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事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完善人事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阶段 制约 服务 对策

人事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事管理方式,是对传统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已成为现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政府部门为各类人才、用人单位和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服务的一种有效途径。自1995年原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提出推行人事制度以来,业务得到了较快发展。它的实施,对于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具有生机活力用人机制,促进人才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人才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对于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克服人事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人员能进难出、职责能上难下、待遇能高难低与干好干坏一个样等弊端,提高人事管理效率;对于实现单位自主择人,人才自主择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拓宽人才服务领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是,纵观人事的发展历程,在观念、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各级人才管理服务机构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促进人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康发展。

一、泰安市人事制度的发展现状

泰安市推行人事制度以来,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7年之前,为起步期。《山东省人事暂行规定》出台以后,各级人才服务机构利用多种途径,进行广泛推介和宣传,使社会各界对人事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这期间,有28个非公有制单位实行了人事,个人84人。当时开展的业务较为单一,主要是保管人事档案关系,出具与档案材料有关的一些证明等。

第二阶段由1998年至2002年,为规范发展期。这期间,该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了人事业务,2001年12月在升格(副县处级)后的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内设了人事与交流科,具体承办人事和优化调整人才结构工作。陆续开展了人事政策咨询、职称评审、出国(境)政审、户粮关系、转正定级、身份确定、工龄计算、档案工资调整、出具考研升学、婚姻状况证明等服务,初步形成了以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为龙头、各县市区为辅的覆盖全市的人事网络。

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今,为全面推动期。这期间,成立了泰安市人才市场教育、卫生、旅游等人才分市场。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人事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内容实现了多层次化,由单一档案管理向全方位人事业务服务发展;形式实现了多样化,采取了单位与个人、专项与多项、全员与部分相结合的方式;对象实现了多元化,由无人事主管理部门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管理人员扩展到所有无主管部门用人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扩展到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在实施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软硬件建设,夯实基础。2002年10月市级人才市场新址建成并投入运行,网上人才市场同时开通运营,开设人事专用通道和网上党支部等栏目。档案库房经两次扩建目前可容纳5万份档案,对人员管理采用专业性业务软件,实行信息化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开展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二是加强宣传,提高影响力。通过电视台、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介和制作宣传图片、宣传栏、宣传页、召开人事系列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大型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广泛宣传推介人事制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三是谋求政策扶持,增强驱动力。《泰安市人事办法》、《扩大人事数量 服务经济建设实施方案》等人事多项政策的出台,对规范流动人员管理,维护人事人员合法权益,促进人事制度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泰安市人事人员考核办法(试行)》、《关于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人事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流动人员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制定出台,在山东省内均为第一家。四是创新服务领域,提升吸引力。坚持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一次告知制等项工作制度,明确办事程序,规范运作,热情服务,领域逐渐拓宽,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截止目前,仅泰安市区人事人数已达14725人,单位数513家,已开展的服务项目涉及五类27项:一是管理服务类,包括档案管理与接转、身份确认、工龄计算、工资调整、职称评审、出国(境)政审等。二是社会保障类,主要有代办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三是户籍及组织关系管理类,包括户口迁入迁出、婚姻状况确认和党(团)组织关系管理等。2002年成立的泰安市第一家流动人员党支部及山东省人事系统首家“网上党支部”,较好地解决了党员无法过正常组织生活的问题。四是设计咨询类,主要有提供人事人才政策咨询,设计人才发展规划、薪酬设计、人才素质测评、人才诊断管理等。五是争议仲裁类,主要是协调、解决人事管理和人才流动中产生的问题或争议等。

二、制约因素及原因

近年来,人事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范围还比较狭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足,各地业务的发展也不平衡,影响和制约人事制度全面推进的因素和难点,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观念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的。

1.对大力推行人事制度必要性的认识仍不足。人事在我国南方城市和沿海较发达地区发展相对迅速,这固然与经济发展水平、人才活跃度有较大关系。但不容否认的是,特别是我国北方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单位和个人观念上,仍受制于传统人事管理模式的约束。部分单位认为实行人事,在落实了用人自的同时,也面临人才流失的危险,以档案、户籍等制约人才流动的手段就要失灵,能否留住人才,就完全取决于单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个人实行人事后,虽然有了流动的自由,但对单位的依附关系没有了,随时都有可能被“炒鱿鱼”,有下岗失业的危机感。因而,部分单位和个人对推行人事制度的积极性不高。为数不少的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在用人上不规范,只想用人付薪,至于人事档案、户籍、职称、党团关系、社会统筹保险等概不想管。而有些从业人员认为,我只管打工挣钱,还要什么档案,单位办保险,还不如发给自己更实际。

2.国有企事业单位传统人事管理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断完善和国际经济融合进展加速,国有企业在经营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仍相对滞后。虽然推行了“合同制”,但实际上从人才规划、引进、培训、管理到人员的考核、晋升、辞退等仍由企业包办,这种管理方式对企业而言是负担,对员工来说是束缚。这种机制既不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碍人才的成长,同时还制约着企业健康发展。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目前虽有一定进展,但多数仍沿袭传统的管理办法。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聘任制”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合同制”,实际上仍是“铁饭碗”。人员难进难出,人才结构不合理,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3.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多头管理的状况困扰着人事的良性发展。目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多头管理的状况依然存在,如教育部门、非政府职业介绍机构、社区(街道)、改制企业和部分个体私营企业等都存有流动人员档案。根据有关规定,大中专学生毕业在两年派遣期内其档案可在学校留存,致使部分毕业生无法及时办理人事。有些国有企业员工辞职或解聘后,档案关系不按规定转移到人才服务机构,甚至辞职、辞退人员自存档案。

4.制约人才流动的体制较难在短期内消除。与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相比,我们的人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还不够成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户籍、档案、身份、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仍是人才流动的羁绊。

5.人事机构自身建设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才市场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完善,管理服务手段相对滞后,从业人员少,人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三、对策及完善途径

各级政府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人事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1.抓服务理念,促观念更新

当前,加强依法行政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为人才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政府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牢固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科学人才观,强化宗旨意识,以人为本,把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人才资源市场化,而推行人事制度,变“单位人”为“社会人”是人事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是促进人才市场化配置的重要保证。人才服务机构要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努力把人事服务机构建成各类流动人员的“公共人事部”。

