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律服务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校法律服务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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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2014 年各大高校毕业生再创新高，外加愈加严峻的经济形势的影响，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小觑，违法侵权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而现实中相关体系尚不完善，导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得不到很好的预防和及时有效的解决。因此，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了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体系的设想，以期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大学生创业；法律服务

1 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

从2005 年至2014 年，10 年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从338 万人增长至727 万人，总数翻了一番还要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随之而来。2015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749 万，再创历史新高。严峻的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压力日趋加重。

如今，顺利找到一份工作，并且工作与自己的预期相符，成为了大多数毕业大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较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及之前大学生风光的社会地位与就业时的包分配制度，当代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状更能引人深思与探讨。毕业后，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专业不对口，一再降低自己的求职标准等问题。

通过对

该问题的深入调查与研究，笔者总结出了其内因和外因。

1.1 大学生就业创业难的内因分析

一方面，大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并不过关。

我国教育正处于转型阶段，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成为当代的教育目标，但“应试教育”的影子却阻碍了其发展进程。中国的高等教育采取“严进宽出”的策略，教育观念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教学内容也与时代存在脱节，教育体制亟待转型。教学条件也相对落后，不能满足现代化高等教育的需要。再加上普遍存在的厌学情绪，致使大学生将本应研究学问，严抓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知识储备量的时光全都虚度了。另外中国教育对学生实践能力的不重视，使得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存在欠缺。正确认识就业创业活动，并对未来职业生涯进行科学规划等，都是我们体现自身就业创业能力的主要内容。而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开设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虽然对大学生的就业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其指导水平普遍较低，且不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致使其能力尚待提高。可见学校仅开设一门课程来提高学生的能力是存在极大局限性的，我们应该建立完善的多元培养机制。

1.2 大学生就业创业难的外因分析

首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造成了就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制约着我国毕业大学生的顺利就业。受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呈下滑趋势，大多数企业采取裁员的策略来应对金融危机，而高校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使得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进入2009 年下半年后，尤其是2010 年开始后，情况明显好转，随着经济企业回升趋势的确立，各行各业用人单位进入一个高增长态势，但是主要体现为中低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学生就业形势虽有好转，但情况依旧不太乐观。

其次，国家针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尚不具体完善。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也相继出台，为大学生的顺利就业创业提供了法律支持与保障。但由于我国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的支持尚处于摸索和成长阶段，立法的数量较少，立法的层次也较低。具体表现在仅有一部《就业促进法》上升到法律层面，其他的规定皆以意见、通知等形式出现。较抽象，且缺乏具体配套的实施办法进行规范和指导，实践中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高校扩招带来了负面影响。

1999 年，随着政府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高校扩招计划的实施，中国的高等教育立即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招生量大幅增加，同时招生的质量和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当代大学生的含金量也随之下降。随着2003 年大学扩招后第一批学生走向毕业，就业岗位之间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失衡。自此以后，大学生就业难也成为我国首要解决的问题。

侵权行为的时常发生，也给大学生的顺利就业创业活动增添了不少阻碍。

由于大学生从小的成长及生活环境单一，致使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并且自我保护能力也相对薄弱。在就业创业过程中，辨别是非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存在较大不足，加上相关体系尚不完善，无法对法律问题的出现起到很好的预防和及时解决的作用，致使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和申张。

2 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意义

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结构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而来的人才需求结构也有所改变。作为社会新鲜血液的大学生，能否顺利实现就业创业，不仅关系到其个人价值的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家庭的和谐，以及“中国梦”的实现。而通过如上关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光凭其个人的努力是很难解决的，此局面的改变需要国家、社会、高校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法律服务体系不仅仅包括法律援助，还包括社会的规范化、制度的完善以及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培养。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体系，将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2.1 构建法律服务体系，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在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基础技能的缺乏，社会经验的不足以及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淡薄，都是造成其就业难的内在因素，但现有的就业创业指导和政策法规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可以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和服务，而且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从而提高大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规避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这不仅可以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2.2 构建法律服务体系，将促进高校教育的改革

随着应用型大学成为未来高校发展的主要潮流，创新创业教育将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的开设，并纳入学分管理，在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也增强了实际效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创业模拟等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高校要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导师，对创新创业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

2.3 构建法律服务体系，将促进社会的规范化

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可以及时地制定出有效的维权方案，同时加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避免了不法侵害的发生。由于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问题始终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也促进了劳动市场的公平有序发展，以及就业指导机构与政府部门、高校、大学生和就业市场联动的透明机制的实现。

2.4 构建法律服务体系，将有效落实就业创业政策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发展纲要中，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建立健全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强调要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培训、择业观念教育、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已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这表明保障大学生就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通过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体系，帮助大学生正确解读出台的相关政策，使就业创业政策发挥其真正作用，也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

3 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

通过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法律需求、解决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国外相关领域的经验借鉴，特此提出具有多方主体参与、官方支持、专业保障、社会鼓励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设想，该体系专门针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活动，其具体运行模式如下。

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特许成立相关组织，经费由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捐赠，成员主要是具有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从事法律事业的工作人员。建立校园法律服务中心，依托学院拥有的教师资源，根据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大量的法律实务经验，请老师莅临指导，同时法律专业的学生从事相关志愿者工作。邀请政府指定的专职律师定时到校担任就业创业法律导师，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校园网上开设专栏，实行在线答疑。

参考文献：

[1]邵丽颖.有效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体系的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12).

[2]沙良永.新时期大学生创业面临的法律问题分析[J].教师教育论坛,2011(9).

[3]文川.法制视野下大学生创业的障碍分析及其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0(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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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政府主导

2012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政府向全民提供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并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尤其谈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而目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人数不断增多，民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不断提高，使得推进现代化视域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成为发展方向。同时，《政府采购法》和新《预算法》业已颁布，为依法治国铸造了新的台阶，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本文力图着眼于我国现有法律服务体系下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化局面，迎合转型时期社会对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各自优势，提出创设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构想，并细化具体制度和规则。对该问题的探讨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而且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人们生活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的法制化。总的来说，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略显雏形，但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缺陷

（一）内容方面――涵盖面狭窄

1、有效供给少，民刑不平衡

目前来看，公共法律服务能够真正实现有效供给的相对较少，且刑事与民事法律援助不平衡。根据本项目组分发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群众对民事案件的法律服务需求较大，受供求关系影响，相应的援助律师较多，而刑事案件的援助力量因需求较少而相对较为薄弱。根据调查显示，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推行的过程中，“有罪推定”等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仍然左右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思想，进而无视刑事辩护的基本理念，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受到轻视。据悉全国法律援助案件的86%均为民事案件，刑事法律援助的匮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当前，有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顶层规划相对模糊和滞后，加之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压力，一些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对其法律服务职责的履行逐渐流于形式，现行法律对律师课以无偿进行法律援助的强制义务，微薄的办理援助案件补贴也无法弥补其不能正常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缺乏可行性。因此，律师从事相关援助工作存在积极性不高，逃避义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见，律师迫于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很难尽忠职守，政府财政不能解决律师的办案经费问题成为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严重障碍[1]。

2、方式较少，主体单一

就方式而言，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大多以提供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维权指引、简单法律文书等服务为主，非诉讼法律事务如司法鉴定等受到的重视不够。以致法律援助的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法治社会中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并未充分强化社会责任。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却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合力的持久战，涉及立法、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公共法律服务的有效性不仅有赖于政府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高效管理，同时也与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密不可分。同时，律师、法律工作者和能够承担一定法律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均应该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完善中。

（二）体系方面――供应方

1、法律援助各主体配合不力

根据《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法律援助义务应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三方履行。然而由于职责分配不明确，出现责任空白，司法实践中三家机构往往各自为政，甚至出现相互推诿，怠于履行的问题，从而导致群众求助无门，举步维艰，其切身利益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公证业务与业务经常先后承接，致使当事人遭遇“一拖再拖”的境况。再者，三方缺乏沟通交流，无法形成通力合作的共同体，各主体配合不力。

2、政府购买和主体承接不规范

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中存在着以下共性问题：第一，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依据模糊，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各地都处在摸索阶段；第二，“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化”的模式冗杂，加大了违反法治原则的可能性；第三，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承接主体单一，从而可能会抬高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价格，加剧财政吃紧的状况；第四，存在买卖双方并非独立、平等关系，政府单向主导，低成本购买，职权介入的问题[2]：首先，流程缺乏确切规范，行政机关一般与其有隶属关系的关联部门开展购买服务，购买主体不独立，契约关系流于表面，购买服务的优越性无从体现。其次，政府有可能与非营利组织达成低成本交易，并凭借自己的职权达到官商联合推行垄断的后果，从而干涉市场秩序；第五，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数量少，参与度低，力量薄弱，导致受惠群体微乎其微。

（三）制度方面――标准规则滞后

1、法律援助标准不成熟

首先，法律援助标准仅包括公民经济困难标准、事项范围标准（含对象兼特定诉讼阶段及刑罚标准）和办案补贴标准。《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标准事项过于狭窄，导致不能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我们看到《法律援助条例》中授予地方权利来立法，这样会导致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各地工作以及各地工作相配合。而由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受社会经济等的影响很大，经常会发生变化，较窄的法律援助范围不能有效涵盖这些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法律问题。其次，在法律援助中规定的具体标准较低，这样会导致辩护率的下降，从而会降低法律援助提供者的个人积极性，法律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得不到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法律援助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最后，法律援助标准的概念、构成指标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各项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在主体界定、项目实施、合同管理、绩效评估、政府购买、公开公示、监督评议等各项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缺失[3]。

2、具体管理办法缺失

对于公共法律服务的提供者缺乏相关的具体规制，对资格认定和资质审查方面过于宽松，导致实际援助和服务效果较差，而且在质量监管方面也存在漏洞，在提供者，怠于履行责任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惩处措施，而对于恪尽职守者也缺乏激励机制，从而导致整个行业运行混乱，难以良性发展。

