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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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排他性和竞争性，这种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使得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方式提供服务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已经出现名称混同、虚假招生宣传、贿赂、诋毁竞争对手办学声誉及不正当的人才引进等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目前规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制度严重缺失，而且现有的规制立法层次较低鉴于我国立法的现状，可突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地位．以行为定主体，将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该法规制范围，这样既有利于全面涵盖各类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满足法律规制的普适性要求，又有利于提升调整该类行为的立法层次，满足规制法律的权威性要求。

一、高等教育与竞争

(一)高等教育的定位

由于高等教育传统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非排他性和消费非竞争性，一直被视为“纯公共产品”，主要由财政支付教育服务：不过，在各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教育运作模式，如非营利性(non proift)教育、营利性(for proift)教育和可营利性(proiftable)教育，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可以依据支付能力选择购买的服务…。同时，根据WTO规则中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j条的规定，除南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贸易服务范畴，陔协定将教育服务作为全球十二大类服务贸易的第五类，认定教育可以作为一种“商业存在”，即一部分教育分化成为在商业运作机制下被消费者购买的服务。这样就为教育属性分化以后的定位提供了国际法依据。正因如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校长密尔顿·艾森豪威尔这样说道，“高等教育和商界基本上是相互依赖的。一个需要资金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另一个需要有教养的公民创造财富”。总的来说．高等教育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即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它具有以下特点：

1．较强的外部性 这是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性质。外部性是指人们的经济行为对他人或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利益或成本影响。个人获得高等教育之后，不仅个人受益，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振兴发展主要得益于知识创新的推动，而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就更为突出。高等教育的这一特点使得其市场提供者所能获得的个人效用，将由于利益外溢而小于他所应得的利益总量。

2．排他性和竞争性 这是高等教育作为私人产品的性质。排他性是指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凭借这种消费给自己带来效用更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等，但这种资源是稀缺的，一旦被某一个人占有，就不能被其他人占有。即一个人享用某种服务后，就会减少甚至排除其他人对该服务的享用。同时，提供教育的机构有可能把这种有限的资源分割开来，提供给最需接受教育的人，而他们每提供一定数量的资源，边际成本一般来讲大于零，且按产品单位付费，谁享用谁付费，谁不享用谁不付费，多享用多付费，少享用少付费，此即高等教育的竞争性。显然，排他性和竞争性决定了高等教育不仅是商品，而且是私人商品。

(二)竞争对于高等教育的独特价值

1．竞争对于高等教育具有必要性从规模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行业近些年发展态势快速，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11所，同比增长11．3％，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全圈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249．56万人次，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2％，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形成。从质上看，随着社会经济多元化出现，社会需求多样化使得不同素质的人们不仅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强劲，而且对成人教育、自学、培训等教育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高等教育正朝着多样化发展。为满足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高等教育机构有必要引进市场机制，加强竞争，增加不同种类的供给，通过市场调节供求和优化资源配置，以满足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性。

2．高等教育的竞争性提供具有可行性 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既能以政府供给方式生产出一般“公共产品”，又能以市场方式生产出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而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市场早已形成，且近年来竞争态势更加明显，不仅民办与公办高校、专业培训机构与传统高校、国外与国内高校竞争激烈，如香港大学等高校也扩大了在内地的招生，直接与内地高校进行竞争。这一切显示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日渐开放、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竞争的概念对于任何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而言，无论是在大众化之前，还是在大众化之后，都是无法回避的。仅有的差别，或许只在于以前的市场竞争远没有现在来的直接和剧烈。

二、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不断培育教育市场的竞争格局，但在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了恶性竞争情形，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名称混同行为 公立高校与民办高校在学校名称上的严格界线为二者打上了竞争力迥异的“商标”。于是一些民办高校就在名称上动手脚，欺骗学生和家长。具体表现为：(1)未经合法程序擅自改动校名的行为。如“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和“西安思源职业学院”为提高自身的“档次”，擅自将核定名称做了更改，去掉了“职业”二字。这样改动后，考生和家长根本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学校，甚至还以为是国家统一招生的全日制普通高校。(2)傍名校行为。名牌高校在广大学生和家长心中代表了过硬的教学质量和便利的就业机会，一些民办机构利用学生和家长的这一心理，在名称上制造与名校混同的效果。例如在全国拥有多处培训点的北大青鸟集团是北京大学下属大型高科技企业，与北京大学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法人，但在名称上却使很多学生和家长误认为与北大有办学方面的联系，这种借用名牌高校提升自己优势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傍名牌”。

2．虚假招生宣传行为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为在招生大战中处于优势，不惜采用虚假广告或其他方式吸引学生和家长。具体表现为：(1)模糊办学资格。如只能进行考试培训的机构谎称能招生全日制学员，只有专科教育资格的学校谎称能招收本科生等。(2)隐瞒文凭性质等重要信息。如刻意对发放的文凭性质含糊其词，只说是颁发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对其是属于自考性质，还是只能参加成人高考却刻意隐瞒。(3)夸大办学条件。一些高校在招生简章中大肆渲染办学条件，对学校的师资、设施、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等进行虚假宣传。(4)假承诺。一些竞争力较弱的高校为吸引学生，打出诸如包分配、百分之百就业等广告。

3．贿赂行为 (1)招生回扣。一些学校与生源学校私下达成协议，或组织“招生”，承诺每向招生学校输送一名学生，招生学校给予输送者一定数额的金钱回报，或提供其他报酬。(2)学科建设和科研活动中的贿赂行为。时下想要争取到重点学科和科研项目的学校很多，但数量有限，因此一些学校专门拨出“公关费”，给评审专家请客送礼，贿赂评审专家，以不正当竞争手段促成自己学校在申报中获得成功。

4．诋毁竞争对手办学声誉行为 捏造、散布其他学校办学条件恶劣或教学质量低下等虚假事实，使竞争对手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5．不正当的人才引进行为 师资力量在高校竞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部分高校为在短时期内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提升师资质量，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人才竞争现象，具体表现为：(1)档案优惠政策。人事档案制度是人才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应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转递和流动。但部分机构为吸引人才，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如不要人事档案、为引进人才重建档案等，变相纵容违法跳槽行为，侵害原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2)集体跳槽。集体跳槽不能简单定性为道德问题，从竞争法的角度，这类行为的背后是接受人才的机构利用不正当手段，挖走竞争对手的全部或大部分专业人才，导致竞争对手的相关专业陷于崩溃，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性。如发生在2005年的北京某高校刑法研究基地大部分教师集体跳槽，加盟另一高校，致使该高校的学科建设遭受重创即是典型一例。(3)虚假承诺。有的高校为引进人才，在其签约前许以优惠待遇，但后来承诺并未兑现，侵犯了人才的合法权益，也造成原单位人才的不正当流失。

