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范文
时间：2023-09-27 16: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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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一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至于马尔库塞那里集中表现为对启蒙的批判和更为具体地对作为启蒙大旗的理性的批判。以前者观照，启蒙所鼓吹的原则以现实的同一性统领甚至代替社会科学的对普遍性的强烈追索，把社会科学看作只不过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切记述和客观摹写，并因而摒弃了社会发展的否定辩证法的问题，不自觉地充当了现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工具；这样，启蒙由于无限制地扩张而倒退成了关于自身的神话、启蒙由于对自己过分地自信而导向畏惧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后者观照，随着启蒙的辩证发展，人们以个人利益的算计代替了对理性价值本身的追求，这样，理性就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客观理性就为主观理性所代替；由于这种主观理性本身只不过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因而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脱离了客观理性本身的超越性，成了非理性。启蒙和理性的大纛曾经一度把人从蒙昧主义的暗夜中引领出来，现在却又把人推向神话和工具理性的深渊，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辩证法。无疑，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功绩获得如何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从社会批判的理路上来说，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使它在语言学转向和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代思想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前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从它脱离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抽象而无根的；从它内在于主体意识和历史哲学、艺术概念之中的角度来看，它拒绝明确日常语言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这种理性概念是“理性的哲学一历史概念”，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在谈到意识哲学的特征时，哈贝马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观念本质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规定范围，以至于现在在真正的反思转向过程中一切都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主体发生了关系。”
由此看来，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客观理性概念仍然作为一种抽象的使整个世界成为可能的主体性而存在；它仍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性看作是自然和历史前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精神：理性活动既表现为整体的反思，也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关涉的反思。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理性蕴藏于哲学和艺术之中并且能够在历史中实现它的潜能。这就是说，合乎理性标准，而非合乎常识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合理的。而所谓真正的理性标准从何而来呢?除了绝对理念这个模糊的概念，黑格尔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黑格尔坚持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完全同一，即精神在现实中确认自身。但是，他是以精神自身的主导运作为基础的：现实是在作为精神的工具的意义上才是和精神相契合的；而精神只有在辩证运动中才能和现实同一起来。按照分析学者埃尔斯特的理解，绝对理念只不过是人把主观精神向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因此，这种理性观念仍然居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霍克海默认为，客观理性“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制度中，存在于自然及其表现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概念无法解决它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强烈反对现实能够完全实现理性，他认为这种绝对的同一性是对现实的实证主义式的辩护。他认为，即使现实完全背离理性，理性本身仍是存在的。这样看来，在霍克海默那里，理性本身既具有意识哲学的内在特征，又是无根的。这样的理性概念必定拒绝明确的日常语言分析。
第二，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找到克服这一抽象真理观的现实机制；它反对主观理性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冲破由主体性编织而成的自我持存的藩篱，这道藩篱使个体为了自我捍卫而对他者采取策略行为而非追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主体间性范式的缺位使得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观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甚至跌进它所批判的理论陷阱之中。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真理的哲学概念问题，并且“从未将它扬弃”。但是他并未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做出足够明晰的阐释。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是从旧社会批判理论仍然处于意识哲学范式之中这个总体判断人手来批判它的真理观的。事实上，即使仅仅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述来看，黑格尔的真理观还是和实效主义的真理观一起被批判了的，尽管这种批判并不彻底。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必然结果来看，它表现为一种神秘的先在性；黑格尔的真理观是目的论的真理观。在这种观念之下，虽则精神在运动中达至真理，但真理却停滞于意识于自我意识的统一之中；否定性被肯定性的锁链闭合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这个判断用于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合适的。《启蒙辩证法》还批判了真理的实效论，认为把“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等同起来，“显然是无稽之谈”；它同时反对“真理即是全体的命题”和真理“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命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真理观主要是否定性的，“真理只有一种表达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用一句浅明的话来说，他们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找到出路。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真理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诸方面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它未能扬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真理概念。这种真理概念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的交往活动之外的真理标准。哈贝马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论证，真实性和有效性至少在商谈的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当主体视角为主体间性视角所改造的时候，全体和部分的冲突也就被超越了。另外，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治国的程序民主、话语民主以及道德范畴给传统哲学的范式变革提供的契机，因而也没有为社会批判找到新的话语切人点；除了否定性的批判，它在现实面前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批判，与对理性的内在主体性的意识哲学特征的批判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体制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形式化和程序性的特征。在民主法治国中，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思想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用话语解释和论证的优点，相应地，也具有可用话语批判的优点。而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道德范畴具有主体内在反思性的特征，它从本质上拒斥主体间性的话语论证，并因之而大大削弱了自己解决实践问题的构造性能力。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范畴的优越性和它们的话语论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种话语论证性的基础上，道德一实践领域通过人们的学习能力而获得进步，这种进步是技术理性的进步所不能取代的。
二交往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的引入与推进
现象学哲学家施特拉塞尔认为，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梅洛一庞蒂四位哲学家都强调理解的概念；倪梁康教授亦明确地指出，不仅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思想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当下影响也规定着哈贝马斯思维内容。
这两种思路都把哈贝马斯放到语言哲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哈贝马斯本人对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也有明确的自觉。在谈到交往理性概念的建构时，他认为自己“既吸取了释义学的方法，又吸取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哲学的邂逅对于理论双方都是重大的事件：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据点，而语言哲学摆脱了纯粹语义、句法和语用分析的形式主义面孔，发生了从真值有效性向陈述的真实性、言说真诚性和社会规范正确性的有效性条件的扩展。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篇2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 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 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术理论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此现象已经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包括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各行业从业者，客观上需要了解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探索。本文拟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中几个主要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作概括的分析，并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分析，谈谈这些理论对目前我国国情下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教育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对未来领导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二、西方主要的教育领导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一）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最早成型的领导学方面的概念和理论，领导素质的概念和理论在上世纪初左右逐步被广大行政学、政治学及法学等相关学者接受。领导特质理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左右的研究以韦伯的西方政治学为基础，以侧重探索领导者的素质为主要方向，学界称此阶段的理论为“领导素质论”或“领导特质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领导者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切斯利、本尼斯等。领导特质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是，对成功的领导者的素质进行分析，从而期望从中获得领导者的共同素质特征，如斯多基尔、切斯利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后期的研究重心则逐步从具体素质的分析转变为分析如何塑造领导者的风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培养领导者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素质，如本尼斯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
2.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实用性
从该理论的产生时期背景，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特质论”的实用性。它打碎了中世纪“神学天定”的思想牢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强调领导必须是由血缘决定的天定观念，强调领导的个人基本素质，注重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特质才是选拔、决定和评价一个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因此，领导的个性和特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当时领导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对当代领导者的选拔标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该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理论基础，因此，它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局限性的。该领导理论的内涵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能力决定整体的决策和行动的观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和唯物历史观相违背。总之，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决定作用，是片面的，和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界强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专长的精神相左。
（二）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行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二战的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领导理论学界的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和行为的特点来分析和论证领导者所领导的有效性，以此作为判断领导成功的标准和选拔领导的尺度，这就出现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弗莱西、罗伯特・布莱克、詹德、伦西斯・ 利克特等。具体来说，先后有“四分图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管理方格”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PM型领导模式”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系统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作风”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这五种理论，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作为切入口，因此，都属于领导行为理论的范畴。
2.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实用性
领导行为理论对二战前的特质理论所影响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对20世纪下半叶的领导理论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实用性。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关心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的问题，即“HOW”的问题），即“领导怎么做”、“领导怎样或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群体”。因此，它们都在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哪些行为（如何做）有助于他自己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样，就部分否定了早期的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所主张的“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这样，就对组织机构选拔和评价领导者的标准和尺度提供了新的指导，为更好地推动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客观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时代，分工专业化和细化后，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流程这样一个新的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浪潮。
3.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领导行为理论产生有它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领导特质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无非是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行为和工作上，进行数学模型化和量化的更理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完全放弃了领导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价，而行为和工作的本身又很难出现一个现成的可对比的对象，该理论本身并不过多涉及对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的结果的评价，因此，如果出现同样或类似的工作，由于不同的领导，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按照5种领导行为理论的模型来判断和评价，就可能出现占优势的一方其领导的具体工作行为的结果反而不如领导过程劣势一方的情况，这种结果和过程相背离的现象对领导行为理论是一个重大质疑。
三、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概括分析了解西方先后出现的几个领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思想的精髓，对这些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导的积极作用和不适用的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运用西方的各个主要领导理论时，不要忘了从它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切忌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简单认为某个经典的领导理论好或不好，更不能根据提出的时间的近远来判断其适应性。
（一）领导特质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强调对领导选拔任命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出身和人际网络往往成为领导选拔和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特质理论的必要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我国人事选拔和领导任命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传统的领导文化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领导特质理论所倡导的“任人为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观念是进步的，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改变了任人为亲的传统，强调根据性格和能力来决定选拔领导者，是我国各行业，包括教育事业，应该大力推行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中国高教管理中运用的方法
“又红又专”、“任人为贤”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党和政府的主导的领导选拔思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做得不够，需要形成一套符合领导特质理论的较为科学的选拔体制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融合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进步理念和指导，又能改变我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因素。
（二）领导行为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领导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使很多教育工作者逐步接受了“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思想，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即强调领导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更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因此，有能力的人未必就一定能有实际的领导效果和达到领导的目的。
2.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注意点
领导行为理论对我国改善领导体制和理念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然，要注意渐进过程，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对它和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抵触方面进行有效的理论本土化的探讨研究。
四、结语
未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对领导理论的学习、借鉴、分析和讨论等过程中，应加强各理论学派的融合和交叉；强调领导特质、行为与权变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使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等形成一定的领导理论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从而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领导选拔、培训、行为提高改善、领导方法与技巧的个性化等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郑晓明.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J］.人力资源，1999，11.
