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一体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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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湖北省 经济一体化 灰色关联度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转轨时期的典型特征,我国由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突出。城乡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稳定。21世纪初,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其中就包括了“统筹城乡发展”,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乡镇和农村协调发展,而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实现经济的一体化,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湖北地处我国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也处于全国中游,对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行研究,深入了解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和问题,研究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办法,对我国其他地方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城乡经济一体化衡量指标构建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衡量指标选取
对城乡经济一体化衡量指标的选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建立一个多级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城乡经济一体化,如郭俊华等(2013)建立了一个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另一种方式是选取几个代表性指标来衡量城乡经济一体化,如随佳佳等(2011)、邓立丽(2012)选取了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异系数、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四个指标来衡量城乡经济一体化。本文借鉴随佳佳等(2011)的做法,但由于恩格尔系数被众多学者证实在衡量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上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和失灵现象(谢韩涛,2011;尹海洁,2009等),因此本文剔除掉这一指标,而采用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异系数、二元对比系数三个指标来衡量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程度。
1.城市化水平(U)。城市化水平是衡量某一地区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某一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化水平与城乡经济一体化息息相关,一般认为:某一地区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
2.二元对比系数(R)。二元对比系数,也叫二元劳动生产率差异系数,反映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说明了城乡经济上二元结构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一般来说,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越明显,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设G1为农业部门的产值,L1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G2为非农业部门的产值,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则二元对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R=(G1/L1)/(G2/L2)。
3.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I)。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I=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一般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越小,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
(二)城乡经济一体化评价标准
本文参照随佳佳等(2011)的做法,将各指标的状态分为4个阶段,作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评价标准,如表1所示。
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分析
(一)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程度的测算及分析
根据湖北省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得到相关数据,通过计算,得到自2000年以来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程度的相关数据,如表2所示。
从城市化水平来看,自2000年以来,湖北城市化水平呈现出稳步发展态势,从2000年的40.5%发展到2012年的53.5%,13年间增长了12%。但城市化水平不高,从2011年开始城市化水平才到达50%以上,刚达到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后期阶段,城乡经济一体化基本完成所要求的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0%以上。因此,从城市化水平来看,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刚跨过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过渡前期,离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完成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
从城乡收入差异系数来看,自2000年以来,湖北城乡收入差异系数呈现出U型,即先降后升形态,说明湖北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但从整体来看,湖北城乡收入差异系数从2000年的41.06%发展到2012年的37.68%,13年间的变化并不大,说明了13年间虽说湖北城乡居民收入都在增加,但相对差距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另外,从湖北城乡收入差异系数的具体数值来看,湖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较大,到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来考察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目前湖北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前期,而城乡一体化基本完成所要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为80%以上,因此,从城乡收入差异系数来看,目前湖北离城乡经济一体化还有较大差距。
从二元对比系数来看,自2000年以来,二元对比系数变化不大,2000年的二元对比系数为15.62%,中间经过小幅波动,到2012年二元对比系数为16.89%。从二元对比系数来考察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目前的二元对比系数远低于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过渡所要求的45%,说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十分大。目前湖北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过渡的前期阶段。
综合以上指标的分析结果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化水平的演变显示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在提高,而城乡收入差异系数和二元对比系数的演变并不十分明显。总体上讲,湖北正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前期。
(二)湖北省城乡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显示,目前湖北正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前期,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明显,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低,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显示,湖北农村人均纯收入在2000年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06%,此后这一比例不断降低,到2007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81%,此后虽说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有所增长,但到2012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7.68%,以上数据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从2000年至2012年的13年间,湖北农村人均纯收入在大部分年份只有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多一点。而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数来看,更能显示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2000年,湖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68.5元,同期湖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24.5元,两者相差3256元;而到了2012年,湖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7851.7元,同期湖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839.6元,两者相差12987.9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最直观地显示出城乡经济的二元性,反映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偏低。
2.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下。二元对比系数表明,相对于非农部门,湖北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下,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不及非农部门的1/5。目前,在湖北的广大农村,还是普遍采用传统的农耕方式,现代农业在农村还非常稀缺,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规模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变量选取
目前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总体来说,导致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明显的因素可归为两类:一类是要素积累因素,另一类是政府政策因素。要素积累主要包括资本要素积累和人力要素积累。在目前湖北各地城乡人力要素都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导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主要因素是资本要素积累,而资本要素积累主要是通过投资获得的,因此本文用投资(用Inv表示)来表示资本要素积累。导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政策因素主要是指政府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我国长期以来都在实施城市偏向的政策,过多的资源流入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导致存在严重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近年来,各级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出台一系列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政策,对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还十分明显。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金融发展政策、公共服务投入政策三方面。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变迁(用Ind表示)、金融发展(用Fin表示)、公共服务投入(用Pub表示)来反映政府的政策偏向。另外,一些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用Rgdp表示)也对城乡经济一体化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将导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影响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因素分为投资(Inv)、产业结构变迁(Ind)、金融发展(Fin)、公共服务投入(Pub)和经济发展水平(Rgdp)。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用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表示投资,用城乡存贷款余额比表示金融发展,用第一、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变迁,用城乡人均财政支出比表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最能直接反映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但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存在局限性和失灵现象,所以本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代表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
(二)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下面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来研究影响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因素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程度差异,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制定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对策。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比较各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来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灰色关联度越大,意味着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越紧密。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步,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本文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I)为参考数列,投资(Inv)、产业结构变迁(Ind)、金融发展(Fin)、公共服务投入(Pub)和经济发展水平(Rgdp)为比较数列。第二步,变量的无纲量化。由于不同变量单位不同,不便于比较,因此要进行无纲量化的数据处理。本文采用初值化方法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即用每一数列的第一个数据除以该数列所有数据。第三步,求对应差数列。将无纲量化处理的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进行差值计算且求绝对值,设max与min分别为各个时刻的绝对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四步,计算灰色关联系数ξi(t)。ξi(t)=(min+ρmax)/(i(t)+ρmax),ρ称为分辨系数,其范围为0≤ρ≤1,引入ρ是为了减少极值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为了简化计算,本文选取适当的ρ,使ρmax的值为1。第五步,计算关联度ri=∑ξi(t)。通过计算各影响因素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的灰色关联系数,得到表3。
