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时间：2023-09-27 18: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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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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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教育管理权利定性模糊,主体地位不明
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问题,是处理和解决高等教育管理各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由于我国法制发展起步较晚,教育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教育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以及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责任的不明和混乱。同时,高等学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明显与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国办教育向社会化教育体制转变,政府简政放权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利的方针政策相背离。也正是这种混乱和模糊直接导致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界限不清,给教育管理带来困难。
2.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缺失
没有保障的权利就是无权利。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明显缺失注定了公民对受教育权利享有的不充分性。首先,《教育法》第42条受教育者享有权利第四项规定:“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明确规定了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处分行为的不可诉性,实际上是剥夺了受教育者的司法保护权利。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教育管理争议申诉适用的法律规定。此外,申诉受理机关是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由其作为申诉裁决机关有悖于裁决的公正性,是严重违背法治公正的。
3.高校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失范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守则、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法律失范和其中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学校可以制定教学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的实施细则,但《教育法》及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对高等学校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权限、程序、备案检查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从而为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敞开了大门。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受教育者不可能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产生质疑。同时,时间上的时效延续,又使这些规范成为教育管理不可辩驳的管理依据。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高等学校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的必然冲突就成为教育管理引发争议的另一原因。
二、高校教育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1.教育理念的法制化
对人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学校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必须建立在尊重人的基础。应该明确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性质,完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现行的教育法律制度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法律性质的规定存在模糊,教育管理者责任的确认存在因难,这是当前困扰教育法治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当前的情势下,实际上就是要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行政授权、教育民事权利能力和自成一类特殊法律权利中做出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彻底从国办教育体制下的教育管理制度中解放出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学校必须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自身行为也必须合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尊重并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教育者的首要义务。因此,应当将教育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真正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这才是一种符合时展要求、体现现代法治意识的教育理念。
2.教育行为的法制化
首先,在对学生行为的评价上,应坚持以法律的评价为主。如果以道德这样一个易流动的概念来评价学生的行为,往往失之偏颇。其次,慎重对待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并保障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不能被任意限制和剥夺。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及其授权的机关或组织可以随意分配、处置教育资源,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处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更多地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行为,不是能够随意处置的。因此,要健全高等教育管理救济法律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管理责任制度。首先要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维护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贯彻司法最终的法治原则。其次要在健全申诉等非诉讼救济法律制度的同时,结合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性质,确定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司法救济适用的法律及规则制度,完善教育救济法律制度体系。
3.教育制度的法制化
深入贯彻教育体制改革精神,落实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坚持依法治校,加强教育管理,遵守法律保留、法律优先、程序公正、比例合理的法治原则,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加强教育法治建设,完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重点解决好以下几项制度的建设:第一,要建立高等学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制度,确保学校管理依据本身的合法性。第二,要在现行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健全高等学校教育投资、资金管理法律制度,确保国拨资金的依法、合理使用。第三,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把督导和评估的结果作为国家对学校进行拨款投资的重要依据,落实民办高等学校与公办高等学校同等法律地位,以适应WTO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
4.教育管理中法律素质的培养
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良性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平台。提高国民素质,也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性的需要,更成为当前构建和谐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公民法律素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涉及公民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行为等各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用法律手段调节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要求这些这些专业的学生必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要提升学生和学校的法律素养,宜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只有从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进行朔造,当代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才能得到切实提高。再次,应该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实际应用能力。仅仅了解书本上的法律知识还不够,需要给成人教育对象进行一些实际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分析综合能力。要逐渐掌握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做出一个适当的符合法律精神、法律规范的判断。最后,还需要培养逻辑推理能力。人们在思维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规则,否则,其结论会是错误的。法律条文的运用须以正确的判断为前提,特别是当案件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时,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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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利救济；中学生
[DOI]10.13939/ki.zgsc.2016.35.221
1 高校管理中学生权利救济现状
公民权利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环节。其具体是指在权利人的实体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由有关机关或个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消除侵害，使得权利人获得一定的补偿或者赔偿，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学生是公民的一种，享有法定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实体性权利以及听证、申诉、告知等程序性权利，毫无疑问，学生权利遭受侵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救济。
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决定学业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发放，可以在法律、法规明文授权范围内对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在管理工作中，高校可以决定一个学生是否可以拿到毕业证、学位证，对于学生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进行处理，通过行政文件通知公告的形式对于学生在校行为提出要求。在高校的管理行为中，高校的职权作为公权力作用于被管理者学生身上。学生是公民，是受教育者也是被管理者，那么学生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受教育权以及申诉平等对待等程序性权利。基于此，学校的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的现象。当然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民事法律关系，高校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从事民事法律行为，高校与学生地位平等，一般包括学生在学校住宿、就餐、购物时与高校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高校管理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管理中学生权利救济针对的是高校与学生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学生发生冲突情况下对学生权利的保障，二者之间平权性民事法律关系不赘述。
