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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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主题内容研究
《晋书?干宝传》写道干宝有感于生死,"遂撰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5],关于《搜神记》主题内容的探讨是研究其文化艺术的基础。
(一)异类相恋的婚恋主题
《搜神记》婚恋主题最受学者的关注,汪龙麟先生在《异类婚恋故事文化心理透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一文中将《搜神记》中的婚恋故事分为三类,即人神婚型、人兽婚型、人鬼婚型,前两种类型受儒家文化和传统巫教的影响,后一种类型则透露出强烈的幻想,这些异类婚恋故事对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作用甚微,而是人们期望获得富贵、长寿和兴旺的象征,同时不失暂时的风流。
屈慧青的《和神人相恋范式的定型》(《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通过对神人相恋范式的原型追溯,认为高唐神女是《搜神记》婚恋主题的最初原型。而《搜神记》将神人相恋的范式加以定型,即内容为女性主动追求和男性热烈梦想,形式为故事的表现格局,此成为后代幻想爱情小说的基本范式。李和平亦以《浅谈中人妖相恋神话的文化价值》(《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中从叙事角度、民俗文化等方面肯定了人妖相恋神话的文化价值,并指出其对后世神怪文学的影响。
(二)奇妙莫测的复活主题
复活主题是研究者关注的又一焦点。梁莉的《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文教资料》2005年第1期)对《搜神记》中"死而复生"的故事进行分类整理,指出这类故事的出现一方面受佛教"死而复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导致认识的局限性。作品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价值的重视。
而熊慧玲在《之"怪"研究--死而复生》(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中对《搜神记》的复活主题进行了专门性研究,在论文中作者将"死而复生"故事分为六类,并分析了其出现的历史渊源、哲学基础及社会背景,最后提出"死而复生"故事具有文学、审美、民俗等多方面价值。
此外,罗欣也对《搜神记》的复活故事做出探讨,认为其与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局动荡及道教繁荣的社会背景有关,多采用虚实掺半的叙事方式,叙事特点呈现出"由强调实录的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向重视想象与虚构的散文体叙事小说过渡的性质。"(罗欣《魏晋复活小说叙事研究--以为中心》,《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
(三)耐人寻味的其他主题
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搜神记》中的复仇主题、侠义主题等,如侯洁云的《复仇主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阐释了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复仇意识之间的关系,叙述了《搜神记》中复仇主题的内涵和特点,并指出其具有多重叙事视角、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客观与主观杂糅的叙事特征。
二、宗教文化透视
关于《搜神记》宗教文化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巫术文化及礼仪风俗等方面。
(一)朴实的民间信仰
《搜神记》以志怪小说的形式展示了魏晋时期盛行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马得禹的《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对魏晋时期思想文化进行探索,指出《搜神记》是儒学衰落、玄学兴起的产物,神仙及佛道二教思想普遍流行,当时人们的谈资主要是评论人物和谈鬼说怪。阳繁华在《浅论中的神仙观》(《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搜神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三大宗教的世界,即神仙世界,认为其中记录的神仙道士故事反映了民众对理想世界的渴望,而神仙的等级之分正是社会门阀制度在神仙世界的反映。
此外,刘玲提出《搜神记》透露出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于众多鬼神故事中贯穿着"孝"、"德""仁"、"礼"等儒家学者的伦理观。(刘玲《试论中体现的儒家思想》,《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而罗玲云则意识到《搜神记》除了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民间信仰的影响外,还颇受阴阳五行思想的熏陶。(罗玲云《中的阴阳五行思想》,《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二)神秘的巫术文化
马得禹的《与中国古代巫方文化》(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通过分析《搜神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认为《搜神记》以丰富的鬼魅神怪故事展现了两汉魏晋时期鬼神崇拜的文化现象,其中突出的是巫术与方术文化,包括红色崇拜、巫术灵物的运用、符篆谶纬等,从中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干宝创作的影响,体现了东晋时期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势。
张瑞芳则在《研究--巫史文化与搜神记》(西藏民族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中总结了巫文化在《搜神记》中的表现,指出巫文化为《搜神记》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巫文化思维拓展了小说家的想象空间,其相关内容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及转折方面具有一定的关联作用。
而董高凌《中的巫术及其文学意义》(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将《搜神记》中的巫术故事分为有道具的巫术类故事和无道具的巫术类故事两类,总结得出《搜神记》中的巫师具有通神事鬼、占卜凶吉、医疗厌劾的功能,这些巫术故事构成层层推进的结构方式和富有开放性和趣味性的结局,增加了文章的审美娱乐性。
(三)古老的礼仪风俗
《搜神记》所记载的鬼神故事从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礼仪风俗的面貌。李艳芬的《中的祈雨习俗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对《搜神记》中的祈雨习俗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祈雨巫师具有宗教色彩,经历了从政教合一的帝王巫师到专司祭祀的巫官的转变,神话人物、龙、山、树、石头都被作为祈雨的对象。作者还将祈雨方式分为交感巫术之相似律祈雨、天人感应行善祈雨、虐待神媒迫天祈雨等,并对祈雨祭仪的社会动因作了探讨。
张亚南在《 中的魏晋婚姻丧葬礼俗》(《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中提出魏晋时期的婚姻特色主要表现在门第婚、财婚和民间开放的婚姻观念三大方面,而其记录的丧葬习俗深受魏晋时期提倡的"以孝治天下"观念的影响。此外,李婕《论对魏晋服饰风俗的政治文化阐释》(《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通过分析汉末魏晋时期服饰风俗的变化,指出干宝对其做出的政治文化阐释表面上是与传统服饰制度和流行于魏晋的"天人感应"说有关,实际上来源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的三大冲突,即玄学与儒学、汉族正统与北方少数民族以及男权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
三、艺术特色研究
近三十年来,《搜神记》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和瑰丽神奇的艺术价值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一)丰富鲜活的人物形象
侯兴祥在《女性形象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重点对情爱作品中的女人、女仙、女鬼及女怪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既是魏晋时期女性恣意追求美好爱情的投影,又暴露了男性阴暗丑恶的一面。在其他类型作品中女性往往具有智勇双全、惩恶扬善、舍生取义等美德,而从男性视野中关照的女性依然没有逃脱儒家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李真的《中异类女子形象解读》(《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搜神记》中系列女子形象一方面展现了女性美,另一方面典型塑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男性心理。
韦凤娟的《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对《搜神记》中的狐精予以关注,认为神仙道教对狐精的"人形化"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形成"人狐恋"这一文学母题。而丁秀霞在《简析中吉狐和学问狐形象》(《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以《搜神记》中吉狐、学问狐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不同"狐"的独特情怀,并指出"狐"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象,对后代文学中"狐"形象的塑造影响深远。
