法律本科考生备考司法考试的感想写出来，与各位有志报考的同仁交流磋商，以此共勉。

一、摆正心态，挑战自我，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参加司法考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要摆正心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是要弄清为何参加考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试目的，但有一点是必须的，就是你报考的目的一定要能给你足够的动力。司法考试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离开了对它的追求和对法律事业的热爱，就不可能在考试中取胜。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歌德也说过：“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自己报考就是单纯地因为喜欢法律这个专业。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压力，你不会感觉到学习它是一件枯燥的事。相反，通过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小案例，会让你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其次是不能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常听一些人说：“这次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备考的”。这种心态实不可取。自己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时也是这种心态，由于没有认真复习，以至于到考前还不知道商法、经济法为何物。司法考试备考到最后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尽管你可能通不过，但是你也必须百倍的付出，去理解那一个个抽象的专业术语，记熟一条条枯燥的条文。对于司法考试,实践证明：付出了你不一定能通过，不付出是绝对通不过的。

再次是不要被失败挫折吓倒。在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中，第一次就能顺利通过的人占极少数，大多数考生都是经过几年的奋战才成功的。屡试不第，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这对备战司法考试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而且在复习的过程中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低潮期，你会厌倦复习，甚至见到书就头脑发胀。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在高强度的复习过程中都会有这种情况。这时要坚持下去，要相信，每一点的付出都会让你有所收获，至少你的知识在不断地积累，这种优势最终会在考场上体现出来。

二、精选教材，适应自我，稳健地走好第二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是一个从未系统学习过法律的人还是法律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对于临场考试前的复习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复习用书相当重要。因为它能让你的学习进度和效率得到有效地保证。

目前社会上提供给考生的司法考试用书大体有四类。一是教材类用书，主要是根据司法部公布的考试大纲编写而成；二是辅导类用书，主要是围绕教材类用书的内容所作的辅导讲义等，而且这类用书编写量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三是习题类用书，这类书主要是根据考试大纲和教材内容设计的习题集或者是对历年考试真题的解析与点评；四是司法考试方法类用书。

我认为前三种对于非法律本科考生来说都应必备，但要注意精选切不可贪多。辅导用书在编写上体现了一部法律的体系性，大多数考前培训班开的第一个班是基础辅导班，主要是针对法学基础薄弱或没有法学基础的学员而设计的，听这些课或参加面授，他们多按辅导用书的编写体系对学员进行一个系统的辅导，所以听课时有这样一套辅导用书是必要的。辅导用书不用每年都买，今年通不过，明年还可以继续用。至于每年新增的考试内容，在一些网站上会有一些名师帮你总结好，到时留意这些新增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在选择第二类用书时，我认为要多做比较，也可以征求司法考试过来人的意见，听他们谈用后的体会再进行选择。对于习题类用书笔者建议大家选择一些真题解析，而不要盲目地选用通常所说的“白皮书”，因为这种书每年都有不少错误，会对大家产生误导。虽然一些资深老师编写的真题解析也有一些确有争议的题目，每个老师给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是每道题后均有相当详细的讲解，还把相关法条给你列出来，不但告诉你“是什么”，重要的是让你明白“为什么”，举一反三，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第三类用书建议大家在备考后期使用，通过对历年真题的演练，把握出题者的思路，发现自己复习中的盲点，查漏补缺，有的放矢，指导你下一阶段有针对性的复习。

三、方法灵活，把握自我，自信地跨出第三步

一是辅导老师不可缺。自己作为一名非法律本科考生，刚开始复习时确是一片茫然，不知该从何入手进行突破性复习。在2003年备考时，自己就留意报纸、网站上的各种培训班的广告，从中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一个培训班。因为大多数培训班多需到外地听课，费用较高，自己就选择了一套中法网开发的磁带和光盘。一来几百元的价钱能够接受，二来光盘和磁带你可以反复听，不像是参加面授那样，一些比较模糊的知识点或重点难点不能反复听。正是参加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培训班，逐渐地培养了自己的法律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掌握。我们还可以选择那些举办多年的辅导班，他们长期研究律师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甚至有资深老师组成研究司法考试的团队，掌握了很多考生个人无法获得的资源，对考试针对性很强。

二是学习计划不可少。学习计划首先要适合自己。备考司法考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议准备参加考试的人员，应把汲取知识的重点放在平时，尤其是刑法、民法、行政法和三大诉讼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几部法是司法考试中的“大户”，而且因为它们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内容太丰富了，出题往往有一定难度和深度，不是单纯地靠一些考前强化记忆、死记硬背就能拿到高分的，即便是天天接触的刑法，较多的考生未必能获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三是教材精华不可无。华罗庚说过：“书要从薄读到厚，还要能从厚读到薄”。所谓读厚，即是从头到尾，从少读到多，从粗读到细，而所谓读薄，则无非是归纳、总结，取其精华。对于司法考试来说，我认为更主要的是练就“读薄的功夫”。

篇5

关键词：法治观；法律通识课程；优势；现状；建设思路

一、法律通识课程在大学生法治观教育中的优势

高校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治观教育主要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通识课两个课程承担。同时，普法工作也是开展法治观教育的有效途径。高校将法治观教育与道德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其中，由专业法学教师承担的法律通识课程在法治观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法律专业教师一般具备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背景，部分教师还与社会法律实践有一定联系。他们在从事法律通识教育时能够运用法律专业教学经验，更好地阐释法律知识和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情况，引导学生理性对待各类矛盾、冲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采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守法意识大有裨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实践中导致了教和学两方面的问题。“法律基础”教材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体例进行编写，内容上从理论到理论，可读性差；2005年“两课”课程改革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合并为一门课程，法律教学时间缩减到只有十几个学时，实践中由于“两课”教师对德育教学较为熟悉、擅长，实际投入法律教学的时间更少。学生方面，由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开设，学生以对待此类课程的思维惯性对待法律教学，学习积极性不高，厌学情绪严重[1]。上述教与学两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制约了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效果。与此相比，法律通识课程由对法律知识感兴趣的学生自由选择，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高，有利于开展法治观教育，法律通识课程的地位由此凸显。

二、高校法律通识课程现状

1.学时不充足，法治观教育效果打折扣。目前高校通识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进行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或“全校通选课”，另一种是复旦大学实验进行的，一年级新生先在复旦学院接受一年的通识教育方式。高校教育主要任务是专业化教育，通识课大部分以选修课形式出现，相对必修课在学时上进行了很大的缩减，其中法律通识课程也不例外。以笔者曾授法律通识课程《刑事诉讼法》课程为例，其学时为32学时，法学专业学生课时为72学时，法律通识课程学时为专业课程的一半。实际上，法律通识课程需花费更多时间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必需的法律基础知识。若法律基础知识讲授不到位，无法实现案例分析及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在各种教育中，观念教育是最难开展的教育之一，学时不够，导致法律知识只能泛泛而谈，法治观的教育效果打折扣。