随着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教育法律体系也逐步健全，但涉及教育的法律法规内容散见于《教育法》和相关教育法规中，各规定法律效力层级不同，会存在法律盲区和法律冲突。同时高校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组织，长期以来受传统思想影响，奉行“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片面理解学生作为被教育者、被管理者的角色，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受教育权利，导致管理权被无限放大，而间接侵犯了学生权利。甚至国内极少数高校机械奉行从严治校的理念，做出违反上位法的规章，例如某大学学生管理规定中提出“凡考试作弊者一律开除”，这显然违背了《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内容应该为无效条款。实践中，学生的程序性权利一定情况下同样得不到重视，部分高校做出对于学生的处分决定，忽视学生的听证权、申诉权，而导致学生诉学校，学校败诉的案例。
当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法律冲突的时候，学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学生一般可以选择向学校相关学生权利保障部门或者学生自治团体寻求救济。这在实践中解决学生校园伤害、学生与学生纠纷、学生与社会其他成员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解决高校管理中和学生作为主体的纠纷时往往不尽如人意。目前高校学生权利保障部门不够健全，高校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中设置的学生权益保障部门往往会对于学校作为主体的纠纷畏首畏尾，效果甚微。
2 高校管理中学生权利救济的困境
2.1 权利救济法律依据不足
目前，涉及高校学生权利保护的立法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高等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些法律法规是其权力的来源。这些法律本身形成了一定的法律体系，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具有严谨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上述法律文件的精神源于20世纪90年代，不少法律条款仍体现出计划经济的痕迹，概括确定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渗透了学生作为权利主体的立法理念，其内容本身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少之又少。
高校为实现其职权，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较为详细的具体规范。制定规范的权力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但因上位法的规定比较笼统，现实中会出现学校学生管理规范僭越上位法而引发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纠纷。同时学校长期奉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传统思想，忽视了法治社会的规则意识，常常发生因“严爱”而生“大恨”的违反教育初衷的事件。南京林业大学为了维护良好的校园秩序，设置校园红袖章干涉情侣校园亲昵行为，无疑这还是对学生隐私权等相关权利的侵犯。国内高校学生管理规范还有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征，如果说管理者不按照规定程序行事，那必然是与依法治校相违背的。而在外部法律不够健全、内部校规不够优良的情况下，就得依靠执行管理职能的管理者的法治理念了，本身人的观念就参差不齐，同时没有标准化的统一规范，每个人对规定理解不同，必然会导致在管理中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矛盾。
救济以权利受到侵犯为前提，救济本身也是一种权利，救济是权利实现的重要环节，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从立法层面加强学生权利救济非常必要，正所谓正本清源，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是学生权利救济的重要依据，一方面强化控权机制，加强高校权力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避免因权力被无限放大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完善学生救济制度，从权利内容、救济途径、救济程序等多方面给予明确的法律依据。
2.2 实践中学生权利救济的机制亟待完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提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要做到程序公正、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学校对学生做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须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等，而学生对于学校的处分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等。高校学生管理中引入正当程序不仅是学校的管理行为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保证[ZW（]周兰君.美国大众体育管理方式管窥[J].体育学刊，2010，17（09）：45-49.[ZW）]，同时这也是学生权利与学校权力有效制衡的重要武器，对于学校而言有效发挥职权，同时保证学生权利不受侵犯，就必须建立学生处分事前程序、事中程序、事后程序为内容的一整套权利救济机制。
学校应该设立学生权利保障机构，学生权利保障机构应该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学校设置学生权益保护职能部门，设置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学生权益投诉的处理。第二部分即为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职能而建立的学生组织的学生权益保障部门。目前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权利保障往往由相关学生工作部门、辅导员等进行出面解决。近年来，社会法治进步，学生维权意识增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侵权纠纷案件发生率逐年提升，现实中的机构保障确实无法满足权利救济的需要。同时高校管理中因思想重视程度不到位，长期按照固有模式解决问题，措施不到位而导致侵害学生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有效的校内救济机构和救济路径，学生往往通过诉讼由司法机关来进行权利救济，增加了诉讼成本，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建立完善的校内学生权利救济机制非常必要。
2.3 学生权利救济意识有待加强
大学校园是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最后一阶段，学生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开始慢慢形成，作为国家大力培养的人才，与同龄的其他阶层相比，他们一方面有知识储备优势，但是社会阅历尚浅。一般而言，权利救济可以分为公力救济或者自力救济，通过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进行申诉，寻求公力救济，或者针对学生的处分结果和处分行为与学校相关部门据理力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力救济借助的是公权力，相对而言成本高、周期长，并且在管理工作中，学校与学生地位相差悬殊，学生维权力量相对薄弱，加之被告是自己的学校，学生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而在自力救济中，学生往往比较容易冲动，不善于理性思考问题，动辄出现“以死相逼”，父母家人越过院系、学校职能部门直接找校领导，甚至发生围堵、静坐等不和谐校园安全事件。而学生自治的学生组织权益保护部门，朋辈维权的能力较弱，国内依靠学生组织成功维权的案例非常少，也很容易向群体性校园安全稳定事件转化。同时在教育活动中，对于学生法律知识的普及，对学生权利救济能力提升的教育内容较少，相对于国外大学，我们的学生权利意识相对薄弱，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3 高校管理中权利救济完善建议
3.1 宏观层面加强立法，同时完善校内规章制度
我们呼吁从国家层面加强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按照宪法权威高于一切的原则，按照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制定新的法律规范，废除不合理的旧法律条款。从立法层面，明确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明确法律、法规与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关系，加强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树立校内规章制度的权威。高校要与时俱进，修改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废除违反上位法、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违法依法治校理念的规章制度，从学校实际出发，以学生为本制定相关规范。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各高校建立相对完备的申诉、听证、申辩制度。建议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管理中学生权利救济专门条款，明确界定学生实体性、程序性权利，告知学生在校期间享受的权利，以及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的救济程序。
3.2 完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畅通救济路径
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背景下，作为高校应当从多视角审视学生权利，重新认识和定位学生权利及其法律保障。因此学校应设立专门学生权利保障部门，学生权利保障部门应独立于学生管理部门，独立设置，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高校管理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充分发挥学生自治组织在学生权利救济中的作用。实现学生权利救济，有法可依，有路可走，有组织保障。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学校申诉委员会是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有效平台。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该由管理部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三方面构成，代表应该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尤其是委员会负责人应由学生纪律监察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会要建立畅通的工作机制，对于学生申诉案例有问责机制、调查行为、处置决定、结果等内容，而且可以根据工作实际，进行案例汇编，为学校依法治校提供决策依据，为学生维权提供参考范式。
3.3 提高学生维权意识，营造良好氛围
学生应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了解自身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树立权利和义务对立统一的正确观念。要加强对实践的学习，关注维权案例，要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守法。要提升维权意识，当权利受到侵害的同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增强处理问题、理性思考的能力，避免极端化、克服与学校作为当事人纠纷的畏难情绪。
作为学校而言要加强对学生普法的教育，通过开设选修课、人文素质教育讲座、普法宣传等形式开展专门提升大学生权益保护意识的活动。同时高校教师和管理者要转变自身思想观念，改变以往管理工作中存在片面地将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错误思想，加强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同时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对于法律、法规的学习，管理行为做到合法、合理。学生提起维权请求的时候，作为高校做到程序公正、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同时要把过程和结果全程向学生公开，接受学生监督，既宣传了学校对问题处理的科学合理性，又对学生进行了维权教育，实现学生敢于提出诉求、学校能够积极应对的良好互动，从而营造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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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院校；学生管理；依法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160—02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大背景下，高等院校应该在依法治校，推动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方面有所建树，但让人堪忧的是，因漠视法治的随意性作为所造成的校方对学生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它促使人们对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思考。
一、大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现状
（一）教育法规适应性差