(二)瑰丽多彩的艺术价值
修晓春、姜庆仁的《论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莱阳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认为《搜神记》具有文简义丰、情节曲折、巧用细节、趣味性浓等艺术特点。
王扬、马远在《简论特点》(《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中进一步对《搜神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作了分析,指出《搜神记》语言朴实简练,善于刻画人物,普遍运用拟人的手法,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和环境分别为来烘托主题,但其在艺术上尚有严重的缺陷,其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不仅带有消极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而且不少条文缺乏感情和形象,如同干巴巴的封建说教。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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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中国;就业质量;内涵;评价指标
我国对就业质量的关注与研究始于二十世纪末,“不断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将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在2004年“中国就业论坛”上提出这样的一句口号,首次在政府的文件中出现“就业质量”一次;2010年在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让劳动者体面就业”;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在新时期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质量一次次的出现在国家每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中,足以说明其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就业质量的内涵
就业质量是衡量某一群体及社会就业状况的一个综合性指标,研究者局限于自身的研究角度与学科背景,对就业质量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差异。“从广义上说,就业质量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就业人员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技能、资历、素质等;其次是就业岗位的质量,包括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岗位、劳动条件、工资水平等;再次就是就业工作质量,包括工作水平、服务水平等。”[1]
从就业质量概念的狭义上讲,国内学者普遍认可刘素华(2005年)提出的就业质量概念: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这个概念其中既存在客观方面又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优劣程度的区分就难以排除主观判断的因素。[2]彭世武(2008年)认为就业质量是一个衡量劳动者在整个就业过程中的就业状况的综合性概念。[3]刘世峰(2013年)认为就业质量就是劳动者在从事生产过程中并取得一定收入的具体情况的好坏状况。就业质量本质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状况的一种衡量。[4]张桂宁(2007年)明确指出毕业生就业质量是指毕业生对自己就业状况的优劣和是否满意的综合性概念。[5]这就说明劳动者个人对于自身就业状况的主观满意程度在评价就业质量中的重要性。
就业质量的核心就是劳动者的报酬。截至目前国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都会将劳动收入作为衡量一个劳动者就业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就业质量从微观层面来讲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劳动过程中与工作状况相关的因素,比如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这些相关因素可以从客观方面反映一个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如何;劳动者对工作的满意度也应该构成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主观方面。从宏观层面即某范围内劳动者整体的就业状况的优劣程度,也就是某个国家、地区、行业的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通常会采用一些关于劳动状况的统计数据来表示,比如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参保率等指标。
2 就业质量的内容及测量
使评价更客观的基础就是构建一个可以测量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由定性评价转为定量评价。综观目前学界关于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在选取评价指标和研究侧重点上均不统一,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上来看。
2.1 宏观层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刘素华(2005年)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不同地区、行业、部门的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该体系包含四个一级评价指标(聘用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和十七个二级评价指标。然后设计就业质量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就业质量的量化评分表。[6]赖德胜、苏丽锋、孟大虎、李长安(2011年)依托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括六个一级评价指标(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二十个二级评价指标和五十个三级评价指标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07年及2008年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测算。[7]高兴艺(2012年)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基本质量、安全质量、归属感、受尊重和自我实现)和十六个二级评价指标。得出我国在1990年到2009年间的就业质量是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增长率在3%-5%之间,平均增长速度是4.02%,远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8]
2.2 微观层面
李军峰采用就业稳定性指数、工作质量指数、劳资关系指数、福利和保障指数和职业发展指数这五个指数对就业质量进行综合测评。[9]
3 大学生群体的就业质量
刘世峰(2013年)提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就业率、就业水平、创业、职业胜任和满意度)和十七个二级评价指标。[10]李菲菲(2012年)提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四个一级评价指标(工作条件、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工作满意度)和八个二级评价指标。[11]柯羽(2010年)从建立了一套包含三个客观性指标(就业地区流向、就业单位性质、薪金水平)和三个主观性指标(人职匹配度、就业满意度、职业发展前景)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大学生就业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解决了指标间信息的重叠问题。[12]张卫枚(2013年)依托2011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在湖南省长沙市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展开调查,从工作状况(就职行业、工作时长、劳动报酬、社保状况和发展机会)、工作环境(物理环境、安全环境和人际环境)、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就业稳定性和职代会参与率)和就业满意度四个方面得出新生代农工整体就业质量低下。[13]杨何清、李佳(2007年)提出了相对比较系统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可适用全国各地区大学毕业生总体以及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不同群体的就业质量的状况。该指标体系包含三个一级评价指标(工作条件、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和十二个二级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比较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赋予各项指标不同的权重,然后将得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转化为就业质量评分表。[14]
