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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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关系；教育立法

高校与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两大主体，近年来由高校与学生个体之间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如何和谐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及时解决纠纷，不仅关系到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持，也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进程。因此，从法律视角对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的不同学说

各国法律制度对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不同，但这些不同的规定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特别权力关系说

特别权力关系说源起于德意志时期的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力主体对个人行使的绝对不受法制原则支配欲控制的公权力。这种理论把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强调为特别权力关系，高校享有绝对的公权力。这时高校和学生成立特别权力关系。

2.代替父母说

英美法系中代替父母理论和特权理论都曾经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理论，后因侵犯宪法权利而被淘汰。在此种理论认为高校对学生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大学处于父母地位管理学

生，所以大学可以在父母所行使的权利范围之内管理学生，这种肯定高校自由裁量权，否定学生宪法保护的理论在1961年被，法院认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宪法的制约，学校并非具有无限的权力来管理学生，学生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基本都是基本保护。“代替父母说”和“权力关系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于学校特权的一种假设理论的陈述，学校并没有真正得到父母的授权，而且大学学生基本成年，不需要父母代为授权管理，同时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我国普通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对于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和结论，从而使得教育立法环节和实践环节出现脱节的情况，立法上的滞后性显而易见。因此，对于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同观点。目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多重的，是一种混合法律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指高校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依据相关的教育行政法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双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自主管理具体体现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档案管理，奖励和处分，与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高校的这一系列管理行为是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高校章程进行的，是以公权力的主体出现的，履行的是公法职能。

2.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分别作为平等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都享有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这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基本表现是：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学生缴费上学，有权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有权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为教育者提供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服务，并提供给学生为保障学业完成的一系列教育设施服务。对比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地位是平等的。

三、准确界定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准确定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提，又是在实践中促进教育法律法规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我国的教育立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以下方式来定位。

1.准确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这样才能合理解决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以及对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应注意发生在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理清不同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原因，从而找到解决方案。

2.在教育立法上不断完善，保护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合法权益

高校的教育管理由于是国家所赋予的，所以，在一定程度有鲜明的行政权的特征，体现着国家意志。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又具有民事特征。因此，在处理学生权益和学校利益的过程中应当做到公开、公正、合法，又要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

因此，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方芳.论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及纠纷解决机制.当代教育论坛，2009（8）.

[2]张能胜.论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重构.理论探索，2008（8）.

[3]胡华秀，周光礼.普通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透视.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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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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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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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侵权学生家长或受害学生家长往往不问任何理由均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由于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学校已经难以完全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有些学校为了规避和减少校园伤害事故的发生，竟然采取了限制甚至取消自认为容易引发伤害事故的、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必修的实验、实践课或体育活动课，这与开展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是显然相悖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制订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如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上海市人大2001年审议通过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江苏省人大2006年审议通过的《江苏省中小学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等。但是，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涉及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的规定只能制订法律。因此。这些规范显然难以对法院的审理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应社会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教育立法的规定和精神，对在教育机构中就读的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意义重大。

中职学校学生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在校园伤害事故中，学校是否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学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妥善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确定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基础。本文拟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就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法律上，对于中职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明确。目前，我国学界对此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监护关系论

该论认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由学校负责管理学生在学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就在一定时间或范围内代替家长成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权就自然转移给学校。因此，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只要被监护人遭受或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无论监护人有无过错，学校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主要理由是：

监护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实行的监督和保护。“监护制度的重要作用，是在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帮助这种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得到实现，从而使他们得到生存和发展，使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义务得到法律的强制性的保障。”“因而监护人将被监护人送人学校求学，送人医院就医，不仅是履行其监护职责，也是履行‘公法’上的法律义务。”，“学校是未成年学生在校时的当然监护人。

2委托监护论

该论主张学校虽然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但是可以成为按受监护人委托履行一定监护职责的被委托人，监护人与被委托人既可以由书面形式确定相互关系，也可以是一般口头约定而成立。学校一旦正式接受未成年学生入学，未成年学生实际上已处于学校的管理控制之下，学校已经接受了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委托，因此．学校和家长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委托关系。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就是监护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学校对学生应当负有监护职责。其理由是：

从现代学校的功能来看，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特殊的保护职责。这种保护的重要性仅次于家庭，学生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学校的工作对象是未成年学生，这就是学校这种教育机构与非教育机构工作职责的本质区别，学校必须对未成年学生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面对容易受外力伤害，身心发展水平较低，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学生，教师对他们应该有类似的家长般的责任，这种特殊保护可以理解为部分监护。

3准行政关系论

该论的直接理论依据是l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该说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与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一理论为学校获得对学生概括的支配权提供了依据，即学校是负有教育目的的，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只要校方认为自己对学生的管理行为符合教育目的，就能任意地对学生课以各种义务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不必受行政一般原则的约束，与之相应的，学生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义务，而无法获得司法救助。这表明“高校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政组织，又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它与学生之间部分是行政法律关系。”因此，中小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属于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

4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论

根据《教育法》第5条之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学校履行教育职能是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因此根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其理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既不是特别权力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合同关系。

综合评议以上四种观点，较少有人赞同准行政关系论与监护关系论这两种观点；相反，对委托监护论与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论，赞同者较多，但争议较大。

5笔者观点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中等职业学校与在校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是教育、管理、保护的责任，而不是监护责任。理由如下：

5．1学校的职责与监护的职责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差别。

我国《教育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学校除了对学生进行教育外，还应当负有保护、照顾和管理学生的职责。学校对学生负有三项职能：一是教育职能，二是管理职能，三是保护职能。在这三项职能中，教育是学校的主要职能；管理服务于教育职能，是学校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保护则是学校行使教育和管理职能的前提条件。学校这种基于教育机构的设置而产生的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与基于亲权而产生的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具有本质上的差别。监护是指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置专人保护其利益．监护其行为，并且管理其财产的法律制度。没立监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弥补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缺陷，着眼于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管理、教育未成年人的生活。“与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管理和保护”是区分学校职能部门与法律意义上监护职责的关键。当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保护有其特定的范围，而不是任何场所、任何时间都要将学生的一切活动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使学校这种为教育教学目的而实施的辅助管理、保护无限放大到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范围。

5．2学校不具备监护人的法定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有权处理其财产等。而学校则不具备对未成年学生行使只有其监护人才有权行使上述行为的资格。

监护又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事实上，家长将未成年人交给学校时，并没有将监护职责中的权力部分转移给学校，如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监管与处分等，只是把监护的义务推给学校，一旦发生事故强求学校对在校学生承担监护责任，这明显违反法律“公平”的原则。即使是家长将监护职责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移给学校，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

5．3学校承担监护职责没有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们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说，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人民法院判决学校承担监护责任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教育法》第39条、《教师法》第8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第16条以及《意见》第160条等法律规定是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法律规范只规定了学校的教育、管理、保护责任，并没有规定学校的监护责任。依照上述规定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只能说是对法律的曲解。

也有学者试图根据《意见》第22条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认为家长与学校之间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这也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监护责任的转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项，对学校而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对监护人而言是责任的减轻，学校与监护人都应该慎重考虑。”然而，委托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但是一般情况下，学校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与家长达成这种意思表示一致的。

法定的监护关系是以亲权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民法通则》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主要有四个序列：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是按血缘关系亲疏的顺序来排列的，这种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列入法定监护人范围的未成年人的亲属，只要具备监护能力，必须按法律规定履行监护义务，如不履行，则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监护与被监护是《民法通则》133条设定的法律关系，我国著名法学家杨立新教授在对本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提道：“之所以否定监护义务的存在是因为．认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监护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其一，认定学校在未成年学生人校以后产生监护权，没有任何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这样认定。其二，监护权的成立，要么是法定，要么是指定，除此之外没有监护权产生的根据。其三．监护权转移，需要有转移的手续，即在当事人之间订立监护权转移的合同，该合同根本不存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本条款是依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也明确了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监护关系。

5-4学校不具备担任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能力。

家庭履行监护是1：1或N：1的形式，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或在一定情形下替代未成年人父母对该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而学校对学生的保护是1：N的形式，学校每位教师一般要负责教育管理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学生．他们不可能时时处处像家长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每一位活泼好动的未成年学生，保证他们不发生任何伤害事故。因此，要求学校为数甚少的教师对为数甚多的学生承担监护责任难免不合情理．事实上也难以做到。

5．5学校不具有充当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经济条件。

从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的角度讲．让学校成为学生的监护人，需要昂贵的成本．是不可行的。因为，要履行监护责任，学校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聘任足够数量的专兼职教育和照管学生的教职工，全面改善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这一系列条件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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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权利；高校管理

近十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急剧上升，管理工作日益规范。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人员需要转变管理思路，要求在学生事务管理过程中，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校。

一、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

观察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活动，以及高等院校学生的管理实践，我们发现高校管理有以下几个常见的法律问题。

（一）侵犯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级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根据《教育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包括听课权、活动权、建议权、考试权、学位权、学历权、择业权和获得公正评价权等。近几年，全国不少高校由于管理者不恰当行使教育权和惩戒权，在教学管理、学籍处理、毕业证发放、学位授予、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发生了一些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问题。如有些高校规定，有赌博、打架斗殴、私自下河洗澡、考试舞弊等行为者，学校给予其劝退处理或勒令退学处分；未通过全国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等等。发生在招生阶段的侵犯受教育权案件主要表现为招生学校未按照有关的要求和程序进行招生，致使本应入学受教育的学生失去入学权的案件。发生在学籍管理当中的侵犯受教育权案件主要表现为高校违反有关法律和政府规章的规定，将学生开除学籍，使其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还表现为未能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开设课程、配备师资、教学硬件设施不达标等。