2.抓政策引导,促机制转变

针对国有企业推行人事制度较为困难的实际,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转变企业用人和人才从业的传统观念,改变用人机制,积极推进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结合企业的不同特点,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行人事。营造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职称)能上能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事管理新体制。把企业从繁杂的人事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选好人才,用好人才。对于事业单位,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原则,精减人员,鼓励竞争,促进流动,逐步建立符合各类事业单位自身特点的政事分开,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政府依法监管,配套措施完善,科学分类的管理体制。实行聘用制度,推行人事,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由行政依附关系向平等人事主体转变。在目前情况下,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宜对新进人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和人事。

3.抓制度创新,促服务规范

在推行人事制度过程中,除要认真执行现行人事政策和人事法规外,还要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相应政策。要根据《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按照“集中统一、归口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政策规定,解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多头管理的状况。要主动与公安部门协商,制定流动人才户籍管理办法,协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及流动人才聘用单位,做好他们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逐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促进各类人才的合理流动。强化配套服务,扩大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业务覆盖范围,疏通缴纳渠道,理顺人事中的社会保障关系,探索如失业金、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缴纳办法,形成约束机制,完善人事配套服务体系,切实解除人员的后顾之忧。

4.抓市场建设,促协调发展

人才市场是人才流动的集散地,人事业务的拓展,离不开人才市场的发展。据统计,近几年通过人才招聘办理人事手续的约占总量的40%左右。抓市场建设,信息化建设是其核心内容。要逐步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网络化人事服务体系,一是人事机构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联网,开展人才信息共享、联合招聘、异地委托招聘和人才租赁,联合开发人事服务新技术和新手段等。二是人事机构与对象建立起直接的网络联系,为服务对象提供便捷的远程人事服务。三是人事机构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和有关专家的合作,提高人事科学化管理水平。四是不断提高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创新思路,大力开展人才发展规划、人事诊断、人才素质测评等,不断拓展新业务。

5.抓诚信建设,促诚信档案构建

人事是以“档案”为主的人事管理方式,要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和质量。开展人事档案诚信调查,建立包含有工作经历、主要业绩、年度考核和诚信记录等内容的诚信档案。加强管理,防范各类弄虚作假的“人才欺诈”,倡导诚信鉴证,以建立职业信用体系为宗旨,保障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诚信人才”建设,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体系。

篇2

关键词 公司法人格 有限责任 构想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识码：A

法人制度是法律对社会经济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提出的客观需要的一种制度安排。①法人产生以后，从根本上减轻了自然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的负担。法律通过确认法人为民事主体，意在为自然人充分实现自我提供有效的法律工具。②公司自拥有了法人格以后，就意味着有了权利义务的归属。由此可见，公司法人格实际上就是承认公司的独立主体地位，赋予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1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概念及特征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在具体特定的法律关系事实中，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的一种法律制度。其特征表现为：

1.1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有限适用

公司独立责任原则作为一项独立的原则，在适用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它进行了补充，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时只是在特定案件里才被否认，针对具体案件，这个案件人格被否认，不影响别的案件里它的法律人格。

1.2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被动适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即通过追究滥用法人人格者的责任，对因法人人格滥用而无法在传统的法人制度框架内获得合法利益者给予司法救济。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适用上还具有被动性，即法官不应主动采用该项制度否认公司法人格。

2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2.1 公司法人格否认立法的缺失

2005年通过的新《公司法》第20条引入的规定，使得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初见端倪。“法律明确要求股东行使权利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利用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司债权人利益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是十分必要的。”③此前，公司法人制度在公司法中并没有规定，新公司法实现了立法的突破，纵然具有可喜之处，但笔者认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依旧还形单影只，未成体系。

2.2 公司法人格否认司法救济的漏洞

当债权人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是时，债权人为了主张被告公司与股东之间不仅在财务上、业务上、人事上混同，而且有不正利益从公司流向股东，就必须调取被告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资料予以证明，采取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债权人调取被告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的权利，原告因此就很难举证证明股东有滥用有限责任牟取不当利益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有些法院之所以成功支持了原告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诉求，主要是股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因侦查机关的介入才使得证据的调取变得容易。④

3 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思考

3.1 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

立法应该根据我国公司实践的具体情况，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作出比较明确的描述，并结合当前的现状，将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条件、适用的相关情形、适用范围等法律规范统一起来，空白的部分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填补。明确界定公司法人格的主体范围，包括滥用者和主张者。同时，由法官来自由裁量对债权人的损害程度，以此来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3.2 司法和执法的完善

首先，在我国公司法人否认制度在立法暂不健全的背景下，对于在公司法人格否认这一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应该适度扩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运用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事实认定中时，具体可包括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公司法人格的情形、范围、标准、原则等。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能是相对的，只能是在维护公平、正义的理念下，遵守法的一般原则，运用合法程序，并针对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明确的事项行使最大自由。

其次，扩大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认定机关范围，包括：（1）法院认定，股东因为滥用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和利害关系人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法院当然有权认定。（2）税务机关认定，有的自然人设立公司并不是为了经营，其收益主要具有消极坐收或个人劳务收入的性质，⑤诸如体育明星、电影明星、作家等，他们可以利用公司收取个人劳务以逃避应缴税款。因此，税务机关在收取税收时，可以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要求个人纳税。（3）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遇到有公司虚假注资等骗取工商登记时，可以剥夺公司法人格。但笔者认为，这不能算是对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因为公司法人格的否认本质上对公司法人格的局部否定，是在公司成立后，针对不法行为的一种事后救济。这种救济也不是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行为的否定，只是针对股东和公司的不法行为。在实践中，应该将司法审判和工商登记的关系区分开来，将人格否认的民商案件性质和行政案件性质区分开来。

篇3

论文关键词 实际承运人 《海商法》 《鹿特丹规则》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即：《鹿特丹规则》）于2008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虽然该公约现未生效，但其中的诸多制度设计对我国《海商法》的完善有不少借鉴意义。如海运履约方制度对实际承运人制度的改革对我国目前实际承运人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具有积极的研究价值和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实际承运人制度存在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及《鹿特丹规则》中海运履约方制度的合理和先进之处，进而对我国《海商法》中实际承运人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海商法》中实际承运人制度存在的缺陷