［2］PETER・G著.王力行，王怀英，吴纪明译.卓越领导力―十种经典领导模式［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篇3
【关键词】预算管理；机会主义；研究综述
一、引言
预算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在中外企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在企业集团中处于核心地位。企业集团通过预算对内部各部门的资源进行控制、反映和考核，以协调集团的生产经营活动。随着应用的推广和深入，预算管理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预算管理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相适应，关于预算管理的学术研究也随着预算实践的发展而呈现日益繁荣的局面。根据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与预算有关的论文篇数近2500篇，并在2008年前逐年增加。由此观之，预算管理理论研究不失为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拟对国内外预算管理中机会主义行为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一个综述。
二、机会主义的界定
机会主义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命题。追本溯源，管理学中的机会主义源于经济学。
（一）经济学论述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在此基础上，Williamson提出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认为：“机会主义是指信息不完整或被歪曲地透露，特别是为了掩盖、误导、混淆、歪曲、搅乱而做的蓄意行为”。指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按照交易成本学派的观点，只要可能且有利可图，各方都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赵昌平和葛卫华将机会主义的定义扩展到了非正式契约的情况下，认为机会主义是交易中的成员以一种有别于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契约要求的行为标准来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魏敦友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指出机会主义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附庸之论，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管理学论述
现有管理学对机会主义的论述，部分沿袭了经济学的定义。管理学中对机会主义的阐述，更多体现在战略、组织中。国内学者陆奇岸指出导致战略联盟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联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要有效克服联盟机会主义行为，需要构建以选择、监督和信任为基础的治理机制。赵昌平、葛卫华认为战略联盟中机会主义产生是因为环境的急剧变化、企业文化上的冲突、企业利益驱动机制的不同、联盟管理机制的欠缺、管理人员的权责缺位、利益保护主义的存在，为此他们从理论上分析了监督、激励、选择、社会化四类机会主义防御机制的作用。
三、预算管理中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
(一)按机会主义出现的时间阶段，可将其划分为合同前机会主义与合同后机会主义
Marten指出，交易关系中的机会主义体现为关系形成阶段(事前)的各种故意误导和关系进行过程中(事后)的各种违背，或分别称为合同前机会主义和合同后机会主义。事前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时利用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或隐蔽信息，交易的一方掌握交易的某些特性，而另一方却对此无法观察或验证。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就会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被称为“逆向选择”。事后机会主义则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之后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合同，采取隐蔽行动的方法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而影响组织效率的道德因素，因为交易的一方因观察监督困难无法观察另一方的行为，或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监督对方的行为。这通常被称作“道德风险”。
（二）按机会主义出现的形式，可将其划分为公开机会主义与私下机会主义
Schwartzberg ＆ Stevens（2008）认为，某些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特征上是相对透明且公开的。由此，预算机会主义可分为公开和私下两种形式。预算松弛会相对透明(e.g.，Onsi 1973；Merchant 1989)，我们把预算松弛看作是公开的机会主义形式。和模型(e.g.，Demski and Felltham 1978；Baiman and Evans 1983；Penne 1984)相一致，我们把低程度的努力视作私下的机会主义形式。Schwartzberg（2004）引入预算卸责的概念，即提供低程度的努力。
四、预算管理中机会主义的影响因素
预算机会主义行为作为企业集团预算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各国学者拓宽了对预算机会主义成因的探寻领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参与式预算
依据组织行为理论，西方提出的参与型预算（Milan，1975；Brownell，1982）与我国提出的全员参与的全面预算（罗德勇，2001）内容大致相同，要求企业中各层次的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的职员都参与到预算的编制过程中。但是，究竟预算参与会不会导致预算机会主义行为呢？是增强或是抑制作用呢？各国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Lukka（1988）认为，高度的预算参与程度会直接导致宽松的预算。Cammann（1976），Merchant（1985a）和Onsi（1973）则提供了证据证明预算参与有可能会减轻预算松弛。此后，Antle和Eppen（1985），张鸣和张美霞（1999）提出，参与预算控制会导致预算松弛，一旦激励与预算目标挂钩，预算执行者就会利用参与机会压低预算标准，由此产生预算松弛。万良寿（2002）甚至认为，参与型预算为预算松弛提供了制度基础。董伟（2001）的研究中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参与预算编制的层次越多，企业的预算费用中预算松弛的比重将会更大。参与型预算对预算松弛影响的研究莫衷一是，但更多的人认为参与型预算会导致预算松弛。尤其在预算与激励挂钩时，即使参与型预算构建了信息交流平台，预算执行者为了获得超额奖励，通常会选择在与上级交流时有所保留，由此产生预算松弛。Cammann（1976）的研究发现，让下属参与预算可以减少他们的防卫性反应，降低预算松弛倾向。最新的研究表明，后置预算比连续预算产生更多的预算松弛，而集合预算产生的预算松弛大于前两者（Anthony等，2010）。这些冲突的结论说明，预算参与和预算松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一关系可能依赖于许多因素（Macintosh，1985）。Hopwood（1972，1973）就曾经指出，预算参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同其他因素（包括环境需要和领导的评价风格等）紧密相关。预算参与会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预算松弛；但参与过程中员工也可能不向上级披露其私有信息，甚至提供误导信息，使预算目标容易实现、增加回报。因此对于预算松弛来说，预算参与的作用是不确定的，还取决于参与的方式。
（二）信息对称性
依据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委托人和人所占有的信息量不相等的情况。体现在预算管理中，即下级拥有与预算相关的信息而上级不拥有，下级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利用参与预算的机会，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松弛预算。众多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预算松弛产生的影响因素。比较一致的认识是，预算松弛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程度正相关，特别是当预算的完成情况被用来作为业绩评价的依据时，下级预算执行者更有动机隐瞒信息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预算（Chow等1988；Yong，1985）；在参与预算模式下，拥有内部信息的下属会比没有内部信息的下属具有更高的预算松弛（Young，1985）。Young（1985）、Kachelmeier、Smith和Yancy（1994）、Karen（2000）、张朝宓（2004）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信息对称对预算有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预算松弛，各国学者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但对沟通交流是否会减少信息不对称却持有不同看法。Baiman和Evans（1983）认为，通过与预算执行者的沟通，可以获取其私人信息，避免产生预算松弛。Waller（1988）指出，如果预算执行者意识到其私人信息被结合到预算编制中，会影响其业绩评价，会采取保留态度。随着预算网络的推广，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技术上的革新将会抑制预算松弛现象。
（三）个人特征
就像主要委托模型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假定所有人都是自利的（Noreen 1988），由此便会诱发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说明人的本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机会就会行动。Chow，Cooper和Haddad（1991）从道德角度研究发现，道德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预算下级在编制预算中无限制的加入松弛成分。廖瑞娟和朱兴生（2005）也认为道德因素，特别是信任度会对预算松弛度产生影响。Rankin等（2008）指出诚实与预算是相关的。总之，预算管理应当关注预算道德，加强道德教育（王桂萍，2005），强化道德软约束（韩鹏、陈刚，2005），并在预算管理中引入声誉激励（潘广伟，2005）。此外，同情心也是一种道德情绪，能够有助于人们克服自利或利己主义(Deign 1995)。Luft(1997)宣称，公平和道德范畴对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能够产生抵消影响。Stevens(2002)发现，预算松弛和道德范畴负相关。甚至，Hannah(2005)发现，公平范畴能够影响努力，得到较高工资的工人会通过提供更高的努力来进行回报。
五、研究评价与展望
本文首先从经济学、管理学两个角度对机会主义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而后对现有文献中有关预算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分类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回顾。预算管理机会主义既有预算松弛，又有预算卸责。国内的研究几乎都忽视了预算卸责，目前国外学者更多的描述其为：低程度的努力。同时，发现人们把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预算管理机会主义的成因及其实证检验上，并着重研究参与式预算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作用。近些年，国外学者更多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道德因素。预算管理机会主义现象十分复杂，只有弄清成因，才能在预算管理机会主义治理中对症下药。但如何减少预算过程中的机会主义，极有效的发挥预算的效用的研究尚未大量出现。易余胤（2006）研究表明，若个体能够彼此识别，则机会主义行为灭绝。若个体不能彼此识别，则机会主义者将主宰系统，系统将演进为一种无效率状态。Schwartzberg（2004）指出抑制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可能诱发其他形式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由此观之，未来的研究可以填补该空白，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加深对预算行为的认识，而且由此形成的预算理论可以指导预算管理的实践，对发展预算管理理论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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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理论伦理管理人本
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许多企业界人士信奉利润第一，虽然也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但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践行。从早期的假冒伪劣、商业欺诈、到近期的毒大米、“苏丹红”，尤其是婴幼儿奶制品行业，近年来就连续出现了阜阳“大头娃娃”、“三鹿奶粉”两个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情况，不但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更为主要的是在全球化和伦理化经营的世界潮流中，我国企业显然从整体上处于观念和实践双重落后的局面。因此，诚信经营，突出伦理，就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任务。
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管理学理论界的主导性工作和主要内容是引进和研究西方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近十数年来，诸如企业形象、企业战略、流程再造、知识管理、公司治理、企业伦理、领导理论等管理理论，几乎左右了我国管理的学术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历史演化的视角，探索管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辨清其发展方向，以免陷入到琐碎的细节和时髦的理论陷阱，并进一步引进消化西方的先进管理理论和经验，希望对我国企业进行伦理化管理有所裨益。