（四）整体落实――主客观条件欠缺

1、群众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问卷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人在遇到纠纷或权力受到侵害时不会寻求法律服务进行解决，尤其是农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群众。再加上这些农村地区或者落后地区的人民关注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而没有对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给予充分的重视。所以在出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时，当地人民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会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民会选择采取公里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权利。总体而言，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广大群众自身的法律素质不高，因此法律援助服务的参与度也就不高。

2、农村法律援助资源短缺

一是表现在人才资源匮乏。问卷表明，近五分之四的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在地的法律服务资源不充足，而且我国城乡发展、东西发展不平衡。相对东部城市，在广大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法律专业人才极度缺乏，难以满足越来越多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村当事人的需要。拿人口律师比最高的北京市为例，也存在区域律师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截至 2012 年底，北京市律师总数为 22789 人，朝阳区 10106 人，占全市律师总数的 44.35%，而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和密云等六个远郊区县律师总数仅为 225 人，律师人数最少的延庆县仅有 10 人[4]。

二是表现在援助经费短缺。在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是地方财政供给，而我们知道在大多数落后地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当地财政实力较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较弱，所以无法给予法律援助事业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当地无法正常而有效的开展起来。

3、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与农村地区的现实需求不匹配

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援助对象过窄，国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对象大多集中在城市，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未做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农村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涉足较多的是关于农民工讨薪案件，而对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的土地使用权纠纷、村民自治权纠纷等案件中存在法律援助缺位的现象。

二、针对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内容――补充血液

1、进一步明确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关乎民生大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现有职能划分的基础上担负起主导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对中央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域外经验予以高度重视，积极拓宽寻求支持的渠道，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让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到地方发展规划中，防止司法行政机关不作为。

2、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应立足于便利性这一特点，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层级网络，最终形成上级对下级负责，每一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对其辖区内公共法律服务事务承担终局责任的制度。除了纵向协调，横向整合也是必要的，如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使法律服务的提供集中化高效化等。

（二）体系――构建主干

1、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基层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因而需要发挥党委、政府的统筹机能，以实现优质法律服务资源有效下沉。具体而言，包括规划好建设框架，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扩大覆盖面，完善投入保障机制，为公共法律服务可持续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最终达到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的目的。

2、二是联动协调机制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着力构建 “点、线、面”相结合的法律服务网络，奠定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必要基础[5]。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司法部门组织协调、其余行政主体各司其职、并积极引导社会公益组织的参与。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现有的律师结构，可以采取由政府聘任公职律师的方式创立一支新兴的承接主体，协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事务。另外，对于服务质量偏低的问题，根据调查，群众认为可以采取引入禁止执业期限，减少相应的服务费，投诉并另派律师等手段。与此同时，妇联、残联、工会、共青团、老龄委，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人民团体组织也是可以统筹的对象。

3、明定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制度

首先，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承接主体必须向多元化发展。其一，指派或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公共法律服务板块，以硬件升级带动软实力增长，提升服务品质。该专门机构同时也可以承担一定的监督考核职能，对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布及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管。其二，建立和发展公职律师队伍，同时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偿律师和社会组织的法律服务，拓宽承接主体范围。其三，可以考虑将高校的法律学会等类似组织纳入到承接者的范围中，不仅费用低廉，同时又资助和培养了未来的法律服务人才。

其次，应当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采用服务外包、合同委托等多种购买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借鉴他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专门法律，规定政府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公共服务范围、购买方式、购买资金制度、监督管理制度、评估制度等[6]。同时完善基金筹集制度、法律服务评价机制、参与主体的资格审查制度、财政预算制度、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配套制度。

（三）制度――设立支撑

1、立法完善

根据调查结果，群众认为，相关立法应当规定律所、公证处等实施一定数额、比例的法律援助，确定到个人。并且应要求政府将推动法律援助纳入到年度计划中，并反映在工作报告内，由人大审核。同时应当规定法院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与政、援机构双挂钩，从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政、援、法联动机制，共同推进体系建设。随着社会整体的运转和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可以由司法部结合社会上新的民事或者行政立法成果，一个地区经常发生的民事行政案件，以指导性文件的方式定期惊醒动态调整，从而达到法律援助事项，从而达到规定中的法律援助事项能与现实发展很好的衔接，基本能达到为有需求的人民都能提供法律服务的目标，从而保障公民的权益。并且，采取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法律援助事项的基本同步性，有利于各个行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的相互衔接配合。

2、经验借鉴

随着办案专项经费的增加，也可以借鉴广东省的做法。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可持续。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奖励、表彰、培训等方式加以补偿和激励[7]。其次要对《法律援助条例》中关于援助标准的各种概念和标准进行细化和进一步明确，使得相关概念更加明晰化。

（四）整体落实――达成目标

1、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初现雏形，群众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观念意识更是需要时间来得以转变。人民群众目前仍然认为律师在法律援助中起主要作用。这样的认识无论是源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之前的单一的律师法律援助规定，还是法律援助实践，或是来自律师与法律援助的天然联系，或是《 条例》规定本身带给社会的诱导信息，都属于错误理解，都应该得到纠正[8]。因此，当前急需的时加强法制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向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民宣传法律基本知识，使他们能够认识了解和自己生活密切相的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普及12348平台建设，将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各行政级别分别建立管理中心，将上级政策理念通过网络层级传递。并将各级网络同步化，实现法律服务电子化信息化。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其余电子终端设备的APP普及，从而稳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发展。

2、建立多层次的农村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团队

首先，应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业务素质高的、适应农村法律服务工作发展要求的法律援助人才队伍。要吸纳一流专家，建立一支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服务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专家学者组成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政策理论研究队伍，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咨询[9]。动员当地的法律机构对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赤脚律师”进行法律方面的培训，提高队伍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服务能力，兵队该队伍进行定期的评估，使其成为农村地区提供法律服务的中坚力量。最后，鼓励法学专业的学生到基层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法科大学生的作用，如在法学教育中推行诊所式教育，这不仅有益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能够通过实践来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经费方面，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渠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并完善相关经费使用相关管理办法，配合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10]。由于经济落后地区维持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合理的方案是将这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大额支出事项上的支出重点提高到中央、省级财政，以使当地政府的负担得以减轻[11]。同时应当赋予地方上的一定税收自，在税率制定方面享有相应的权利，从而摆脱财政困境。乡镇政府还可以采取招投标的方式由各律师及其律所承揽相关工作，并组织建立专门公共法律服务公司，向社会进行融资，由律所或其他公司法人参与入股分红，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3、拓宽农村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

应当进一步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的对象和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以达到充分保证农民的权益的目的。首先，应拓宽农村法律援助对象，实行弱势群体优惠待遇政策。该群体主要包括无业人群和经济条件差的城乡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对该群体建立优先窗口是当务之急。将司法救济与法律援助融会贯通，实现各区域城乡联动机制，建立二十四小时农民工法律服务站，做到法律援助一条龙服务，为其办理服务凭证通票。其次，拓宽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除了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相关事项外，还应当增加农村地区较为广泛出现的案件为受援内容，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权事件。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换言之，即在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能及时补救。

4、组织领导机制

根据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认为，法院应该降低申请标准，扩大应援范围，对于援助机构和政府的援助义务的履行共同担责。而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承担法律宣传和教育职能，以诉讼援助为主，辅以非讼服务功能，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行政层级协调，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各司法部门应当设立特别办公区域，用以对指挥各部门工作，日常管理，级别调控，从而推进落实完善纵向协调机制。

三、结语

目前，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在理论方面对完善措施路径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但是仍需要实践经验的融会结合。眼下，应当借鉴走在前列的省份区域的成果，并联系各地实际情况统筹变通，以达到推进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进程的效果。（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2015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成果，批注号：2015-BZX-079

参考文献：

[1]王晓改.试析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政府责任[J].公民与法，2013，（02）：49.

[2]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J].财政研究，2010，（01）：14.

[3]顾潇军，朱强.社会制度文明视野下的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太仓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规划（2013―2015）》解读[J].中国司法，2013，（10）：37.

[4]于泓源.关于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04）：40.

[5]许同禄.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J].中国司法，2013，（05）：13.

[6]梁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规制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4.

[7]赵大程.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 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广东省推进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司法，2014，（10）：16.

[8]裴小梅.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兼论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J].河南社会科学，2004，（02）：90.

[9]顾潇军.构建覆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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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行政管理概述

 

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是指高校行政管理组织应当是相关法规认可的教育管理机构，同时，在高校的管理中，坚持依法治教的原则，使高校开展的一切教育活动符合相关教育法律的规定[1]。因此，应不断完善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高校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二、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领导及行政管理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法律意识淡薄

 

在现今高校管理中，高校领导及行政管理人员官本位思想较为严重。一些高校领导在决策中不按法律和规章办事，独断专行，行政管理缺乏法制的监管，使得学校决策及纠纷的解决方案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撑。

 

(二)我国教育立法不够完备，高校校规校纪没有结合法律法规制定，缺乏合理性依据

 

我国教育立法主要有《教育法》及其后出台的《义务教育法》、《学位条例》。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只有《教育法》对其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规定的细化规范，从而造成高校行政管理具体操作中缺乏法律的规范，严重加大了高校行政管理法制化难度[2]。

 

各高校在制定自身的规章制度过程中， 没有依据法律法规，致使校规校纪的规定超越法律授权内容，于法无据，甚至与法律法规相冲突。高校行政管理中忽略程序的正当性，法律规定学生被学校处罚退学、开除时，享有充分的异议权和救济时间，实践中，高校往往对此程序走形式，程序的不公正最终导致实体不

 

公正。

 

(三)高校行政管理机构中缺少法律事务机构的设置

 