根据《海商法》第42条，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

首先，对实际承运人的含义。基于对“委托”这一用语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处的委托应不限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直接 及《合同法》中所规定的间接 下的委托，而应从《海商法》所依据的《汉堡规则》立法本意的角度对委托作扩大化理解，泛指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情况，如在承运人与第三人签订运输合同或者租船合同而由第三人负责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该第三人即可视作实际承运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与承运人签发委托合同的人方可成为实际承运人，因此，租船合同下的出租人任何情况下均不能成为实际承运人。 而基于对“货物运输”的不同理解，也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 此处的运输仅限于海上运输，不能延伸至装前卸后的行为，另一种则认为此处的运输不限于海上运输，包括了陆上运输，涵盖了在陆地上的装载、保管、存储等环节，因此，诸如港站经营人等都可以成为实际承运人。 还有，对转委托中并未实际从事货物运输的人是否可以成为实际承运人也是观点各异。

其次，对实际承运人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对《海商法》第61条规定的不同解释，也出现了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海商法》第四章中只有第二节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另有学者主张《海商法》第四章中的全部规定都可以适用于承运人。还有的认为应当具体分析，如实际承运人没有交付货物和签发提单的义务，但享有货物留置权。

此外，针对实际承运人的责任性质到底是法定责任、合同责任抑或是提单责任学者们也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有学者从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角度将实际承运人的责任界定为合同下的违约责任， 也有学者主张需要恪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当是一种法定责任，而违反法定责任是一种侵权行为。

总之，我国的实际承运人制度存在着定义不明、权利义务界定不清等诸多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实践操作中实际承运人识别的混乱，而随着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及分工的不断细化，参与到海上货物运输中的主体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这种背景下，在传统的法律争议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有关实际承运人的识别、权利义务的确定等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确实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相应的修订以定纷止争。而随着对《鹿特丹规则》研究的深入，其中的某些合理规定对完善我国的实际承运人制度当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海运履约方制度对我国实际承运人制度的借鉴意义

根据《鹿特丹规则》的规定，“海运履约方”是指凡在货物到达船舶装货港至货物离开船舶卸货港期间履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任何义务的履约方。内陆承运人仅在履行或承诺履行其完全在港区范围内的服务时方为海运履约方。与我国的实际承运人制度相比，海运履约方制度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更合理和先进之处：

（一）明晰了海运履约方的含义、扩大了主体范围

由于避免使用争议较大的“委托”一词，而以“履行或者承诺履行”及“直接或者间接在承运人的要求、监督、控制下”代替，海运履约方的含义相较于实际承运人更加明确、主体范围也更加广泛。从定义可以看出，海运履约方既包括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人，也包括承诺履行但实际并未履行合同的人；既包括与承运人签订了委托合同进而进行运输的人，也包括了与承运人签订了租船合同或者运输合同的独立合同方。由此，因实际承运人定义不明而导致的争议将不复存在。

（二）海运履约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明确

依《鹿特丹规则》第19条，海运履约方的权利主要是其享有承运人的抗辩和赔偿责任限制权利，具体体现在《鹿特丹规则》第15、16、17、60、62条的相关规定，此外还享有第49条规定的货物留置权。而海运履约方的义务依据19条可以概括为对于其履行或者承诺履行的相关义务负有承运人应当负有的责任。因为承运人只有一个，但是海运履约方可能有多个，如港口履约方、海上履约方等，因此，并非所有的承运人应负有的义务都适用于海运履约方，具体的海运履约方只能适用于其中的某些项。

鉴于海运履约方制度相较于实际承运人制度的种种先进之处，有学者建议将其中的履约方制度吸收到我国的法律中来。 但是在《鹿特丹规则》的前景尚不明了的情况下就贸然全盘吸收海运履约方制度实非明智之举，而且海运履约方制度作为《鹿特丹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对其他制度也会产生一些影响，以下几点就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海运履约方被限定在港口范围内，然而对于港口的具体界限，我国现在是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这就会引发进一步的争议，而且将港口范围外履行或者承诺履行承运人义务的人排除在外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二是虽然海运履约方制度确定了港口经营人的法律地位，利于其恰当的规避风险，但是也增加了港口经营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几率。这对于我国的港口经营人是否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

三是加重了承运人的责任。如，与我国《海商法》的规定不同，根据《鹿特丹规则》，承运人不能在合同中约定免除因海运履约方的原因所导致的赔偿责任。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笔者主张可以对我国的实际承运人制度加以完善，但没有必要全盘更改。

三、对我国《海商法》中实际承运人制度的完善建议

借鉴海运履约方制度的优越之处，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可从以下角度对我国的实际承运人制度加以完善。

（一）定义条款

实际承运人可以定义为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根据与承运人之间的协议，履行或者承诺履行承运人义务的人。此处，“协议”包含了租船合同及运输合同，从而将船舶承租人等纳入实际承运人的范畴；“承诺履行”将转委托情形下的中间人纳入； 以“承运人义务”代替“货物运输”则可以将港口经营人等主体纳入。

（二）责任条款

将第61条更改为：“实际承运人仅对自己履行的运输负责。对前款规定的运输，本节关于承运人的义务、赔偿责任、抗辩事由和责任限制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实际承运人。”这种规定可以使实际承运人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避免争议的产生。

篇4

如何解决这一现象带来的不利，笔者建议，在坚持刑事诉讼法制改革特别是庭审方式改革的前提下，必须寻求解决此种的有效途径和，以实现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公平公正之最终目标。

笔者认为，要解决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其一，关于证人出庭制度，涉及多方面的问题。笔者觉得，既然要求证人作证是一项义务，它就隐含着，如果相关证人未履行义务，当然就可以强制其到庭。因此，强制证人到庭，应当是一种法律的基本原则。

其二，如何看待所谓的“可以不出庭的证人”范围。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作了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这只能视为一种指导性的意见，对各级法院具有价值。但这并不是说，《解释》所罗列范围的证人，法院就不能强制其到庭。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针对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提出了建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考虑。即当证人证言是关键证据时，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确定关键证人的指标有三个：（1）证言所证实的事实是否确有争议；（2）证言是否影响到定罪量刑；（3）证人是否可能出庭。根据这三个指标，下列几种情况证人可以不出庭：（1）多名证人在审前对同一事实作了相同的陈述，在已经足以确认事实的前提下，证人则不必一一出庭。（2）证人证实的已经为对方所认可。（3）已形成证明体系的其他种类的证据足以取代该证人证言。（4）经过法官主持已进行庭前证据开示的书面证言，经过控辩双方交换意见后均无异议的。其实，这种考虑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其三，证人是否应当出庭的政策性决定应由何方做出？应怎样做出？如果这种决断权由法庭单方面做出，上述第二个方面问题就不再存在。但所谓的控辩式的审判似乎也就大打折扣。