人和物一直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两个核心因素。人的因素主要是指企业成员、顾客和社会其他人；物的因素主要是指资金、技术环境等。人有人的发展逻辑，物有物的运动规律，这两者共同构成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两大理性基石。这两个逻辑的隐含与彰显、对立与融合，演绎了整个现代管理史。因此本文从人和物的关系为依据，将现代管理思想史简略地划分为古典管理理论时期、人性化管理理论时期、管理理论丛林时期、和卓越管理（伦理管理）四大阶段，概括了各个主要的典型观点，总结了管理的新趋势——伦理管理的内涵和意义。
古典管理理论的伦理思想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一生致力于工厂、车间管理的研究，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他意识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必须依赖于劳资双方关系的改变，也就是说“物”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人”的问题的解决。可是泰罗还是把重点放在“物”上面，把人看作“经济人”，忽视人的社会性，从而导致了劳资双方“彻底的心理革命”的破灭。不过就管理伦理而言，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也有了初步的思考和行动。例如，在制订工作定额的问题上，泰罗已经考虑到工人的必要休息时间，而不能以工人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来作为制订定额的基础。这一做法是比较道德的，在当时无疑可称为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果。
如果说泰罗是从底层的“车床前的工人”开始，向上探索管理，那么法约尔则是从高层的“办公桌前的总经理”开始，俯视组织的管理。与同样受过工程师教育的泰罗一样，法约尔也从工程师的角度，总结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和十四条原则，构成了一般管理理论。他的理论隐含着一个“物化”的倾向——把企业组织看作是一台机器，尽管他也提到了人的团结精神、主动性、纪律等关于人要素，但却并没有充分阐述如何才能够让组织具有这些精神和素质，尤其是管理的人性价值和意义，所以，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还是强调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应用，目的是提高效率，主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对为什么则很少有阐述。
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一般行政组织，认为官僚制的行政组织由于把理性充分地工具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但正因为如此，就很容易把这种工具“非人化”，也就是说办事的效率是提高了，却导致了真正的“人情味”的牺牲。实际上，正是马克斯•韦伯首次明确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揭示出管理理论的内在不协调，反映了“物”与“人”这两大管理逻辑的矛盾面。
综上所述，古典管理理论时期，管理理论以提高效率为中心，偏重于机械等物的因素，伦理管理在理论上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对“人”的阐述尚处在一种比较模糊的隐含状态，并且主要表现出以“物”为中心的倾向。
人性化管理理论的伦理思想
（一）个体行为理伦
随着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人性化管理理论逐渐发展起来，人性化管理的早期理论形态是人际关系学说，其奠基者是美国的管理专家梅奥。其理论要点有：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单纯追求金钱的“经济人”；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影响；新型的领导通过增加职工满意度来提高工人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贯穿梅奥人际关系学说的主导思想是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从伦理角度来看，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比以前的理论有了更大进步。他强调员工是“社会人”，工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还有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需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等。因此，不能单纯从物质条件着手，还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等方面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
在梅奥之后，马斯洛、麦格雷戈、赫茨伯格、弗鲁姆等学者提出的需要、动机、激励理论，强调管理必须根据人及其特性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以提高其积极性。特别是被称为“人本心理学之父”的马斯洛的管理哲学，贯穿着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他强调真正良好的管理在于以“人”为中心，在于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而人的最高价值在于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受马斯洛的影响，麦格雷戈在人的特性假说上提出了“X理论—Y理论”，并主张“Y理论”即“自我实现人”假说。沙因则更进一步提出“复杂人”假说，由此产生“超Y理论”，并成为权变管理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是复杂的，要因人、因时、因地进行管理，对人的分析更深一步。
（二）群体行为理论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个体行为理论已不能解决问题，群体行为理论应运而生。领导行为理论则是从领导方式的角度探讨如何调动管理中人的积极性。其中行为科学家布莱克和莫顿通过著名的“管理方格图”，把“人”和“物”的关系作为管理的基本矛盾直接地表述了出来。它以关心人和关心工作为两轴，研究不同区位的领导模式，并极力推崇既充分关心人又充分关心事的领导类型。
由此可见，与古典管理理论不同，人性化管理理论在新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背景下，更加重视人的作用，产生了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转变，并表现出以“人”为中心的倾向，从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行为科学后期理论也开始注意“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并努力寻求二者的统一。
管理理论丛林时期的伦理思想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管理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其特点就是把科学管理的合理成分和人际关系学说管理理论的有益成分融为一体，既注重管理的科学性，又强调以“人”为中心，力求“人”和“物”的统一。“管理丛林”时期，管理学家们充分意识到了人与物统一的重要性，并将人和物作为管理系统的两大方面，试图用系统的观点来解决问题。例如，巴纳德把组织看作是人的行为的系统，他提出的几个二重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对“人”和“物”的矛盾的表述。比如他提出在组织中存在人的个性和组织性的矛盾，有个性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为了完成任务则要求人非个性化，具有组织性。系统管理学派强调组织是一个有目的的开放系统，该学派所建立的组织系统模型不仅有与人直接相关的社会心理子系统，还有任务指向的技术子系统，它们共同对于内核的管理子系统渗透影响。组织既是一个社会系统又是一个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主要是“人”的系统，技术系统则是“物”的系统。这是对管理中人与物的重要性都给予充分认识的观点，该学派把人看作“工作人”，认为人的本性与人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个人的发展与他们工作的发展相互促进。
西蒙的决策理论学派突出决策中人的主体性，认为人不是全知全能、而是有限理性，所以，人的决策不可能以“绝对合理”为准则，必须也只能以“令人满意”为准则。另外，西蒙还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事实判断在哲学上被称之为“实然”，是关于“物”和客观规律的描述和阐释；价值判断被称之为“应然”，是关于人应该怎么做的内容，是指人的价值观念。西蒙的分析弥补了管理理论中的科学与伦理之间的隔阂，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上的“战略”概念和企业管理中的计划职能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企业战略理论，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管理理论领域中的“理论增长点”。在其初期，仍然以“物”为中心，偏重于分析技术、方法和设计研究，后来则逐步汲取了企业文化、企业伦理、心理学等的理论主张，在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及核心能力等方面，比较充分的考虑了“人”的因素。
在众多的理论派别中，“企业文化”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是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管理“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企业文化的象征和暗示作用，用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主张通过培育并倡导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增强全体员工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忠诚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管理理论发展到“丛林”时期，各个学派兼收并蓄，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企业文化理论也不例外，不再仅仅强调狭义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广泛地吸收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超越了一般的人性分析，把文化引进企业管理，强调“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综合效用，旨在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完成既定目标。
卓越企业的伦理管理
虽然卡耐基、德鲁克等人早就表达了对“人”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理论和企业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人本思潮和竞争的需要，“人本”基础上的“人”与“物”的统一，才受到企业界的重视。近二十多年来的企业成功经验研究表明，“人本”基础上的人与物的统一是优秀企业长期成功的经验之一。
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J•彼得斯和小罗伯特•H•沃特曼（Thomas•J•Peters&Robert•H•Waterman,Jr.,1982）在其《追求卓越》一书中指出，“优秀企业向顾客提供无人可与之匹敌的质量、服务和可靠性，提供功效显著而又经久耐用的产品。优秀公司总是把普通员工看作是提高质量和生产率的根本源泉”。
R•爱德华•弗里曼和小丹尼尔•R•吉尔伯特在评价《追求卓越》一书时指出优秀企业的秘诀在于懂得人的价值观和伦理，懂得如何把它们融合到公司战略中，他们认为：这场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这是企业关心顾客、关心质量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优秀企业难以置信的责任感和业绩的关键。其实，除了“尊重人”这一条外，“通过对社会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也是理解优秀企业之所以优秀的一个关键。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拉斯（James•C•Collins&Jerry•I•Porras,1994），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利润不是最重要的。“与商业学院的教义相反，我们并没有发现，‘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财富’或‘牟取最大利润’是大多数目光远大的公司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或最重要的目标。他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他们追求利润。然而，他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的、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目光远大的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得到了利润。他们两方面都做到了”。