从现有法律来看，已有不少法律、法规适用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如《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但是，高校学生管理作为一项特殊的工作还需要有一些专项性法规来加以规范，现行的相关法规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仅为国家教育部颁布的部委规章，且缺乏明细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纷纷变通出台“土政策”。这些校纪校规虽然可操作性强，但由于各高校对法律法规理解上的差异及自身情况的不同，院校之间掌握的尺度又有差距，影响了管理的公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如在学校的管理中，广泛存在着对学生罚款的现象。
（二）程序规则的空白
目前高校学生管理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明显，忽视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学生程序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形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高校的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中涉及违纪处理程序以及其它程序方面的内容偏少，措辞也较为条例、概括和模糊，操作性差；2、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偏重体现学校管理者的单方意志，不注重调查取证，没有听证会，学生也少有机会申辩；3、在事后救济方面，学生的申诉权也往往不能有效行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碍于各种利益往往互相推诿敷衍，使学生申诉无门。同时，由于目前法律的滞后性，学生的诉讼权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权利救济途径的模糊
《高等教育法》、《教育法》中对学生权利救济的规定几乎没有，少数几条相关的规定也是模糊不清。有权利，就须有救济方法。当前高校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其救济途径不外乎三条：1、申诉。一般来说，申诉应包括告知事由，说明根据、理由，听取申辩。然而，大部分高校的申诉制度并不完善，存在忽略或简单化处理的现象，表现为没有申诉机构或申诉机构不能正常运转；2、行政复议。《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学生如果认为高校在行使行政处分权时使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这是一条法律赋予的权利救济途径。但事实上，当学生通过这条途径来维权时，教育行政复议机关又顾虑到一旦变更学校的决定，会致使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不好开展”，这样教育行政复议亦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3、行政诉讼。当前大学生对这一救济措施接受程度远大于行政复议，但这一途径也并非尽善尽美。由于在受案范围上还存在着争议，大量案件还不能得到司法救济。此外，诉讼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若非万不得已，学生绝不轻易选择它。
（四）管理者法治观念淡薄
由于传统学生管理思维及模式的惯性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高校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并没有引起我们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直到现在，学校管理制度中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规定以及管理过程中的侵权现象仍然随处可见。如：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主要表现在入学与退学两方面：1、在入学方面。学生录取工作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如多年以来，教育部在制定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中，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这种限定使得不同地域的考生之间录取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2、在退学方面。主要表现为学校违法处分学生，对违反校纪学生不依其性质，不看后果，不比照法规校纪的相应条款准确处理处分，而是随意顶格处分开除学籍。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必要性
大学生管理必须向法治化迈进，“法治”已成为目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现实且迫切的要求。
（一）学生与校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步入由身份到契约的转轨时期。自从1997年以后普通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学生自费就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再是依据其作为管理者的身份，而是依据契约——与学生达成的契约以及学生之间达成的契约，这二者之间时有交叉。由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学校更多的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的，当然也不排除其出于社会公益之目的而为公法授权之行为。
（二）大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治国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事务依法进行。全面的依法治国应当将社会各种关系都纳入法治范围。高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当然应当纳入法治的范围。同时法治社会也必然对其构成因子产生一种客观要求，因此二者存在互动关系。随着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带动思想更新的速度等都对高校学生管理实现法治化提出了客观要求。此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也是学生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以及高校减员增效、遏制腐败的客观需要。
（三）大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与国际接轨的客观要求。依法治校已成为高校管理的国际趋势，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化大学和现代教育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要与国际接轨，应当积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尤其要借鉴他们在大学生管理上的法治理念。
三、推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几项具体措施
（一）提高师生法律意识，树立依法管理的学生管理理念，逐步形成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育人环境高校教师良好的法律意识是其严格依法办事的重要前提，可以促使其在依法行使自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法定权利，避免对学生的侵权。高校要通过举办法制讲座特别是教育法制讲座、敦促鼓励管理者自学等方式，培养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公正精神、权利意识、法治理念等，从而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在管理工作中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权利，形成依法管理的学生管理理念。在学生管理中注意划分道德、纪律、法律界限，避免良好愿望下的错位做法，避免想当然、凭感觉、任一己偏好判断、处置问题。应大力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使它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大学生遵守校规校纪的自觉意识，方便学生工作者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管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他们在学期间对高等学校依法办学的监督，从而推动高等学校依法治校进程的加快，也为大学生打下牢固的法律基础，养成良好的学法和守法习惯，为他们毕业后步入社会，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推进整个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创造条件。
（二）疏通学生权利主张渠道，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实现
高校要为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一定的条件，并在其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有申请补偿和救济的要求权。因此，高校不仅要在规章制度中载明学生应享有的权利，还要提供实现权利的行政或司法途径，疏通学生权利主张的保障渠道。
（三）注重落实，实现程序法治化
从法理上讲，在具体的管理行为中，实现法治化的重中之重在于程序，甚至可以说实现了程序的法治也就实现了管理行为的法治。现行《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程序法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为学校管理者设立了程序义务，要求学校做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告知、送达、时限等规定；另一方面赋予学生某些程序权利，如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等。各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当落实这些程序规定。
综上，大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建立一套长效的监督机制，通过高校、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配合来保障法治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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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学生权利；冲突；平衡
近几年，因高校管理而引发的大学生与母校的纠纷案件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因高校管理而引发的纠纷其本质上反映了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对抗。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基于自身发展和教育目的的需求其应当拥有自主管理的权力；而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同样拥有其作为公民和受教育者所不可或缺的权利。两种权利（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基于多种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容易使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对立化，如何化解和平衡二者的权利冲突是高校管理法治化进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状：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表现
案例：2013年3月10日上午，新疆大学法学院学生李某代替同学补考 “大学英语C”考试。开考十分钟后，监考教师发现李某替考行为。3月18日，新疆大学法学院出具加盖公章并由副院长签字的纪律处分审批单，处理结果为：取消李某申请学士学位资格。李某于当日在学生本人签字栏中签字。3月19日，新疆大学学籍科在纪律处分审批单意见栏中的意见为：根据规定开除学籍处理；4月15日，新疆大学教务处在纪律处分审批单意见栏中的意见为：同意开除学籍；同日，新疆大学召开“2013年第4次校长办公会”，该会议决定开除李某学籍。4月24日，新疆大学作出新大校字2013第58号处理决定，对李某考试作弊行为作出开除学籍处分，未书面向李某送达该决定。李某向学校申诉、教育局申诉，均维持学校决定，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新疆大学对李某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后新疆大学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
