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主要表现范文
时间：2023-09-27 18:18:3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维主要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作者单位】 宁波市外经贸委。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44-02
党的十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笔者认为，既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的能力，也要提高领导干部多说“法治话语”的能力。让领导干部多说“法治话语”，这既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在领导语言上的具体体现。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法治语言是法治思维的载体，“法治话语”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脉相承。“法治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缺失，凸显的是法治素质的堪忧和法治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缺乏“法治语言”的训练，自然对法治话语和法律语言有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出是创新。这个创新，是在总结和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是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十六大报告中继续强调了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到十八报告中，则提出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并且针对性地运用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四个基本方面。
从“法制观念”到“法治思维”，从“依法办事能力”到“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由“法制”发展到“法治”，包含了民主、公平正义、权利保护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内涵创新。第二方面，由“观念”发展到“思维”，从思想理念进入到工作和能力思维，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引领和指导意义，是工作、能力思维创新。第三方面，由一般性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发展增加了“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四个方面，是应用领域的创新。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以法治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标准的思维。所谓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就是用法治思维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搞清楚法治思维，先要搞清楚法治思维对应的概念是什么。我认为，法治思维对应的概念有三：非法律的思维、人治思维和法制思维。
首先，非法律的思维。法治思维的关键词之一是法，是法律思维，而不是非法律的思维。这些非法律的思维，包括经济的思维、政治的思维、管理的思维、文化的思维、道德的思维，等等。这些思维，当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维，但是，不是也不应当是唯一的或者排他性的思维。除了上述非法律的思维以外，我们还应当重视法的思维，想问题、做判断、行措施，还必须增加法的思维，以法为据，以法为尺。
其次，人治思维。法治，对应的是人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对应的是人治国家和人治政府。法治思维直接对应的就是人治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思维包含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即民主的基础、控权的核心、人权保护的目的、依法办事的规则，等等。
另外，法制思维。法制思维是依法为前提的严格依法办事的思维，而法治思维则有更加全面的内容和深刻的针对性，即法治不仅要“治民”，更要“治官”，规范、约束和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是法治的核心，当然也是法治思维的核心。
法治思维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思维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和治官治权思维等。
第一，合法性思维。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包括行为的目的是否合法，行为的权限是否合法，行为的内容是否合法，行为的手段是否合法，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等等。合法性思维，是规则思维，也是制度思维。十报告提出，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权，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
第二，权利义务思维。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主体彼此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行政执法、人与人交往等，都要尊重保护权利，履行义务，承担法定职责。法治思维，必然包含权利与义务思维的内容。各级领导干部所作决策和所行措施，大多是针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这些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在法律上是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可以随意侵犯的客体。对他们权利的尊重、维护和保护，就是法治思维的表现，漠视、蔑视其权利，任意剥夺侵犯其权利，不是法治思维，而是典型的人治思维。另外，领导干部行使的权力是公权力，公权力的特点就是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履行职责义务，不失职，不辱使命。一些领导干部在当地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时，采用发文件强行让公务员集资的办法，就是在蔑视和践踏公务员的法律权利，是典型的没有法治思维的表现。
第三，公平正义思维。法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和原则，法治思维自然要反映这种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如领导干部在重大决策时，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公众参与决策、决策的民主化，才是决策中的实质性约束。让公众有序参与决策，决策反映和体现公众利益和各方意见，这是公平正义在决策领域的体现。那种在决策工作中忽视公众意见和利益，刻意袒护个别利益群体的做法，就是缺乏公共行政的公平正义思维的表现。在行政执法中，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都不是法治思维，难以取信于民，也难以真正有效和长效。
第四，责任后果思维。法律不仅是行为规则，还有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法治不仅是行为之治，也是后果之治。法治思维也不仅仅是行为规则思维，不仅仅是判断思维和行为思维，更为重要的还有责任后果思维。因此，行为有后果，行为者要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这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对领导干部来讲，必须对其权力行使和职责履行行为承担责任后果，违法的行为要及时纠正，侵犯的权利要得到有效救济保护，造成损害损失的要依法给予赔偿，违法犯罪的要予以惩处。正所谓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失职必问责。
第五，治官治权思维。法治以制约和监督公权为核心，法治思维当然是以制约和监督公权为核心内容的思维。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要求，无不体现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着深刻的法治思维内涵。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治官治权思维，就是权力受制约和受监督的思维。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有严格、规范行使权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必须有接受制约和监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胆大妄为。
篇2
一、规则是社会有序的保障，是法治的治理基础和重要依据
法治乃规则之治，规则是法治的基础，“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若不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规则思维就谈不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因此学习和研究规则意识确立规则意识、运用规则思维是理解、培育和运用法治思维的重要内容，是对法治思维研究的具体化，也是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思维保障。当前，在实践中无论是手握政权的公权力者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规则意识，公权力者的强拆以及中国式过马路都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至今仍然缺少准确运用规则进行思维的习惯和能力。
本文的规则思维主要指的是法律规则，法律主要是由法律规则所组成，正是规则的存在才使法律发挥着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作用，法律规则是厉行法治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作为法治思维的内涵之一，规则思维对于规范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权益而言规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规则给公民的权利定规矩，使得公民的权利可预测，可规范；规则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厘清了权力的边界，约束权力的实施，促使其守规矩，不任性。
法治首先是法律的统治，即规则之治。法治无论是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亦或是作为行为规范，其内在含义即是法律规则的实施。博登海默认为：“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任何一部法律，其有效实施的终端都在于法律的适用。准确把握当前法律适用统一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通过理念更新和机制创新，不断推进法律适用统一，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层面来讲，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如果不受规则的约束，为所欲为，那么统治社会的就不是法律而是专制。因而，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如果社会公众不能严格的遵守社会规则，那么权力就会毫无顾忌的专断任性，公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社会就无法和谐有序的运行，这势必会损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一言以蔽之，没有规则就没有法治，规则是现代法治的载体和基础。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进一步确立规则之治的过程。
二、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
当下我国法治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规则之失”，未来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进“规则之治”。“法治思维的精髓在于规则意识，社会要发展，社会要和谐都必须要讲规则，无论社会治理当中运用何种思维方式，其前提都在于制定良好的规则并得到大家的普遍遵守。”可以说，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规则思维是合法性思维。
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是一种合乎法治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法治而言，合法性是判断人们行为、社会关系正确有效与否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标准，“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围绕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因此，规则思维必然要考虑合法性问题。规则思维意味着人们遇到各种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行为或社会关系是否合法合规，将法律规则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社会关系合法正当与否的首要标准。即规则思维首先就是合法性判断的思维。
第二、规则思维是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依据规则并运用规则的思维。
规则思维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依据的思维，恪守非人格化权威。规则思维的起点是寻找有效的规则，规则思维的过程要依据、运用和尊重规则，规则思维的结果要合乎规则要求。规则思维要求在认识、分析、评判、推理和形成结论的思维全过程都要讲规则。在法治实践中，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常怀规则意识，遇事找法律规范、解决问题靠法律规范。规则思维要求法律人乃至普通公民要善于寻找事件与规则、事物与规则、行为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辨识其是否相适应，进而穿行于事实与规则之间，在个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各环节都要尊重和运用既定的法律规则。始终将宪法法律规则作为所有主体行为的首要规范和依据，依照规则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合乎规则的可为，违背规则的禁为，真正做到公权力机关行为于法有据，有权不任性，公民法人信法守规矩。当然，规则思维绝不是简单死抠法律条文的僵化思维，规则思维支持通过对法律规则的适当解释、论证、推理等方式来完善法律规则，并作为思维依据。
第三、规则思维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平等思维。
规则思维一方面意味着每个人在既定规则面前的平等。而平等即意味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规则思维要求在分析处理问题时，要有平等尊重、遵守规则的意识，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则之外的特权。另一方面，规则思维是一种平等对待他人的思维。平等待人思维规则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形式平等，因此，规则思维意味着在规则基础上尊重他人、理性平等对人，是基于规则的平等主体思维。规则思维意味着不因规则以外的因素，作出不相关考虑和衡量，更不得进行歧视或其他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第四、规则思维主要是一种形式理性思维。