（二）侵犯隐私权

隐私权则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的具体内容包括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私有领域的保密权和权利主体对其隐私的利用权。例如高校辅导员扣押、拆看学生私人信件，高校泄露学生的家庭住址、家长姓名等私人信息，学生管理人员传播学生个人隐私等行为都涉嫌侵犯到学生的隐私权。如近些年经常发生入学通知书和银行信用卡同时到学生手中的问题。①

（三）侵犯财产权

侵犯财产权是指以财产权为侵权客体的侵权行为。高校学生管理中常见的侵犯学生财产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第一是违法收费，例如向学生收取资料费、考试费和军训费等各种费用；第二是违法罚款，例如向违反校纪、班规的学生进行罚款；第三是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中的侵权，例如学校将学生按照规定应当享有的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等予以扣发，侵犯了《教育法》第42条规定的学生有获得以上经济资助的权利；第四是违法没收。很多高校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会经常将学生宿舍中的热水器、电饭锅予以没收。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财产的限制或者剥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才能实行。高校不能仅凭学校的宿舍管理制度或者安全管理需要，就对学生的合法财产进行没收。

（四）程序不正当

我国高校的学生违纪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校规中涉及违纪处理的程序及其它程序方面的内容很少，学生的程序性权利难以保障。这成为高校管理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大学生最不满意、引发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根据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任何人在被限制或者剥夺权利的时候，必须给予他陈述、申辩和说明理由的机会。典型的案例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侵害其学位权案。学校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对田永做出的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侵犯了田永的程序性权利和获取学位的权利等合法权益。学校在对田永因为考试舞弊做出退学决定后，并未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也没有给其办理退学手续，依然为田永正常注册、安排教学活动直到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然而，学校在田临近毕业时通知田所在系不能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正常的毕业派遣手续，也没有给田申辩和向学校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以实现救济的权利和机会，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不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等行为也必然是违法的。高校应当在大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也引入事前的、正式的听证程序，以便于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前，给学生辩护的机会，使学生对有关事实和证据有知悉的权利。同时，可以把处理的过程化为教育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和法制意识。

二、高校学生管理中法律问题分析

（一）高校主体地位不够明确

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和“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与处分”的权力。但是授权宽泛，权限模糊，导致了高等院校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性复杂。②在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师者如父母，父母为子女之纲，高校的教育和管理应该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从而导致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误区，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期望过高，高校责任过大。

（二）校规与上位法冲突

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也就是说，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高等学校自主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教学管理。学校管理者所制定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应当是学校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结合学校的具体学生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在学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通常只有学校的主管部门参加规章制度的起草，由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学校规章制订过程中的所有参加人员几乎没有专门的法律工作者或教育法的专家参加，虽然他们对有关的法规有所了解，但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制定的规定难免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如有些高校规定，有赌博、打架斗殴、私自下河洗澡、考试舞弊等行为者，学校给予其劝退处理或勒令退学处分；未通过全国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等等。

（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清

近年来，学生管理工作在总结传承、内容拓展、方法更新、机制转换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学分制的推行、学生生活的社会化、学生素质教育特别是学生法律意识的普遍增强的不断推进等情况，高校学生管理在管理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定位复杂，管理范围模糊，管理目的也不大一致。尤其是大量二级学院以及私立大学的出现，更使得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双方法律关系的不对等和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学校一方面在强调自身管理职能的同时，常常忽视尊重学生合法权益的义务，对学生则片面要求其遵守规章制度的义务，而漠视了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在这种体制下，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四）高校处罚权的定位模糊。

虽然高等院校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因为高等教育管理目的的需要，《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管理规定》授予高校行使部分行政处罚权和内部处分权。但是，目前高校手中究竟有哪些处罚权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授权太泛，相关事件定性、责任承担、处罚标准均界定十分模糊，极易产生歧义，引发纷争。相关处罚性规定的不明确最终导致管理主体的权力被过多重视，而学生权利却往往被忽视，导致高校中频频出现被处罚者的权利保护不够现象，被处罚者的申诉、复议权利告知等得不到落实，仅此就足以导致现有的处罚决定大部分是在违规、违法状态下实施的。如杨金德诉上海财经大学一案，法院认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对原告做出结业处理的决定，超越职权，属无效行政行为。③

三、高校学生管理应依法定规，依章而行

（一）依法管理，保障学生的权利义务。

虽然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是特别权力关系。但是在依法治国之下，特别权力关系并不意味着高校的管理可以完全自主，可以任意限制或者剥夺学生的权利。特别权力关系之目的，在给予高校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权力，但同时亦要求高校依法定章，依章而行。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了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还增设学生权益保护制度，规定学生对退学处理或违纪处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把学校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要求学校遵守管理程序，其法理价值在于保持一种外部压力，促使学校作出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审查性从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学生管理人员应依法进行相关事务管理，推动各项事务管理的法制化。

（二）学生权利救济管道

无救济，无权利。提供完整、有效和迅速的救济管道是当代法治的要求之一。目前对于高校学生的救济权，中国在制度层面上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学生权利与学校的权力处在一种完全不对等的状态，除非学生受到极为重大的侵害时，否则是不会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这样就导致很多学生应有的权利即使受到了侵害不到救济，所以建立健全校内学生申诉制度，设立校内申诉机构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教育法》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也对学生申诉制度作了专门规定，学校应当按照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述制度原则，制定出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申诉规定、学生权利救济途径，通过校内申诉制度的实施，使学生的合法权利在学校内部得到公正、合理、有效的救济，充分维护高校学生管理的秩序性和稳定性。

（三）依法规范校规

高校的日常管理活动主要是以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为主要依据的，所以合法的校规是依法治校的根本之所在。目前各高校校规不规范的情况不在少数，违背法律法规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学校在制定校规时所设定的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校规的条款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学校的规章制度是落实法律法规关于保障学生权利规定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必须依照法律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对学校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修订完善，并严格依法办事。这是维护学生、学校合法权益，实行依法治校的重要前提。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中应明确学生管理的程序，并规定具体的救济管道。同时，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评估等制度，完善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建立健全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

另外，学校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学生的民主参与权利。学生是被管理者，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尊重学生的权利，要让学生成为规章制度的制定主体之一，听取学生的意见，尊重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能由学校管理部门唱独角戏。

注释：

①参见：信用卡和录取通知书一道来[N].沈阳晚报，2007-0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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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利益主体的法律关系

1.1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出现了质的改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校拥有着尤其有限的自，任命制下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该时期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对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管制呈逐渐放宽的趋势。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应逐步实行聘任制,且学校与教师应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聘任工作。此项法规体现了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聘任制下是教育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指出当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由于聘任的相关事宜产生纠纷或矛盾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从该视角看这种聘任与被聘任的关系亦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1.2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2.1特别权力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别权力关系”是依据大陆法系公法学说进行定义的。我国《高等教育法》中有规定明确指出高校是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其依法享有特定职能范围内的特别权力。而这种特别权力包括自定规章、自主判断以及自主管理。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公法关系无论是强制形成的，还是由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权力主体拥有着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则有服从的义务。这种管理与服从关系，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法律对该关系不进行调整和救济。

1.2.2平权型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亦称民事法律关系，在高校与学生之间也体现着该关系。高校与学生在此法律关系均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双方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强制与被强制的现象，双方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在此关系下学校失去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拥有的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服从的义务，例如学校因住宿费及教材费的收取等事项而与学生之间构成的法律关系。

1.3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3.1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教师法》明确了教师和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无疑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师法》中有明确规定了教师的职业性质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规定指出对于学生，教师担负着教育教学的职责和具有进行教育的义务。故教师的法定职责是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

1.3.2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管理必不可少，科学的管理是教学活动不条不紊进行的保障，只有教学秩序正常才有可能实现教学的目的，保证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的标准。如《教师法》中指出教师有责任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指导，并且对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进行评定。可见教师对学生的管理亦是教师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1.3.3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担负着教书育人和科学管理学生的职责，同时还必须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保护学生免受侵害。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又一法律关系，即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教育法》中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及学校应依法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教师法》第八条也指出教师有制止损害学生合法权益和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行为的义务。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法律职责和义务。

1.3.4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教”和“师”的身份，“尊师重教”是我国历来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代表教师具有高人一等的姿态，相反，教师应该放下不该有的架子，明确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承担起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法律义务。无论是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管理与保护，都是基于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教师法》第八条第四款作了明确阐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既是法律对教师义务的规定，更是师德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下的师生亦师亦友，能够让师生之间敞开心扉去沟通和交流，为教学活动营造一种良好的教与学的氛围，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明确法律关系的必要性

模糊或者淡化法律关系直接导致法律关系中的三大利益主体高校、教师和学生难以认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忽视了各自所充当的角色和角色应当发挥的作用，进而引发教育教学活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切实存在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超负荷，高校学生就业难，教风日下，学风不正等问题。因此三大利益主体明确法律关系迫在眉睫。

2.1厘清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高校与教师之间既存在聘任与被聘任的横向法律关系，也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学校占主导地位，教师起关键作用。