四、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当前法律规制的缺陷

目前对于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1．法律制度缺失严重我国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家完全垄断，根本不存在竞争的前提。受此桎梏，改革后出现的高等教育不正当竞争行为一直也未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按照这一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因其营利性特征而备受质疑，能否适用该法也成为一个问题。其他专门立法如《教育法》(1995年)和《高等教育法》(1998年)对此也未作任何规定。目前对此进行调整的立法仅见于《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第62条，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分别规定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以及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该条也只规定了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未涵盖上述所有已经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规制高等教育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2．立法层次较低现有的规制立法多以规章形式存在，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独立学院招生丁作管理的通知》(2005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审查普通高校招生章程的紧急通知》(2006年)、教育部《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2007年)等。由于这类规章的制定在程序上不如法律严格，权威性不够，无法强有力地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这类违法行为愈演愈烈。

(二)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鉴于我国立法现状，笔者认为应突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规制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基本法的地位，将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该法规制范围，这样既有利于全面涵盖各类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满足法律规制的普适性要求，又有利于提升调整该类行为的立法层次，满足规制法律的权威性要求。其实，《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并非该法适用范围的唯一依据，该法总则中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作为立法宗旨，分则中将经营者以外的行政机关、公用企业和第三人同样都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因此，应当转变看法，改“以主体定主体”为“以行为定主体”，即行为凡是妨碍市场公平竞争，无论行为人是谁，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都应受该法的规制。这样，无论是具有营利性的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和培训机构，还是不具备营利性的公立高校，因其参与高等教育领域市场竞争的行为特征，都应接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1．对名称混同行为的法律规制名称混同行为是采用欺骗性标识引人误解的行为，如民办高校假冒公立高校的名称标识，或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假冒名牌机构的名称标识，或故意将自己的名称标识做成与其他竞争者极为相似的名称，或打着与名校联合办学的招牌傍名睥等对这类名称混同行为，完全可以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规定，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给与相应的行政处罚，并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对虚假招生宣传行为的法律规制埘虚假招生宣传行为除将其明确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之外，还应注意：(1)界定虚假招生宣传行为。虚假招生寅传行为包括欺骗性虚假招生宣传和误导性虚似招牛宜传。前者是指宣传内容与实际内容不相符合，如对提供的教育进行吹嘘性或夸大性宣传、虚构客观上不存在的办学条件的诈骗性宣传等：后者是指宣传内容并非虚构，但存在表达瑕疵，故意采用引人误解的表达方式，使学生和家长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如隐瞒影响学生和家长正确选择的关键信息的隐瞒性广告，或使用双关语或模糊性语言规避对自己不利信息的歧义性宣传。这两类虚假宣传行为中，欺骗性虚假宣传认定较为容易，为认定标准客观，而对误导性虚假宣传行为在认定上就并不容易，因为对其认定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某些宣传的内容虽然是真实的，但仍有可能产生引人误解的后果。2)全面适用广告审查制度。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广告审查制度只适用于民办高校，但事实上，公立高校也开始采用广告等方式招生，独立学院更是常用虚假宣传方式招生，屋害考生及其家长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适用广告审查，促进该领域竞争秩序的健康发展。(3)扩大虚假招生宣传民事责任的种类。从目前追究虚假招生宣传的民事责任种类来看，立法者只采取退同所交学费一种形式。但根据合同法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受害人还有权要求相应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

3．对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对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回扣行为可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进行规制：“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而对于学科建设和科研活动中的贿赂行为，虽然一些地方政府规章早已作出规定，如江苏省教育厅在2005年l2月的《关于开展“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重点学科遴选工作的通知》中就规定：“加强行风、学风建设，禁止请客送礼，游说评审专家等不正之风。若发现申报材料严重失实或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省教育厅将取消有关学科的申报资格”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该省，规制力度有限。事实七不正当的贿赂行为挤占了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得的资源，造成竞争秩序混乱．属于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当然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同。

4．对诋毁竞争对手办学声誉行为的法律规制竞争市场的本质是它的非个人特征。在竞争的条件下，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声誉一日_形成，就具有严格的人身特定性和明确的指向性，能形成学生及其家长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合关系”。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声誉是其拥有的独有社会资源，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指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将诋毁仅限于“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存在规制范围过窄的缺陷，因为有些说法尽管建立在一定客观事实基础上，不是严格意义的失真和虚构，但其表达要么真实而不全面，要么陈述不当，如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等，也具有“贬损”的意义，仍应归入诋毁声誉行为。例如某民办高校在对外宣传自己的就业率时，将自己就业最好的专业就业率作为该校的就业率与另一高校就业最差专业的就业率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虽然客观但却是通过不适当的说法来提升自己办学优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应受到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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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法；校企合作；生均预算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职教育招生规模将近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思想基础、内容结构、可执行度等诸多方面与现实已有很大距离，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本文基于当前高职教育发展遇到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就相关立法提出几项建议。

应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

从1998～2008年，高职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学生已经成为重要的受教育群体，需要相应的法律给予规范和保护，需要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办学行为。

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制约了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法》主要是规范普通高等教育的，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具体规定。《高等教育法》共八章六十九条，其中只有一处出现“高等职业学校”字眼，即第六十八条：“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另外，《高等教育法》也没有高职教育所需“双师型”教师相关的条款，不利于激励人才流向高职教育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多针对中等职业教育作出规定。这部1996年开始实施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当今高职教育发展。地方高等职业院校无法直接引用其中的相关条款解决当前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问题。诸如资金投入、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设置、招生及毕业生就业等问题。

为了突出高职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相关部门应制定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或在《高等教育法》中对高职教育作出专门规定，制定高职教育相应的法规及实施细则，以确保高职教育的顺利发展。

校企合作应立法

通过立法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意识，如德国在1969年对过去各种职业训练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形成了《职业教育法》，对初级职业训练、进修，职业训练和改行转业等做了进一步严格而明确的规定，没有在职业院校培训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不能上岗；加拿大立法规定企业有义务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为了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热情，还应该通过立法保证企业能在其中获益。例如，英国在1964年颁布的《产业训练法》中规定，国家通过征收培训税对参与产业训练的企业主给予经费资助，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英国企业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同样，法国规定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可减少缴税。

高职教育经费应立法

根据发展中国家对教育成本的统计，高职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即发展高职教育需要有更大的投入。因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应对高职教育经费的来源、筹措、分配、使用、管理、监督等做相关规定，保障高职教育投资，扶持高职教育发展。美国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有当地财产税、州政府拨款、联邦政府资助、学生学费等，其中，当地财产税约占学校收入的45%，州政府拨款占学校收入的18%～20%，联邦政府资助约占10％，学费在学校经费中只占8%～10%。其中大量的拨款和资助主要用于增设新的急需的专业课程和培训计划，以及向残疾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资助。我国职业教育法律监控系统尚不健全，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明显。《职业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进行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规定各级政府以及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机构并没有完全依法办事。通过分析2003～2007年《中国教育年鉴》可知，全国及各地共分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惟独没有高等职业院校生均预算，这与国家重视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形成强烈反差。我国高职教育主要有政府办、行业办、企业办、民办等四种金类型，四类高职都不同程度存在经费紧张的问题，非政府办高职处境更是艰难，主要靠学费收入维持办学。所以应加强相关立法，保证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