从逻辑基础看，规则思维是一种形式逻辑思维，从合理性的类型看，规则思维主要是形式理性思维。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是基于规则、运用规则的思维，为了实现规则治理的统一性、确定性、可预测性和普遍性，规则思维应当是形式理性的思维。所谓形式理性是相对于实质理性而言的，追求的是形式正义。法律的形式理性思维强调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评价、判断，在法律之内而不是法律之外去寻求和实现正义规则思维是形式理性思维，这意味着思维主体思维的依据是法律规则，除了极端例外的情况外，主体应忠实于法律规则，不能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来代替法律规则。特别在司法过程中，裁判者必须把他应该判决的、个别的具体个案与实在法之中的规则联系起来。裁判者应当从案件到规则，又从规则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和权衡。他应当实现法的决定，而不是用自己的决定取代法的决定。规则思维的形式理性，还表现在其反对以个案的特殊性来否定、排斥普遍性的规则；反对后果向替代规则取向，即反对以结果的妥当性、合理性为由来排斥规则或规则的适用结果。“出于法治国和法的安定性的理由，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特别是不得考量仅仅在具体个案中出现的后果。”因为，立法者从具体、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发挥其作为普遍的思维工具的作用。通过立法制定规则，在各种价值偏好、利益冲突间凝聚最大共识，避免重复不必要、易分歧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在规则适用层面上通过事实判断和形式逻辑推理致力于实现规则的统一适用。如果规则思维放弃形式主义的立场，而采用实质主义的面向，那么实质正义标准的因人而异将导致规则适用无法统一、规则权威性、可预见性、安定性等的丧失，法将不法，甚至规则的制定也就没有意义，法治的规则之治由此也就失去了根基。
当然，我们说规则思维是形式理性的思维，并不是说规则思维就没有价值目标，完全不考虑实质正义。只是为了维护规则的权威和安定，而反对通过突破规则的方式实现实质正义。规则思维认为一般情况下规则本身就是立法过程中凝聚的共识，是正义公平的体现，实践中无需再多做不必要的价值判断和考量，“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连接，立法者部分地表达出了他们如何组织社会的设想。可见，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所以，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实现规则，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
尊重规则的思维不是只要规则的思维，规则思维绝不意味着过分拘泥于规则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思维， 规则思维也不绝对排斥基于事实和价值的评判。“ 尽管为了在社会中确保法治的实施，一个由概念和规则构成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规则和概念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和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我们还必须谨慎行事， 以免亳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
篇3
【关键词】民营企业；法治；竞争力；转型
什么是法治？《辞源》的定义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党的十以来，同志围绕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必须与时俱进，以法治企，在企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中，将法治提升为民营企业重要的竞争力。破除“民营企业只有3-5年寿命”的魔咒。
一、法治是民营企业构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无论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还是新时期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的要求来看，民营企业都应当更重视法治管理的价值，并打造自身的法治竞争力。
1.法治是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以法治企能从根本上规范和确保企业管理的实效。既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保护，又能在经营中规避风险、避免管理漏洞、预防和减少损失，是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法治又是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的软肋。许多人将民营企业与“管理不规范”挂钩。如果能够加以改善，必然能在民企中形成人无我有的竞争力。其次，以法治企能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赢得优势。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企业与各方合作和利益关系也更加多变，民营企业如能积极培育法治竞争力，善用法律法规来表达诉求、维护正当权益，就可能在技术、资本、人才等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并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成为企业赢得创新竞争优势的关键，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法治是民营企业服务市场和社会的迫切需要。第一，市场和客户提出的法治化建设要求不断提高。比如，一些国内外知名品牌客户，为保证产品质量及市场信誉，会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审核，检验其供应商在经营活动中是否符合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等社会责任。一旦发现不符合要求，就会立即取消其供应商资格。这些责任认证规定许多来源于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第二，行业及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法治要求不断提高。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个行业都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执法力度方面也日益严格，比如《食品安全法》《环保法》等都对特定行业的企业经营条件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要求。民营企业只有通过法治管理，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管理水平，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并展现出自身竞争力的综合优势。
3.法治是民营企业适应国家法治建设的应有要求。民营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法治建设有利于民企创业和健康发展，有利于民营企业权益的保护。谁能够尽早顺应这一时代趋势，通过加强以法治企，与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更好地接轨，谁就能培育出除了产品、市场等竞争力之外新的法治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中占据新的优势。例如，法律对拟上市的公司作出了明确规定，必须符合多项基本法律要求，这让不少想要通过上市达到融资目的的民营企业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而符合依法治理要求的民营企业，无疑就拥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法治管理作为民营企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虽然法治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国家法治化建设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里着重分析民营企业自身法治管理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
1.法治思维淡薄。据相关资料统计， 科技型中小企业中90%的最大股东是董事长或董事长兼总经理，85%的企业创办人是企业负责人，法人治理制衡机制缺位，企业对创始人依赖性和受制约性强。事实上，不少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暴露出法治思维的局限性。第一，守法意识淡薄。通常表现为只顾经济利益，缺乏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引导、缺乏法律底线思维，或不讲诚信等，这样的企业迟早会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第二法律知识缺乏。不注意及时学习、理解相关行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导致观念的错误和落后。第三，不善于运用法律。不知在经营中如何运用法律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好自身权益。因此，这些企业无论在设立企业之初，还是签订和履行合同中、内部管理、直至诉讼或仲裁过程中，都容易产生不利后果。
2.法治资源有限。第一，非讼事务投入普遍较低。在不少企业，因各种竞争压力，无法或不愿再在自身法治资源上作更多投入，比如法律专业部门或人员配备、律师事务所聘请等。这样不利于经营风险的防范，在商务洽谈中也容易忽视应有的权利。例如某企业在与外商洽谈品牌授权经营合同时，外方提供的几十页的合同中只有简单的两条是外方作为授权方的义务，其他均为该民营企业的义务。但由于该企业资源有限，但又急于求成，不愿聘请法律专业人员协助，导致在执行合约时发生了重大纠纷。第二，诉讼事务维权效果不佳。由于前期投入不足，一旦发生纠纷，在诉讼过程中普遍存在书证、物证、电子证据取证困难，办案成本过高，鉴定困难，执行难等问题，这往往也让民营企业无所适从，即使花费重金也较难维护自己的权益。法治管理的价值更因此而无法体现。
3.法治水平有待提高。法治水平低，不仅不能成为企业的竞争力，还会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现在民营企业的法治水平低主要表现在：第一，内部管理未与法律法规的接轨。比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环保法的出台，对企业在节能环保上的要求越来越高。但部分民营企业却没有按新规定进行积极改善，导致能耗、排污指标等严重超标。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罚，损失惨重。第二，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内部法治管理流程。一些企业即使设置了法律管理岗位，但有些项目未经过科学论证程序和法律人员的参与，导致岗位形同虚设。第三，法治学习和教育普遍缺乏。法治思维在许多民营企业中还没有形成全员化的成果。许多人认为那是管理层或专业部门的事。事实上，法治管理渗透在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只有全员的法治思维能力提升，法治水平才会有整体提升。
三、民营企业构建法治竞争力的途径
民营企业的转型实践，必须从顶层设计、价值创造及日常管理等多方面着手，以更好地实现以法治企。
1.法治观念应融入核心价值观。这是企业法治的最高层次。法治，对企业来说，它既指健全的公司运行体系，良好的公司运行状态，更多意味着整个公司成员对制度发自内心的遵守和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的公司秩序与状态。因此，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首先，要树立守法合规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民营企业持久良好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意味着，不论顺境逆境，诱惑或压力，企业都应当基于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合法性为基本前提，与国家、行业的各项法律法规积极接轨，作出科学决策。其次，要将法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即从企业的战略高度去理解和重视法治的重要性。思考法治与企业的市场定位、产品质量、资本等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逻辑关系。制度、流程建立的终极目标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而为客户创造价值。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清晰地意识到法治对企业的重要意义，才会更自觉地践行，而不是为治理而治理。
2.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精准发力。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复杂，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应当将法治竞争力发挥最大价值。第一，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法律保护。比如某科技公司通过所在园区的法律协助完成了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登记。这帮助该公司在被一家美国公司指控其侵权的“337调查”中取得胜利，对方最终撤销了针对该公司的所有专利诉讼。这个过程中，企业自身并无法律部门或法务工作人员，但他重视核心竞争力的保护，利用较低的成本高效地解决了国际纠纷，因为它在设立企业时就考虑了具有知识产权等法律服务能力的园区作为办公地点。第二，经营过程中善用法治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现行的法律、政策是可供利用的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人人可运用，无需通过市场“合理配置”的资源。但理解、运用不同，表现出来的价值就截然不同。民营企业大多被认为管理不规范。如果将来自客户、行业、监管部门等的法律规范作为提升法治管理水平的资源，利用政府、行业及客户等对企业的指导、培训和监督，按照法律要求积极完善管理模式，那么企业定会赢得外界的信任和肯定，形成人无我有的法治竞争力。
3.以法治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法人治理结构下的企业，应在坚持“人、事分离，权利制衡，专业管理和创造价值”等原则下，加强以法治为主的制度建设。第一，制定完善企业规章制度。要以符合法律法规的企业章程为最高自治规范，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战略规划、业务流程、投资管理、资金管理、人员管理等内部制度，明确权利义务。比如根据《劳动法》规定，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应当首先完善企业《员工手册》，让员工更好地规范自身行为，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员工，也才能合法解除合同。以此达到规范运营、风险控制的管理效果。第二，加强法律研究，为企业谋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企业法律工作者应加强对现行法律政策的研究，并使研究成果被企业尽可能采纳，协助企业决策更好地趋利避害，达到法治的最大效益。第三，全员学法执法。通过微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多种形式和方法，提高企业法治宣传教育的及时性、实效性和普及性，日常管理注重证据的收集和保存，努力使员工都成为法律法规的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具有法治思维的民营企业将在市场激烈角逐中展现出新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发展，以及越来越多中小型创业企业新兴发展，必然使企业面临许多复杂情况和新问题， 形成法治竞争力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竞争力，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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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差异