2.1.1高校应依法完善教师的权益保障机制

推进深化教师聘任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行之有效的途径。但在现今新旧人事制度的过渡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法律关系的模糊不清，聘任制的具体实施过程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撑，高校教师的权益救济机制及救济途径不完善等问题，这些均导致高校教师的权益屡遭侵害，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教学质量。因此，高校应当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及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完善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一方面，高校应为教师提供业务保障，使教师有充足的经费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参加学术研讨、参加进修培训等，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另一方面，校内的维权组织不能形同虚设，学校应当充分发挥校内维权组织的功能，并且积极拓宽和增加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途径，指导教师正确维护自身的权益，让教师的权益受到及时切实的维护。

2.2.2高校应完善教师评估体制

强化高校评估制度，对高校教师进行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全方面评估，并可以将评估结果与晋升、待遇、奖励、处罚等相联系，从而激励教师不断在各方面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提升教学水平。教师评估体制的完善无疑有利于高质量教师团队的建设。

2.2.3高校应建立严格的教师聘任标准

高校教师聘任标准是选拔高校教师的门槛，门槛的高低和门槛的设计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师资水平。高校在教师聘任时除应当考虑教师的学历和专业等基础条件外，更多的应当考虑教师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等。

2.2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培养高级专门型人才

现今有些学校不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理念，一味地追求畸形高学历人才的培养，而疏忽了社会的人才需求，导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高学历低就业的不合理现象，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费。在高等教育活动中，高校与学生之间主要是一种特别的权利关系，在这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当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地位是相对不平等的，高校作为特别主体，具有自主决断和管理、自定章程的权利，学生相对处于弱势的位置。因此高校作为主导，首先应当完善高校学生管理体制，规范学生的受教育过程，建立学校与学生信息交流平台，让学生也参与到管理当中来，激发学生的热情，培养学生的成长；其次，高校应根据教学的目的和内容以及师生的规模，提供优质完备的教学资源，为高校教育的发展提供硬件的保障；最后，高校应当形成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课的设置上紧贴社会人才市场的需求，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2.3厘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树立教师风范，优化学习风气

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保护与被保护以及相互尊重的法律关系。对该法律关系能否清晰地认知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风和学风。首先，教师要明确高校教学活动中自身的职责所在，增强自律意识，教学中既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完成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优化教学设计，形成课堂互动的氛围，营造学生主动学习的氛围；其次，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要进行课堂的管理，这是目前很多高校课堂缺乏的也是必须要重视的，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难以适应高中到大学模式的转变，长期处于学习倦怠期和懒散期，而大学课堂管理的弱化，让这些学生自我放任学业，造成人才的浪费和学风的低下，这些对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再次，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不只是存在于课堂上，更存在于生活，因此教师与学生应当建立紧密的联系，及时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最后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彼此尊重，因此教师在教学和管理当中，切忌出现有损学生人格和尊严的行为和言语。而学生也应当秉承“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尊重教师的人格尊严，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遵守课堂纪律，自觉主动地学习。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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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程序；听证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2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指高校管理部门或人员对于发生在学生与高校各相关要素之间的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或矛盾的处理。它并非指涉及到学生的一切事务，而应限定在关系到学生作为教育对象的切身利益的事务范围之内。自上世纪末以来，大学生将母校送上被告席的案例时有发生，且大学生胜诉者不在少数，其背后彰显的是大学生维权意识增强和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缺失之间的矛盾。因此，实现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法治化是维护大学生正当权益和保障高校稳定的教育教学秩序的必然选择。

一、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理论依据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高校学生事务是否适用于法治化的理论依据。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没有明确规定，但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有颁发学位证、毕业证，对在校学生的纪律处分权利等，这些权利是通过法律授权给高校的，因此高校这种事实上的行政主体地位使高校与其行政行为的客体即大学生之间产生了行政法律关系。另一方面，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在大学生年满18周岁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前提下，高校的非义务教育性质使其通过学费这一媒介与其教育的消费主体即大学生之间又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尽管由于公办学校的性质和我国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限制，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收费还不能全部满足培养学生的支出，“合同”双方“对价”不完全相等，但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存在的。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①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或隶属关系，而是同时具有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双重法律关系。

二、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现实需要

长期以来，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因此，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纠纷往往被理解为高校的内部事务，应由内部行政手段来化解纠纷，而不适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比如，2002年10月，重庆某大学女生李某和男生张某因未婚同居致使怀孕而被学校处于勒令退学处分，二人以“定性错误，于法无据”为由，要求学校撤销这一处分。2003年元月，重庆南岸区人民法院裁定此事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而驳回当事人的。这些现象的存在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与思考，这些讨论和思考有力叩击了“高校无讼”的塔门。

事实上自1999年田永胜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结束了高校无讼的历史以来，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近年来，由于高校频繁被诉，我国的司法实践上已经逐步对高校无讼的历史状态进行解禁，但我国法律条文本身却仍然没有为大学生享有对高校的行政诉讼权进行明确规定，包括诉讼范围、方式、途径等仍有立法空白。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权利是法定的利益，不能在法庭上得到承认的权利“只能是道德权利或习惯权利，而不是法律权利”。②因此，在依法治校的必然趋势下，法治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三、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认识误区

(一)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将限制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推崇为大学发展的理想模式。无可否认，大学是特殊的组织机构，肩负着神圣的育人使命，它的学术性内在地要求它的发展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减少外界的干扰。但大学自治绝不是把法治完全排除在大学校园之外。理解了大学自治的涵义和价值取向就会让我们看到：任何时候大学自治也不是绝对的完全的自我管理，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管理。

大学自治在西方通常又称为学术自治，其内涵是指与学术自由相关的事项可免于涉。但事实上，在人们的法治意识尚未完全觉醒、法治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的前提下，大学自治常常被演变为一种高度特权，关起门来处理事务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学生事务管理的随意性，失去了大学自治的本意，反而带来管理的混乱，影响大学自治的效果。

由此可见，管理的法治化与大学自治本应处于辩证统一体中，正确处理大学自治与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保证学校的正常教学及生活秩序。

(二)法治化是事无巨细的法治介入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是指在依法治校的前提下，各项学生管理工作的进行必须同时遵循法律法规及高等教育的规律。法治介入过多必然会改变其性质，影响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因此，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必须有一定的阈限，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均由法律说话。

从范围上来说，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首先应当限定在学术性事务和人性化程度较高的事务之外，比如学术观点的争议和对学生思想情况的评定等。其次，应适用于涉及学生身份改变或严重影响学生权利义务的事务，比如对于学生日常的批评教育方面也不适宜法治介入。

从形式上来说，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结果并非一定是“打官司”，而更重要的是让法治精神体现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之中，避免高校对其管理相对人作出决定及执行决定的主观随意性，实现保护大学生的正当权益和维护高校教育教学秩序稳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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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学生权利 权利困境　权利争取

学生作为具有独立个性和主体意识的公民，不仅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作为受教育者，还享有其特殊身份的特殊权利。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权利问题本应受到更大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权利常被忽视，侵权现象屡有发生，学生状告教师、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的案例屡屡诉诸报端，学校权力、国家教育权力受到挑战。学校在管理学生的观念、体制和实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学校、社会、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对学生权利问题的习惯模式，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侵害了学生的权利，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一、关于对学生权利的认识

如今，人权问题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人的权利也得到了公认，成为国际法的内容。在我国，人们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在教育领域，从教育和学习活动的角度承认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已为人们所接受，但从学生本体来说，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则还没有被认识和重视。学生权利主体观是在人权理论被公认的背景下形成的。由于人权意识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高涨，人类开始重视并且作出保护儿童权利的努力。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1989年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社会通过规范确认儿童权利的主体地位启迪了教育必须以人——学生发展为本的观念，即人本教育观，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学生权利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其时，在美国许多学校发生了师生纠纷，有的诉诸法律，但司法机构较多地偏向于学校、教师一方。与对公民权的研究相比，他们对学生权利的研究较少。西方关于学生权利的研究大多是以人权学说为基础、从人权的角度去分析的，特别是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论述受教育权，如托马斯·莫尔、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从宗教教义的角度阐释了人的受教育权利，提出了受教育权利平等的愿望。从17世纪开始，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人的自然权利方面阐述了人人具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问题。近代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使受教育权利由一种天赋自然权利转化为公民权利、法律权利，并为之提供保障，使受教育权从一项特权转化为普遍的平权。他们还把受教育权利写进了宪法及其他法律中，教育民主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在我国，自孔子创办私学起教育便沿着学在官府和学在民间两个道路上发展。科举制产生后教育便成了底层人士走进上流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天、地、君、亲、师的排列，师严则道尊等观念，也使教育处于众多行业的前列。在这样一个一直强调师道尊严传统的国度里，学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忤逆教师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要被斩首示众；把欺师与灭祖相并列，背叛师门要被清理出门户。对学生权利的认识和关注极少，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语录，大多从教育哲学的角度，以教育方式、教育目的的形式论及。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墨子的“学必量力”，王通、韩愈的“学无常师”等论及了学生的受教育权、个性发展权、差别对待权、自由选择权等等。此外，庄子对人的自由发展权、全面发展权也作过论述，陆九渊提出过怀疑权、思考权的问题，后来粱启超对体罚、女性教育权提出过见解，杨贤江提出过政治参与权，陶行之、徐特立提出过学生自治权等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规定了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同校以及禁止体罚，北洋政府在《义务教育实施章程》中规定了一些有关学生权利的条文，但都零碎不成系统。近代，在众多的教育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法律思想中对教师都明确提出了要求，从这些要求中也可以约略感受到对学生权利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总是从提高教育效果的功利目的出发的，这种认识也只能是下意识的或者轻描淡写般的流露，始终无法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学生这一特殊群体。