据统计数据表明，当前高校设置法律事务机构的情况并不多，全国1900所高校，外加300多所民办高校，只有50所左右的高校设置了法律事务机构，所占比例仅为2%.此外，教育部直属高校设置法律事务机构的高校比例较高。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有30%的高校设立了法律事务机构，而非教育部直属高校设置法律事务机构的比例只有1.22%。民办高校则目前都未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可见，教育水平和层次越高的高校越重视法律事务工作。然而，笔者还发现，在设立了法律事务机构的高校中，也有接近一半的高校将其设置在学校办公室下面，并没有将其独立为一个机构。并且各高校对设置的法律事务机构本身在名称、性质、职能、地位、待遇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情况较为杂乱。

 

三、加强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的措施

 

(一)在高校中加强法制观念的宣传，依法治校

 

十八界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各行各业对照自身工作纷纷加强法制建设。对于高校而言，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应加强依法治校，在全校广泛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教职工和学生的法律意识。

 

(二)完善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建设，科学制定校规校纪，、校规校纪的执行坚持人性化原则

 

为加快我国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进程，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立法，尤其是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立法。鉴于我国立法对高校行政管理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细化规范，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关于高校行政管理的条例，将高校行政管理的内容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化，使得学校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有法可依。

 

另一方面，应科学制定校规校纪，校规校纪的执行坚持人性化原则。高校制定校规校纪应建立在科学、高效的基础上。校规校纪的制定不仅仅在于管理约束学生，也要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严格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制定，不能越权甚至与法律相冲突。高校在执行校规校纪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正当的程序，并坚持人性化原则。

 

(三)高校应建立法律事务机构，并建立高校行政管理有效的监督机制

 

为推进高校法制化进程，应强调法治在高校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对此高校及其他教育行政部门应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当前高校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共有一下4种方式：(1)设置独立的法律事务机构，该机构不仅有明确的职责，而且有人员编制，不仅承担学校的法律事务，而且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定、促进依法治校综合协调机构，对学校依法做出决策起着重要作用。(2)将法律事务机构设置在学校办公室或其他部门之下，处理学校法律事务。如前所述，这一类型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3)由学校的具有法学背景的教师兼职承担法律事务。

 

(四)聘请法律顾问，聘请校外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

 

笔者认为，第一种方式即设置独立的法律事务机构是最理想的方式，尤其是对规模较大、院系较多、独立分支机构较多、法律事务较多的高校。高校设置独立的法律事务机构，能有效践行依法治校理念，推进高校法制进程，为学校决策和管理的合法性做出重要作用。

 

对于规模较小、法律事务较少的高校，也不应忽视依法治校的建设，可灵活使用上述几种方式。让办公室或其他职能部门兼任法律事务管理职责，并聘请校外律师事务所或本校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担任法律顾问，但切勿将学校法制建设束之高阁。

 

此外，除了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加强法制建设之外，为避免高校行政管理中出现“人治”代替“法治”的情况，还应注重民主建设，建立高校行政管理有效的监督机制。除了法律事务机构可以对高校校规校纪、对外签订合同的合法性以及高校其他行政管理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外，还可通过设立学院意见箱，网上院长信箱和网上书记信箱的方式，广泛征集教师和学生的意见，通过广大师生来加强对高校行政管理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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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026-03

我国高校的环境法律诊所教育是从美国引进并逐步展开实践和探索的。尽管如此，两国高校的环境法律诊所教育在运行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于两国法律传统不同、教育目标不同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对此，我国可以进一步借鉴美国环境法律诊所经验，通过规范课程设置，并建立与环保组织的合作机制等途径，以提升师资力量，扩大案件来源，拓宽经费渠道，不断完善我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教育。

一、中美两国高校设置环境法律诊所的背景及现状

（一）美国环保法律诊所模式。现有美国法律规定，在美国注册的120多所法律院校均必须开设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美国第一所环境法律诊所是在1976年8月在俄勒冈大学由Nine教授带领创建的。此后美国其他大学纷纷效仿，比如科罗拉多大学于1978年、密西根大学和蒙大拿大学于1982年都开设了环境法律诊所。到2007年为止，包括杜克大学环境法律诊所在内，美国环境法律诊所总数达到约35家。此后，很多国家的法学院都相继引入环境法律诊所这一教学模式，并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二）我国高校实行环保法律诊所模式现状。直至2000年9月，我国一些高校开始尝试运用法律诊所这一教学模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高校试点开设法律诊所，引进并逐步开展这一教学模式的探索，之后，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高校扎根。截至2012年10月底，已有149所法律院校成为其会员单位，其中有83所会员院校正式开设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130个。我国第一所环境法律诊所于2003年9月在中山大学法学院成立，随后，全国一些高校法学院也陆续开设了这一教学模式并不断加以研究和探索，如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学院，且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

二、中美两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存在的差异

（一）运作模式不尽相同。美国环境法律诊所有三种运作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环境法律诊所完全依托于法学院进行指导，主要是由法学院的教师承担诊所的教学工作，如佛蒙特自然资源与环境法律诊所。第二种模式是法学院与外部组织合作（比如环境保护组织），由法学院的教师和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共同对学生进行指导，如耶鲁大学环境法律诊所、密西根大学环境法律诊所。第三种模式是以外部组织为主，由组织的成员来主持诊所的教学工作，如纽约大学环境法律诊所有律师来主持环境诊所教学工作。

相比而言，我国大部分环境法律诊所更接近于美国的第一种运行模式，主要由本校的教师承担环境法律诊所的教学，偶尔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讲座。对于第二种模式，大部分高校的环境法律诊所与环保组织之间尚未建立起充分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当然目前也有少数高校，如安徽大学法学院和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进行环境法律诊所合作，但这一模式并未普及。对于第三种模式，我国高校更是未有先例。

（二）课程设置不同。美国不少高校将环境法律诊所作为独立的课程开设，并设置了相应的学分以供学生参与诊所课程学习，如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的法学院都设置了环境法律诊所。同时，美国一些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允许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参与课程学习，如耶鲁大学法学院规定，该院一年级的学生在完成了第一个学期的部分课程后，可以进入该校20多个法律诊所进行学习与实践，其中也包括环境法律诊所，并代表客户组织解决环境法相关的问题。

尽管在我国一些高校，如中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将环境法律诊所设为实践性必修课，中国政法大学更是设置了在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实习环节，但是大多数高校的环境法律诊所课程多数开设为选修课。相较美国而言，我国多数高校法学院都是本科三年级阶段在开设环境保护法的课程，因此，我国的环境法律诊所课程一般面向法学院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设置，同时法学院研究生也使用这一教学模式。

（三）师资力量不同。美国法学院的教师绝大多数具有相关领域的法律实务经验，一些环境法律诊所的教师同是环保组织的成员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们拥有的实务经验更有利于指导学生。与此同时，美国法律诊所要求小班教学，据美国律师协会正对119所法学院的统计表明，诊所法律教育的平均师生比为 1∶8.41，这就保障了环境法律诊所的有序运行。

在我国，高校法学院只有少数教师拥有司法实务经验，同时，一般高校的法学院的学生数量却超过三四百人，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小于1∶100，师资严重短缺。环境法律诊所只能作为一门稀缺课程，一些高校的环境法律诊所采用的是由学生先报名后筛选的录用模式，更有甚者有些诊所选择“抓阄”、“抽签”的方式决定学生名单的方法来进行环境法律诊所学生的选拔。

（四）学生资格规定不同。美国环境法律诊所的学生具有诉讼资格，学生可以利用这个独特的机会，结合理论和实践，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其中包括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并参与诉讼、出具法律文书等等，这就使学生能够真正以法律人的角色参与到环境法律诉讼过程中，接触环境法律实务，更好提升其法律技能。

而在我国，环境法律诊所学生不能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诉讼活动，更多是学生参与模拟法庭，感受环境法律职业的环节。一些高校法律诊所和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合作，参与的多是小型、普通的案件，诊所的学生多是接待当事人，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很少介入影响较大的案件，而更无法以诉讼人的身份进行诉讼。

（五）案件来源不同。美国环境法律诊所案源非常充足，美国的法律服务行业相关咨询、诉讼费用都相对较高，一些环境污染受害者无法承担律师事务所高昂的费用，因此，环境法律诊所开设后，主要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这些民众更倾向于委托诊所学生提起法律诉讼从而争取法律权益，“这曾一度使得法律诊所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一方面，美国部分政府部门会为环境法律诊所带来案件；另一方面，美国非政府环保组织也可以是案件的委托方，为环境法律诊所提供重要的案源。

现今，我国的环境法律诊所主要是帮助受环境污染的弱势群体，更多是以提供法律相关咨询服务为主，当然也和一些法律援助中心、环境保护组织合作进行一些法律诉讼的活动，但是，即使在环境保护组织中，一些环境法律援助数量也远远不如美国，这种案源依赖环境法律诊所本身为社会的接受程度、信赖程度和知名度，目前仍不能构成稳定的案源。

三、中美高校法律诊所教育差异的成因

（一）教育目标定位不同。由于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美国法学院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法律从业人员。美国法学院的立足于训练学生能“像法律家那样进行思考”，美国高校的法学院教育的目标定位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其课程设计主要围绕法律实务技能展开，而法律诊所是实践教学模式探索，让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得到更好的法律职业化技能训练。

而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我国的法学教育更侧重培养通用型法学人才。我国的环境法律诊所作为实践教学环节的部分，多是为了更好地补充理论学习的空白，以加深学生对环境法律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法律实务的实践能力，因此，环境法律诊所在我国高校还是作为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应用补充，其功能尚未充分得以发挥。

（二）两国的法学教育背景不同。美国法学院招收的本科生是毕业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具有多样化的专业背景，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鉴于此，环境法律诊所的虽然法学本科生，但其在年龄上以及其学科教育背景而言，对环境保护法这一学科的理解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水平明显更有优势，因此，美国高校的法学院允许这些学科背景的学生在一年级本科生进行实践。

我国的法学院学生一般是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缺乏专业学科背景，而环境保护法学是一门综合性强的交叉学科，涉及包括生态学、环境学、法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同时，学生只有在掌握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诉讼程序等部门法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掌握环境保护法，因此，我国高校的环境法律诊所教育的课程设置一般于法学本科三年级阶段，这主要出于对专业理论知识储备的考量。