上述案件是近几年发生在高校与学生之间最常见的诉讼纠纷。分析案件我们可以发现，高校管理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学生的多种权利产生冲突。首先，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42条规定了受教育者基于受教育权享有的衍生权利，包括参加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权利，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以及对学校处理决定不服进行救济的权利。该案中，学校最终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剥夺了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严重影响了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近几年，学生诉高校的大多数案件均是由于学生对学校作出开除学籍或取消学位授予这样严重影响到学生受教育权实现的行为不满而发生的，体现了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其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程序性权利的冲突。尽管我们通常从实体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权利，但不应该忽视程序性权利的存在及其意义，任何一种利益或实体性权利都必须通过程序而实现或获得保障。根据《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学生对学校的处分有告知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诉权、诉讼权等程序性权利。分析该案可以发现，学校学籍科作出的开除学籍的意见、教务处作出的同意开除李某学籍意见均未向李某告知，侵犯了学生的告知权；新疆大学召开校长办公会前，未听取李某的陈述和申辩，侵犯了学生的陈述权与申辩权；学校在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后，未提供证据证实已向李某送交该处理决定，侵犯了学生的送达权。同时，被告新疆大学未考虑开除学籍的处分结果与原告李某替考作弊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当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享有多种纪律处分可选择的情况下，择其最重者予以处分，侵犯了学生公平对待的权利。最后，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其他权利的冲突。除了本案所折射出的高校管理权与学生上述两种权利的冲突，在实践中，学生的其他权利类型也会与高校管理权产生冲突。例如：因学校随意对学生罚款而侵犯学生的财产权；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不当言论的评价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学校随意公开学生的个人信息而侵犯学生的隐私权等，都是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表现。
归因：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失衡
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表现实质上反映了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过程。在高校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场域中，高校管理权的性质为行政权力，具有权力属性。学生作为被管理者，其所享有的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和作为受教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都属于权利属性。在高校对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双方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利”将进行博弈，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双方会作出不同的策略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1.权力主体（学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高校作为权力主体的拥有者，其在与学生权利博弈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双重影响。从内在因素来说，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总结出的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高校管理权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权力主体必然会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很可能会伤害到行政相对人（学生）的权利。从外在因素来看，目前，高校管理权的外部约束与制衡机制还不够完善。一是高校管理法律制度还有所欠缺。目前，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够及时，有些内容明显滞后，法律规范的用语不够严谨，存在程序性规范少，可操作性差，可诉性弱等问题。其次，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学校内部的权力具有多元性，如校长行政权、党委领导权、民主管理监督权等。目前，高校行政权力特色突出，民主参与权与监督权的权力色彩弱化，如果不同权力主体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那么必然导致某种权力的扩张或滥用，从而侵犯学生的权利。
2.权利主体（学生）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学生在高校管理过程中作为行政相对人，如何选择行使自身所享有的权利也会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内在因素来看，主要受到自身权利意识与主观维权态度的影响。当学生对学校处理决定不服时，如果学生权利意识弱化，维权态度不明显，大多会选择“忍气吞声”，避免与学校发生正面冲突，其结果容易助长高校权力的继续滥用。不过，随着我国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学校如同社会一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2]学生的权利意识与主观维权的态度日渐彰显，已经开始形成对高校管理权行使的一种制约。从外在因素来看，学生权利救济渠道是否完善成为学生是否主张权利的重要因素。如果学生权利救济机制不完善或渠道不畅通，学生寻求不到有效的救济渠道则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博弈的结果是高校与学生的冲突日益严重，无法达到权利（力）的最优均衡状态。反之，如果双方可以寻求到最优的化解纠纷的渠道，那么二者会在合理的范围内达到权利（力）的平衡。
对策：平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建议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并非只是一套静态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而是由居于不同利益层次的多方利益主体，也就是权力结构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形成的互动和博弈过程。学校治理应当是一种善治，其基本要求是法治。所以，笔者将按照法的动态运行的过程，从法的制定、法的执行和法的适用三个层面来探讨平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关系的路径。
1.完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法的制定是法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法规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基本依据，也是国家对高校行使管理权的规范与监督。我国目前对于高校管理权行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但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该规定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合高校管理的规定。2015年11月，教育部就该规定中的学生创业、学籍管理、学分记录、转学转专业、纪律处分等都进行了相应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可以说是立法的进步。国家层面的立法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对高校管理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要明确哪些相应的权力可以授权给高校行使，从而使高校的管理权具有合法来源。同时，高校内部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大学自治的要求，学校有权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管理学生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是学校制定规章制度要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符合理性与常识，不得超越法定权限和教育需要设定义务。学校要依据法律的原则与要求，制定并完善教学、科研、学生、人事、资产与财务、后勤、安全、对外合作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种办事程序、内部机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形成健全、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学校制定章程或者关系师生权益的重要规章制度，要遵循民主、公开的程序，广泛征求校内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保证师生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2.建立高校学生管理过程的正当程序
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实体性权利的保障。依法治校理念要求高校建立正当的管理程序，因为没有正当程序就难以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实现公开和公平，学生与高校的冲突与矛盾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学生管理制度应当以学生为中心，体现公平公正和育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对学生进行处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依据充分、程序正当。同时，高校还应设立一系列相应的程序制度。例如：听证制度，当高校作出涉及学生利益的重大事项或者重大决定之前，应允许学生进行陈述，组织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说明理由制度，当高校作出对学生不利的决定时，必须说明作出该决定的事实原因和法律依据；时效制度，高校对学生的处理尤其是对学生的申诉请求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以保证学生可以及时救济被侵权利。
3.构建多元化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体系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3]救济作为一种寻求权利保障的行为或过程，对于任何的权利实现都是必不可少的。权利救济也是法的适用环节。建立多元化的学生权利救济渠道是平衡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首先，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包括校内申诉和行政申诉。虽然目前各校基本都建立了学生申诉委员会，但在申诉的处理程序方面并不完善。学校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学生申诉处理机构，其人员组成、受理及处理规则，应当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学校处理学生申诉，应当建立并积极运用听证方式，保证处理程序的公开、公正。对于行政申诉来说，应尽快出台办法确定申诉范围及管辖，明确申诉的程序，对提出申诉、撤诉、申诉受理及处理的形式、时效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其次，可以引进具有专业性、中立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教育仲裁机制。教育仲裁委员会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学校代表和学生联合组织的代表组成。教育仲裁适用专门的仲裁规则，以宪法、法律和教育类法规为裁决依据。虽然教育仲裁制度目前在我国教育法律救济领域还处于缺失状态，但其所具有的效益、公平、及时的特征无疑为我们解决教育纠纷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最后，应进一步完善司法救济途径。201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九批指导性案例中的38号“田某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确认了高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的诉讼主体资格，那么哪些事项可以使高校成为可诉主体呢？笔者认为，如果学生与学校所争议的事实足以影响学生获得或失去作为学校成员，即学生这一特定身份，如不予录取、开除学籍、不发放毕业文凭和授予学位等，应允许学生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因为该类事项将导致学生实质性地位的改变，性质严重，对学生受教育权的影响重大。如果学校从事的是普通内部事务的管理，如制定作息时间、宿舍楼的管理等，学生因此受到不足以影响其获得或失去作为学校成员身份的处理决定，则不应成为司法审查的事项。
本文系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构建天津市高等教育法律救济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CE4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2] 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75.
篇6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权利；高校管理
近十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急剧上升，管理工作日益规范。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人员需要转变管理思路，要求在学生事务管理过程中，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校。
一、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
观察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活动，以及高等院校学生的管理实践，我们发现高校管理有以下几个常见的法律问题。