当代学者对学生权利的认识大致有两种。一是把学生权利等同于公民权，要求给予学生以社会公民一样的两大类权利：一类是实体性权利如生命权、人格权、隐私权等，另一类是程序性权利如告知权、申辩权、起诉权等。二是认为学生的身份是特殊的，学生除了拥有社会公民的一切权利外，还具有起特殊身份作用的身份权，即学生权。在众多的研究中，都认识到学生权利与学校、教师的责任和义务密切相关，但都缺乏对学生权的具体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改革也不断深化，教育立法不断完善，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都有关于学生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教育法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20世纪末期，教育法学的研究和探讨从侧重于教育立法成果的阐释与说明、教育法学思辨层面上的法理研究，转向注重教育法律关系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研究。这是中国教育法学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其中对学生权利的关注更是如此。在研究中十分注重教育相关主体法律行为的动态分析，重视对教育侵权行为的具体探讨，由此学生权利研究开始走向深入。

二、学生权利困境的反思与展望

1．学生权利困境的反思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有发达的文官制度和仁爱民本思想，但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一直至高无上，皇权之外没有西方教会那样的神权或政治生活中的法权来与之抗衡，强大的皇权使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均难以发育出独立成熟的公民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更没有产生尊重人权和民主法治的思想。学生作为实际上的弱势群体，在师道尊严观念下更不可能产生权利意识和权利组织。学生权利主体地位的被忽略，其原因在于对校生、师生关系的认识。学校和学生经常表现为学校与家庭、家长的关系；学校甚至社会认为国家授权也便是父母授权，学校和学生也便成了家庭和子女的关系，教师和学生也就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封建师道尊严和现代法律观念奇怪地糅合在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意识深处，权利的伦理理解，校生关系、师生关系的伦理化是学校侵权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学校、教师的教育失范行为不仅给教育管理者带来困惑，更给学生带来伤害。

由于传统教育模式、行政管理思维习惯尚未改变，学校管理职位的准官僚性自然使管理人员的官僚习气十足，从而加强了管理行为的行政化特征，使学校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漠视学生权利。在管理行为中重实体、轻程序，在学校管理活动中对学生实体性权利的侵害已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对学生的程序性权利侵害却不以为然。我国教育立法现状并不理想，教育法律法规显得原则、笼统和抽象，程序性规范少，具体操作难，可诉性弱，配套立法严重滞后，在学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立法的初衷和精神难以保证。

在具体的管理中，一是校规、校纪忽视学生，缺乏审核环节。处罚性条款逻辑不严、处罚过重；表述不严，无明确的法律概念；缺乏严密的可操作规则，自由裁量权滥用。二是学生申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教育法》对学生申诉的范围规定得比较宽泛，申诉的对象和内容，受理学生申诉的机关、职权，申诉处理程序等不够明确，这一切使得学生申诉制度在工作实践中很难得到有效实施。有权利必有救济，司法救济的无法实现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

2．学生权利争取的展望

学校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在教育消费已成趋势的情况下，学校必须从管理角色走向服务角色，校生、师生关系要从对立走向对话，在平等、尊重的平台上交流，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学生也要不断提高对权利的认识，提高法律素质，养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在追逐实现自身权利时，要立足于国情，立足于学校现有的办学水平，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能奢求学校在一夜之间完成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教学手段的更新。学生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相应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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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学生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高校自主管理的教育规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从高校设立起就开始存在。近几年，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日趋激烈。文章从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冲突的原因、冲突的表现形式及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高校实现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基于法治的理念，这种管理应当以学生权利为本位、以法律制度为导向、以高校必要的教育教学秩序为目标。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校作为办学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享有管理权。在公民权利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两种权利在行使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本文所论及的高校是指公办高等学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的。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高教领域的法治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和大致轮廓。2005年版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出炉，可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这为依法治校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但是，高校管理现状却不容乐观。学校不断被学生“送”上法庭的事实也凸现出高校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在考试过程中，随身携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学校按照先前颁布的“068号通知”，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但是，学校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他办理退学手续。临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突然通知田永不能毕业，不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等。田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令学校发放毕业证、学位证等。

二、冲突产生的原因

1.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司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力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人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

2.法律制度的缺失、滞后和失范，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无据、无序和错位。法治要求循法治理，法制自然就成为法治的前提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不曾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高校教育的管理均是依政策、上级指示而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诸如《学位条例》《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来得太晚，加之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权利规定的过于笼统，因此存在不少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还有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另一方面，高教领域的管理制度较严重地存在着违法现象。从法理的角度看，各级法律规范间存在着严格的效力等级，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得与法律或法规相抵触。不少学校在所谓“从严治校”的理念指导下，制定远比相关法律更高的要求标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更严厉的纪律处分，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对上位法的违反，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最典型的就是不少学校把英语四、六级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试与学位或学历相挂钩，这一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不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支持认可。

3.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程序瑕疵。高教领域法制的不健全、高校管理不规范的操作程序，从而催生了高校管理中无视程序、偏重实体的现象。这当中，最明显的是程序的忽视导致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缺失。通常认为，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而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那是恩惠。学生在面对学校的管理权力时也必须要享有相应的权利救济，从而防范权力的专横与失范。《教育法》等法规已经在学生的权利救济上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学生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既有来自学校管理层的重重阻力，也有学生自身的权利意识淡薄的消极无为。如在田永诉讼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虽然已经“根据规定”被取消了学籍，但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正是这些只注重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特别权力学说则更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特别行政关系，此领域是排除诉讼的，从而也就断绝了学生通过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可能。同时，一些学校在学生的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作息时间的规范、学生学籍的停、复、转、退等事项上都存在着不符合程序正当性原则之处。

4.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呈现出非法治化的状态。学校在实施其管理职能过程中侵犯学生权利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这对学生来说是影响至深至远的伤害，因为教育权的享有与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学校无视教育法规，随意开除学生，使学生的受教育权被不合理剥夺，而此点往往被当做学校严格管理而获得人们的道德认可和情感支持。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隐私观念的引人，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保障。一些学校为了达到“以做效尤”的目的，通常要把学生“越轨”的细节公之于众以示警诫，也有学校为了给学生努力学习营造“必要的竞争氛围”而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学校以管理之名置学生的法定权益于不顾，这既是学生权益保护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对既定规范的挑衅，这是与依法治校的理念相悖的。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1.学校的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教育平等权是基本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的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该宣言第三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我国现行((宪法》于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平等权，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而现行各高校的校纪校规中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规定很多，如由于学生拖欠学费禁止学生参加期末或毕业考试，由于违纪开除学籍或不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以上高校种种不准参加考试、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开除学籍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在这些案例中，“齐玉菩案”具有代表性。1990年齐玉菩考取济宁商业学校，但陈晓琪领走齐玉等的录取通知书，并假冒其姓名到济宁商业学校报到就读。毕业后以齐的名义被分配了工作。1999年齐得知情况后，以陈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为，陈假冒齐名字上学的行为侵害了齐的姓名权，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齐的受教育权未受侵害。齐不服，提起上诉。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菩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齐玉答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近十万元。

2.高校的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隐私权是指公民不让别人所知悉的个人私事。而高校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无意地涉及学生的一些隐私，如高校在处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时，将其处分决定在校园公布或广播，以警戒其他学生勿犯类似错误;在助学帮困的工作中，高校往往将其贫困生的名单在校园中公示，让其学生监督或举报其是否为真正的贫困生;有的高校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还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学生宿舍安装探头，来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虽然这些学校的出发点或意图是好的，但其行为却损害了学生的隐私权。

3.学术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学术行为是高校特有的一种教学科研活动，如对大学生研究能力的评价、学业成果的认可、毕业结业的控制等。学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行政权力更加难以监督和制约的特点，其几乎完全仰仗学术权威的道德和良知来实现。在学业评价和毕业证书发放时，学术机构完全是行政机构行使国家公权力，高校学术机构可以凭借其艰深的专业性知识背景屏蔽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如北大博士刘燕文诉母校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在校硕士研究生王青松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等。而目前的救济措施尚无法覆盖学术领域，所以探索新的监督模式以及拓宽行政、司法救济渠道势在必行。 4.私人主体的公权力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某些私人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维持着私法行为的外观，但实际上乃是一种行政公权力的运作行为。这是因为，行政公权力在社会化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秩序、提高效率、满足专业化需求而授权给私人主体一定范围的公权力，形式上是一种权利转移行为，这种因权力转移而造成的侵权在本质上仍是公权侵私权，如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的侵权行为。问题不在于公权力可不可以转移，而应该分析哪些权力可以转移，以什么形式转移，如何监督等，如大学生毕业证书发放是典型的国家公权力，但却与高校后勤部门的某些私人单位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如果大学生欠交物业费(主观恶意除外)，就不发给学位证，这种公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外，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还表现在使用学校教育资源权(是指大学生充分合理地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以及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等的权利)、知情权(是指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对本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人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选择权(是指大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由选择课堂和教师的权利)、监督权(是指大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以及课堂教学质量，对学校教学经费投人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奖贷权(是指大学生有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或助学金的权利)、婚姻权(是指在校大学生拥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权利)等方面。这里不一一详述。

