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法律是什么？法学界尚存诸多版本，但这些概念本身存有瑕疵，因此笔者以文化为视野，从三个层面对问题展开论述。通过对法律本源的追问，以为法律只不过是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外在显现；通过对法律运行的剖析，认为法律运行只不过是政治与社会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显现的过程；通过对变法的透视，以为法变实则是思维与行为模式的转变。就此而言，法律乃是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安排。

【关键字】 法律 文化 本源 法律运行 法变 思维与行为模式 

一 法律是什么？一个缠绕且不绝的话题。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无数先贤与思想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试图解开这一“哥德巴赫猜想”。 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只要人们仅仅满足于把形而上学的观念附着在这个名词之上的时候，人们就会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纵使人们能说出自然法是什么，人们也并不会因此便能更好地了解国家法是什么。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版 P45卢梭精辟的描述道出了研究这一问题的难度。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诸多法学流派顺应而生，自然法学派、经院主义法学派、哲理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以及后现代法学派。各大学派基于不同的立场、站在不同的角度建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但最终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因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争论呈现出了诸侯各具的状态，并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成为一个永恒且没有确切答案的话题。

正是这样一个永恒且没有结论的话题，你也许想回避它，但它却又犹如幽灵一般缠绕着你，它成为法学理论界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因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法学好望角问题”。也许，我们对它的讨论并不具有所谓意义上的“意义”。亦如维特根斯坦的经典格言：“哲学家为何探究极为普通的词的含义呢？……难道他们忘了吗？ 转自费古斯.奥坎楚:红色道路1990版 P82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必要追问和反思。但需要认识的是，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将法理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诚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述：“在我们的时代，对“存在”一词的真正意义有一个答案了吗？根本没有。因此，我们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今天为自己无力理解“存在”而感到困惑了吗？一点也不。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再次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理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王庆节、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版 P1 作为法学理论界一个基础性的话题，如果对于此话题过于疏忽，注定你，一个法学者，就是一个门外汉。正是这样一个模糊而深邃的话题，注定研究它的途中布满了荆棘。功利的中国法学理论界正是缺少这份耐心，少有对这样一个费时且无产出的问题进行追问，造成了法学研究“浅薄”的势态。笔者以为，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以其结果是否超越前者、标新立异而论，相反，笔者看重的是研究过程本身。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在迷糊中又清晰了几分，这可能为我们研究问题带来几分灵感。诚如James Boyd White 的一段话：就法律而言，它呈现出极端的不确定性，缺乏牢靠的外在标准。然而，它也是这些环境下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一种内在的、从我们的经历中产生的标准的方式，就如同我们在我们的对话中构成我们自己一样。事实上，法律是一种文化批判和文化转型的方式，也是文化保存的方式……法律在结构上意义模棱两可，总是会产生新的、对立的阐述与表达。王学兴：在不断反思和追问中探寻真理——莫里森《法理学》第一章读书笔记见iolaw.org.cn 中国法律图书馆论坛

在对这一问题之重要性进行了再度强调之后，让我们步入正题。法律是什么？古往今来，各大学派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见解。但其中尤以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历史法学派代表以及当下学界盛行的法学派为代表，我们将其观点分别而述之。实证主义法学派代表奥斯丁以为，实在法是他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由此决定了他对法律的界定采取了一种实证主义的路径。在他看来，法律是主权者的一种命令，“任何一种实在法都是由特定的主权者对其统治下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制定的。”因此，奥斯丁对法律的界定可以归纳为:特定的主权者对其统治下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制定的一般性命令。命令的根基在于政治优势，而政治优势在于用不利后果或痛苦影响他人、强制他人的力量，使他人行为符合某种要求。奥斯汀：法理学的范围 刘星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 P201

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西塞罗以为，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规则，它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是稳定的、恒久的、以命令的方式召唤履行责任，以禁止的方式阻止犯罪。西塞罗.论共格国论法律 王焕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 P120法律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那第一的和终极的法律乃是靠理性令一切或行或止的神明的灵智。因此，法律由神明赋予人类…这是智慧之士允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西塞罗.论共格国论法律 王焕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P217—218 

篇2

内容提要: 美国董事自我交易的现代规制模式倚重程序公平，兼顾实质公平，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追求。我国虽形式上确立了董事自我交易规制制度，但缺乏交易是否公平的审查标准，使得这种制度供给无异于“画饼充饥”。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我国法律的适用与完善应当秉持严格规制理念，在追求效率与安全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公平。

所谓董事自我交易，是指在所任职公司实施或打算实施的交易中，董事是对方当事人或在对方当事人中拥有特定的利益。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必须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重。董事与公司从事交易时，极有可能利用公司“内部控制人”的支配地位和信息优势，损害公司利益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就两个有能力的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对“平衡与诚信的追求”不是通常的习惯，[1]但对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各国公司法大都设有自我交易规制制度，以保证交易对公司公平。

一、美国蓝事自我交易的现代规制

美国董事自我交易的法律规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早期直到1880年，严格禁止自我交易，即所有的自我交易均可以根据公司的选择自动撤销，法院根本不考虑交易公平与否[3]；自20世纪初，实行程序公正与实质公平并重原则，即经过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多数同意，并且交易本身公平，自我交易才有效；到了60年代，实行单一的实体公正标准，即无论是否经过无利害关系董事同意，实质公平是交易生效的唯一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人倚重程序公平，兼顾实质公平的霎攀瞥翼璧矍函现代规，，、通过成文法对程序公正的设计，力图达至”“质公正的目的。自1931年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典》第820条设计出“安全港”程序规则以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4]但具体模式仍有所区别。

(一)特拉华州规制模式

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44条，[5]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任何一个，自我交易即不得仅因涉及利益冲突而由公司主张撤销：(1)关于董事或经理与交易的关系或利益，以及合同或交易的所有重要事实，已向董事会或委员会披露或已为其所知，而且即使无利害关系董事少于法定人数，董事会或委员会通过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多数的肯定性表决善意地批准了这一合同或交易；(2)关于董事或经理与交易的关系或利益，以及合同或交易的所有重要事实，已向有资格投票决定的股东披露或已为其所知，而且这一合同或交易已通过股东善意地投票得到特别批准；(3)在合同或交易被董事会、委员会或股东授权、核准或批准之时，合同或交易对于公司而言是公平的。这一规定确立了两项程序步骤：一是利害关系董事就其与交易的关系、在此项交易中所享有的利益以及涉及交易的重要事实向董事会或股东进行披露，此即“公开性”原则；二是排除利害关系董事的影响，由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股东对自我交易做出决定，此即“独立判断”原则。1984年《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31条仿效了特拉华州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许多州的制定法也做出与此类似的安排。[6]这些成文法条款的唯一作用，是明确限制普通法上自动无效原则的适用。[7]

但是在成文法的适用过程中，判例法赋予了上述程序步骤特殊的法律意义：

1。在董事自我交易场合，上述程序条件满足与否将对交易公平的审查标准和举证责任的承担产生重大影响[8]：(1)如果上述披露和批准程序得到满足，判例法将无利害关系董事[9]或股东[10]的同意，视为一项经营判断，依据经营判断规则[11]审查交易是否公平。亦即审查范围限于无利害关系董事是否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诚实而且有正当理由地相信其关于批准自我交易的判断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适用经营判断规则，能够阻止对交易自身价值的实体上的司法审查。如果公司或股东对符合经营判断规则的自我交易提出异议，则必须举证证明交易构成浪费或赠与，否则交易有效。(2)如果上述任一程序条件未获满足，即利害关系董事违反披露义务，或者其履行了披露义务，但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同意不符合经营判断规则，则由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交易公平的举证责任，公平的审查标准变为“完全公平”，包括审查公平交易和公平价格。[12]1988年《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60，8。61条对董事自我交易采取了与此完全相同立场。