根据表3对各因素的关联系数求算术平均数,得到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如下:Rgdp、Ind、Inv、Fin、Pub的关联度分别为0.490、0.892、0.758、0.859、0.723。
(三)结果分析
由前面的计算结果可知,各影响因素与反映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变量的关联度排序依次为产业结构变迁、金融发展、投资、公共服务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说明产业结构变迁和金融发展对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较大,而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次之,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最小。
1.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由灰色关联分析可知,产业结构变迁在本文所选定的因素中的关联度最大,说明湖北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最大。目前湖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工业产值在不断增加,工业结构在优化,服务业也有长足发展,但湖北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绝大多数农村还是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很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业部门,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不断下降,产业结构变迁是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2.金融发展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由灰色关联分析可知,金融发展的关联度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产业结构变迁,说明金融发展对城乡经济一体化有重要影响,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增大的重要因素。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但湖北省金融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金融薄弱,金融业的城乡非均衡发展十分明显,金融发展的结果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入城市,导致城乡发展差距增大。
3.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由灰色关联分析可知,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的关联度相差不大,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说明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对城乡经济一体化也有一定影响。自2000年以来,湖北省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增加,但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财政支出主要投向了城市,使得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增大。
4.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由灰色关联分析可知,在考察的几个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最小,说明湖北省经济发展并没有对城乡经济一体化产生显著影响。自2000年以来,湖北各地城乡经济均得到了极大发展,城乡人均GDP显著提高,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缩小城乡经济的差距。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借助于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异系数、二元对比系数三个指标,对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湖北省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经济一体化过渡的前期,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明显,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城乡经济差距大。
通过对影响城乡经济一体化因素的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变迁和金融发展对湖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较大,而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次之,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最小。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如下建议来缩小湖北城乡经济差距,提高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
第一,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目前湖北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普遍采用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率低下,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集中体现和主要原因。因此,要在湖北工业化过程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应用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提升农业生产率,统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第二,加强农村金融发展。湖北城乡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是农村金融发展远落后于城市地区。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努力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支持金融业向农村地区倾斜,为“三农”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第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加大对农村公共资源的投入。湖北同全国一样,一直以来都是公共资源大量流向城市,这也是形成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直接原因。目前,湖北正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消除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加大对农村公共资源的投入,使农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城市靠拢。
1.郭俊华,刘奕玮.西部地区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评价[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6)
2.随佳佳,张铎.北部湾经济区城乡一体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1)
3.邓立丽.江苏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2(2)
4.谢韩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研究[J].调研世界,2011(4)
篇2
以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看长株潭经济一体化
推进长株潭经济一
体化,是遵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客观规律,统筹城乡发展,在我省造成一个产业整合空间大、市场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发展龙头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从经济和产业的角度说,它们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不断转化的过程,是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说,它们是人口、产业由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从社会学角度说,它们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化社区转化的过程。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路子。位于我省中部的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市呈“品”字型分布,两两相距45公里,有4条铁路和7条高等级公路以及1条湘江水道相连。三市城区总人口310万,聚集了全省90%的科技人员和80%的科技成果,创造了34%的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是湖南经济发展的精华所在。只有充分发挥这部分经济精华的核心作用和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动力。只有在这一城市化条件最好的核心区域,带头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经济区划重新整合要素资源,我们才能超越传统行政区划的樊篱,在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范围对生产力进行合理布局,形成足够的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以参与全国城市经济的竞争、合作与交流,分享产业梯度转移的好处。
用三个目标正确引导长株潭经济一体化
遵循统筹发展的要求,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首先就要科学地确立一体化的目标。在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我认为要把握以下三个重要的导向目标。
1、把长株潭整合成湖南城乡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在不同区域和产业是不平衡的,一个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由于各种条件和因素的综合作用,能够带动湖南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非长株潭城市群莫属。然而,目前长株潭与核心增长极的客观要求比,尚有明显差距;与国内几个核心增长极比,差距更大。2001年,珠江三角洲GDP达8364亿元,占广东省GDP的78.55%,比长株潭高44.5个百分点。因此,长株潭在我省的经济份额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是重了而是轻了。我们要着眼于把长株潭整合成湖南城乡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鼓励三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挖掘潜力,工业和农业一起上,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城乡界限,全面发展一、二、三产业,做大做强三市城乡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迅速提高三市经济占全省的比重,增强三市对全省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2、把长株潭建成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区。长株潭有全省密集的智力资源,较为完善的科技设施,可供转化的高科技成果、高新技术产值和利润占到全省的70%以上,高科技企业占到全省90%以上。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条件,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三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争取到2005年,使三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35%左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60%。同时,要积极加大高新技术对包括农业在内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水平,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3、把长株潭培育成现代化、生态化的网状城市群。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不是要在空间上把三市连成一个大城市,也不必在三个市中间再搞一个新的中心区。三个城市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不加以科学规划,任凭三个城市外延“摊大饼”式的发展,就会导致交通不畅、环境恶化的大城市通病。因此,在空间形式上主要应采取组团式发展方式,通过湘江生态经济带和城市轻轨的建设,加快三市沿江相向的约120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的发展,实施组团滚动开发,形成既能减少乃至避免中心区城市病,又能充分发挥特大城市的聚集、互补效益的网状城市群。
用三种手段推动长株潭城市经济一体化
1、以编制和实施规划为龙头。要借助国内外一流咨询设计机构的力量,引入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搞好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和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长株潭城市通网络、电力网络、金融网络、信息网络、环保网络和产业发展规划等6个专项规划,以及湘江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和岳麓山大学城规划等2个专题规划相互衔接协调的规划体系。
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城乡一体化;战略选择