一、问题的引出
我国学界对法律思维重要性的认识起步并不是很早。在对法律思维概念、特征、意义上所持的不同观点也不尽相同。在这种背景下，在对法律思维研究的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样法治思维就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色彩面世。
在法律思维尚未研究彻底的时候，法治思维的出现似乎更加令人困惑。仅仅一字之差的词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是不是就是法律与法治的不同定义？本文将以两者的区别为线索以展开。
二、法律思维
思维是什么？辞海对思维的定义有三类：首先是思考；其次是理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过程；最后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意识、精神。法律思维最为社会思维的一种，应取第二种定义，即法律思维中的“思维”是指理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过程，我更愿意把这种“思维”看做是一种过程。
那么法律思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对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谌洪果老师认为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民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所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刘志斌老师认为：所谓法律思维大体上是指法律人根据现行有效法规范进行思考、判断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受法律意识、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所影响的认知与实践法律的理性认识过程。
郑成良老师的观点则更为简洁：所谓法律思维方式，也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
不难看出，以上三位老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定义。与大部分学者把法律思维的主体定义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同，谌老师的定义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法律思维的主体扩大到“生活与法律制度架构下的人们”。这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主体限定的突破。同时这种宏观的角度与法治理念也有所接近。刘志斌老师的定义也是把思维界定为一种过程，其主体为法律人，其依据为“现行有效的法规范”，其对象为从社会问题上升而来的“法律问题”，其影响因素为“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文化”。郑成良老师的观点则更侧重于实践，把法律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法所等同。站在各位老师的肩膀上，笔者尝试对法律思维做如下定义：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根据现行法律、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而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过程。
法律思维的主体应限定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思维的取得不仅仅是对规则、条文的学习就能达到，而是要有对法律的崇敬、经过系统的法学知识的学习并有实践经历才能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这当然是要经过法学院的长期、系统的教育。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法律思维的养成和保持还在于从事法律职业。一旦离开法律职业后，其法律思维难以维持。故一般人即使运用法律规则来思考社会问题，也难以说其就有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依据是现行法律。我们当然不能把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作为解决现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现行法的依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进行深入的探究，或者说进行一种价值上的判断，这种法律应该是良法还是恶法？的确，纽伦堡审判把恶法的存在价值贬的一文不值，但是这种对朴素正义、公正的追求对法律思维有多大意义？如果说法律思维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们运用法律思维来面对社会问题时，让其首先辨认作为依据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恶法又能有多大意义？即使是恶法，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其的运用过程也是法律思维，不能否认，即使是在法西斯治下的德国，即使是恶法的存在，其法律思维的运行也是有序甚至是先进的。所以，人们对良法的追求，对恶法的憎恶无法改变法律思维的运行。对良法的追求这不是法律思维的任务而是法治思维的要求。
法律思维要运用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诚然这句话有经验论的绝对化，但是经验对法律思维的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就像法学院的课堂，老师们常举的例子，一个刚从校园毕业进入法院的法科生，自己都没结婚经验，怎么能判定婚姻是否破裂？我认为，经验分生活经验和职业经验，在这里是指法律实践经验。而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职业经验其对法律思维过程的影响都是存在甚至是巨大的。陈金钊老师把法律思维分成三个层面：思维定式；思维的知识结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程序。其中思维定式中就包括经验。而思维的知识结构则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规则性。其他法律方法则包括逻辑推理，大陆法系奉为经典的三段论式推理就是典型。还有法律的解释，法律修辞等等其都为法律思维过程所运用。
三、法治思维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求是，那么人文科学就是求真。进入法学领域，目前求真的最好方式就是法治。郑成良老师认为，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我更倾向于认为，法治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而法治的实现则必须有法治思维的引领。没有法治思维的养成，法治则是难以企及的乌托邦。
法治思维又是怎样被定义的呢？
陈金钊老师认为：法治思维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
蒋传光老师认为：法治思维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社会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
姜明安老师认为：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过程和活动。
由上述概念可知，法治思维的主体在于执政者。我同样反对把法治思维的主体扩大到公民，“法治”一词重在“治”，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管理行为（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服务行政，而非统治）。必须注意的是，法治是依法而治，绝非用法统治，即必须是rule of law，而反对rule by law。所以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公民难以具有法治思维，用诉讼法上的话说，一般的公民难以“适格”。再进一步，政治国家中的执政者要有法治思维，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有法律思维，那么剩下的公民，当他们随着社会的进步、权利意识渐渐觉醒，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用法律来思考问题，甚至像欧美法治发达的国家，凡事“找我的律师”，说出这句话的这种思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词组来定义？在这里，与本文主体无关，不再论述。
法治思维仍然是一种思维，所以我认为其仍然是一种过程。但是法治思维却又有其特殊性。法治思维的核心是重视和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功能和作用，构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模式。法治意味着理性统治，而人治难以避免非理性的误区。蒋传光老师也认为：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什么是理性呢？理性不仅指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可见，理性是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与道德紧密相连。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所追求的是善，而这种善又是涵盖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在内的――这正好与法追求的相吻合。故法治思维中的法是也应该是良法。如江必新老师所说：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实质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指不仅要表面形式上要合法，而且本质上要合法。要有高度正当性、高度民主性和高度和正义性。
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形式的思维。这对当下正处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上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人们权利意识淡薄，“是官强如民”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不幸的是官员们也往往以“父母官”自居。甚为巧合的是，17世纪的英国，英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英国保王政治理论家菲尔麦也是利用王权与父权的捆绑关系来论证王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他提出了著名的菲尔麦命题：未成年子女与其父亲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是父权存在的基础，而王权来自父权，如果父权不可避免，则君主制也不可避免。由此可见，无论东西方都存在“权利”屈从与“权力”的历史，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如何使权利得到保护，如何使权力得到限制，制度设计是基石，法治思维是关键。
四、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异同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同为思维，同为过程，差异巨大却也有殊途同归的地方。首先，两者都以制定法为依据。没有制定法，谈何法律思维，谈何法治思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均以权利义务为中心。法律思维中的代表――司法思维不正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均衡为最终目标吗？执政者的执政行为，在法治思维的规范下不正是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把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降至最低为目标吗？最后，实质上，法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法治思维的一部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中心――司法机关正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国家机器依照法治思维运转时，必然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司法机关严格司法，法官严格遵循法律思维裁判。而一旦法官严格遵循法律思维裁判，忠诚的把法律作为上级必将带动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律思维的推崇。
同时，在似乎具有隐约相似的外在下，也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在。
（一）两者的适用主体不同
如上所述，法律思维的适用主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这是一种不经法学院教育、不经法律职业的磨砺所难以获得的。我个人反对对法律思维适用主体扩大化的解释。季卫东老师就认为这是法律人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区别于其他职业，他说：这个职业法律家团体以其通过法学教育和实践体验所形成的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区别于其他职业。在与政治家比较的基础上，他将职业法律家思考方式的特征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 ”、“兼听则明的长处 ”和“ 以三段论推理为基础，力图通过缜密的思维把规范与事实、特殊与普遍、过去与未来织补得天衣无缝”三个方面。法治思维的适用主体是执政者，是公权力的行使者，这同样是难以随意获得的资格，因为公权力的授予并不是随便的，行使公权力的人是要经法定程序选拨的。同样，我反对法治思维适用主体范围的扩大，详尽理由上文已述。
（二）两者目标不同
必须承认，这是以社会转型的当下为背景。法律思维的目标更侧重于个案的解决。无论是律师、法官、检察官抑或法学学者若想在现时生活中解决身边的个案，就必须运用法律思维的特征，通过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正当的程序、司法标准的衡量等步骤来进行，其结果可能不是客观但是却合法，这就是法律思维所追求的。而法治思维的运用则以更好的促进经济转型与进步，更好的使行政权力服务于人民，更好的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思维更加具有宏观性，而法律思维则更加具体。
（三）两者适用方向不同
这是一种过去与将来的方向。法律思维具有过去式的特征。法律思维的启动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出现，而社会问题一旦出现，一旦进入争端解决机制就说明它是过去的事实，所以法律思维的运用就是用来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所以它具有过去式的特征。而法治思维不同，它更多的是面向现时、面向未来，侧重于实施或即将实施权力时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注意和警惕。它要求实施或即将实施权力的目的合法、合理、权力的来源和权限合法以及内容和程序的合法。也就是说，法治思维就是用合法性来对执政者实施或即将实施的权力进行规制的思维过程，它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而不能也不可能面向过去。就像我们不能以当代社会“依法行政”的标准去要求封建社会的行政官员。