2.大班上课，难以实行因材施教。学校在普及法律知识，进行法治观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了大小班上课教学效果差异，一般将全校选课的学生集中在大教室上课，这门课在管理和维持秩序方面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想要保持教学效果非常困难，致使课堂不能因材施教。此外，几乎所有通识课程包括法律通识课程均安排在晚上或周六周日上课，无法保障学习效果。

3.授课方式单一，学生积极性不强。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通识课“教师讲授太多，课堂互动交流少”。法律通识课中，教师很少深入讲解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很少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法律通识课一般是教师“一言堂”，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谈不上学生思维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多媒体教学方式设置了讲授的大部分内容，课堂上师生共同开发的课程内容很少。

4.教学评价手段单一，教学评价的激励和调节功能受限。研究显示，高校教师法律通识课程的学习评价主要方式为考试与测验。教师一般在课程结束时通过提交小论文或随堂考试，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评价。这种评价手段既不能激发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也不能在教学过程中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5.法律教师承担全校法律通识课程教学任务重。因高校法律教师人数有限，在讲授法学专业课的同时，承担一个学校法律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任务较重，精力有限。

三、法律通识课程建设思路

1.树立正确的通识教育理念。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理念，在西方，它是从自由教育理念发展而来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其核心内涵是通过自由学术的探讨，培养理性完善、情感优美、行为优雅的“完整的人”。[2]民国初年，、梅贻琦等教育家就已把通识教育的理念引进到了中国的大学。学者们对此已进行过广泛而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就是一种通识教育的理念，是《学记》中提到的从“离经辨志”到“知类通达”的教育。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足以化民易俗，身边的人悦服，远方的人怀念的知类通达的大成之士”的教育。[3]正确对待法律通识课程面临的现状，就须改变文化素质教育的观点，树立通识教育的理念，处理好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间的关系。

2.科学设置法律通识课程。第一，在确保学时的基础上，注重教学对象的特点。法律通识课是针对非法律专业大学生开设的课程，故此，法律通识课程应以基础性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的普及为主要内容，极少涉及专业性强的法律知识。第二，明确法律通识教育课的名称。课程名称要体现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特点，起一个恰当的通识教育课名称是完善此门课程的重要点睛之笔。第三，明确法律通识教育课程的目标。法律通识教育不仅要普及基础性法律知识，还要注重提高学生法律维权技能及法律素质的培养，增强学生风险防范能力，这是法律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

3.合理组织有效的教学形式。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创立了研讨班，经德国人进一步完善后，采用小班上课。课前充分准备，课堂上以讨论为主。英国人发明了“导师制”，牛津的导师制是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每周一次。此外，教学组织形式还有学术沙龙，围绕问题自由讨论。欧美国家的大学也有讲座，讲授基础知识，设置答疑课作为有益补充，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哈佛大学大多数课程的班级学生人数在20人以内，一些研讨会课程刻意限制了学生数目。基于哈佛学院课程数量和规模，所有课程的平均规模还是较大的，一般为50人以上。哈佛学院的文理学院，主要承担全校的通识教育任务，班级规模较大。教学组织形式，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好的经验，比如既有个别教学，又有集体教学；既有浅层次的具体方法如谈话、练习等，又有深层次的学科教学法如算学教学法等。可以以这些有益经验为鉴，组织有效教学形式，确保课堂法治观教育效果。

4.丰富法律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模式。针对法律教师数量少、任务重的问题，应通过加快培养专业法律教师，丰富法律通识教育课教学模式来解决难题。例如，高校请法学专家、专业律师来学校作学术报告、讲座等，加强学术交流，形成一个多方位的教学模式，促进法律通识课程发展。同时，法律通识课程可以采用慕课形式，学生在大部分时间到网上自学，并结合有效的课堂探讨，从而解决法律教师紧缺的压力。多样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法治观念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5.有效利用各种教学方法。要注意教学对象特点，不能完全照搬法律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而要更加通俗易懂，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短时间内让非法律专业学生识记常用法律知识，并理解掌握相关法律含义，教学方式的选择非常重要。法律知识应用性很强，单一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理解法律，因此，案例教学法因其优势成为首选。案例教学法是在解释一种法律规范或法学理论时，结合典型判例、纠纷或名案，甚至是虚拟案件进行解析，加深对法理知识和法律规范的认识和理解的一种教学方法。此种模式中，可让学生处于当事人的位置，陈述见解，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识记法律、实践法律解决问题和思考法律制度本身的能力。同时，应当结合科研教学法、分角色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进行授课。

6.注重法律通识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人文精神。一是法律通识教育课应以学生为主，注重实用。课程应以学生的勤工俭学、实习、求职就业、创业为重点，内容涵盖宪法、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合同法、高等教育法为主要内容。以学生视角而言，这些法律知识能激发学生终身学习法律的愿望和学习法律能力的培养。二是法律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不能仅仅囿于普及法律、法规、规则、制度，法律的生命事实上深藏于文化中，法律教育不可缺少人文精神，这样有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从而实现通识教育所倡导的理念。从精神高度上提高学生对法律的认同，树立学生较高的法律意识，成为学生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等的强大推动力。

综上所述，大学生是中国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各级领导干部及管理人员的重要来源。大学生法治观的形成，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法治社会的健全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应充分认识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重要性，在高校中大力倡导营造良好的法治观教育环境，相信通过努力，大学生法治观的思想大厦必定会树立在美丽的校园内。

参考文献：

[1]葛建义.大学生法律通识教育中的辨证关系[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33（4）.

[2]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8.

篇6

关键词:大学生;法制;法制教育

引言

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目前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大学生自身法律观念淡漠、法律知识匮乏，缺乏对法律课程的重视和对法律的敬畏;在实际教学中师资力量良莠不齐，使用单一且落后的教学方法，教材重视理论但是脱离学生生活实际;一些学生在生活中受到负面社会新闻的影响，在家庭中受到个别家庭成员偏激和片面的引导。

1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大学生自身方面

(1)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当代大学生的法制观念较过去相比是有所增长的。大学生群体毕竟是高知和进步的群体，可是部分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却是很淡薄，当然，这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背景存在一定的关系。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些封建思想、封建伦理已经在我国流传了千年，至今在很多国民的意识中仍有残余。而要用法制、进步的观念去代替这些封建观念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2)大学生法制情感淡漠法律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心理情绪体验，是人们依据现行的法律制度能否符合自身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好恶的心理态度。而大学生只有培养出对法律深厚的正面的积极的情感，进而才会遵守、尊重、敬畏法律。当代很多大学生受到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司法腐败，执法不严等问题，法律情感淡漠。一旦法律情感淡漠，就会产生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即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完备，也会认为法律缺乏威慑力，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我国从千年的“人治”社会走来，曾经君权高于一切法律，在君权面前法律只是附庸之物。人们的脑海中始终残留着“权力至上”观念，对法律没有尊重和敬畏的正面情感。(3)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在当代中国，各种思想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腐朽思想使大学生的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大学生们身处各种高尚与腐朽思想的刺激之中，一部分大学生不能明辨是非，甚至对享乐、对金钱产生了信仰与崇拜，使他们对法制教育产生了怀疑和逆反心理，进一步对法律的权威也产生了怀疑，丧失法律信仰。也有一些大学生认为法律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只要自己不违法法律就管不到他，处于被动的守法状态。