“人”与“物”的统一，何以能够产生卓越的经营成果？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崇高的目标能激发工作热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M•圣吉（Peter•M•Senge，1994）认为“当人类追求的愿景超出个人的利益，便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远非追求狭窄目标所能及。组织的目标也是如此”。二是伦理分析导致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有赖于正确的分析，要做一个好决策，除了进行经济、技术分析外，还有必要进行伦理分析。三是讲道德的企业能吸引人、留住人、发挥人的潜能。四是企业活动是集体活动，经济效益要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方能取得。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柔性协调，有助于集体活动取得成效。五是只有真正地为顾客着想，即合乎伦理地对待顾客，才能赢得顾客。美国著名企业默克公司董事长乔治•W•默克（George•W•Merck）说：“我们努力牢记药品是为人的，而不是为了利润。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利润也就来了，而且总是会来，我们记得越牢，利润就越大”。六是公众的理解、信任与合作，是企业求生存、争效益的重要条件。争取舆论支持，赢得公众信任，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符合伦理道德的企业行为和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管理理论中伦理思想演变的重要意义
2000年以来，知识经济、全球化、竞争等等因素，使得企业和理论界真正将“人”的因素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位。细究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伦理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以人为本，人、物结合”管理逻辑的展开。而企业界的实践，则又将这一趋势有力地推向深入，这不但使企业管理的伦理化特征日渐明显，而且更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实现各方利益的兼顾
福利经济学认为，自利利他是经济主体行为的伦理核心。传统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但利润最大化隐含的假设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单个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好处，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利润最大化是从企业本身而非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待企业的价值。在利益驱动下，企业有时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结果，不仅损害社会利益，也使企业难于生存。伦理管理则不同，它注重社会整体利益。伦理管理从企业的价值观角度，明确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从企业的使命来界定企业价值：一是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二是为生产者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三是生产或服务的过程合乎法律和伦理。
传统管理一向奉行所有者至上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样做并不能保证所有者的利益，害人害己的事例不断在身边发生。伦理管理的兴起使人们对企业经营中各种关系的认识有了变化，企业发展离不开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以兼顾各方利益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应有的态度。二）明确完善“人”是管理的终极目的
传统管理也注意尊重员工，那是因为得到尊重是每个人的需要，满足了员工的需要就有可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在这里，员工是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对传统管理而言，尊重员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伦理管理的兴起，使以尊重人、完善人为目的的思想进入管理领域，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发展人的个性，把完善人作为终极目的。
（三）促进企业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
不考虑伦理的企业之所以不做某些事是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员工之所以做或不做某些事是命令、制度的约束。企业、员工行为受制于外界是一种他律。而道德则具有自律的特征，道德约束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唤醒人们的良知和羞耻感，从而实现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理性目标。伦理管理要求通过管理措施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管理的标准，使企业及其全体人员认识到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从而全面造就自己，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斯蒂芬•R•柯维说，唯有基本的品德才能够为人际关系技巧赋予生命。管理过程正体现了其中蕴含的道理。简单回顾管理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诞生开始，整个管理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一种伦理思考，那就是以“物”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还是力求二者统一。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那么什么样的经营管理行为是合乎道德的？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应具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才是符合道德的？以什么样的目标利益来促使职工努力工作等。诸如此类的管理问题是任一时期管理学理论所不可能回避的伦理问题。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管理的伦理化日益明显，“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将是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话题。“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已不再把单个的个人或企业内部人作为管理中心，而是关心与己利益相关的人群，将人类的文明和发展作为己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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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绩效 作用机制
一、引言
刘善仕和周巧笑（2004）指出，从学科的发展内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经历了早期人事管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这样三个阶段。基于资源观的战略人力资源理论指出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的独特的人力资源体系能使企业形成并保持竞争优势。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将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对相关理论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1. 行为理论视角
部分学者从行为学的角度来探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通过影响员工的行为方式来对组织的绩效产生影响。宋典等人（2011）从组织层次的创新氛围视角，宋培林和林亚清（2010）从组织信任的角度分别探讨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李鑫和孙清华（2010）则从员工留职意愿的角度来探讨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态度的影。
2. 基于资源理论视角
赵曙明（2005）认为行为理论视角聚焦于员工个体层面，这不能很好的解释在组织层面上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两者关系。相对于可以被复制的单个人力资源实践，基于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稀缺的、有价值的、不可模仿的和不能替代的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戚振江（2004）认为这一理论强调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因素，它成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中使用最广泛的理论。
李鑫和孙清华（2010）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定义为公司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有计划的人力资源活动和配置模式。经过探索性和验证性研究构建了包括人力资源配置战略化程度、绩效及薪酬管理战略化程度、人力资源规划战略化程度、员工培训及团队管理战略化程度四个大类20个指标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化程度评价体系。
三、组织绩效
1. 组织层面的绩效
戚振江（2004）认为传统的可量化财务类绩效，但忽视了诸如员工成长、客户满意度这类非常重要却又无法直接量化的指标。而平衡计分卡的考核对象包括了投资者、客户和员工，既有传统的财务类指标也涵盖员工成长、企业内部流程优化等非财务类指标，它是一个更为完整的绩效指标体系。程德俊和赵勇（2011）对企业绩效的测量包含了企业创新绩效、市场绩效和员工离职率三个维度；阎海峰和陈灵燕（2010）将组织创新作为因变量，研究了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三个绩效。
2. 个人层面的绩效
员工绩效同样有财务绩效和 “行为—态度”绩效。宋培林和林亚清（2010）将员工个人绩效划分为关系绩效和任务绩效。任务绩效被定义为员工在运用自身技能提品或服务，或者是在完成特定的支撑组织关键职能发挥的任务时的表现；关系绩效被定义为员工与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或通过额外的努力而完成某项任务的表现。郑晓涛等人（2008）对员工工作绩效的5个项目：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工作责任心、工作能力和自发创新行为进行了测量；李鑫和孙清华（2010）则将员工的态度和离职意向作为其个人绩效来测量。
四、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1. 组织层面关系
程德俊和赵曙明（2006）指出国外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对员工满意度、忠诚度、员工保留率等中间绩效，同时也对市场绩效、净资产回报率等财务绩效有积极的作用。阎海峰和陈灵燕（2010）从组织层面考察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注重发展组织与员工长期交换关系建设的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知识分享的行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对组织创新有积极的影响；程德俊和赵勇（2011）的研究也显示：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市场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与员工离职率显著负相关。
2. 个体层面关系
基于行为理论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通过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企业的绩效。李鑫和孙清华（2010）的实证研究指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构成要素均会对员工的留职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存在较大的差异；宋典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雇佣保证、审慎招聘、自我管理型团队、广泛培训、基于结果的薪酬、员工参与这6项关键职能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的创新行为正向相关，同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创新氛围的前因变量，从跨层次的研究视角探讨了三者间的关系；宋培林和林亚清（2010）指出，基于员工个体层次的，被员工感受到的组织的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的六个构面中只有用人标准、培训、工作安全以及工作分析与任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并且被感知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的五个构面均与关系绩效显著相关。
五、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
戚振江（2004）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也取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对两者的作用机制仍未有明确认识。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揭开两者之间的“黑箱”。
1. 基于行为理论中介变量
蒋建武（2007）指出基于行为理论的研究者们主张将员工的态度、行为作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变量，包括组织承诺、员工创、员工信任、知识共享等员工对组织行为的情感反应。
组织中的信任对组织管理和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马可一，2004；曹科岩等人，2008；姚景照，2010）。宋培林和林亚清（2010）的研究指出组织信任在被感知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各个构面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关系绩效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程德俊和赵勇（2011）也指出，情感信任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中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而认知信任则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市场绩效的关系中均起着中介作用。