由于程序规则排除了司法在经营判断规则之外对交易的干预，符合程序条件的董事自我交易被赋予了确定的法律效力，保护了交易的安全，因而被称为“安全港”规则。

2。在控股股东自我交易场合，即使上述程序条件得到满足，考虑到决策董事极可能因担心被免职而批准交易[13]，或者交易虽由非控制股东审查，但无论决策结果如何，控制股东都将继续主宰公司，“报复的风险”仍然存在。[14]这样，委诸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进行决策的机制基本失灵，因此判例法采用严格的“完全公平”标准对交易进行审查，以保护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程序条件的作用仅在于免除控制股东的举证责任，转由反对交易的股东举证证明交易对公司不公平。[15]

关于“完全公平”标准，美国律师协会的权威解释[16]指出，对于没有通过“安全港”程序规则检验的董事自我交易，法院应对交易的公平性从交易条件、交易对公司的利益以及交易决策的全过程进行综合审查。如果交易的争端是价格的公正性，不应将“公正的价格”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公正”价格。公正的价格不是一个确定值，而应当是在平等谈判中，独立的当事人根据当时的情形所愿意支付或愿意接受的价格区间。这一价格区间仅是无利害关系董事进行自主经营判断的更为广泛的价格区间的一部分，亦即法院容许董事自主决定的价格范围，比根据“完全公平”标准所采用的“公正价格”之区间更广泛，并且这种更为广泛的公正价格区间理论，对其他交易条件同样适用。

(二)其他规制模式

虽然程序条件的满足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被广泛采纳，但对董事自我交易公平标准的立场仍存在差异：

1。自我交易经非利害关系董事同意的，另有两种较特拉华州更为严格的公平标准：一是加利福尼亚州模式，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表明，即使自我交易获得非利害关系董事的同意，并不能就此排除法院对交易公平性的审查，因为交易还必须是“公正合理”的[17]二是美国法学会所建议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以下简称《公司治理原则)))模式，其第5。02条(a)(2)(B)，(C)规定，即使董事自我交易经过了非利害关系董事的事先批准或事后追认，法院仍应当对是否能“合理地推断出交易对公司是公平的”进行审查。这种“合理公平”的标准介于“完全公平”和经营判断规则之“理性标准”之间，比前者易比后者难。[18]

2。自我交易经无利害关系股东同意的，另有较之特拉华州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审查标准：一是加利福尼亚州模式。如果股东在充分得知交易的所有重大事实，以及董事与交易的利害关系之后，善意地表示同意该交易，且拥有股份的利害关系董事未参与投票，那么该交易就是有效的。这样，如果不存在欺诈等违法情形审查。二是《公司治理原则》模式，，非利害关系股东的同意就完全排除了法院对自我交易的司法根据第5。02条(a) (2) (D)以及5。10条，无论是董事自我交易，还是控制股东自我交易，如果交易经无利害关系股东事先授权或事后批准，对交易仅限于以浪费标准进行审查。[19]

二、我国现行的蓝事自我交易规制：“画饼充饥”式的制度供给

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第1款第(4)项规定，董事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违反前款规定所得收人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自我交易属于《公司法》界定的关联关系的一种，第21条关于“董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表明法律对关联交易并非简单地加以禁止，[20]未经公司同意的董事自我交易并非无效，[21]而是对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除非公司予以追认。经公司同意的自我交易，其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民法通则》的规定予以认定。如果董事利用其控制地位导致交易不公平，只能按合同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定处理。

显失公平是适用于公司对外交易的审查标准。一项合同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应当满足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要件[22]：客观上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经济利益显著不平衡；主观上，造成显失公平的原因，是由于一方利用优势地位，使对方难以拒绝对其明显不利的合同条件，或者利用对方欠缺一般的生活经验或交易经验所致。由于非利害关系董事本身就是商人，股东即使不全是商人，一般也都具备通常理性人的判断能力，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策同意的董事自我交易，即使结果显失公平，恐怕也很难满足撤销交易的主观要件，因此，《合同法》关于合同显失公平的规定，几乎不能为公司和股东提供任何保护。

而根据经营判断规则，董事执行职务须以善意的方式，以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状况下能够尽到的注意，按照他合理地相信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处理事务。[23]如果自我交易不符合经营判断规则，即属对公司不公平，公司有权撤销。如美国允许公司向董事提供贷款，某制造商公司经董事会批准，向董事提供贷款，贷款期、贷款担保及利率等条件与通行的商业贷款毫无二致。但是该项贷款不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而且公司的营运资金有限，这笔资金本可以用于发展公司的业务。本案中，自我交易虽并不显失公平，但因不能满足经营判断规则的要求，公司可申请撤销。[24]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统一商法典》[25]同样规定有合同显失公平制度，但公司法却另行给出具体详尽的董事自我交易公平与否的判断标准的原因。

虽然从形式上看，我国具有董事自我交易规制制度，但自我交易是否公平，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法律没有提供任何的判断标准!这正如英国故事里教师说：“孩子们，必须心里纯洁，否则我就要揍你们”，如果我们要求董事履行忠实义务，而又不为这种道德义务的履行设定任何标准，则我们所可能取得的成功，并不会比上述教师稍胜一筹。[26]我国的董事自我交易，实质上处于没有规制的状态，这种缺乏公平标准的制度供给，无异于“画饼充饥”。

三、我国盖事自我交易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现代社会经济中，自我交易现象司空见惯，美国早期的严格禁止态度已经不合时宜；无视公司自身的经营决策而直接审查交易实质上是否公平，亦将导致司法对商业决策的过度干预。自我交易是一把“双刃剑”，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同时也可能引发“损公肥私”的道德风险，违背公平正义。法律的任务不是完全排除利益冲突交易的存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除弊存利”，设计适当的机制确保交易对公司公平。

美国赋予无利害关系董事以董事自我交易决策权，法律对其决策表现出相当的尊重，致使利益冲突交易的实质公平问题基本转化为正当程序问题，这种以效率和安全为首要价值追求，兼顾公平的董事自我交易规则运行良好。[27]但倚重程序公平，兼顾实质公平的现代规制模式，仅是一系列防范不当自我交易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网络群支撑的整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部分”。以市场为基础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具有竞争性产品市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薪酬激励机制、包括证券承销商和经纪人在内的知情且老练的市场参与者、详尽的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以及道德诚信机制等非法律控制机制，有效限制了经营者违背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减轻了公司法保护投资者的负担，为公司法赋予经理人更多的经营裁量权提供支持条件。[28]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稳步推进的发展时期，在全球经济渗透融合、国内外竞争日趋激励的形势下，面临着程度更深的提高经济效率与保障交易安全的现实紧迫性，但我们欠缺防控公司内部人权力滥用和欺诈的市场及道德机制，因此通过法律制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培育投资者信心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全，比赋予管理层经营裁量权更为重要。[29]我国董事自我交易制度的适用和完善，应当秉持严格规制的理念，在追求效率、安全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公平。

(一)董事自我交易的界定

从文义解释来看，我国的董事自我交易制度仅约束董事本人作为交易相对人与公司进行的直接交易，如此以来，董事只要以他人之名行自我交易之实，法律即可轻易被规避，因此进行目的扩张解释，是防止董事通过自我交易侵害公司利益之立法精神的必然要求。但司法不可能扩张解释得完全恰如其分，执法标准矛盾甚至对立现象难以避免。为明晰当事人的行为规范，提供执行法律的指引，立法应当明确董事自我交易的范围。