1.2学校教育原因

(1)法制教育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在实际的法制教育教学当中，各个大学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水平良莠不齐，差别很大。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中，师资力量普遍比较有保障。在此类大学里，有的具有专门的法学院，配备了专业教授法律的教师，教师们不仅负责法律专业的学生授课工作，也负责全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他们出身法律专业并且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对法学生进行普法工作游刃有余。在有些大学里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系，但是也配备了专门的法制教育团队。团队中有的教师还兼职律师工作，有着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在给学生授课的时候能够做到联系生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听课的兴趣，并且具有借鉴性，能让学生从中领会法律精神，吸取经验和教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够有条件配备专业的法制教育团队，有些大学的法治教育师资力量就相对匮乏。由于此类学校中缺少专业的法律教师，就由辅导员负责法制教育工作。这些辅导员本身的专业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自学成才”、“现学现卖”，法律知识水平极其有限。还有一些大学是由思想道德修养老师进行法制教育教学，按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进行的授课，由于这类老师擅长的部分是“思想道德修养”，所以把“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作为课程的主要部门，后半部的“法律基础”则是一带而过，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基础”部分的学习。(2)法制教育教学方法单一落后法制教育是一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但我国现行的法制教育由于受到课本和学时的限制，多数仍采用最传统的理论讲述式的教学方法，只注重某些法律知识的讲授，忽视了对其法治精神的培养和完善。有些教师受自身经历和学历的限制，缺乏法律实践，不能使用案例教学法进行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情况不尽人意。对法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其法制观念，使大学生能够真正了解法律知识，认同依法治国，自觉遵守法律，而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很难达到上述的教学目标。甚至在这种枯燥的教学方式的教育之下，很多学生都觉得法律是个很无聊的东西，学习也仅仅是为了应付期末的考试，无形之中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3家庭与社会原因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是每个人社会化的起点。大学生在走进校园之前就开始接受家庭的教育，并且持续伴随大学生的一生，法制观念的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家庭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启蒙之地，父母等长辈则是大学生的第一位法制教育老师，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长辈中有人蔑视法律、钻法律空子、违反法律，都会对孩子的法律意识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家庭中长辈能否为孩子树立好榜样非常重要。当代大学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小太阳”，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往往只偏重学习成绩，而学习之外的一切则视为浪费时间。一些孩子长大后往往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独立生存的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这都是长辈过分溺爱的结果。这样的孩子进入社会之后往往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以自我为中心，甚至采取错误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家长一味的溺爱孩子或者只注重学习成绩，忽视孩子思想品德、道德规范、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养成教育，就无法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虽然我国目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负面事件存在，例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法，，权钱交易等等，尤其在某些社会新闻中，见义勇为的英雄得不到褒奖，热心助人的市民反被诬陷，低俗下流搏出位的“网红”可以一夜成名，这些社会事件使大学生对法律产生了质疑和负面情绪，即使学校大力进行法制教育也很难和这些负面情绪相抵消。

2大学生法制教育创新性改革的途径

2.1高校法制教育观念要与时俱进

高校法制教育要符合当下大学生的特点，使大学生能够真正的敬畏法律和崇尚法律，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只有大学生信仰法律才会积极自觉地尊法、守法、维护法律。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因此高校在对法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时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其中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大学生的权利观念，使大学生理解和捍卫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另外还要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情感，进而自觉自愿的遵守法律。

2.2加强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法制教育的师资力量对高校法制教育的效果有重要影响。有些高校中从事法制教育的教师是非法律专业人士，未经过专业的法律培训，教学效果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加强高校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有条件的高校应该配备法律专业的教师来担任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任务。如果学校条件有限，法律基础课的教师是非法律专业毕业，则应该加强对此类教师的专业培训，例如，聘请法律专业的教师对非法律专业的教师进行讲座，鼓励和支持非法律专业的教师自学考取法律专业的学位，以增强其法律素养，提高其法律教学能力。

2.3创新法制教育教学方法

目前很多高校依旧采取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陈旧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大学生对法制课堂的要求。现在的大学生不仅想在法律课堂上学到法律知识，更要求课堂具有内容趣味性、教学方法多样性等特点。所以在课堂上应该积极使用案例式教学，在案例的配合之下理论就不会显得枯燥乏味。教师在案例选择上应该掌握一定的技巧，多多发掘和收集与大学生生活贴近的案例。教师要养成每天浏览社会新闻的习惯，用时下最新的社会新闻作为课堂案例，让学生感受到法律课的内容并不陈旧，而是与时俱进的。同时法律教师也应该与本学校保卫处或者学生处建立联系，收集本校发生的法律事件，这种发生在“校友”身上的真实事件更加具有教育意义。另外还可以采用课堂讨论法，和学生们共同讨论时下最新法律事件，讨论完毕后由教师总结和引导，以此来端正学生的法制观念，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同时还可以利用课堂上的多媒体设备播放优秀的法制节目，例如《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对学生进行立体、生动的法制教育。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带领学生去法院庭审现场旁听，或者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模拟法庭”活动，让学生直观的感受诉讼程序。在这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之下会改变学生对以往法律课枯燥乏味的认识，吸引学生走进课堂、爱上课堂。

3结语

篇7

关键词：P2P 线下交易 债权让与

非法集资

引言

P2P——个人网络信贷，意为以网络平台为中介进行的个人对个人的、一对一的信贷行为。在P2P交易中，网络平台不参与具体交易，仅是作为一个中介服务机构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借贷的实现提供信息服务、工具支持等并收取中介费，具体利率的确定、协议的签署、违约责任的承担都在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进行，与网络平台没有实质性的关系。

由于P2P自身制度的不完备以及监管的空白，目前尚属民间金融的范畴。个人网贷相对于其他民间借贷来讲有其自身的优点：以互联网为依托，强调人人参与，信息量大，审查成本低，透明度高；贷款无抵押，而且便捷迅速；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个人网贷实现快速融资。

P2P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的界定

（一）线上交易

线上交易即为传统的P2P，又可细分为网络平台承诺保本与网络平台不承诺保本两种运营模式。由于我国目前个人征信体系的不完备，各网络平台为了促成交易，采用承诺保本运营模式的居多。不论哪种模式，网络平台、借款人、出借人的角色相对于传统的P2P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在承诺保本的模式下网络平台增加了一项负担：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网络平台先为出借人垫付本金，这等于将网络平台的信用加入到了交易当中，减少了出借人的后顾之忧，增加了交易的成功率。

（二）线下交易

P2P线下交易即网络平台只给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一些交易的信息，介绍贷款流程、信贷理财计划，具体的交易程序和手续由P2P的相关机构与出借人、P2P的相关机构与借款人分别去完成。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行为，出借人和借款人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也可能是由网络平台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杜撰出来的虚拟的人，网络平台也由中介服务平台演变成了资金枢纽平台，网络平台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借贷交易当中。通俗来讲，即出借人将要出借的款项存放于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将该款项进行期限与数额的拆分后，分别贷给适应的借款人。