阎海峰和陈灵燕（2010）的研究显示知识分享在承诺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创新的关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宋典等人（2011）则通过跨层次的研究验证了组织层次的创新氛围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调节作用。
2. 基于资源观的中介变量
朱伟民（2007）指出只有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的目标相匹配，形成协调运行的统一系统时，组织才能产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张一弛和李书玲（2008）进一步指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业务流程之间的匹配程度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程德俊等人（2006）指出企业采取高参与工作系统，更容易形成专用性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组织绩效，员工人力资本专用性在高参与工作系统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袁勇志等人（2010）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源实践不是直接作用与员工的行为和组织的绩效，而是通过塑造并构建组织内社会资本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知识共享行为的。
六、总结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因此蒋建武（2007）提出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行为理论和资源理论整合的多维理论视角模型。结合员工个体层次与组织层次、员工态度行为改变与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来多维度、多视角的开展对两者研究机制的研究。
毛娜（2010）指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战略指导，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我们还应该考虑企业的创新战略、行业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调节性变量的影响，同时还应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开展基于中国管理情境下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绩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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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休闲俱乐部；休闲；消费行为；生活形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3－0044－08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尤其是商务人士的生活节奏亦日益加快，此外，伴随着外籍人士大量进驻，更使得大陆休闲旅游市场前景可观。在华南地区，休闲旅游产业尤其是休闲俱乐部竞争已逐步加剧。在竞争同化、会员制度被过度运用的市场中，业者必须在了解休闲旅游者行为特性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运营，而传统上以人口统计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和心理特性解释或预测消费者行为已经不适用于已逐渐复杂且充满多变性的社会。
本研究以广东省休闲俱乐部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活形态理论了解会员生活形态与俱乐部接受程度的关系，以生活形态来分析、解释或描述对俱乐部有不同接受程度的受访者的消费行为或特性，旨在研究俱乐部会员个人生活形态与消费者行为是否有相关联的影响，并根据研究成果对俱乐部经营提出经营与行销的建议。
1、文献探讨
1．1休闲俱乐部
布坎南认为人们所以要组成俱乐部的动机应是基于若干经济方面的理由，以及可以与自己喜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共同的喜好娱乐或利益而定期集会的封闭社交团体[1]。陈金冰指出休闲俱乐部为：“集合一群具有相同消费偏好或品位者的封闭式社交团体，该团体所从事的行为须具有休闲活动的功能，同时会员在消费过程中不以现金交易为主，其参与的资格为缴交会费取得会员证，并接受该团体认可为某一分子，而该团体聚集的主要活动场所应具有休闲运动设施，或以休闲运动器材为主的一封闭式团体，称为休闲俱乐部。”[2]概括而言，俱乐部也可说是一种集合相同消费行为和品位消费者的封闭式社交团体。
俱乐部除了具有近似于旅馆业的有形商品及无形商品等特质以外，因为俱乐部有明确的消费者，且借由会员制度俱乐部得以更充分地掌握消费者的习性、喜好等。具体而言，俱乐部大致上有以下特点：仅对会员服务的封闭性；因市场定价高于会员证定价而产生的会员证可流通的特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具有投资和保值效益的投资性；因软硬条件限制而仅可对有限消费者服务的饱和度；因可提供社交、联谊、运动、亲子等多方面机能而产生的社会价值性；因会所不对外开放而具有的隐秘性；因俱乐部调涨人会金额而给已参加者带来的增值性；此外，因为会员制俱乐部具有快速回收及获利的优点，因此俱乐部对投资者而言具有获利性；最后，会员制俱乐部的会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共通属性，属于同个族群。
1．2休闲及休闲行为理论
休闲是指人在“生物本能的时间”和“社会性的时间”两种拘束时间以外的自由时间[3]。文崇一认为休闲就是指人们离开工作岗位，自由自在地去打发时间，并寻求工作外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满足[4]。萧新煌认为休闲是具有广泛意义和内涵的社会行为，包括个人不用于工作以外的时间、运用休闲时间以恢复精神的行为模式，以及纯粹以游玩休闲为目的的个人保健、家庭聚会活动和商务旅行观光[5]。结合各位学者的定义，本文认为休闲是个人或群体以自愿性的方式，用自由选择的活动满足自我心理或生理欲望的非工作性质的活动。
休闲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消费者何以选择特定的休闲行为，从而为业界预估市场未来需求提供参考。以下归纳了主要休闲行为理论的观点：
(1)休闲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人类伦理学》中提出了可谓是最早的休闲行为理论，认为生命中的任何事都与休闲有关，休闲是所有人类活动的目的，是所有行动的最终结果。
(2)补偿理论。补偿理论最早由恩格斯与马克思提出，并且运用亦最广，其基本观念是休闲与工作相关联，同时又令人费解地不相关联。根据补偿理论，人们是用空闲时间来平衡谋生或每天单调辛苦工作的苦闷。
(3)个人社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有很高比例的休闲行为是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且与人的年龄、阶层、工作环境，或是邻里环境相关联。休闲活动通常是具有某种相同特性的人的团体活动，例如拥有同样的问题或背景、有着同样或政治归属感等。柏区提到个人社区理论时便说：“一般的社交事件及心理欲动都经过同事、家人与朋友等社交圈的剧烈过滤并指引”。
1．3 消费者行为理论
威廉姆斯认为一切与消费者购买产品或劳务过程中有关的活动、意见和影响都是消费行为。希夫曼等则将消费者行为定义为消费者为了满足需求所表现出对产品、服务、构想的寻求、购买、使用、评价和处置等行为。因为消费者行为也是属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所以消费者研究上常借用心理学的SOR的观点，即消费者刺激透过消费者内在运作而产生消费者反应。
1．4 生活形态定义和衡量方法
结合各学者的定义，本文认为生活形态为社会上的个人或同一群体的生活模式，并且表现在人们对各自活动时间、精力及金钱所作的分配状况、对事物的意见与兴趣上，而生活形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购买时的选择与决策。
在生活形态衡量上，温德等将个人生活形态的描述和衡量方式分成5种：衡量消费者所消耗的产品和服务；衡量消费者的活动、兴趣和意见的AIO变量；衡量消费者的价值系统；衡量消费者的人格特质；衡量消费者对不同产品水准的态度及其所追寻利益。普拉莫将生活形态的衡量从活动、兴趣、意见与人口统计变项结合，整理成36个生活形态层面，研究者可以依据研究所需要的项目自行挑选出适合研究目的的层面[2]。
2、研究设计
本研究研究架构图如图1所示。
本研究旨在探讨会员生活形态与人口统计变量和俱乐部会员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把人口统计变量及会员生活形态当成自变量，而消费者行为特性当成因变量来加以探讨，由此获得以下两大假设(见表2)。
本研究问卷是在参考文献以及结合研究目的的基础上设计而成，采用李克特尺度作为人口统计变量度、会员生活形态的衡量指针。在经过问卷测试后，本研究对东莞、广州地区各两家俱乐部共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4份。
3、数据分析与结果
3．1效度与信度分析
在效度分析上，本研究通过项目分析中的极端组比较法与相关分析法针对量表进行适切性评估。所谓极端组比较法乃是以量表总分的高低，取极端的27％分为高低两组，然后计算个别题目在两个极端组的得分平均数。具有鉴别度的题目，在两个极端组得分应具有显著差异，在做完极端组比较法后，本研究再进行各个问项与总量表的相关性分析，与极端组比较法相佐证，以作为是否删除不良题项的依据，结果如表3所示。经项目分析-T检定后，各题项之T值都具有显著性，亦即所有题项都具有鉴别度；再对照各题项与总量表的相关分析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发现，各题项的相关性亦呈现显著相关，与前项判定结果一致，因此，本研究决定保留所有问项。
本研究利用折半信度分析检测整个量表内部一致性，共得两个量表。第一个子量表中10个题项a＝0．6352，第二个子量表10个题项a=0．6003，吴明隆(2002)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7－0．6之间属于可以接受使用范围[14]，显示本研究量表内部一致性可以接受。
3．2受测者基本资料分析
从表4可知东莞地区与广州地区的休闲俱乐部消费者以当地男性为主，大部分为40岁以下，以已婚和高学历者为主，年所得保留在9万－24万元左右，以工商人士居多，符合当地经济情形，大部分停留不超过3小时，偕同朋友前来居多，显示来俱乐部目的是联谊。
3．3 因子分析与变异数分析
3．3．1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中，题目“我喜欢从事户外休闲活动，享受大自然”因素负荷量为0．375，小于0．4的取舍标准故舍弃。剩下19题采用变异最大旋转法，透过陡坡检定选取适当因素个数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736，Bartlett氏球体检定p值为0，因此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
生活形态共有7个因素，解释累积总变异量为59．78％，由各重视平均数可发现，“居家保守”因素整体平均数稍弱，显示出“居家保守”因素俱乐部顾客重视度较低。
3．3．2变异数分析
本研究将所得各因素与人口统计变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性别部分进行T检定，其他项目使用F检定，结果如表6所示。
在表6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人口统计变量与各因素变异数检定表中的显著部分进行事后检定Scheffe法比较，探究其变异来源。经事后检定Scheffe法比较后依然呈显著的部分如表7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主动信息”因素除性别、学历外，其余顾客调查皆达显著水准，而婚姻、年龄、出生地、职称、年所得显著性又小于0．01。“居家保守”因素职称与年所得对于顾客调查皆达显著水准，其他则未达显著水准，利用事后检定方面则无任何一部分达显著水准。“成就挑战”因素中职称与停留多久两变量对于顾客调查皆达显著水准，其他则未达显著水准，利用事后检定方面则无任何一部分达显著水准。“经济实惠”因素中职称、年所得、与谁同来对于顾客调查达显著水准，而其中年所得显著性又小于0．01。“时尚新潮”中只有年龄对于顾客调查皆达显著水准。“品位健康”中只有学历对于顾客调查达显著水准，其他则未达显著水准，利用事后检定方面则无任何一部分达显著水准。“理财休闲”因素中性别、学历、职称、与谁同来对于顾客调查皆达显著水准，与谁同来显著性小于0．01。
3．4聚类分析
本研究以因子分析所得的7个生活形态因素作为聚类分析的区隔基础，以K平均数法做聚类分析。除了以各集群人数作为判断依据外，亦以各集群的区别分析总预测正确率高低为准则，找出最适合的集群数目。
在考虑到预测正确率和实际区分应用意义后，本研究最终选取了4集群的分析结果并进行分析，其预测正确率为99．7％，在各种可能的分类方法中最高。进一步将所获得的4个集群分别和7个因素进行单因子变异数检定，P值皆小于0．01，表明4个集群皆有显著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根据各集群在7个筛选出来的生活形态因素构面上所显示出的平均值得分的高低对4个集群进行命名说明，如表8所示。
为了挖掘进一步的集群特征信息，本研究分别对4个集群和各人口统计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其卡方检定结果如表9所示，显示人口统计各变量中，只有性别和学历对不同集群有显著性。
4、结论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最后将人口统计资料与生活形态各因素进行变异数分析，并将分群后的结果制作成交叉表并进行卡方检定，并针对本研究假设加以解释对照将其结果整理如表10。
由表10可见，人口统计特征变量除性别对萃取所得的生活形态各因素有显著性的假设不成立外，其他皆部分成立；而对消费者不同集群有显著性的假设进行卡方检验则除了性别、学历成立外，其余皆不成立。
4．2经营建议
(1)从性别方面看出女性市场可加以开发，在行销策略上可针对女性量身定做适合的服务项目。来此处顾客多属于与朋友和同事一同前来，在行销设计上可针对公司团体设计团体的服务消费方式。由于停留时间上不超过半天为主，业者可针对顾客来此的目的与健康休闲俱乐部为前提，提供营养、低负担健康餐点，也可聘请营养师，并以此为宣传号召，吸引顾客多停留。
(2)消费者对于获取信息这项感到重要，尤其是年轻、未婚者都很注重此一因素，因此在行销上，可针对这一族群进行平面媒体广告宣传。鉴于“时尚新潮”颇受重视，尤其是20岁下最显著，俱乐部可定期配合不同事件进行事件行销，提高消费者的新奇感与满足感。而“品位健康”因素重视度为3．79，显示重品位健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针对此一族群，俱乐部应表现出较专业与较重视的服务态度，来留住旧顾客。