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可分为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两个层面,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主要是指劳动者的主观满意度,比如对薪酬的满意度、对工作岗位的满意度、对工作单位的满意度等。目前国内主要采用指数加权平均法和综合评价法两种方法评价就业质量,李军峰和刘素华分别是这两种方法的代表性学者。
4 就业质量影响因素
李菲菲(2012年)从大学毕业生自身因素、高校扩招及培养方式、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及用人方式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四个方面分析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15] 从高校的角度来研究,主要是指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等与现有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方丽(2003年)指出,我国的学科专业结构源自前苏联,注重传授系统的书本知识,人才培养强调学术性、研究性和规范性,与产业变动之间的协同性较差,造成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脱节。[16]林宝灯(2012年)研究经济管理类高职毕业生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的关系,得出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地低度相关关系,其中男生的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呈现显著中度相关关系,女生的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呈现十分微弱的相关性,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男生能力越强,就业质量越高;女生就业质量的高低不受就业能力的影响,还会有其它就业心态层面相关联的因素影响。[17]
肖琳(2013年)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情绪智力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其就业质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从宏观层面上影响其就业质量。[18]马男、魏凤(2014年)利用因子分析法研究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公共因子是社会扶持、人格特质、亲友帮助、就业能力和求职行为,社会扶持因子对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最大,就业能力的直接作用居次要地位,人格特质的间接作用居次要地位,求职行为对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很小。[19]
赖德胜、石丹淅(2013年)从经济发展方式、劳动力市场分割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就业质量偏低。我国当前主要依靠资本驱动且偏好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个体(尤其具有高学历和高技能)的长远发展不利,劳动报酬和技能发展是评价就业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当前我国的就业质量不高;当前我国多元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强化了区域、城乡、行业、部门、职业间的分割收益,造成扭曲的劳动力配置,从而整体就业质量水平不高。[20]张勉(2006年)从制度性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层面来分析如何影响城市贫困群体就业质量。制度性因素主要从就业促进制度、劳动者权益保护、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三个方面影响其就业质量;个体因素主要从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影响其就业质量,并指出目前中国,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已经基本上是正相关关系。
5 结论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大学生和劳动者就业质量进行了界定,就业质量是关系毕业学生和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工程。收入是评价就业质量的关键指标,其高低、分配结构等既影响个体的工作生活质量又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因此,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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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转述动词 及物性分析 评价分析
一、引言
转述动词(Reporting Verbs)作为转述语(citation)的一个重要信号,是指论文作者引用或论及前人所做研究时使用的动词(Swales,1990)。学术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作者转述或概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行评价,在实现这一交际目的中,作者往往通过转述动词表明对被转述人或被转述信息的态度,从而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转述动词是学术论文中最清晰的评价手段之一。Hunston(1993)认为转述动词的恰当选择有助于学者清晰地表述所研究的主体,并表明所引用的内容能否得到认可。
关于转述动词,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研究。首先研究了转述动词的分类,不同时期的学者尝试对转述动词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Thompson&Ye(1991)根据学术话语中英语涉及的行为把转述动词分为语篇动词、心理动词和研究动词;Hyland(2000)对此分类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提出了研究动词、认知动词和语篇动词三类转述动词;贺灿文(2001)等仿照Thompson的分类方法,把转述动词分为现实类、语篇类、思维类和状态类四大类;唐青叶(2004)把转述动词区分为表示作者转述行为和被转述者言语行为,又根据评价潜势将其分为表作者立场和被引述者立场;张荣建(2007)通过话语和思维性质的分析将转述动词分成转述话语和引述思想两大类。此外,还有关于中外英语硕士生转述动词的时态和语态的对比研究。在转述动词时态方面,中国学生的论文中一般现在时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转述动词语态方面,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所作的文献综述中被动语态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中国学生。王慧(2011)通过语料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学生相比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还不能熟练和灵活地使用转述动词,表现在他们使用的转述动词数量较少、动词类别不够丰富、时态惯例和知识匮乏、对被动语态的功能认识不足等方面。中国学者使用转述语缺乏对他人研究的批判性评价。近些年来还有关于转述动词的认知语用研究:姚毅(2012)认为转述动词是认知思维与言语行为的融合,隐藏着作者对转述内容和观点的态度。英语书面文体语篇的转述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作者行为,是认知主体意向性的扩散和统一。
转述动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对象主要是英语转述动词以及中外英语硕士生英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缺少对汉语转述动词的研究以及汉语转述动词和英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对于转述动词的分类研究成果是最丰富的,但大多都是基于Hyland(2000)的转述动词的框架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的结果大都是中国学习者在英语转述动词方面的使用情况以及不足之处。Thompson(1991)、贾中恒(2000)和张荣建(2007)指出,论文作者在综述过程中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的话语,而是转述其总体含义,在转述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了论文作者对他人话语及可能意图的理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加进了综述作者本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即对综述内容作出一定的评价。根据Thompson等(1991)的定义,评价性是指综述作者对引述内容正确性、肯定性、可能性等方面的理解。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采用语料库和定量研究方法,收集了中国知网(CNKI)期刊上近十年(2005~2015)在知名外语期刊上的10篇中国学者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类论文,对转述动词进行及物性过程分析。本文所研究的转述动词是指论文作者引用或论及前人研究时使用的动词,如“认为、指出、发现”等,不包括自我转述动词。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韩礼德把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成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三种。其中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及物性(transitivity)是表示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见闻和作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这三者构成及物系统中有意义的语法单位“小句”(clause)。及物系统包括六个过程(王寅,2010):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心理过程表示“感觉”“反应”“认知”心理活动的过程;关系过程表示“是”和“属于”关系过程的何种关系;行为过程指诸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过程,是典型的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行为,介于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具有物质和心理过程的特点;言语过程指一类广义上“说”的信息交流过程;存在过程表示某物存在的过程。