P2P线下交易模式的法律性质

对于P2P线下交易模式的法律性质，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为债权让与，另一种为非法集资。

（一）债权让与

1.债权让与的含义与条件。债权让与为债的移转的一种，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情况下，债权人发生变更，即债权人将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让与具有非要式性、无因性等特点。一项合法有效的债权让与应具备以下条件：须存在有效债权；须被让与的债权具有可让与性；须债权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须通知债务人。

2.债权让与的立法依据。在现行法中，《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有关于债权让与的明文规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民法通则》的规定，债权让与可以是全部让与也可以是部分让与，但须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并且不得通过转让债权而牟利。

《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合同法》中债权让与可以是全部转让也可以是部分转让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同，但构成要件中须经债务人同意《合同法》规定只须通知债务人即可，相当于放宽了债权让与的条件；另我国《担保法》中允许债权作为交易的标的，从法的适用原则“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不难得出：债权让与可以是全部转让也可以是部分转让，只须通知债务人即可发生效力，并且现行法允许通过债权转让而牟利。

3.将P2P线下交易模式界定为债权让与的合理性分析。P2P线下交易模式符合债权让与的条件：

第一，网络平台与借款人之间存在有效债权。据调查，目前P2P线下交易资金的出入一般不是通过网络平台机构或公司的账户而是通过高管或CEO的个人账户出入，可以对P2P线下交易模式作以下理解：网络平台以高管等人的个人名义向有借款需求的借款人甲贷款，从而在网络平台与甲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网络平台为债权人，借款人甲为债务人。由于此种借贷是以私人名义进行的，所以这一借贷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因为我国目前的法律禁止非金融机构放贷，但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私人放贷是予以保护的：《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十二章专门规定了借款合同。综上，借款人与网络平台之间存在有效债权。

第二，网络平台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具有可让与性。网络平台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以货币作为标的物，属金钱之债，金钱之债具有可让与性，不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不可转让的情形。

第三，网络平台与出借人达成合意。在P2P线下交易模式中，通常的操作方式为网络平台与出借人签署协议，将取得的对借款人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一个出借人或者将债权进行数额或期限的拆分部分转让给多个出借人。

第四，完成了通知债务人的程序。网络平台在完成了与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实质运作之后，会将出借人与借款人重新对应起来，在二者之间签订一个借款协议，这实质上就等于通知了借款人：网络平台对其享有的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出借人。

（二）非法集资

1.非法集资的定义与认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特征。《解释》第一条规定其认定条件包括四点：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2.非法集资的立法体现。非法集资从刑法规定来看，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两个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明确加以规定，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为金融管理秩序。客观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不具有法定主体资格而吸收公众存款；二是虽具有法定主体资格，但采用高息揽储等非法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以集资办项目等非存款的名义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

集资诈骗罪则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百九十二条、一百九十九条中，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金融管理秩序和公司财产所有权；构成此罪客观方面要具备三个要件：一为“采用诈骗的方法”，二为“非法集资”，三为“数额较大”；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P2P线下交易模式可能会演变为非法集资。第一，P2P交易的网络平台不具有合法融资的主体资格。P2P线下交易实质上是网络平台与出借人签订协议将出借人的款项暂存于网络平台待适合的借款人出现后再将款项贷于借款人，实质上可以界定为一个资金枢纽平台，融资之后再进行放贷。我国目前具有融资资格的主体必须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的规定，一般要由银监会或证监会批准。P2P交易的网络平台目前的存在形式基本为科技公司、商务公司，投资服务公司，不在合法的金融机构范围之内，不具有吸收存款等合法融资的法定主体资格。具备了非法集资“非法性”的特征。但是否将P2P线下交易一概界定为非法集资，还要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分别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基于这一规定，P2P交易的网络平台融资在100万以上的，可以将其认定成非法集资，100万以下暂可不入刑。

第二，P2P交易的网络平台具有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特点。P2P以互联网为依托，强调人人参与，信息量大，这是个人网贷的一个优点，但同时这也会成为P2P网络平台构成非法集资的一个要件。

社会性是非法集资的一项重要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P2P交易当中借款人和出借人通过网络平台确立借贷关系，通常相互间都不认识，交易平台与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也不熟识，网络本身覆盖面大、流通快等特征必然使参与到P2P交易当中的借款人与出借人数量非常多，显然符合社会公众的特点，属于社会公众，网络平台向出借人吸收资金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的规定，P2P线下交易中网络平台吸收资金针对的对象达到150人以上的，可以认定为非法集资。

对界定P2P线下交易法律性质的建议

P2P交易模式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借贷方式，其积极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工商管理机关应当制定统一的准入制度确立符合法律规定的运作模式，根据其特性确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和监管制度，引导并促使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对于P2P线下交易模式，只要网络平台依照符合债权让与条件的方式进行运作，应认定为债权让与，进而达到引导促进P2P交易健康发展的目的。但如果网络平台运作过程中违规操作吸收资金，并符合了非法集资数额、人数方面的要求，则认定成非法集资，决不可为了其发展而姑息纵容。特别是对于诸如淘金贷的集资诈骗行为更应予以严厉打击。

参考文献：

1.阮齐林.国家司法考试名师辅导课堂笔记[M].九州出版社，2010

2.隋彭生.国家司法考试名师辅导课堂笔记[M].九州出版社，2010

3.魏振瀛.民法[M].北大高教出版社，2010

篇8

送女友孕检途中,男子遭车祸身亡

2006年11月13日上午,时年40岁的吴林用摩托车载着怀孕近6个月女友丁芳,前往医院做孕检。当摩托车行驶到一岔道准备转弯时,一辆满载着货物的卡车从另一条道路上向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发疯似的冲来,吴林当场死亡。所幸坐在吴林身后的丁芳只受了点轻伤。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认定货车驾驶员张民开车时车速过快、疏于观察,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吴林死后,时年20岁的丁芳万分悲痛,终日以泪洗面。丁芳是2004年2月到江阴市一家企业打工时与吴林结识的。当时,吴林也在这家企业打工,他不仅手把手辅导刚出校门的丁芳学习技术,还从生活上对她贴心呵护。当得知吴林由于与妻子性格不合已经离婚时,情窦初开的丁芳对大她20岁的吴林产生了爱慕之心。吴林也对温柔漂亮的丁芳颇有好感,两人决定结婚。可是那时丁芳只有18周岁,不符合《婚姻法》“结婚年龄,女不得早于20周岁”的规定,于是他们先过起了同居生活,打算等丁芳到了结婚年龄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谁知正当二人准备结婚时,吴林却突遭不幸。

“吴林已经身亡了,但你还年轻,将来还要嫁人。如果带着孩子嫁人,如何是好?”丁芳的娘家人和闺中密友纷纷劝说她去做人工流产。可丁芳想到吴林生前曾多次流露出想要有个孩子的强烈愿望,而且吴林也是因为带她去医院做孕检而遭遇不测,所以丁芳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事故发生后,肇事货车司机张民依据交警部门的认定,与投保的保险公司一起,向吴林的父母赔偿了吴林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以及吴林父母的赡养费等共计数十万元。丁芳提出以吴林配偶身份继承其中的一部分赔偿金,但因为她和吴林是非法同居关系,所以,她的请求没有得到有关方面支持。