（四）两者在是否能渗透感性认识上不同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根据现行法律、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而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过程。良好或者说严格的法律思维需要绝对的理性，而拒绝个人情感的渗入。法官需要中立审判，不得先入为主，目光只能在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来回穿梭，甚至被比为一部机器，放进去案情和规则，拿出裁判结论；检察官同样如此，他不能因为嫌疑人故意或过失、善良或邪恶、位居庙堂抑或身处草野等等法外因素而做任何认识上的改变。他只能严格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法律规定，确定罪名，提起公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等。律师也同样如此。由于法治观念的淡薄，人们通常认为对方的人或者辩护人就是对方利益的维护者，而不管这种利益合法与否，只要是对方的，就是我反对的。故而对律师颇多责难，在我国律师的地位也不似欧美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那般崇高。诚然，律师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合法的，是法律所保护的，是值得争取的。律师在对个案进行法律思维过程中，不能渗透入其他感性因素，特别是金钱因素。法律思维中运用的法律经验也是不同于生活经验而高度职业化的方法的一种。
法治思维则不同。从治理这个角度上说，执政者需要充满对弱者的同情。特别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它往往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权力的行使如何合理，如何减轻对弱者的侵害，这需要不断的取舍衡量。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行使更需要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去同情去帮助弱者，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置。只有带着同情弱者帮扶弱者之心，法治思维才能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当然这是在行政权行使的角度。同样，在法学界有这样一句格言：法无规定则禁止。诚然，这是对公法而言，毫无疑问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而依上文所述法治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的，那么行政权就是其最大的载体。如此看来，作为法治载体的行政权的行使是不是就必须谨小慎微，严格依照法定事项运行呢？笔者看来并非这样，而是有选择、有区分的适用。“法无规定则禁止”是对行政权的限制，对行政权的限制是担心行政权过度膨胀导致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这里说的禁止，是指对行政相对人在管理领域课以不利益行为的禁止，即事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项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处罚。反之，在行政权服务领域是应该可以授予行政机关一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即在这个领域行政权的行使需要蕴含深情。例如，对生活极其困难的弱势群体增设福利待遇，这未尝不可。
法治思维在一定的领域可以渗入感性认识，这是其与法律思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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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企业的法治文化建设逐步纳入议事日程。国有企业的自身特点、发展要求、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需要使得构建全面科学系统有效的法治文化体系成为必然。
为深入研究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情况，我们先后到内蒙、宁夏、新疆、陕西、天津、上海、浙江等地，通过座谈交流、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形式，对十家国有煤炭企业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的情况进行调研。所调研的企业包括了国有煤炭开采企业、煤化工企业、发电企业、科学研究企业。本文基于调研的结果，对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法治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基本情况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将“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国有煤炭企业里成为企业的一种自觉。在调研中发现，煤炭企业在建设法治文化，实施依法治企的道路上都取得了一定进步。员工的法治意识普遍有所增强；法律事务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构较为健全；普法教育能够年度开展、形式丰富多样；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普遍建立了基本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个别公司建立了法律风险防控信息系统；高管层依法决策的意识有了明显增强。所有这些，都为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奠定了精神、制度、物质层面的基础。整体看，煤炭企业的法治文化建设有进步，但是进展不一，繁简不同。
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国有煤炭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法治意识的增强，法治体系的完善，法治基础设施的健全使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具备了雏形，使法治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与依法治企，管理先进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具体表现为，法治文化理念体系还不够清晰，法治文化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法治文化的执行体系还不够到位，法治文化的群众性、创新性仍显不足，因而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出现了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问题。
（一）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普通员工、中层管理者还是高层管理者，都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淆现象，有的甚至认为，法治文化就是法律文化。谈法治文化建设，往往还局限在法律文化，甚至是法律制度建设的范围内。
（二）管理者和员工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煤炭企业凝聚了大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但是任何专业都有短板。这些人才中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有过法律从业经验的人少之又少，工作中难免出现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短板。在经营管理中往往表现为习惯于按传统经验和老规矩办事，出了问题或纠纷以后，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熟人关系，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行政权力的力量而不是依据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员工和中层管理者法治意识的缺乏，一方面表现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个别关键岗位员工在利益诱惑面前，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另一方面表现为不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倾向于通过过激的方式进行宣泄，而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
（三）企业法务人员队伍的法治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企业法务从业人员一般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具有做好法务工作的基础。但是在法律实务、依法治企、法制意识、法治文化方面仍有欠缺。他们经历过的实际诉讼不多，在法律原则的坚守，制度的执行方面，不受企业领导意见的影响而独立决策的能力有待加强。在法治文化的创新方面，有的还停留在法制文化建设阶段，只重视制度建设，忽视法治精神的倡导；重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宣传教育，忽视实际应用的培训和知行合一的引导；法治文化建设的创新性不够。
（四）企业的法治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法治体系包括了法治意识、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运营中，管理层对法治文化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法律的运用上应该更倾向事前的防范。员工在参与普法的活动中，更多的是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非真正接受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意识。在制度体系上，不仅仅是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执行不够到位，“人治”而非“法治”的思想和做法仍然存在。有时为了追求经营效益，完成考核指标，在工程建设、生产运营、财务管理方面，偶尔会有未批先建，未验即产，违规担保等行为。在法治文化的组织体系上，法务机构、法务人员配备还不太健全，其作用的发挥还不到位。在规章制度的执行和保障方面，有些企业并未将法律损失纳入单独的业绩考核指标，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
（五）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法人治理结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四个组成部分，都是依《公司法》设置的，它们的产生和组成，职权的行使，行事的规则等在公司法中都作了具体规定。但是有些企业作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形成了特殊的股权结构，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弱化了法人治理结构的功能。四个组成部分之间应该按照明确的职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而在实际的运行中，股东会的所有权利（控制权），董事会的决策权、监事会的监督权、经营层的管理权并没有很好落实。运营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董事会或者董事长在发挥作用，以职位的高低决定发言权的大小现象依然存在。以董事长为核心的董事会、以总经理为核心的经营层、以监事会主席为核心的监事会之间的协商工作机制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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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校进程的必然选择，也对适应高等教育内部结构治理优化改革、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诉求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从“法制”走向“法治”，不仅仅是概念层面的变化，更体现出中国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变革[1]，随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要求，也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不相适应，因此，学界和高校越来越关注和重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和实践。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规范化、合法化[2]。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颁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来支持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加之目前高校的法律纠纷问题和侵权问题的不断发生，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界逐渐认识到，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引发的法律纠纷，会对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造成
不利影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就是必须厘清高校与学生的基本法律关系，认真分析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提高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水平和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构建高校和谐发展的优良环境，促进学生成长成才[3]。同时也亟需学界针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以提供理论和可行性建议的指导。为此，笔者运用Ciitespace软件对知网数据库中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全面了解当前学界研究状况，展望研究前景和趋势，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Citespace简介
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Citespace软件，是一款在科学文献中识别与可视化新趋势与新动态的Java应用程序，已成为信息分析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4]。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来把握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发展动态。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实现依法治校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运用Citespace软件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中的作者、关键词、研究机构、热点以及趋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显示了国内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历史、现状、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和主要的研究领域，并根据Citespace形成的图谱，对国内学者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热点和现状进行了概括总结。