按照Hyland的评价法,将转述动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表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其中第三类转述动词可以分为四小类:(1)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2)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3)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4)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者的立场和态度,对汉语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分析所表现的倾向进行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作者的观点,提高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
三、语料分析
本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学者的汉语转述动词使用情况,包括汉语转述动词使用的频率、汉语转述动词的及物性分析以及汉语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分析所表现出的评价倾向等三个方面。
本研究对10篇高水平学术型文章中的汉语转述动词做了统计,在10篇中国学者的文章中,从表1可以看出共有312个转述动词,平均每篇有31次使用转述动词,这说明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有较高的引用意识,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从表1还可以看出中国学者使用的转述动词大多表示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较少,这说明中国学者的思维习惯,往往喜欢用一种迂回和间接的方式来表述思想或评价,而心理动词正好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的,委婉地表述观点而不用直接承担责任。(胡志清、蒋岳春,2007)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中使用转述动词的数量和类别比较丰富,表心理过程的转述动词有41个,表言语过程的转述动词有34个。其中汉语转述动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六位分别是:认为(67)、指出(36)、提出(23)、分析(18)、探讨(12)、发现(10)。转述人的转述行为是一种重复,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原著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转述动词是转述语的核心,通过转述动词导入被转述人的声音,被转述的内容被思维化或言语化。这表明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并且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可以“投射”,由转述动词所引领的分句可以转述被引者的话语。因此,转述动词多表现为及物性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这些转述动词不仅反映了转述者对被转述者的认知评判,而且具有预示和支配语篇意义的语用功能。
由表3可以看出:引者更倾向于使用表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的转述动词来表明被引者以肯定或中立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相比于表示不接受态度的转述动词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表示肯定态度的转述动词,更多地通过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说明就汉语转述动词的语义分类,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中立的的转述动词转引他人的论述,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倾向于选择温和的语气,这样能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余地(张军民,2012)。本文认为这种倾向不仅源于中国学者的中庸思想,而且表明了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
四、结语
本文从汉语转述动词入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和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评价倾向分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汉语转述动词大多表示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中国学者的转述意识比较强;中国学者善于利用转述动词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倾向于使用他人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术篇进行分析,未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未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英语转述动词进行及物性以及评价倾向的分析,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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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篇5
关键词:甘青土司制度;近二十年;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4-03
甘青地区自古历史复杂,民族众多,番汉杂处,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明军西进,甘青故元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相继归附,明王朝授他们以土司,而甘青土司不同于明王朝其它地区的土司有二:一、土司安置在卫所任职;二、这些土司按不同的行政管理形式分为两个系统,即僧人世官和俗人世官。历来研究土司者对其它地区研究详而备矣,或有综述,而甘青土司在明代土司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一定程度的挖掘。全面研究掌握中国西北民族史乃至政治文化史,不能不正视甘青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
了解和研究甘青土司乃至西北地区和全国的土司不得不了解以下两本基础性、专门性的著作。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的著作,作者详细考证了全国各地土司及其氏谱和史纂,并对各地土官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者必读的、基础性、工具性书籍。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本书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讲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
一、甘青土司制度研究