(3)对不同集群消费者开发针对性不同的行销措施，例如对“被动导向群”消费者，俱乐部经营者在此方面应着力开发大量适合男性放松压力，缓解疲劳的营业项目。就“中庸随和群”而言，可设计比较静态的综合功能娱乐区，在此设置多功能健身房、桌球室、乒乓球室、网吧等常规项目，不会显得太张扬，亦没有过于奢华，刚好可以满足这一群体的需要。
5、研究限制与建议
本研究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可能是因为去休闲俱乐部休闲的人并不想被打扰，所以填答意愿不高，或因当地人并未有接触填答问卷的研究方式而心生排斥不愿作答，虽然已运用赠送小礼品的方式发放问卷以提高作答意愿，但对于不愿填答者还是没法获得相关资料，因此有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误差，此乃本研究限制之处。
在对后续研究上，本研究提供两大方向作为对后续研究者建议：首先，本文只做了生活形态上相关的探讨与分析，建议后续研究者可配合相关理论，如：消费者决策、消费者反应等等，来研究与生活形态的关联，加强研究的贡献性。其次，大陆地区地大物博，加上民族的差异，每省之间的文化其实有颇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是否会有不同的影响，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因此建议后续研究者，可针对跨文化方向进行研究，如跨文化决策、跨文化的消费者反应等等，提高研究的完整性。
[收稿日期]2006－10－15；[修订日期]2007－01－09
篇7
关键词：创业意图；创业资源；创业过程；理论框架构建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志码：A
创业不仅能改善严峻的就业现状，有效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新技术转换为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媒介，因此，“创业”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创业通常指新企业的产生，它是一个创业想法产生到成熟，最终推动产品进入市场被消费者接受的过程。创业过程也就是指新组织的创建过程，它有效地将个体层面的创业行为与企业层面的企业创建联系在了一起。
现有研究表示，新创企业是个体意图和后续行为的直接表现形式，因此，创业意图――创业过程中的核心角色，指导着“潜在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而资源则是创业行为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是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可见，创业意图和创业资源是创业过程顺利进行的基础。
但是，在现有研究中，共同研究创业资源和创业意图的文献并不多。虽然创业事件模型、计划行为理论都提及了资源，但是都只是将资源作为可行性感知中的一个影响变量，并没有单独列示创业资源的重要性。而目前对资源的研究多停留在企业层面，较少涉及个体层面。
基于以上几点，本研究以创业资源为视角，创业意图为落脚点，创业过程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回顾，挖掘潜在创业者特征、外部动态环境、创业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哪些因素会影响创业意图，为什么创业意图与创业行为之间会产生鸿沟，创业意图如何影响创业过程。
1.相关研究回顾
1.1创业及创业过程
创业是跨越多学科的一个多面现象，涉及变革、创新、技术与环境的变化、新产品开发、小企业管理、企业与创业家个体和产业发展等问题，研究学科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因此，“创业”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从行为动作角度看，“创业”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即根据有限的资源去发现、识别并利用能产生利益的机会，并以此开展独立的新业务，建立新组织。从创业者特质看，创业是拥有首创精神、想象力、灵活性、创造性、乐于理性思考、能在变化中发现机会的人开始事业的过程。
新企业的创建是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创业过程可以说就是新企业创建的过程。为此，不同学者通过创业过程模型构建研究创业过程，从而将复杂的创业过程简单化，如表1所示。
早期的创业过程模型将创业看做一个静态的过程，按照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划分创业过程，如Galbraith的简单线性创业过程模型，将创业过程分为理论验证、雏形期、模拟销售、启动和自然增长5个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分析组织所需进行的管理活动。后来，由于环境变化的多样性，学者更加关注创业过程的动态变化。Timmons认为创业始于创业机会，与创业资源、创业团队共同构成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3大因素。
近年来，诸多学者则从个体层面出发探究创业过程的理论模型。Shook的组织化模型将创业细化到了创业过程，强调了机会开发在该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个人影响新企业创立始于创业意图，一旦创业意图形成，创业者就会根据创业意图去寻找相关的机会，然后根据机会做出创业决策，最后采取创业行动。
显然，创业过程研究越来越动态化，关注的不再是创业不同阶段对应的行为，而是每个阶段创业行为的变化；其次，创业过程研究越来越趋向于从个体层面出发，探究创业行为产生的本质，进而开发潜在创业行为，引导创业过程的顺利实施。
1.2创业资源
创业资源是资源在创业研究中的延伸，它不仅是实现创业的必备条件之一，而且还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制定，进而影响资源的利用，资源的整合利用又关系到企业的绩效，因此创业资源在创业过程中产生的“连环效应”使其成为联系创业子课题的关键节点。
对于新企业来讲，资源约束是创业者面临的首要限制性因素，但是只有最大限度地开发获取创业资源才能构筑企业未来发展的资源基础。因此，创业资源的界定有利于认识和解释创业过程。从资源构成上讲，创业资源是指企业在进行创业活动中运用的各类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加总，即创业者在其活动中投入的各种要素及要素组合，这些要素是创业型企业拥有的或可支配的，在企业创建过程中可以实现其生存、发展其战略目标。可获得性创业资源则反映了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这种特性来自于对环境资源宽松性的感知和创业者获取资源的自我效能感，这就说明创业资源的获取与识别与创业者个人的能力有关，进而影响到创业意图的形成。
通过对以上创业资源的研究回顾，本研究认为创业资源是创业者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自身差异化能力获得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将作用于创业的整个过程，并会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存条件和战略目标。因此，将创业资源在创业意图与创业行为中产生的作用显性化，结合单一个体层面的研究，以便分析解释复杂的创业意图作用机理。
1.3创业意图
通过对创业及创业过程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创业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创业者自身独有的特质，而“意图”就是人潜在行为的内在反射，可以说是预测未来行为的一种能力，因此“意图”被引入创业研究。
行为意图的研究来源于社会心理学，Ajzen指出行为意向是一个人是否要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打算，或者说是为了履行一个行为，人们愿意去尝试的程度以及他们将计划为此付出的努力。所以说，意图代表了未来的行为，但是又不是未来行为的简单的预测，而是对未来行为的主动承诺。
人类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活跃的，他们进行创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因此，创业意图被定义为指导个人态度、经验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指引他们进行事先计划好的创业行为。根据创业即为“新企业的建立”，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创业意图理解为“建立新企业的意图”，它来自于创业者对预期目标可行性的分析，同时该目标的实现会受到文化、社会环境以及创业者性格和能力的影响。
学者对创业意图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概念的界定，更关注通过模型构建验影响创业意图的内在机理，探索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将对具有代表性的创业意图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以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的理论框架为将来创业意图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2.创业意图模型回顾
很多的研究都试图通过模型的构建来解释问题的本质，创业意图领域的探索同样如此。下面我们将依据创业意图模型的演进过程分析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创业意图模型，为我们后续创业意图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19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意图模型的构建日益成熟，本研究认为其中7个模型最具代表性：创业事件模型（SEE）、创业点子模型（IEI）、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PB）、潜在创业模型（EPM）、Davidsson模型、创业意图模型、组织化模型（OMEI），如图l所示。
由于本研究从创业资源的角度对创业意图进行深化研究，因此，本文将对创业实践理论、创业点子实施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进行重点分析。
（1）Shapero的创业事件理论（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Event）。该理论基于假设人一般是惰性的，当长期稳定的生活受到外部刺激时，人就会采取一定的行为来改变这种现状，这里提到的外部刺激，即创业事件，主要是指习惯行为被中断或者被替代，如失业等。该事件促使决策者不得不在一系列备选行为中选择最佳的可行方案来改变现状，而这种选择行为是基于备选行为的“确定性”和“行为倾向”。创业经验是创业这在过去创业活动进行过程中积累的内在技能，从个体层面上讲，这种经验会内化成个体的隐形知识，也就成为支撑创业者意识行为产生的重要辅助资源。
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理论并得出了理论和事实相吻合的结果。其中Krueger的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可行性感知对创业意图的影响最大，且预期结果和自我效能感分别会对有利性感知和可行性感知产生影响，如图2所示。
（2）Bird的创业点子模型（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创业点子模型认为创业点子和意图是新创企业最初战略构成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新企业发展的基础，虽然关于新产品、新服务的点子来自于瞬间的灵感，但是这些点子要实现则需要持久意图的形成，而这些点子付诸实践的过程要就是创业意图作用的过程。因此，Bird基于创业心理学认为感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都会作用于创业意图。而感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受外部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特征（个人经历、个性、能力）的影响。
此外，创业点子模型提到，影响创业行为最终落实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创业者可用的创业资源。这些创业资源必须是创业者在以往经历中积累的可用资源，并且创业者必须能够在诸多资源中感触到与创业意图和创业机会相契合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可以降低创业初期的创业成本，更是促成企业创建的关键因素之一，如图3所示。
该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创业家形成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创业态度和理念，由于该模型涉及到的变量难以量化并且涉及面较广，所以对该理论的实证研究目前几乎没有，仅停留在概念化的阶段。
（3）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从心理学上讲“行为”的产生往往是有意识、有计划的，因此意图可以说就是引发行为产生这一复杂过程的根源。计划行为理论研究认为影响意图的3要素分别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其中行为态度指的是一个人在给定的情境下对具体行为目标产生的情感预期，它是由个体对行为结果的渴望程度和坚信程度决定的。主观规范考虑的则是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它指的是相关群体对自身行为的期望，由他人对个体行为的信任程度和个体对他人意见保持的一致程度决定。行为控制来源于Bandum的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其完成预期行为的自信程度，该变量将直接影响行为的选择、准备和实现。通过这3个要素的共同作用表明，当个体对潜在行为的结果充满希望，并且能够得到自己信任的群体的支持，则行为意图就越明显，行为越能付诸实践，如图4所示。
由于创业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此该理论在创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诸多学者都通过实证表明该模型非常适用于创业行为的预测。
通过分析和回顾上述创业意图模型发现，随着创业意图研究的日渐成熟，创业意图模型的涉及面越来越宽泛，从个人特质到外生变量，从个体层面到企业层面，从心理学领域到经管大类相融合。但是，就已有模型来说，创业意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创业意图的驱动因素，而忽视创业意图的后续发展，为此可以加强对创业组织化和动态化的研究，延长意图在创业过程中产生的作用。
此外，大部分现有研究都试图通过创业意图量化进行实证分析，但是，影响创业意图和创业行为的诱发因素并不容易被确认。因此，创业意图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定量分析，还需要结合定性分析。为此，本研究将在下文中针对这些问题构建创业意图的理论框架。
3.创业意图理论框架模型构建及未来展望
3.1理论框架构建
篇8
问题一：如何用个体认知测量集体行为?