（二）数据的来源
文献数据分析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检索文献数据的范围为2000-2015年，以“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为主题词，其他检索条件均不限制。经过检索，得到625条相关文献，再经过人工剔除会议、报纸、辑刊，最终得到593篇文章，将这593篇论文的作者、题目、关键词、主题词、文献的引文等全记录信息导入citespace软件，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年代分布、合作者、学科领域、合作机构、合作国家、期刊共引、作者共引等信息分析，绘制网络可视化图谱。
（三）技术处理
一是数据格式转换。检索到的文献记录以Refworks的格式导出，导出的文献记录中包含的信息有作者、关键词、题名、研究机构、摘要、发表年份、期刊、卷次。选择Citespace3软件中自带的格式转换器，将Refworks格式文件转换为Citespace3可用的download_***.txt格式。
二是Citespace3软件设置。时间分区（Time Slicing）：从2000-2015年，每两年一个分区；术语（Term Type）：突显术语（Burst Term）；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取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
三是数据可视化。分三次对已有的数据进行可视化，节点类型分别选取作者、机构、关键词，分别得到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
三、结果分析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作者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author，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机构与作者，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机构和作者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183，连线数为24，密度为0.0014的作者分析图谱（图1）。
图1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作者，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表明发文量越多。按照发文量进行排名的顺序依次为：严彦、吴涛、肖平、许璐璐、游敏惠、陈勇、朱方彬，发文量依次为：3、3、3、3、3、3、3、3。作者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之间有合作关系的分别有：游敏惠―朱方彬、江厚亮―郭玉松―张爱芳、邓珊珊―李文、马晓丽―查志刚、鹿士义―吴缄中、阮方明―刘淑媛、严彦―杨朝晖、颜辉―付伟、翟新明―余广俊、王刚山―王嘎利。作者之间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严彦―杨朝晖在2008-2010年之间进行了首次合作，合作次数较多，翟新明―余广俊在2012-2014年进行了首次合作，合作次数低于严彦―杨朝晖的合作次数。
从图1可以发现，近几年来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并且发文量也逐渐增加，如余广俊、严彦、杨朝晖、朱方彬等。此外，与2010年之前相比，近几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学者们更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研究，例如：翟新明―余广俊、严彦―杨朝晖、马晓丽―查志刚、阮方明―刘淑媛。总而言之，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呈逐渐递增的趋势，学者之间相互合作研究将取代早年学者们单兵作战的研究状况。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产出机构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institution，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机构，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67，连线数为2，密度为0.000 9的机构分析图谱（图2）。
图2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机构，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则表明发文量越多。
从图2可以看出，按照机构发文量进行排序分别为：广东商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发文量依次为：4、4、3、3、3。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成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在2008-2010年期间首次进行了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思政所与华中师范大学法律系在2002-2004年间首次进行了合作研究。根据产出机构引用计数分析，机构引用计数排名分别为：广东商学院―4、陕西理工―4、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3、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3、上海政法学院―2、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湖南科技学院音乐系―2、石油大学―2、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辽东学院―2。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keyword，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关键词，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关键词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33，连线数为33，密度为0.625的关键词分析图谱（图3）。
图3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关键词，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图3中节点大小的排序依次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学生权利、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连线粗细与它们综合研究的次数成正比。例如“学生管理”，与学生管理相关的关键词有法治化、高校、高等学校、对策、法制化、管理法治化、法治。节点之间连线颜色代表它们首次综合起来研究的时间，从关键词连线的颜色看，学生管理首先与法治、对策进行了综合研究，然后与高校、高等学校进行了综合研究，最后与管理法治化、法制化、法治化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他的关键词节点以此类推。
从图3可以发现，在围绕法治化、学生管理、高校和高校管理这几个热点词为中心，逐渐向管理法治化、学生权利、依法治校、大学生、管理等热点进行扩展延伸，并且热点词之间的联系、综合研究的趋势逐渐凸显。从关键词引用计数分析可以看出，关键词按照引用频次进行排序分别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学生权利、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引用频次分别为：202、201、164、93、59、45、44、27、26、25。关键词按照中心频次排名分别为：管理法治化、学生、法律意识、高校、教育管理、法治、学生管理、依法治校、职能职责、高校学生，中心频次分别为：0.58、0.37、0.35、0.33、0.32、0.27、0.21、0.21、0.21、0.20。
从图4可以看出，从2000-2015年十五年间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热点转换，在2000-2002年间为初步探索阶段，主要以学生管理和对策为中心展开研究；在2002-2004年间依然为初步探索阶段，主要以法治、大学生、学生权利、教育管理、管理法治化等为中心进行研究；在2004-2006年间为蓬勃发展阶段，主要以高校、法治化、依法治校、高等学校、高校管理等为中心进行研究；在2006-2008年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高校学生管理和管理为中心展开研究；在2008-2010年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法律关系和听证制度为中心展开研究；在2010-2012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高校学生和正当程序为中心进行研究；在2012-2014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法律思维为中心展开研究。
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关键词分析图谱和关键词中心频词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研究主题明确。从图谱中可以明显看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三个节点比较大，其他的节点（如法律关系、法制化等）较小，节点的大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节点的大小代表着相关研究文献的多少。第二，混合交叉研究较多。从图3、4可以发现，大节点与大节点之间、小节点与小节点之间、大节点与小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两个节点的关键词进行过混合研究。第三、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化，在2000-2006年主要围绕高校管理、依法治校、高校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在2006年之后开始逐渐出现了“法律关系、高校学生、法律思维”等新的热点词。与此同时我国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国外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较少，在图谱中并未见到与国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的关键词。其次，文献述评是对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评述的一种学术论文，文献综述能反映当前某一领域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新趋势、新动态等，然而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文献述评较少。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混合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author和institution，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作者和产出机构，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77，连线数为26，密度为0.0089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混合分析图谱（图5）。
Citespace的统计结果表明，发文量排在前五的产出机构分别有：广东商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政法学院，发文量依次为：4、4、3、3、3。图5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作者和机构，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则表明发文量越多。作者和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它与周禹合作关系较为密切，第一次合作时间在2008-2010年之间，其他的节点依次类推。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现状评述
中国学术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从2000年以后，国内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之间相互合作研究的趋势明显增加，并且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在围绕法治化、学生管理、高校和高校管理这几个热点词为中心，逐渐向管理法治化、学生权利、依法治校、大学生、管理等热点进行扩展延伸，并且热点词之间的联系、综合研究的趋势逐渐凸显。总而言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正逐渐被更多学者所关注，研究的主题和范围可以归纳为教育法制、学生权利、学生管理法治化、依法治校等内容。
第一，在教育法制方面的研究，劳凯声梳理了改革开放后30年来，教育法制建设的历程和趋势，特别是强调了教育法制和高校管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经30年的教育法制建设，人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法律与教育改革及发展的密切关系，然而要建立完备的法制，实现依法治教的目的，中国的教育法制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完善教育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例如《学校法》《成人教育法》《终身学习法》《考试法》等法律的制定工作仍待进行。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些条文已经过时，或者与变革中的新制度设计相抵触，因而面临着适时加以修订的问题[5]。陶林从中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视角出发，认为教育法制的价值取向应当包括保障教育自由、公平与效率并重、体现程序正义、“人本位”四个方面，并通过加强民主，实现对话；融合教育追求与法制目标；提高立法技术，重视话语实践；促进教育法律文化的形成等途径落实教育法制建设[6]。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化是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变革过程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高校走向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依法管理轨道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完善和优化教育法制，才能使得高校学生管理有法可依；只有教育法制建设与时俱进，才能发挥教育法制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实效性。
