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0 07: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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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范文二:经济危机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篇2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实现财务管理工作的安全、有效,首先应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思想,并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与权利有效结合,同时还要采用激烈的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保证企业财务活动的能够顺利正常的进行,其次应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保证企业财务管理每一个业务都能够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同时还要建立岗位责任制,使每个企业财务管理人员都能明确自己的职责,从而保证财务管理的公平有效,最后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使石油企业一切财务管理工作都有章可循,从而达到有效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保证企业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2财务管理目标多重化
实现股东财务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员工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工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员工的创新性活动,而且企业中的劳动人员中不仅要以劳动为主,因此企业财务管理不仅要实现股东财务最大化,还要使员工利益最大化,除此之外还要满足与企业关系密切的集团利益,促使这些集团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回报,因此财务管理目标多重化是必要的。
3企业风险防范与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企业风险防范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经营风险,石油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因此在石油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油价的波动较大,因此会加剧市场竞争,不利于石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2)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影响下,企业可以从金融市场上获得相应的资金,并合理使用金融工具,避免发生金融风险,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生产和发展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虽然金融市场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财务管理人员是石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主体,因此要做好石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就要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鼓励石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创新,并积极学习理财创新工具,充分掌握理财的方法和技巧,保证企业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财务管理人员应树立新的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财务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明显增强,因此石油企业应协调好企业之间的发展与合作,共同实现双方利益。(2)风险理财观念。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树立风险理财观念,科学预测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3)信息理财观念。为了企业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收集的信息应更加的准确和全面,因此石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树立正确的信息理财观念,加强对有效信息的收集能力,从而为财务决策和资金运筹提供重要的依据。(4)知识化理财观念。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且关乎着财务管理的创新,因此石油企业管理人员一定要树立知识化理财观念,提升财务管理的工作能力,完善自身的不足,从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4总结
篇3
【论文摘要】本次金融危机不仅给中国商业银行业带来直接损失,住房信贷、出口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等方面加大了经营风险。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是: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培养风险管理工作队伍;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向大中型公司客户与个人客户并重、资产负责和中间业务平衡发展转变;谨慎发展住房贷款证券化。
一、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一般来说,此次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原因可以归纳为:一是贷款机构放弃信贷原则使次贷质量先天不足。高达1-3万亿美元的次级贷款主要由游离于存款体系以外的专业按揭贷款公司发起,其先天风险被节节攀升的房价所掩盖。二是投资银行高杠杆率操作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投资银行一方面从事高风险的证券业务,另一方面则运用高得惊人的平均3O倍资本杠杆。杠杆的顺周期效应使风险在市场景气时被忽视,而在市场向下时却被放大。三是一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未能对减缓危机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不能有效识别新业务带来的新型风险、对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计量能力较弱、应对压力状态的测试与预案准备不足、忽视表外风险的管理等。四是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对衍生产品估值过度依赖于模型本身的假设,依此进行定价的产品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往往会产生估值不确定性。五是外部评级机构对证券化金融工具评级存在严重问题。外部评级机构对金融工具评级仅依赖历史数据、压力测试不足、对金融工具评级缺乏主动性、信息掌握不充分等导致其不能有效揭示基础资产风险,助长了投资者的非审慎投资。六是政府监管缺位:其一,对不同业务监管标准不一致,部分监管领域出现空白,使监管体系与金融发展不相适应,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其二,美国没有一个联邦机构可以实现对全部金融市场整体风险状况进行监控和预警,使美国政府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使中国金融机构对这部分资产的投资遭受了损失,外汇储备资产价值也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不过,大多数损失应该是账面损失,需计提坏账准备,因而需要防范因为账面损失带来的挤提等信心不足情况的发生。二是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美国经济下降、国内需求萎缩,对中国向外出口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2008年1—7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速已经明显下降,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同比只增长了9.9%,美国市场出口占比也下降了0.2%。如果美国经济及欧洲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这一不利的影响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会使中国出口变得更加困难,对实体经济产生更大的冲击。三是资金层面的影响,金融体系危机必然会使资金供应紧张,跨国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可能收缩投资以应对美国国内的资金需求,这就可能使一部分资金从中国外流。而这种影响对中国来说不完全是不利的,到目前为止,海外资金仍有流人中国获取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利差的动机,部分资金因为美国金融危机而流出,缓解了资金流人的压力,进而缓解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这是有利的一面。另外,资金如果因为某个特发事件而集中流出,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冲击,因而需要在政策上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连锁性的冲击。四是心理冲击连锁反应。美国大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和重组虽然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延伸性危机,但是它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美国房价下跌、资产价格缩水等不利的影响。美国各大投行的破产使人们产生了全球金融陷入危机的错觉,不仅引发抛售资产的风潮,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暴跌的联动效应,还使国内包括海外投资于我国的很多投资抉择往后推移,这不仅造成金融市场的萧条,还使实体经济受到不利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商业银行风险