对甘青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学界一直侧重于青海地区,而对甘肃地区的土司制度很少论及,原因笔者猜想或是由于青海土司独有特点或是史料占有的多寡或是青海土司在明清历史发展中其重要贡献。主要论文有: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 对甘青土司制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其《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 期)则论述了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其他论文还有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张维鸿遗稿,张令煊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等。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代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第3期) 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10月,第4期)对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明代得到普遍推行,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终于走向消亡进行了论述。朱普选《青海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倩倩《青海乐都境内堡寨与明清土司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通过对乐都境内三座堡寨的介绍,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情况,探讨了土司制度在“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沟通与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长城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堡寨所发挥的军事作用和土司与堡寨的最终衰落程。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分析学术界对土司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同时对西北土司的变革做了简单的介绍。
二、甘青地区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的研究
甘青土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土司就是土司在卫所任职和有一定数目的僧职土司,然而学界近来虽对卫所土司有所论述,但主要论述集中点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对其他地区的土司很少论及,而对僧职土司就鲜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论文有: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名族学院报》1990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在甘青藏族地区土司在卫所制度和千百户制度的详细情况,简要说明了土司的另一种存在情况通过僧职制度对地区的管理。崔永红《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明代青海土官李文的籍贯及生平做了深入考察和探讨。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 等。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和《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霍维洮《近代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变迁简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论述了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解析。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6卷,第1期)论述了有明一代对西宁卫的经略,说明了西宁为在西陲地区的重要性希望引起研究者对用卫所制度管理边区民族事务的重视。
三、土司家族的研究
在对土司家族的研究中就如上文所说主要集中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土司家族世袭考证,土司遗迹在佛教、艺术、史料方面的价值,甘青地区土司几十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论文有:马明达、王继光《明史鲁鉴传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通过对连城鲁土司鲁鉴的生平作了叙述使人们对鲁土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多杰《卓尼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科学版)》1992年,第4期)对卓尼政教合一的杨土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解释与叙述。南德庆《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对于最近学术界关注程度颇高的鲁土司始祖进行考证并得出其为鲁贤。王淑芳、王继光《蒙古族鲁土司家族史料系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连城蒙古族鲁土司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以至民族变迁产生过重大影响。易雪梅《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谱考》(《史料研究》2002年,第4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衰落及其原因》(《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则对甘肃著名土司家族鲁土司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生寅、崔永红《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家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利用《西夏李氏世谱》披露的史料,从土司与土舍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舍内部组织着眼对青海民和李土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考察。这就对土司家族政治文化传统有了较深的涉入。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鲁氏家族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鲁氏家族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文华,文明《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简述了鲁土司所属的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雷坛四处现存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初步整理的情况,并论述了其在艺术和史料方面的研究价值。洲塔、何威《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研究》2009年,第6期)对明初受封的何锁南普家族进行了考证与爬梳。赵英《李土司家族的婚姻关系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吕建福《李土司先世辩证》(《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 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格日才让《历史悠久的卓尼土司制度》(《民主协商报》2005年7月25日,第003版)对卓尼土司进行了介绍。武沐《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运用《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硕士论文有程静微《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5年,6月)、米德《甘肃永登妙因寺明代佛传壁画探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6月)赵英《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赵秀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6月)等对土司制度及其遗迹进行了研究并谈到了史料价值和利用。
四、关于土族土司
篇6
关键词: 专业化 高校辅导员 职业发展
一、辅导员专业化内涵的理解
2005年,教育部在《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政策缘起于我国高校辅导员缺乏专业性,从队伍组成看,专职辅导员较少,人员流动性很大;从辅导员的专业能力上看,在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缺乏专业知识,且在具体实践中缺乏娴熟的专业技能,不能适应开放的大学生思想发展现状,大大降低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实效。
就专业概念而言,它包括:(1)专门从事某种学业或职业。(2)专门的学问。(3)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所分的学业门类。(4)产业部门的各业务部分。(5)是指对一种物质了解的非常透彻的程度。①社会学家布朗德士认为:“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训练是以智能为特质,卷入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它们不同于纯粹的技能;专业主要供人从事于为他人服务而不是从业者单纯的谋生工具,因此,从业者获得经济回报不是衡量他(她)职业成功的主要标准。”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辅导员承担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且承担大学生班级管理、党建发展、就业指导、心理辅导、职业生涯指导、资助管理等各方面的事务,这对该职业的从业者的专业性要求较高,一旦缺乏专业性,他将对每一模块的工作力不从心,直接影响到学生管理工作。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辅导员职业的岗前还是岗中,都要进行适当有效的专业化培训,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其专业素质,稳定高素质辅导员人才,给予相应的发展空间,这是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和本质要求。