第二，在学生权利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就权利救济的现状和经验着手，提出中国普通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法治构建应当从明确高校的定位，厘清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出发，构建学生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展开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7]。另一方面是从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学生受教育权、学生隐私权、学校管理权与学生救济权等矛盾和冲突，而平衡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关键在于建构学校权力运行与学生权利保护的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机制[8]。近年来随着高校章程建设的完善，许多学者关注到大学章程对学生权利保障的基本问题，有学者就此指出，在依法治校背景下，基于实际对章程中的学生权利话语体系进行反思性建构，可以从话语语境、话语取向、话语内容、话语思维和话语姿态五个维度去理解和把握[9]。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的定位，一般认为法律虽然赋予高校一定的行政权力，但是没有明文规定高校实施的各种行为中哪些属于行使了学校权利的行为，也没有将师生权益的行为纳入到高校行政权利行为当中；二是对学生法律身份和学生权利的探究，一方面学生作为自然人享受平等、公正、统一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学生享有学习的权利、义务教育无偿化、教育机会公平等方面的受教育权；三是对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冲突的分析，主要表现为高校管理权和学生受教育权、隐私权、救济权等学生权利的冲突。
第三，在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中，有学者研究美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特点，认为法治化管理是其重要的特征，其特点有：学生管理法规制度具有完善性、可操作性、适时调整性；具备严格的学生申诉制度；学生管理机构下设专门而健全的法律咨询机构，以服务学生；管理人员和学生具备强烈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知识，学校重视法律教育；学生管理法治化程序严格[10]。有学者从法治化和程序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学生管理应当构建一个正当程序体系，包括事前程序（事先通知、告知、给予管理者相对人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事中程序（说明理由、听取管理相对人陈述和申辩、听证、做出决定）、事后程序（送达、告知管理相对人救济途径和时效、报教育主管部门报备）[11]。也有学者基于受教育权由他赋向自赋转变的趋势，提出大学生学习权救济机制的构建应该明确学习权的价值位阶，重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尊重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健全校内救济机制（特别是申诉制度）[12]。另有学者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法治化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权利内容、保障程序、法律救济等角度看，均促进了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13]。学界在学生管理法治化方面的研究，首先厘清的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具备哪些属性，以此来判断高校的法治化程度；其次着重关注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程序化；并对中国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明晰其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指导意义和作用，以及完善和改进的主要内容。
第四，在依法治校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许多学生诉高校的案件中，学校屡屡败诉，有学者就此认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缺失是高校承担法律风险的主要原因[9]，依法治校就是把法律作为管理学校的依据和最高权威之意。从具体内容看主要包括教学、管理和服务等方面；从管理空间看包括校园内管理和学校周边环境管理；从管理范围看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从管理制度的视角出发，高校应当通过确立以人为本、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重新整肃规制，应对新的变化并作出积极的调整[14]。另有学者针对高校依法治校中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发现“人治”传统的深刻影响、依法办事观念未能深入人心、高等教育法制的不完善加大了高校依法治校的难度，普法工作力度不够等也是影响高校依法治校的核心因素[15]。学界对依法治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依法治校本身的定义、特征、基本内容、意义和价值等进行论述，以及对依法治校现状和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学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主要涉及到教育法律制度、学生权利、学生管理法治化、依法治校等几个方面。而在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内容上体现出了多元化、主体明确、混合交叉研究较多等特征；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思辨方法者
较多，而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者较少；在研究取向上更加关注学生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学生管理法治的程序化；在政策规定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方面，更加注重互构关系，注重政策后评估的作用和效果。
五、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趋势展望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依法治校的深入实践，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趋势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校内部结构治理优化背景下对学生参与权利的研究；第二，法治中国进程推进背景下通过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和路径的研究；第三，学生权利救济渠道研究的深化。
首先，高校内部结构治理优化背景下对学生参与权利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向。第一个转向是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研究，主要针对提升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和发展促进法治化进程、如何建立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进行监控和调节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二个转向是对高校学生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共治、以人为本、差异性、新颖性、反思性、过程性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第三个转向是对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研究，主要针对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理论、特征、原则、价值和意义、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次，法治中国进程推进背景下通过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和路径的研究将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向。一方面，对中国教育法制建设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适应性和适用性、顶层设计和基层反馈的体系构建、对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后评估。另一方面，学生法治教育与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之间的网络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再单独关注课堂或学校中的法治教育，而是关注国家法治化进程、高校法治化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的关联性以及如何全方位、大视角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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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概括地说，也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与传统相互制约，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与时俱进的法治文化，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是法理社会。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与显型法治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成员的知法、守法、信法、护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有机构成、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概括地说，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由于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在传统文化中生成的，在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礼俗文化的印迹，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知法犯法的现象，法律的权威受到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不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律素养的不足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客观法律还没有被普遍信仰。表现在生活中，人们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想不到通过法律途径去予以解决，或者是诉讼过程中，更多关心的是律师与法官的关系，而不是证据。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法理社会不相适应，法律的权威得不到体现，法治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与建设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
卢梭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关键要培养公民的法治理念，法治心理和法治习惯，要崇尚法律、信仰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法治风尚，法律才能找到自己的根。现结合玉环实际，就玉环的法治文化建设作一点粗浅思考：
其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应是规范司法、执法人员的依法执行公务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必须通过有效的实施予以实现。司法、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不仅应当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更重要的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不办人情案、关系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要通过严格执行办案责任制、过错办案责任追究制、落实各项监督机制等途径，规范司法、执法人员按法律、按程序合法合理执行公务。
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应是培养领导干部、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
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公民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受人民的委托，享有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责任，其履行行政职权必须以职责为本位，规范与约束权力、保障和发展权利，力戒隐性的法外特权，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严格按规章办事，按制度办事，依法履职、依法管理，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信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仅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还要依法决策、依法管理，通过重大决策法律咨询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等等，养成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按照法律处理问题的习惯。
其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应是引导公民积极参加法治实践