(一)中国商业银行的直接损失
在这一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的直接损失来自于持有的次级按揭贷款资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家银行资产减值准备增加;二是商业银行QDH产品收益出现下跌,外币资产期望收益率下降;三是部分银行因持有雷曼兄弟相关债券有一定损失,并导致银行股大跌。但是由于持有相关次债的银行投资规模不大,经营国际业务的能力不断增强,并在银监会的严格监管下,提高了房贷首付,增提了减值拨备,迅速采取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其带来的损失对公司整体运营而言,影响比较轻微。
(二)金融危机导致的住房信贷风险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处于调整期,住房价格下行的压力很大,并且,房地产业未能进入国家2009年2月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其发展趋势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同时,参照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国内房贷市场面临如下几种风险。
1.住房贷款的违约风险。违约风险是指借款者拖延或拒绝按合同还款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以下几种原因使目前国内房贷违约风险有加剧的趋势。一是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的加息趋势在下半年急转而下,正式进入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发展的降息周期。然而,虽然利率有所下降,但是房价下行的压力仍然不小,不排除在房价进一步下跌时,住房信贷出现更多断供的情况。二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征信系统建设比较落后。三是中国房价评估方法仍比较混乱。对借款者(尤其是炒房者)而言,有时房产估值的结果比首付本身更为重要。因此,缺乏权威的房产评估结果给银行的房贷决策造成很大困难。四是中国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程度很低。目前,房贷业务表现出的“高收益、低风险”特征使商业银行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力并不强,而收益水平相对于股市缺乏竞争力也使资产证券化产品遭受投资者冷遇。房贷违约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如果房价出现向下逆转的趋势,这些积累在商业银行的风险就会集中爆发出来。
2.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资金成本增加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这会增大银行提前偿付的风险,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产生巨大损失。并且当前国家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各说纷纭,房地产业的振兴规划尚未出台便是一个明证。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目前对于房贷及相关房地产信贷需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势。
(三)金融危机导致的出I=l企业贷款风险
受资金紧缩的影响,美国及欧洲的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钢铁、汽车、机器制造等传统对银行融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都遇到了贷款难、贷款条件更苛刻的情况。美国企业贷款和企业债的发行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2%下降至3%,并且还在进一步降低。这种影响持续下去必然影响到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2009年上半年的欧美经济在衰退的泥潭中挣扎。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受到财富缩水效应的影响,美国消费需求已明显收缩。另外,周边国家韩国和印度货币2009年以来汇率大幅下跌,我国对外出口受到不利影响更大。
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外贸型企业会遇到经营上的困难。因此,商业银行也需要关注放贷出口企业的经营情况,随时掌握企业的运营状态,同时也了解国家对于相关行业企业的振兴政策,从而确保自身贷款的安全。
三、金融危机下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低风险信贷,降低高风险信贷
金融危机爆发后,信用危机和信贷危机往往也随之产生。对商业银行来说,首先需要加紧回收高债务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贷款,其次需要恢复对健康的工商企业贷款。房地产市场调整是全球普遍现象,国内房价近年涨幅过大,存在调整要求,导致银行风险累积。银监会和各商业银行宜采取措施,加大开发商贷款监管力度。只有合理房价基础上形成的供需两旺房地产市场,才能既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又无泡沫,不危害金融稳定。
(二)建立和完善银行内部评级体系
所谓内部评级系统,是指由银行专门的风险评估部门和人员,运用一定的评级方法,对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按时、足额履行相关合同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的评级符号表示相应信用风险的大小。从发达国家银行的经验来看,内部评级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金融工具价格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账准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配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管理者风险决策提供参考等。商业银行应尽快加强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扩大风险评价和分析的范围、对个体风险和组合风险都要做到连续监控和准确度量,在银行内部成立专业化机构,组织调配各类有效资源,持续和深入开展内部评级体系的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并对相关的业务流程和决策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完善,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三)培养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专业队伍
建立风险管理体系需要具有深厚金融财务理论基础、数理基础和计算机基础的专业人员,商业银行需要长期培养、挖掘和储备符合条件的人才,设法保持其稳定性,防止人才流失。对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最好将其分散化,以防止个别人才流失对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冲击。同时,还要注意对现有人员的定期培训和优化调整,及时更新风险管理人员的知识体系,从而确保风险管理体系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四)培育良好的银行风险管理文化
银行风险管理文化是指一家银行内部经多年实践形成的风险管理的价值观以及在风险管理政策、程序等方面的传统习惯和行为模式的总和。中国商业银行在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前,要努力营造良好的银行风险管理文化环境,建立起重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让银行全体员工以伦理道德、银行的发展目标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保证收益增长与风险控制相统一、银行员工对风险与收益标准认识上的统一以及经营目标与业绩考核的统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风险控制者在涉及主观判断时,才会以风险管理为最高准则,真正实现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内金融机构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创造利润的内部驱动也越来越强烈,但是追求利润不能忽视风险。此外,在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时期,金融市场流动将更加活跃,金融机构在努力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强化信息披露,促进其审慎管理,稳健经营。