董事自我交易的界定宜兼采形式基准法和实质基准法。所谓形式基准法，就是由法律对董事在交易中享有直接和间接利益的情形进行具体列举：(1)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董事间的交易；(2)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董事的“关系人”间的交易；(3)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该董事或其“关系人”在其中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另一家公司之间的交易；(4)董事所任职公司与该董事在其中任董事[30]或是普通合伙人、人、雇员的“其他实体”间的交易；(5)董事所任职公司与一个人之间的交易，该人控制着前述“其他实体”，或该人受前述“其他实体”所控制；(6)董事所任职公司与一个人间的交易，该人是董事的普通合伙人、委托人或雇员；(7)董事所任职公司与其他公司间的交易，董事在所任职公司中就该交易享有利益。[31]其中就董事的关系人可作如下界定：(1)董事的配偶、配偶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董事的父母；董事的子女、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与董事共同居住的人；(2)一个信托组织或产业整体，在它们中，前述的人是重要的受益人；(3)一个信托组织、产业整体、无行为能力人、被保护人或未成年人，该董事是这些组织或这些人的受托人。所谓实质基准法，就是规定判断董事自我交易的一般规则，即董事在公司交易中是否具有重要利益，以致被合理地认为将影响其判断力。[32]

(二)利害关系董事的披露

披露是公司进行决策的前提条件，凡足以影响决策的因素都应当披露：第一，应当披露所享有的利益的性质、范围及与公司事务的关系。“一个人公布其利益，不是在他说明他拥有利益的时候，而是当他说明了该项利益究竟是什么的时候。”[33]第二，应当披露涉及交易事项的有关事实，既包括交易标的的有关事实，还包括交易双方的资信情况等。如在澳大利亚的PermanentBuilding Society v。 Wheeler McGee[34]一案中，被告Wheeler是PBS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同时，他还是Capital Hall Ltd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控股股东。PBS公司的董事表决同意向CHL公司提供1500百万澳元贷款。Wheele：披露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没有参加投票，但是Wheele：清楚CHL根本没有财力偿还贷款。法院认为，仅仅向公司披露利益是不够的，还应当对CHL在贷款当时无财务能力的情况予以披露。

在英国，违反披露义务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被处以刑事罚金。[35]但违反披露义务本身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公司有权申请撤销，但公司已经确认，或者合同撤销影响对违反披露义务不知情、有偿取得权利的第三人利益的除外。[36]

在美国，大多数州的制定法都规定，即使不经披露和批准，只要能证明交易对公司是公正的，则不得仅因交易具有利益冲突性质而由公司主张撤销。判例法的主要态度也认为，利害关系董事没有披露其在交易中的利益仅构成撤销交易的理由，[37]交易最终能否撤销，还取决于董事能否证明交易是公正的。董事举证不能的，则交易可以撤销，或者在承认此项交易的同时，赔偿公司所遭受的损失。[38]

信息披露不仅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还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如果不进行披露，必然增加不正当自我交易被发现的难度，公司和股东的权利保护就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英国的严厉模式，将董事自我交易与要求最大诚信的保险合同作同等对待，[39]违反披露义务，公司即享有撤销权。

(三)无利害关系决策机关的批准

关于自我交易的批准机关，在美国，董事会批准为默认规则；在英国，董事会批准为私人公司的默认规则，股东会批准为公开公司的默认规则。[40]我国现行法律不区分公司类型，均以股东会批准为默认规则。自我交易一概由股东会批准，既不适应商机稍纵即逝的特点，也容易导致公司开支的增加。我国有限公司股东多直接参与公司经营，而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东控制经营管理层的能力较弱，考虑到追求效率与维护公司利益的双重需要，除对董事兼具控制股东身份时的自我交易采取特殊规制标准外(下文将作论述)，立法宜采英国模式区分公司类型，规定不同的默认批准机关，同时允许公司章程另行规定。

公司决策人必须与交易无任何利害关系，才能真正建立独立对等的交易结构，否则程序的设计将反过来变成掩盖那些事实上损害公司而让内部人获利的自我交易障眼法。[41]英国判例法[42]与成文法[43]均承认允许利害关系董事出席董事会并参与自我交易表决的章程条款有效，只要董事进行了充分披露，不将利害关系董事计算在内会议法定人数的任何要求也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投票不计算在内，事项也被通过。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仍处于讲关系、讲人情的“熟人社会”里，董事们在一个公司里共事，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涉及同僚董事交易的决策上，本来隐形的影响和压力就真实地存在，决策董事的独立性就难以保证，如果允许利害关系董事出席并参与表决，要求其他董事当着利害关系董事的面，反对他的提议而坚持以公司利益为上，不免脱离社会实际，制度设计上就没有考虑到要给予其他董事以坚持原则的支撑，公司利益的保护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公司决策者与交易无任何利害关系应是一个不能任由当事人改变的强制性规范。

在英国，根据衡平法规则，受托人就其利益向受益人进行了充分披露，自我交易即变成受托人与受益人两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合同生效。[44]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董事自我交易，如果利害关系董事披露了冲突利益，即使自我交易没有经过公司的特别同意，合同也不能撤销。[45]由此可见，影响自我交易效力的是披露义务，而不是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同意。

如上文所述，在美国，未经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同意，自我交易的效力并不必然受到影响，应由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交易公平的举证责任。

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笔者认为，我国不宜采取英美两国的处理方式，为防止秘密从事的不正当交易，事后公司又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或怠于追究董事的责任，宜强化程序公正，只要未经公司决策机关同意，公司即享有撤销权。

(四)经披露和同意的董事自我交易的审查

对于履行了披露要求和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的自我交易，有必要采纳美国模式，赋予正当程序以法律效力：一方面，由原告承担证明交易不公平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证明交易公平的标准应有所区分，在非利害关系董事同意的情况下，宜采“合理公平”标准；在非利害关系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宜采浪费标准。理由如下：

首先，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未经披露或批准的正当程序时，由掌握信息的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举证责任，一是基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对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引起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打击股东投资的信心。二是基于举证上的便利性。利害关系董事掌握信息和证据，其具有举证能力，同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公正。但当董事自我交易履行了正当程序，举证责任转移由原告承担。一方面，交易的阳光化和公开化，可以初步消除“瓜田李下”的嫌疑；另一方面，既是对利害关系董事履行正当程序的鼓励和导正，也是对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同意的尊重。

对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同意分别采“合理公平”和“浪费”标准进行审查，也表现出对商业决策一定程度的尊重。第一，是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法官不是商人，在商业决策时机和因素的把握上并不比董事和股东更明智，法庭不能轻易以他们的判断取代董事正常的经营判断，否则很可能导致对“复杂的商业判断采取粗野的业余方法”[46]。第二，是促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需要。一件商品，在没有需求和偏好的A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或所值甚少，但迫切需要或具有强烈偏好的B却可能不惜高价求之，这一简单道理，从羽绒服夏季折扣狂打仍旧滞销，空调在炎热强烈袭来时售价攀升却一路畅销的生活常识中即可得知。商业不过是放大了的生活经济，考虑交易标的对当事人的特殊需求、特殊价值以及考虑双方所处的具体境况对交易条件的影响，尊重当事人的主观估价，实际上是对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规律的认可。第三，法院不是，也没有能力成为社会公正的唯一代言人，公正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当事人都付出自己的努力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但是，即使经过了披露和无利害关系董事的批准，自我交易仍然应当接受“合理公平”标准的审查。这是因为，一方面，无利害关系董事与自我交易董事存在同僚关系，要求他们以与对待陌生人完全相同的谨慎程度来与他们中的一员签订合同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法律只能从经济利益和家庭关系等从概率上讲极有可能影响交易判断的角度来界定无利害关系，这种界定，显然窄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利害关系。[47]因此，即使自我交易不存在欺诈和浪费，但仍有人以其有损于公司并且不必要地优惠于有关的董事为由提出质疑时，有必要以比董事在针对公司与第三人的交易中所作决策更为严格的“合理公平”标准对自我交易进行审查。