非婚妈妈生下遗腹子,肇事者索赔儿子抚养费

2007年2月,丁芳在医院生下儿子龙龙。娘家人因丁芳执意生下孩子而对她很冷淡,吴林的父母也为孩子究竟是不是吴林的亲生骨肉而百般质疑,而丁芳又没有固定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倍感艰辛。

2007年清明节,丁芳抱着儿子来到吴林的墓前,向他哭诉自己的委屈和艰辛。丁芳的哭诉引起了一位前来扫墓的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在这位热心人士的指点下,丁芳找到张民,要求他依法支付儿子龙龙的抚养费。

“我已经依照交警的认定,赔偿了吴林父母一切费用了。”张民一口拒绝了丁芳的要求。“因为孩子当时还没出生,所以你之前赔偿的费用没有包括孩子的抚养费。”丁芳据理力争。然而,张民以此事已经在交警的主持下调解完毕为由,坚决不肯赔偿一分钱孩子的抚养费。

2007年9月,丁芳在多次讨要无果的情况下,以儿子龙龙的身份将张民以及他所挂靠的运输公司告上江阴市法院,要求索赔儿子的抚养费86661元。不久,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庭上,法官问丁芳:“你和吴林有结婚证明吗?”

“因为我没达到结婚年龄,还没有领到结婚证。”丁芳如实相告。

“你有孩子龙龙与吴林的亲子鉴定证明吗?”法官转而又问。

“龙龙是遗腹子,还没出生时,他的爸爸吴林就被被告的卡车撞死了,没法做亲子鉴定。”丁芳一边哭泣,一边回答。

“那你有其他证据证明吴林就是龙龙的生父吗?”

“我有!”丁芳说着,拿出村委会开具的证明车祸前丁芳和吴林一直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书证。接着,丁芳又出示了龙龙的医院出生资料,证明龙龙是吴林车祸死亡后3个月内出生的。

这些证据能证明吴林就是龙龙的亲生父亲吗?原、被告当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被告认为,村委会的证明只能证明双方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而非法同居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医院的出生证明,只能证明龙龙的出生时间,不能证明龙龙就是吴林的亲生儿子。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丁芳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龙龙是吴林的亲生儿子,法庭应依法驳回原告索要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丁芳辩解说,因为她当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无法领取结婚证;吴林已经死亡,尸体已经火化,无法做亲子鉴定,所以不能提供证据的责任不在自己,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她反问被告:“你说孩子不是吴林亲生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张民一听,当即跳了起来:“你是原告,应该由你举证证明吴林与龙龙之间的父子关系,我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证明他俩之间不是父子关系!”

张民认为,依照《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车祸发生时龙龙还没出生,胎儿只有出生后才享有民事权利,因此龙龙不具有索赔的权利。

丁芳当即反驳说:“虽然当时龙龙还未出生,但现在已经出生了,如果他的爸爸还健在,自然由他爸爸抚养。现在他爸爸被你撞死了,他就有权利向你索赔。”

因为原、被告争论激烈,双方都不同意接受庭外调解,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没有亲子鉴定证明,法院判决非婚妈妈胜诉有法可依

2008年8月31日,江阴市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就龙龙系吴林和丁芳的非婚生子女、与吴林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负有举证责任,但证明责任应当根据客观情况予以确定。本案中因吴林死亡,无法通过亲子鉴定来直接证明龙龙与吴林存在父子关系,但丁芳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医院出生资料、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吴林与丁芳有同居生活、龙龙是在吴林死亡后3个月内出生的事实,据此可以推定吴林和龙龙之间是父子关系。审理中,被告张民虽然对原告主张提出了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反驳上述事实存在,被告所持异议不能成立。

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因侵害人的过错造成受害人损害的,侵害人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另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故判决被告张民赔偿龙龙18年抚养费86661元,肇事车辆所挂靠的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审理此案的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案虽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但判案的关键在于能否认定吴林与龙龙之间的父子关系,法院内部对此案如何判决也曾争论得异常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现因吴林死亡,不能通过亲子鉴定来证明他们的父子关系,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合议庭经过多次讨论后认为,此案虽然不能通过亲子鉴定来证明吴林与龙龙之间是父子关系,但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已经证明吴林与丁芳有同居生活,法院从龙龙的出生时间推断丁芳的受孕时间与丁芳和吴林同居时间相符,可以推定两人是父子关系;其次,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应当与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相适应,超过举证能力而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是不公平的。本案中,丁芳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仍然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则应当适当减轻她的举证责任。

此案的判决在江苏法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对于其中的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多位法学专家。专家认为法院的判决很有水平,对此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反映了实体法的公平正义精神。专家说,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便是法官进行自由裁量举证责任进行重新分配的一个典型判例。

记者问:此案被告提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当时龙龙未出生,故不具备索赔的权利,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专家答: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加害人应当向被害人一方支付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吴林生前抚养的人除了他的父母,自然也包括即将出世的龙龙。

篇9

【关键词】高校；学生宿舍；管理

随着法治观念进一步的普及，当代大学生大都能用所学法律知识武装自己，但在实际运用中，因缺乏法学专业知识背景，部分同学没能恰如其分的运用好，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常会碰到一些不合理的“维权”声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高校学生宿舍管理行为的法律问题进行相关探讨。

1 学生对宿舍享有的权利及学生宿舍的性质

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法律上的住宅是指供人居住的场所。这里强调的“场所”仅限于供人居住、既包括常居住的住宅，也包括临时居住的住宅，同时包括营业性的旅馆、饭店等供人居住的客房，还包括渔民家居的船只。学理上的解释没有明确说明学生公寓是否属于“住宅”的范畴，学界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学生公寓的宿舍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上的住宅范畴呢？

学生虽然向学校支付了一定价值数额的金钱，由此不少学生认为这笔费用就相当于租房的租金，有理由认为学生寝室是他们承租的，一旦缴钱入住就获得了居住权，其入住宿舍行使居住权行为的性质与社会上租房入住在居住权行使上是一致的，是属于他们的私人空间，与法律上的“住宅”含义是一致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是部分同学误解了学校收取“住宿费”的真实涵义，将住宿费与租金混为一谈。盈利性的收取才叫租金，学校是公益性质的，学生住校学校是不可能向学生收取租金的。学校收取住宿费是用于支付水电费，以及用于支付学生宿舍管理人员的工资，是一种成本性的收取，基本上是“取之于生、用之于生”。第二，从客观方面来讲，学生宿舍基本上是6人间甚至8人间，也就是说一间寝室基本上入住了6人至8人，那么在寝室内的空间并不是某个人的私人空间，而是集体的空间，因此当一个学生在寝室内的行为必然要顾及到其他同学的权利。第三，从主观方面来讲，学生寝室相对于学校这个大集体来说，就好比一个“细胞”，是除教室之外，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与班级体相比，同寝室同学的关系更加密切，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在宿舍也表现的更真实，大学生在这里可以比较自由地展示个性。因此是高校辅导员了解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开展健康有益活动的重要场所。