二、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内在结构
职业发展是组织用来帮助员工获取目前及将来工作所需的技能、知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职业发展是组织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的知识、能力和技术的发展性培训、教育等活动。③那么,辅导员职业发展则是高校对辅导员进行知识、能力和技术的发展性培训。在专业化背景下,辅导员岗位的知识、能力、技术方面的素质要求成为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内在结构。
从知识结构看,由于辅导员承担大学生班级管理、党建发展、就业指导、心理辅导、职业生涯指导、资助管理等各方面的事务,需要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组织行为学、法律法规等多层面的综合知识结构与全方位的交叉知识积累。④由此可以看出,辅导员职业的知识结构是多元的,一般认为,专业化的辅导员的知识结构体系至少应包括:本体学科知识、基础学科知识、应用学科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背景学科知识。⑤本体学科知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学科知识是理论知识,应用学科知识是辅导员工作实践中常用的操作性学科知识,主要包括:演讲、写作、社会调查等相关知识。相关学科知识主要包括德育学、教育心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知识,⑥这些在日常的学生工作当中都不可或缺,且这些知识在辅导员工作中越来越交叉渗透在一起,是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关键内容。
从能力结构看,针对辅导员工作的不同事务性模块,需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如时势发展的洞察能力、人生发展的导引能力、信息网络的运用能力、育人工作的应变能力、学生骨干的培养能力、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危机发生的处置能力、对教育对象的评价能力、一定的研究与创新能力⑦。概括起来,主要是组织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⑧可见,辅导员的职业能力也要求多元化,在具体的辅导员工作中,多元智能是辅导员应有的素质要求。
从技术方面看,它是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知识与能力的表现,是辅导员在不同专业方向上通过学习或实践所习得的能够完成专门工作任务的方法论系统,包括了在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心理辅导、学习指导、政治理论课教学等方面工作中的素质积累。⑨尤其是在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辅导员需具备科学的心理学技术,从而适当有效地引导学生,否则适得其反。而在就业方面,辅导员需具备就业指导技术,分析学生能力倾向,指导学生正确择业。
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看,辅导员职业发展是以辅导员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重在内涵发展,即辅导员人文素养的提升。辅导员的工作巨细庞杂,大多数时间忙于事务性工作,极易产生倦怠心理,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没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就很难维持激情,也难以具备良好的执行力。而良好的人文素养是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主要包括具备人文知识、理解人文思想、掌握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等四个界定性指标。⑩这反映到辅导员个体上表现为坚定的职业信仰、饱满的职业热情、艺术的语言、真诚的爱心、执著的追求等。
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技术内容、人文素养是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应有内容,在辅导员岗前和岗中都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应的专业培训,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进行指导,提供合理的发展阶梯,激励辅导员职业追求,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辅导员队伍,实现辅导员专业化发展。
三、构建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
按照系统论观点,职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固然重要,但外部环境、媒介的作用仍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是职业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内容。辅导员职业发展是一个体系三个方面的共同发展。
辅导员职业素质结构是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基础和应有内容,这种职业发展需要外部有效的支持才能持续。首先是主管部门的工作理念和充足的物质保障,其次是常态的政策支持,强化管理设计,拓宽发展路径。针对辅导员的职业困惑,高校可以在管理设计上进行适当的倾斜。在职称评定方面,考虑到辅导员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科研精力有限,应在论文和课时量等硬件上适当降低标准。同时针对很多辅导员不是科班出身,鼓励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专业的深造,还可鼓励辅导员考取心理咨询师或职业规划师等。{11}
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的构建和实施需要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在学校内部形成辅导员支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来自学校的信息支持、实践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均能增加辅导员工作的自主性、积极性,提高个人成就感和工作表现欲望。{12}由此,学工部门、人事部门、教务部门等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辅导员支持系统,服务于辅导员职业发展过程,减少部门间不必要的手续,在辅导员职业发展投入、职称评定、各种奖励、进修提高的机会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从媒介的角度看,为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搭建平台,例如网络平台,建立自主学习型虚拟社区,实现合作式学习,设立“理论探索”主题网站,让辅导员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描述出来,并加入自己的理论分析解除困惑,邀请他人共同讨论,{13}通过网络媒体沟通迅速有效地提高辅导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
辅导员职业发展是一个体系,辅导员职业素质要求是“本体”,而外部环境和媒介是“两翼”,两翼为本体服务,本体是两翼的目标,只有在一体两翼的系统结构下,才能夯实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促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注释:
①百度百科对专业的描述.
②赵康.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J].社会科学研究,2000,(5).
③百度百科对职业发展的描述.
④王德华.基于辅导员专业化素质结构的分层目标设计[J].高教论坛,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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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吴广宇,范天森.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结构探析[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3).
⑦翁铁慧.高校学生辅导员理论与工作实践指导[M].中国福利出版社,2004.
⑧赵利.略论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培养的内容结构[J].科教导刊,2011,(10).
⑨王德华.基于辅导员专业化素质结构的分层目标设计[J].高教论坛,2011,(7).
⑩周邵生.人文素质与辅导员职业发展[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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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毕晔.高校辅导员队伍现状分析及其建设路径探析[D].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7: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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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婷.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2007:51.