明确保障高职教育“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规定

拥有和保持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高职教育院校教师的职称评聘工作完全套用学科型院校模式，教师很难享有双职称的评审和聘用权，这影响了教师提高专业技术的积极性，造成“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困难重重。因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应建立具有高职教育办学特色的教师职称评定标准与制度，鼓励教师在取得高校职称的同时，努力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严格监督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已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律实行有效的监督，是国外许多国家职业教育法规在保障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德国的《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都明文规定违反职业培训条例就是违法，可“判处关押”或“处以罚金”。日本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明确规定应设置监督部门，并且专门设有“罚则”一章来论述监督和惩罚。在奥地利，其教育部设立了法律局，各州的教育部一般也都设有法律司或法律顾问，从而对已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实施宣传、审查、咨询和监督。美国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主要由两方面来完成，一是由教育利益集团参与、监督法规制定和执行；二是由法院对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实行监督和调节，社会各阶层人士、团体、个人都可以向法院上诉，由法院裁决，直接监督和调整职业教育方针和政策。此外，各国的教育审议制度也充分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的监督，如法国的全国教育审议会，德国的联邦及各州教育计划委员会，美国的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英国的中央教育审议会等，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及法规的实施效果，都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尽管各个国家具体国情有所不同，但除了制定指导性的实体法如职业教育法之外，进行配套的程序法及制度建设是其共同点。

加强除学校之外的相关职业教育立法

职业教育立法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促进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结合，促进产学结合、工学合作，促进构建完整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从而为社会所有人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创造条件。我国已有的职业教育法规对学校职业教育的规定较多，对企业职业培训、社会培训、普通学校职业指导、终生教育等方面的规定较少，这种立法的不平衡状态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环境的形成，最终不利于高职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姜俊和，王晓茜.国外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发展[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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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是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的活动。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运作即是一种执法权力的行使，有权力必有制约，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才能确保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和预定的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越轨。[1]高等教育行政监督是指有关行政机关对高教行政主体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是否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的活动。它就是对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一种法律制约机制。为防止有关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滥用执法权力，促使其合法、高效地实施执法活动，必须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这既是保证行政执法在高等教育中真正落实的关键，也是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执法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

从我国法律制度和高等教育体制的现实状况来看，作为高校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主要包括:

1.高等教育执政执法责任制度。高教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是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为了履行法定职能、执行教育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任务，通过对法律职责的层层分解，将这些任务落实到相关工作部门和个人，从而制定出来的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在实行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转换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执法力度的强有力措施。它为推进高教行政管理法制化进程、依法促进和保障高教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2.高等教育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一项法定的、专门性的、非诉讼意义上的行政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指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个体及教育行政相对人，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或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政府申诉理由，请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2]。高教申诉制度包括高校教师申诉制度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它是保护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

3.高等教育行政复议制度。高教行政复议是指高教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出申请，请求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制度。它的性质是一种行政救济机制，是为相对人提出的一种为保障其合法权益免受非法、违法或不当行为侵犯的救济制度。[3]

4.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高教行政诉讼制度是指高教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或其他教育行政执法主体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以保证教育行政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存在的缺陷

为了保障高等教育法律的实施,必须加强对高等教育法律实施的监督。我国目前的法律实施监督体制包括: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体制严密，但运作起来往往有差距。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监察法》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使高教行政执法监督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新修改的《行政监察法》虽然填补了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空白，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水平，但是配套的实施条例、细则尚未修改，对高教行政执法的监督更是缺乏针对性。高等教育执法监督总体上讲，起步较慢，有的监督实施问题目前尚在研究、探索和试验过程中，因而，高教执法监督立法是整个高教法制中的薄弱环节。迄今，全国和地方性完整单项的高等教育执法监督的程序法仍是空白，而执法监督的内容大多数分散在以实体法为主的教育法规之中。执法监督的程序法规不构成体系，这就削弱了教育执法监督的力度，影响改善和强化对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实施的有效检查。

2.一些高教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低，权威性差。例如，从目前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内部职能划分看，教育督导应当是担负教育执法监督职能的。在高等教育中，教育督导也应有同样的监督职能。但由于对教育督导职能规定模糊且是部门规章，年限又早，缺少必要的约束力、影响力，所以，我们大部分高校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并没有定位于教育执法监督上，或者着力点并没有放在这上面。由于教育督导定位和开展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职能过于分散，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免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工作。

3.高教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尚未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系统内部已经形成了教师、学生申诉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监察制度、行政审计制度等一整套完整的内部监督体系，但各项制度的监督主体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和具体等问题，他们彼此间又缺乏联系和沟通。

4.社会监督的力度不够。社会监督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非国家机关往往对教育执法的执行没有过多的关注，并没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致使社会监督落实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

四、健全执法监督体制，强化高教行政执法监督的对策

为了保证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能够依法治教，保证《宪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能真正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监督保障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和完善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是我国的监督机关，但人大要实施有效监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形式的运用是否恰当、充分。以往地方人大监督常常显得软弱无力。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更好地行使监督权,都在努力追求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深度与力度，探求更加有效的监督形式。如评议监督，这给监督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民主渠道得到了拓宽，监督职能也得到了强化。因此，要强化人大的监督权，树立国家权力监督的权威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大的监督机制。

2.强化内部监督。教育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能否自觉依法办事和严格执法，不仅仅取决于教育执法人员的思想觉悟，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部门内部监督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教育机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教育执法人员增强工作责任感，树立良好的执法职业道德，增强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自觉性。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错案追究制”，使不严格执行教育法律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再次，尤其要强调高校内部对管理工作者工作的监督，确保一线教师地位的提高，保护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畅通。

3.加强群众监督。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高等教育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在实践中切实适用，以保障高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更加积极地宣传高校的良好形象。接受学生家长及其他社会群体的监督，是我们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催化剂，也是减少高校教育纠纷，避免被司法审查的良好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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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高等教育发展启示

一、韩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一）放任自由期——20世纪50年代

二战结束后韩国社会动荡、百业待兴，当时美军政当局及韩国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发展，结果使得民办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并为日后社会力量办学成为韩国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为学校层次和类别单一重复、学科及专业设置具有盲目性等问题埋下伏笔。高等教育呈现放任自由发展的态势和无政府状态，因此被称为放任自由期。