篇5

关键词：虚假披露；因果关系；重大性标准；信赖推定

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31—03

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和基石。虚假信息披露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有虚假披露行为、投资者的损失、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虚假信息披露者的主观过错。其中，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完善的核心在于因果关系要件。而因果关系的认定与重大性标准和信赖推定原则密切相关。因此，结合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两者进行细致解析，对于指导虚假披露因果关系认定司法实践，进而完善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因果关系认定

我国法律体系中，《证券法》尚未提及因果关系范畴，2003年的《1。9规定》吸收了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和由此衍生的信赖推定原则，在考量国情的基础之上对因果关系认定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但具体规定上还存在明显的缺陷。

理论界一般参照美国法院的做法，把证券市场的因果关系二分为交易因果关系（又称事实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又称法律因果关系）。交易因果关系是指，投资者因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策。基于此，交易因果关系常被“信赖”替换，而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不是盲目的信赖，一个理性人在同样情况下也能够产生此种信赖；损失因果关系是指，投资者的损失是因虚假陈述而非其他因素而导致。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以交易因果关系为前提，只要存在交易因果关系，而且有损失，则存在损失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实质上为损害赔偿原则，但对此学界仍存在一些分歧，诸多问题还有待探讨，特别是在两者的确切含义和可借鉴性问题上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而对重大性标准和信赖推定原则进行细致解析是理论和现实的需要。

二、重大性标准的解析和排除

重大性标准与因果关系密切相关，因旨在限定虚假披露内涵而被引入到信息披露制度中。重大性包含三个层次：（1）重大事实，指既存的可以影响证券价格的客观事实；（2）重大变化，指既存事实、状况所发生的可以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改变；（3）重大信息，这是包括重大事实、重大变化在内的可以影响证券价格的重要情况。在对重大性的界定上通常有两个标准，即“理性人投资决策标准”和“股票价格标准”。有学者认为应将重大性标准纳入到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中，但笔者持反对意见。

不可否认重大性标准与因果关系紧密相连，但其并非认定因果关系的标准，而是虚假披露行为的应有之意。虚假披露重大并不必然推演出虚假披露行为和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而虚假披露行为只有符合了重大性标准才具有法律可责性。

将重大性标准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之外，主要有以下几点考量。

第一，比较法视角。在1972年的Affiliated Ute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试图以重大性标准作为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在面对面证券交易中（而非公开市场交易），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的虚假陈述或遗漏是重大的，则推定原告对被告的虚假披露产生了信赖。之后，随着欺诈市场理论的引入和备受重视，美国法院逐渐确立了推定信赖原则。

第二，逻辑视角。有学者主张以重大性标准理论替代推定信赖原则，理由是重大性理论同样与市场欺诈理论起到对因果关系进行推定的作用，而且可以绕开对推定信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市场欺诈理论的争论。诚然，绕开争论不已的市场欺诈理论不失为一种解决思路，但这种构想实质是重大性标准的越俎代庖和对推定信赖原则的误解。虚假披露行为和因果关系均为虚假信息披露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之一，虚假披露行为应当符合重大性标准。

第三，我国法视角。《1。9规定》全面承认了重大性标准，而对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了推定原则，并未确认重大性标准为因果关系认定原则。实践层面也未见此种做法。我国的《1。9规定》第17条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对象明确限定为“重大事件”，可见该规定采纳了重大性标准并将其作为虚假披露行为的内涵。《证券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重大性标准，但在第67条列举了12种重大事件的情况，亦可推知虚假披露行为实际上是被限制在重大性标准的范围内。

三、信赖推定原则的细致解析

（一）美国的信赖推定原则及其司法实践

信赖推定原则是美国证券法中因果关系认定上通过判例形成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推定投资者对虚假披露信赖的存在，从而消除了投资者在负担证明“合理信赖”的举证责任时的巨大障碍，提高了投资者虚假信息披露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胜诉率；同时信赖推定原则具有相对性，即被告可用证据此种信赖的存在，从而将被告的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平衡原被告间的利益。

篇6

一、面临的价值判断：诉讼效益抑或未成年人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一开始就注重对犯罪的惩罚方面，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理念始终是刑罚中心主义，刑事诉讼程序更多地追求诉讼效益。但是，纵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确实在人权保障、庭审方式、权利救济等方面有巨大进步。面对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面对二元的价值诉求，司法机关该如何体现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如何凸现这些需要特殊保护的权利？是完全遵照传统刑事诉讼的指导理念推进程序运行，还是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适当突破？是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诉讼权益就可以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进行调整？在这二元价值冲突中，寻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打击刑事犯罪的诉讼价值的平衡点，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必须正视的冲突：法律规范面临的适用难题

总体来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适用时除了面临一些内部程序上的检视与质疑外，还有诸多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这“一内一外”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规范与实践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规范的虚置和适用无序。

（一）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与事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和谐性是固有的，这是由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决定的。即使是“新出炉”的法律规范也不能保证与当下的社会事实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中毫无障碍地适用，这种困境已经开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显现，必须通过后天的矫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二）相关制度未进行细致规定是产生冲突的直接诱因

笔者结合实践反馈，主要以以下三个制度的适用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法律规定在“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实践中发现，不同的办案人员及办案风格，对于同样的案件可能出现不同的量刑，从而导致该制度适用上的随意性。同时，法律对所附“条件”、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及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未加以细化，给制度适用带来困难。

2.情况调查制度。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项新举措，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适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只是规定了调查主体和调查范围两方面的内容，而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一方面会使情况调查工作存在重复调查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各个调查主体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将引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使情况调查制度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出现基于“少年权益最大化”理念，但规范设计上的笼统必将给实践带来困惑：在侦查阶段遇到一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或通过鉴定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8周岁上下的情形时，侦查机关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可见，统一适用标准的缺失将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办”的现象，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户籍、学籍、档案等多部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评价体系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会非规范性评价，但该制度中设有但书条款，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有可能造成犯罪记录的外泄，使该制度无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实质效力。