认知心理学关注个体内部的心智过程，而战略管理则关注企业。因此，个体认知和企业战略之间感知到的鸿沟是行为战略的最大障碍。决策研究者通常假设企业的战略行动反映CEO或者高层管理团队的选择。这个假设对于小企业、初创企业或者家族企业或许是成立的。但是，行为战略的研究应该避免关于心智测量假设的陷阱，例如，假设企业具有个体的心理，或者个体是为了集体利益做出选择，或者企业的行动与个人的决策相对应，或者许多个体选择可以加总为集体选择。作者认为，在将个体心理与组织战略连接起来方面，行为战略任重而道远。战略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体行为，从而行为战略必须解释心智过程影响组织的心理或者社会机制。在行为战略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组织内和组织间特定的行为形式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加总的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个体选择与集体结果之间的关系。早期的研究认为，加总的模式取决于市场条件，特别是，战略互补性还是战略替代性决定了加总的结果。当几个理性的决策者就足以产生集体理性时，存在替代性；当数量很少的非理性决策者可以歪曲集体结果时，存在互补性。比如，企业A决定增加产量可能影响企业B放弃建立新工厂(替代性)，而企业A决定降价则可能导致企业B降价更多(互补性)。而在行为金融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了噪声交易者如何影响市场结果。研究认为，长期来说，非理性的交易者的回报比理易者的高，并主导市场是可能的。而且，团体比个体更试图用可辩护的理由来合理化其股票选择，甚至当他们的选择与稳健的投资政策相矛盾时(相比价值未知的股票，高估受欢迎的成长型股票)，团体也这么做。在这种情境中，认知测量较少来自“互补性”(非理性个体的收益增加)，而更多地来自团体成员的社会心理。
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决策理论中，研究者通过多种方法以解决认知测量的加总，其中一些为行为战略提供了洞见，包括关于团体思考、团体两极化、共同信息抽样偏差、社会便利性、社会游荡以及交易记忆系统等。测量的问题在管理科学和组织行为领域中也得到了研究，包括基于还原论假设的团队生产模型，基于情境论假设对于组织、团体以及文化如何在个体的认知图式中表征的研究，基于多元论视角对于交易费用和理论中加总问题的研究等。
企业的行为理论将组织视为由目标、资源和时间相互冲突的部门组成。按照卡耐基学派的观点，组织战略主要是政治过程，包含不同部门代表之间的联盟建立、讨价还价和冲突解决。CEO必须协调组织范围的政治过程，而部门经理则面对所谓的“政治家才能危机”，即部门经理们试图协调企业层面的优先目标与个人目标以及同同事和利益相关者的政治状态。本文作者认为卡耐基模型为连接个人心理学与组织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模型对讨价还价和政治过程的强调使得研究者可以广泛地配置在社会认知和团体识别中的观点，包括自我分类、一致性、顺从、身份、声誉、责任性、信任、社会学习和参考团体。识别心理学，特别是对社会身份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补个体认知与组织战略之间鸿沟的方法。例如，有学者用社会身份理论研究医院兼并中的团体外偏差，通过部门冲突解决提出连接心理学与组织惰性的模型，将身份理论与自我意识激励能力理论结合起来以探索竞争互动。
然而，测量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而且经常被不恰当地表述。问题不是测量或者加总本身，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整合组织中的个人与集体心理学以产生行为战略的社会心理学。企业的行为理论是一个好的起点，而还原论和情境论方法(包括社会神经科学)可以给卡耐基学派加人实质和洞见。
问题二：什么是战略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现有的战略理论过于依赖市场有效性和均衡理论。如果市场参与者依有关资源和市场地位的信息而最优行事，则企业不可能遵循系统的规则来提高绩效。在战略理论中，不存在“致富秘诀”，因为如果存在这样的秘诀，其它企业将会模仿它从而与之竞争。然而，管理者的确采取了很多提高绩效的行动，而并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能归因于幸运。有价值的战略机会的发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缘分天定——不仅是运气，而是努力和运气与机敏和灵活性结合的产物。为了理解这一点，打破主宰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均衡思维模式是必要的。
企业的异质性的原因在战略管理理论中被明确地强调，比如资源稀缺性、机动性壁垒、因果模糊性和不确定的可模仿性。然而，这假设市场参与者关注市场而且依据其所知道的行动。一个替代的假说是，企业通常不能抓住其机会、解决其问题或模仿可模仿的资源。例如，如果决策者受限于其自我肯定的信念、战略预测中的过度自信、竞争盲点、自利的因果归因、混乱的学习过程、制度一致性、不愿意模仿、或者感知过滤等，则这是可能发生的。次优的行为也可能源自诸如嫉妒、偏见、愤怒、傲慢和冲动等情绪，这可能危害或提高绩效。实践证明，甚至大企业也会因为管理者拙劣的判断而在行为上毫无规律。在任何类似的条件下，有些市场参与者可以发现机会以采纳提高企业绩效的战略。
研究表明，企业盈利性的真实分布与包含了大量随机性的生成过程相一致，而且竞争行为的一些形式源自市场固有的不确定性或者随机性。例如，企业成功导致自利归因，而管理者倾向于将成功归功于他们的能力，甚至在成功是因为过度冒险或者运气的时候。如果管理者的决策由错误的或者过分自信的归因提供依据，则市场参与者可能发现利用市场机会是可能的。我们同意那些认为战略管理理论需要根据行为深入再造的研究者。企业异质性来自经济壁垒的假设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认知、情绪、学习、社会互动以及制度不一致。除非将企业异质性与心理学完全结合，试图解释这些假设的经验事实将继续令人沮丧，而且研究者将发现不可能将理论与实践整合在一起。
问题三：行为战略可以解释复杂的管理者判断吗?
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环境下，个人缺乏做出充分的公正的决策。为了应付复杂判断和决策，人们运用简化启发式方法，但这易于导致系统偏差。决策者无法最大化主观的总财富期望效用，却将焦点放在对认知参考点的偏离上。行为决策理论在包括战略管理在内的社会科学中有大量应用。行为决策理论尚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在战略管理中的潜力。它没有与战略理论无缝连接，对战略实践也没有巨大的影响。战略管理的决策情境有组织的身处其境的管理者、广泛的不确定以及伴随着不可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不充分定义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下，作者相信战略研究必须进一步强调管理者判断在组织中高风险、复杂问题解决的真实条件下的作用。
管理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组织中战略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实践，与医疗、建筑设计、军事活动以及外交政策中的问题解决不同。他写道，“决策不是机械工作。它有风险，而且是对判断的挑战。‘正确的答案’(通常是无法发现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问题的理解。而且，决策不是智力训练。它调动组织的想象力、精力和资源以有效行动。”西蒙区分了两种组织决策：逻辑和判断。西蒙引用了巴纳德的定义，逻辑决策包含了能够用文字或者其它符号表述的自觉思维，而判断决策(巴纳德称其为无逻辑决策)则是指那些无法用文字或推理表述的决策，它们只能通过判断、决策或行为来理解。进一步，巴纳德写道，“这些无逻辑过程的来源在于心理条件或因素，或者物理和社会环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印象……它们由大量的事实、模式、概念、技术、抽象以及我们一般称之为正式知识或信念的东西组成，它们或多或少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和学习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印象。”
西蒙通过在象棋和医疗中的计算机专家系统和模式识别将判断与专家的直觉联系起来。但是，西蒙意识到，组织中管理者的判断包含了比可编程的或专家的直觉更多的东西。到底包含了什么是不清楚的，而且到现在仍然不清楚。在回顾了两个关于管理者判断的研究后，西蒙总结道，“这两项研究只是滴在需要我们倒满的大水桶中的两滴。对于专家问题解决和决策中的判断和分析过程的详细描述，值得成为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西蒙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战略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少关于复杂判断的经验研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复杂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决策并不是行为战略研究中合适的分析单元，或者并不总是。行为战略研究的一个挑战是证明在组织战略问题解决这个更大更复杂的领域中，决策如何是适合的。
问题四：我们能够改进企业的心理学架构吗?