即使经过了披露和无利害关系股东的批准，自我交易仍应当接受浪费标准的审查。股东是公司剩余财产索取权人，有权对最终影响他们权利的事项做出决定。但股东决策不同于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股东的同意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同意，仍然存在借由合法形式，以全体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谋求控制者私利的可能，导致董事财产增加，却由全体股东“埋单”。因此，在公司或股东提出异议时需要审查以对等形式出现的交易是不是对公司财产的浪费或对利害关系董事的赠与。论及至此，可以得出两个水到渠成的结论：一是在派生诉讼的情况下，拥有原告资格的股东应当是在股东会议上持反对意见或弃权的股东，赞成股东除非能够证明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否则被排除在适格原告之外。二是如果决策经全体无利害关系股东一致同意，则公司与股东均不得提出异议。

如果是事后披露和追认，是否同样发生上述效力?较之得到事先批准的董事自我交易，事后追认应满足更严格的条件：第一，由无利害关系的决策者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第二，已经向无利害关系的董事进行了披露；第三，没有不合理地不寻求事先批准；第四，未获得无利害关系董事的事先批准没有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48]其基本原理是法律鼓励董事寻求事先批准，这样无利害关系董事可以代表公司与利害关系董事进行磋商。而事后追认使公司没有磋商机会，先斩后奏导致董事会需要权衡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不是考虑交易对公司是否有利，而是已经完成的交易是否对公司如此不利以至于必须将同僚董事诉诸法庭。[49]因此，对于事后披露和经董事会追认的自我交易，既不宜直接赋予公司撤销权，也不宜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和以“合理公平”标准审查交易的效力，而应由利害关系董事承担举证责任，并以“完全公平”标准对交易进行审查。但是对于事后披露和经股东会追认的自我交易，可以发生与事先同意相同的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董事同时具有公司控制股东身份，无论是经董事会还是股东会批准，都应当采“完全公平”的审查标准，披露义务和批准程序仅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效力。

注释:

[1]参见〔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2]关于前三个阶段的论述，See Harold Marsh， Are Directors Trustees?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rporation Morality， 22 Bus。 Law(1966)35， pp 36一44。

[3]也有美国学者对早期是否实行绝对禁止原则提出不同看法，如Beveridge教授认为，即使在普通法中，也从来没有严格禁止利害关系董事交易的规则，See Nonvood P。 Beveridge ]r。 ， Interested Director Contracts at Common Law： Validation under the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 Fraud， 33吻。L。 A。 L。 Rev。 97 (1999一2000)。

[4]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法律出版社199!〕年版，pp。400 -401。

[5]参见[美黛博拉A-德族特：《英美公司法釜事自利文易规制之比较》，曹阳等译，载张新民编：《民商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张开平：《英美公司黄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6]〔关罗伯特W。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第5版)，齐东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7]See Lewis D。 Solortan， Jeffrey D。 Bauman and Elliott J。 Weiss， Selected Corporation and Partnership： Statutes， Rules， and Forms，West Publishing Co。 1994，pp。90-91；工美伯纳德"S布莱克：《外部黄事的核心信义义务》，黄辉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脚注。

[8]同前注[5]，袋博拉A-德蔽特文，第412页。

[9]Marciano v。 Nakash， 535 A。 2d 400， 405 n。3 (Del。 1987)；Oberly v。Kirby，592 A。 2d 445 (Del。 1991)；Nixon v。 Blackwell，626 A。 2d 1366， 1376 n。7 (Del。 1993)。

[10]In Re Wheelabrator Technologies， Inc。 Shareholders Litig。，663 A。 2d 1194， 1203 (Del。 Ch。 1995 )。

[11]经营判断规则是衡蚤釜事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审查标准，股东虽不对公司承担注意义务，但这并不妨碍按照经营判断规则审查交易是否公平。

[12]Weinberger v。 UOP， Inc。，457 A。 2d 701，710一11 (Del。 1983)。

[13]Kahn v。 Tremont Corp。 694 A。 2d 422，428 (Del。 1997)。

[14]See Citron v。 E。 1。 Du Pont de Nemours&Co。，584 A。 2d 490， 502 (Del。 Ch。 1990)。

[15]See Zohar Goshen， 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ling Corporate Self一Dealing： Theory Meets Reality， 91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3)393，p428。

[16]转引自前注[5]，张开平书，第259-261页。

[17]See Revision Report of the Assembly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Revision of the Corporation Code， 55(1975)，转引自施天涛、杜晶：《我国公司法上关联交易的阪依及其法律规制》，《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18]See Melin Aron Eisenberg， Self一interested Transactions in Corporate Law， 13 J Corp。 L。 997(1987一1988)，P。1005。

[19]同前注[18]，Melin Aron Eisenberg文，p。1006。

[20]施天涛：《新公司法是非评说：八二分功过》，载王文杰主编：《月旦民商法研究：最新两岸公司法与证券法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21]参见王保树：《从法条的公司法到实践的公司法》，《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2]参见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年版，第284-287页。

[23]参见《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 8。30条，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24]同前注[5]，张开平书，第259页。

[25]《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规定：“如果法院作为法律问题认定合同或合同的任何条款在订立时显失公平，可以拒绝执行该合同，或仅执行显失公平部分之外的其他条款，或限制显失公平条款的适用以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26]参见〔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27]同前注[7]，伯纳德S布莱克文。

[28]See Bernard Black and Remier Kraakman， A Sell一Enforcing Model of Corporate Law， 109 Harvard Law Review (1996)。

[29]See Troy A。 Paredes，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Why Importing U。 S。 Corporate Law Isn't The Answer，45 William&Mary L。 Rev。 (2004)。

[30]英美法将同一个人在两家或更多的公司中同时担任董事的现象称为共同董事或联锁董事。

[31]同前注[5]，张开平书，第254一255页。

[32]参见《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60条第(3)款。

[33]Imperial Mercantile Credit Association v。 Coleman [ 1873] LR 61-11。 189， at 201

[34] (1993) 11 ACSR 2印；11 ACLC 761。

[35]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83条，原《1985年公司法》第317条第(7)。款。

[36]Hely一Hutchinson v Brayhead [1968] 1 QB 549， per Lord Denning MR at p 585； Guinness Plc v Saundes [1990 2 AC 663， per Lord Goff， 697E一H。 Quoted from Company Directors： Regulat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Formulating a Statement of Duties( Consulting Paper

)，para 4。78。

[37]Willam L。 Cary， Melin Amn Eisenberg，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5th ed。)，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80， p584。

[38]同前注[5]，张开平书，第248页。

[39]Hely一Hutchinson v Brayhead Lid[ 19681 1 QB 549， per Lord Wilberforce at p。589一591 and per Lord Pearson at p。594。

[40]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75条第5款。

[41]参见前注[7]，伯纳德S。布莱克文，第221页。

[42]North一West Tranwportation Co Ltd v Beatty (1887) 12 App Cas 589。

[43]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75条第6款。

[44]L。 S。 Sealy， Cases and materials in Company Law (7th ed。)，Butterworths 2001，p。272。

[45]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m Company Law (6th ed。)，Sweet&Maxwell 1997， p。613。

[46][加]布莱恩R。柴芬斯著：《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47]同前注[18]，Melin Aron Eisenberg文，pp。 1002一1003。

篇3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三、法律意识与守法

法律意识随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评价、取舍而逐渐形成。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5〕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可以超越社会现实：又可以滞后于社会现实，还可以与社会同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公民社会没有出现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远远抵不上权力意识（官本位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如何遵守法律，而是如何钻法律的漏洞，或逾越法律后，如何运用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在我国，真正走向法治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有完备的法律，是否有善良之法，而是要有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公民，即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将守法变为自觉，社会法律秩序才得以建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6〕所以，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法律”。