（三）两国的法律诊所教师聘用制度不一。美国法律诊所教师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法学院终身制职位（包括预备终身职位的聘用），二是诊所终身职位（包括预备终身职位的聘用），三是与法学院签订合同关系的职位（包括长期合同和短期合同关系）。2007年，田纳西大学的巴里教授公布了一系列调查数据，在调查的183所大学中，134所大学表示他们的法律诊所教师中至少有一位享有终身职位，1/3 的大学表示他们的法律诊所教师中至少有一位享有诊所终身职位，71%的学校表示他们的法律诊所教师中至少有一位是长期合同关系，112所学校表示他们的诊所教师中至少一位是短期合同。

我国的高校环境法律教师主要是学校的在编教师，这些教师在原有的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下，只有少数在律师事务所兼职，而部分兼职律师职业的教师，则又因时间、课酬等因素，不愿意担任诊所教师。对于高校开设环境法律诊所，一般都是依靠学校自身的师资力量，虽然会请相关环境法学等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培训、讲座，但这些人是一般也只是受邀请的性质参与到环境法律诊所当中，基本不存在与相关法学院订立相关合同关系，而相关的专业人士因为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如美国律师协会规定法学院应向法律诊所的全职教师发放与全职终身教师类似的津贴），也较少参与到诊所教学当中。

（四）两国法律对学生诉讼资格的规定不同。美国多数州的法律是允许学生在法律诊所教师的监督下从事法律实务，因此，学生更容易参与到环境诉讼当中，真正接触并参与环境法律实务。其中，有的州还制定了具体的学生诉讼的相关规定，如加利福尼亚州规定，法律诊所的学生必须是被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法学院所录取，才能进行案件。马萨诸塞州规定法律诊所的学生必须以修满证据与审判实务课程为前的法学院二、三年级的学生，才能提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必须是修满证据与审判实务课程为前提的法学院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才可以。

在我国，没有专门法律上明文确认法律诊所及学生身份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在2014年1月1日前，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成为适格的工艺诉讼人，必须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或者是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单位和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但是，2014年新修订的《环保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资格和基本条件，即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艺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由此可知，现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把个人纳入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内。

（五）两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社会认同度与经费来源不同。美国社会的普遍认同确立了法律诊所教育的社会基础，美国的法律诊所很快得到法学院的学生、教师、整个法律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诊所法律教育更是成为美国法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美国环境法律诊所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私人捐助和学校支持。此外，在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获得胜诉的一方，可以获得由败诉的一方赔付的资金作为奖励，环境法律诊所胜诉后这部分奖励也成为经费来源之一。

我国经费来源基本限于国家财政拨款，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对诊所法律教育在经济上的资助不足，而中国的基金制度还在发展之中，国内民间赞助是非常有限的。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法律诊所都将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法律援质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大多数诊所都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同时，我国2014年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应是非赢利性的，换而言之，公益诉讼获得最终的胜诉，但作为类似公益的组织，不可能就所进行的工作从中直接牟取任何经济利益，更体现了一种社会公益价值。

四、启示

通过中美两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的比较研究，可得出以下启示：

（一）我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应明确环境法律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我国传统法学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往往更强调学生的法学理论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现今，应将我国的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卓越法律人才。而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重点在于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这就需要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根据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应重视环境法律诊所相关的法律实践教学，将其作为提升法律人才实践能力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效衔接。

（二）我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应规范环境法律诊所课程设置。2012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学术委员会将环境保护法列为法学16门核心课之一。作为环境法学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之一，也应到得到相应的重视，考虑提高环境法学课程学分，规范环境法律诊所的设置，提高学生参与环境法律诊所的积极性。另外，环境法律诊所课程可以借鉴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的做法，将其设置为实践性必修课，对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内容进行改革，更好地培养学生环境法律素质及环境法律实务技能。环境法律诊所面向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由环境法律诊所指导教师根据课程教学质量要求和目标，确定参与环境法律诊所课程的条件，每个专业课堂的师生比例最好不超过1∶15。同时，为使诊所课堂成熟完备，应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学生考核方式，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方式等相关事宜，使环境法律诊所有序规范地运行。

（三）我国高校环境法律诊所应建立高校法学院与相关实务部门的合作模式，提升师资力量。在培养机制方面，卓越计划创新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专门提出了由法院系统、检察系统和高等学校的代表共商法学人才培养规划和方案，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20多所高校与各级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共建的一大批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和100多个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开启了高校法学院与相关用人部门共同培养法律人才的新局面。据此，也可以借鉴美国法律诊所和相关专业人员实行聘用、订立合同的相关制度，在我国建立高校法学院与相关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规范高校法学院与相关事务部门的合作模式，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相关环保专业人士等担任指导教师，让诊所教师到法院、检察院、仲裁委员会等部门挂职锻炼，实现建立一支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结构”法学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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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校法制教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是在理论上的研究不断深入，其成果也日渐显现。二是从教学和钻研方式上出现了多样性，且重点突出了法制教育的务实性。三是所研究的内容逐渐走向专业化。四是从教学方法上开始运用比较来更深层地研究法制业务，通过对国外高校的深入研究和适当的引入，采用中外结合的方式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当前，虽然绝大多数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基本上能做到知法、守法，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法律实践能力较为欠缺。随着高校法律课程的开设和普法教育的深入，当今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有所提高。但我们也发现，大学生在法律素质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正确的法治观、法律实践能力欠缺等。不少高校仍存在重视专业素质教育，轻视法律素质教育；偏重课堂教学，忽视实践教育环节，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等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寻找和拓展法律素质教育的多种模式，使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其中，大学生法律援助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它以法律实践的形式拓宽了高校法制宣传、法制教育的途径，通过在校内进行普法宣传、模拟法庭、周日法谈、学术论坛等活动，在校外开展法律宣讲、社区法律服务、义务咨询、案件等活动，一方面使在校学生了解法律知识、参与法律实践，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从而有利于推进校园法制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使法治文化和法律知识向社会传播、辐射，实现了校园精神文化成果的社会共享与转化。在此过程中，对于从事法律援助的学生群体而言，有机地贯穿了理论与实践，理顺了“知”与“行”之间的关联。为法治文化的传播以及法制教育的开展拓展了思路和视野。

二、法律援助有助于“人本思想”根植于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理念核心

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高校环境中的具体体现，其包括四个基本理念：文化育人理念、以人为本理念、整体构建理念和协调发展理念。其中，“以人为本、文化育人”理念为其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校园精神文化的核心理念。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正是这样一个依托高校学科、人力资源优势，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和辐射。1992年武汉大学首创大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开创了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并开始探索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安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纷纷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全国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

三、大学生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充分体现了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职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

1.大学生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把握了素质教育的“大方向”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作为大学生生力军的“90后”，他们思想超前，容易接受新事物，但他们心理承受力较差，易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他们还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面对事情的处理情绪冲动，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再加上社会竞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压力增加等现象的存在加重了大学生的心理失衡，所以这个时期课堂以外的“隐性课程”给学生带来的思想影响至关重要，所以，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优秀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给予学生积极、健康的影响，势必造成教育的缺失和遗憾。哈尔滨商业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去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工作中培养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法律的尊敬。他们在法律服务的同时，能切身体会到司法公正对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从而牢固地建立正义感。从自己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对社会的重要性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今天的在校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今后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重任将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只有具备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才能在将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管理好。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正是素质教育的“大方向”。

2.法律援助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对探索校园文化的育人职能转化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法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大学生法律援助重在实践，采用的方法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法律教育往往过于依赖法律理论知识和课堂教学，缺乏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大学生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参与诉讼等方式，把法律知识与现实法律现象进行对照、印证，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处理案件的实际工作方法。例如，中心成员通过社区普法、案件等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法学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在校期间就能够得到与职业律师法庭对抗的机会，通过实践来全面、深度认识法律及其环境，进而通过对一个个实践案例的分析，使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更加透彻与多元化，从而提升学生们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在开展法律援助活动之余，中心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各地法律援助的状况，先后在黑龙江省内以及安徽、广东、河南、福建等地进行调研活动，采集到了较为翔实的数据，为黑龙江省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此外，工作部还编辑出版了学术专刊《大学生法律援助》6期、《学生视野中的法律之维》2期，从背景、过程、法理分析等角度系统总结了全部案件，从而总结经验与规律用以指导法律实践。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充分表明，其以知识指引实践，通过实践形成能力与素养进而提升知识水平的模式，对探索校园文化的育人职能转化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3.感染周围师生，传承帮带作用，凸显校园文化的辐射效应及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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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依法治校 法律事务 运行模式 创新Innovative Research of Guizhou Commercial College legal department run mode

2010年末在学校党委、行政的关心支持下我校首次设立了管理法律事务的专门机构―法律事务室。通过近一年的试运行，法务室在处理学校法律事务、维护学校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成绩得到了学校各部门的认可，但现有的运行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一些自身难以消化的问题。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在民法、行政法等领域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依法治校的重要性在学校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日益彰显。

由于旧有观念对我们有着很深的束缚，因此在这变革性的转变中，学校在法律事务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部门规定之间有冲突；学校的规章制度与上位规定相抵触；一些管理人员法律知识欠缺；一些教师法律意识不自觉等等。从学校层面来讲，防范意识不强就会陷入各种法律纠纷，这些纠纷涉及普通民事纠纷、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劳动人事纠纷、等诸方面，部分纠纷甚至升级为诉讼，单靠以往的行政手段来处理已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不仅使相关主体的权利保护受到影响，也对学校通过几十年的积累所形成的办学品牌产生负面影响。