（三）机构专门化的不同步将减弱规范的适用效果

为有效解决原有司法机构设置和工作模式制约未成年人工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在机构模式上都要求设置专门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条件不具备的也应指定专人负责。虽然“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了机构专门化或人员专业化的规定，但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区的法院至今没有单独设置少年刑事审判庭，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还有些地区虽然设立了机构但并无独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区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只有公诉权而没有审查逮捕权，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专属工作职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建设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侦查、批捕、审查、审判、羁押服刑和矫正帮教等阶段，不同参与方在工作理念、适用标准、执法方式上的差别很大，各部门各单位间缺乏统一规范的沟通平台，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

三、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四大指导原则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证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在社会观念中得到认可，这是各级司法机关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价值冲突，应以下基本原则为指导：

（一）严格依法原则

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严格依法原则，是指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既是司法机关贯彻程序法定原则、落实程序制裁理念、确立刑事诉讼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单列为篇的根本动因。

（二）细化区分原则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对他们处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实行“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围、不完全的刑事责任、减弱的刑罚制裁、刑罚为辅的干预手段以及专门化的处理机制和程序。

（三）适度扩张原则

适度扩张的对象专指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规定，均有一定可扩充的空间。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证问题上，针对启动程序、出庭范围、询问方式、保证机制等方面并无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作适当的制度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权利的扩张及探索必须以严格依法原则为基础，在不损害法律规范权威的前提下进行。

（四）最佳效益原则

一般地讲，一定效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为前提和代价，在规范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时，有必要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权衡，选择最佳效益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也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解，至少应当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当关注未成年人本身的愿望或要求，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理解，而不是作为家庭或者学校的附属部分；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其他个体利益甚至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生存、学习需要。如关于未成年人作证问题，既不能片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绝全部作证要求，也不能为实现一个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应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在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参与庭审质证（该原则已经在“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接体系的构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应是对抗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应是擅断性的，而应该是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事务的必要途径。

（一）以司法解释为路径

相较于法律规范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灵活、务实、针对性强的特点，运用得当可以巧妙地化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及情况调查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曾引来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热烈探讨。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上述三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对其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在推动制度规范顺利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开了一个好头，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对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二）以改革探索为方向

通常来讲，规范与实践的关系是先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规范，再由司法机关去适用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务部门调研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始主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动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径，大胆地进行改革试验，是司法机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努力方向。

（三）以辅助制度为补充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情况调查、暂缓判决、法律后果二元化、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污点消除、社会观护及社区矫正等，其中一些制度已经被纳入到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当适时将另外一些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充分吸收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去，如法庭教育、圆桌审判、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和简案快审等，通过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障措施，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及教育惩治的实践需要，推动我国建立更加完善、系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篇7

搞清楚定位是监事会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在实现美股、H股、A股三个市场上市后，中国人寿监事会曾经专门请了相关律师，对监事会的定位进行了研究。夏智华透露，研究后大家觉得监事会是一种会议体的监督形式，通过各个方面征集到议案，议案通过监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然后才会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决议；监事会通过了决议，它就具有法律效力，再通过这个法律效力去影响经营管理层和公司治理。

在她看来，这样一个会议体的机构，有时可能不一定能做很具体的操作，如果监事会没有一套组织人马架构的话，很难开展很细的专门检查，要通过制度设计提高监事会工作的可操作性。

现行公司法赋予了监事会不少权力。例如，监事会具有对独董的提名权，现实中这一权力往往是虚置的。“监事会对独董的提名权这一点非常必要。如果把这一条落实下来，整个机制就比较完善，而且监事会的地位与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在中国上市公司实践中，独董提名往往是由股东各方协商，提名权掌握在股东手中。”夏智华说。

除去独董的提名权，监事自身的提名往往容易失范，一些上市公司甚至由董事会提名监事。“在公司章程中，当监事会换届的时候，应该由监事会启动换届工作。怎么启动？我们的做法是，首先给股东单位发函，获得股东监事提名的正式文件反馈；给工会发函，告知他们要选举职工监事，他们会发来职工监事的相关信息。对于外部监事，由监事长还是其他人提名？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我会跟董事长沟通、协商，然后确定候选人。”夏智华说，“职工大会按照自己的程序走，股东大会通过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两者时间上衔接、完成后，公司在一个公告中进行披露。”

除去提名权，夏智华强调，高管的离任审计报告要送达监事会，因为监事会要对高管的履职进行审查；尤其在公司每年出年报时，监事会要对董事高管有无违法违规、是否履职发表独立意见，因此需要知晓任中与离任的审计报告。

公司治理主体要有效发挥作用，权责理应合理匹配。在夏智华看来，目前上市公司监事会的职责有待完善。

她认为，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重中之重，只要信息披露是公正、公开的，这个市场就是公平的，但现实中恰恰很多方面在信息披露方面做不到位。“信息披露是监事会很重要的职责，但监事会在信披中履什么责，切入点是什么？如果说一个重大的投资项目在审议的过程中，有一个流程是监事会的审核，那么它确实要尽责，但现在并没有这样把关的环节，最终让它来负责有点勉为其难。”夏智华就此认为，监事会主要还是看信披机制是否健全、信披流程是否合规，而不是对具体的信息披露负责。

在监事会的职责中，对公司外聘的审计机构进行监督是重要一项。怎么监督？现实中有两种方式：一是监事会列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等于了解、监督了；二是这一监督必须要作为议案，经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才是规范有效的。中国人寿采取的是前一种做法。夏智华同时表示，如果明确形成议案上监事会审议，也是可以的。

有观点认为，当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表示异议时，监事会应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夏智华直言，“我觉得这对监事会来说要求太高了。如果外部审计师对内部控制有异议，应该是董事会对公司内部审计负最终责任，很多监管规定包括我们公司的章程都是这样写的。监事会应该是责成公司董事会、高管层针对该审核意见进行专项说明，而不是说把监事会推到一线去。”

此外，监事会要列席董事会会议。列席的目的是什么？夏智华认为主要是观察各位董事履责的情况，是不是积极发表了意见，发表的意见是不是充分、有依据等，实际上是一个合规方面的监督。中国人寿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监事长的夏智华分管审计、内控、合规等工作，除董事会外，党委会、总裁办公会她也都参加，她说这是公司对自己的一种信任。