（二）整顿控制期——20世纪60年代

1945年—1960年，韩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了近12倍，在校大学生达到10万多人。经济萧条和盲目扩招带来的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引发了，高等教育进入低潮期，此时政府通过大规模整顿学校类别、调整学科层次结构、控制大学数量，实现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调控和宏观规划，为70年代韩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迅速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

到1970年，韩国基本扫除了文盲。高中到大学以及专科学校的升学率为26.9%。这主要归功于这段时间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飞速发展提高了对工人技术的要求并增加了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从而刺激了韩国高等驾驭的体制改革和规模的持续扩张。

（四）调整改革期——20世纪80年代

1980年，韩国高等教育学生数由1970年的20万扩大到6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4.7%，基本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采取加大政府预算中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扩大理科招生规模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全人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及终身教育”的教育改革目标得以展现。

（五）自主特色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

90年代，韩国出现了适龄人口下降，升学压力减轻的形势，对此，韩国政府颁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将高等教育改革推向普及高等教育的终身学习社会制度的转变，并且提倡多样化、自主化和特色化的办学模式。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发展。

二、韩国高等教育发展显著特点

(一)调整办学规模，普及高等教育，展现教育公平

高等院校数量从建国初的19所增至1999年的354所，在校生人数从7000余人增至315.4万人。在大众化程度上，1980年，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4.7%，实现了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化；2002年，毛入学率超过6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07年高中毕业率达到或超过90%的国家中，韩国在芬兰、德国、希腊、爱尔兰、日本之后列居第六。

（二）调整教育政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1.优化私人与公共资金的投入

韩国高等教育主要依靠私人资金的投入。韩国2004就读私立大学的人数在初级学院是95.7%大学是78.4%，私人高等教育花费占总花费的比例居世界第一，同年，公共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占GDP的0.4%。让更多的私人资金投入支持高等教育就能节省出更多的公共资金用于基础教育，一方面将使得基础教育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把高等教育作为投资手段的私人而言，符合了追求投入和产出最优比的心态，因而又确保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转贴于

2.引入教育评估制度

大学评估是教学品质的提升和保障。基于此，韩国引进了美国的评估模式，采用新的大学评估制度，包括大学财政资助评估、综合大学评估、学术评估三种类型的评估。其中大学财政资助评估结果将作为政府拨款预算的一个重要根据。新的评估机制使韩国大学的办学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教育设施、师生比等物质环境条件得到改善，增强了大学改革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三、韩国高等教育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调整办学规模，兼顾就业压力，保持学校特色

20世纪60年代韩国盲目扩招，带来的就业难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历历在目。这就提醒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时，既要考虑到解决适龄教育人口的问题同时还要兼顾就业预期的压力。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打造世界一流综合大学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许多高校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避免合并浪潮，增设了一些不擅长的院系，使得学校的特色教育资源有所流失，影响了高校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调整办学规模时，要协调好招生数量与就业预期防止出现就业难的状况；要加强建设学校优势学科，保持学校办学特色，为学校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提高高校竞争力、为国家建设提供优质人才。

（二）注重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

二战以来，韩国颁布了多部有关高等教育的专项法规：《大学延期服兵役法》(1950年)、《汉城大学综合化法案》(1969年)、《学术振兴法》(1979年)、《虚拟大学法》(1997年)和《高等教育法》(1998年)等。这为扶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在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的及时性上还有更广阔的进步空间。

（三）优化师资队伍，确保教育质量

韩国教育部规定，到2002年招聘留校毕业生当教师的比例要下限制在35%以内。这样做一方面能减少就业聘任时的腐败事件，另外一方面能使教师结构呈现多样化，为教育发展注入活力，也能减少门第之间的矛盾。当然这样做也会使得学校在教师培训方面加大投入，并且承担更多的责任风险。因此，优化师资配备是确保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在教育改革时也会碰到相似的问题，抓紧师资队伍的建设采取少而精的业务高要求，适量配比的任用原则也将是确保我国教育质量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留拴.中韩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03，(4)：73.

[2]施晓光，具滋亿.提高大学竞争力：韩国经验[J].高等教育研究，2005，(9)：101.

[3]陈立.韩国政府21世纪大学发展策略述评—兼论近年来韩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J].比较教育研究，2003，(3)：20-21.

[4]李山水.韩国教育改革的得与失[J].高等农业教育，2004，（1）：3-7.

[5]马越澈.韩国的高考制[J].现代高等教育(日本)，2002，(10)：44.

[6]程爱洁.韩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点[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4.

篇5

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困境

（一）身份上的困境

近年来，歧视民办学校的政策仍在延续，甚至新的歧视性政策还在出台，在观念上矮化民办学校的身份与地位。整个社会对民办学校“另眼相看”、“心存疑虑”，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名分存在不同。公办学校是事业单位，而民办学校是民间非企业组织，或叫“民间组织”、“社会组织”。

（二）资金上的困境

1.民办高等教育资金短缺

办学经费渠道单一且不稳定。相对公办院校来说，民办院校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由于生源的不稳定使办学经费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加上民办高校融资渠道单一，一方面，缺乏社会捐赠机制上的激励，导致社会及个人捐赠稀少，另一方面，又使民办高校资金短缺的问题雪上加霜。

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保障

第一，法人属性模糊，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税收优惠政策。第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难度大，不能享受和公办教育的同等待遇，造成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事实上的不平等境遇。第三，如何适用国家有关学校税收优惠政策，界限不清晰。这种做法表面上把民办学校当作非营利组织，事实上又把民办学校视为盈利机构。有些地区还出现对民办学校补征企业所得税的现象。第四，视同企业缴税，有违公益属性。完全将营利性学校等同一般企业对待，民办学校则需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10多种税。

（三）人才上的困境

一方面，生源质量较差。由于民办高校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低、学费相对高昂、学生的待遇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导致民办高校很难吸引品学兼优的学生，而大部分录取者是落榜考生，生源质量无从保障。

另一方面，教师队伍不稳定。虽然众多法律法规规定“允许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切实保障民办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对民办学校教师的不公平待遇，在民办学校工作的公办教师总有后顾之忧，认为回到公办学校工作才是最好的归宿，导致大部分公办教师回流归队。

二、现有的扶持政策及存在问题

（一）现有的扶持政策可操作性差

政府出?_的许多扶持政策大多只停留在政策层面，无法落到实处。如《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缺乏更为具体的激励政策，出于贷款风险及自身利益考虑，民办高校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依然困难重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法律地位平等，民办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但在实施过程中，这成了一纸空文。政府“官尊民卑”观念严重，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导致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无法保障。

（二）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学的社会参与度不断扩大，有关民办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出现不衔接、不配套和自相矛盾的条款，形成隐性壁垒，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民办教育事业被定义为公益事业，规定民办院校具有法人条件，但没有明确法人属性，也没有出台具体办法。“民办非企业法人”并非“事业”法人，行政部门把民办院校作为“企业”法人对待，税收按企业规定办理。《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非营利组织获得免税资格认定的条件之一是“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此规定导致大多数民办学校无法获得免税资格，从而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三）政府对民办高校管理上存在偏差