从住宅的法律含义以及学生宿舍的客观情况和主观状态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生宿舍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住宅，学生享有的仅是居住权而非住宅权。

2 高校学生宿舍管理行为的法理分析

高校依据《教育法》第28条之规定享有法定权利，其中包括招生、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机构设置、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经费使用。涉及到对学生管理，高校权利主要有：按照规章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位证书。高校与学生的管理关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生的学籍管理关系，一类是学生的日常管理关系。现在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涉及学生学籍管理关系是受法律调整的，其引发的纠纷可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高校对学生宿舍实施管理行为，是其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维护学校教育教学持序和生活持序之必需，是对学生的一种日常管理关系，也是高校行使权利（权力）的一种方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高校依“职权”对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权力行为（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行政权能的存在、行政权的实际运用、法律效果的存在、表示行为的存在[1]。只有同时满足此四个要件，才属于行政行为，否则是非行政行为。而有些法律行为表面上是行政行为，实际上却是非行政行为，学界将其称之为假行政行为。根据王名扬教授的观点，假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的不存在：包括物质上的不存在和法律上的不存在。物质上的不存在是指不具备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所作的假行政行为；法律上的不存在是指没有运用行政权能所作的假行政行为。那么学校针对学生宿舍的管理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行政行为呢？笔者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高校的学生宿舍管理规则制定的管理并没涉及到学生的重大权益的管理，即只是为了保障正常的教育教学持序，学校根据不同的情况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从制定机关的性质上高校是事业单位组织，而非拥有行政权能的组织。因此，高校制定的学生宿舍管理规则的程序是一种法律上不存在的一种假行政行为。

（2）高校具体负责学生宿舍管理的部门是高校内的一个子单位其性质也是不具备行政权能的组织，其工作人员以及宿舍管理人员也是不具备行政权能的。因此，可以认定高校宿管工作人员依据学生宿舍管理规则所作出的宿舍管理行为是一种物质上不存在的一种假行政行为。

这种假行政行为关系类似于大陆法系的特别权力关系，或英美法系的特权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学校办学自调整的范围。即学校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学生宿舍管理规则的。而且这种关系是不受法律调整，受学校内部规则调整。学生不能就此要求司法救济。

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学校和学生在除学籍管理关系外，应是一种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其关系应受民法调整。一如上述，在该模式下招生入学的学生，经过报名、录取之后，无论是否与学校签定有正式的合同文本，都可以视为合同关系成立。那么学校的住宿管理规则完全可以视为合同条款来对待。学生入住学生宿舍的行为就视为接受该条款，若学生违反该条款，学校完全可以以违约为由进行相应管理。

高校对学生宿舍的管理行为还可分成抽象管理行为与具体管理行为。具体管理行为又可分为一般管理行为（即公共管理行为）和特别管理行为。公共管理行为（即一般管理行为）是为宿舍区内所有学生的共同利益而设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管理行为；而特别管理行为则是只针对学生的私人空间（如床铺、衣柜等私人物品存放地）进行的管理行为。

管理是权力具体运用的方式，针对学生宿舍的空间、设施及其学生住宿行为的管理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行为可以根据利益的价值顺位进行平衡，在合理的范围内牺牲个别利益，如统一的作息时间、门卫制度、清洁卫生检查、安全用电等这些整齐划一的管理。笔者认为“特别”是“有限特别”，是一定限度的特别，具有相对性。“特别”相对性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学生的特别权利犹如一个由内向外发射的矢量，越接近中心（学生的基本权利），这种特别权利的排他性就越强，越接近外层，这种特别权利的排他性就越弱。因此这种外层的特别权利，其他组织或个人是可以取得的但必须有学生的权利出让或通过其他特别手段获得相应权力。学生入住学生宿舍这一行为就可以认定学生已将他的这种权利出让。因此学校可以对学生的如床铺、衣柜等私人物品存放地进行以不侵害学生基本权利为前提的管理，如要求学生的床铺、衣柜等私人物品存放地的整洁。

综上，不论是从学生寝室的法律地位上看还是从学生宿舍管理规则的制定以及管理关系角度，学校依据该规则管理学生寝室时学校都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一般是不受司法审查的。

3 高校学生权利的保障

学校在管理学生寝室时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可以任意扩大呢？答案是否定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管理相对方（学生）的权利：

第一，规范学生宿舍管理规则等文件制定的程序，必须经过“三读”程序即学校宿管工作部门的起草，学生处等相关部门的会审，学校党委办公会的会审，学生宿舍管理规则才可予以颁布执行。学生宿舍管理规则颁布后，学校还应大力宣传相关管理制度，并组织新生入校时进行相关学习。

第二，依据《立法法》相关规定，学生宿舍管理规则应尊重法律保留原则，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学校不得代为或自行规定，学生宿舍管理规则是不能与他的上位法（包括原则和精神）相抵触的。如在规定检查学生寝室时，只能对寝室的公有部分进行检查，而不能对学生的私有物品进行检查的。

第三，规范学生宿舍管理规则的制定，负责起草的部门应充分征求广大学生的意见，在学生宿舍管理规则中必须明确学生的权利，如听证权、知情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院校在制订学生宿舍管理规则时须与时俱进，并充分考虑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本校实际情况，这样才可能对学生进行合法、合理、合乎人情的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2]周光礼.教育与法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陈朋，祁占勇.教育法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叶必丰.行政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篇10

Abstract: "There can be no identification without contrast."Judicial control of juvenile crime is not a new thing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scanning widely whole world. The major countries or regions of Two Law Systems have relevant detailed and complete rules, there are many advanced foreign legal systems which are worth study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in our country, judicial control of juvenile crime is no exception, of course, judicial control of juvenile crime of Two Law System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our country can learn and absorb on the basis of the identification, combining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关键词： 两大法系；少年罪错；司法防治

Key words: Two Law Systems；juvenile crime；judicial control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5-0166-03

1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做法

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少年法》是世界上最早的防治少年罪错的法规，预防和治理少年罪错的内容在该法中兼而有之，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称之为“英国大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1]芝加哥市同时建立了少年法庭，美国此举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制订少年罪错防治相关法律和设立审理少年罪错案件法院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根据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少年罪错，包括犯罪行为和非法行为，或者可以理解为包括犯罪和错误两个方面。[2]美国对少年的界定未满18周岁的人。

美国对于罪错少年的处置分为两种，专门机构处置和社区处置措施两类，专门机构处置主要是施以监禁刑，社区处置措施的工作人员可分为正式工作者和自愿服务者，负责罪错少年在法院处置前的调查、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和对罪错少年的矫治，自愿服务者主要从事罪错少年的监管和矫正。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就是以国家亲权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国家亲权理论利弊共存，优势在于其追求罪错少年利益最大化，摈弃了传统的报应主义思想，强调国家对罪错少年权益的保护，弊端有过分强调国家本位，忽视父母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司法实践与罪错少年利益最大化原则相行甚远。同时美国还是世界上对少年犯保留处以死刑的国家之一，判处少年死刑最多，这促使着美国学界和实务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提出和倡导。