(五)谨慎发展住房贷款证券化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流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化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无法否认资产证券化对于风险分散的积极作用,要看到此类金融创新为风险管理提供了风险对冲、分散化的工具和手段。但并没有最终消灭风险,只是改变了风险的配置结构,从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角度看,风险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又回到银行。因此,盲目推进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不合适的。如果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建立类似美国住房贷款式的二级市场,一旦发生偿付危机将会造成比次贷危机更加危险的局面,这是需要认真防范的。
(六)客户由倚重大中型企业客户向大中型公司客户和个人客户并重转变
大中型公司客户是国内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的营销重点和利润主要来源,也是国内商业银行的优势所在,继续将其作为客户营销的首选目标,扩大其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占比,巩固公司及机构业务在这一领域的盈利优势地位,是国内商业银行坚定不移的经营方针。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个人客户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这就要求对客户定位及时做出恰当的前瞻性调整。从长远来看,个人客户尤其是富裕和大众富裕客户将成为国内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之一。同时,优质小型公司客户也将成为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及时调整客户战略和市场定位,要在继续在大中型企业和机构客户市场的领先地位基础上,加快培育在个人客户市场的领导地位,在全面强化风险控制基础上提高在中小企业市场的优势竞争地位。
篇4
1.1采取收缩性人力资源政策可在企业内部建立人力资源市场,要立足于“分流与安置并重”、“提高员工素质和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并重”,做好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的转岗培训和调剂。
1.1.1根据进入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情况建立分类管理制度①对精简富余人员、待分配人员等实行集中管理。②对经考核不能胜任岗位人员、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违反劳动纪律人员等,要按转岗或入职要求进行针对性技能培训,做好转岗或入职工作。③对伤病人员要按规定提供相应服务、做好劳动能力鉴定,并按规定做好返岗、转岗培训及退休、退职或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工作。④对其他不在岗人员,要以加强劳动合同梳理与管理为主,逐步按规定程序解除劳动关系。⑤积极鼓励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人员面向社会,拓宽就业渠道,实现自主择业就业。
1.1.2做好培训工作要将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培训纳入各单位整体培训计划,特别是对富余分流人员可分批选拔安排到各培训中心或技校分专业进行集中培训,做好转岗再就业准备。
1.1.3加强就业指导①全面了解和掌握进入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基本情况,并对其基本素质和工作技能进行考评。②结合员工专业特长和各单位岗位需求情况,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与针对性培训,指导员工重新上岗就业。
1.2畅通安置和分流渠道,促进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的有序退出,及时了解员工的需求和所面临的的问题,为员工及时提供支持,对员工的状态要保持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要对员工的情绪给予关心,以减少员工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要做好员工关系管理。要关心弱势群体,对家庭无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未成年人的人员,以及低保和困难家庭人员应优先安置,应保证其生活收入。
1.2.1内部推荐就业。对专业相近、需求量大的岗位和工种,或专业相差较远但适应能力强、接受能力较快且愿意转岗的人员,开展针对性培训。
1.2.2自主择业。鼓励员工根据自身能力和特长,向社会其他企业应聘,实现自主择业。提供适当支持,帮助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自谋职业。
1.2.3内部退养。对已进入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人员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或工龄已满30年、重新上岗有困难的,可实行内部退养,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1.2.4解除劳动合同。对自愿离开企业辞职的人员,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各级组织两次安排工作岗位、拒绝上岗的人员,依法依规解除劳动合同。采取收缩性人力资源政策人力资源管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劳资纠纷的处理工作。企业通过裁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程序,做好员工离职的管理工作,避免出现用工纠纷而引发劳动诉讼。
2制定关键人才保留计划实行发展性人力资源策略
经济的变化是周期性的,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企业在困境中不仅要保证自己能够走出困境,还要为经济复苏做好准备。在企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不能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水和福利的情况下,留住企业核心员工,加强企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显得愈加重要。
2.1通过沟通提升士气,提升员工忠诚度领导层可以采取举措改善员工忠诚度、营造良好氛围,避免主动流失率。关注高绩效员工、展现领导层的热情和承诺度;通过开放、诚恳的沟通,理解员工对于减薪的承受度、激励经理层改善和优化人员管理,确保现有员工能够胜任新的角色,重点关注核心员工的保留和传承,并关注提升士气和降低不安全感。
2.2重新思考和定义企业的关键人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人才,是能够快速学习,具备前瞻性和洞察力、扎实的专业能力、全面的知识结构,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的人才,是具备战略执行能力、战略性计划能力、洞察力与判断力、处理冲突的能力、热情与信念、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人才。关键人才掌握着企业发展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而且替代成本非常高,在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是公司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和创始者。高绩效员工、具备关键能力的高潜力员工,是真正帮助企业顺利渡过困难期的员工,在经济好转时,他们也将成为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动力。能否有效地保留他们,直接影响到企业战略能否实现,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3提高员工满意度,保留关键人才企业管理层和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此认真思考制定发展战略,也要明白发展需要人才,因此就要改善沟通消除员工焦虑和降低离职倾向,还要运用领导力保留人才,也可以通过岗位轮换、半脱产学习、岗位培训等方式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这既提高了员工工作能力,也为企业储备了人才,还实现了员工的自我发展,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根据企业的业务和战略,对关键人才有清晰的界定标准,并且时刻留意关键人才库的人员进出变化。让关键人才有机会从事重大的有影响力的工作。这对保留关键员工的意义在于,企业提供想要的机会,从而保持成就感;要根据关键人才的意愿和能力,为他们设定适合的发展方向。
3结束语
篇5
关键词:微积分;边际分析;弹性;成本;收入;利润;最大值;最小值
1导数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1.1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的应用
1.1.1边际需求与边际供给
设需求函数Q=f(p)在点p处可导(其中Q为需求量,P为商品价格),则其边际函数Q’=f’(p)称为边际需求函数,简称边际需求。类似地,若供给函数Q=Q(P)可导(其中Q为供给量,P为商品价格),则其边际函数Q=Q(p)称为边际供给函数,简称边际供给。
1.1.2边际成本函数
总成本函数C=C(Q)=C0+C1(Q);平均成本函数=(Q)=C(Q)Q;边际成本函数C’=C’(Q).C’(Q0)称为当产量为Q0时的边际成本,其经济意义为:当产量达到Q0时,如果增减一个单位产品,则成本将相应增减C’’(Q0)个单位。
1.1.3边际收益函数
总收益函数R=R(Q);平均收益函数=(Q);边际收益函数R’=R’(Q).