篇7
1955年被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宏庙小学任教。1960年被选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小学语文和音乐教研员。1972年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曾任音乐理论与教育教研室主任,为各层次学生讲授基本乐理、中学音乐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并指导教育实习。通过多年奋斗,她完成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研员到音乐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转变。
1988年底,她担任国家教育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负责人。1993年主编出版了课题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0年12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现为该学会名誉理事长、顾问,并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特邀理事。
1986年至今先后参加国家教育科学、国家教委及北京市等重点科研项目,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中学音乐能力研究”、“音乐教育心理研究”等课题组负责人及“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研究组成员。作为主编或主要作者还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音乐》、《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获199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学科教育学》(获2001年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音乐学习与教育心理》、《音乐教学设计》、《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丛书》、《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新课程音乐教学案例选评》、《与名师同行》、《一代名师曹试甘》、《曹理音乐教育文集》等三十余部。在《人民教育》、《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四十余篇。1958年至今,多次参与编写小学、初中、高中音乐教材,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学音乐》教材及教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副主编。自1995年始连续担任五届全国音乐教育论文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录像课评比、全国中小学优秀音乐课现场教学评委。
1960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全国儿童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及人民教师称号,1997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
王宁一音乐美学家、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1954年考入东北音专附中,1958年升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雷雨声、竹风、秦咏诚、霍存慧等学习音乐创作。1963年以交响诗《铁窗诗颂》毕业,分配至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教。1978年底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郭乃安攻读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学位。1982年硕士毕业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先后任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人民音乐》编委等职。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发表了大量音乐美学与音乐评论文章,部分重要篇什收人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概念的漩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硕士论文《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至今仍为从词曲关系研究歌曲中的美学问题并由此深入到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代表作。80年代音乐美学学科重新起步之际,他曾针对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来自外界的批评与疑惑,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文章。大胆提出“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方式必须超于经验”,“必须以概念的方式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内在本质”,从而摆脱“狭隘经验论”的影响。他关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立美”概念在音乐美学中的运用等论文,都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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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全日制 农业推广硕士 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110-01
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培养对象,平时不影响学生正常工作,采用进校不离岗的方式进行学习,主要是为农林相关行业及相关部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综合型、应用型人才,为企业为国家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1~3]。它与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
农业推广硕士是完善农业科学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而设立的新型学位类型,对于调整和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生源绝大部是工作时间较长的农业技术服务人员,他们大多在农业技术生产第一线工作,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丰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4]。但由于学习方式的限制,在培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1)学生群体共性少,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的职业和工作性质不相同,年龄参差不齐,工作经历、专业知识结构方面有很大差异。(2)英语水平偏低,专业理论知识相对陈旧、薄弱,学习能力有待提高。由于他们离校时间较长,平时缺乏系统的培训教育故对很多新理论、新概念、新知识体系的理解起来会倍感压力。(3)学习时间与工作的矛盾突出,用于学习的精力较少。学生们大都是在职的,工作和生活上还有其相应的任务和压力,所以用在到校学习上课的时间就会很少和难以专心的研究新理论知识。(4)学生分散。学生们各自在自己所在的单位上班除了平时时间少外,还有工作单位距离学校较远,无法方便的到校上课的情况,老师无法进行集中教学、答疑等。
因此,为了提高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教育质量,既要保证学生不耽误本职工作,又要保证其硕士阶段学习和科研,需要不断研究、探索和创新教学管理方法。
2 完善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培养的探索与建议
2.1 严把入学资格审查入口关
我们应该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对考生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复试,每人都要验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淘汰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的考生,要把整体素质好、有培养前途的人员录取进来。
2.2 加强建设完善的农业推广学科导师队伍
农业推广硕士的研究方向多样、他们工作经历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导师队伍的建设和研究生培养上,全日制研究生的模式不能完全照搬到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上。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实行“进校不离岗”的培养模式,研究生无法经常得到校内导师指导,因此,采用“双导师制”,除了校内导师外,还要请实践一线部门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校外专家共同指导。“双导师制”不但弥补了高校导师实践经验不太丰富的缺陷,而且可以让校外导师经常指导学生,有利于对研究生的培养。
2.3 合理的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
应强化农业推广硕士生产和管理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在教学中采用多安排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现代化技术教学等教学方法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6]。在集中学生学习的时间里,通过对课程合理的学习安排,充分利用好时间,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自学的能力。
(1)讲授讨论互动教学。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的学生所工作的地区和工作内容均不尽相同,他们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让学生在授课中参与讨论,增加他们主动参与学习的热情,通过学生间的讨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使课堂的信息量大大增加。(2)案例分析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某一典型案例,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于其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让学生从实践出发,提出自己熟悉的案例,继而引导学生讨论。(3)专题讲座式教学。平时开设的课程有的内容不太多,或者太难以短期内理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不太高,可以聘请某方面的知名专家来学校开设专题讲座,在听讲座中提高学生自身的理论知识。(4)网络或远程教育手段教学。可以集中通过学校相关部门购买一些常用中文数据库的阅读卡,或者联系图书馆或网络信息部门开通VPN服务,方便学生在家在单位进行数据库或者精品课程资源查询,帮助学生进行自学和消化理解课堂所授的理论知识。
2.4 确保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论文质量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更侧重于实践性,题目应从农业生产第一线,具有生产和应用价值的农业实践中选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学生应该集中提前返校进行查阅相关资料、完成设计实验、撰写和修改论文,期间校内和校外的导师要定期听取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汇报,并及时对论文的写作过程做出指导。论文应该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写作规范。同时,应当严把论文开题和中检环节,严格规范论文的写作,严格审查论文的质量,建立完善的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制度。
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应从实践出发,校内外兼顾,既保证学生不离岗,不耽误本职工作,又要保证其接受高质量的深造,切实提高科研工作能力。目前在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中采用的教学管理方法还不太成熟,需要广大研究生管理工作者和指导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地改善,使其质量提高,特色突出,确保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丽丽.全日制专业学位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教育模式的探索比较[J].科技信息,2010(19):19-20.
[2] 何东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创新研究[D].湖南大学,2009.
[3] 庄晓媛.提高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课堂教学质量的对策―― 以福州大学为例[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11):210-212.