在预防少年罪错方面，无论是美国学界（包括古典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还是法律规定和司法实务，都不主张通过扩大惩罚和监禁人数来预防少年罪错。[3]相反，美国主要是通过教养机关和社区预防犯罪措施来实现预防罪错少年重蹈覆辙的目的，教养机关设置了大量治疗设施，侧重职业教育和培训，社区预防犯罪措施主要是组织力量对罪错少年进行监督，帮助罪错少年弃暗从明,其中社区警务是刑事司法的一部分，核心内容“破窗理论”世界闻名。[4]美国还非常重视对少年道德的培养，通过倡导志愿者服务、开展道德实践以及修建各种博物馆提高少年道德水平，使少年尽量远离罪错的道路。

1908年英国制定了《青少年法》，同时建立了少年法院，到1991年已有11部关于少年罪错的法律，1999年颁布了《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这标志着英国少年司法制度达到了全新的水平。英国法律对少年的界定是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

在地方公安机构中，都有专门负责罪错少年调查工作的警察。对于犯罪少年的审理，一般在少年法院进行，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才会移送至治安法院或刑事法院，英国对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法官有严格的资质要求，年龄须在五十岁以上的资深法官。在少年罪错案件的庭审中，法官穿戴平常的服装，不穿法袍，实行“圆桌审判”，拉近法官和罪错少年的心理距离。对于罪错少年的惩治措施有最终警告、补偿令、吸毒治疗与测试令、拘留与训诫令、本地监管宵禁、短期遣返监狱等。[5]可见，英国司法机关尽量对罪错少年作转化处理，可能的情况下把罪错少年置于刑事诉讼之外。英国于1973年通过的《刑事法庭权力法》创立了社区服务这一刑种，这也可以说是英国少年罪错司法制度在的一大亮点和特色，社区服务主要内容是从事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或者为公益和私人从事一定时数的有偿劳动，社区服务刑种的创设可以同时起到惩罚和保护罪错少年的双重目的。

英国特别强调父母在少年罪错预防中的责任，对不负责任的父母有可能会被采取司法手段，对少年不良行为，英国对轻微罪错少年采取行为申斥、最后警告、行为计划令、赔偿令、抚育令、儿童安全令、强制滞留和接受训练令等，防止罪错少年走向深渊。可以说英国少年的道德教育程度和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重视正确处理各种现实问题技巧的掌握，同时通过适度宣传社会黑暗面，增强少年自我预防和抵御罪错的能力。英国牛津郡警察局“弥补性司法”的实践和探索在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弥补性司法”帮助罪错少年顺利回归家庭和社会的成功经验正在英国全国范围内推广。[6]

2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做法

德国在1932年颁布了《少年法院法》，正式确立了少年法院制度，此后经历了数次修改，其中1941年、1943年、1953年、1974年的修改幅度最大，1943年《少年法院法》实现了少年罪错刑法的现代化任务，成为现行的1953年《少年法院法》的基础。少年法院设在地方法院中，具体有这么三种类型：（一）少年刑事法官，其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少年法庭，专门处理需要采取管教监护和教养的案件。（二）少年刑事会议，由1个法官和2个陪审官员组成，专门处理可能需要判处1年以上的少年刑罚的少年案件。（三）少年刑事法庭，由3个法官和2个陪审员组成，专门处理恶劣犯罪案件。德国法律对少年的界定是18周岁以下，但是14周岁以下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少年法院法》，德国对罪错少年的处罚有如下五类形式：（一）管教措施，分为三种，一是指令，指令是指指示和禁令，二是监护管教，三是教养院管教。（二）训诫手段，分为警告和强制性义务两种，警告就是法官指责少年犯罪行为的非法性，强制性义务就是法官要求赔偿损失以及向被害人赔礼道歉。（三）少年禁闭。少年禁闭可分为业余时间禁闭、短期禁闭和长期禁闭三种。业余时间禁闭期限为1周至4周，短期禁闭时间不得超过6天，长期禁闭时间为1周至4周。（四）少年刑罚。分为定期刑与不定期刑两种，前者期限为大于6个月小于5年。后者期限最高刑为4年。（五）缓刑，条件是被科处一年以下不定期少年刑罚，缓刑期间的教育功能可以实现法律规定的品行而无须执行刑罚。尽管如此，德国对少年罪错行为严格执行“以教代刑原则”，“教育刑法模式”成为德国少年罪错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

德国法律对预防少年罪错行为作了翔实的规定，尤其是在客观环境方面尽量营造杜绝少年罪错的土壤和氛围，比如规定不允许让少年观看黄色歌舞，不得向少年提供有伤风化、具有粗野影响、助长少年使用暴力和美化战争的作品，否则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7]德国少年司法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行刑罚的双轨制处分，即在刑罚之外还规定了矫正及保安处分，原因在于仅仅依靠刑罚国家还不可能完成保护居民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的任务，有必要在对罪错少年实施的犯罪行为适用刑罚的同一个刑事诉讼中，同时命令进行以警察预防为目的的治疗，或者同时判处适合于预防这些犯罪的保安处分。

日本的少年司法先于少年立法，1883年设立了少年感化院和少年监狱，直到1900年制定了《少年感化法》。1922年制定了《少年法》，1923年开始施行。二战后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结合世界少年罪错最新动向分别进行了两次大型的修改。日本在1948年新修改的《少年法》中规定设立家事法院，并将其作为基层法院的一种，即家事法院是与地方法院平行、独立的第一审法院，家事法院负责包括少年罪错行为在内的家事案件的审理。2000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把《少年法》原有最低刑事责任年龄16周岁的规定改为14周岁。

日本对违法犯罪少年秉承重保护教育和轻刑事处罚的精神，日本对罪错少年所采取的保护处分有保护观察、解送救护院、解送少年院和解送儿童商谈所等形式，保护处分采用面谈、电话商谈等形式对罪错少年进行指导和教育，并且充分考虑被收容者身心发育程度，在消除不适应社会的根源的同时，通过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培养勤奋精神从而使其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因此，保护处分是《少年法》所规定的替代刑罚手段和应对罪错少年的最重要的措施，“保护处分优先原则”成为少年罪错司法制度基本理念。有学者把保护处分称为感化性措施，而感化性措施是典型的刑罚替代手段。[8]新《少年法》第三章专门就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作了应向家庭法院提起公诉的规定，这在各国少年法规中，可以说是一个独特之处。