R’(Q0)称为当商品销售量为Q0时的边际收益。其经济意义为:当销售量达到Q0时,如果增减一个单位产品,则收益将相应地增减R’(Q0)个单位。
1.1.4边际利润函数
利润函数L=L(Q)=R(Q)-C(Q);平均利润函数;=(Q)边际利润函数L’=L’(Q)=R’(Q)-C’(Q).L’(Q0)称为当产量为Q0时的边际利润,其经济意义是:当产量达到Q0时,如果增减一个单位产品,则利润将相应增减L’(Q0)个单位。
例1某企业每月生产Q(吨)产品的总成本C(千元)是产量Q的函数,C(Q)=Q2-10Q+20。如果每吨产品销售价格2万元,求每月生产10吨、15吨、20吨时的边际利润。
解:每月生产Q吨产品的总收入函数为:
R(Q)=20Q
L(Q)=R(Q)-C(Q)=20Q-(Q2-1Q+20)
=-Q2+30Q-20
L’(Q)=(-Q2+30Q-20)’=-2Q+30
则每月生产10吨、15吨、20吨的边际利润分别为
L’(10)=-2×10+30=10(千元/吨);
L’(15)=-2×15+30=0(千元/吨);
L’(20)=-2×20+30=-10(千元/吨);
以上结果表明:当月产量为10吨时,再增产1吨,利润将增加1万元;当月产量为15吨时,再增产1吨,利润则不会增加;当月产量为20吨时,再增产1吨,利润反而减少1万元。
显然,企业不能完全靠增加产量来提高利润,那么保持怎样的产量才能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呢?
1.2弹性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1.2.1弹性函数
设函数y=f(x)在点x处可导,函数的相对改变量Δyy=f(x+Δx)-f(x)y与自变量的相对改变量Δxx之比,当Δx0时的极限称为函数y=f(x)在点x处的相对变化率,或称为弹性函数。记为EyEx•EyEx=limδx0
ΔyyΔxx=limδx0ΔyΔx.xy=f’(x)xf(x)
在点x=x0处,弹性函数值Ef(x0)Ex=f’(x0)xf(x0)称为f(x)在点x=x0处的弹性值,简称弹性。EExf(x0)%表示在点x=x0处,当x产生1%的改变时,f(x)近似地改变EExf(x0)%。
1.2.2需求弹性
经济学中,把需求量对价格的相对变化率称为需求弹性。
对于需求函数Q=f(P)(或P=P(Q)),由于价格上涨时,商品的需求函数Q=f(p)(或P=P(Q))为单调减少函数,ΔP与ΔQ异号,所以特殊地定义,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函数为η(p)=-f’(p)pf(p)
例2设某商品的需求函数为Q=e-p5,求(1)需求弹性函数;(2)P=3,P=5,P=6时的需求弹性。
解:(1)η(p)=-f’(p)pf(p)=-(-15)e-p5.pe-p5=p5;
(2)η(3)=35=0.6;η(5)=55=1;η(6)=65=1.2
η(3)=0.6<1,说明当P=3时,价格上涨1%,需求只减少0.6%,需求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η(5)=1,说明当P=5时,价格上涨1%,需求也减少1%,价格与需求变动的幅度相同。
η(6)=1.2>1,说明当P=6时,价格上涨1%,需求减少1.2%,需求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1.2.3收益弹性
收益R是商品价格P与销售量Q的乘积,即
R=PQ=Pf(p)
R’=f(p)+pf’(p)=f(p)(1+f’(p)pf(p))=f(p)(1-η)
所以,收益弹性为EREP=R’(P).PR(P)=f(p)(1-η)ppf(p)=1-η
这样,就推导出收益弹性与需求弹性的关系是:在任何价格水平上,收益弹性与需求弹性之和等于1。
(1)若η<1,则EREP>0价格上涨(或下跌)1%,收益增加(或减少)(1-η)%;
(2)若η>1,则EREP<0价格上涨(或下跌)1%,收益减少(或增加)|1-η|%;
(3)若η=1,则EREP=0价格变动1%,收益不变。
1.3最大值与最小值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
最优化问题是经济管理活动的核心,各种最优化问题也是微积分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例如,在一定条件下,使成本最低,收入最多,利润最大,费用最省等等。下面介绍函数的最值在经济效益最优化方面的若干应用。
1.3.1最低成本问题
例3设某厂每批生产某种产品x个单位的总成本函数为c(x)=mx3-nx2+px,(常数m>0,n>0,p>0),(1)问每批生产多少单位时,使平均成本最小?(2)求最小平均成本和相应的边际成本。
解:(1)平均成本(X)=C(x)x=mx2-nx+p,C’=2mx-n
令C’,得x=n2m,而C’’(x)=2m>0。所以,每批生产n2m个单位时,平均成本最小。
(2)(n2m)=m(n2m)2-n(n2m)+p=(4mp-n24m),又C’(x)=3mx2-2nx+p,C’(n2m)=3m(n2m)2-2m(n2m)+p=4mp-n24m所以,最小平均成本等于其相应的边际成本。
1.3.2最大利润问题
例4设生产某产品的固定成本为60000元,变动成本为每件20元,价格函数p=60-Q1000(Q为销售量),假设供销平衡,问产量为多少时,利润最大?最大利润是多少?