篇8

关键词：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立法完善

一、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概念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又称“独股公司”,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且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西方各国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态度一般都经历了从禁止设立到逐步承认存续，一直到承认合法性。不同的只是各国的具体规定有所区别而已。我国老《公司法》对设立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采取了“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态度，原则上禁止法人、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破例允许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公司法修改前很多学者主张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其无视其存在的事实，不如让其浮出水面，对其加以规定。我国新《公司法》顺应了时代潮流，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规定。《公司法》第58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一人公司或独股公司，是指由一名股东(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法理论上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股东只有一人，全部股份由一人拥有的公司，又称形式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广义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还包括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公司的真实股东只有一人，其余股东仅是为了真实股东一人的利益而持有公司股份的所谓名义股东，这种名义股东并不享有真正意义上的股权，当然也不承担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义务。这种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较为普遍。我国公司法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狭义上的概念，即公司的全部股份为一个股东享有。在该股东为公司法人时,其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是通常所称的全资子公司。

二、对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立法现状的分析

新《公司法》允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但有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性规定更多。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确认后，大量出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必然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皮包公司”的出现。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其设立的公司之间容易出现财产、人格等方面混同，从而会使股东借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法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而从事损害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强制性规定。公司法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性规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规定

(1)注册资本的规定。一人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为10万元，并且要求股东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出资额。而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为3万元，而且可以在两年内分期缴纳，对于投资公司还可以放宽到5年内缴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而且还是有限责任，仅以出资为限对外承担偿还义务，对于债权人而言有着很大风险。因此，规定一个较高注册资本限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风险。而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本身存在一定风险的特殊形式来说，谨慎和稳定是应该重点考虑的。所以，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仍然要的是一次性足额缴纳。显然相对于一般有限责任公司来讲，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规定更为严格。

(2)自然人只能设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对于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对于滥设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禁止。对于法人所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不适用本款规定，即一个法人可以设立多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其所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还可以再设立新的一人公司。滥设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恶意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是违背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目的和宗旨的，极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危害到交易安全，应当禁止。所以，公司法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设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明投资主体性质的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并要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自然人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法人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而作为商事活动中的其他主体来说，有必要也应当有权知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从而作出自己的某些判断。

3.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规定

《公司法》要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表明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都要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且都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依法审计。这主要是加强外部监管，因公司的财务违规现象屡见不鲜，极大地损害了社会诚信体系，同时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公司法从财务上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加以控制，防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

4.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新《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法条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实际上是对已经丧失法人独立人格特征状态的一种确认，是对打破的利益平衡关系的调整，以保障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目的得以实现。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并不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否认，而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完善。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制倒置的规定。即由股东来证明其所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是独立于其自己的个人财产，如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则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此规定，公司的债权人要提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主张，则公司股东就要承担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因为相对于债权人来讲，股东对于公司的有关信息处于绝对的信息优势，债权人一般无从知道公司财产与其股东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说，由股东来承担证明责任是适当的。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给了股东一个机会，只要其能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则可免于承担连带责任，只以自己的投资额对其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新《公司法》在确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合法的同时，为了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将公司财产与自己的财产混同，实现非法的目的，特别赋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义务。

三、完善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思考

1.加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与公示制度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其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交易时享有足够的知情权。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一人公司登记和公示制度。新《公司法》第60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这种规定显得不够全面，应当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中必须注明“一人公司”字样。新《公司法》第62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38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该条规定显然未考虑一人公司完全由一人股东控制的现实，股东很容易为了自身利益更换这些书面材料，因此，应增加“将该书面材料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规定。新《公司法》第64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条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对此，可以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股东个人财产公示制度，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定期向公司登记机关或社会公众公示个人财产。

2.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独自控制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容易出现伪造、变造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行为，并以此达到抽逃资金、逃避债务、偷逃税款的目的。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的监督管理制度要具体，要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3.完善资本制度

资本是公司进行运作和承担责任的基础。从公司设立时直至运作期间，要坚持“资本不变”原则，完善资本制度，强化资本，充实和维持义务，在立法上作出明确的规定。强化资本，充实义务主要使股东要完全和适当履行出资义务，防止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所以，自公司成立后至解散前都应当力求保有相当的现实资产。这就需要从外部加强对公司股东出资的规范。在规定一人股东的出资种类时，必须以具有客观经济价值的资产为限，查清出资来源，防止股东的虚假出资，以增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资本的透明度和方便对其资产的复查。

4.增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范围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弊端是一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而侵害债权人利益。作为一种回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两大法系称谓不同，英美法系称之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而大陆法系称之为“直索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排除了公司法人人格的存在对股东进行追索的障碍。但我国《公司法》第64条仅在财产混同方面，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作了规定。而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关联交易、业务混同、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应借鉴其他国家公司法的立法经验作出相应规定。

作者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伍露,郑远民.论一人公司治理结构[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4):45-47.

[2]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45-150.

篇9

    1.国际公约

    关于责任限制制度的专门国际公约有1924年《关于统一海上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1957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和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简称《76公约》)。1976年责任限制公约吸取了前二者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国际航运事业的新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责任限制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我国尽管没有加入这一公约,但其规定正是我国海商法建立责任限制制度的蓝本。

    一些与海上航运事业相关的国际公约中也有许多内容与这一制度密切联系。解决船舶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三个代表性国际公约——《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92公约》)《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和《2001年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中就各自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责任限制制度。

    2.各国立法

    各国国内法也大都对责任限制问题作了规定,有的国家如美国还完全独立于国际社会建立了自己的责任限制制度。美国《1851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法》的立法思路与国际公约相差无几,但其基本内容却有着鲜明的个性。

    我国《海商法》第十一章建立了我国的责任限制制度。《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也有与之相关的适用条件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我国加入了《92公约》等国际条约,其中有关责任限制制度的内容也可以为我所用。

    我国责任限制制度的不足

    我国《海商法》系采移植之立法模式,“这种移植国际立法和行业惯例的立法模式,表面上使海商法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及国际统一性,但由于法律制度在移植过程中发生的肢解、丢失与变形,所移植制度与本法律及本土法律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矛盾与冲突,以及所移植法律制度滞后于原型制度的后续发展等因素,使海商法的适用困难重重”。具体表现为:

    1.法律依据比较混乱

    责任限制制度是与责任认定制度相区别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制度。对于引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重大海损案件和责任限制本身是否适用同一准据法,国际上有实行统一和实行分立两种原则。尽管我国《海商法》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责任限制制度,但与其密切相连的海损案件的法律依据却甚为凌乱,分散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中,而且《海商法》自身也有不必要的分散规定,体现于第208、第210条。将统一的责任限制制度分散在不同法律中,破坏了法律体系的严整,增加了法律选择的困难。

    2.法律适用有待明确

    《海商法》规定其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但一方面,民事责任公约没有否认其在一国国内的效力;另一方面,在依据国际公约调节国内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规范显然又与我国的惯例不相吻合。由此形成了海商法与国际公约两套责任限制制度的冲突。

    3.适用范围比较狭窄

    我国的责任限制制度也只能应用在海上航行器。但随着河海两用船舶的出现,以及我国内河航运业的发展,非海上航运船舶引起的污染事故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从“海商法”和“责任限制制度”的名称上来看,将海商法的有关内容延伸到内河包括与海洋相通的水域是有一定矛盾,但基于现实需要,责任限制制度有必要作一定变通,至少应肯定在一定情况下将本制度延及与海洋相通水域的做法,为解决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内河污染赔偿责任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海商法》第204、第205条规定了责任限制主体,主要包括船舶所有人、救助人、以及他们对其行为、过失负有责任的人员。对比《76公约》和《92公约》,我国海商法规定的责任限制主体明显狭窄。

    4.限制债权存在争议

    《海商法》207条规定了四种可以限制责任的索赔,这与《1976年责任限制公约》第2条第1项a—d的规定一致,但后者还规定了两种限制性债权,这是我国海商法所没有吸收的。《海商法》和《76公约》对限制性债权和非限制性债权都采纳了明确列举的方式,但是前者在立法中对后者的限制性债权作了保留,致使后者明确规定可以享受责任限制的两项非常重要的索赔在我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框架下是否可以援引责任限制条款成为盲点。对限制性债权的规定不同,直接关系到责任人的赔偿范围。

    5.程序规定不甚完善

    实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有两种程序,一是以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方式援引责任限制,二是在未设立责任限制基金时援引责任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将基金设立程序与责任限制程序完全独立,遭到了学者的批评。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目的在于从实体上支持责任主体的责任限制权利,从程序上将所有限制性债权的索赔集中到一个法院,以便责任人真正享受到“一个事故、一个限额”,完全独立的做法与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宗旨是不相吻合的。

    《海商法》对基金设定程序及功能规定不甚完善,从中难以看出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对责任限制权利有什么影响,命名和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作用仅在于防止他人对责任人的财产行使权利,这显然没有领会基金之于责任限制制度的意义。

    6.赔偿基金制度缺失

    设立油污赔偿基金旨在弥补责任限制制度带来的救济不充分的缺陷,从而更合理地发挥后者的作用。失去赔偿基金制度作为分担途径,责任限制制度是难以健康和有效地运作的。

    我国并没有加入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也没有像美国一样建立独立的基金制度,责任限制制度孤掌难鸣。我国所面临的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此时要继续坚持责任限制制度,必须考虑建立能够克服其带来的赔偿额度不足的机制。

    我国责任限制制度的完善

    首先,给责任限制制度以明确的定位。责任限制制度的完善它必须依附于海商法的本土化和国际化进程,服从于以制定中的《民法典》为主干的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的构筑。我国《海商法》的修改业已提上日程,这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海事立法再度活跃、我国国内立法的发展和《海商法》自身需要完善的必然选择。责任限制制度的完善是《海商法》乃至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的修正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考虑到与相关制度的衔接。

    第二,我国的《海商法》存在显明的法律移植色彩。一方面,基于国际公约的规定带有普适性;另一方面,法律移植也不尽然就是不可取的立法模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我国不具备相应的立法能力,不论实践经验的积累还是科研力量的准备,都没有达到制定符合国情并且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海商法的能力。此次在完善责任限制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依靠国内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重视推进法律之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融合,不能重复《海商法》初次制定时不得已而为之的移植性突出而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除却以上两点带有原则性建议,笔者认为我国《海商法》等法律的修订过程中要注重对责任限制制度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

    1.统一国内责任限制制度

    从我国的立法传统来看,独立于《海商法》之外单独设立责任限制制度似无必要。责任限制制度不同于传统侵权法赔偿原,它产生于高利润和高风险并存的海上航运领域,并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不断完善,依托《海商法》完善责任限制制度的基本立场应当坚持。

    我们首先要明确责任限制制度的法律适用,对于涉外案件,应遵循国际公约优先;对于非涉外案件究竟是否适用诸如《92公约》的规定尽管存在争议,但是无论作何选择我们都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笔者也建议将《海商法》第210条和第211条规定的除外条款纳入统一框架下。

    2.完善具体制度设计

    应当考虑将河海两用船舶甚至一定吨位和类型的内河船舶统一到责任限制制度的框架下,即便为了维持《海商法》的规范性而将其单行立法,也应当对非海船的责任限制问题作出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一致的规定。有必要参照《1976年责任限制公约》予以进一步拓展,将其拓展到“船舶管理人”和“担保人”,防止出现实践中的责任限制权利主体模糊的现象。

    应当在参照《76公约》第2条“可限制责任的索赔”规定之1(e)(f),明确限制性债权的种类。鉴于我国已经加入《92公约》并在海商法中规定其优先适用,其对限制性债权采取的概括方式也应当为我所用,在明确规定限制性和非限制性债权的基础上为《海商法》未能规定的其他债权之可限制与否提供兜底性依据。

    至于责任限制基金的作用与设定程序,我们应当考虑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明确其实体性和程序性意义,规定责任限制基金的设定法院、设定时间、数额确定和分配方式,以充分发挥其规范责任限制制度的作用。

篇10

论文关键词 听证 人民监督员制度 监督程序 司法改革

2012年10月9日的《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明确阐述了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本文拟通过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抗式程序的设置与完善来试图保证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职责，并提出立法建议，寻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深化与发展。

一、对抗式程序完善的必要性分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四章对监督程序有一定的规定，但其中关于对抗式程序的设置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对对抗式程序设置的必要性存在以下理由：