四、法律意识与司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所以，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法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公正。法官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影响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法院的整体形象。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7〕五、法律意识与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保障，是维护法制统一，防止权力滥用、懈怠的手段。它是法制的必要环节。

1.法律意识与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任何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程序进行。为避免其违法、越权，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必有监督机构的设置，以对公权力形成制约。这种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法机构，其法律意识状态与前述一样，是监督权能否正确行使的内省力。因为，要想杜绝官官相护，执掌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将法律意识内化为职业道德和内心信念，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才能不畏压力，确保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2.法律意识与权利监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并服务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设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其自身的私利交织在一起，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成为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践踏者。此时，如果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畏惧权力，只会助长权力的疯狂、恣意。反之，公民的维权意识很强，则会形成强大的震撼力，迫使权力有所收敛。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有着良好的法律意识，他们会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他们会自觉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以此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3.法律意识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誉为第三种权力的监督，这说明其监督的力量与力度的强大。理论上，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它独立于公权力，只要依法行使，便不受公权力干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尴尬状况。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极端现象：其一，舆论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自我，缺乏独立性；其二，舆论不负责任，进行严重失实的报道。两种现象均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试想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和信仰，不畏权势，不受制于权力，勇揭权力的滥用与黑暗，那将会对公权力形成怎样的制约，公权力自会收敛其无度的扩张。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慎重对待给社会的信息是否客观，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诉争。此外，舆论工作者的法律意识状态直接影响并引导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甚是会影响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必备的内在精神要素，它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53.

〔2〕〔5〕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9.51.

〔3〕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2.

〔4〕亚里士多得。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篇4

（一）心理上的变化需要以法律意识予以调整中等职业学生年龄大部分在15——20岁之间，处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且特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等职业学生处在一个及其危险的时期，贪慕虚荣，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能力差、逆反心理强烈，盲目跟从、寻求刺激，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引导，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发生必须以提高法律意识为着力点从实际情况看，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学时期学习成绩长期处于班级和年级的尾部，有的学生思想纯正、品德优良，但有的学生在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方面却很欠缺，屡犯校纪校规，惹事生非，玩心极重，自由散漫，极想表现自己，遵守行为规范差，经常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且，他们也面临着离开学校后直接步入社会的现实。所以，帮助他们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信仰从而自觉遵守法律，预防和遏制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

二、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实施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素质教育是素质的培养与锤炼过程，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独立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个性品质为出发点，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和谐而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法律意识属于历史范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法律意识也属于法律文化范畴，它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包含着人类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情感、思想和期望，蕴涵着个人及群体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法律意识与素质教育是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素质教育是法律意识的基本宗旨和要求，法律意识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往往是本质的问题，而法律意识相对与素质教育是现象和表现。法律意识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素质教育的水平与内涵。在实践中，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往往他的法律意识也是很强的。

三、强化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强化学校的民主法制机制，为中等职业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加强学校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到依法决策、办事民主，建立起严格的规章制度，才能在师生中树立起一种以遵纪守法、民主决策为荣，违法乱纪、破坏民主为耻的良好校风。为此，我们首先要着重提高领导班子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民主决策的能力，把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步推进。

（二）提高教师队伍的法律意识。教师队伍的法律意识现状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领导、教师、学生都是平等的主体，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任何不尊重和损害别人权益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抓好教师队伍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多种方式综合运用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充分利用法律课的教学效果，适当增加法律部分的教学课时和内容，及时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常识。其次，利用多媒体教室，多给学生播放涉及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相关的短片，通过短片的观看，加深学生对短片所涉及的相关法律知识的理解。第三，带领学生多参加与法律相关的社会实践，比如到法院参加审理过程的旁听，让学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学习和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是实用人才，而实用人才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法律意识的提高，如果没有法律意识，或者法律意识低下，这样的人才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所以，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法律意识非常重要，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的相互配合与共同努力，才能卓有成效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结语

篇5

(一)增强法律意识是促进大学生的个人素养提升

全面发展的需要。健全的法律意识能够促进大学生个人素养，能从文化上提高大学生的内涵，对于一个法制社会国家来说，能有培养具有法律意识以及深刻内涵的人才，无疑是推动这个法制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提升大学法律意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以及个人对法的理解，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随着日益发展的社会，法律是如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法律有着重要的思想意识，才能更好的融入法律当中，运用法律，建设法制社会。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并不容乐观。不能正确的行使法律，以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不能有效的得到保障，也使得法律意识淡薄的某些人走上犯罪的道路，近些年，大学生犯罪的例子也频频皆是，对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紧迫的问题。

(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自我利益得到保障的重要途径

法律作为调节利益的规范，日常生活中在保护人民权益方面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大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其所具备的法律意识对其在社会生活中自身利益的保障与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工作与生活中，大学生需要面对许多在校时并未能面对的问题，有些情况下，需要运用法律的武器才能维护自己利益，而此时法律意识在问题下起着一个基础的作用。如若在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学生眼中，对权益的保护以及维护未能做到最好，从而使其低迷，失去信心，最终做出消极的决定。而社会生活中，法律意识不仅仅只是口头的空谈，自身的合法权益需要自己来维护，因此，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将来进入社会必要生存手段也是推动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建设法制社会的必要因素

依法治国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当代社会的知识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来说，增强其法律意识是使其为法制社会建设及推动依法治国的力量。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全体公民守法自觉性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主力军，当代大学生日益成为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主体力量，其法律意识的深浅直接影响着对行政以及司法工作的开展，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仅能为行政、司法工作的开展做出重要影响，也能为树立法律形象，健全、普及法律提供一个良好的精神力量。

(四)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将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中，是全社会对大学生所寄予的期望。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学习中得到的各种知识，与目前社会折射出的各种矛盾问题，在大学生心中树立一个正确的法律形象，才能使其对面对的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中，法律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当代大学生若法律意识薄弱，则对社会构建中的不平等问题将会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增强其法律意识能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面对的那些问题，从而使其能正确的认识与处理，最终达到个人，集体的利益得到最完全的保障。通过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增强，使大学生能在将来更好的去面对，积极的客服与解决那些在构建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自信心，尽快的成熟起来。

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途径

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树立科学的思想的引导，才能够培养人们正确的观念和科学方法，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通过对法律意识的培养，从而使得思想层面的提升，来做到一个对思想树立的前提和关键。当代大学生需要加强思想建设，学习与研究法律，加强法律意识与法律素养的培养，树立一个法律形象，从而使其能在今后社会生活中能通过法律意识对其的引导，做出理性的判断。实际行动也是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对法理的深刻了解，咨询有关律师，多观看公开审理的案件，对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案件的判罚做出相应的结论，以便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能够运用所观察学习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需要在学校多开一些法制教育的讲座，让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使得大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且，大学生入学期间，要多开展普法活动，让他们不只是学习专业课的知识，更要知法懂法。

三、总结

篇6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 法律意识现状 主要途径

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撑主体，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法治文明的程度。

一、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与分析

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明显增多，占社会刑事犯罪的比例持续上升，而且犯罪类型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同社会犯罪比，其涉罪范围、性质及危害没有质的区别。数据显示：“象牙塔”并不平静，高职院校学生们的法律素养包括法律意识状况令人忧虑。

1、高职院校学生缺乏从总体上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现代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与传统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视法为工具与目的的统一，并更加强调法的目的价值，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对法的民主基础尚未有明确的意识，仍然存在着一种传统意义上将法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观。譬如，他们也认可“法治”反对“人治”，但受到传统人治观念和现实中一些“权大于法”现象的影响，往往认为法律只具有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他们也认可民主反对专制，但受到中国现实国情的制约，往往认为法制只存在于民主制度而专制制度下就没有法制，没有认识到法制既可以与专制相结合，也可以与民主相结合，而只有以民主为社会基础的法制模式，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法治。