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活动，是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体现，也是老百姓直接感受民利、实现自身政治需求的有效途径。必须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体现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制度，建立听证、协商、沟通等保证公民平等参与行政行为的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制度建设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当前，在全县推出的“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活动，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程序，使村（居）民通过基层民主实践，实现管理的目的。今后，应多引导公民参与到以这种载体实现民主的实践中来，感受民主政法和社会法治，真正体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其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应是开展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法制宣传教育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从“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我国二十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先后经历了普及常识、重点教育、观念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建设必须观念先行，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应创新角度，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运用现代科技的作用，创新载体、创新方法，通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比如法制网络、法制刊物、法制影视等，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教，通过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学校，在全县营造崇尚法治的风气，法律进企业、法律进村居（社区）等，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认识。近年来，我县提出“弘扬法治文化，打造法治玉环”的普法目标，就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宣传、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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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的意义
(一)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来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要求，就是要大力推动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各项教育管理工作，这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二)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是推进依法治校的必然结果
依法治校本质上是正确处理高校师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动态过程，大学生教育管理的法治化是依法治校的重要支点，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校的延伸，它构建于高校法治建设的框架之中，是对依法治校理念在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实践和推演，是推进依法治校的必然结果。
(三)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是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伴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涉诉案件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既有目前关于大学生教育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制定水平不高、操作性不强等因素;也有大学生教育管理行为不注重程序规范，法治思维缺乏，未能做到全过程法治化等方面的原因。大学生教育管理理念、程序、权威以及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水平等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校必须通过“法治”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这是大学生教育管理改革的方向。
(四)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是对教育管理队伍提出的客观要求
“法治化”将成为今后大学生教育管理新常态。高校教育管理队伍是大学生教育管理最前沿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大学生教育管理的法治化是对这支队伍提出的严峻挑战和要求。因此，大学生教育管理队伍在加强法治理论学习、提升自身法律素养的前提下，摈弃过去教育管理的习惯做法，树立法治思维，用法治理念创新大学生教育管理，是时代对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提出的客观要求。
二、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的原则
(一)以生为本原则
以生为本原则是指：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要把学生视为教育管理的主体，要以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作为教育管理的基本内涵及要求，要以服务和促进学生发展作为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权益救济原则
权益救济原则是指在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特别是违纪违规进行处罚之时，高校应该赋予学生足够的申诉权利并履行恰当的申诉程序，让学生主动通过申诉制度来维护自身权利。
(三)法律优位原则
法律优位原则是指：在一切程序中法律处于优先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校应该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得超越其权限。另一方面当规章制度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时应该以上位法律规定为准。
(四)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是指：在对学生教育管理时应该保证程序的合法化，这是法治得以实施的基础，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它能够制约教育管理者对学生教育管理权的滥用，增强教育管理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它能够使学生教育管理更加灵活，即在保障学生权益的同时又能够不断规范学生事务的教育管理，增强教育管理的权威。
(五)平衡利益原则
平衡利益原则是指：在对学生进行处罚时应该为学生的长远利益考虑，即在做出处罚决定时应该尽量将其带来的损害降低至最低。一方面要使处罚达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维护学生利益，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六)兼顾教育原则
兼顾教育原则是指：在严格依照法规对违规学生进行处罚时，应该兼顾批评教育。一味地处罚学生不是学生教育管理的出发点，而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思想和行为，通过警示教育使学生得以健康发展，这才是学生教育管理的预期目标。
三、大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的途径
(一)提高大学生教育管理者的法治意识
传统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注重的是教育管理权的实施，不重视大学生应有的权益，是一种地位不对等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缴费上大学和学分制的改革，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成为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双方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时都享有各自的权利。这就要求高校管理者在行使学生教育管理权时，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要对学生的各项权利予以足够重视，要把大学生作为教育管理的主体，切实保障高校和学生双方的权益。
(二)健全大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
好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是实现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的保证，这就需要在实际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建立起完善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套内容上互为补充，形式上严整统一，层次上排列有序，能充分反映立法规律和时代要求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规体系，使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各个主要方面和主要教育管理行为都有法可依。其次，在高校层面，高校要依据高等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出一套科学系统的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规章制度，保证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高校的规章制度要满足以下要求：一是要保证学校规章制度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自恰性”，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二是高校的大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必须符合高校的自身实际情况，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仅能解决当前问题，还能解决未来一段时间的问题。三是规章制度要有切实的可操作性，适合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学生教育管理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三)建立规范化的大学生教育管理程序
现代法治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程序公正、过程公开。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有严格并且科学的程序，程序的科学性表现在能够保证工作的高效开展的同时，又能够保护双方权益。二是实施过程要公开，要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群众的监督。因此，在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要保证教育管理权行使的公平公正性，就需制定出完善、严格、规范化的教育管理程序，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落实，尤其是一些对学生的切身权益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管理行为，必须在告知学生本人，在充分了解学生意见之后实施。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保证具有正当的程序，要引入行政听证制度，这对维护学生权益，提升大学生教育管理决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完善的大学生教育管理的权利救济机制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无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因此，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应当在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在学校的校规中得以体现。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权行使的过程中，为切实保障学生的权益，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就需要在工作中建立起完善的学生权利救助机制，即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特点出发，建立以学生申诉和诉讼为主要途径的二元救济机制。当前，要重点建立完善申诉机制，要借鉴行政诉讼相关程序和内容，细化学生申诉程序，完善具体实施细节，真正实现对学生权益的有效保护。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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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法律知识；法律意识
一、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的必要性
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来体现的。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是现代人才所必备的重要素质之一，具有应有的法律素质也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现代人才所提出的要求之一。理工科大学生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群体，是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工作的主力军，无论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方面，还是理工科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角度，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法治教育，积累基本的法律素养是十分必要的。
二、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现状及原因
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素养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够意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但法律基础知识掌握薄弱
理工科院校由于学科设置和专业的特殊性，大学生法律知识相对淡薄，有人甚至不了解我国的司法程序和法院管辖制度，不知道遭遇侵权该向什么部门、向哪一级法院求诉；不知道请求诉讼有时效的规定；我国高校大都对理工科类学生偏理性逻辑思维发展，而忽略人文法律思维培养，忽略法律思维的培养必然会影响理工科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2.维权意识不强，守法意识不足，对国家法治建设不够关注，对司法公正缺乏信心
表现在理工科大学生维权意识不够强，在面临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为避免麻烦，只要影响不大，不愿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理工科大学生法治教育中存在的缺陷
法治教育内容跟不上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为适应其发展的需要，新的法律在不断出台，原有的法律其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由于对大学生法治教育不够重视，导致法治教育的内容滞后，更新不及时，而流于形式。例如，有些法律规范在几年前都已经做出了修改，但在法治教育的教材里却仍显示的是一些过时的法律规定与法治观念。另外，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而这些新的法律规范、法治观念却未能及时出现在法治教育的内容中。
三、提升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对策