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祖国南疆,由于地理、自然、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广西历来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取得较快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部湾国家经济开发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持续推进,广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目前,广西将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建设的重点,县域作为扶贫的主战场,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广西提升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广西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统筹安排经济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具有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双重属性。广西共有县域单位109个,本文所确定的县域经济具体包括53个县、12个民族自治县、6个县级市,以及撤地设市、撤县(市)设城区而设立的3个城区,共计88个单位。2015年,广西县域面积22.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84%;县域人口4427万,约占全区总人口的80%。广西境内的江河、湖泊、森林、动植物等资源都分布在县域,资源优势突出。地方政府先后制定发展措施和优惠政策,县域经济各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在全区的特殊地位愈发明显。首先,县域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投资规模迅速扩张。2015年,县域单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514.06亿元,是2005年的6.02倍,年均增速达19.6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51.28亿元,是2005年的5.02倍,年均增速17.51%。其中,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的县域单位仅1个,到2015年竟达62个之多,占总县域单位的70.45%。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瞩目。“项目立县”掀起广西投资热潮。2015年,县域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617.05亿元,是2005年的12倍;县域平均投资134.10亿元,是2005年的10倍,年均增长率均在25%以上。其次,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2015年,县域单位财政收入1046.45亿元,是2005年的5.7倍;县域单位人均财政收入9.6亿元,是2005年的4.8倍,财政收入质量明显提升,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5年,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115.29元,是2005年的3.39倍;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9118.33元,是2005年的3.6倍,年均增长率均达到了13%。
二、广西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西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总体规模上,还是在结构质量上,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其仍面临竞争力较弱、区域发展不平衡、转型任务重和缺乏增长后劲等诸多难题。
1、竞争力较弱
从全国层面来看,广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处于中等水平,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竞争力较弱。根据《2016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公布的第十六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广西并没有进入百强县的县域单位。江苏、浙江和山东是百强县的集中地,分别占百强县域单位的26席、20席和20席。就连西部地区的新疆、内蒙古、贵州和四川都分别占有3席、2席、2席和1席。广西县域经济的规模总量偏小,影响了其竞争力。
2、区域发展不均衡
受经济发展基础、区位、资源、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广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平衡现象突出。运用arcMAP10.3,结合广西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将县域经济实力划分为5个等级。(如图2所示)经济实力强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泛北部湾区域和西江经济带上,经济实力弱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桂西北地区(百色市和河池市)。2015年,全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县域单位桂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5.38亿元;经济实力最弱的河池市凤山县,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3亿元,二者相差15倍。这与县域的地理区位条件、开发开放水平息息相关。
3、转型任务重
近年来,广西正以积极姿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但从总体上看,县域产业深加工层次低,产业链条短,资源型初级产品比重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为立县之本。县域农产品大都以原材料出售,缺少加工,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宜州市为全国最大的桑蚕养殖县,但其产业链条仅停留在“种桑+养蚕+缫丝”上,虽然产量高,但收益低。与此同时,诸多县域单位过度依赖传统的资源型产业,缺乏创新,进入“资源陷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难以跟上时展的步伐。百色传统的铝工业占县域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河池有色金属业占县域工作总产值的45%以上。在新时期,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是广西县域经济发展的难题。
4、缺乏增长后劲
广西经济实力中等及以下的县域仍有半数以上,这些县域所在地区,少数民族较多,文化发展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缺乏经济长足发展的后劲。首先,县域经济内生动力弱,财政收入少。诸多县域都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的贫困县,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债务负担重,难以支持发展和保障民生。其次,县域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由于地理环境、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广西多数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体系建设不完善。例如,桂北的资源县,直到2017年才修通建成高速公路,极大制约了资金流、人流、货物流和信息流,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最后,很多县域单位缺少特色支柱产业。传统的工农业在广西县域经济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诸多县域在不断探索发展特色支柱产业的路径,但成效并不显著。缺乏大中型的龙头企业,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少,市场竞争力弱。
三、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必然选择,没有县域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县域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增强县域经济的内生动力既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障,也是全面提升广西经济实力、构建“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的关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广西应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立足县情,坚持绿色发展,推进产业融合,打造特色县域经济,深度挖掘县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1、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持续过程,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广西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转变陈旧的“唯GDP论”的发展模式,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紧抓县域经济“三区八带”新格局③,做好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集聚,将人民生产和生活、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就业和增加收入进行有机结合。同时,立足广西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县域生态、自然、旅游等资源禀赋,顺势而为,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改革创新机制,形成“县域突破”。
2、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发展特色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选择。广西拥有丰富的旅游、森林、河流、民俗民风等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必由之路。广西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打造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不强调“小而全”,也不单纯追求三产比例,要注重特色和竞争力。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双重作用,为特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农业是县域经济基本性、代表性产业,广西县域经济特色产业的发展要充分依托“三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发展特色农业。
3、统筹县域发展,加强交流与合作
统筹县域发展,加强交流与合作是广西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策”。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全国层次要素。经济要素包括资源、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等;全国层次要素是县域外的因素,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扶贫力度、财政转移、“省管县”等。县域是统筹这三类要素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操作平台。首先,编制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全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从顶层设计上加强规划,形成各县域相互关联、互为依托、优势互补的“一盘棋”经济体系。其次,优势互补发展异地经济。依托产品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协调各县域产业发展,避免产业结构雷同或趋近,广泛开展县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整合区域资源,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4、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县域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县域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和引进各类高素质人才。县域经济城乡一体化不仅是人的集聚,更是人才的集聚,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集聚。高素质人才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集聚经济”的催化剂。首先,将人才引进和培养作为中心工作。加强与各高校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合作,引进一批高端人才。解决人才引进相关的住房、交通、配偶就业等问题,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其次,围绕县域特色产业,开展相关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广大职工科技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结合县域实际情况,开展“一村一品”项目,并聘请有经验的专家定期进行辅导和培训,培养一大批技术水平高、经营理念新、带动能力强的“领军人物”。最后,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县域对人才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注释①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的单位为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单位为元。②根据arcMAP10.3的自动分类,经济实力弱县域地区生产总值196289~838661万元;经济实力较弱县域地区生产总值838661~1798103万元;经济实力中等县域地区生产总值1798103~3960031万元;经济实力较强县域地区生产总值3960031~8099752万元;经济实力强县域地区生产总值8099752~17278354万元。③“三区八带”:a.县域经济三大发展区域:北部湾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区域、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左右江革命老区县域经济发展区域;b.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带:环首府都市生态农业产业带、钦北防沿海临港经济产业带、沿边口岸贸易和特色旅游产业带、右江河谷生态铝业和现代农业产业带、桂西国际长寿养生产业带、南来柳贵(南宁、来宾、柳州、贵港)先进制造业产业带、桂东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产业带、桂东北生态经济和旅游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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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加快 城乡一体化 助推 经济发展
1.吉林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问题分析
目前,吉林省统筹城乡发展的合力已经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速率不断提高,统筹城乡发展的成效初步显现。但由于历史基础、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与农村还处于相对薄弱环节,制约农村发展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长情况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民纯收入;城乡基础设施与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小城镇与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制约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社会事业发展差距较大。尽管这些年在改善民生和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投入的资金、所办的实事前所未有,但与城市相比,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显得滞后;公民综合素质差距较大。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比重还比较低,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
2.吉林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应加强的重点领域