四、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策略

1.整合法制资源，完善、实施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高教法规的不够明确、不够完善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和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它的内容在很多环节上已经向法治的方向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它取消了已往法规中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禁止在校学生结婚的规定，明确了学生与学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无疑既有利于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又有利于界定、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必须要有法治观念，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同时它对处分学生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和程序与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要求处分学生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但是由于一些教育立法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使其不确定性增加，现实操作性降低，致使各高校纷纷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导致“政”出多门，标准各异，极不统一。即使为学者普遍看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是由教育部以部长令的方式颁布的，其在法规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而且需要细化的地方很多，这也为学生的继续被侵权“埋下伏笔”。所以，要真正调整好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一整套完整的、配套合理的法律规范是必不可少的。清理既有的教育法规，使之实现法制资源的有效整合，减少法规间的不协调和脱节，将是建立和谐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重要环节。

2.健全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应当在校规中得以体现。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由此可见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以前高等院校的相关校规对此是个空白，致使学生的救济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从依法管理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即使学校处分学生，也应当遵守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召开校长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履行送达程序。必要时不妨引进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如果排除了学校与学生间的特别权力关系，那自然也就应当应允学生通过几条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主要包括:一是通过校内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二是在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专门管理学生投诉的职能机构;三是通过仲裁的渠道。因为学校与学生在有些领域是民事关系，完全可以借助仲裁这种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益之争;最后是司法途径。即诉讼的方式，它是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后屏障。那种完全排除司法途径的作法是对学生权利的变相剥夺。笔者认为，不妨在诉讼法中建立起关于学生诉讼的特别程序，扩大受案范围，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以有利于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程序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与学生间有一个各自行使自己权利(权力)和履行各自义务的基本步骤，也为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分门别类地处理高校与学生间的权益纠纷。西方名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思想对我们处理高校与学生关系不无启发，也与“分而治之”的思路是吻合的。既然学校与学生间存在着行政的和民事的双重关系，那么在处理二者纠纷时首先要对纠纷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识别，在此基础上确定它应当属于哪一个领域的规则来调整。如果属于前者，那么二者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遵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处理。如果是后者，则学生与学校间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平等、诚信、权利不得滥用等原则将成为支配他们的一切行为的准则。那种“一刀切”的模式，即妄图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法律关系的做法是简单、粗暴的，也是导致高校与学生权益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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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引言外，本文包括四个部分。

[关键词] 高校学生管理纠纷； 司法介入； 高校教育仲裁制度

自“田永案”开高校行政诉讼先河以来，高校学生状告母校的事例纷至沓来，引起了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有如下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处理有异议，可以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但由于没有明确提起诉讼的类型及范围且高校地位界定模糊，因此，在众多的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中，大部分诉讼案件被法院以不属于自己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实践中这些问题的产生必然要求我们的教育法学做出回应，即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能否通过司法介入予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恰当的解决，则将会继续困扰高校、学生及司法部门，不利于学生权益的维护和高校的和谐与稳定。

一、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一）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内涵界定

纵观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多是在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发生的，其实质是自主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高校管理行为按照其表现可分为静态管理行为和动态管理行为。前者主要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制定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以是否涉及学生的重要权利为标准，后者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重要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如招生录取、学籍管理 、纪律处分、授予学位、颁发学历证书等，另一部分是对非重要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如食宿管理、安全管理、统一为学生订购教材、强制上早晚自习等。本文中所要论述的高校学生管理纠纷，是指高校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所引起的各种争议。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纠纷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既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纠纷，这主要是由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法律关系所决定的。

（二）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表现形式

1998年底，北京大学学生田永因作弊，学校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并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因不服学校决定，田永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北京科技大学推上被告席，成为行政诉讼法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并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此案开中国高校行政诉讼先河以来，学生频频将母校告上法庭，高校被诉现象已经是屡见不鲜。高校与学生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引发的纠纷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且类型多样。根据案件所涉及问题的特点，可对近几年内典型案件进行如下归类：第一，因学校招生管理行为而引发的纠纷的案件。2001年，何建宇填报志愿时表示不服从专业调剂，但淮海工学院在招生时将其安排在所报志愿以外的专业。何建宇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学校非法录取。2004年，笔试第一但未被录取的甘德怀，与学校对簿公堂，指责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招生程序不公正。第二，因学校授予学位、发放学历证书问题而引发的纠纷的，认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案件。1999年，刘燕文认为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的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审议过程违背了正当程序而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开创了以“正当程序”要求司法干预学校内部裁判的先例。2003年，浙江师范大学因姚某曾经作弊受过处分而依据该校校规取消其学士学位的授予资格，姚某认为学校校规违反国家学位条例，将浙江师范大学推上被告席。第三，因学校的纪律处分而引发的纠纷的。2002年，北京某大学经管学院系98级女生严某由于考试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而提起诉讼。2004年7月杭州师范学院美术专业的学生卢燕同样因考试作弊被勒令退学失去学位而向法院提出诉讼。第四，认为学校在管理过程中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而引发的纠纷。2002年，湖南外贸外语学院6名学生因留宿异性被学校开除，这6名学生认为学校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而向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西南某学院学生张静因怀孕被开除，张静和男友以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名誉权为由提出诉讼，要求学校赔偿损失。2004年，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专业班某学生认为学校长期以不适格的中专教师充任大学教师，使自己的教育消费权受到侵害，据此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校方赔偿学费。

二、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现状及困境

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之司法介入，是指通过一定的司法审查程序裁决高校与学生之间因管理问题而引发的的争议，目的在于通过制止或矫正侵权行为以实现社会公正，并使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获得司法上的补救的一种纠纷解决渠道。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双方主体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纠纷解决方式的特殊性及多样性，而司法介入解决此类纠纷就是其中的一种最重要、最典型的途径。

尽管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对于化解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矛盾而言，有其他纠纷解决途径无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在现实中，司法介入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情况不容乐观。

（一）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现状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1998年田永案开启高校行政诉讼大门，理论界对法院的受理与审理虽有颇多非议，有合法说与违法说之争。但多数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海淀区法院的受理与审理，不仅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而还体现了其正确理解立法精神的高水准，为走出机械法治主义的泥潭提供了绝好的契机，有利于推动整个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此后，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生受田永胜诉案的鼓舞，认为高校在行使管理权的过程中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校内申诉得不到回应或者直接把希望寄托于法院以寻求司法程序救济而频繁地将母校告上法庭。然而许多法院以学生管理纠纷属于高校内部管理行为或者认为高校不是适格的被告，司法不宜介入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将学生的权益保护拒绝在了司法救济的大门之外。例如，2002年北京某大学经管学院女生严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严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法院认为严某因对学校做出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不服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故裁定不予受理。无独有偶，同年11月，重庆邮电学院二年级学生马某在暑假外出期间因和男友马某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学校得知后给予二人勒令退学之处分，二人不服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该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随后二人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重庆邮电学院所做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不是行政处罚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由此可以看出，虽然1999年田永胜诉，开辟了高校行政诉讼学生胜诉的先例，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判例制度，行政诉讼行为作为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司法解决方式仍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仍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现实中，司法介入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司法介入的脚步依然步履维艰。

（二）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面临的困境

1．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阻碍司法介入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包括《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2005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建立并且比较完备，但仍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性差，尤其是在解决教育领域内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例如《教育法》第41条第四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新《规定》根据《教育法》的内容在第五条做出更明确的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享有下列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虽然两者都规定学生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司法救济，但学生可提起何种诉讼，法院受理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管理案件的范围，法律或是法规都未有明确规定，并且把大量的学校处分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也是有的法院受理，有的法院不予受理或受理后经审查而又驳回起诉的缘由所在。 各地法院在受案范围上的反反复复和随波逐流，折射出法官的无奈和司法介入的困境，现实厉害的算计压倒了司法救济的理性思辨。如果能够完善法律法规，由其加以明确规定，则这一困境将会大有改观。

2．高校法律地位及自主管理权界定模糊阻碍司法介入

长期以来，关于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定性模糊，是导致有关高校教育纠纷缺乏有效司法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争议主要是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过程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而的外在表现，所以对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合理定位问题因为高校法律地位难以清晰界定而变得模糊起来。

（1）国外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理论

所谓高校的法律地位，主要是指学校在教育活动中的资格和身份。关于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一直都颇有争议。国外有以下几种有的学说：发端于19世纪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特别权利关系的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处于绝对不平等地位，主要表现为：首先，学生承担义务的不确定性，高校往往出于主观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其次，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获得司法救济 。二战后随着法治思想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这种理论虽然强调了高校的自主管理权，避免外界过多地干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但由于违背了行政法治原则，排斥学生权利司法救济渠道，所以逐步退出地位，最终走向衰落。日本法学界（以室井力教授为代表）提出“在学契约说”，认为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为民法上的契约关系。即高校与学生之间地位完全平等，是基于双方意愿缔结的，为实现教育目的而订立的一种契约。学校对学生的所有管理行为为如命令权或者惩罚权，都是基于这种契约关系的行为，契约关系是高校行使管理权的合理依据 。此学说对于防止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与权威介入大学自治、提高学校的法律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但是缺陷在于对高校的公权力性质没能有清晰的认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二者虽存在民事关系，但更多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高校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公权力，如对学生的违纪处分和授予学位的权力等。所以，“在学契约说”亦不能准确阐释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国内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理论