在对民办高校的管理模式上，政府习惯沿用对公办高校的管理方法，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了政府的强制干预，导致民办学校在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学历授予、质量评估方面均受到诸多限制，无法发挥民办学校办学自主且机动灵活的优势。

三、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在制度上的扶持政策

1.思想上正视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

要转变思想，不分投入体制，树立公办民办都是党办都是国办的观念，树立“公办、民办教育一体化”的教育体系观，把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纳入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教育业绩评估上来。政府和其职能部门要改变“国家主义”的观念，正视民办学校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确立“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公平竞争与合作。

2.法律法规保障

构建完备的民办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在学校法人属性平等、学校税费平等、教师保障平等等方面，清理政策和法律上的障碍，改变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歧视现象。加强对民办教育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研究，使民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取得应有的理论地位。另一方面，制定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有关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银行贷款、建设用地、教师权益保障等各项法律条例，形成完善的民办教育法律政策体系，切实改变现有法律过于原则化、操作性差的状况，保障民办教育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同时，加强《民办教育促进法》与部门法律法规的协调与清理，解决法律法规之间的内在冲突，实现民办教育的同等法律地位。此外，政府要抓好民办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明确有关部门的执法职责与分工，完善执法程序，提高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认识，把重视加强民办教育法制工作、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作为衡量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志和考核领导工作成绩的重要内容。

3.落实民办公办高校的同等待遇

在教育系统内部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同等待遇，特别在学校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一视同仁，可以分类投入，但不能分身份待遇。

（二）构建民办高等教育的政府资助政策

1.完善财政经费资助政策，承担政府责任

目前，我国在发展民办教育的实践中提出“办学经费自筹”，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办学过程中，并不能理解为政府无需给予必要的资助。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对于民办学校的财政支持政策具体化、制度化，履行好财政资助者的责任。

我国的财政经费紧张，在对民办高校的经费资助过程中可以略有倾斜，对于办学水平高、社会满意度高的学校给予经费资助作为鼓励和奖励。对民办高校的资助，即可以采取直接的财政拨款方式，也可以采取间接资助方式，比如设立民办学校发展基金，提供补助金和长期低息贷款；放开助学贷款对民办学校学生的实际限制，通过贴息和提供担保等方式，加大对民办学校学生贷款的支持等。

2.明确民办高校的税收优惠配套政策

第一，完善民办教育税收制度，保障健康发展。完善针对不同类型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非营利性与盈利性分别采取相对公平且有利于各自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细化合理回报解决办法，区别对待不同诉求。

第二，制定有力的扶持政策，最大限度的引导和保障公益性。通过分类管理，让非营利的民办高校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原本积累的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可保持不变，但学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学校收益不能成为私人收益，不能用于分红，可以继续用于发展民办教育事业。

第三，支持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对营利性民办教育也要免收营业税，实行真正的所得税，并采取低税率政策。鼓励公众捐赠教育、对捐赠者个人或组织给予所得税扣除额优惠，建立直接“捐赠抵税”制度。

第四，明确营利性学校征税范围比例，使其获得优于一般企业的税收优惠。

3.奖学金、助学贷款政策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国家奖学金的发放、助学贷款的提供应面对所有高校的学生，而不应把民办高校的学生排除在外，但现实情况却是，民办高校的学生缴纳的学费高而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待遇少，这是非常有失公平的。要一视同仁，保障民办高校学生的应有待遇。

（三）政府?γ癜旄叩冉逃?的人才扶持政策

1.在生源上的扶持政策

扩大招生自主权、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推进办学体质机制创新。以此来保证民办高校的生源。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第一，建立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教师合理流动机制。支持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展对口帮扶，鼓励公办学校派遣干部、教师到民办学校挂职或任教，鼓励民办学校教师到公办学校挂职锻炼。

篇6

1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保护

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包括自然性弱势群体和制度性弱势群体两种类型，从受教育权的角度看，弱势群体通常指那些由于生理、经济或其他原因而在行使受教育权时处于不利境地的人群或阶层，主要包括：贫困家庭子女、流动农民工子女、少数民族、女性和残疾人，本文论及的主要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贫困家庭子女、流动农民工子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获得接受教育的机［2］会以及获得接受物质帮助的权利。该定义可以看出，国家对受教育权的实现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增多，进入大众化发展的阶段。马丁·特罗（MartinTrow）的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理论说明，在大众化阶段，必然引起高等教育观念的变化，接受高等教育从少数出身好或天赋高或两者兼备人的特权成为具有一定资格的人的权利。一般认为，受教育权的内容包括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获得公正评价权。

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依然是稀缺性资源。稀缺必然带来利益的纷争，也会导致某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弱势群体作为缺失竞争力的利益集团，必然在和其他利益集团的竞争中得不到有效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实现和权利的救助就会受阻。这样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良性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甚至会造成恶性循环，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政府对弱势群体支助力度的加强，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导致受教育权保护制度效力过低

由于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高等院校过于集少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出现了高等教育资源失衡现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造成学生在高中毕业率、大学入学率、就学学校的层次及类型、所学专业、就业层次等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教育不公平所导致的问题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实质上是一种侵害；

第二，受教育权保护制度建构的缺失

首先，从立法上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支助弱势群体学生的法律，也没有专门的学生法，另外，《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配套法律法规也没有具体落实等等；其次，在法律法规的实施方面，即使我们制定一些关于弱势学生支助的条款，但在具体的实施中，由于资金的限度以及操作程序的人为干预导致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再次，在法律的救济方面，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没有申述的条件，救济的途径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根本上无法实现；

第三，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缺乏系统性

对高校学生的支助并不等于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高等教育是以一定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的取得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实现密切相关，且以它们为基础。弱势群体接受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质量制约着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的实现。但恰恰相反，目前关于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的保护大部分集中在对在校生的支助方面，虽然能够解决在校弱势群体的学费及生活费用问题，但依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保护问题，另外，从就业方面看，弱势群体往往由于资金和家庭背景所致，在找工作中也是处于劣势的地位。综合来说，对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的保护不能简单的考虑立法、执法、救济其中的一个因素；也不能仅仅考虑学校支助这一环节，我们要利用系统法学的观点，把对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中权利的保护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考虑，才能真正实现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

2系统法学视角下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

建构分析

系统法学源于系统论，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即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各个部分机械的、简单的相加。系统论将作为整体的“系统”分解为“要素”，同时关注作为系统存在条件的“环境”，研究系统、要素和环境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特征，探求系统的结构与系统功能之间的联系；系统法学理论认为，法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功能子系统在运作上是自成一体的，它运用运作（交往）在二阶观察层次上通过自我参照和外部参照的区分范式一方面与环境相区分，形成自我闭合系统，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环境的开放性。运作的自［3］成一体性以法律效力和平等原则为标志来表述。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系统法学，具有整体性、动态开放性、闭合性等特点。