日本非常重视预防少年罪错问题，专门设立了青少年对策部，并由具有学识经验的人组成青少年问题审议会，负责制定少年基本施政方针。日本还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地区组织。主要有：少年辅导中心；防犯协会和母亲会；学校与警察联络协会，工作单位与警察联络协会等。同时还有早期发现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辅导活动：街头辅导、少年商谈、发动志愿从事青少年保护工作等。儿童商谈所是日本针对少年儿童独创的一个机构，凡属少年儿童问题，包括社会的、家庭的、先天的、后天的、生理的、心理的，都可以由家长单独或者家长与子女一起同儿童商谈所的专业人员共同研究探讨。另外，日本还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地区组织，主要有：少年辅导中心、防犯协会和母亲会、学校与警察联络协会、工作单位与警察联络协会等，同时还有早期发现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辅导活动，比如街头辅导、少年商谈、发动志愿从事少年保护工作等。根据日本已经批准的《北京规约》的宗旨，在尊重现行法精神的同时，进行强化少年自律成长的帮助，直至摸索出站在少年角度适合少年的司法方法和矫正措施的努力十分必要。[9]

台湾有一部专门的少年罪错刑法即1962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对已经发生的少年犯罪及不良行为作了的处理规定，《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少年是指12岁以上未满18岁之人，台湾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少年犯罪是指14岁以上18岁未满之人实施的符合刑法构成要件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未满14岁少年没有受到刑罚的可能，广义的少年犯罪系指12岁以上18岁未满的人的犯罪行为。虽然1962年通过了《少年事件处理法》，但是“行政院”迟迟未付之实施，一直到法案公布后的九年才开始实施，此后，在1976年、1980年、1997年、2000年经历了几次重要的修订过程。可以说，《少年事件处理法》确立的“以保护处分为原则，刑事处分为例外”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精神，开启了台湾少年司法制度的大门。[10]少年进入司法体系的程序是先经过少年警察的移送，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罪的事实进行调查决定审判或不审判。（一）少年警察，目前台湾地区少年警察的工作组织有：在刑事警察局预防科内有少年组，台北市有少年警察队，高雄市警察局及其他各县市警察局一般在刑警大队内设有少年股。（二）少年法庭由推事、观护人、书记及执达员组成，少年法庭设置观护人，为少年法庭最大特色，其职务为：调查收集关于少年管训事件之资料、对于少年观护所少年之观护事项、掌理保护管束事件、对于少年法所定之其他事务。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不得公开，对少年犯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如情节轻微，可以减轻免除刑罚，交付保护管束，至于什么是保护管束下文将会提到。

台湾地区对于少年犯罪的刑罚执行的非刑化措施，不仅在日本《刑法》中做了明确规定，而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中有极为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此外在所谓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做了规定。[11]台湾地区对罪错少年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即机构式处理方式和家庭式处理方式。（一）机构式处理方式。①少年监狱，少年监狱执行对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少年，目的在于将犯罪少年暂时与社会隔离进行教育，使其将来能重新适应社会。②少年辅育院，少年辅育院把不送监执行的犯罪少年置于一定处所，施以品德教育和技能训练知识教育，使其在出院时能顺利的谋职或继续升学。③少年观护所，少年观护所是在审理前，将犯罪少年收容于观护所中予以保护，并由专业的观护人做深入的个别调查、鉴别，提供少年法庭在处遇时作为参考。（二）家庭式处理方式。一种是交付保护管束，交付保护管束就是责令少年之法定人、家长、最近亲属、现可保护少年之人或其他适当之人对罪错少年进行观护，另一种是更生保护，更生保护的性质具有基层性，作为家庭的一个延伸，其目标是使接受保护的人和辅导保护出狱人能够自力更生及适应社会生活，同时预防再次犯罪。

台湾司法体系的特色体现在少辅会和少年福利服务中心的设置，少辅会，与少年辅育院是两个概念，它是区域性青少年犯罪防治计划措施，主要是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拯救罪错少年，对象主要是少年警察所发现的轻微违法行为的个案，兼具预防与治疗的效果。少年福利服务中心目的在于对失依失养少年提供福利服务，它仍然处于罪错少年偏差行为初级预防阶段，以辅导为主，若遇有严重问题才转送到到其他矫治机构，该中心通过举办各类有益活动，提供各类必要辅导和职业训练等，来实现设立该中心的初衷。

3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做法比较及启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少年罪错行为司法防治有他们的一些共性也有各自的一些个性，无论是共性，还是个性，都有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先说共性，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少年罪错法律规定和相应的司法机构（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设有少年法庭，英国设有少年法院，德国少年司法机构更加细化，分为刑事法官、刑事会议和刑事法庭，日本少年罪错案件由家事法院管辖），而且不仅有如何惩治的规定和操作，也有如何预防的一些做法和经验，特别重视犯罪的事前预防亦即一般预防（而我国只重视事后预防亦即特殊预防），同时对罪错少年都提倡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理念，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对预防少年罪错（未成年人犯罪概念本身就不科学，这在文章第一部门已经论及）也作了一些相关规定，但是从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尤其是各级政府机关没有有意识地对预防少年罪错实行综合治理，更没有根据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心理矫治和预防犯罪对策的研究，对少年的家长及监护人的宣传教育做得还不够等等，同时，我国没有专门的少年罪错法律，相关规定散见于《刑法》、行政法规以及一些司法解释中，立法上粗糙而滞后，理念上仍然奉行报应主义，处罚上比照成年人从轻减轻实际上是一种虚幻。[12]虽然继1984年上海长宁设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各地陆续有一些积极的尝试，但是并没有普遍设立少年法庭，有学者从法律基础、实践经验、经济基础、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等方面论述了少年法庭设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普遍设立少年法庭势在必行。

再说个性，英美法系更加强调社区预防矫正，更加强调少年道德教育，更加强调国家对少年罪错防治的主导作用，大陆法系更加强调轻刑化处罚，更加强调刑罚替代手段，更加强调保护处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差别与两类国家和地区国情区情密不可分，但是他们都有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我国在社区预防矫正、刑罚替代手段以及保护处分方面有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在实践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造方法，如社会帮教措施、工读教育、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社区服务令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造方法在防治少年罪错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措施和方法的局限性，他们还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如较多地采用设施内处置，较少采用设施外处置，而且设施内处置的许多做法还有很多不尽合理值得商榷之处，同时，送法进社区、送法进学校，加强少年法制教育亟须加强，刻不容缓。所以，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原有的措施方法，同时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比如建立法院牵头指导下司法局、街道、志愿者配合的社区防治工作体制，法院在案件审判时邀请他们参与整个过程，当庭听取法官介绍的罪错少年成长环境、原因分析、宣判结果和处理建议，让他们对罪错少年有一个初步感性的认识，以便进入有针对性的开展少年罪错防治工作。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力度，积极发挥国家对少年罪错防治的强大力量，这些统统对我国少年罪错司法防治有借鉴意义和积极影响，我国应当对其实行拿来主义。

参考文献：

[1]张利兆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2.

[2]谢彤著.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2.

[3]Cesare beccaria:《Of crime and punishments》Introduction by Marvinnolf gang Foreward by mario Cuomo Marsilia Publishers 1996 Forward.

[4]赵可编.国外警学研究集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375.

[5]张忠斌著.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77.

[6]张利兆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5.

[7]郭翔.国外这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载少年儿童研究，2007，（5）：3.

[8]陈敏男.少年事件处理法之保护处分与刑法保安处分之比较研究.台湾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2年度硕士论文：33.

[9]张利兆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67.

[10]张利兆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