《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对高校法律地位作如下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学位条例》第八条：“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机构授予。”高校具有民事主体身份、但又不仅仅是民事主体，它还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使一定公权力的行政主体。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公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我国高校的法律身份是事业单位法人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高校定性为行使一定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1999年“田永案”，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学校与学生在某些事项上，“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即高校被看作特殊的“准政府组织”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没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所以理论界对此的认识也不一而同，至今都未有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权威定论。

（3）高校自主管理权的性质论争

高校享有自主管理权，其主要理论渊源就是“大学自治”传统的影响。大学自治是高等教育管理中一种特殊管理组织形式，发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其内涵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 ，可以自由地治校内部有关事务，最小限度地接受来自外界干扰和支配。有的人认为大学自治一般是指大学应当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不受政府、教会或者其他任何社会法人机构的控制和干预。我国教育法制中没有采用“大学自治权”的概念，而是采用“自主权” 概念。如《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何谓高校的自主权？有学者认为所谓的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就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以高校职能为基础，以高校自主裁量为手段，共同实现的自主权。但这种管理权是法律赋予高校的“权利”还是“权力”，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关于高校管理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力或者是权利？理论界颇有争议，未有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高校管理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非义务性教育，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有偿的，高校与学生之间是合同性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就受教育的内容、方式等达成合意，学校的管理行为都是基于这种典型的教育服务合同而为的。第二，高校管理权是一种行政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根据《教育法》第二十八条、《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推知。第三，高校管理权是一种准行政权，来自政府部门管理权力下放给高校，根据《民法通则》和《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高校应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法人，不是行政机关。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高校又是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一定的行政权的行政主体 。

如果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高校管理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则学生作为被服务者，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根据民事法律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但是这种观点多数人认为有失偏颇，因为它抹杀了高校管理权的部分公权力属性，结论过于武断。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中都有以偏概全之嫌疑，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并非都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高校管理权究竟该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应当如此界定：高校管理权作为自主权的一部分具有双重属性，即兼有民事权利属性和行政权力属性。前文论述中已将高校管理事务区分为重要事务管理和普通事务管理，高校对学生进行的食宿管理、期中、期末或平时成绩的评定、教学管理等属于普通性事务管理，不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这些事项时，应当认为学校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一方民事主体，行使的是民事权利，校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学校运用行政权力对重要事务进行管理而涉及到学生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时，高校的自主管理权是在国家教育权的基础上，由政府下放给高校并由高校在法律法规范围内独立行使的行政职权，具有可诉性。例如，高校发放毕业证书，授予学位，进行学籍管理、招生录取等管理行为时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职能的行政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高校与学生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事实上的组织体与内部成员的关系，也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倘若学生对这类管理行为不满，认为学校的管理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则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获求司法救济。

可见，由于高校法律地位模糊、高校自主管理权法律性质界定的不明确性，是阻碍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当学生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高校权力的恣意侵犯时只能在司法救济的庭前徘徊。

三、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正当性及必要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诉讼浪潮接连不断地将高校推向尴尬的被告席，高校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同时也表明由于法治观念逐渐深入，学生们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是否应将高校的管理权置于司法监督之下？当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否诉诸法院获得司法救济？笔者将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论证。

（一）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正当性

1．司法介入“有法可依”

首先，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从而对学生权益予以救济有宪法依据。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宪法规范的至上性。因此，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为基本权利设计保护机制，并为其提供司法救济的渠道。

其次，司法介入具有普通法依据。新《规定》根据《教育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对学生权利予以进一步明确。规定学生有权：“对学校给予处分不服，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其诉讼。”也就是说只要受教育者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司法救济。此外，该条规定并没有指明对学校给予处分不服申诉的申诉结果就是终局裁决，这意味着并未排除司法审查的可能性。高等教育法规为高校和学生设定了相应的权利，但要保护学生群体的实体性权利必须配置相应的诉权，否则权利就形同虚设，当学生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却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最终司法的至上权威性也将难以树立和维护。因此，从法理上讲，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是正当的。

2、高校管理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司法介入的正当性

随着形态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高校“自主办学”和自主管理权的权限不断增大，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排斥司法审查的理由。法治社会的司法审查在社会系统领域无疑被认为是有效的，高校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并不能使高校的自主管理置于司法审查之外的真空状态。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司法介入并不矛盾，因为这两种权力的行使并没有脱离“依法”的轨道。高校享有自主权，推行自主管理，但其进行管理所依据的规章和管理制度的精神都不能与法律相违背，并且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和审查。此外，司法介入不但不会破坏高校管理的自主性，反而有利于保障高校管理权的顺利实施，促进高校内部管理秩序的完善。

3．司法介入是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权利救济渠道

教育领域内纠纷的解决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申诉、行政复议、司法裁决等，其中司法审查是最重要、最典型的纠纷解决手段，原因不仅在于由法院这一正义的最后守护神对纠纷做出裁决能最有效地使法的价值得到充分的维护，可以制止和矫正侵权行为，使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补救，而且由于法律为司法审查预设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机制，从而能保证比其他纠纷解决手段更佳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予以监督，最终使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达到一种融洽状态，这对和谐校园建设无疑是有益的。在法治社会中，司法裁决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救济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最后救济方式，也是最高救济方式。豪无疑问，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对于化解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矛盾而言，有其他纠纷解决途径无可比拟的优势。

（二）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必要性

1．高校管理权的行使离不开司法的监督和审查

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是危险的，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过程中，如果偏离了的轨道，脱离了司法的监督，权力就容易变质，这也是高校纠纷不断的一个根源性因素。因高校的管理行为不当而引起纠纷无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高校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行设定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某些时候对学生权利进行处分的任意性非常大。第二，高校管理行为实施的程序不规范，不能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诉权等权利。第三，滥用法律授权，恣意限制甚至剥夺受者的权利，包括超越权限制定校规校纪和滥用管理权两方面。如果将自主管理权置于法律的监控下，高校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就会有所忌惮。必将更加负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按正当程序规范一切管理行为，使法治原则得到体现，法治精神得到落实。用法律的眼光审视高校管理权，防止高校管理权运行的无序性和随意性，建立、严谨、合理、合法的权力运行机制，既是避免管理过程中出现过多纠纷的需要，又是体现公平、公正的要求，既有利于监督学校严格遵守正当程序依章行事，又有利于学校清理并修正不合法律规定的规章制度。

2．司法介入是法治化进程的必然趋势

高校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对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校的特殊地位地位决定其内部管理权力的运行必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我国先后制定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一系列对高等学校自主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及结果应当受到法律的监督。学校被学生推上被告席的诸多案例都在不同程度上的昭示着：学校已不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块无诉案缠绕的梵天净土。作为维护整个社会运行规则的法律，作为已被和事实所证明的需要大力贯彻和推行的法治原则和精神也应渗透到学校管理的每个角落。同时，学生权利意识的苏醒，教育价值的确立、社会发展进程加快都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以司法审查推动高校管理逐步步入法治化状态，也是高校适应法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发展趋势。

3．司法介入是体现人权、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人权是当今世界敏感的话题，每个国家都将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实现人权的佐证。高校是传播知识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的场所，在高校管理中体现出的人权维护和实现则要求学校更加谨慎地对待学生的权利问题，任何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和限制的管理行为，只有法律才有决定权。根据法律保留原则 ，在高校管理中，涉及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处分的行为一定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要保留司法审查的空间。如果排斥司法审查，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的合法权益的维护根本就无从谈起。总而言之，从完善我国人权实现方式和促进我国人权发展角度出发，确立对高校管理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保障人权充分实现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4．申诉制度存在缺陷，不能充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

根据现行教育领域内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高校与学生发生争议时的解决途径有申诉和诉讼两种方式，就当前的实践而言，学生申诉制度是高校学生权益救济体系的主渠道，而司法介入只是个别现象。2005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新《规定》，其中确立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规定体现了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思想，把学校管理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但是以法学的视角观之，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

首先，申诉机构和人员设置尚存有缺陷。虽然新《规定》确立了申诉制度，在学生权益维护和纠纷解决途径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第六十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然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究竟应该怎样组织，各类组成人员在委员会中应占多大比例，都未有明细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至今不少学校尚未建立起一套公正、合理的申诉处理机制，因而，申诉在很多情况下被搁置，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其次，申诉程序缺乏公正性，不能充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申诉制度作为学校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受学校统一领导，在解决纠纷时，学校管理人员在官本位思想下，申诉委员会在处理纠纷时往往顾虑到管理者的权威，容易偏袒学校一方，不利于学生权利维护。

最后，申诉制度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是实现有效救济的制度保障，也是对权力进行合理制约的有效方式。然而，根据现有的制度安排，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被认定为是学校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其组织机构也往往是高校内部的某一原有部门或者特别成立的部门，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在申诉处理过程中，高校权力仍然任意扩张，无法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由此可见，现有申诉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表明申诉作为解决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主渠道并不是最有效的预防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学生正当权益维护而言无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通过司法途径对权益受损者予以救济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构想