2.1系统法学强调法律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法学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即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各个部分机械的、简单的相加。

首先，法律系统是由立法、执法、司法等要素组成的动态整体，组成法律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以一定的结构方式彼此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决定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实现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必须把立法、执法、司法放到一个系统内考虑，确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有必要加强学生法、少数民族教育法等法律的起草准备工作，确实做到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有法可依。

其次，对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保护应该包括事前保障与权利救济。事前保障主要是体现在立法上，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才有了权利保护的前提，另一方面，“无救济即无权利”，要保证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必须完善救济的途径，特别是要完善申诉的程序，只有把事前保障和权利救济结合起来了，才能保证公民更有效地实现受高等教权，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最后，对机会权、条件权、公正评价权的保护也要形成一个体系。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获得公正评价权三者有机组成了受教育权，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必然的发展要求。只有每个阶段的相应权利均得到保障，才能使受育权得以充分、完整地实现。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要注意把保证对机会权的平等享有作为保护受教育权的首要工作。

2.2系统法学强调法律系统闭合性

系统法学虽然承认法律系统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但也明确了环境对系统的功能只是影响而非决定，决定系统功能的是系统内部的要素和结构。也就是说，法律系统虽然生成于社会、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于环境的独立性、确定性特征，形成了一个自我发展的自适应系统。[4]换句话说，要实现法律系统运作自成一体，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同样，要保证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就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章制度体系，这是实现法律系统运作自成一体的首要条件。但目前我国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规章制度建设还存在种种问题。

首先，弱群体接受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的保度较少，且操作性不强。1980制定的《学位条例》，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法律内容来说，都非常不成熟，操作性也比较差。另外，有关弱势群体在接受高等教育中教育权的内容主要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体现，对于受教育的机会权、条件权、获得公正评价权等方面，虽然有所涉及，但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强。

其次，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配套实施办法也不系统，特别是关于权利救济的条款更加少。如在《学位条例》的二十条规定中，只有第二条规定了学位申请权，即“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如果学位申请权受阻，在学位申请过程中出现问题，采取何种救济途径以及实现的方式都没有提及。

再次，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法案不够健全，实施力度不大，难以全面保护贫困生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是还缺乏关于事前保障的法律法规。我国虽然自1987年颁布第一个有关助学贷款的《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每年实行贷款制度的办法》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学生资助的法规条文，但多是以建议性的政策法规为主，缺少必要的法规制度。

最后，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教育法，而在现实中，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贫困地区，要实现对少数民族学生受教育的保护，很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少数民族教育法。

2.3系统法学强调法律系统动态开放性系统法学强调系统的自我闭合性，并不是否认系统与环境的关联，实质上，系统法学强调系统在组织上是封闭的，而在物质及能量上是开放的。并且，只有通过自我塑成的组织方式即封闭性，系统才能保持与环境的接触，即保持开放性。系统法学将整个立法、执法、司法过程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执法和司法不仅仅是简单的服从立法，而是通过信息反馈方式反作用于立法，将法治过程视为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自适应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信息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形成一个闭合环路，达到动态平衡。同时，法律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成部分，与其系统环境中的各项因素密切联系，法律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交换。对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中受教育权的保护，除了法律制度的建设外，更多的是一种观念和资金支持，因此，在构建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与社会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的信息交流，获得文化观念的支撑和物质资源的支持。

3系统法学视角下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受

教育权保护制度重构建议

3.1以平等为原则，形成运作的自成一体的价值基础按照系统法学理论，平等原则是法律运作自成一体的标志。法定权利的实现会促进社会公平，同样，受教育权的实现会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在构建受教育权的保护体系中，要以平等为原则，形成运作自成一体的价值基础。具体做到受教育者主体人格和尊严平等、教育权利与义务平等和教育权力与责任的均衡、平等起点的教育机会平等、平等利用的教育机会平等、受教育过程中机会平等、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平等、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等等，高等教育阶段的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而应使所有人面对同样的评价标准和同样的被选拔机会。所以，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平等应该是保证平等利用的机会平等(能力本位或机会均衡)和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平等。

3.2完善法律制度，形成闭合的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

按照系统法学理论，闭合的法律体系是实现法律系统运作自成一体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完善法律规章制度。首先，要制定专门针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其次，要完善《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实施办法；最后，要完善对在校生的资助制度，扩大资助的对象，简化资助申报的程序。

3.3形成一体化的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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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依法治校；制度建设

一、依法治校的提出

1999年12月，前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教育法制工作会议上就依法治校作了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开创21世纪教育振兴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依法治校就是要在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按照章程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新格局。”2003年7月17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依法治校。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依法治校因此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依法治校”源自“依法治国”的理念，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高校重要的办学理念。特别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确立高校依法治校的办学思路和治校方略，对于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平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依法治校的内容

(一)依法治校的主体

高校“依法治校”，就是要求高校管理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高校的具体事务进行管理，体现出法治精神。就“依法治校”的主体——即高校的管理者而言，一般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宏观层面，国家机关以高校为对象，从外部依法管理和规范学校行为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包括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依法管理：微观层面，从高校自身的管理角度而言，高校管理者依法从内部对学校的各项具体事务进行管理。

“依法治校”所“依”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法”主要指专门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其中包括高校依据《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等上位法制定的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广义的“法”不仅包括狭义的“法”的范畴，还应该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等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高校“依法治校”既应依据专门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又应依据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一般法律。

(二)依法治校的内容

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的若干意见》及其他有关文件，高校依法治校的目标是：依法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各项民主管理制度，提高高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实现高校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这些目标细化开来，高校依法治校包含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第二，建立健全高校规章制度，理顺涉及高校的法律关系，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依法决策、民主参与、自我管理、自主办学的工作机制和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实现高校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规范化。促使高校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第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法律素质：第四，健全救济机制，建立完善的救济渠道，依法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形成良好的学校育人环境：第五，高校要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

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六，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校园。

三、依法治校视角下的高校制度建设

(一)高校制度

制度并不只是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是人们行为的普遍准则，如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都在制度的范畴之内。“制度”就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结合现代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对于“制度”的理解，我们认为“制度”是一种规则或规则体系，人们依靠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和处理事务。在此基础上。高校的规章制度，就是高等学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要求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法规、规章和章程，以及按一定程序办事的各项规定。

制度与法律有着内生的相关关系：人们普遍认可的。由国家立法机关将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是区别于一般制度的根本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依据是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高校的规章制度也不能例外。高校制定规章制度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其内容和执行程序等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不能随意创设，并且都应该纳入到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来。