[4] 詹婉华,肖锡湘,盛立琨,等.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形式的特征分析与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1(1):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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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研究 “安倍经济学”无法挽救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革命 真实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的启示 安倍经济政策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可行性分析 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1951-2002 安倍“三箭齐发”能拯救日本经济吗 日本经济真的复苏了吗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 确保日本经济的生命底线 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 日本经济的本土化 日本经济转型时期对外来技术、文化的吸收及启示 日本经济学家解读IMF对日本经济的审查报告 浅析日本的“安倍经济学” 浅谈日本教育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文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浅谈日本文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国际机遇的利用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和平崛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13}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载于《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14}周永生.《安倍经济外交探析》.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11月第6期。
{15}同上。
{16}苏杭.《日本亚洲经济外交的新动向》.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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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可金.《经济外交的兴起:内涵、机制与趋势》.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6]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载于《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7]周永生.《安倍经济外交探析》.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11月第6期.
[8]苏杭.《日本亚洲经济外交的新动向》.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
[9]林晓光.《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载于《亚非纵横》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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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排键电子琴;弦乐音色;演奏技法
中图分类号:J6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94-01
双排键电子琴音乐是当代社会精神文化形态之一,是在工业化、商业化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双排键电子琴弦乐表演不仅继续丰富了现代弦乐音乐的艺术风格、演奏技巧、表演音色等内容,还体现出了现代演奏技法的新趋势。
一、双排键电子琴弦乐音色的特点
双排键电子琴的弦乐音色一般分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几种。它的编制有独奏、合奏两种。
(一)主导音色。小提琴作为双排键电子琴的主导音色,它的特点是柔美细腻,富于变化,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是理性的独奏音色之一。专属小提琴的独奏音色有七种,其中Violin 1的音色适合所有曲风,但缺点是在各种曲风中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力;Violin2的音色比较明亮,适合拨奏,在歌唱性的曲目当中还可以运用弓法;Violin3的音色沉着冷静,对于那些慢节奏的旋律比较适合。这三种音色最为常见。
(二)弦乐合奏。弦乐合奏是典型的合成弦乐,在双排键电子琴当中运用的范围最广,也是最受欢迎的音色之一。它有表情丰富的音群及起音柔和的合成弦乐,通常适合在交响乐曲当中应用,而且它的音色和其他音色放在一起具有调和性。
(三)低音提琴。低音提琴简称“倍大提琴”,它的音色特点是低沉柔缓,具有厚重的音质,它属于最低音声部,因此经常被使用在伴奏当中。它伴奏的特点是适用性强,融合性好,一般在咏叹调的音乐作品当中充当伴奏角色,一般不进行独奏的表演,只在脚键盘当中进行伴奏配合。这种低音弦乐我们通常会在乐曲的低音拉奏及拨弦伴奏例如C弦上的咏叹调当中听到,声音十分迷人,像静静的流水划过夜空。
二、双排键电子琴的两种演奏技法
(一)声效演奏技法。在双排键电子中演奏弦乐时,对声音效果的控制极其重要。双排键电子琴演奏者的手指动作是演奏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具体动作要领是双脚离地,手指随着重心自然而然地跟着音乐摆动。手指重心的转移是演奏难度的一部分,对于控制肢体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独奏时,除了随着低音贝斯的力度加大外,还会有一连串的脚键盘的solo,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肢体控制的难度。在演奏古典音乐时手指的力量运用就会更微妙。比如,演奏者手指用力越小,说明声效越轻,如果速度加快,可以产生快速的一连串的音符跳跃感;手指的力度越大,说明声效越明晰,这个时候的乐曲自由速度通常会很明显。这种手指的差别分别表现不同的声效特点,它的声效效果及手指的用力程度是具有同一性的。
(二)旋律演奏技法。运弓的各种动作与方法称作弓法。在管弦乐队里,弓弦乐器的弓法对音乐的表现极为重要,不论在力度变化、音色变化、发音表现力以及其他方面,弓弦乐器的表现力与弓法紧密相连。弓法一般分为三种:分工,连弓和断弓。本文对连弓和断弓进行论述。
首先看连弓。它是典型的一弓多音的演奏方式,弓子在琴弦上作圆周运动,产生一种流畅的旋律感。这种演奏技法的效果是让旋律变得完整如一,在听觉效果上面有一种水流的通畅感,并且适合弱奏。手指接触琴键的时候,不要用指尖去碰触,要用指腹曲接触琴键,另外,尽量去模仿弦乐的连弓技法,让旋律气息做到一气呵成。弹完第一个音之后手指不要抬起,要让第二个音的声音和第一个音进行重叠。
其次看断弓。最常见的断弓就是跳音断奏技法。它的动作要领是让弓子中间部分在琴弦上快速游走,彷佛短小的水滴一样不断跳跃前进,给人的感觉是轻盈、愉快、活泼的气息。演奏者必须通过琴键给手指施加的反弹力来完成跳跃弹奏,这样既节省力量,又能产生跳顿的感觉。
三、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对双排键电子琴的研究越来越多。双排键电子琴所包含的演奏技法和音乐表演特征在现代音乐文化当中具有许多运用价值,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今天,通过整理、分析、挖掘其中的弦乐演奏技法,能够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参考。接纳双排键电子琴这种现代乐器为其所用的意义不仅仅是丰富了现代弦乐的表现力,还在于对弦乐演奏创作技法的开拓。双排键电子琴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方法,对于其他的独奏或者伴奏的技法创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植润.双排键电子琴触键法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4).
[2]宋S.双排键电子琴改编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演奏诠释[J].科教文汇,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