解:产品的总成本函数C(Q)=60000+20Q
收益函数R(Q)=pQ=(60-Q1000)Q=60Q-Q21000
则利润函数L(Q)=R(Q)-C(Q)=-Q21000+40Q-60000
L’(Q)=-1500Q+40,令L’(Q)=0得Q=20000
L’’(Q)=-1500<0Q=2000时L最大,L(2000)=340000元
所以生产20000个产品时利润最大,最大利润为340000元。
2积分在经济中的应用
在经济管理中,由边际函数求总函数(即原函数),一般采用不定积分来解决,或求一个变上限的定积分;如果求总函数在某个范围的改变量,则采用定积分来解决。
例5设生产x个产品的边际成本C=100+2x,其固定成本为C0=1000元,产品单价规定为500元。假设生产出的产品能完全销售,问生产量为多少时利润最大?并求出最大利润。
解:总成本函数为
C(x)=∫x0(100+2t)dt+C(0)=100x+x2+1000
总收益函数为R(x)=500x
总利润L(x)=R(x)-C(x)=400x-x2-1000,L’=400-2x,令L’=0,得x=200,因为L’’(200)<0。所以,生产量为200单位时,利润最大。最大利润为L(200)=400×200-2002-1000=39000(元)。
在这里我们应用了定积分,分析出利润最大,并不是意味着多增加产量就必定增加利润,只有合理安排生产量,才能取得总大的利润。
综上所述,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对其经济环节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将数学作为分析工具,不但可以给企业经营者提供精确的数值,而且在分析的过程中,还可以给企业经营者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这也是数学应用性的具体体现。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经营者,应该掌握相应的数学分析方法,从而为科学的经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参考文献
[1]聂洪珍,朱玉芳.高等数学(一)微积分[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6).
[2]顾霞芳.浅谈导数在经济中的应用[J].职业圈,2007,(4).
篇6
(一)金融危机与企业融资金融危机主要从供给端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下降以及经营绩效降低,都促使其通过储存流动性,减少贷款规模的方式来降低经营风险。为了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开始选择其他融资方式来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现金储备、公司债券融资和贸易融资三个方面。Campello等人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1050家公司的CFOS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计划削减自身的研发、薪酬和资本支出,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现金储备。具体来说,为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局面,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通过加速提取银行信贷余额和降低股利分配比例等方式储存流动性,提升企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等风险的能力,未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则没有上述行为。Kahle和Stulz将企业按照与银行有无关联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各种融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危机第一年,各类企业的债券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张,2008年9月之后,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均大幅降低,而与银行关联较多的企业的现金储备则在整个危机期间显著上升。金融危机主要对银行信贷供给端产生影响,这会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了满足企业必要的资金需求,债券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选择之一。
Polak等人认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将注意力从盈利水平转移到企业现金储备和流动性上,公司债券在企业融资方式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发行债券成为维持公司流动性、控制公司风险的战略选择。Dick-Nielsen等人以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为例,指出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债券对企业融资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信用评级较高的公司的债券流动性更好,AAA评级债券需求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借贷规模缩减所造成的系统流动性不足。此外,Dick-Nielsen等人进一步对比了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发现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明显缺乏流动性。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另外一种替代选择,其重要性日益体现。Garcia-Appendini和Montoriol-Garriga在银行信贷紧缩和非金融机构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非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提供资金的重要性。将企业按外部融资的依赖水平进行分组,发现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贸易融资上升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其在银行借款方面的不足,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应该采取政策规范贸易融资。与前者的研究相类似,Coulibaly等人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研究了贸易融资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利用亚洲六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的宏观数据探求企业销售额下降的原因,发现拥有较多贸易融资的企业销售额下降较少,贸易融资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进一步地,Coulibaly等人将企业分成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两类,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贸易融资较少,其销售收入下滑幅度相应也较大。
(二)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谨慎性动机,银行会选择降低贷款比例,提高资产流动性,企业相对较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在此背景下,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下降趋势,现金储备、债务融资和信用额度等因素与其投资的关系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Campello等人采用调查问卷法证实,近90%受到融资约束企业的首席财务官(CFO)声称企业的投资计划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超过半数的企业强制取消了既定投资项目。Duchin等人则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进行细分,讨论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现金储备与投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控制行业和时间变量后,公司投资在金融危机开始时的下降幅度达到了6.4%。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较少现金储备和高额净短期负债的企业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在进一步研究中,Duchin等人又将样本研究区间扩展到2009年3月31日,发现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需求端的影响开始显现,公司投资依然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此时现金储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随着投资需求的下降,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开始下降。Almeida等人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的机会,研究信贷紧缩背景下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按照债务的期限结构将企业分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进行再融资和没有再融资两组,发现相较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再融资的企业来说,需要在金融危机期间再融资企业的投资多下降了2.5%,而债务期限结构以短期借款为主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的幅度更大。
Anand等人解释了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危机造成了市场流动性不足,这种流动性紧缩局面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于买方投资者承担了更大的流动性风险,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销大部分风险投资,这一经营策略延续到了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控制长期市场秩序失衡的能力较难迅速恢复。Campello等人则将关注焦点放到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如何管理流动性这一问题上,通过将公司内部流动性、外部资金和公司决策三者相结合,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对没有出现现金流短缺的企业来说,较高的信贷额度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谨慎权衡储蓄和投资行为,信贷额度的存在有利于弱化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与前述研究类似,Campello等人又以欧洲地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公司信贷额度并没有枯竭,银行信贷可以为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提供流动性,进而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Chen等人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几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几乎消失,这一现象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存在,而研发费用和现金储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因此,他们指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不是度量融资约束的合理变量,未来研究中对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消失这一现象的解释将有利于深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除了企业的现金储备、债务融资、信用额度等因素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变化相关以外,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会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则企业就更有潜力提升自身债务融资能力,提高投资水平。Watts和Zuo实证检验了美国2983家非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会计稳健性主要通过改善企业借贷能力和制约投资机会两个渠道来提升公司价值,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金融危机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消极影响就越小,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银行贷款以扩大投资。
二、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未来研究展望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讨论为中国开展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结合,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国外的研究结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国进民退”等现象,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机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不仅有利于扩展国内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对国外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建议。
(一)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研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法律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水平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尤其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地依靠管理者的个人权威,这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差,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对企业日常经营的监督不足。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因此,研究特殊事件冲击对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盈余管理。金融危机导致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管理层是否会借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在金融危机期间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是什么,这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方面。(2)管理层激励。企业“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是否会通过管理层激励来摆脱经营困境,对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方式和效果的研究应该成为探讨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研究话题。