(二)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就是通过组织行为改进原有规程或建立新规程。以追求一种更高的效益。高校内部的制度建设水平和机制创新水平直接决定着一所高校的发展水平。从大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学发展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突破性进展。无一不是以大学制度的局部或者整体性变革为前提。现代大学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大学制度结构的变迁。那些举世闻名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大师云集、学术精进、英才辈出、长盛不衰，无不得益于积极的制度建设和合理的机制创新。

在依法治校的总体环境下，高校管理者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建立与健全高等学校的制度体系。使学校的每项事务都能够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办理或处理，真正做到正确配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通过法律的形式彰显大学的本质和理念，从而达到突出学校办学特色，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声誉和核心竞争力，促进高校不断发展壮大的目标。 转贴于

目前，许多大学的规章制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各种类型的规章制度之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或者在内容上互相矛盾，或者只是流于形式，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来保障实施。二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的规章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矛盾、相抵触的地方。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严重违背了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同时也阻碍了高校管理的效能。因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依法治校，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了。高等学校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高度的重视。扎实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第一，高校管理者应当更新观念，提高对于高校依法治校和制度建设的认识：

依法治校是我们高校进行管理的一个理念，而制度建设是在这个理念倡导之下的具体实践。作为高校管理重要依据的各项规章和制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制定程序上，都应体现这一理念。高校的管理者对于加强制度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应当都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必须从高校发展的战略意义上予以认真对待，

第二，制度的制定程序要规范、合法：

规范的高校制度制定过程一般包括起草、审查、审议与决定以及公布等诸多环节，一般都是由有关职能部门负责起草，法制工作部门负责审查，经校长(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最后由学校公布施行。

首先，起草工作决定着规章制度草案的质量，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在规章制度草案起草工作开始前，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对拟起草的规章制度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同时按期编制计划。经过深入地调研和论证，只有那些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的规章制度项目，才可以给予批准并列入计划，之后才能开始起草工作。立项程序中。职能部门还应当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其他有关部门、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意见。特别是对于涉及教职员工和学生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职能部门就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其次，在规章制度草案的审查阶段，审查标准应当明确并不断完善。当涉及重大或疑难问题时，还应当邀请有关法律专家给予咨询论证。再次，在规章制度草案的审议和决定阶段，草案必须经校长(院长)办公会议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经审议通过的规章制度必须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

第三，作为规章制度的制定者。高校还应当对规章制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进行规范，保障规章制度真正得以实施：

一般而言，制定出来的制度的文本形式本身已经确定了适用范围。但是随着高教事业的发展，高校在具体管理事务中面临着很多新的情况，给这些新情况明确适用依据和作补充规定时，应当由学校负责解释。另外。高校在对规章制度进行解释和规范适用范围时，应当明确规章制度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对一些特殊的适用范围也应当给予规范：新的规章制度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的规定等等。

第四，高校还应加强规章制度的清理工作，以保持规章制度的生命力。

加强规章制度的清理工作，对于保证高校规章制度体系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与客观实际的一致性，及其本身的协调性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修改或者撤销那些内容不适当，已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或者是那些不符合制定时候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规章制度：废止那些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规范对象消失，或者超过适用期，或者主要内容与后来施行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符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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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运动伤害；司法认定；赔偿

2010年我国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果显示，与1985年相比，大学生身体素质25年来一直在下降，其中以心肺功能最为突出，肺活量数据下降了近10%。为了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国家实施了阳光体育、健康体育、快乐体育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推进了大学体育的开展。然而，学生在上体育课或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锻炼活动时发生伤残及猝死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危害，其遭受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学生在校园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伤残、死亡等事件，必然会涉及到校方和受伤害方责任认定与赔偿的问题，如何从立法角度进行责任的认定，用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好学生伤害事故，从而减少伤害事故对大学生及家属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维护高校教育教学秩序和声誉，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结合一些案例对学生在校园发生的运动伤害事故的原因及后果，在法律层面进行探讨，以期通过健全司法介入运动伤害的认定与赔偿机制，从而使受伤害一方通过多条途径得到合理补偿。

体育隐蔽课程是指在学校范围内，按照教育目的和学校体育目标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呈现的、经过规范设计的体育文化要素的总和。主要由物质文化要素（由学校内部的各种体育物质、物力因素构成，如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等）和精神文化要素（包括学校体育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制度与非制度的体育文化、教师人格等）构成。隐蔽课程是学校体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通过体育课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的交互作用，把潜含在体育课中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内涵显现出来，即人类社会文化的习俗、价值、观念以及技能的认识和情感，辐射至体育教学整个活动过程，无疑会对体育课程产生一定的整合效用，同时也会对学生的社会化成长发挥潜在的影响和作用。体育隐蔽课程能否有效地发挥其固有价值，取决于我们能否科学地实施。因此，我们应根据体育隐蔽课程的本质特点，对其进行合理的组织与调控，发挥预期功能，实现体育隐蔽课程的目标。

一、如何认定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司法责任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高等学校通过凭借法人身份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并独立承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在运动伤害事故发生后，学生和家长会从法理常识上认为只要大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了运动伤害事故，学校就应该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很多高校也抱着息事宁人的目的对受伤害方进行了赔偿。而事实上当下的许多法律法规并不支持这种责任承担和赔偿金额，而是基于双方协商和惯例，从而产生对于双方的不公正性。

首先，大学生的运动伤害事故，即使发生在课堂教学上，高校也不一定担负相关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大学生是具有学生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双重身份，是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个体，在校大学生由于自身过错或第三人侵权行为受到伤害时，必须由自己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一味的归咎于高校。如果是由于高校的过错导致大学生人身伤害的，高校也不得推卸拒绝履行赔偿责任。

其次，要搞清大学生运动伤害司法认定的原则，就必须首先理清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正确认定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依法妥善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的关键。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我国《高等教育法》赋予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同时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双重属性。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教育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目前的司法体制和法律法规状况下，学生运动伤害事故责任的认定，应根据学校和当事人在事故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来加以认定。

二、体育隐蔽课程的本质

根据有关理论，体育隐蔽课程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体育隐蔽课程是体育课程的一个要组成部分，其外延不能超过体育课程的范围；体育隐蔽课程宗旨主要是使学生获得显性课程以的教育性经验，以提高学生的综合体育素质；体育隐蔽课程是通过内隐的、间接的方式呈现的；体育隐蔽课程是有目的、有意图和预期性的，因而是有“计划”的教育过程；体育隐蔽课程与体育显性程构成了体育课程的整体，共同实现学校教育目的和学校体育目标。

三、体育隐蔽课程教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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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冲突。在现行各高校的校纪校规中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规定很多，如禁止学生参加考试、开除学籍、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等，背离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高校管理权与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也存在不少冲突。