（一）侵犯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级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根据《教育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包括听课权、活动权、建议权、考试权、学位权、学历权、择业权和获得公正评价权等。近几年，全国不少高校由于管理者不恰当行使教育权和惩戒权，在教学管理、学籍处理、毕业证发放、学位授予、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发生了一些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问题。如有些高校规定，有赌博、打架斗殴、私自下河洗澡、考试舞弊等行为者，学校给予其劝退处理或勒令退学处分；未通过全国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等等。发生在招生阶段的侵犯受教育权案件主要表现为招生学校未按照有关的要求和程序进行招生，致使本应入学受教育的学生失去入学权的案件。发生在学籍管理当中的侵犯受教育权案件主要表现为高校违反有关法律和政府规章的规定，将学生开除学籍，使其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还表现为未能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开设课程、配备师资、教学硬件设施不达标等。
（二）侵犯隐私权
隐私权则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的具体内容包括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私有领域的保密权和权利主体对其隐私的利用权。例如高校辅导员扣押、拆看学生私人信件，高校泄露学生的家庭住址、家长姓名等私人信息，学生管理人员传播学生个人隐私等行为都涉嫌侵犯到学生的隐私权。如近些年经常发生入学通知书和银行信用卡同时到学生手中的问题。①
（三）侵犯财产权
侵犯财产权是指以财产权为侵权客体的侵权行为。高校学生管理中常见的侵犯学生财产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第一是违法收费，例如向学生收取资料费、考试费和军训费等各种费用；第二是违法罚款，例如向违反校纪、班规的学生进行罚款；第三是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中的侵权，例如学校将学生按照规定应当享有的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等予以扣发，侵犯了《教育法》第42条规定的学生有获得以上经济资助的权利；第四是违法没收。很多高校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会经常将学生宿舍中的热水器、电饭锅予以没收。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财产的限制或者剥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才能实行。高校不能仅凭学校的宿舍管理制度或者安全管理需要，就对学生的合法财产进行没收。
（四）程序不正当
我国高校的学生违纪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校规中涉及违纪处理的程序及其它程序方面的内容很少，学生的程序性权利难以保障。这成为高校管理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大学生最不满意、引发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根据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任何人在被限制或者剥夺权利的时候，必须给予他陈述、申辩和说明理由的机会。典型的案例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侵害其学位权案。学校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对田永做出的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侵犯了田永的程序性权利和获取学位的权利等合法权益。学校在对田永因为考试舞弊做出退学决定后，并未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也没有给其办理退学手续，依然为田永正常注册、安排教学活动直到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然而，学校在田临近毕业时通知田所在系不能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正常的毕业派遣手续，也没有给田申辩和向学校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以实现救济的权利和机会，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不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等行为也必然是违法的。高校应当在大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也引入事前的、正式的听证程序，以便于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前，给学生辩护的机会，使学生对有关事实和证据有知悉的权利。同时，可以把处理的过程化为教育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和法制意识。
二、高校学生管理中法律问题分析
（一）高校主体地位不够明确
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和“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与处分”的权力。但是授权宽泛，权限模糊，导致了高等院校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性复杂。②在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师者如父母，父母为子女之纲，高校的教育和管理应该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从而导致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误区，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期望过高，高校责任过大。
（二）校规与上位法冲突
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也就是说，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高等学校自主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教学管理。学校管理者所制定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应当是学校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结合学校的具体学生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在学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通常只有学校的主管部门参加规章制度的起草，由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学校规章制订过程中的所有参加人员几乎没有专门的法律工作者或教育法的专家参加，虽然他们对有关的法规有所了解，但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制定的规定难免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如有些高校规定，有赌博、打架斗殴、私自下河洗澡、考试舞弊等行为者，学校给予其劝退处理或勒令退学处分；未通过全国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等等。
（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清
近年来，学生管理工作在总结传承、内容拓展、方法更新、机制转换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学分制的推行、学生生活的社会化、学生素质教育特别是学生法律意识的普遍增强的不断推进等情况，高校学生管理在管理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定位复杂，管理范围模糊，管理目的也不大一致。尤其是大量二级学院以及私立大学的出现，更使得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双方法律关系的不对等和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学校一方面在强调自身管理职能的同时，常常忽视尊重学生合法权益的义务，对学生则片面要求其遵守规章制度的义务，而漠视了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在这种体制下，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四）高校处罚权的定位模糊。
虽然高等院校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因为高等教育管理目的的需要，《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管理规定》授予高校行使部分行政处罚权和内部处分权。但是，目前高校手中究竟有哪些处罚权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授权太泛，相关事件定性、责任承担、处罚标准均界定十分模糊，极易产生歧义，引发纷争。相关处罚性规定的不明确最终导致管理主体的权力被过多重视，而学生权利却往往被忽视，导致高校中频频出现被处罚者的权利保护不够现象，被处罚者的申诉、复议权利告知等得不到落实，仅此就足以导致现有的处罚决定大部分是在违规、违法状态下实施的。如杨金德诉上海财经大学一案，法院认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对原告做出结业处理的决定，超越职权，属无效行政行为。③
三、高校学生管理应依法定规，依章而行
（一）依法管理，保障学生的权利义务。
虽然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是特别权力关系。但是在依法治国之下，特别权力关系并不意味着高校的管理可以完全自主，可以任意限制或者剥夺学生的权利。特别权力关系之目的，在给予高校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权力，但同时亦要求高校依法定章，依章而行。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了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还增设学生权益保护制度，规定学生对退学处理或违纪处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把学校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要求学校遵守管理程序，其法理价值在于保持一种外部压力，促使学校作出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审查性从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学生管理人员应依法进行相关事务管理，推动各项事务管理的法制化。
（二）学生权利救济管道
无救济，无权利。提供完整、有效和迅速的救济管道是当代法治的要求之一。目前对于高校学生的救济权，中国在制度层面上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学生权利与学校的权力处在一种完全不对等的状态，除非学生受到极为重大的侵害时，否则是不会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这样就导致很多学生应有的权利即使受到了侵害不到救济，所以建立健全校内学生申诉制度，设立校内申诉机构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教育法》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也对学生申诉制度作了专门规定，学校应当按照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述制度原则，制定出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申诉规定、学生权利救济途径，通过校内申诉制度的实施，使学生的合法权利在学校内部得到公正、合理、有效的救济，充分维护高校学生管理的秩序性和稳定性。
（三）依法规范校规
高校的日常管理活动主要是以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为主要依据的，所以合法的校规是依法治校的根本之所在。目前各高校校规不规范的情况不在少数，违背法律法规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学校在制定校规时所设定的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校规的条款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学校的规章制度是落实法律法规关于保障学生权利规定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必须依照法律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对学校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修订完善，并严格依法办事。这是维护学生、学校合法权益，实行依法治校的重要前提。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中应明确学生管理的程序，并规定具体的救济管道。同时，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评估等制度，完善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建立健全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
另外，学校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学生的民主参与权利。学生是被管理者，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尊重学生的权利，要让学生成为规章制度的制定主体之一，听取学生的意见，尊重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能由学校管理部门唱独角戏。
注释：
①参见：信用卡和录取通知书一道来[N].沈阳晚报，2007-08-07（4）.