(二)基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观察企业理财行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的理财行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产权性质存在国有和民营的差别,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经营目标、财务决策等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理财行为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结构。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是否会选择其他的替代融资方式来满足资金要求,实证检验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变化,能为观察特殊事件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提供经验借鉴。(2)投资效率。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此为背景,讨论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效率是衡量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3)多元化与并购。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海外并购成为公司理财行为的一个热点,中国企业相对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充沛的现金储备,为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战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企业并购与经营多元化将会成为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转轨经济特殊发展阶段和传统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营造各类外部联系,以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将企业的外部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的研究应着重观察以下两点:(1)政治联系。中国的制度、法律环境尚不完善,政治联系的存在会为企业提权保护、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将政治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研究中,观察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融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关系,是对现有政治联系相关研究的重要扩展。(2)银企联系。银企联系也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形式,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银行信贷额度的快速上升,观察银企联系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篇7
[关键词]WTO;国际经济法;经济法;政府;市场
一、市场经济国家对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到底有哪些,这个问题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有争论的,对政府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理解的。
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有一个固定的市场制度和一个对政府权利在宪法上有一个基本划定的法律制度,它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有两种观点比较突出。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保持在一种最弱意义上,政府以不违反个人权利的方式产生和存在,它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并认为一种最弱意义、最少管事的国家是能够在道德上得到证明的。国家是否还能管更多的事即管比防止暴力、偷窃、欺诈和强制履行契约更多的事,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不能管更多的事,而只能到此为止,再管就要侵犯到个人的权利,因而在道德上就是不可证明的[1]。所谓最弱意义的国家,也就是一种管事最少的国家,最低限度的国家,国家意义弱但又还是国家的国家,除了保护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国家,这在古典的自由主义中表述为守夜人式的国家[2]。国家不能因某种目的———哪怕就为扩大个人权利的目的———而为它的某一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辩解[3]。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和多方面的。市场的运行经常是不完善的和有问题的,如垄断、与社会道德相冲突、经济的外部性、市场的不完全、分配上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保障市场正常动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市场狭小、市场不完全的等市场运作不灵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较大范围地替代市场的作用来实现一国经济的发展。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制度的背景,也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过。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人们比较认同第一种观点。随着垄断的出现、国际市场的相互分割使市场的运行产生问题,第二种观点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应该看到,政府与市场都是有其缺陷的,也各有其优势。用政府代替市场在市场运作不灵时是必需的,但这种代替也会带来问题。在七十年代之后,对市场的强调重新得以恢复,GATT和WTO的工作使国际市场的效率得以再现。但是要恢复到第一种观点所认同的状态,已不可能。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肯定二者的同时,寻求二者的一种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的平衡。
其实这种平衡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就存在了。在1870年以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在履行别的一些职能了,如创设对私人产业进行检查的制度、由公共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早在16世纪末,社会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即没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应由政府出资来维持生存[4]。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这种平衡关系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一个专门的法律部门来进行调整。“由于对社会法的要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生出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崭新的第三类,即经济法。”[5]
尽管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理由各种各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尽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是,基本的市场法律制度却是相同的,政府与市场的基本的权力划分是固定的,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干预功能的一个制度背景。政府保护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固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解释。市场经济国家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划分主要集中在对政府的社会性和市场效率的认识上。这正如西方学者哈耶克所说,“一个功能显著的市场经济,有时以国家采取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为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6]
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的建立是在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对国家权利的限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出对市场的干预。这与我国的情况是不一致的。而我国的情况正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相反,我们的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这是我们原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因此没有必要谈到所谓政府干预问题,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因此,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制度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也使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不一样,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理论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市场失效,(2)市场幼稚,(3)市场不完善,(4)市场具有弱点。这几个方面都是政府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地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原因是市场失效和市场固有的弱,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市场幼稚和不完善,市场幼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而市场的不完善则需要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竞争市场中逐步退出。由于市场处于成长之中,政府作为原有体制中的计划者和营理者无处不在,面临着职能的转换,政府的重心不在于干预,而在于职能的转换。这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地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幼稚与不完善这二个方面是矛盾的,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复杂性。
二、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划分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作出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方面作出的;市场主体的动作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政府即使参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分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在政府推动下来实现体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的模式,却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很可能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其实这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不能称其为违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国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是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要放在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我们的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否则,政府职能的转换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着宪法的部分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近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和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层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这意味着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但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这样,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因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了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欠缺的。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即使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国际经济谈判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WTO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WTO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如果被排除在WTO之外,不仅影响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将被长期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解决争端的专门机构,不过,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多,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另外,在国际法中,权利的救济往往是采用自力救济的方法,而不是像国内法那样采取公力救济的方法[7]。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两方面的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了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美WTO谈判之后,双方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即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们国家对条约的承诺,在自己的法律的体系中增加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法的内容。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条约的效力层次是很高的,与宪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上。也可以说它略低于宪法,因为在理论上,宪法处于一国法律的最高法律层次上,是国家的基本大法,而且国家不可能违背宪法来签定某一条约[8]。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推定一国宪法与其签定的国际条约是不冲突的,条约的效力应该讲应高于一般的法律。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