一、国内高校法务室模式运行现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的法人地位得到确立，与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的关系逐渐转变为不同法人主体间的关系，依据法律进行调整。随着“六五普法”的贯彻落实，各个学校高度重视“六五普法”工作，组织广大师生学习国家及省教育厅下发的“六五普法”相关文件，营造浓厚的“六五普法”学习、宣传氛围。学校在制定重大决策、修改和完善规章制度时，严格遵守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使各项政策和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合法，并维护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严肃性，从而对广大师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示范、教化、熏陶的作用。而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正在不断完善，管理部门依法治校的观念正逐步加强，具体体现在学校领导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制定、修订和清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专门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落实专业人员处理学校的法律事务等方面。

从课题组收集到的资料中，我们发现高校的师生也已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日益强烈。超过大约70%的教师和50%的学生会查阅或经常查阅学校相关规章制度，11%的学生在与学校发生争议时会考虑运用法律武器。但是，由于人治传统和计划经济思维的长期“统治”，旧有观念对我们有着很深的束缚，因此在这变革性的转变中，高校在法律事务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完善，部门规定之间有冲突；学校的规章制度与上位法律相抵触；管理人员法律知识欠缺；有些教师的法律意识不自觉等等。从学校层面来讲，眼下高等学校时常陷入各种法律纠纷，这些纠纷涉及普通民事纠纷、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劳动人事纠纷、行政纠纷等诸方面。面对如此多的纠纷相当一部分纠纷甚至升级为诉讼、仲裁案件，单靠以往的行政手段来处理已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高等学校作为被告的案例不断见诸媒体，而高等学校在操作过程中程序不当、不严格照章办事、学校规定与上位法律法规不吻合等很容易导致高等学校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不仅使相关主体的权利保护受到影响，也对学校数十年办学积累起来的品牌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商专法律事务室运行模式创新的建议

学校法律事务室的职责主要包括学校参加法律诉讼、非诉业务，起草、审查学校规章制度和法律合同，提供法律咨询及开展法律知识宣传、培训等。我校法律事务工作特点是块状工作，而非线状工作。我们主要是针对块状工作的点对点管理，即学校的哪个点上出现了涉及法律的事务，对这个点所在部门、管理机构或有关人员委托法律事务部门予以处理。

目前，我校法务室的设置模式主要为机构职能拓展的模式和聘任法律顾问的模式，不论采取何种模式，其管理模式基本上均属于单一化的平面管理模式。而学校是内部结构复杂、学术属性与科层属性并存、多方主体利益并重，法律事务可能涉及的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师生员工各类主体众多，事务类别也错综繁杂。在当前的运行模式下，我们的法务室开展工作不可能采取主动搜集信息的方式，因此难以知晓学校各层面的法律事务信息，而涉及法律事务的所在部门、管理机构又不会主动告知法务室，工作脱钩、信息不畅的情况不可避免。现有的工作方式一般为事后救济，即出现问题时充当救火员角色，事前事中不参与。当前，高校作为被告的案件较多，且败诉的情形还占多数，究其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事前事中管理上缺乏全程法律监督和风险防范机制，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

目前，法务室管理整体上还处于初级层面、层次不高。现有的法务室运行模式已不能全方位关注和充分满足实际需要，亟待完善。课题组认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观念层面上，高校管理部门、部分管理人员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的意识不强；二是制度层面上，高校法律事务管理过程中的扁平化处理。因此，完善高校法务室模式须从观念和制度这两个方面着手。

（一）观念层面的完善

学校部分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法治观念淡漠、依法管理意识不强。管理人员在观念上仍然认为法律事务室的事前事中审查可有可无、意义不大，即使被要求也仅是形式化、走过场的程序，这种法律审查还没有完全成为自觉行为。通过课题组的调查访谈，要改变部分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意识不强的现状，应着眼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明确我校法务室的定位即服务机构，它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中心工作服务的，而非其他。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是法务室成立的宗旨。

第二，必须站在依法治校的高度理解我校法务室的定位。法务室的设立不是应付各级检查的装点和摆设，而是要为我校依法治校工作提供法律保障。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依法治校包括以下内容：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加强制度建设，依法加强管理；推进民主建设，完善民主监督；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法律素质；严格教师管理，维护教师权益；完善学校保护机制，依法保护学生权益。依法治校涉及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是提高学校内部管理水平的关键。法务室在依法治校的各项工作上一定要积极参与，发挥其重要作用。

第三，法务室是“防火墙”。法务室的定位应是高校法制教育和法律服务机构，是为领导提供决策参考的机构，是依法治校的实施者和监督者，是防范学校内外部管理法律风险的一道坚实防线。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日之功。基于观念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不能因为观念的滞后，要等到人们在观念上可以接受之时，方才作相关制度上的变革。可以采取制度先行的方法，因为制度的制定、运行也会对观念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高校法务室模式还须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完善。

（二）制度层面的完善

如何完善我校现有的法务室运行模式，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 一是在学校指导下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因为总法律顾问制度具有层次高、任务重、协调广、责权大等特点，能够较好地解决目前我国高校法律顾问机构配置模式存在的机构层次低、独立性不强、服务职能不全面、缺乏责任追究机制等不足。在学校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由总法律顾问全权负责学校法律事务工作，全程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对学校法定代表人负责，实现“关口前移、源头介入、全程参与”，改变以往法律工作仅限于法律咨询和事后补救，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参谋助手作用。但经过课题组调研后，我们认为总法律顾问制度是通过提高法律顾问的级别层次来强调法律顾问的重要性，即认为级别越高，事情越好办。从本质上说，这还是过去行政化管理手段的老路子。在当前的公立高校体制中，总法律顾问的任命和实现也存在现实难度。因此，这种做法对于学校的现有实际情况来说不太符合，并非合宜之计。二是建立法律事务专家委员会，法律事务具体管理部门作为具体操作者，并在各系、各部门设立法律事务联络专员，形成一个触角延伸至全校各系、各部门的法律事务管理网络。

比较而言，我们一致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第二种方案更为可行，因为它能较好地解决。目前高校法律事务管理过程中扁平化处理的制度设计困境，理由基于以下几点：首先，在今后的工作中建立法律事务专家委员会是可行的。考虑到法律事务管理的专业性，在学校层面建立法律事务专家委员会，可在更高层面上为学校法律事务决策提供支撑。法律事务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主管校领导、法律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学校各学科专业的有丰富法律服务经验的专家组成。这既能解决法律事务室现有人员不足的矛盾，也能充分发挥学校现有的专家指导作用。法律事务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可使这些专家教师的咨询服务制度化、程序化，不再局限于仅就某个具体事务性问题提供随机随时性的咨询问答，而是常态化、更高层次、更多层面的学校法律事务管理决策。

其次，法律事务具体管理部门是高校法律事务管理的具体操作者。如果所有法律事务都集中在校级层面，学校将难以应付。因此，还应放权到必要的法律事务管理部门―法务室。法务室是负责学校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日常运转的部门。目前在我校的管理体系中，各部门、系部均设置有教学干事、人事干事、科研干事等管理岗位，对应负责教学事务、人事事务、科研事务，各行其职、各负其责，使学校的各项工作上传下达、顺利进行。当然，有些岗位的工作人员是身兼数职。同理，我们也可以设置法务干事及法律事务联络专员，负责法律事务，这一职责也可以由工作人员兼任。在学校各部、处、院、系、所设立法务联络专员，可以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反馈，一方面能较好地解决法律事务室现有人员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学校法律事务管理能够形成一个立体的工作网络，使法律事务工作在各个层面都有依托，实现学校法律事务管理在各个环节的无缝链接，形成高效、有序、畅通的法律事务管理网络。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张耕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中国

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3]闫周秦著.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应用全书[M].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2.

[4]兰台律师事务所编.企业法律顾问实务操作全书[M].中国

法制出版社，2012.

[5]吴浩鹏.试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之整合[J].河

北法学.2006，（07）.

[6]李军.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援助[J].山西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04）.

[7]陈瑶.浅论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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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文化 复合型 法科人才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7-0170-03

卓越法律人才指的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依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各高校法学院系应根据自身的基础和特色实施分类培养。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学分院试点实施了“双专业交叉模式[1]”的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模式，以法律人才“会写”和“会说”的技能作为交叉学科的融合点。在这一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推行过程中，虽能立足于自身特色、学生个体特性、自身教学师资保障等现状，突出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锻炼与进一步拓展，但是在围绕复合应用型法科人才培养之时，开始意识到法律文化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欠缺，时下大部分高校的法学教育改革，均未能真正意识到法律文化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笔者以期自己的拙见能求教于同仁大家，为所在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现状分析

法律文化作为与法律相关的物质性、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全部文化现象，为立法、司法实践提供指导性和方向性的作用。法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特殊部分，是一个涵盖法律领域的多种现象和因素的、多方面的范畴。[2]法学院校作为法律文化传播和法律人才培养的机构，其传播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和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以及如何传播法律文化和培养法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流法律文化所决定的。其间主流法律文化――法治文化的法治化进程和司法改革能否走上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法学教育下的法律人才培养对其影响甚大。但实际上，高校各法学院系特别是独立学院的法学院系在设计法科人才培养计划时，对自身的优劣势了如指掌，与其他高校法学院系相比更能充分运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中的分类培养指导精神，更多是立足法律服务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性，注重专业技能，追求复合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鲜少考虑或是引入法律文化。以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学分院为例[3]，主要表现有：

（一）未能有效厘清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为了适应市场化、社会化的需求，法学分院主张对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要职业化，将法科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教育。为了能贯彻这一教育定位，进一步凸显法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在对整个法科教育类型进行设计时，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职业技能与理论知识两方面的教育关系处理上，这两类教育的此消彼长，已经让设计者颇感棘手。而对于素质教育，确实存有一定考虑，但是与理论教育、技能教育相比，往往是被置于其后的，甚至是作为被平衡的空间，素质教育在整个法科教育内容上所占的比例很少。诚然，时下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法律职业需求存有脱节，职业化教育确实需要，但只重视职业教育不仅很难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法律职业人才，还可能因此忽视对学生法律理论的训练，从而降低法学教育内容的理论厚度。