篇7
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
民办高校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但是面对外部环境劣势和内部机制的短板，面对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新要求，民办高校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管理的机制体制还不成熟，使民办高校的学生权利更易受到侵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大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中不断受到审视、质疑、甚至对抗，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纠纷呈显著上升趋势。由于民办高校习惯于按照传统做法处理学生管理中的问题,导致在纠纷处理中常常因法律依据不足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对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笔者通过研究并结合实践，就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提出如下解决路径。
一、健全和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法治须以良法为前提，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健全和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基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立法没有跟上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立法远远滞后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反映到学生管理领域的立法上更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2017年9月新修订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民办学校依法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对受教育者实施奖励和处分。”第三十四条规定：“民办教育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社会先进评选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受教育者同等权利。”规定仍然过于笼统、原则，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发展却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针对性不强，因此首先要加快法律法规的修订，特别是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应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使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其次要加强对现有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梳理，对于不适应当下实际情况的规定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订，并将现有的规定汇编成册，以供在民办高等教育实践中使用。
二、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
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是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大力支持和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响应国家和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需要。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制度的实质在于规范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健全完善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把“学生本位”管理思想体现在各项管理制度中。管理制度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使管理制度的制定能够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要求，具有更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其次，要把握“合法性”这一学生管理制度的基本准则。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其上位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结合民办高校自身的特性和民办高校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使管理制度切实符合学校管理需要，更合乎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再次，要规范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程序。民办高校具有相对灵活的体制优势，更应注重出台事关学生各项权利的管理制度的程序性要求。要明确学校学生管理制度制定的基本程序，规范制度制定流程，并注重制度制定质量审查。最后，要突出制度制定受教育者的参与性。民办高校的学生往往比公办高校的学生更加关注学校对其相关权利实现的保障，因此学校在制定相关管理规定的过程中要建立受教育者的参与机制，要充分“重视被管理者在规范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可能影响被管理者利益的重要规范，要通过制度保证他们的参与权，允许提出议案、讨论草案，甚至赋予被管理者对相关规范的决定权。”
三、完善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正当程序
“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核心问题是程序问题。”体现在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层面也是如此，2017年9月新修订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学生管理工作的程序要求，这是程序正当原则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具体体现。学校在实施管理权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不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将学校管理权的实施进行规范，使其按照规定的程序施行。鉴于民办高校发展的特殊性和学生的具体状况，学生的权利实现更需要其管理的程序化。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程序化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更需要高校层面的制度完善。注重程序规则的创建。学生是否选择报考民办高校是民办高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了学生民办高校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更应该尊重学生的合法的请求权、合理的知情权。比如：在学校管理中决定事关学生权益的事项，事前学校有告知、说明、乃至听证的程序义务，学生有被告知、听取说明、申请听证的程序性权利。这些权利和义务需要通过程序性规定给予明确。管理程序规则的创建是学生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的基础，因此，在实施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要依照上位法的规定并结合学校的实际，建立合法合理的学生管理程序，为实现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程序化奠定基础。突出程序规则的执行。程序规则是学生管理的基础。程序的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是关键，而民办高校教师的流动性较大，学校内部机构的变革较为频繁，这就给学生管理程序的执行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民办高校更应将学生管理程序的执行放在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视，要建立学生管理程序的执行机制，确保程序性规则得到有效的落实。建立程序审查机制。学生管理程序是高等学校学生权利实现的基础，更是民办高校规范学生管理、实现学生权益最大化的保障。对于民办高校克服自身缺点，增强自身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办高校应建立学校管理程序的审查机制，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审查，对学生管理程序设立的正当性、程序的遵守情况、违反程序的处理等建立审查监督机制，增强民办高校自身在程序方面的自我完善能力，保障相关规定能够真正发挥管理效能。
四、完善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有权利必有救济”。“对于高校而言，构建畅通的申诉与诉讼并行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实现途径之一。”相对于公办学校而言，民办高校在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建立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首先，完善校内申诉制度。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申诉的范围仅限于学校的处理和处分。笔者认为，针对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更易被侵犯的现实，应该进一步扩大校内救济的范围，应该将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学生认为任何权利受到侵害或自己被不公正对待的事项都纳入到校内申诉的范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校内申诉在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中的积极作用。在民办高校校内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明确校内申诉委员会的构成，提升校内申诉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细化委员会的职权设置，让其权能和效力明晰化。同时应该进一步完善校内申诉的配套制度，比如引入听证制度、确立回避和时效制度等，不断完善校内申诉制度在民办高校学生权利保护中的作用，使校内申诉制度成为学生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其次，完善校外申诉制度。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该规定已基本明确校内申诉制度应作为校外申诉制度的前置程序，这样才能确保学生的权益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缩小纠纷的不利影响，符合及时方便的法治原则。笔者认为应与校内申诉的范围对接，明确界定校外申诉的范围，虽然民办高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但除学校学术自治特有的范围外，所有管理行为被学生认为侵犯其权利并在校内申诉复查后，经学生申请都应该纳入校外申诉的范围，这样才能确保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全面、高效的开展。
再次，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明确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民办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既有行政法律关系、但更多的体现民事法律关系色彩的双重法律关系。民办高校仅在学生学籍管理、学历学位证书授予、奖惩等较小范围内的重要事项上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对民办高校学生管理领域审查应控制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即民办高校学生管理中如做出开除、退学等侵犯到学生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在穷尽校内外其他救济措施的情况下，学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最后，发挥民事诉讼制度在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中的作用。民办高校“就其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正面临学校与学生行政管理关系的式微，一般权利关系及学校与学生的契约关系增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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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权利的状况已有很大的改善,无论是权利种类、数量,还是权利的实际落实情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总体而言,却依然无法令人乐观,高校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现实性。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的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学校自身特点可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但是，许多高校在援引这一规定时通常将“学校自身特点”放大，从而制定的“具体规章制度”过多地考虑的是学校管理的便利性，制定的规章制度过多地设置了义务性条款，较少去思考和挖掘义务性条款所对应的权利性条款[1]。因而，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学生权利弱化就会呈现出一系列的现实性问题：一方面是高校教育管理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易出现公权力自然扩张的现象，导致低效非合理的运行程序和制约机制；另一方面是尽管高校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社会也在宣传法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现行法律的相对滞后和相对边缘，使学生整体法律意识比较模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权力的强化与私权利的弱化问题。