2、有感性法律意识，但缺乏理性法律意识

法律本身是一门学理性极强的学科，不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理论，就难以用理论解决现实存在的法律问题。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法律的认识还只处于初级的感性阶段，正是因为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仍处于对法律本质认知的启蒙状态。比如，多数学生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对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却知之甚少，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都是实行的国家，若不能将宪法提到的高度加以认识，在论及宪法内容时不能立即想到公民的权利以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则是缺乏现代法治意识和意识的表现。

3、有被动法律意识，欠缺主动法律意识

由于传统法律意识的思维惯性，以及教育与宣传舆论的局限，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处于一种被动的守法状态，认为守法就是遵守刑法。这种被动的法律意识更多的是一种守法教育下的结果。譬如，现在一些高校内的法制宣传栏中的内容都以描述违法犯罪的案例及其所受的惩罚居多，往往使得高职院校学生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法律的铁面无私和无情，甚至有个别高职院校学生得出了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无需学法的错误结论。守法教育固然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如果将守法教育代替整个法制教育，以守法为法制教育的初衷和归宿，则不仅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意识的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悖逆。只有彻底转变法制观念，以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权利的积极行使为出发点，才能在更深层面上对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和建设法治国家做出回应。

二、培养和塑造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高职院校学生的现代法律意识的塑造过程，不仅仅是依托于学校，更需要深深地扎根于以社会为背景的“土壤”之中。因此，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与分析，现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1、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创造有利于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开放，时代感强，主观上期望法治，关心国家法制建设，但世界观还未完全成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做到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执法的程序化，守法的自觉化；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普法、守法、执法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进行生动的法制宣传，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对于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实行“依法治校”，营造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氛围。

高校的法治环境如果是民主、平等的，必然对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的正确树立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反之亦然。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活动要有章可循，程序合法。学校制定校纪校规时，要确保所建立和使用的规章制度不违背法治的精神，与国家现阶段所颁布和使用的法律法规不冲突，并“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

3、深化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开展校园法制文化活动，以适应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要求。

目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普遍存在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教材内容未突出重点，只注重编写的系统性，教材内容几乎涵盖了我国现行的法律，书中几乎无任何案例对相应法理进行释疑，而法律条文中大量引进的专业术语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无异于读天书，不适应学生自学和阅读的需求。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当积极拓展法学选修课的开设门类和开设范围，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从而逐步培养出适应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的高职院校学生。

参考文献

篇7

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legal consciousnes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Ningxia include economic and religious factors， law enforcement and justice factors， cultural education factor.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legal consciousnes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Ningxia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process， need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the entire society. Interview on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Ningxia and the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for other minority areas， which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关键词：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问题；对策研究

Key words： Ningxia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e legal awareness；problem；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328-02

0 引言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黄河中上游，总面积6.64万平方公里，海拔1090-2900米。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宁夏大力发展劳务产业，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70万人以上，农民工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占到60%和70%，已成为宁夏二、三产业的基本力量。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30岁及以下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量的62%。

2013年春节期间，笔者以访谈的形式，对户籍在宁夏的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调查工作由笔者组织宁夏大学学生实施，以入户随机调查为主，结合部分行业调查，基本涵盖了宁夏各个地区。调查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

1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1.1 法律知识缺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您知道我国都制定了哪些法律、法规，调查见表1。

调查表明，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够了解。了解婚姻法和劳动合同法高于宪法和刑法。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2的被调查者回答知道劳动合同法，而超过1/3的人回答知道婚姻法，1/5的人回答知道宪法。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法律、法规的了解仍需提高。

1.2 法律意识脆弱，维权护法精神欠缺

如果您的雇主有意拖欠您和您工友半年的工资，您的首选做法见表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对“找熟人协调”的选择率高达46.7%，而对于向法院的选择率则低至6.7%，甚至远远低于对“找老板协调”的选择率。这一现象反映出公众在法律保护问题上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和对法律的强烈排斥。

1.3 法律意识受到宗教影响很大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志脆弱，维权护法的精神较为欠缺，普遍存在担心麻烦、恐惧报复、权利麻木等情况。在当地回族中，法律意识还较大程度地受到宗教，尤其是《古兰经》的影响。当面对相关的法律问题时，他们更习惯用而非法律规范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出当地回数民族法律思维方式的感性化，即对自身的行为调整倾向于自律或者是私了，法律因素还难以成为他们思维或决策中的主导因素。

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对策研究

2.1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的形成原因

2.1.1 经济因素 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必须将经济建设作为基础工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环境法律意识特别受到社会总体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里，人们最为关注的是衣食住行问题，法律意识是居于第二位的。

只有市场经济越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越提高，才能为法律意识的提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宁夏一些地区还属于国扶、省扶贫困县，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甚至连温饱水平都达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造成了影响。例如，诉讼作为纠纷的解决手段比起其他私力救济方式来说需要耗费更多的财力这就让人们在选择运用诉讼手段时多了一份顾虑。

2.1.2 宗教因素 宁夏新生代回族农民工对伊斯兰是无比虔诚的，他们将《古兰经》作为生活准则置于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一般人对这些准则都能予以自觉服从和遵守。而对于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夏新生代回族农民工也都是认可和遵守的，但他们对于法律的信赖程度远远低于《古兰经》。

由于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作为一种严格的内控性生活制度，其严格的私密性和族群性实际上有可能对国家法律的实施产生一定的阻隔和消解作用，比如当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中的某些规定一旦与国家法的价值追求不一致的时候，这种可能即会变成现实，它往往削弱了国家法律在回族社会中的权威和效力。它会影响到人们对国家法律的认知程度，甚至会误导人们轻视国家法律。

2.1.3 执法和司法因素 从对宁夏新生代农民工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法的实现缺乏信心，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执法不严、司法腐败导致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在当地群众的眼中不过是金钱和权力的玩偶。以普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制教育、宣传活动对于提高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的作用，可以说是虽有成效，但并不显著。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法律至上的确信和观念的形成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对社会大众而言，更要靠具体的法律经验的感知。因为对于观念确信乃至信仰坚守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说教，而是行为的感召；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具体的示范。而这种感召与示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自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

2.1.4 文化教育因素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知识与文明相伴，而文明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主观要件。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或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法律意识水平一定高，但是可以肯定，一个人如果是文盲或半文盲，对于他知法和守法无疑会形成严重的障碍。经过对宁夏新生代农民工访谈情况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较低，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宁夏的教育事业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办学力量薄弱、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低，教育手段落后等，这些因素在制约当地回族族受教育程度的同时也阻碍了他们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

2.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的对策研究

2.2.1 在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中设置兼职法制督导员。建立、健全对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员及阿旬的法制宣传、培训制度。清真寺在回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开展和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地方，也是回族聚居区信息交流的中心，所以要通过强化和提高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阿旬的法律素养来发挥清真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法治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清真寺中的法律督导员不仅肩负为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阿旬在自主管理的过程中提供法律帮助和指导，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各种形式对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阿旬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

2.2.2 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学法渠道。利用网络这种新型宣传媒介进行法律宣传，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学法的渠道。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组织法律宣传人员将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感兴趣的典型小案例采用漫画、照片等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进行展现，并创建专门用于法律宣传的《法律手机报》，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免费向新生代农民工发送。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浏览的网站和一些门户网站上，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宣传内容放在醒目位置。当然，在内容的选择上也需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和用语言的生动性，从而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注意，调动其学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一些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手机的农民工，可以采用政府发放通信费用补贴或政府直接购买的形式，提高农民工的手机拥有率，从而扩大手机和网络这两种新型宣传媒介的影响力。

2.2.3 加强“普法”宣传力度，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可以采取培训班、讲座、科技推广等形式，内容包括：①法律、法规教育：为农民工讲解《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农民工维权常识等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让农民工知法、懂法、用法，更好地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②可持续发展教育：强抓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整体技能水平。政府在农民工在职培训上担任重要角色，通过和当地的职业院校联系，以政府采购方式建立农民工培训基地，在培训经费、师资力量予以支持。建立健全农民工在职培训机制。③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教育：提高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法律意识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与人的自身素质和整个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在直接进行普法教育宣传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市场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等，这与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契约意识，促进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8.