当前,吉林省经济形势是历史上最好时期,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机遇期,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是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在政策与体制、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2.1深化改革,促进城乡政策和体制的一体化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入用于农村的比重,加快推进城乡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体化;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进城落户创造条件,统一义务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劳动就业制度和发展条件的一体化;统一规划,着力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与服务制度建设的一体化。
2.2以发展为动力,推进城乡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建设关键在发展,根本在产业,要把加快城乡产业聚集作为工作重点,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重要物质支撑。一方面要突出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根据实际,抓住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把投资拉动作为城市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加强项目谋划工作,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力求大城镇在产业集聚、人口集中、要素集约利用上有新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标准化、设施化、集约化和市场化进程,努力打造由现代种养业、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构成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向联动发展。通过推进农村新型工业来增加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实现城乡产业的互补、资源共享,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2.3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加快推进城乡市场建设一体化 目前农村商业流通设施缺乏;农村资本市场建设严重滞后,金融服务严重缺失;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流转不规范、服务不到位;服务市场无序,服务质量比较低;农村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存在交易成本高、效益低。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构筑城乡一体化现代流通网络。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培育城乡统一要素市场。根据城乡居民具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在城乡之间采取统一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引导城市要素资源“下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2.4统筹城乡资源,实现城乡生产力布局一体化 按照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突出空间资源一体化配置,加强行政区和经济区之间的衔接协调,形成城乡联动发展的生产力布局。依据经济和环境特征,应适度适时调整行政区划,整合密度过大、规模过小的小城镇空间,建立具有规模效应的小城镇群组空间结构,完善城镇体系结构。当前,尤其要抓好以中心镇、中心村为重点的区域城镇、集镇体系规划与建设。在农业产业布局上,全省各地应充分依据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确定主攻方向组织生产与加工,使优势资源不断向优势产业集中,优势产业不断向优势区域集聚,形成区域化与专业化的产业系列,从根本上转变散而杂、产业趋同造成的资源浪费局面。在工业产业布局上,应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先导,依据都市圈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统筹考虑城乡工业园区的产业布局,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引导适宜的工业企业向县域经济开发区转移,实现各园区的错位发展,使区域性优势产业和资源向优势地区集聚;同时,有效引导乡镇企业集群发展,拉动农村的小城镇建设,由此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2.5坚持创新,推进城乡文化建设的一体化 加大对村镇一级教育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积极实施“阳光工程”, 大力发展以“绿色证书”和“蓝色证书”为载体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观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和引导农民群众,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用先进的精神文化产品来丰富和提升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城乡文化娱乐一体化。探索城区文化设施与农村连锁运行、管理、使用的新路子,把社区文化延伸至农村,多渠道、多形式拓展文化的广度、深度。文化宣传部门应当组织城市文化组织、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与村镇结对子,开展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实现城乡文化联动;推进城乡信息共享进程。目前,城乡信息共享程度低,城乡信息资源分配失衡,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加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和对立。因此,必须把信息共享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事业,应得到制度保障。信息共享应首先保证渠道畅通,全时空多渠道传递信息。
3.加快吉林省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保障措施
搞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有关政策,加快实施城乡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在财政政策上、产业政策上和在体制改革上实现城乡统筹。根据吉林省实际情况,应强化和落实以下具体措施:
3.1全力推进体制创新 按照着眼长远、逐步完善、健全机制的原则,以强化农业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体制与机制的保障、财政支持和发展动力。
3.2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应紧紧抓住中央大幅增加投入的有利时机,以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耕地保护、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态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3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紧紧依托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尽快形成龙头企业集群、生产基地配套、利益连接紧密、带动能力较强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3.4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努力打破城乡壁垒,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拓展农民进城务工的渠道,建立健全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培训,保护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解决农民工进城居住、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问题。
3.5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应突出重点,切实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农村文化基础建设,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切实抓好农民最急需的道路交通、安全饮水、电力供应、清洁能源和环境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3.6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应引导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把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信用合作。同时,建立健全农村担保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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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缩小城乡差别、加速城乡一体化,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我结合近几年的工作实践,就加速城乡一体化的有利条件、障碍因素、工作措施,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加速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分析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农村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实施,使广大农民实现了“分田到户、耕者有田”;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一部分农民实现了“洗脚上岸、开店进厂”;小城镇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实现了“离土经商、进城脱贫”。现阶段的农村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小城镇的聚集力量、带动功能和辐射效应,小城镇已经成为城市和农村的融汇处、工业和农业的对接点、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助推器。但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还相对滞后,目前约为37.6%,远远低于世界平均45%的水平,更落后于发达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的加快调整,加速城乡一体化面临着良好形势和难得机遇。
1、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项改革自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发展领域的放开、投资身份的打破,一些城镇居民陆续下乡开发资源、治山治水,许多农村群众纷纷进镇造城、务工经商,城乡联动、工农互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拆除了城镇与农村发展的“围墙”,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置业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城乡经济的交流融合疏通了宽敞渠道。
2、公司制农业的发展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对接载体。公司制农业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趋势。这种以农业公司为主导,以广大农民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资本营运为纽带,集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农村的实践,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而且有利于加速城乡一体化。一是公司制农业的发展,使农民认识到不仅可以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而且可以通过自办或入股农业公司成为企业股东,还可以通过务上或经商而成为农业工人。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分工重组。二是通过农业公司这个龙头,将生产、流通和市场紧密衔接为一个整体,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加速了产品向城镇销售、产业向城镇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三是农业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城镇这个载体,它的创办和发展必然会扩大城镇规模、增加城镇消费、繁荣城镇经济。可以预见,公司制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必将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3、“打工经济”的兴起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多地少、劳力过剩,是农村不容回避的现实。据测算,我国农村目前进入非农产业和流动就业的农民将近2亿,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1.2亿至1.8亿剩余劳力。为缓解就业压力,各地都把“打工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来抓,制订有关政策,强化引导服务,组织农村剩余劳力有序向城镇流动。一方面,打工者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在获得收入、增长见识的同时,增加了城市容量,扩大了城市规模,促进了城镇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离土人员的增加,必然使守土人员减少,扩大人均拥有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农民增收。无论是离土农民创业,还是守土农民增收,都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加速城乡一体化。
4、实现共同富裕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政策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民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对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着力从政策等方面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扶持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比如,在投资方面,通过增发国债、提供信贷、安排项目等途径,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在扶贫方面,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领导包保、结对帮扶、整体搬迁等措施,改善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在社会保障方面,通过提高下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同时,粮棉油等供应市场的放开、房地市场的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为农民进城提供了衣食、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条件。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进城,加速城乡一体化。
综上所述,推进城乡一体化,条件基本具备,时机逐步成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实施。
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障碍解剖