（一）检察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司法改革的产物之一，不论从称谓还是从制度设计上都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但公民参与司法，对检察权进行监督的做法在国外早已有之。与之相类似的制度主要有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和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

前者是指通过抽签方式从一般国民中（众议院议员选举权者）选定N名检察审查员，组成检察审查会，负责审查检察官对案件做出的不起诉处分是否适当、对检察厅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的建议和劝告的制度。 后者则是指由社区内23名或更少普通选民随机产生并被要求服务一段固定的时间，主要承担独立调查犯罪事实和审查检察官指控的双重职能。这两种制度在追求检察民主化、通过民意抑制检察权的理念以及据此对制度的设置、构造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国外的检察制度实践已经将检察民主化作为一个发展方向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代刑事检察制度再也不是传统的检控模式，公众参与性的增强成为外部监督权力运行的一种可行性的方式。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抗式程序就是检察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之一，能够更切实充分地实现检察民主，有利于实现对民主的保障。

（二）正当程序理论的必然要求

“正当程序”的实质的要求就在于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都必须具有公开性，要为权利受到限制的当事人所接受和认可，因此，如果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职权的过程中存在着可以自身自由独立处置的职权事项而不接受任何监督就具有法律上的“既判力”，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会为检察机关的滥用职权留下制度隐患。权力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抗式程序的设置，可以有效的规范检察权的运行，有效避免“偏听则暗”，使得监督意见能够充分的得到控辩双方的一致认可，监督意见的效力更加得以肯定，更能发挥人民监督员的准外部监督的效果。对抗式程序本身就说明公开性，控辩双方的交流对立不仅仅体现在庭审之中，在此之前也会有人大个案监督的形式促使检察权的正当运行。

二、完善对抗式程序的可行性分析

对抗式程序作为一种制约权力的程序方式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但这样的程序设置不应仅仅局限于此。人民监督员作为这类案件的监督主体，不仅在检察监督理论上具有支撑，而且在实践中有操作可行性。

（一）对抗式程序设置的理论基础

解决刑事诉讼理论难题的需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个难题，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的情形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既判力”，并没有形成系统和完整的法理阐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除非是被害人、公安机关的救济，一般情形下，检察机关对一些职务犯罪不起诉具有法律上的“既判力”。一般认为，对于“不起诉”或者是“签结”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这些案件本身的利害关系人是国家，而不是具体的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因此，对于“不起诉”或“签结”可能影响的法律上的特定利益，因为缺少特定的利害关系人的抗辩而使得“不起诉”或“签结”成了由检察署可以独立做出决定的不受其他法律机制监督的行为，这个问题在法理上已经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在2008年11月于香港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台湾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的黄国昌助理教授认为，目前台湾地区检察署对职务犯罪的“不起诉”和“签结”行为确实没有受到法律程序上的监督，有违“权力应当受到监督”的“正当程序原理” 。而在监督程序上设置为对抗式程序，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不仅能够摆脱程序设计缺陷的质疑，而且能够使得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能够相得益彰，衔接更加紧密。

对抗式程序对检察权的约束。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人民监督员只是一个顾问的角色，那么，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有没有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恣意的限制是现代程序的特质之一。对抗式程序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只听一种声音的坏处，而且他能够对检察权的运行产生拘束，检察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才能立案侦查，检察官也不能因为某些原因将应当立案的案件不立案。检察机关对某些案件的既判力不被滥用，监督者也应有所顾忌，使得权力规范运行，辩护方等的权利与检察机关等的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在程序中得到很好的缓解。

（二）对抗式程序设置的实践操作

若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因为制度设计的笼统性会导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实际可操作性，程序设置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故对抗式程序的实践操作性有赖于解决以下问题：

1.规定人民监督员的阅卷权等权利。按照《规定》，人民监督员在监督程序中可以提问，但没有赋予其阅览案卷的权利；对重大复杂案件，必要时可以听取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或者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但监督员没有自主决定权。这样的规定不仅过于简单，而且程序的非对抗性容易产生“误导”效果，不利于监督活动的展开。另外，由于缺乏关于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解、陈述的规定，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方面也乏善可陈。

2.规定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保障程序。为保障人民监督员正确地履行职责，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同时，激励人民监督员在无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能够积极地投入工作，稳定和不断壮大监督员队伍，人民检察院必须建立人民监督员保障制度，包括身份保障制度、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和经济保障制度。 这不仅是对抗式程序的保障问题，更是整个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保障问题。可以使人民监督员有效开展工作，增强实践操作性。

三、完善对抗式程序的立法建议

对抗式程序需要在法律条文中独立成章。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但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这种现象必定有所改观，从程序设计的角度来保障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来说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召开党组会认为，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应以改革的精神，主张在人民监督员制度中设置对抗式程序，其主要规定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抗式程序单独立法

对抗式程序虽然在刑事审判中早已存在实施，但在人民监督员制度中却有存在的特殊性，并且所涉及的程序性问题多种多样比较复杂。所以，有必要在监督程序一章进行规定。

（二）对抗式程序的案件范围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起因在于针对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职权办理职务犯罪时所遇到的“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以上的几种情形都是可以作为对抗式程序的案件范围来进行，并不存在不能进入程序的案件。虽然学者们对扩大还是缩小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还有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到在程序上列入明文规定的所有案件。

（三）辩论环节

“为保证法律思考和对话的合理性，需要设定法官与当事人公开进行讨论的条件。这里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议论主体的对等地位问题。” 所以，在辩论程序环节，如何保证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平等对抗才是问题的关键。辩论环节并不需要像审判程序中那么严格，人民监督员更应当是一种居中裁判者的角色，辩论环节不仅注重倾听检察机关的决定理由等还要注重倾听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意见。

（四）裁判结果的效力问题

人民监督员在对抗式程序中所做的裁判结果即监督意见的法律拘束力问题影响因素有很多。对抗式程序的设置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即依据正当程序做出的裁判结果本应当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还关乎人民监督员制度中其它因素，比如说选任的人民监督员素质、程序设置的合法性等问题。所以，“人民监督员所作的决定是‘直接民主’的一种方式，应赋予其法律效力” 的呼声是存在的。监督意见从“建议性”作用到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转变，对抗式程序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不论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起到何种作用，都应当是在正当程序的场合之下的。这时的监督意见仅是建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