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我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法律环境,积极争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构建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是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这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应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干外国人的标准。
WTO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在许多方面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可能在WTO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进行规定。这就需要用我国的经济法来加以完善和发展。我国是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件长期的工作。我国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使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停滞。形成一个含有WTO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就会有困难。在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方面,如何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WTO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WTO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WTO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
三、结语:对经济法定位的一点思考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着争议[9]。有的认为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是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是一致的。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是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立法显然就属这种性质,很显然,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有的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像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所看到的,它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在运作上也不同,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可能性。也有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这后两种观点与前者有相似的毛病。这些观点都认为经济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权利主体,以国家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而这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全能政府的地位相一致,因而与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法律性质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内容,给予人们一种对法律体系的直观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其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其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TO”的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FROM”,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二者关系达到一种“FOR”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现阶段经济法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问题。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一个在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加入WTO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可能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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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63
篇8
(一)能源资源受到制约虽然我国煤炭储存量丰富,但是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我国油气资源并不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3%。21世纪初中国的石油储量大约有29.5亿吨,探明储量为世界第13位,大约占世界的2%左右,但人均储量十分匮乏,仅为全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位居世界倒数25位。中国的天然气储量也并不是很高,约为2万亿立方米,仅为世界第15位。而且我国的天然气的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3.3%,远远低于煤炭的69%。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两位数增长,在经济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对石油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中国每年的石油消费约为4亿吨,但是每年的原油产量只有2亿吨,其余完全依赖进口。由于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中国地区石油匮乏,因此为了保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早在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就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和石油消费国。除此之外,我国能源资源存储东部匮乏,为了满足东部发展的需求,形成了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大批量、远距离输送格局。地区资源的不均衡性,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能源局势依旧十分严峻。
(二)清洁能源发展速度滞缓中国为了保持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但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污染,实现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使用就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对于减少煤炭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应大力发展清洁燃煤技术。通过对原煤的脱硫脱硝,采用燃烧过程中石灰固硫法,从而减少氮硫有害气体的排放。除此之外,应该大力发展以风能、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虽然我国正在大力新建水电站、核电站,但这些能源发电的总量却不到全国用电的15%。与此同时,核电的高风险性也令国家在核能的发展上有所迟疑。自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中国变停止了建造核电站计划,从而阻碍了中国核电的发展。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的能源危机,发展清洁能源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的环境危机
狭义上,环境问题指的是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反过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问题。广义上,环境问题又指自然力或人力引起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最后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客观问题。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对能源的使用量也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而这些能源是我们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和必要的保证。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尽的污染。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迫在眉睫。我国由能源引发的环境问题主要有:
(一)酸雨污染大气中的硫元素和氮元素有自然和人为两种来源。如果只有自然一种来源,比如微生物活动与火山活动,这两种元素的数量大体上是均匀的并且是无害的。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推动着能源的使用,煤炭石油的燃烧,各种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造纸等工业活动的逐步扩大与进行,对这两种元素的人工排放量逐步上升到大自然难以消化的地步,从而导致一些灾害,其中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酸雨了。酸雨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巨大,能够导致生态系统中动植物的死亡。同时酸雨也能够溶解建筑物,加快建筑物的腐蚀,危害人类的健康。
(二)大气污染细粒子是大气灰霾现象的重要诱因,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能见度的下降指示了霾天气的分布,变化和严重的程度。当前我国东南部几乎所有区域的年平均能见度较60年初期都有约7km~15km以上水平视距的损失。中国城市PM2.5污染十分严重,北方城市和区域(如北京及周边省市)颗粒物细粒子PM2.5浓度高达0.08~0.10mg/m3,超过美国标准年均限值(0.015mg/m3)5~6倍,南方城市和区域颗粒物细粒子PM2.5浓度高达0.04~0.07mg/m3,超过美国标准2~4倍。雾霾天气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的健康,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疾病和肺炎,我国如今的癌症高发率也与大气污染有着重要联系。
三、解决危机的方法
1)我们需要实行节能优先的政策。我们经济虽然这几年发展迅速,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能源的粗放式管理使用上的,随着能源的不断紧缺,我们这种发展方式势必会被淘汰,因此,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2)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对绿色能源使用的研发。我们需要对那些清洁、高效、低碳环保型能源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以确保对他们的更有效更合理的使用,化石能源终有用完的一天,我们对绿色能源早一天投入研发,我们就早一天占据领先地位。
篇9
关键词:经济法、定位、调整对象、宗旨
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虽然在中国已有二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在法学界以至在经济法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认识的存在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以及对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用的发挥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定位进一步进行探索,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实践意义。