1.树立理工科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新理念，思想观念是行动的指南，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进行指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
提升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素养要以依法治国的价值体系为指导。开展理工科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工作，首先应当树立起理工科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新理念，树立他们的法治理念，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其次，还要转变理工科大学生的大工科主义思想，由单一的只注重学习专业知识的思想向专业知识学习与综合素质提升并重的思想转变。理工科院校所培养的理工科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技术功底，还应当积累包括法律知识在内的广泛人文社科知识，树立起基本的法治理念，培育出必要的法律意识。最后，开展理工科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应当转变法治教育的理念，将培育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与崇尚、法治理念的树立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作为出发点。
2.根据理工科学生特点及专业特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师资队伍，改进和完善教育手段
师资力量是影响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要因素，高校法治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是提高法治教育水平的基本要求，进行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基本保障最终还要靠高素质、充实的高校师资队伍。在我国高校中，从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这一点在理工科院校中显得尤为突出。一定要加快师资力量的建设步伐，充分吸收与利用社会教学资源，开展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应拓宽工作思路，尝试引进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人才，充实高校法治教育的师资力量。
3.利用校园媒体等资源创造良好的校园法律环境
理工科院校的校园文化是大学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开展理工科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推进理工科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有效举措和有力载体。加强理工科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树立理工科大学生的法治理念、培养其法律意识，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增强其综合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理工科院校是培养国家未来科技创新人才的摇篮，是高科技人才的孕育基地，有着其自身的校园文化特点，进一步加强理工科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酿造有利于理工科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校园文化，促进法治教育工作的发展，使校园文化建设成为理工科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要形式，可以促进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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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依法行政，这是法治国家普遍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行政管理的本质要求。行政决策作为行政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决定着行政管理活动的成败，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党的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意味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速度将要“加快”。笔者认为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本文就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必要性、存在问题及相关对策浅加探讨。
一、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必要性
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能，有效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实际出发，设定目标，制定与选择行动方案，做出决定的活动。行政决策的根本目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决策者自身或其他特定人员和组织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益；行政决策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行政领导者）；行政决策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事务等一系列行政活动；行政决策具有权威性，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行政决策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决定了行政决策必须科学、民主，而行政决策法治化能够保障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实现行政决策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最大限度地促进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满足社会各方的利益需求。
行政决策作为行政决策者的一种思维活动,或多或少带有决策者的主观色彩，把握不当,就会导致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尤其是在首长负责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决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官员的意志体现。要避免行政决策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决策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避免有缺陷的技术官僚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操纵，避免行政权力被滥用，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行政决策法治化即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保证行政决策程序和内容的合法化、规范化、科学化极为必要。
二、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__年国务院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目标。《纲要》实施多年，一些地方政府违法决策、滥用决策权和决策失误现象依然存在；现行的行政决策体制还存在缺陷和不足，凭经验决策、盲目决策、仓促决策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决策法治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决策者观念陈旧，决策存在主观性、随意性
在传统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影响下，我国行政决策者或多或少抱有“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思想观念，认为政治和决策只是政府的事情，喜欢“为民决策”。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往往是在较为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而公众和社会团体被排除在行政决策过程之外，只有被动地接受既定的事实。封锁信息、暗箱决策等是决策者常有的观念和做法。
当行政决策者是一个“经济人”时，决策不一定总是以公共利益为首选目标，在特定的境遇下他们也可能会损公肥私，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为部门或地区谋取利益。我国行政决策利益的区域化、部门化倾向饱受诟病。
利益化的“政绩观”驱使行政官员随意决策，独断专行，对法律规定“绕道而行”。决策时视野狭窄，缺乏宏观考虑，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行政决策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科学性、可行性，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在一些经济性行政决策中，许多动辄耗资上亿、上十几亿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即是无制约的行政决策体现。
（二）行政决策体制不完善，信息系统、智囊系统乏力
由于行政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决策体制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咨询机构缺位，导致行政决策在作出之前不能充分地收集信息，决策过程中不能进行充分的论证。行政机关内部的调研机构与具有最后行使决策权的行政首长处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很难对决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有些机构虽名为研究所、信息中心，实际功能却蜕化成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专家智囊和政策研究人员也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做“命题文章”，给领导的意见披上“科学”的外衣，由以前的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一个人替大家说了算。
（三）行政决策行政问责制不完善，对决策的绩效评估不够
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的缺失:“一是专门监督问责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问责不力、问责不到位、问责缺位、问责乏力等问题依然严重；二是人大问责机制的缺位，人大问责缺乏具体的规范和操作程序；三是公民和社会力量参与问责的途径匮乏；四是行政问责法律缺失，虽然自20__年开始我国中央政府和一些地方相继制定了行政问责方面的规章，但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只是中央政策或地方性的政府规章，(文秘站:)而不是法律；五是绩效评估问责的基本缺失，行政官员对绩效问责存在抵触心理，且我国也还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绩效问责评估体系。”行政问责整体上看是一种针对行政决策结果的政治责任，缺乏对行政决策过程过失或故意违反责任的追究，造成行政决策责任极不明晰，随意决策责任难以追究。
三、行政决策法治化思考
行政决策，既要考虑到思维方式问题，也要考虑到具体方法问题；既要考虑到形式问题，也要考虑到本质问题；既要考虑到强度问题，也要考虑到方向性问题。这些方面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行政决策体系，保证行政决策科学有效，进而提高行政效能。
（一）培养行政决策者法治思维方式，加强决策民主
宪法规定，党和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己的领导行为，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领导者加强法治思维成为当务之急，“任职之前先考法，任职之后要讲法”，工作中处处讲法，时时用法，努力做到每一个决策都是一丝不苟地按法定程序进行。
决策者应正确处理“谋”与“断”的关系。谋和断是决策过程两个不同的阶段，谋是断的前提，断是谋的结果。发扬民主贯穿于谋中，即要求请专家谋，善于利用“外脑”，弥补不足，了解民情、反映民意、 集中民智，拓宽决策的思路，使决策更加能够反映民意。决策民主是实现科学有效决策的前提。渐进决策理论的创立者林德布隆姆认为“决策是一种合作的集体努力”它如同“一架梯子”：“行政首脑在上，普通公民在下，其他参与者居中。公民自下而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偏爱。”尊重民众在政府决策上的发言权，使他们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表达各种政治主张和意见，通过合理利用利益博弈来促进决策的合理性。
（二）立法完善行政决策体系，实现科学决策
行政决策法治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在决策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严格地遵循法律的制约和规范，必须坚持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的基本原则，确保各种决策以及决策的各个环节都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
1、完善程序立法，规范政府的决策行为。行政决策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发现问题，明确目标；二是科学预测，拟定方案；三是评估优选，择定方案；四是试点检验，完善决策。通过立法对包括行政决策的立项、行政决策的前期调研、行政决策的论证、行政决策的决定和行政决策的评估及修正等内容用法定的步骤、法定的顺序、法定的形式和法定的期限等加以规范。严格按法定程序决策会大大减少决策的随意性，从而减少决策的失误。
2、科学的行政决策体系制度化。行政决策体系包括信息系统、咨询（智囊）系统和决策中枢系统三个子系统，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在行政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缺一不可。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培育引导独立的信息收集整理系统和咨询系统。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和非官方民意调查机构建立发展，客观地收集社会各方面信息，将民众心理、民众意愿、民众需求等指标纳入调查范围。专业的调查与分析可以从技术上保证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和信息筛选的科学性。完善各类智囊机构和专家系统独立发挥作用的制度，防止智囊专家沦为“御用”工具。
（三）建立健全行政决策评价法,落实决策责任追究制
行政评价又称为政府绩效评价, 是指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政府或者政府的某个具体职能部门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执行情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等进行客观、系统的考察与评价的制度。对涉及公众利益或者多方利益的行政行为, 通过评价制度评价其可行性以减少或者消除不利影响。有必要通过健全行政评价法, 加强公众对行政评价的监督,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