（一）确定司法介入的标准及原则

1．确定司法介入的标准

司法审查作为一种权威和终极性的力量对高校管理权实行外部监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解决纠纷的最终保障。如何在尊重大学自主管理权的同时进行司法审查，关键是看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标准如何确定。这种标准的划分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关于标准的确定问题，学者们各持己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观点一：可以划分为三个标准：第一，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足以改变学生的在学身份。认为学生入学之后与高校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即在学法律关系，学生因此而获得学籍，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当学生在学业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或者违背学校纪律情节严重时，可能会受到学校最严厉的处理，这种处理足以引起在学法律关系的消灭，使其丧失学生身份。如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等。第二，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如专升本、硕士博士生的考录管理、入学资格审查、拒发毕业证、学位证、等。第三，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对学生的公民基本权益有重大，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中有的既不改变学生的在学身份，也不具有外部性，但该行为的做出将影响学生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民权利。

观点二：认为划分的标准是首先区分高校的管理行为性质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如果高校在行使民事权利的过程中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校方和学生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当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亦不存在司法能否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之论争了。如果行使的是行政性质的权力，则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要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第一，高校非依民事规范做出。第二，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损及相对人的权利。

观点三：以行政行为标准和重要性标准的综合考量作为司法介入的评判标准，行政性行为标准是司法介入的前提，重要性标准是司法介入的评断。 也有人主张以内外部行政行为为标准划分是否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认为如果是内部行政行为就不具有可诉性。不过这种观点的局限性使得法院在受理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问题上陷入困境，遭到多数人的质疑。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纠纷哪些类型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采用司法手段予以解决，这个标准该如何确定，通过以上各种观点的利弊，笔者认为，在尊重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结合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之规定及现阶段高校对学生管理的特点，应当确定如下标准：是否对学生的权利有重大影响。这里所指的权利既包括以受教育权为主的权利，也包括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民事权利。例如学校对学生做出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和退学（不含自愿退学），按退学处理等身份处分行为 足以改变学生在在学身份，限制或剥夺了包括学习在内的各种权利（主要是指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的受教育权）；影响受教育权的完整性进而影响学生未来发展，这些行为就应被认定为对学生权利有重大影响。再例如，违法不向合格的学生授予学位或颁发毕业证，这将可能影响到学生今后的生存发展机会。在当今知识，高等学历与学位足以决定一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能否获得学位或学历证书对于苦苦求学的学生而言应的是举足轻重之大事。这些都应视为对学生权利有重大影响。

简言之，凡是对学生的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影响的，都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当高校学生与学校产生纠纷而寻求司法解决途径时，可根据纠纷所涉及法律关系的不同性质而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

2．确立司法介入的原则

由于高校自身地位的特殊性，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时必须对学校的自主管理权给予必要的尊重，留给学校一个适当的自治空间。 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就需要运用司法权解决此类纠纷时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根据高校自主管理权的性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应当确立平等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

（1）平等原则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时平等原则应体现在两个方面：平等的司法标准及平等地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这就要求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标准上和审判的过程中应平等地适用法律或者推定。即“同样案件同样处理”，“不同案件不同处理”。对于同一类性质的案件，不能有的法院受理有的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甚至同一法院对同样的案件做出完全相反的裁判。

（2）区别对待原则

在司法意义上，“平等”一方面意味着法律规则应该同等地适用于社会中进行司法活动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又要做如下区分：即同等的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等情况不同等地对待，当然任何“区别对待”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高校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管理所牵涉的也是纷繁芜杂的，范围十分的广泛。按照高校管理自主权的权力性质，可以将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高校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与学生权利产生的冲突纠纷，主要包括违纪处分、学籍管理以及学历证书或学位颁发等行为引起的纠纷，另一类是高校在行使学术权利过程中与学生产生的纠纷，如学生成绩评定、学位（毕业）论文专业水准的评定等引起的纠纷 。由于纠纷性质不同，司法审查的强度也应有所区别。对于第一类的纠纷尤其是对学校处分不服引起的纠纷，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在进行审查时除了对高校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外，还应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从行政诉讼法理论来讲，法院既进行合法性审查又进行合理性审查也是有依据可循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行政处罚显示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一条规定可以视为合法性审查之例外规定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纪律处分的种类有：（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查看；（五）开除学籍。”根据合理性审查原则，如果法院审查时发现学校在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与其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明显畸轻或畸重，认为显示公正的，即使处分程序合法，仍然可以做出变更判决。对于第二类性质的纠纷，由于学术评价属于高校自治的权限，也属于学术自由范畴，学术自由是高校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司法评价不能代替学术评价，否则就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此外，学术管理通常是十分专业的，要求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官进行判断无疑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法院只适宜从程序上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应涉及其实质性审查，而学术问题的实质性审查应通过制度创新——引入教育仲裁制度，由具备专业知识的的仲裁员予以裁决。

（3）正当程序原则

司法不是万能的，法官精通法律但不一定在学校管理方面也是行家，“一个优秀的法官不只是一个熟练的法律工匠，他还应当是一个学家，一个先知，一个哲人……”这只是一种理想而不是普遍现实。因此就学术管理纠纷而言，法院的司法审查应当局限于审查法律问题而不应审查学术方面专业问题，但学校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是否遵守了正当程序应该是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使根据正当程序做出的学术评定不一定在实体上达到公正，在正当程序理念下，只要严格遵循了正当程序，也会被认为是公正的。以刘燕文诉北大案为例，法院也只是对学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进行了审查，将判断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权利仍然留给了大学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此外，学校在依据法律法规及校规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是否依据正当程序应当是司法审查的内容。例如审查学校在做出身份处分决定之前是否给予受处分者以充分的申辩机会，允许其对有关事实进行申辩陈述，是否超越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学生进行违法处罚。所以，确立正当程序原则既使得司法审查在一定合理限度内对高校管理权行使予以监督，又避免法治的触角延伸至法律所不能及的领域，既保障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高校的自主管理权。

（二）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方式之完善

1．法律法规的修改是前提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教育领域内法律法规的笼统性规定使得法院、当事人都无法直接找到支持自己的权利规范，以至于当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寻求法律保护时却救济无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必将先完善法律法规，使司法部门和当事人能“有法可依”。在法制建设层面上应当进行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加强高等教育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虽然，教育部新修订的《规定》（2005年9月1日实施）回应了现实的需要，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制度的重大进步。其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通过列举学生的权利义务，确立了学生在学校内部关系的权利主体地位，学生不再简单地被当作学校管理的相对人，而是学校内部关系的主体，不仅承担义务而且享有权利。这对于贯彻育人为本的原则，尊重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整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此外，六项权利和六项义务也规定了学校的权利边界，超越这个界限就有可能越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高校管理混乱，促进内部管理秩序的完善，从而减少高校的诉累。但与此同时，《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又扩大了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仅就现有的高校学生的权益救济途径的状况而言，高校对学生权益侵犯的危险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因此，教育领域内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于纠纷的有效解决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加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将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并明确具体可以纳入的纠纷类型，也可以避免当学生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因行政诉讼法上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持而被迫“绕道”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司法救济。200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始酝酿做出新的司法解释，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再只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内部处理，以限制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但不知是何原因，千呼万唤至今仍未出炉任何有关的司法解释。此外，《学位条例》也应当加以修改，使其内容能更加清晰明确，并规定不授予学位的情况，避免司法审查出现尴尬 。刘燕文诉北大博士学位案一审中，海淀法院的判决虽然回避了校学位委员会是否拥有实质审查权的问题，但判决的内容仍然隐含了法院的倾向性：法院之所以做出撤消判决而非直接授予学位的判决，背后的法理无非是法院这个外行不应该代替学校这个内行作决定；依据同样的道理，校学位委员会这个外行也不应该代替答辩委员会这个内行作决定。但《学位条例》并没有就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对学位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的权限予以明确划分，致使实践中出现外行决定内行的怪事。

通过“立”与“修”的工作，使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无论从具体内容上，还是从立法技术上，更加科学、合理，体系上更加完备，使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司法审查有法可依，进而实现教育领域的良性循环。

2．司法介入的基本方式之完善的相关法律问题

在走向权利与法治的时代，学生与高校的纠纷将会更多的诉诸法院，分清哪些案件应该通过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哪些纠纷可通过民事诉讼加以裁决，对于有效解决纠纷，保护学生权益，维护高校管理秩序显得尤其重要。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多重法律关系，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纠纷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所以，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司法救济途径也应有不同。如果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因行使行政权力而引起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范畴，应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对事实进行认定和裁决以解决纠纷。如果双方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因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的纠纷，则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加以解决。

(1)启动高校行政诉讼的相关法律问题

①行政诉讼的目的

就行政诉讼产生而言，其目的首先在于为普通民众提供一条对抗行政权力的司法途径，由中立的司法机关解决公民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纷争，给公民权利予以保护。其次，行政诉讼客观上又具有纠正违法行政，保证行政主体适法正确的功能和作用。就高校行政诉讼而言，其直接目的在于提供一条司法途径来保障学生的正当合法权益，月素高校行政权力的自我膨胀，促使高校内部秩序达到有序化状态，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②法院受理高校行政诉讼案件不以穷尽内部救济途径为前置条件