探讨经济法的定位,其核心问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确立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体系、地位、作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在整个法学界以及整个经济法学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都存在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分歧和争论至今仍未平息。综观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国家调节说、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说等学说。虽然这些学说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具体表述和所包括的具体种类上有所不同,但其中也有一些共识,而且这些共识已逐渐得到了经济法学界甚至整个法学界学者的认同。这些共识之处主要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市场规制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因此,可以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是经济法最主要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
解决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必须探索一条新的路径,这条新的路径就是经济法的宗旨。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研究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贯穿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始终,不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宗旨就很难深入研究经济法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经济法的定义、调整对象、本质、体系、价值、原则、作用、地位、特征、制定与实施等。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使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成为一个和谐、有机、统一整体的保障。经济法的宗旨就像一条主线,体现着研究者的核心思想与基本价值取向。
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中,存在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了。综观各种观点的差异,究其实质在于对经济法宗旨的理解上的差异,虽然学者在论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并没有相应论述其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但在每位论者的思想中,都有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与理解,并且是按照这种理解去构筑自己的观点与体系的。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宗旨,是研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问题的指针,也是确定经济法调整的具体对象和基本方式的前提。”
法学界一般认为,调整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最重要的标准,其实,法律的宗旨是划分法律部门更为根本、更具决定意义的标准。因为,调整对象只回答了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而并没有回答如何以调整对象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问题,而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因此,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说,法律的宗旨是法律部门划分的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从中外学者给经济法下定义的方式中,就足可见经济法宗旨对于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作用,德国“集合说”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Nussbaum)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或集合。“组织经济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密特(GoLdschmidt)认为,经济法就是为了改进生产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的法。在国内学者的论述中,也有许多是以经济法的宗旨来阐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如“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
根据史际春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史教授提出了新的法律部门的定义模式:“给部门法下定义就是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由此,有学者认为:“确定经济法的任务或者说经济法的目的就成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只有存在了不同于民法、行政法的特定目的和任务,经济法才有可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由此可见经济法宗旨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法的宗旨是立法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或意图,而法的目的与意图在其产生之初体现得最为清晰和明确,因此,探讨法的宗旨特别是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宗旨,就不能不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关于经济法产生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般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市场失灵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政府开始干预经济运行之时。市场失灵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市场曾被认为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有缺陷,市场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所谓的市场失灵。根据经济学界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信息偏在等。市场失灵导致其丧失了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而且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经济运行的良性发展,为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国家开始介入经济生活,针对市场失灵的不同情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与干预,而法律手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时以保障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应运而生,此时的经济法主要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而存在的,其表现主要是战时经济法和危机对策经济法,是经济法不成熟阶段的表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失灵。其实,自国家干预出现以后,低效率干预、无效率干预甚至负效率干预就是常态,而最有效干预则是偶然,此外国家常常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市场越界,政府很容易加以抵制,如果政府越界,市场就无能为力。”面对政府的失灵,人们不是简单地抛弃政府干预,而是对政府干预进行规制,即消除政府失灵的因素,制约政府的行为,从而保障政府干预的高效率。现代经济法从纯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工具转变为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的手段,它的宗旨也相应地由克服市场失灵变为克服市场和政府两个失灵,最终保障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
由以上关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论述可知,经济法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产生的,同时,在解决政府失灵的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存在的独特价值在于解决两个失灵的问题,国家制定经济法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解决两个失灵的问题,解决两个失灵是经济法的宗旨所在。
经济法解决两个失灵的宗旨已被许多学者所认识到,但其具体的表述各不相同,本文认为,从经济法宗旨表述的明确性、简练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概括为“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保障”体现了这是一种目的或意图,符合立法宗旨的一般用语习惯,“政府”体现了经济法所规制的主要主体,“干预”体现了经济法所规制的主要行为,“有效”体现了经济法规制政府干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标,而“经济运行”则是政府干预行为的对象。政府干预经济运行所要解决的就是市场失灵问题,经济法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也就在防止政府失灵的同时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实现了解决两个失灵的目的。
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增长货币政策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明显。
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将成为大势所趋,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是必然趋势。据亚洲开发银行16日的年度报告《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9.5%。主要原如下,①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长减速远超出预期;②通货膨胀率升高的趋势将使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③信贷紧缩下房地产市场降温,可能出现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危机;④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钢材、水泥、铝合金和汽车产业投资增速回落;⑤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民工回农村种地回潮,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⑥由于明年油价和电价可能会进一步上调带来PPI继续上升的传导因素,2008年中国全年CPI涨幅预测值从先前的5.5%上调至7%。2009年预测值从2008年4月的5%上调到5.5%;⑦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于“画饼充饥”。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二、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目前,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左右为难”。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增长率放缓是必然的,但在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下的“急刹车”会是一大批企业倒闭和就业的困难,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放松货币政策又使已经比较严重的PPI和CPI更加泛滥成灾。15日宣布的“两率”下调市场并不领情就是证明。同样,人民币对美元是继续升值或是贬值也是“两难”选择。
三、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益增长出现困难。
主要原因:①在经济下滑状态下,银行的业务拓展空间变窄;②在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和货币紧缩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与贷款增量减少的矛盾突出,加上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③经济下滑带来的行业、企业破产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很大(比如房地产贷款下面专门分析);④资产泡沫破裂后,银行的抵押物大量缩水,贷款的抵押率超过“警戒线”,第二还款来源丧失。如房地产抵押、土地抵押、股票质押的贷款最为明显;⑤持有美国次级债或对美国破产公司的贷款造成的损失。如中国银行集团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工商银行对雷曼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招商银行对雷曼贷款8000万美元;⑥中国商业银行在2008年在海外的收购及投资因危机加重,过去的“抄底”行为变成了现在的“垫背”结果。按照高盛的预测,2009年香港H股中资银行的获利大约下降4%-8%;规模较小的股份制A股银行获利下降幅度更达到8%-13%。
四、各国央行任何救市行为都会“失灵”。
就在最近两天,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各显神通,为金融体系注入超过3000亿美元的流动性。美联储过去两天连续通过回购协议向市场注资1200亿美元,这是“911”以来最大规模的注资行动。在美国之后,欧元区、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瑞士等多个央行也连续采取注资措施。在亚洲,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先后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贷款利率,印尼则宣布下调隔夜回购利率。但各国央行的努力没有马上收到成效,道指、标普500指数、纳指、欧洲股市、伦敦股市全线下跌沪深A股金融股抛压沉重,沪指的十年成本线也岌岌可危。在投资者的信心跌到“冰点”之后,任何的救市措施都会在沉重的抛压之下,变成“昙花一现”的“绿色风景”。但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天的印花税单边征收就是较好的救市行为。在投资者信心丧失后,最好是彻底取消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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