[2]梁利.《试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法律信仰问题》，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3]刘进田，李少伟著.《法律文化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997年第l期.

[4]李萃英，李光禄，李双立，庄严，李文波.《山东省公民法律意识调查与分析》，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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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意识；培养；政治课堂

所谓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性认识，是实际上支配人们法律活动的思维方式。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和课程标准以及青少年的法律素质现状决定了该门课程的教育功能，那就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作为主旨目标。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培养，应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联系生活实际。通过自己多年的初中政治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一些自己的做法：

一、做好榜样示范，提高政治教师自身的法律素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职业最重要、最典型的是其典范性。许多优秀教育的经验表明，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自己首先要做到。教师如果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进自己却不能守法，就会使不校的法制教育苍白无力。作为初中政治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自己就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权力机关在教育立法方面进展很大，陆续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重要教育法律，依法治教部题已经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师首先必须树立教育法制观念，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成为知法、懂法、能够依法行教的新型教师。其次，教师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教师从事法律教育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法律教育活动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价值的保证。教师的责任应该是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对各种法律制度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与解释。推崇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规范。

二、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时效性

中学思想政治课课堂是中学生系统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培养法律意识的主阵地。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从而提高法律素质。教师应当将法律知识的学习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优化课堂教学，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针对学生的实际，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在坚持课堂主渠道教育的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提高学生学法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报纸和电视，网络等多种传媒，如中央电视台的法制频道，《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尽量多地搜集与法律条例相通的法律案例和时政大事，切实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教学中不应单纯讲解法律知识，更应注意法律意识的培养。要以思想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 以增强中学生道德法制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教育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公民是组成现代社会的细胞，具有独立完整的人格及尊严，不依附于任何人。在法律面前，公民独立地完全平等地承担着法定义务，同时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平等地接受法律监督，不允许有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种公民意识是现代法律意识的基础。

三、选取生活实例，增强学生法律意识

根据公安部门不完全的统计，在全国的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呈现逐年增加、年龄渐小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娇身惯养外，更重要的是法律意识的淡薄，有的甚至没有法律概念。思想政治课对于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学法、懂法，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减少违法犯罪。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身边的案例引发学生思考、讨论。让学生学以致用。比如我在跟学生研究“当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时，选取了这样一则案例：公民建俊霞曾被李自超打成重伤，一直怀恨在心。这天，她发现李自超5岁的女儿李敏敏独自一人在家门口玩，便哄着将她和自己9岁的女儿带到村里的蓄水池边，唆使女儿将李敏敏推入深达六米的水池，致李死亡。建俊霞想以3000元私下了结此事，但李自超夫妇没有同意，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案件很快被逮捕归案，最后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建俊霞死刑。我发动学生展开系列讨论：建俊霞没有亲自杀人，为何要判处他死刑？李自超夫妇依法报案的做法对不对？建俊霞当初被李自超打成重伤后，应该怎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自超将人打伤，能不能因女儿已死而逃脱法律责任？学生兴趣盎然，讨论激烈，整个课堂形成了“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良好局面，在不知不觉中法律知识潜入脑海、深入心田。通过学习，他们能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有一同学中午上学路上遭遇社会不三不四青年敲诈勒索，及时拨打110，闻讯赶来的警察及时截住了尚未离去的一名作案者，并最终将逃之夭夭的另一名青年捉拿归案。

四、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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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成因探析

失地农民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意识培育在于农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蕴含了其对法律的了解、理解、评价、信仰和需求等要素。笔者将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概括为:失地农民对现行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对现行法律现象中法律主体权力和义务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于一体。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商丘市周边的农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区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06份,其中有效问卷050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表、表2的统计数据可知,失地农民是在被动的接受法律知识,他们对土地被征用政策缺乏全面了解,有833%的农民不同意政府的赔偿方案,564%的人选择忍气吞声,762%的人最终可能会因对法律的不信任选择妥协进行私了,2548%的人会采取暴力手段,一小部分情绪过激者会选择轻生。虽然样本有限,但足以看出失地农民法律认知度低,法律维权意识淡薄,普遍存在轻视法律的现象,法律认同出现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轻法思想的负面影响。“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无讼”“厌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礼治”“德治”道德化的痕迹已经在人们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尚公、重礼、贵和的社会观念渗透到方方面面,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淡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被其制约和束缚,在“人治”思想中无限放大了权力的功能,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属品。虽然在农村传播法律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法治”思想在农民的思想范畴里明显被边缘化,人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治”,法律更多地流于形式,程序正义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遇到征地拆迁纠纷时,因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以忍让、协商、调解等手段解决纠纷,诉讼途径被忽视。传统文化的轻法理念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培育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2法律文化在农村传播存在制度。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是阻碍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瓶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已经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满足于现状,缺少利益驱动,法律需求欲有限。“贫穷和愚昧是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障碍,因为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2]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城乡法律文化在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上凸显出巨大反差。而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突然失去土地,感情明显受创使他们更是无暇顾及了解与学习法律。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与失地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法律传播受阻。农村法律文化现状与城市法律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使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拓展受到限制与约束。

[JP2]其次,农村的普法教育严重滞后。农村经济的滞后导致了教育的落后,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全民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农民的法律需求也明显增长,但总体看来,普法工作的力度还存在不足,普法人员严重短缺,没有专业的普法队伍,普法内容过于形式化,对失地农民的法律维权教育涉及较少,再加上普法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十分有限,这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处在较低水平。且在法制教育上中国传统思想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偏重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宣传,忽视了法律正义程序的宣讲,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没有途径去获知什么是实体法,什么是程序法,更谈不上如何使用程序法维权。失地农民征地问题涉及更多的恰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用到的正是程序法中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而失地农民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知识几近空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农村的普法教育还不完善,还存在制度性的缺失,法制教育相对于总的教育资源还很薄弱,农民很大程度上是随意性地了解法律,接受正式法制教育的机会较少,接受程序法的宣传教育更是少之又少,法制宣传不到位。落后的法律教育宣传与农民的法律知识需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影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持续发展。[JP] 再次,漫长法律诉讼过程及高额的诉讼费用加大了农民选择走法律程序的风险。尽管我国

司法在程序和实体上都严谨严肃,在制度上主观上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但“诉讼成本较高、司法资源短缺压抑了农民依法用法的欲望”。[3]诉讼时间长,增加了失地农民的精神负担,诉讼费用高让失去土地生活已拮据不堪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万一诉讼失败还有承担双方的诉讼费用的风险。久而久之,失地农民不愿再选择法律维权。 3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基础薄弱,法律体系不健全,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阻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拓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农民的现状之间存有较大距离,农村立法不完善,现有的法律不能适应失地农民当前的需要。虽然我国多次颁布惠农政策,但涉及农业和农村的法律法规还较为薄弱,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失地农民的更是严重不足,并且存在责任模糊现象,使失地农民无法适从。