民法上的民事权利冲突。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人身权冲突。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人身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一是限制大学生人身自由权的行使。学校为维护校园秩序和安全，建立了有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制度和学生行为规范，如作息时间、宿舍管理制度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大学生自由行使其享有的民事权利。二是侵害学生的隐私权。如处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时，将处分决定在校园公布或广播；将贫困生名单在校园中公示；为校园安全，在校园内和教室里安装摄像头；管理人员随意进入学生宿舍进行检查等。这些作法都可能侵害学生隐私权。三是侵害学生名誉权。如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同时构成侵害隐私权和名誉权。

高校行政权与大学生民事权利平等性冲突。高校除法律授予可以行使部分行政权外，还与学生形成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比如大学生缴纳学费，高校则应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双方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此时，高校与大学生均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平等。但由于传统的高校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带有极其鲜明的行政性。学生很难与学校平等对话，例如对宿舍的选择权、对教材的选择权等都无法得到保障。

行政法上的利益冲突。高校行政权具有公权性质。因此，高校与大学生之间也存在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特殊行政法律关系。高等学校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权，如依法管理学籍和授予学位、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等。虽然教育法律、法规未明确区分哪些事项属权力范畴，哪些事项属权利范畴，但招生、学籍管理、学位、毕业、奖励处分等明显具有单方意志、强制性等权力特征，因而在性质上属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正因如此，大学生在这一关系中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致使高校权力与大学生权益的冲突更加突出。

教育法上的权利冲突。《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等有关大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整体上注重权力的授予，缺乏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学生申请休学或者学校认为应当休学者，由学校批准，可以休学。休学次数和期限由学校规定。”第27条规定可以退学的情形之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的。”将有关学生身份权置于学校规定之下，学校的规章制度就间接成为侵害学生权利的“合法”依据。缺乏法律约束的自主管理权压缩了学生权利的空间，加剧了与学生权利的冲突。

二、高校管理权和大学生权利冲突的解决路径

教育管理法治化。高校管理工作应树立教育法治化管理理念，增强法律意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来管理高校各项事务，加强对公权力、教育管理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以实现高校管理法治化和制度化，维护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要逐步改变过去单一的命令与服从的管理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创新教学和管理模式；要以服务学生、关注学生发展为指导思想，注重组织、引导、服务，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厘清高校的法律权限。合理界定高校管理权和学生权利，适当配置和限制高校管理权，有助于防止高校权力膨胀。权利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利界限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因此，应明确规定学生权利的种类和内容，并保证学生权利优先保护。

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针对教育领域法律空白，应加快立法步伐，为高校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明确高校与相关主体的各种法律关系及自主管理的范围，修订原有高校教育管理法律法规，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同时保证高校管理合法有序进行。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废除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校内规章制度，使校规校纪能平衡各方利益和冲突，达到依法治校的目的。

规范高校管理程序。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理念。如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必须充分保障学生知情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高校应将除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事项之外的信息公示；在作出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并给予学生申辩和质证的机会；决定事项与学生利益关系重大时，应当允许学生参与决定作出过程，并听取其意见和建议；当对学校处分或其他具有利害关系的决定不服时，学生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属于司法审查范围的决定，还可以提讼，寻求司法保护。

完善学生权利救济路径。一是完善高校学生申诉机制。建立学生申诉委员会，保障其独立性，避免沦为高校的附属机构。扩大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受理范围，将高校对学生纪律处分和其他处理决定都纳入校内申诉范围。二是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应尽快建立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建立与之相配套处理有关学生权利侵害问题的专门机构，充分保障学生权利的实现。三是拓宽和完善司法救济途径。以申诉、诉讼等制度为主，以调解、仲裁等制度为补充，建立和完善校生冲突救济体系。建立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等校内法律援助机构，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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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办高校；行政主体；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截止2012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30%。民办高校707所（含独立学院303所），比上年增加9所，已经占普通高校数的28.95%；在校生533.18万人，比上年增加28.11万人，占整个全国的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2.30%，其中硕士研究生在校生155人，本科在校生341.23万人，专科在校生191.94万人；另有自考助学班学生、预科生、进修及培训学生22.04万人；民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823所，各类注册学生82.82万人。但近年来，关于高校管理争议涉讼案件逐年增多，也引发了关于高校管理行政可诉性、合法性，高校行政主体地位和学生的正当权利救济方式等问题的讨论。

一、民办高校的法人定位

（一）民办高校的概念

民办高校指的是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作为国家实施义务教育的补充。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对批准设立的教育机构发给办学许可证。

（二）民办高校的法人地位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与选拔性高校相对应的是另一种高等教育形式――营利性私立高校。大部分美国营利性学校主要提供职业或技术方面的培训。就私立高校法人属性而言，各国规定不一。美国并未进行刻意划分；日本规定私立学校本身不是法人；在台湾地区，私立学校是私法人的财团法人。

我国是从民法来定位高校的，“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从民办高校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制和市场运行机制特征分析，民办高校的性质更倾向于财团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本身无权解散自己，民办学校还是财团法人。综上所述，我国的民办高校还是更倾向于财团法人。民办高校因其公益性质，又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行使行政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行政法主体资格。

二、民办高校行政主体资格的法理依据

（一）行政主体的概念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权力，能够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权，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有三个特征：一、行政主体享有的是国家行政权力，是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二、行政主体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组织。三、行政主体是能以其本身独立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中国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二）、民办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组织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指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行使特定公共行政管理职权的非行政机关组织。这些组织是由于立法授予了它们特定公共行政职权，使它在此特定范围内成为了行政主体。而且，这些组织获得行政职权的方式只能是法律法规的授权。民办高校是依法成立的，行使职权的范围也只局限于特定领域，而且在实践中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对外招生、学籍管理、颁发学业证书的一切行政行为，若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若超越授权范围，也是独立承担责任。如“《教育法》第71条至81条中，共有11处追究行政责任的条款，其中有7条，都由学校独立承担。故民办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组织。

三、法律上应明确确立民办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

第一，应在法律中明确办高校拥有的行政职权的授权。教育部门对各高校制定的校规校纪进行定期必要的监管，使其不至于违反法律法规。中央与地方应当建立良性协调机制，使各级、各类行政法规作到层次分明，上下和谐。如此才能真正为依法行政，依法办校。

第二，规范民办高校行使行政职权的程序。特别是作出开除、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当建立听证制度。“教育行政职权的获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实现行政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法治行政还要求相对人在受到高校违法行政侵害时能得到法律切实有效的救助。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第三，应尽快建立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并在行政诉讼中将教育行政行为明确规定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在作出对相对人影响重大的决定时，既受行政法律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的规范，也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放任民办高校侵犯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教育部.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2013（08）

[2][美]罗杰・罗格.私立高等教育的公共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2）

[3]陈太红.高校法律地位探析.[J].重庆.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