2.普遍性。学生应该同所有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所有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权利常常会被忽视,学生被侵权的新闻在近几年屡屡见诸报端，有学生状告老师的，也有状告学校的，还有状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如发生于2008年的于博状告清华大学案、2010年的滕汉昱状告兰州大学案和同年一名叫小霞的状告北大资源学院案等。尽管判决结果各有不同，但依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当然学生权利弱化的现象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法律案例上，作为高校教育者，我们也常常听说某院系奖学金评判不合理、学生干部选拔不公、教师和学校行政部门滥用教育处分权等问题，这些说明高校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
3.隐蔽性。在现今，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大多会以“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初衷来安排教育教学活动，而学生在自愿服从还是逼着就范的过程中，也就不知不觉地使自身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如一些学校将内务整理、是否参加规定的自习活动等列入学生惩戒和奖评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又如将作弊等学生违规行为与学位相挂钩的校规等。培养学生好的作息和生活习惯，还有诚信意识等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样做只是便于学校和教师进行学生管理，而忽略了学生权利，那么这些安排与规定就是对学生权利进行隐犯的最好例证。
二、出现高校学生权利弱化问题的原因
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是伴随着执行者在不违制度的大前提下，其观念在执行过程中的不协调体现，所以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出现这一系列学生权利弱化问题的观念性原因。
1.知识唯上的教育目的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教育的功能曾说过，教育是灵魂的转向，而就教育的主题他更是深刻地指出，美德即知识。然而目前的事实是，我国高校普遍将学生成绩视为选拔评定的第一指标，而忽视了道德这一重要指标。相较于成绩这一数字化的易量化指标，道德的量化确有一定难度，但是，这样只以知识成绩为参考标准的各种评选，难免在“奖、贷、补、减、助”活动和发展党员过程中出现学生权利遭到侵犯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这种知识唯上，与侵权相伴的高等教育，很难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苏格拉底的灵魂转向的教育理想。
2.上必控下必从的教育管理观。在我国古代，忤逆教师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要被斩首示众；把欺师与灭祖相并列,背叛师门要被清理出门户，而对学生权利的认识和关注极少,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语录[2]。所以，在这样一个一直强调师道尊严传统的国度里,高校教育者与管理者已经习惯于以“师即长也”的职责身份来行使高校学生教育教学管理权，而在人们的意识中，学生就必须处于服从、听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和管理，这似乎也成了“天理”。并且正如前述，学生的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还比较薄弱，因此，即使被侵权也不知，或即使意识到却也不知如何维护，到哪里投诉，甚至有时就是投鼠忌器，害怕一招不成，反被“蛇咬”，将来毕业无望等。而这一切，必然会致使学生的权利愈加弱化，那么“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成了空谈。
3.功利的教育价值观。作为高校教育者我们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教、学生为什么而学,在今天教育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倾向中已成了不得不说，又不愿明说的天问。不论能力高低，人品高下，一名本科毕业生的薪金明显低于一名研究毕业生的薪金，所以很多人把知识归入了有价商品的行列；许多教师的业余辅导不再是为人师的勤勉，义务性的助学，而成了谋取个人物质利益的一种补充方式，甚至是主要方式；家长们每在开学时窃窃私语的“助教金”，也使师生关系沦为了经济买卖关系等,这些都是功利教育价值观的突出表现。如此，权利弱化也就成了世俗功利的“战利品”。其次，我们分析一下这一问题出现的社会性原因。1.社会本位淡化学生权利存在。《教育法》第5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法》第8条又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高等教育为社会建设服务是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应有之义，并且教育活动符合社会利益也无可非议，可是若只强调社会利益而无视个人的存在发展和权利则是非议不可的了。由于高校的教育管理权是国家赋予的，所以高校在利己性地运用《教育法》时，就会借公权力之名，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借口，偏颇性地引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从而行使教育管理权，这无疑会造成高校无限度满足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而忽视学生利益的状况，所以学生权利的弱化也就成了许多高校心知而不明说的共同存在的问题。2.学历为重影响学生权利主张。我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并且《高等教育法》第20条也有类似规定。所以，高校成了发放学历文凭证明的主要机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地位，而学生则相对地处于弱势地位。学生付了学费不会立即获得文凭，所以学生必须耐心等待，等待的同时，必须争取在各方面表现得如学校所期望的那样良好，从而避免学费遭受损失，所以即便有些教育管理者或机构会侵犯到他们的合法权利，出于对“经济”的考虑，一些学生也会忍气吞声，选择缄默。虽然近几年有学生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将自己的学校告上法庭，然而敢于这样做的学生毕竟是凤毛麟角。
三、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点主张
1.增强高校学生的权利保护意识。目前，大部分学生的维权意识尽管有,但是很少有学生认真读过《教育法》或《高等教育法》，对自身权利的明了是一只半解，甚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也无形当中会被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煽动，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为了改变当前这种不好不利的现状,我们应该组织高校学生加强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材料的学习,明确自身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权利保护正确性及重要性的认识。
2.完善高校学生的法律救济途径。英国有一句法律谚语: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提供法律救济应该成为高校学生的基本权利得以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救济权利是大学生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学校为其接受教育提供一定的条件，并有在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申请补偿和救济的要求权[3]。所以，我们的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规则时，既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也要从学生利益出发，不仅要告知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也要为学生提供实现其权利的平台，例如，我们可尝试设立专门的学生申诉处理部门，开设多渠道申诉途径，包括现场受理、网上受理等，并且每学期举行一次听证会，听取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各方意见和建议完善学生权利保障系统，以此来确保学校和教师做出教育教学管理行为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监督性，从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或在受侵犯中或后皆可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篇9
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作为学校一种重要的管理权，攸关学生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基于现代法治原则，在宪法层面对高校学生处分的根源、法律性质进行探讨，是合理合法实现学生权利保障的必要前提。
一、问题的提出
何谓高校学生处分行为，是指学生违反了高校的管理规定，学校依据规定给与学生纪律处分的行为。有关高校学生处分的管理规定主要体现在高校学生守则之中，如果研究全国高校历来的学生守则，就会发现高校学生处分权力本位严重，学生合法权益保障滞后。
主要问题如下：
(一)概念混乱
首先名称表达不一。一般高校称为“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但是有的采用过“学生违纪处罚条例”、“学生违纪行政处分条例”，以及“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等其它名称。在传统上学生纪律处分经常与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相混淆，权力色彩浓厚。而有些学校的规定又含有某些契约的特点，学生纪律处分的定性不明可见一斑。另外，在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修订之前，高校学生守则中“罚款”的规定确实比比皆是，修订之后才逐渐绝迹。
(二)救济不足
学生处分过程中，无论是事中的申辩还是事后的申诉，缺乏切实可行的救济程序的支持，实际效果差强人意。虽然近年来高校学生处分规定中，有关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不断得到重视，但是由于权力本位意识依然存在，各个高校之间对学生权利救济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至于学生处分事中的听证程序，在互相借鉴痕迹明显的各个高校的学生处分管理规则中也只是属于少数派的选择。 而几乎所有的高校学生处分条例中，都不见学生诉讼权利的规定，在现实的案例中，能够真正走上诉讼程序的也只是少数。
(三)法治体系不完善
虽然在2005年之后，各个高校都注意了学生处分管理规则制定的法律依据，一般既提到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也提到了教育部制定的诸多规章。但是在实际的制定过程中，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有关高校管理的规定十分有限而且太过原则，因此引导作用远远不及教育部的规章。譬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守则》等规章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法律。另外，一些规章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更像是道德规范，为高校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高校学生处分管理规则就很容易直接创设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如此低阶位的规则创设权利和义务是有违宪法基本权利保护原则的。
各个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规定的过程中，俨然兼具立法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自我管理权抑制和外在监控法律手段却十分有限，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的合法权益始终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这些问题的存在，表面上是权力本位传统使然，究其原因是高校学生处分权法律性质不清所造成。
二、两大法系的传统理论及发展