二、提高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举措

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突破传统轻法观念奠定物质基础。中国人经过五千多年来的文化洗礼,形成了充满亲情的伦理型社会,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道德规范使敦厚的失地农民缺失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轻法、畏法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失地农民的集体认同是义务意识应该凌驾于权利意识之上,义务本位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对法律介入有一种潜在的消极意识。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改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必须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看出,影响人们思想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制约,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改变当下失地农民的经济状态。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思想是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如此,才能为培养失地法律意识形成理性维权的思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大普法教育力度,优化法律服务体系。失地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农民的一般属性,同时又有农民失地的特殊性。针对失地农民身份的二重性,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首先,就农民的一般属性而言,农村教育发展可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丰富文化基础,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途径。“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5]中国有9亿多农民,农村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全局性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总量问题,也就是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城市形成很大反差。”[5],所以为了培育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需要从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方面抓起,为农民吸收新知识及贯彻民主和法治扫除制度。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农民文化素质才>，！

其次,就失地农民的特殊性而言,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上极不安定的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潜在威胁,提升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优化以下法律服务: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普法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让法律知识进入失地农民头脑,使他们从传统的“人治”思想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创新普法教育形式,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要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农民实际的普法计划,特别是通过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领悟把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从抽象转换成农民能够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法律知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就与失地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暂行条例、司法解释等进行搜集整理,组织法律知识宣传小组或团队,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来,并结合当地新出现的一些实际案例,整理归纳,编写出专门的教材,有步骤、有秩序、有针对性地对失地农民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其理性思维。第二,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讲堂和咨询服务。要结合实际案例定期做专门的法律讲堂,用农民生活中的实际案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特别要针对当事人在征地拆迁行为中如何判断利益损失,如何维权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如对合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运用行政补偿进行维权;而对违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则需要选择程序法中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有效维权,以最大可能挽回损失。要对当事人维权方式加以引导,避免极端维权,要选择理性维权走法律途径。同时设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站,以方便及时地解决失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就有关法律事务问题的问询,化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第三,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司法资源均等化发展。针对诉讼费用较高,诉讼时间较长这一问题,应加大对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力度。要最大限度地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只有诉讼成本越来越低,失地农民才会更主动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同时,政府良好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诉讼意识,政府可以设立专门部门对农村现有的法律资源进行整合,对当地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需求进行统计,并制定出经费预算,给予适度财政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的顺利进行。

3加快完善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促进农村法律文化发展,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要根据失地农民的现实需要制定出更加完备的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排除权责不分,规定模糊的语言,使失地农民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核心,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任的重要保证,坚决杜绝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随意性,避免滋生腐败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加失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执法必严”是关键,确保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平、公正。“违法必究”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和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树立法律权威。要通过完善和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制定出适合失地农民的一系列具有可操性的法律法规,让失地农民看到希望,使他们的诉求理性的有步骤、有程序地表达出来。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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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1-0315-01

一、当代中职生法律意识现状

现阶段中职生的法律意识现状不容乐观。由于我国逐步重视中职生教育，并对中职教育给予了大力支持，中职学校陆陆续续扩大招生，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有所下降。此外，一部分学生由于自身原因、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总结当今中职生法律意识现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

在我国，中职类院校主要以技术教育为主，极少部分学校才开有法律教育学科，而且这少部分学校仅仅把法律教育当作公共课进行开设，另一方面，大多数中职院校缺乏法制教育宣传必备的基础设施，没有形成法制教育环境。这样法律教育就无法深入到学生日常学习中去，无法培养学生对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另外，出于保护学校名声等一些原因，学校往往只对在校期间中职生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纪律处理而缺少法律教育，这样导致了一部分学生对自己造成的社会危害缺乏法律认识。

2.中职学生往往缺乏法律信仰

中职学生往往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律信仰，无法给与法律充分信任。中职生离开家庭进入中职院校学习，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但是由于大部分中职生是因为没有考上高中，无奈之下才进入中职院校，导致他们不仅在文化知识上，而且在人生理想、意志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弱点，再加上他们自身年龄偏小，尚未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很难抵制外界不良信息的诱惑和影响，从而导致他们信仰的偏颇。

3.中职学生法律观念偏差，法制观念淡薄

法制观念是指学生在对国家法律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对于法律所表达的意念及思想的法律意识形态[1]。据中国法制网统计，在中职生中，约有29%的学生存在着违法犯罪倾向，包括盗窃、打架、抢劫同学财物等，有41%的中职在校生产生过退学念头，还有13%的中职生有着其他不良嗜好或者行为，在这些问题学生中，问题女生约占15%，即使在一些无不良行为的学生中，也存在着一部分人认为中职生主要是学好一门技能，法律观念与自己无关。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知，中职生法律观念存在偏差，法制观念淡薄。

二、相关法律意识对中职生的作用

1、中职生健康成长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职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律教育，良好的法律素养是新时期下中职生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2]。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需要我们青年一代遵法、守法、敬重法律。中职生是未来祖国新一代的建设者，他们的法律意识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状况，因此，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不仅仅能促进中职生的健康成长，使其从法理的角度去认识和体验社会，从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且还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的历史进程，促进社会发展脚步。

2、培养中职生的法律意识是职业学校进行技术教育的前提

不可否认，中职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才，然而，高水平技术人才必须要具备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根据国家有关数据表明，近年来，具备高技术水平青年人才犯罪率大幅度增加，青少年犯罪呈现高知识和技术水平发展，可见，若无相应的法律知识与中职生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相配合，中职生也无法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建设者。中职生年龄大都在16-18岁，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及差异性日益增强，要想取得全面发展，必须要法律素质与技术能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通过法律意识教育，可以对中职生其他素质方面的提高，如道德素质、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3.培养中职生法律意识可以维护学生自身权益

培养中学生法律意识还可以促进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中职生进入中职院校进行学习最终目的是学的一技之长以报效社会，然而社会中却屡屡出现拖欠中职毕业生工资、强迫学生缴纳违约金等等侵犯中职生权利的事件，中职院校通过培养中职生法律意识，可以促使学生通过有效的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持社会法律秩序，不至于在社会求职工作中受到身体或者经济上的损失。

三、培养中职生法律意识的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要求必须重视中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但是法律意识不是偶然形成的，需要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不断培养，因此如何培养中职生法律意识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培养中职生对法律价值的认同感

培养中职生的法律意识，是使他们对当代法律产生认同感，学会尊重法律，认真对待法律教育，这样才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同时在生活中更好的运用法律指导自己的社会生活[3]。因此，应用具有针对性的理念来判断法律所体现的价值观能否符合中职生的本身需求，能否在中职生中充分体现公平和正义，并保障其有法可依，法律的内容能否反映中职生价值追求。这些都是在培养中职生对法律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职生从内心对法律的信仰达成契合，从意识上感受到学习和运用法律的重要性，才能自发的遵守法律。

2.创造良好的法律培养环境

环境对于人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中职生。在对中职生社会环境的培养中，要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加强司法的权威及其公信力，使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将典型案例进行生动的法治宣传，为中职生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学校的小环境来看，在教学模式上，学校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主动性，引动学生主动的关注社会，能够用所学的的法律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从管理方面，树立良好的规章制度，依法治校、依法育人，对遵纪守法的学生进行表扬，对违规违纪的行为不因人而异、不迁就、照章处理；在学校宣传上，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让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活动中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

3.提高法律教育教学质量

中职学校教师的法律修养及素质水平对中职生的法治教育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校生活中，教师与中职生的接触较多，教师的教学以及对学生的引导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提高教师的法律素质和修养从而带动学生积极像教师学习，从而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教育也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方法，要致力于教学发放的创新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课堂中多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利用典型案例使学生得到启示，通过多媒体等方式，使学生能够更直观的进行学习。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使法律意识能够更加轻松的渗透在学生的学习中。

四、小结

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学生自身的学习。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促进中职生职业技能与法律意识共同发展，积极引导中职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茜，周林峰.浅谈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 科技致富向导，2012，05：13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