目前,推进城乡一体化还存在一些障碍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落后,城乡之间的“鸿沟”需要逾越。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不能辩证处理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而对城镇建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工作重视不够。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主体,一些群众思想僵化、行动消极,突出表现为四种心理:一是留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认为“种田是万本利、进城是找苦吃”,既不愿意离土、也不愿意进厂;二是怕离开土地失去生活依靠,怕进入城镇找不到就业门路,怕转移住宅不适应环境;三是划地为牢,死守田园,欺生排外,不愿对外交流;四是等待观望,苦度穷熬,寄希望于政策搬迁,寄希望于政府扶持。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人为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划上了界限、制造了“鸿沟”,难以推进城乡通融、协调发展。
(二)政策环境不优,农民进城的“门槛”需要降低。在户籍管理方面,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制度没有彻底改变,农民进城必须达到有关部门制定的各种标准,而且户口迁转手续繁杂,一些地方还要缴纳增容费、城建费、保险费等高额费用,在计生管理、人口暂住等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在土地使用方面,由于存量土地的置换转让缺乏具体规定,加上国家对建没用地实行严格控制的统一政策,致使农民进城难度很大;在发展环境方面,少数地方对在城镇生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人,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问题屡禁不止,就业、教育、医疗等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城乡有别”,抑制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门槛”,把大量想进城的农民拒之城外。
(三)城镇规模过小,城镇本身的“容量”需要扩大。目前,小城镇发展普遍存在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口少、面积小、设施差。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制镇已达到19216座,城镇人口16984万,平均每座城镇只有8千多人,若扣除1689座县级城镇,平均每座非县级城镇只有5千多人,不足5千人的城镇有1万多个;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同时,由于遍地开花,乱铺摊子,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简陋,文化、娱乐、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市场功能残缺。加之城镇规模过小、功能不全、缺乏特色,必然导致对人口的吸纳力降低、对要素的聚合力减弱,制约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四)建设投入短缺,城镇发展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小城镇建设的筹资渠道窄、建设投入少。金融方面,随着基层金融机构的撤并收缩,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微乎其微;引资方面,受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小城镇的发展环境无法与大中城市竞争,吸引外商进镇投资的规模有限;财政方面,由于县财政实行垂直管理,乡镇政府无力调剂资金用于城镇建设,县级财政由于“僧多粥少”而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由于银行投得少、向上争得少、市场筹得少,小城镇建设只能依靠土地收益和社会投资作支撑,而绝大多数农民刚刚跨越温饱,进镇建房后资金所剩无几。从而,资金短缺是制约城镇发展的最大“瓶颈”。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出路探讨
(一)以深化认识为突破点,理清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思路。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是加快结构调整的“推进器”,是城镇辐射农村的“连接点”。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推进城乡一体化总的思路是建设城镇、提升村庄、城乡互融、协调发展,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具体实施中,要坚持四个结合:一是坚持繁荣农村与发展城镇相结合。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富裕了,农民才能进城,才能缩小城乡差别。二是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能一哄而起,盲目发展。要在有效利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重点扶持已经形成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城镇优先发展,特别是加强中心镇、口子镇和边贸镇建设。三是坚持凝聚内力与借助外力相结合。既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地的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挖掘自身潜力,走特色发展之路;又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打破各种不利于城镇发展的体制束缚,广泛开辟投融资渠道,增强城镇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四是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发展小城镇,不能以牺牲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代价,应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以创新机制为切入点,筹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投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离不开投入。要突破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就必须创新机制,建立多元化、多形式、多渠道的投资体制。一是加强引导,政府筹资。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建设,以政府的投入调动社会投资建设城镇的积极性。二是产权拍卖,社会聚资。对市政公用设施经营权、城镇道路冠名权和广告经营权等实行转让拍卖,鼓励和吸引企业或个体私营参与投资建设城镇的公用设施。同时,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兴办项目、建设城镇,支持他们领办、创办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三是盘活存量,以地生资。由政府出面对城镇规划区内的土地进行征用,配套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使其升值,然后面向市场竞价拍卖经营权,回收资金用于小城镇建设。四是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把优化投资环境特别是加强软环境作为引资的基础工程,全方位开放、深层次引进、大范围联合、高起点嫁接,吸引外来资金参与城镇开发和建设。五是申报项目,银行贷资。对收益可观、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优势项目,科学论证,积极申报,争取金融部门对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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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物流;农村物流;城乡统筹;一体化;体系框架
伴随江苏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乡物资流通需求增长,物流业同样也面临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城乡物流是城乡经济联系的纽带,是构成供应链、价值链的载体和基础,已成为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加速器”。城乡物流一体化作为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城乡经济一体化有重要支撑作用。从城乡统筹层面考虑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既是江苏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也是江苏“两个率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一、 江苏城乡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江苏区域经济的整体持续健康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江苏城市物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很多城市把发展物流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在江苏城市物流加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物流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江苏物流业在实现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在结构上却逐渐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呈现出城乡“二元”形态,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碍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1.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滞后。伴随江苏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物流业提供了强大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2012年江苏省社会物流总额168 567.9亿元,同比增长13.6%,占全国的9.5%。省内一些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和经济开发区,逐渐成为物流集聚的区域,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物流基地(园区)。然而,在江苏城市物流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物流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占全省社会物流总额比例很低。管理部门对农村地区物流、农产品物流重视程度还不够,农村物流场站还不完善,相关运输装备和技术较为落后,多种运输方式。储运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标准化、信息化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 农村物流主体发展滞后。近年来,江苏城市物流主体发展迅速,一批具有现代物流意识的物流企业快速成长,已形成了由多种所有制、不同经营规模和服务模式构成的物流企业群体。相对城市物流来说,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农村物流发展缓慢。农村物流具有参与个体或组织规模小、层次低、离散型强、联合性差、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使得物流企业将物流网点布置在每个镇村的难度比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严重制约了江苏农村物流主体的发展。此外,农村物流服务提供商资金、规模、管理、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他们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难以融入供应链全过程管理,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3. 农村物流技术水平低下。目前,江苏农村物流体系尚不完善,服务农村物流的生产组织、流通组织和物流企业物流技术装备水平较为落后,现代物流信息技术、装备应用较少,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益普遍较低。在商品储存和保管方面,用于农产品冷藏设施、制冷设备不足,影响了农产品的高效流通。农村运输、包装、流通加工等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导致农村配送作业速度缓慢、破损率大、差错率高。此外,农村物流信息化基础落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在农村物流中几乎为空白。
4. 农村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目前,农村物流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渠道模式单一,流通环节过多,延长了可控物流时间,使得物流的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农村商品配送的物流成本普遍比全省平均成本高25%左右,同时货品更新速度慢,使得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城市工业品与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流通环节过多,物流损耗严重,增加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也使得农产品不能及时投放到城市商贸市场。目前,全省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耗平均比例是3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为3%、甚至更低。
5. 农村物流与城市物流对接不畅。由于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两者在组织空间、组织时间、组织结构层面存在脱节现象。一方面,农村物流是分散的,城市物流是集中的;另一方面,城市物流需求持续、稳定,而农村物流具有季节性特点,经营风险更大;此外,城市物流经营主体大多规模较大,而经营农村物流的则是供销社机构和个体经营者,他们规模小、实力弱、技术落后。这些导致了,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组织差异性,进而造成城乡物流对接不畅。要注重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的有机衔接,发展创新城乡物流对接模式,密切各环节主体之间的协作,统筹安排好,保证整个物流体系和各环节的顺畅。
二、 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农村发展也需要城市的助推,要打破目前的江苏城乡“二元”形态、建立城乡一体化网络,只有在实现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之后,才能真正起到实质作用。加快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江苏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也是推动江苏早日实现两个“率先”的重要支撑。
1. 促进江苏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谋划,联动改革,是一条新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痼疾的根本出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苏就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农村为基础,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2007年,江苏明确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五个一体化”;2010年,更进一步,将城市化战略拓展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成为贯穿全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灵魂。通过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有效推动江苏城乡统筹发展,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2. 提高江苏农业竞争力的手段。江苏不仅是经济强省,也是农业大省。2012年江苏省粮食总产达674.5亿斤,超过沿海广东、福建、浙江、上海4个沿海省市粮食总产之和,继续保持全国第4位。然而,当前农村物流发展的滞后影响着农业现代战略的推进,也是制约江苏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瓶颈”。通过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畅通农产品、农资的生产流通渠道,推进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组织创新,提高农产品加工、农资流通技术水平,提升江苏农业综合竞争力,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3. 推进江苏城镇化发展的举措。江苏城镇化必须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把化解“三农”难题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中之重,把“减少农民、致富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走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推动改造江苏中小城镇的工业,有助于加快江苏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 提高城乡农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带动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商贸的发展,加速农村和城市双向物资高效便捷流通,有利于形成全面融合、全域覆盖的城乡物流体系,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保障居民食品安全的需要。