（二）人才培养方案中缺少对法律文化教育的设计

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由法律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认知、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理想和法律设施等软硬件构成的经历、观念、态度、评价和信仰的总和，是培植社会法治理念，引导人们合法行为的重要载体。[4]法科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使法科学生掌握法律理论体系，还应该具有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价值。法学分院在设计法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其素质教育更多是通过通识课程来完成的，而在专业课程中鲜有与之对应的内容。法律文化教育主要集中在法理学、中国法制史、法律逻辑这些课程上。

（三）专业教师缺乏对法律文化教育的关注与投入

专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课程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更多讲解的是概念、特点、关系比较、规则或制度的具体内容等等。多数的课堂教学，仍然是常规的“一言堂”式，填鸭式的知识灌输现象仍然存在。教师积极从事着结构式、内容式说明，鲜少说明解决问题时的法律思维，所应追求的法律价值，作为法律人在对相关法律事务处理时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和伦理道德等。虽然法学分院正在进行学生学业评价性教学改革，但是任课教师对这改革的信心并不强烈，更多的是担心平时分考查比重的增加会极大的影响理论知识的授课进度，担心在课程知识不扎实、不全面的基础上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有益的讨论，这样的学业评价成效难遂人意，更不用说在对法科学生进行平时考查时增加对法律文化教育的关注与投入了。

二、法律文化引入法科人才培养中的意义

一般而言，法科人才不仅应具有系统的法学基本理论知识，而且还应具有健全的公民人格和良好的道德操守。卓越下的复合型法科人才还应该具备成为法律人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律素质，具有呐喊精神，为权呐喊，为民呐喊，为公平与正义呐喊。因此，将法律文化引入卓越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中意义不凡。

（一）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法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

现今主流法律文化――法治文化，追究正义，倡导正义，通过法律的适用，通过法治建设来实现正义。而对法律的适用也好，对法治建设也罢，都离不开人，都需要有与之匹配的法律职业人才。因此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势必会影响高校法学院系的法学教育价值观，左右着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

（二）法律文化是法科人才培养，尤其是当下卓越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模式内容的来源

不论是静态的法律文化（法律理论、法律制度等），还是动态的法律文化（新观点、新学说、新学派运动等），对其最专门最系统的传承方式就是法学教育中的人才培养。法学教育者是一种人格化了的法律文化，法学教育教学资料是符号化了的法律文化，培养的学生则是法律文化的承载者。整个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就是教育者将所掌握的法律文化成果传递给受教育者的过程。

（三）法律文化决定了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

法律文化中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影响着人才培养中施教者与受教者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培养的专业人才所需具有的智慧、素养、品格等要求直接反映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中。

（四）法律文化影响着专业人才素养的形成，成为社会法治文明进程的助推器

法律文化通过对法学教育的促进，来提高法学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法律素养，而这些具有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专业人才不仅会传播法律文化，还会通过自身的法律实践和科学研究创造出新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通过对专业人才的促进，继而助推整个社会法治水平的增强，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三、引入法律文化后欲达到的目标

法学分院意识到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意欲达到卓越的培养效果，理应将法律文化引入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当中。在对法科人才培养时，应以社会主流法律文化――法治文化为先导，以法律文化与法学教育间的良性互动为出发点，以学生为本，以知识为本，以实践为本，立足自身实际，力求对现有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进行改革，力争实现以下具体目标。

目标一：以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为蓝本，以双专业交叉模式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层次为出发点，力求在原有法科人才培养目标之上，进一步明晰法科人才成为法律人的基础，即双专业交叉模式的复合型法科人才应具有：1.解决问题;2.法律分析与推理;3.事实调查;4.沟通;5.咨询;6.协商;7.诉讼和非诉讼程序;8.组织与管理法律工作;9.解决道德困境等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目标二：以法律文化价值理念的精髓――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为依据，确立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内容为素质教育（由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所形成的逻辑严密的教学体系），职业技能教育（法律职业者所具有的技术理性和判断）和职业道德教育（理解和掌握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法律价值，形成相应的法治信仰、司法理念、法律思维、法律伦理等）。

目标三：通过目标一与目标二同时带动法学教育者自身的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意识与思想认识，以法律文化的主流文化――法治文化为基点，主动进行课程改革和教学手段创新，优化培养手段与方法，建立一支结构合理，具有一定理论或实务背景的师资队伍。

四、法律文化引入下法科人才培养改革的举措

法学分院作为法律文化传播机构之一，对双专业交叉下的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应考量法律文化的影响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性，立足自身本科教学的层次，充分整合办学资源，主动适应环境，改革现有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夯实复合型的内涵与外延。这样不仅能树立自身特色，还能适应就业市场竞争，增强培养人才的市场竞争力。法学分院在现有的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加以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从法律文化与人的关系出发，改革现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从而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律文化中的人形形，法律人仅是其中之一。同为法律人，因其从事领域的不同各有不同侧重，例如法律学术研究者、法学教育者、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者（公务员）、商务精英、基层法务工作者、城市社区或农村法律工作者等等。而法学分院的法科教育仅为本科教育，是法科教育中最为基础的教育阶段，并且因为国家教育政策的规定、自身的原因等诸种状况，缺乏延伸本科教育的平台，也就是目前还不具有独立招收法学硕士、专业学位法律硕士的资格，更不用说法学博士这样的长远发展平台。鉴于此，欲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具有职场竞争力，便需注意复合型法科人才应该具有不同法律服务层次共同需求的通识性基础专业技能，也就是在法律文化的引入下，进一步加强“会说”与“会写”这两大专业基本技能在双专业交叉中的融合培养。如此一来，不仅能使法学分院的法学教育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而且能进一步满足社会多元化法学人才的需要，能够打造出契合社会需求的“差别产品”，能进一步拓展法学分院法学专业的发展空间。

（二）进一步修正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对复合型法科人才的培养应符合法律文化的要求

法学教育既要用现有的法律文化来培养法律人才，又要打造出符合法律文化要求，契合社会需求的“产品”，因此需制订符合自身特色又不同于一本法科教育与高职高专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法学分院拟对现有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方案予以修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培养内容――素质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并对素质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予以合理的比例分配，构建卓越下的复合型法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充分运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课堂平台，积极拓展法学学生法律职业素养与技能培养的渠道。增设实用性强的选修课，结合社会行业需求开设相关的具有行业特色的实用课程。

（三）创新教学方法，形成法律文化新的生长点

法学教育不仅要适应法律文化，而且还要创造法律文化，尊重重视思索的法治文化教育理念。同时，结合自身法科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法，探究互动性教学，一改以往法律辞典式教学方法，把法律学习变成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发展、提升的过程。尊重学生的独立性，让学生学会动手、动脑和动心，以此培养学生的行为技能、认知技能和情感技能。教学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能进一步激发彼此的主动性和探索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形成法律文化新的生长点。

（四）多元化师资队伍的搭建，进一步提升人格化的法律文化

现有法学教育师资力量，从整体上来说，相对较为薄弱，尤其缺乏实务型和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师资力量。教师作为人格化的法律文化，自身的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需要搭建一支多元化的师资队伍以满足法学教育的需要。应在现有理论型教师基础上，一方面鼓励理论型教师多参加法学实践，提高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丰富自身的社会阅历;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独立学院教学管理的灵活性，从社会引进专家型人才如特聘教授、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一线实务法律工作者来充实专业师资队伍，以确保师资队伍能迎合实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五）通过评估提升法学教育质量，推进法律文化发展

通过各项教学活动的开展，实施有侧重的评估活动，建立系统科学的法学教育评估系统。实现教育过程与评估过程的有机统一，突出法学教育的优势与特色，更为有效的培育法学师生创新、质疑、反思等综合能力，实现法律文化的代际传递，从而促进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

[ 注 释 ]

[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学分院的“双专业交叉模式”指的是在新生入学时便将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而直接设置一个单独的教学行政班，根据这种交叉融合设置相对应的独立课程体系进行培养，四年修满规定学分获得法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同时颁发第二课程证书。现有的试点分别为“法学+汉语言文学”、“法学+工商管理”.

[2] 孙国华.弘扬法治精神、深化法学教育、构建法律文化[J].朝阳法律评论，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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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场特殊的业务交流和实力展现大会，每件案（事）例八分钟的介绍，辅助多媒体的展示，不仅形式夺人眼球，内容更是精彩叠现：

有公众高度关注的“11・15”专案、染色馒头案等，有涉及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医保基金、公房租赁、农村土地经营权等领域漏洞问题的；有涉及环卫系统、节能减排资金管理、教育招生等公共事业领域腐败现象查处的，又有涉及对无偿鲜血、契税征管、进口监管等社会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的；有对严重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行为打击的，更有对专家型人才提供法律服务的……

2011年11月30日，在上海检察官培训基地，这场历经整整四小时的评选，在由市人大、市政协、市委政法委、新闻媒体等部门人员组成的23名评委的一致赞誉声中结束。

“第一次参加检察系统的评比活动，强烈感受到了上海检察工作的务实和创新。”一位资深媒体人士会后感慨道。

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和领导后，了解到，类似这样的评比还有很多，如优秀公诉人公诉实务考试和对抗论辩赛、民检办案能手评比活动、优秀监所监督员评选活动竞赛等等，有的已坚持开展多年了。

显然，练好内功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上海检察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反腐反渎 加大查办力度

先让我们看看以下这组数据：

截至2011年11月25日，上海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239件293人，其中大案224件，处级以上干部25人，依法查办了普陀区原区委常委、副区长陈猛受贿案，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戴伟中受贿案等一批大要案；

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30件34人，立案人数同比上升42.9%，其中重特大案件19件21人，同比上升72.7%。依法查处了“11・15”特大火灾事故相关渎职犯罪4人，国家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2人。

数据永远是严谨的，但未必是枯燥的。透过这些数据，是一起起让人震撼和关注的案件，让你备感社会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反腐反渎任务的严峻和艰巨性，备感检察干警公正廉洁执法、铁肩担道义的责任重大。