《教育法》、《规定》均有此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从条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并没有读出申诉是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之义。而有的学者据此规定认为学生只有在提出申诉后对申诉处理结果不服或学校及有关部门不予受理时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显然曲解了该法律条文的本义。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对高校学生来讲，诉讼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在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做出更沉重的选择，而且从社会角度讲也可以避免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乍一听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是成年人，完全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提起诉讼之前会权衡利益考虑成本问题，而且受母校情结的影响，学生不会在没有认真考量之前有信心与母校对簿公堂。如果规定以申诉为获得司法救济的前置条件，则无疑是对其诉讼请求权的严格限制。

③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

如前所述，高校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且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一定的行政职权，因而具备了行政主体资格。事实上，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学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理论意义上的行政主体是指依法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形式行政职权以及独立参加行政诉讼，并能独立承担行政行为效果的组织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4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当高校学生对管理行为不服，认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高校作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法人组织，就是适格的被告，而不是它的上级教育行政机关。

④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根据前文界定的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标准，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几类纠纷：因身份处分行为而引起的纠纷，主要是指开除学籍、退学（不含自愿退学）、视为退学等处分行为；因学籍处理行为而引起的纠纷，如决定升级、降级、留级，奖励等行为；因学位、学业证书管理类行为而引起的纠纷，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前者包括不授予学位、不予颁发学位证书、宣布学位证书无效等，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等；因招生录取行为而引发的纠纷，例如违反择优录取原则，任意改变考生填报的志愿等行为。

(2)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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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 行政程序 程序正当 育人功能

教育行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行政法学视域中高校与学生的关系

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是探讨高等教育行政性质及特征的逻辑前提。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谓见仁见智，未成通说。一般学界普遍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主要由教育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来调整。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一般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隶属型行政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即使在高校与学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中，仍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学生依然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高校有权根据自行制定的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公正评价权等相关权利。在有的情况里，学生的受教育权会受到极其深刻的不利影响。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适当约束和科学规范高校教育行政权，是推行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高校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

“以生为本”、“育人为先”应是高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这里笔者所言的价值取向是指高校教育管理者对学生进行管理服务时所坚持的工作原则与服务理念，以及在管理服务中对待学生的态度与情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将是对高校管理能否做到育人、助人、爱护人的深刻考验。随着高校自主管理权的不断扩大，学生的权利受到不利影响和限制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与学生依法享有的权利相冲突而对簿公堂的现象屡见报端。这是因为在高校里人们一般习惯地认为，高校对学生的奖惩（包括依校规开除学生学籍）是高校当然的权力而无可厚非，人们不应该指责学校的行为，我们反而要经常检讨、反省学生的行为的合理性和恰当性。这样的观念，还是很有市场的。随着我国法治实践的发展，人们法律观念的更新，在行政法理论界已逐步摒弃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审查与救济的传统观念，对原有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加以扬弃和改造，使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行政程序的功能简析

行政程序的功能就是指行政程序的价值，即行政程序的效用性。行政程序，是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为过程，步骤，是实现某一程序的若干必经阶段；方式，是实施行为的方法和形式，两者构成程序的空间表现形式。根据行政法学理论通说，行政程序主要有以下三大功能：

（一）提高行政效率

低成本、高效率是经济管理学基本理论范畴，也是行政行为所追求的目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为中是无处不在的，实体法不通过一定程序就不可能得以实现。“行政程序可以避免传统实体控权机制的僵硬、死板，用行政程序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既可不过于束缚政府行为的手脚，又可以防止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恣意、滥权”（姜明安，2006）。可以说，程序法的作用，既能保护公民权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又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简化繁琐的程序，从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这一功能在高校管理中表现得也很明显，高考扩招带来的在校学生人数急剧膨胀，给本不是很宽裕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高校只有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切实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的效率，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自身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二）制约规范公权力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约束的权力极易膨胀、腐败。这是至理名言。所谓制约作用，是指行政程序能够在程序上对行政机关起制约作用，防止其失职、越权和，确保行政权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高校教育管理也应如此，在实施教育管理时，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行使权力时要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不越权、不滥权，防止教育管理行为的随意性和非规范化。

（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保护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设定行政程序的宗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要靠行政实体法予以规定，还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管理者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教育资源，具有行政优益性，学生所掌握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无法与管理者对等，这种不对等性在教育活动中，极易导致学生的权利受到校方侵害。教育行政程序的公开、公正、公平，将有助于缩减他们掌握教育信息的不对称性，祢补学生的弱势群体地位，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高等教育行政程序的育人功能

（一）告知程序的育人功能

告知程序，是指高校在实施教育管理行为的过程中，告诉学生相应教育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理由和根据，学生参与相应行政行为的权利和途径，以及其对教育行政行为不服，而表示异议和寻求救济的途径、时限等一系列的步骤、次序。告知程序的本质在于确保学生对教育行政行为的参与，只有通过学生对教育行政行为的充分参与、了解，才能提高学生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接受程度。同时，行政参与通过充分的、平等的发言机会，疏导不满情绪和矛盾，避免学生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压抑对抗倾向，“且参加者的角色分担具有规则机制，可以强化参与人（学生）服从（高校）决定的义务感”（季卫东，1999）。“（学生）参与也是程序公正的一项重要因素，如果人们（学生）被允许参与决定，人们（学生）就会觉得受到了比较公正的对待”（宋冰，1998）。由此可见，公正、公开的告知程序，有利于学生权利、义务意识的重塑，引导学生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履行应尽的义务，这也有利于增强高校教育行政行为的实效性，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如高校告知学生有申请助学贷款的权利等。

（二）信息公开程序的育人功能

信息公开程序，是指有关与高校行使职权的一切信息，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高校具体管理部门的办公地点、办公方式等，通过一定途径、形式，让学生知晓所应遵循的步骤、次序。如果保障学生参与教育行政管理权利的实现，就必须以高校管理的信息公开为前提，就要为学生提供获取各种教育信息的便利条件，提高高校管理的透明度，防止高校权力的隐蔽性，从而减少因教育行政权力暗箱操作所产生的腐败现象。由此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平等保护的育人氛围，学生可在这样的氛围中，养成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良好品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听证程序的育人功能

听证程序，是指高校在制定影响学生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以及作出处罚决定之前，由高校告知学生拟作出决定的主要内容、理由、主要依据及救济途径等，所应遵循的步骤、次序。听证程序的设定，确保高校行政权的正确行使，防止偏私，消除学生与高校之间的争议、矛盾，因为“学生的知识、地位决定他们有强烈的自尊心，希望社会、他人尊重自己，满足自己的愿望（杨德广，2002）”，通过双方当事人平心静气地发表意见和反馈意见的交流机制，使得学生的不满情绪得到及时的表达、发泄，避免使矛盾激化，有助于建立起民主合作式的和谐高校与学生关系。听证程序体现出高校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和对学生的理解，更大程度地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有利于形成民主、和谐的育人氛围。

程序正当的育人功能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启示

（一） 高校教育管理规范化水平的表征

高等教育行政的程序正当、程序和谐，促进高校自身教育管理水平的提升。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价值导向，过去主要是着眼于有效的规范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而对于如何“维护人的权益”重视不够，对教育行政程序育人功能的研究更是不足。伴随着我国的法治进程，高校管理的传统理念正在面临挑战。在教育管理中，只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切实维护好大学生的合法权益，高校才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健康发展，才能为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民主校园”营造良好氛围，提供制度支撑。

（二） 高校教育管理者育人理念的更新

高校教育管理者依法治校的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在坚持教育行政程序正当的程度上。切实提高高校教育管理者的依法管理意识，抛弃在高校内部管理上的重人治、轻法治，重政策、轻法律，重实体、轻程序思维，做到有法必依、有章可循。因为“高校教师面对的是成人化的学生，民主的管理方式对高校教师的管理更为重要”（杨德广，2002）。作为高校管理者，要转变过去管理主要依靠政策的思维，把法律当作高效管理的主要依据，坚持依法治校。努力建设一支知法懂法的高素质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要经常组织高校管理人员学习法律知识，特别是要组织高校管理人员重点学习与高校管理有关的法律，培养法律意识，自觉地用法律规范高校的管理行为。

（三）高校教育管理的方式转变

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观念，是实现高校行政程序全过程育人的根本前提。从法理上说，程序法治是实体法治实现的基本保障。实体权利固然重要，但没有程序规则，实体权利不能自动实现。程序是法的内在生命，只有程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实体真实，从而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高等教育法的程序规范应当既包括教育权行使的程序，也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利行使的程序。程序规范的设定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的法治原则。高校内部的自治规则也必须贯彻和体现法治精神，当制定的规则对学生的权利义务有不利影响时，应当规定相应的程序，保障学生有充分的被告知权、知情权、申辩权和申诉权。

（四）高校教育管理的价值归宿

高校在教育管理时，只有始终树立并体现法治精神和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才能保障好、维护好学生的受教育权及其相关的各种正当权益。高校管理的价值取向，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服务于教育的宗旨和归宿。因此，构建和谐校园，高校管理者不得不养成良好的法治意识和理念，不得不形成科学、民主的维权观念。在管理中体现育人的价值，以程序化、合法化的管理教育人、鼓舞人、帮助人，尊重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教育管理应倡导法治精神、程序正当意识和民利观念，尊重学生成长成才的特殊性和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以学生为本，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引导学生，在润物无声中尊重激励学生。这既有利于营造体现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育人环境，同时对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法律信仰必将产生深刻地影响，以此推动我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和民主法治进程不断取得新进步。

参考文献：

1.王学辉.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

2.姜明安.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M].商务印书馆，1997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