三、 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体系框架设计
1. 建设目标。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总体目标根据江苏城乡物流资源状况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基于统筹发展思路,采用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破解城市物流与农村物流二元物流之间的分隔、分离,促进城乡物流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推动城乡物流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发挥城乡全域物流系统的战略协同效益,以达到物流供求的相对平衡,保障城乡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要,真正实现江苏城乡经济共同、协调发展。
2. 总体架构。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要结合江苏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的特点,分地区、分阶段统筹规划好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发展。一方面依托已有的城市物流基础设施体系向农村方向扩展,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农村物流设施建设,与城市物流相对接,进而促进城乡物流网络融合,实现物流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发挥城乡全域物流系统的战略协同效益,促进统筹城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
四、 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体系建设重点
1. 城乡物流基础设施一体化。在推进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规划的“龙头”作用至关重要。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江苏省政府《江苏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的要求,从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高度,统筹城乡物流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物流网络;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梯度建设的原则,统筹城乡物流发展,构建有利于推进农村物流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引导农村物流业可持续发展;加大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形成市级物流中心、县级配送中心、乡(镇)级配送站、村级联托运网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物流四级联动网络。
2. 城乡物流渠道一体化。由于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分布于产供销网络及物流体系的不同环节中,因此,要以城乡物流渠道一体化为纽带,发挥城市物流对农村物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将城乡间产供销、产加销业务各个环节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城乡物流渠道一体化需要重点依托联盟或供应链核心企业,统筹安排好“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动,注重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要素合理流动,加大城乡物流资源的整合、共享和衔接,积极发展创新城乡物流对接模式,保证整个物流体系和各个环节的顺畅,促进城乡物流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城乡物流畅通直达、无缝衔接。重点依托各大商贸市场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配送基地,完善农村物流集散体系和城市物流共同配送体系,促进城乡物流渠道对接,形成纵横交织、共生共荣、紧密联系的网络化城乡物流服务体系。
3. 城乡物流配送一体化。从江苏城乡居民生活物流需求来看,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以及绿色消费理念的加快普及,将带动电子商务、网络购物、邮政快递、城乡配送等新兴物流市场需求,生活性物流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农村物流网点建设,引进和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大力发展面向城乡流通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化共同配送。深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工程”,依托中心城市和供销等大型综合商贸流通企业,加快建设多层次城乡日用消费品和农资配送中心,完善乡村服务网点,推行连锁经营。利用遍布城乡的邮政网点资源,整合农资生产企业、农家店等社会资源,拓展农村邮政物流服务体系。探索建立以“物流企业为龙头、农村客货运站场为载体、乡村农村物流服务站点为节点”的县、乡、村一体化的新农村物流网络,加快推进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直销和配送以及农资、农机、日用工业品的配送下乡,打造便利、快捷、高效的城乡一体化配送物流体系。
4. 城乡交通资源一体化。交通设施是城乡商贸发展的硬件,对城乡空间布局、产业空间集聚的引导作用。能否加快推进城乡物流一体化进程,关键在于城乡交通的衔接程度。统一规划干线、城市道路、乡镇公路等的网络布局是城乡物流发展的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当前城乡物流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只有首先实现城乡空间形态上的一体化,建立有效联结城市与农村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才能将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统一纳入物流业发展整体系统之中。城乡交通资源一体化具体包括交通场站资源整合、交通场站优化布局、运输方式的衔接、城乡公共货运与共同配送的推广等。
5. 城乡物流信息一体化。鼓励和支持城乡物流企业,广泛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条形码、无线射频(RF)等技术,构建全程可控、可溯、可视的新型物流配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批发市场、物流中心建设基于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形成覆盖主要城市、辐射农村的快捷、便利、畅通的智能配送体系。在中心城市引导建立一批以网络平台为依托、以第三方物流服务为主体,集信息、交易结算、跟踪、信用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产品、农资网交易中心。加快城乡物流供需信息共享,引导物流企业发展一体化、多功能、全流程的物流业务,推广应用VMI、JIT模式,通过城乡全域库存的分级、分类、集约化管理,促进城乡库存共享,合理调配安全库存量,控制库存水平,提升物流服务质量。
总体而言,当前江苏城乡物流“二元”状态的存在,导致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在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环境里发展,使得大范围的物流资源配置受到局限。这种发展不平衡,也阻碍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影响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从城乡统筹发展、双向流通的视角,加快构建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体系,分地区、分步骤、差异化推进城乡物流基础设施一体化、物流渠道一体化、物流配送一体化、交通资源一体化、物流信息一体化等重点工程建设,有助于江苏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经济互融,加速江苏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保障江苏“两个率先”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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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宝.我国物流发展的城乡“二元”形态及其破解思路.经济问题探索,2008,(4):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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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号:10EYD03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项目号:2012-R2-5);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加快流通领域现代化问题研究”;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2SJB6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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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治理;善治理念;美丽乡村;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趋势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乡村治理的内涵,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2];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3]。可见,对社会的公共治理目标是能够使公众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发展决策,保障公众政治自由和参与决策权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善治”(Good Governance)成为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范畴。“善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和二者关系的最佳状态”[5]。
乡村善治就是通过治理农村社区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善治理论提示我们乡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赖于形成乡镇政权和公民社会合作共治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善治理念是改善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为我国乡村治理中各种组织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组织和人事的基本准则。其次,善治理论有助于实现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国家权力本位型向公民权利本位型的转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养。善治的网络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体在改善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乡村善治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统筹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城乡统筹是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平等、和谐、协调发展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7]。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序转变。因此,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统筹发展的过程与手段,而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实现状态,是统筹发展的价值目标。
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城乡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与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和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等战略举措正是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实现而展开的,这与乡村善治的推进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统筹的基本要求
城乡经济一体化可以构建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和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城乡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有效的乡村治理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农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问题。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8]。乡村善治的基本目标是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农民集体组织的运行和决策机制,实现土地要素功能的一体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与土地要素流动的自由化。
(二)社会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延伸
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过实行城乡空间结构优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实施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等措施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统筹是对区域经济系统中城市与乡村两个共生单元的综合考虑、相互兼顾,以保持二者协调、持续发展”[9]。因此,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围绕农村社区形态的转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社会化职能,为农村居民融入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综合平台。