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权力本位传统，并不是我国的专利，两大法系在历史中为了迎合这种传统，同时又为了能够在法治的背景下获得一定的正当性，都各自发展出一些典型的理论加以注释，但是在现代法治对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的要求下，都发生了变化，或被修正或被淘汰。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偏颇与改变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首先起源于十九世纪德国，然后影响到日本和中国。这种理论把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权力关系，它是指基于法律上特别的原因(法律的规定或者本人的同意)，为了达成公法上的特定目的，在必要的范围内，一方取得概括的支配他方的权能，他方赋有服从义务的法律关系。 根据这种理论，学生一旦自愿选择了一所高校，并被录取，就意味着同意概括地接受该所高校的所有规则，而该所高校对学生也就拥有了概括的命令权和惩戒权，而且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制定规则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并且学生不能提起司法审查。 我国高校学生处分在2005年前基本属于这种情况，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并未完全脱离这种理论的藩篱。
依笔者所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只是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学校既成权力状态的一种简单注释，而不是一种成熟的法治理论，甚至与之相悖。这种理论的基础是逻辑上推定学生普遍“同意”接受学校的管理，把传统中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契约性嫁接到公权力之中，而且还逃避了法律的限制和司法审查，通过这种契约性把学生固化为一种特殊的受支配的身份，这与现代人权保障和权力限制的法治原则相违背。因此，在二战后，特别权力关系在一些国家的宪法判例和宪法中得到了修正和改变。德国联邦通过判例确立了“重要性理论”，认为涉及宪法中所确定的基本人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而不能由公权力自行决定。 而日本宪法采用“法的统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要求特别权力关系中对人权的限制必须有法律依据，即使因私人同意而成立的特别权力关系也要允许司法审查。
(二)英美法系“代替父母理论和特权理论”的淘汰和发展
在二战以前，美国一直援用英国形成于18世纪末期的“代替父母理论”。此理论认为学校对学生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学校代替父母的地位管教学生，学生绝对服从于学校，排除了法院和他人的干预。直到1961年，美国法院才在一案件中推翻这个理论，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当受到宪法的制约，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力并非绝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权利不应该因为学生进入大学而遭到否定。 “代替父母理论”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学校这种特权事实的理论假设，学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学生父母的全面授权，况且大学的学生基本成年，其基本权利，即使是父母也不得侵犯。从历史上美国学校管理学生的“代替父母理论”被废弃的原因，最终也是宪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美国高校仍然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依据自治权对学生做出休学和开除等方式的处分，甚至为了实现高校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宪法》第8条修正案“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以及第14条修正案“公民权利正当程序保护原则”的适用，但是仅以对学生“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宪法权利不产生直接和实际影响为限，否则高校自治权也需要受到法院的合宪性审查。
三、高校学生处分管理权中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交织
虽然传统理论并没有给高校学生处分这种管理权一个合乎现代法治精神的解释，但是引发它们变化的宪法因素却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引起传统特权理论变化的关键，也应当是寻找高校学生处分管理权根源和性质的出发点。高校学生处分权作为管理权有两种宪法来源和两种属性。来源决定了属性，不同的来源就有不同的属性。
(一)来源于国家教育管理权
国家教育权顾名思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教育目的，属于国家权力，世界许多国家宪法规定了此项权力，具体表现为国家或国家机关通过立法和行政的途径领导、计划、检查、帮助、监督或管理的方式对教育进行干预的权力，国家教育管理权就是其中一种。国家教育管理权是一种行政权力，在有关的教育管理的外部事项上需要依靠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来达到国家教育的目的。越南宪法第36条就规定国家对国民教育目标、考试规则和文凭系统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国家教育管理权从宪法层面通过立法把国家教育管理权赋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巴西宪法第176条就规定“教育由公共权力部门分级管理”。因为考虑到专业性和成本效益等因素，某些教育管理事务，最后会授权给具备一定资质的高校来行使。这些教育管理事务中最典型的就是文凭问题。我国《教育法》第20和21条规定国家授权符合条件的学校授予学生学历学位，第28条规定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国务院《学位条例》进一步加以了细化，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学士学位。高校享有了这种管理权，就会落实在自己的管理规则中，这也包括高校学生处分管理规则。国家教育管理权从而在法律到高校校规的延伸过程中转化为一种学校管理权，这种学校管理权并没有改变行政权的性质，仍然受行政法的调整。高校学生处分中直接影响学生学历学位取得的纪律处分方式，譬如开除学籍等，性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二)来源于高校自治权
高校学生处分权还来自另一个宪法渊源，即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宪法中所规定的高等学校自治权。 高校自治权是指高校在法律范围内对学校内部事务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墨西哥宪法第3条就规定，法律授予自治权的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享有自我管理的职权和责任。我国《宪法》虽然没有高校自治权的规定，但是《教育法》第28条有高校自治权的含义，该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就性质而言，高校自治权与国家教育管理权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行政权，而前者是高校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高校自身的教育权，而排斥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对高校内部自主管理事务的干涉。当然，高校自治权在内部所形成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区别于特别权力关系中不受立法和司法约束的概括命令权和惩戒权，在现代法治的要求下，它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厄瓜多尔宪法第28条就规定高校自治权只依据法律和校规行事。
高校自治权在很多情况下会如同国家教育管理权一样以校规的形式出现，最终也转化为学校的管理权。这两种不同来源和不同属性的学校管理权在校规中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处理结果上两者可能存在因果逻辑上的联系，处分方式也存在重叠，是造成高校学生处分问题复杂的根源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如下：
第一，会带来两种行为的同质化，这也是高校学生处分领域权力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根源。
第二，会带来具体高校学生处分法律关系在性质上的辨析困难，增加法律内容、法律程序以及法律救济等方面制度安排的复杂性。
四、高校学生处分的法律调整
为了对高校学生处分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回应，必须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对高校学生处分制度加以法律调整。这种法律调整，就是要明确不同性质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法律授权，以及拓宽相应的司法救济。
以学生处分的两种法律性质为线索在宪法方面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一)在宪法中明确学生的受教育权
虽然所有法律主体的教育权都是整体教育权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宗旨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教育权主体的权益在实现过程中并不总是相一致，存在矛盾和冲突，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校学生处分权的行使过程中尤其容易被忽视和侵害。受教育权入宪，可以提醒立法者和执法者，在实施国家教育管理权和高校自治权的过程中能够认真对待学生的受教育权，不能放任学生受教育权受到损害，也不能为了实现学校管理权而牺牲学生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宪法作为最高规范，宪法中规定受教育权，也能够加强教育法律法规和校规的法律引导，为高校学生处分权设定一个外部的界限。
(二)完善高校学生处分的行政法治
国家教育管理权作为学校管理权的一部分，应该适用依法行政和司法审查原则，而前提就是明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明确授权至少可以起到如下的作用：
第一，可以进一步区别与高校自治权的不同管理范围，制定相应不同的法律程序和救济程序。
第二，可以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在高校学生处分中，凡是根据法律能够认定其行政权性质，直接影响学生身份的取得、丧失的行为，至少直接涉及学生学历学位的处分行为，应该纳入到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可以促进学校改变现有回避诉讼的态度，在学生处分守则中明文告知学生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加强高校自治权的限制，突出其契约性
高校自治权作为一种自由裁量权，对于学校内部管理事务有很大的自主管理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法外之地，要受到外部和内部的法律限制。
第一，明确宪法授权，可以使得学校在自主管理的事务中排除国家权力的干预的同时，也为高校自治权设置了外部限制，明确范围并防范其越权违法，这样可以区别于国家教育管理权，也可以杜绝低阶位规范借自治权为由违宪创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在高校的内部管理中，强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性，以达到高校自治权的自我抑制。高校的自治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特别权力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基于学生自愿进入学校并被学校录取而形成的双向契约关系。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为了改变两者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让两者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需要增加学生参与的成分。在学生处分管理的制度设计中，如果以学生合法权益为依归，以学生有效参与为手段，高校自治权就能得到有效的自我抑制。正式听证程序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必要在高校之间推广实施。
(四)两种性质的高校管理权都要以学生的基本权利为界限
现代法治的目标是保障人权，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促进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2005年的重新修订，引起了全国高校校规的普遍修改。 该规定中学生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限制的联动甚为明显，这正是学生回归公民，其基本权利受到宪法保障而引起的效果。
两种性质的高校管理权，其中国家教育管理权纳入行政法治，前面已经论述不再赘言。而高校自治权在传统中排除司法的审查，这是各国的同行做法。究其原因，如果允许司法权完全审查高校自治权，就有违当初为了排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干涉高校内部事务的初衷。但是，高校自治权依据宪法对抗国家权利的干涉，并不意味着能够对抗受宪法保护的学生的基本权利，这是将高校自治权纳入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根源。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都规定了学校侵犯学生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时，学生有权提起诉讼，但是在法院实际受理高校学生处分案件时，高校自治权恰恰是最大的阻碍。“有权利，就有救济”，司法救济是实现学生基本权利的必然选择。前面已经述及的德国的“重要性理论”和美国的“实际损害理论”，司法救济以学生的基本权利保障为限，但正是这个界限是现代法治要求的底线原则。
五、结语
学校管理权法律性质的揭示， 为建立一个包括宪法、法律以及校规在内的逻辑严谨的完善的高校学生处分法律体系提供了契机，也为高校学生处分行为的明确授权和司法救济，促使高校处分走出权力本位传统，秉持学生权利本位，实现学生公民身份回归找到最佳途径。
篇10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