尽管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很多克服决策偏差的方法，个体偏差在组织中仍然存在。在组织中，人们在一个子群规范、政治意识形态、共识建立以及自我表征的世界中活动。认识偏差深深地嵌入在惯例、无意识行为、精神一肉体扭曲以及管理者的知识结构中。在实践中，情绪、社会以及政治现实几乎总是比决策方法对组织组织判断的影响力大。这引发两个问题： (1)在组织中，个体去除偏差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后果是什么?(2)设计企业心理架构(包括选择架构和决策过程)以获得更好的管理者判断是可能的吗?
研究者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决策者是具有错误认知和不充分自控的普通人类。组织并应该试图解决个体认知的固有偏差，而应专注于管理决策环境的心理架构，例如，通过清楚地展示制造设备的运行成本，或者设计鼓励人们寻求不同观点的工作环境。许多学习和推理中的偏差源自功能失效的学习环境，甚至即使所有的决策者是理性的，它们仍然存在。例如，考虑一个正在考虑如何进入外国市场的管理团队。假设企业有一次通过合资企业进入的失败经验，以及四次通过收购进入的经验(两次成功，两次失败)。根据选择过程的结构，管理团队具有不对称信息，即对收购比合资有更多的了解。因此，管理团队了解收购失败或成功的条件，从而更可能选择过去成功的收购方式。因为管理团队对于合资知之甚少，而且只有失败的经验，他们剔除了这个选项(“热炉效应”)。即使合资是最优的选择，但它仍需要通过重复的经验来建立其竞争力。这不是认知偏差，而是适应性学习过程中的异常。理性选择需要对成功选项的搜寻，并且规避失败选项。其副作用是，它产生了低的失败样本。
此外，我们还需区分重复性战略决策(如研发项目中的资源配置)与一次性决策(比如对新的市场进入者的反应)。对后者而言，企业缺乏成熟的选择过程。为了最小化决策偏差，作者建议企业将它们的战略决策与已知的决策偏差联系起来，并创造处理它们实际面对的偏差的选择架构。例如，所有的大型制药企业都从事基础研究，并易受承诺升级偏见和内部资源配置政治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将研发投资与年度规划循环连接起来，在此规划中，每个产品线作为一个资源的案例。然而，一个领先企业通过设置一个超然的“终止投资小组”以每年扫描那些可能下马的项目，从而主动留意承诺升级偏差。这种机制能够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并最终得到更好的绩效吗?给定个体偏差修补的困难性，企业层面的解决方案可能提供了最好的方法。
组织的心理设计是战略研究的有前途的领域。经验表明，判断误差来自于认知偏差与决策情境的结合。总的来说，个体认知偏差比企业心理架构得到了更多的研究，尽管后者看起来更有助于正面的干预。作者相信，未来的研究应该给集体选择的心理架构以同等的时间。
一个整合的框架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行为战略面对两个威胁：一是过于关注单一模型(比如行为决策理论或认知图式)所带来的不切题威胁，二是试图满足战略和心理学的所有观点所带来的碎片化威胁。作者认为，行为战略需要遵循一条中间道路，承认其面临的任务的多样性，但要聚焦到几个核心问题。未来行为战略将收敛到一个范式(尽管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同时，行为战略需要发现多样性内的统一。不过，尽管行为战略领域有多个范式，但行为战略的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图1是作者提出的概念模型。
在图1中，行为战略领域由其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所界定：还原论、多元论和情境论。每个学派提供了关于行为战略的部分知识，每一个学派可以成为一种范式。还原论范式处理经济决策的心理学特征，它主要通过定量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行为决策理论。多元论范式处理大型组织中复杂政治判断的心理学特征，它主要通过田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内部差异化组织。情景化范式处理管理知觉和心智框架的特征，它主要通过解释的、符号的、民族志学或解释学等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认知图式理论。
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种范式相对独立地存在。经济学导向的研究者开展关于偏差、启发式的实验研究；组织理论导向的研究者研究CEO、高层管理团队和组织结构；而社会学导向的研究者则研究认知框架、直觉和图式。同时，有些学者研究不止一个范式，许多学者仍然在这么做。我们将其看作是三个范式并非不相容的证据，从而行为战略研究可以结合具有学科整合能力的广阔的领域。一方面，我们承认学者需要研究在其专业领域良好界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想看到在寻求范式内和范式问贡献的矛盾，遵循更大程度上的开放。作者相信，学科融合需要遵循三方面的实践：关注核心问题、采纳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强化行为战略学者和实践者团体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最后，本文关于行为战略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七点：
1.定义：行为战略是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与战略管理的结合。行为战略的目标是将关于人类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的现实假设带给组织战略管理以丰富战略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真实世界的战略实践。
2.行为战略包含三个范式：还原论、多元论和情境论。行为战略研究应该欢迎来自所有这三个范式的洞见。
3.行为战略应该致力于更大的学科融合。行为战略研究应该欢迎三个范式的多样性，而不是排斥任何一个。建立更为统一的行为战略学科的途径有三个：问题整合、方法论整合以及研究和实践团体整合。
4.问题整合：行为战略应该用三个范式来支持几个核心的研究问题。本文提出了四个核心问题：(1)测量对集体行为的个人认知；(2)定义战略理论的心理学基础；(3)理解组织中的复杂判断；(4)改进企业的心理学架构。
5.方法论整合：行为战略应该采纳方法论多元主义和知识共享的原则。研究者应该设计多方法研究，相应地，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将这一领域作为整体的知识积累视作最重要的任务。
6.共同体整合：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其他人应该专注于加强行为战略的社会和制度构建。研究者应该在战略管理协会以及专题研讨会和会议中组织兴趣小组。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为了建立对行为战略的认可、声誉和智力联合，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作者相信，战略管理协会是领导这项工作的合适组织。
篇9
关键词 品牌购买 TRA理论 品牌承诺 消费者行为
一、引言
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简称TRA）的基础来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TRA 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反响。许多学者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该理论为导向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它的正确性。消费者研究者们将 TRA 理论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消费行为当中已经很多年了，这些研究均表明，TRA 模型在解释各种社会行为以及消费者购买行为方面的能力与作用都是非常卓越的。鉴于此，本文将对理理论（TRA）在消费者品牌购买领域的适用性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对其进行拓展深化。
二、TRA理论的内涵
TRA 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采取行为的意愿所决定的，而这个意愿反过来，是他对行为的态度和他的主观规范的函数。也就是说，预测人们是否将采取某种行为，最好的办法是了解其意愿，即是否打算去采取某种行为。
影响意愿的因素有二个：一是对该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简称 AB），态度是人以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为标准对事物的评价或行为倾向。态度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影响，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选择和行为意向。社会人的行为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即使个体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每个个体总会在意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人们通常都会觉得“别人希望我怎么做”会比“我们自己的个人偏好”更重要。而主观规范正是用来描述“我们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别人更希望我们做的”这个效应。
三、TRA理论在品牌购买领域的深化
品牌购买行为并非一般的商业消费行为，品牌购买行为中品牌本身也会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对品牌购买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品牌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如果直接将TRA理论生搬硬套的运用到品牌购买行为的预测中，这显然忽视了品牌和消费者的关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首先，为了保证TRA理论在品牌购买领域的适用性，考虑到品牌与消费者关系可能会给消费者行为意向带来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一个能够代表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关系的变量。在大量研读关系营销领域的研究发现，品牌承诺是衡量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品牌承诺这个变量能够直接预测消费者的品牌购买行为。关于增加承诺变量来预测品牌购买行为的问题，学者于丹（2006）在其研究中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加入品牌承诺的TRA模型的拟合情况非常好，所有的预测变量的参数检验均达到显著，最终模型的预测系数达到0.7以上。因此，本文在TRA模型中纳入“品牌承诺”变量。
其次，在TRA理论中行为态度被认为是消费者对行为的总体性评价，人对行为的认知评价而产生的显著性信念产生了对行为的态度，进而影响到行为意向最终导致行为的发生。Armitage和Conner在通过元分析方法对185个运用理理论（TRA）或计划行为理论（TBP）的实证研究进行整合性分析，其结果显示：行为态度和行为意愿的平均相关度达到0.59，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最后，主观规范作为TRA模型中另一个影响行为意愿的重要的因素一直以来深受学术界的争辩。在大量的研究结论中集中表现为对“态度与行为意向”和“行为意向与行为”这两个关系的支持，而对于“主观规范与行为意向”的关系却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Ajzen在其研究中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检验TRA理论对行为意向的预测效果，其研究结果均发现主观规范的beta值比态度的beta值小多了，即主观规范的预测能力比态度的预测能力弱多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对于TRA理论在品牌购买领域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并考虑到品牌与消费者关系可能会给消费者行为意向带来影响的这种特殊情况，在TRA模型中加入了能够代表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关系的品牌承诺变量。同时，排除对于消费者品牌购买行为的预测较为不显著的主观规范变量。最终实现了TRA理论在品牌购买领域的拓展和深化，以期为解释和预测消费者的品牌购买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和模型依据。
参考文献：
[1]于丹，董大海，赵明，王磊.银行个人客户的满意研究[J].预测，2006（01），47-51.
篇10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比较分析中图分类号:C931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通过对国外1990-200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得出其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如表1。
表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问题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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