(三)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
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统筹城乡发展正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民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权益等手段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一方面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农民的市民化,通过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以及农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转变。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以保护农民权利特别是土地权利为核心,使农民能够以土地的权益来分享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生存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善治的内在品质
乡村治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涉及国家的权力建构,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善治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实施起来,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种种问题或困境。如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对当前的农村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又一重大创新。美丽乡村建设应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着力构建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永续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形式、农村建设管理模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乡村是实现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核心内容,美丽中国战略是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提出的,“体现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中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需要积极贯彻“善治”的乡村治理理念,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和谐,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密切联系的。
1.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统筹性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首先应将新农村建设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格局中来谋划部署、统筹推进。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具体实施途径,“美丽中国”是一个集合和动态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基础和保障[11]。美丽乡村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富民与绿色乡村的基本目标。
2.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主体性参与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它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与个性发展[12]。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养村民的主体性意识,鼓励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种参与应该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参与。村民的主体性参与也符合直接性参与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强调公民对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养现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体现。因此,村民的主动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参与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包括制度化参与和而非制度化参与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谐性构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乡村法治和公平是解决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保证。善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将管理社会事务和保护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为了构建真正的乡村和谐,包括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以及村集体与乡镇之间协调合作的社会关系。乡村善治的实现要求在乡村治理主体上、乡村权力流向上和空间上的多中心,要求变单一的自上而下权力流向为上下左右互动的多元权力流向。通过对乡村和谐社会构建,能够促进乡村治理主体间对公共权威的高度认同和相互合作,增进公平与效率,因此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学者们一直所讨论的话题。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局限于乡村的自我完善,而是应当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乡政村治”,但这种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带有浓郁计划经济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场经济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嵌入市场因素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乡村治理的趋势和必然。我国乡村治理应当适应多元化中心的趋势,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转变职能,通过制度性安排来构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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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城乡一体化;苏州
中图分类号:F1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155-03
生态文明作为现代社会推行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建设城乡一体化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苏州一直是一个积极实践、努力创新的典型地区。苏州在经济率先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在苏州试点先行,在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在全省推行,带动全省,乃至全国的城市化进程。
一、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轨迹
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使苏州农村既保持鱼米之乡优美的田园风光,又呈现先进和谐的现代文明,逐步建设成为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区域分明、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社会文明、组织坚强有力、镇村管理民主的苏州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开展以工补农;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小城镇,逐步形成了以镇带村的格局;第三阶段(2003年开始),尤其是最近几年,初步形成了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与“三化”(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互动并进为主要特征的城乡统筹新格局。
尽管目前苏州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要求。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融入到城市化进程当中。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关注民生,造福城乡人民,更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着力点,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省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二、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指导意义
1 生态文明的内涵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样关系的文明形态,内涵非常丰富,涉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今,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的物质、精神、政治和制度等多个方面。”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目前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并已经把城乡一体化建设归纳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大飞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支撑点和重要内容。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举措。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们越来越把城市化进程与生态化进程合二为一,“生态文明”逐渐成为构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在以集约式的城镇化与生态大都市为基本目标的地区与城市建设过程中,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城乡一体发展的目标来追求,才能成功地完成城乡一体化建设,才可能让我们的城市成为可持续发展城市。
2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必须贯穿生态文明理念。苏州市政府始终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各项工作中,“十一五”期间,在全国率先根据全市人居环境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要求,融入了生态文明理论的分支——“循环经济”理论和模式。此理论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生态文明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地位
1 宏观上要树立系统化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念。首先,衡量生态文明建设不要仅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还在于树立生态价值观、绿色消费观、生态伦理及社区居民、组织等整体素质的提升,这些目标同样成为衡量建设成效的重要尺度。城市化进程中,坚持生态文明与社区建设相结合、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既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其次,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这是生态文明在制度上的重要体现。农民转为市民后的社区生活保障和提高,就业创业机会以及收入的增加,农保转城保等。苏州2011年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的方式,将全市8万名具备条件的农村劳动年龄段农保参保人员纳入城保。到2012年,苏州市所有劳动年龄段的农保参保人员将全部进城保。
2 微观上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和考核体系。生态文明的内涵极为丰富,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量化指标尚待改进,这将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的是,生态文明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考量指标。
在城乡一体化工作中,要强化工作考评;在产业链的形成过程中要适时进行环境质量监控;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清洁能源推广、污染物总量减排,从源头开始节约资源能源;尤其是再生资源利用等相关生态文明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健全奖惩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任期目标责任制、责任追究等等。
三、生态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保证城乡协调发展,从农村的角度看,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事:一是要把大多数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要逐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三是要把落后的村庄改变成具有现代服务功能的新村。要做好这三件事,都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城镇化建设就会失败。因此,在具体实践中,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篇9
统筹城乡发展,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之路,是东部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江苏省昆山市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使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广大人民群众。
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和布局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提。我们打破城乡界限,把927平方公里市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镇村布局规划,并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小城市和特色镇、新型社区、自然村落五个层面加以推进建设,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城市化率达到68.7%。在产业布局层面,我们坚持制造业立市,形成以昆山开发区为龙头,以出口加工区、省级高新区为重点,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为主导产业,以光电、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为配套的产业集聚格局;坚持服务业强市,形成以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小城市为依托的多样化、集中化发展格局;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以产业化提升农业,加快海峡两岸(昆山)农业合作试验区建设,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对城市的生态支撑力。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发展的差距在基础设施方面尤为明显,要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统一考虑、统一布局、统一推进。在实践中,我们对重大基础设施做到城市和农村统一布局谋篇,集中实施一大批交通、电、气特别是生态环保工程,努力优化人居环境。全面完成区域组团供水,实行全区域饮用水深度处理,做到“一个龙头”供水;农村垃圾实行“村收集,镇集中(转运),市处理”,做到“一个炉子”焚烧发电;加大水环境治理保护力度,建成污水处理厂24家,全市工业污水处理率达100%,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0.7%;积极实施“畅流工程”和“三清工程”,去年削减湖泊围网养殖1万多亩,疏浚清淤河道230公里,完善了农村污水收集管网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实现了“水清、水活、水畅、水生态、水安全”。