2011年4月27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1年11月8日，法院经公开审理认定：吴建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187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伙同他人侵吞公款500万元;挪用公款3355万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至今仍有1485万元未归还,属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

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港币110万余元,犯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职务犯罪的案发是有特点和规律可寻的，在认真查办上述大要案的同时，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加大对行业性、领域性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先后在环卫、医疗卫生等领域查办118人。

如针对环卫领域在设备采购、工程招标等环节存在的权钱交易，共查办贿赂犯罪30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相继在区环卫领域查处贪污贿赂串案8件8人，均为大案，涉案金额高达510万余元。

针对司法不公、执法不严背后的徇私枉法、等违法犯罪现象，为维护司法环境的廉洁和公正，上海市检察机关依法查办了司法领域职务犯罪16人，其中包括公安经侦民警徇私枉法案，数位司法监狱民警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收受贿赂案等。

检务公开 走下去请进来

关注民生，既要坚持把侵害民生民利如征地拆迁、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犯罪查案重点，又要尽可能多地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尽可能快地化解基层矛盾。

走下去，请进来。这句话概括了上海市检察机关近年来的两大举措。

“走下去”不是普通意义的下基层，而是将检察工作室开到社区里，延伸法律服务，促进基层公正执法。

在采访中，曾经有市民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以前就知道有困难找警察,有官司找法官，唯独不晓得检察官的工作跟阿拉老百姓有啥关系。现在,社区设立了检察室,才晓得检察院还有法律监督职能,以后有问题也可以找检察官了。”

可以说，自从上海市检察机关在社区派驻检察工作室以来,普通市民对检察官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了。

据悉，目前，全上海建立了19个社区检察室，工作范围覆盖33个街道、乡镇，依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和社区矫正活动实行监督、受理群众举报、申诉等。

社区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深化三项重点工作、适应公安刑事办案体制改革、刑罚执行社会化等形势的创新实践。

为促进社区检察室工作规范开展，检察机关研究制定了社区检察室工作规划和相关工作制度。全年共监督刑事立案5件，纠正监外执行脱漏管和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53件，接待来信来访363件，化解矛盾42件，发现并移送职务犯罪线索9件。

“请进来”是以开放的心态，推出一系列检务公开的制度措施，增加检察工作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

比如检察开放日。新出台的《上海检察机关检务公开的实施意见》对检察机关拓宽检务公开形式作出具体规定,各级检察院都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察开放日”每年将不少于两次等。规定对于违反检务公开，造成不良后果的，按照《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严肃处理。

2011年11月24日，部分市人大代表、廉政监督员、新闻媒体记者和共和新路街道干部代表等30余人，应邀参加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主题为“主动接受监督，推进检务公开”的“检察开放日”活动。通过座谈、参观院史陈列室、办案区域和网上直播庭审等方式，检察人员向来宾展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风貌和整体工作情况。

参观后，代表们纷纷表示，由于检察工作的司法属性，平时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少，对检察知识了解也比较少，通过此次“检察开放日”活动，对检察机关履行职能、工作成果等方面加深了直观的了解，尤其对检察二分院办理的一批有社会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印象深刻。

不少基层检察院根据各自的优势，还推出了不同的开放日主题。

如，徐汇、崇明等区、县院举行了未成年人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奉贤区院则举行了预防职务犯罪专场的检察开放日活动等。

上海检察机关在创新形式提高检务透明度同时也引来了社会关注度。

在一些知名网站，人们看到上海一些区院检察长、优秀公诉人等做客接受访谈的身影；通过“检察官在线”庭审网络直播及邀请社会人士、嘉宾在线解读,与网民互动交流；30名检察官、8个基层院科（处）室实名开通检察微博,回应热点涉检舆情……

据了解，《上海检察机关检务公开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坚持公诉案件听庭评议、完善当事人查询系统等23项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控申接待窗口规范化建设，推动各级院建立集接待受理、案件查询、法律咨询、情绪疏导、答复等“一门式”接待窗口。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表示,“检务公开”的出台和实施,是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开承诺,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更加全面、更加清晰地了解上海检察机关,监督检察工作,共同维护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立体预防 营造廉洁环境

经济的高速发展，给职务犯罪带来了更多的诱惑。作为经济高地的上海，预防如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011年10月25日，在沪浙苏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许佩琴将上海检察机关今年以来实行全方位联动机制的“立体预防”模式向江浙两省的预防干部进行了介绍，引起与会者的热议。

其实，上海的“立体预防”并非水到渠成，而是形势所逼。“在预防工作大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切感受到实际工作中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工作领域不断拓展，预防人员却相对缺乏；工作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而队伍专业素质相对薄弱。这些矛盾严重制约着预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亟需转变思路、更新观念、探索新的机制和办法，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委领导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许佩琴说。

“立体预防”工作模式的核心，就是通过整合全市预防条线人才资源、拓展外部工作资源，上下一体、内外结合，形成合力，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集中力量做大事，力求取得更大效果。

有时，预防工作就是在跟犯罪赛跑，赶在前面了，犯罪就退了。“立体预防”工作机制推出后，预防干部们说，他们介入的速度加快了。

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记者了解到，该院为预防度身定做的“信息沟通制度”，畅通了内部各部门的信息传递渠道，拓展了预防部门信息利用深度和广度，极大地加快了工作节奏。

比如在案件信息的沟通方面，制度要求对于主要的法律文书，侦查部门在领导审批以后的三天内将复印件送交预防部门；对于其他案件材料，一般要求侦查部门在材料形成后一周内将复印件送交预防部门。预防部门根据掌握的案件信息，按照个案预防、类案预防和系统预防的要求及时开展预防可行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不同预防工作方案，开展后续工作。并在开展后续工作的过程中根据及时传递的案件信息随时修正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方法。

案件信息与案件诉讼进程同步传递，改变了以往预防部门掌握信息滞后以及预防工作启动滞后的被动局面，加快了预防工作节奏，并为提前介入、同步预防等工作的开展赢得了充裕的前期准备时间。

21世纪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于目标建设“四个中心”的上海而言，人才高地的构建是前提，是实现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关键。

检察机关如何为保护人才和防止人才资源的流失做贡献？从2008年起，一项为专家型人才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保障上海人才发展的工程，在检察预防干部的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上海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特色品牌。

检察预防与人才保护挂上钩，起因于一起极其普通的受贿案。一名在我国某科技开发领域卓有成就的高科技专家，由于收受了商业伙伴的10万元“感谢费”而获罪服刑。这起受贿案因情节简单、涉案金额不大并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它对相关领域的冲击波却是骇人的。该专家的入狱，直接导致他主导的研发工作被迫中断，上海该产业发展一度停滞，经济损失数以亿计。

如果在他触碰法律红线前，有人时时提醒，这类学历高、业务能力强但法律意识淡薄的专家们会这样轻易走上犯罪道路吗？

专家型人才法律服务工作从主动与科委、教委、经信委、卫生局等主管部门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搭建工作平台开始，从开展“五个一”工作入手：开辟一条专线、开设一个邮箱、赠阅一份报刊、举行一场讲座、主办一次咨询。

目前，上海检察机关通过举办“知识产权与科教发展和维权保护”、“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热点问题兼谈职务犯罪罪与非罪界限”等讲座，为近1000名高级以上职称专家提供了专项法律服务。

浦东新区的预防干部更是将深化服务中国商飞“双重双优”专家型人才工作，作为预防“精品工程”在抓。

2011年，上海市检察机关为专家型人才提供法律服务已进入第三阶段，法律服务覆盖范围已从原来的专家型人才集中的科教、卫生、金融、航运等领域和经济发展重点部门扩大到教育、信息领域，服务对象达5000人，形成法律服务规模效应。

一位专家在参加完廉政讲座后动情地留言道：“检察机关的法律服务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并且充满了温情和关爱，彻底颠覆了我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冰冷、强硬的印象，希望你们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坚持下去。”

为推进预防工作专业化建设，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成立了工程建设、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专家型人才等四个专业化职务犯罪预防小组，结合案件就该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推进专门预防。

在服务两个中心建设方面，上海市检察机关一方面与市金融委合作，共建工作平台，深入开展调研，推动长效机制建设，一方面以检察工作室为平台，同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上海建工集团、上海申通集团北外滩开发办公室等单位共同开展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创“双优”工作；

而在重点工程建设领域，上海检察机关与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建立廉洁从业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借鉴廉洁办博同步介入预防的经验，在迪斯尼等项目上马之际，检察机关直接派员到工程建设一线担任监察部门负责人开展预防……

营造一个廉洁勤政的社会环境，这是上海检察机关预防工作的大目标。

创新理念 服务经济社会转型

近年来，金融犯罪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上海金融犯罪受案量居全国首位，五年翻了3.3倍，金融犯罪手段更加专业化、智能化，且呈现跨国化、涉众型趋势，敏感、复杂程度加大，首例、新类型案件较多。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宏伟蓝图的展开，如何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成为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培养一批精通法律、熟悉金融、既有先进理念，又有丰富实践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是完善金融法治环境，健全金融执法体系，提升金融法律服务整体水平的重要基础。

为适应形势需要，上海检察机关在浦东、静安、黄浦、杨浦四个区院先后成立了金融检察科（处），专业办理金融犯罪案件。并将设立陆家嘴地区检察院，集中办理浦东的金融案件。日前，上海市检察院及第一、第二分院金融检察处也已经批准成立。

为培养一批社会公认的、权威的、有影响力的专业办理金融案件人才，自2010年4月起，上海市检察机关与上海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签署了关于金融法律培训长期合作的意向书，并启动首期“金融检察官”培训计划；

同时，上海检察机关还与多个落户上海的国家级金融研究机构确定研究项目，与科研院所形成互派人员挂职机制，经常性开展金融理论研讨等活动；

市检察院检委会还设立了金融（证券期货）犯罪专业研究小组，开设“专家讲坛”，整合现有资源开展专业研究。

2011年11月3日，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依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在沪成立了金融检察专业委员会，同时举办了首届金融检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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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 法律事务 管理