推进城乡就业社保一体化。城乡就业社保一体化的有效推进,能够从根本上解除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重大民生问题。我们建立城乡统筹就业机制和服务网络,为城乡居民提供同等的就业机会,并享受同等的就业优惠政策;政府每年拨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为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统一“买单”,显著提升了劳动者素质,其中获得国家级职业资格证和特殊工种(岗位)证书的达到40%以上,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实现就业;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并轨步伐,建立健全以低保、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征地补偿、拆迁补偿为主体的农村“五道保障”,全市社会保险综合覆盖率达99%以上,基本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教育和服务,在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引导他们积极履行应尽义务,促进农民工与市民共处一地、共创繁荣、共建文明,拉近了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距离,增强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管理一体化。我们以村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为载体,坚持公共服务的设施建设和产品供给并重,强化行政管理、日常便民、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和党建活动六大服务功能,形成城乡一体、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居民“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出镇有人代”。坚持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建立市镇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和“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机制,在全市城镇全面推行数字化、网格化管理,做到城市化推进到哪里,城市管理就跟进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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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权益保障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农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因征地而产生的各种矛盾,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对郭巷街道失地农民调查的基本情况
郭巷街道地处苏州城东南城乡结合部,过去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水陆交通发达,被称为苏州东南的“黄金节点”。辖区内知名企业众多,辐射长三角的批发市场林立,城市的繁荣已打破水乡的宁静,郭巷街道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城乡一体化的浪潮。2010年5月,原郭巷乡镇全部土地均被征用,所有农民均成为失地农民。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份,调查对象为21岁以上的问卷共122份。样本选择较好,基本能够反映郭巷街道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的现状和做法。调查对象有如下特点:失地农民总体年龄偏大,年龄在40岁-50岁居多,平均年龄为41.7岁;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0%,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5%。文化程度在当今已成为就业的首要门槛,这将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二、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现状分析
(一)土地征用与补偿情况分析
原郭巷乡镇土地被征后,工商业、房地产业等城市经营性用地占75%,公益事业用地和经济适用房用地各占10%,农业综合开发用地(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占5%。农业用地向商业用地的转型,进一步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关于征地补偿郭巷按以下标准执行(见表1)。
对于失地农民安置补助费,郭巷从2010年1月1日起按每人3万元执行。从目前了解情况看,征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郭巷街道征地补偿程序健全,失地人员一旦确定后,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示。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到位后,区国土资源局应及时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告。不难发现,公示在这一环节出现的频率很高,批阅范围上升到区级机关。这种公开透明化的补偿程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诚信指数。
然而,调查也会发现这一环节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一是为了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各社区普遍采用“筑巢引凤”措施,大批商业预留地增加,预留地长期闲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二是补偿方式以单一的货币安置为主,一次性补偿费终究有限,难以解决失地农民长久生存的问题。
(二)拆迁与安置情况分析
由于城市化改造需要,失地农民还面临着拆迁的问题。在拆迁与安置方面,吴中区普遍采用“广泛动员、民主协商、充分沟通、公开公正”的方式,妥善处理拆迁与安置中遇到的问题。对置换农户的安置补偿灵活采用现房安置、货币补偿、全部或部分到工业集中区置换标准厂房三种方式,转换过程通过公证处公证员现场公证的方式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吴中模式”。
调查显示,2010年1月初至4月底,郭巷街道共拆迁农户1595户,得到妥善安置的拆迁农户1289户,占80.8%。在搜集的122份有效问卷中,72位失地农民入住安置房屋,我们以72位失地农民为样本,进一步对安置房满意度进行了调查。选择对安置房“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的占四分之一,表示“满意”、“非常满意”的占四分之三。
(三)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分析
郭巷街道对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主要采用区分对象分类保障的方法。具体地说,将失地农民按年龄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象是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人员;第二阶段对象是女性35周岁以上至55周岁,男性45周岁以上至60周岁人员;第三阶段:女性16周岁以上至35周岁,男性l6周岁以上至45周岁人员;第四阶段:16周岁以下。不同阶段给予保养金或生活补助费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第二、三年龄段人员可以选择缴费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即“并轨”,也可以选择不参加。按城保政策,在职职工的缴费比例为月工资(吴中区2010年最低缴费基数为960元)的28%。郭巷街道对第一、二、三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均做出了高于区标准20元的补贴,第四年龄阶段人员的征地保养金,按不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确定。调查反映出,鉴于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农保置城保的缴费比例方面,个人承担的比例较大,给失地农民带来一定负担。
对于医疗保险,郭巷街道分类区别对待。针对纳入城保并取得就业的农民来说,应按规定参加城镇企业医疗保险,享受城镇医疗保险待遇。未纳入城保未取得就业的失地农民有两种选择:一是可按城镇自谋职业人员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待遇;二是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待遇。但只能二选一,不得重复参保,重复享受。这一政策的出台对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
(四)失地农民就业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在失地农民中,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技能缺乏的农民,基本都选择就近在本社区工作。年富力强,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会依据市场需求做出多种选择。部分村民流动到其他地方租地从事种植或养殖工作。大约89%的农民希望在失地后得到政府提供就业岗位的帮助,81.3%有农民希望政府组织就业技能培训,77.5%的农民希望得到具体的就业指导,70.2%的失地农民希望得到及时准确的用工信息,另有16.3%的人没有对政府提供就业帮助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自主解决就业或创业问题。郭巷街道在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广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普及市民生活常识教育,组织大型驻地企业现场招聘会,加强劳务输出。
三、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对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在郭巷街道的实践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妥善解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增加资产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地区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一味地强调农民的个人自主,忽视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苏南农村发展实际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也比较健全,二者相辅相成。从郭巷的实际情况来看,郭巷街道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建立了苏州最大的南环桥蔬菜批发市场,东环汽车城;开发了最具发展潜力的尹山湖商圈;组织社区股份合作社,开发物业经济和特色旅游等,集体经济强劲成为一大特色,这是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基础。同时,由于资产量化到每个失地农民的头上,每个失地农民都是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股东,分红收入成为失地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失地农民有了多重生活保障。
(二)做好就业安置,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马上面临失业,因此就业安置成为重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加大投入,认真开展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增加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的能力,提高他们适应市民生活的基本技能和信心。尤其要加强对40岁-50岁的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因为这个年龄群体的失地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技能,而这个群体本身是农村社会的中坚,是稳定的源泉,所以对他们的就业安置就显得格外重要。各级政府要主动牵线搭桥,为失地农民与企业用工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降低角色转换的时间成本,尽快实现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通过增加失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三)妥善拆迁安置,通过增加补偿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拆迁安置是一项极易发生冲突的环节,补偿安置过程中,要按照“规划先行,总量平衡;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农民自愿,鼓励创新;先建后拆,先拆后得”的原则。借鉴“吴中模式”,在失地农民的资格确定方面增加公示环节,严格按照区、街道、社区三个步骤进行,最后进行拆迁现场公示。拆迁前期,政策法规须宣传到位,条件允许下可由政府组织座谈会,由拆迁办负责人为其细述拆迁安置过程,召开失地农民咨询会,成立咨询小组,建立咨询热线,开通咨询网站,让失地农民获取更多的信息,减少由于不明或曲解政策而引发的上访事件。
(四)积极探索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融合方式
要按照失地农民市民化这一目标导向,从实际出发,设计一个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的,能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运行规律运作的方案,因地制宜、分层次、分步骤、循环渐进地推动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工作。为此,建议政府在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失地农民的数量和范围的前提下,按照不同年龄阶段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将失地农民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在农村已经参加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失地农民,应考虑在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中的大病统筹部分设计为城乡统一的运行机制,先实行“有差别的统一”,最终过渡到完全统一,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过渡时期,对于失地农民应根据年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养老形式。55岁以下实行养老保险模式,采用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分级承担形式。根据保养人员、剩余劳动力一次性参加城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采用区、镇、个人共同承担的办法实施,具体比例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1、沈证研.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做法值得借鉴[j].政策瞭望,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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