一、前言

高校教育是社会提升与科技进步的产物，高校的法律事务对高校的正常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提升高校法律事务的有效性是增强高校法律事务工作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二、进行高校法律事务管理的意义

1.推动高校法律事务活动的开展

当前，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高校法律事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高校法律事务的内容、方法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导致其有效性弱化。为此，高校法律事务只有做到与时俱进，从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出发，把法律事务深入到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去，结合青年大学生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事务活动，才能起到提高大学生政治素质，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等积极作用。[1]

2.丰富和发展法律事务学的理论

高校法律事务有效性理论的深化和完善，可以促进高校法律事务理论的发展，而高校法律事务理论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法律事务学的理论，二者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三、高校法律事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认识存在偏差

对学生进行法律事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高校法律事务工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从战略高度来思考和定位法律事务工作的高校领导同志不是太多，少数领导同志认为法律事务工作仅仅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稳定，仅仅是系（部）总支书记、辅导员和班主任、“两课”教师的事；一些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未认识到法律事务工作的地位，片面地认为高校大学生本来就“素质差”，朽木不可雕，教育热情不高，责任感缺乏，于是一般的法律事务就落到了大多数不能代课的年轻辅导员和班主任身上。[2]

2.法律事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高校设立时间不长，办学历史较短，一般系（部）总支书记的学历层次普遍不高，而且过去从事的多是中专生法律事务工作，导致他们往往沿用中专模式来管理高校生。辅导员、班主任多是新分来的年轻大学生，有的还是从机关科室、总务后勤精简下来的人员，不说学历层次，连起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都匮乏，更不用说探索、把握高校生的成长规律了。

3.管理不善

一是管理模式程式化。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或副院长负责法律事务工作，由学生处指定具体方案，由辅导员、班主任具体实施，而授课教师、一般部门干部职工没有对学生进行法律事务的责任。二是教育方法不对头。管理的多，教育的少；批评教育的多，自我教育的少；单纯说教的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少。三是教育能力不强。仅以演说能力为例，对牛弹琴的多，抓住心理教育的少；居高临下的多，平等待人的少。

4.管理条件欠缺

这里讲的条件包括软件和硬件。软件主要指的是制度条件。比如，分管法律事务工作的副书记或副校长没有或很少有切块管理的资金，他们组织队伍培训提高、对大学生奖优扶贫、开展党建活动等就会受到影响。再比如，一般高校的德育工作委员会都成立较迟，也不如教学工作委员会那样健全运行，这样整个学校法律事务的统筹协调必然会受影响。硬件条件涉及系（部）总支书记、辅导员的办公条件“，两课”教师的报刊音像资料，心理咨询教师的教研室设施等方方面面，高校在这一块一般投入相对较少。

四、加强和改进高校法律事务工作的思路与管理

1.尽快明确学校办公室的法律职能或者建立专门的法律工作机构

以统一负责全校性的法律事务（包括选聘法律顾问）。因为法律诉讼具有对外性，在所有类型的单位中，唯有法人单位才是合格的诉讼主体，尽管学校机关部处、二级学院、实体系在处理涉及本单位职责的法律诉讼，但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学校本身，它们出庭应诉要通过校长办公室开具学校（法人单位）和校长（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因此，对法律事务的管理，确有必要指定一个部门统一协调，负责把关。

2.建立学校层面的常年法律顾问制度

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以学校法学院老师组成学校的法律顾问团，法学院院长为首席法律顾问。由负责学校法律事务的部门代表学校与法律顾问团签订聘用合同，颁发聘书，支付象征性的报酬或者以课时换算报酬。[3]

3.关于法律工作机构问题，可遵循渐进稳妥原则

第一步，在校长办公室下面设立法律事务室：依法审核学校重要合同和各类授权委托书，聘请并协助法律顾问处理有关法律事务，做好学校有关诉讼工作，负责学校校名、校徽及VI设计等无形资产的使用、监管工作，为校领导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第二步，设立学校法制办，挂靠校长办公室，或者作为学校行政制度建设领导小组的常设办公室：除行使第一步的职能外，还负责学校规章制度的立法调研和起草、论证工作，从政策和法律上审核校规等规范性文件，提出修改意见，保证学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和统一性，处理学校日常法律事务。

第三步，视前面的运行效果，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党委办公室的政策研究职能和校长办公室（法制办）的法律事务职能，整合成建制地设立政策法律处（对于党政办合一的高校，可以单独设立），其职能如下：负责有关学校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并就重大问题进行政策调研，负责并协调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收集、整理党和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和高校工作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学校提供政策法律信息服务。从政策上、法律上和技术上审核拟提交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规范性文件，保障校内规章制度的统一，并使之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清理校内各类规范性文件，向学校提出重新颁布、修改或废止的建议。为校党委和校长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和服务。协助党委和行政有关部门督导政策、法规、校内规章制度的实施，）受学校委托，选聘法律顾问，为学校各种权益纠纷和法律诉讼提供法律服务。加强学校重要合同的法律审核把关，开展法律培训工作。[4]

五、结束语

总之，一直以来，高校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都是中国高校法律事务理论和教育工作者重视的焦点之一，因此，在学院的教育发展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辅导，积极探索加强和改善高校律事务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张宗新.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及其教育[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

[2]冀学峰.加强高校法律事务的管理[J].理论教育导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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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其意在强调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科，法律本身是来源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的。相应地，对于法学本科生来说，只学习掌握法学理论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四年学习塑造出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基本能力（即法学技术应用能力）、心理素质和基本道德。而这些也正是法科生专业就业能力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培养法律人才时要切实考虑到本学科的社会需求，所培养出的法科人才要能服务于法律的应用和实践，要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法律人才作为法学本科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法科生专业就业能力是指法科生实现专业就业目标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是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和法学专业技术应用能力的综合体现。专业就业是指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从就业前景来说还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做法官、检察官、警官、行政机关公务员，到公司法务部门从事法律事务，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到高校去做法学教师，到科研院所做法学研究者等等，都是实现专业就业的不错选择。从具体就业能力来看，法科生通过四年学习实践的积累，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掌握核心法律知识。要求学生掌握我国相关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法制史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并力争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第二，具备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基本能力。要求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实习实践、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或法律诊所等）积极参与具体法律事务的解决，并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书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基本的心理素质。第三，形成严谨的法学思维能力。德国法学家茨威格特•克茨曾说：“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的思维、透彻的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要求学生初步形成法学思维方式，能从法学专业角度运用法律实务工作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第四，具备坚定的法治信仰和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法科学生像教徒信仰宗教一样虔诚地去信仰法治，坚定不移地相信法律有用，相信执法人员会严格执法、司法人员会公正司法，相信法治中国的美好未来；学习在社会变革中运用法律、学习处理复杂的职业道德困境。

二、在劳动法教学中如何提升法科生的专业就业能力

劳动法学作为一门与大众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学科，是维护人权、体现人本关怀的一项基本法律，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二宪法。劳动法课程中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及劳动保护法律制度等内容直接涉及大量的案例和社会热点问题。笔者认为劳动法课堂教育教学活动中提升法科生专业就业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调整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

使课程教学更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劳动法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应紧贴社会生活实际和大学生生活实际，不断改革、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首先，在课时安排上，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应统筹兼顾、合理分配，以2学分30学时的教学设计为例，可将理论课安排18~20学时、实训课安排到8~10学时。其次，在课程内容上，理论知识讲授应与司法考试考题讲解紧密结合，促使学生掌握核心法律知识。最后，课堂案例教学内容可以大学生劳动争议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为重点组织相关教学案例，比如大学生校外兼职“洋快餐”的法律问题、毕业生实习与就业协议书的法律问题、“黑砖窑”事件等等，从而引起学生共鸣，使其主动思考，逐渐养成基本的法律思维能力。

2.提升教师教学综合素质、改革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教师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由于我国当前年轻一代法学教师多是“校门到校门”，毕业就进校执教，缺少行业实践经验，专业理论功底强而实践应用弱。由此导致教育教学中，法学教师重理论、轻实践，法科生记笔记、背法条、少自主独立思考。法学教育直接制造了大批眼高手低、缺乏职业基本素质的毕业生“，难就业”成为必然。因此，高校应采取积极措施，打破政策壁垒，多渠道培养“双师型”教师，促使教师积极提升教学综合素质，主动改进教学方法，使法学教育更贴近法律职业的实际要求，解决实际法律问题。在劳动法教学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可采取“案例-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法律实务的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灵活性，最终培养学生自主做事和主动学习的信心和能力。比如在“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授课中，笔者曾将一起正在处理中的案件作为课堂教学讨论内容，这是一起本校法学大三学生校外兼职遭遇交通意外伤害的事件。参与案件处理的学生讲述了事件处理过程，教师进行适当引导，通过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流程、证据搜集障碍、双方当事人谈判焦点、涉及法律理论及法律依据、困惑问题等环节的讨论，最后总结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谈判策略。这次案例教学使学生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知识的把握更直观、深刻，由简单识记层面迅速提高到深刻理解运用层面，而且锻炼了学生的运用知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课堂气氛也十分活跃。

3.加强劳动法实践教学

推动学生参与实践、积累职业经验。劳动法的实践性很强，尤其是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内容，如果没有具体案例的引入或学生亲自参与实践，学生很难深入理解这些内容，更谈不上掌握和具体应用相关知识。在劳动法教学中可采取法律援助、诊所教育或社会调研等形式，推动学生亲身参与实践，积极积累职业经验。比如在前述学生兼职遭遇交通意外伤害的事件处理中，笔者要求学生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参与案件的处理过程。通过实践锻炼的学生，意识到专业知识在实践运用中的重要性，并主动充电学习、查找法律条文，积极与专业教师、执业律师、在职法官联系、咨询，制定谈判方案、谈判思路和策略。通过真实案例，锻炼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文书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基本的心理素质，坚定了学生们的法律信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