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跨文化 交际 个性意识

一、文化的涵义理解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因此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文化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关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约300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尽管如此，但我们深信：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文化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规范、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并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

二、中外跨文化交际中的整体与个体意识比较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而西方的国家则主张“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是指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顺从，人们将自然中日夜交替、季节变换与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周期相一致起来，一切都处在不断循环往复之中，并与自然和谐统一。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人们在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力求与自然统一，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中国人做事讲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顺其自然的思想指导下，人们甘当“孺子牛”或“螺丝钉”，以达到“变己适应”。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和言语观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笼统和求综合，而且在知觉上重视直觉，这与西方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观是大相径庭的。

西方哲学家从古代起就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是一分为二的，例如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等都是相分对立的。人与自然的相分对立，人是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地位时，他内心真正相信的并不是天命或上帝，而是由于自己的懒惰或缺乏斗争精神所造成的。这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把自己比作一台机器或一个原子的缘故。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对待事物喜欢用分析的思想方式和偏重于逻辑的思维模式及求“精确”的言语观。“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对构成东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交际行为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必然导致群体取向，美国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势必导致个人主义取向。群体主义表现在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两个方面。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主张凡事以国家、社会和家庭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利益。在等级差别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行举动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处理自己与集体或环境的关系时，要求人们做到“克己奉公”、“循规蹈矩”、“与集体和上级保持一致”等等。在旧中国，个人主义被视为对父母、对君主、对朋友的不忠不孝。在当今社会，个人主义也被认为是对集体、对社会的恶行，因此要严加防范。他人取向是群体取向的延伸，其表现是中国人做事情首先要考虑他人会怎么看，怎么说。因此人们养成了言行上不愿得罪人的习惯。群体取向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相互依赖、相互合作，重视“关系”。当然，群体取向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方面是中国人谦虚、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重；成功时，把功劳归于集体、领导、环境和别人的帮助。这种取向也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惯于忍让。从消极方面看，正如贾玉新所说：群体取向使人缺乏个人奋斗、进取精神，缺乏个人竞争意识，过分看重“关系”，――“关系”已成为办事情或成功的重要手段，很多人已把拉“关系”当作处世哲学和生活的指南。群体取向对交际行为、交际风格及思维方式带来很大影响。例如中国人交往时习惯于讲礼貌、卑己尊人，思考问题侧重笼统、概括，不太拘细节。

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极端崇拜个人主义，仅从英语词典的合成词中有100多个是以self 为前缀就可以看出“个人”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在西方发展到了顶点，例如到1990年，美国每一个个体都被当作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的个体，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与别人不同。个人主义的直接产物是隐私权，它也不能被群体取向的人们所了解。这就是为什么问“Where are you going？”“What’s your monthly pay？”“Have you got married？”等类似的问题会引起美国人反感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西方，个人主义还意味着对个人自由和差异的追求。因此，美国人喜欢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在别具一格中出奇制胜。他们追求个人享受、放任个性、自由发展，不仅包括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满足，还包括个人意志、自我实现以及自由进取的追求。正因为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个人至高无上，他们才各开其口、各行其志、各展其才。这也可能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的原因，而且好斗、崇尚竞争的缘故。

三、跨文化交际面临的挑战与要求

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更准确地说，跨文化交际是文化认知和符号系统不同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交际，而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交际活动。其形式有跨种族的交际、跨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交际、共同文化中多重亚文化之间的交际等等。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中国人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归纳，西方人善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注重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西方人处理事情就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典型的文化差异是横亘在中西方文化交际中的鸿沟。随着东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文化间的相互融合，跨文化交际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感知和应对现实和不断变化的交际情景的能力，成功的交际者应该能够运用自身具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复杂多变的因素做出独立的判断和灵活的应对。由此我们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综合的行为能力，它不仅要求交际者有完备的知识能力，更要求交际者具备灵活的思维能力。因为跨文化、跨语言，首先，交际者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是较好的外语能力，其次是认识文化差异事实的能力。交际者在具备知识能力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发展相应的思维能力。知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中必不可少，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化偏见这一因素的话，交际者除应该具备上述知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外，还应该具备个性层面的情感能力，即交际者需要有热情开朗、乐于交往、移情、接受外族文化乃至敢于冒险和容忍不确定情境等个人特质，这些特质都有助于交际者消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偏见，从而使得交际更加顺畅。

四、结语

无论是东方的群体取向，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都在他们各自文化中的交际行为上充分表现出来，都为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变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正在悄悄地开始变化，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现象也层出不穷。“以人为鉴，可知得失。”跨文化交际研究帮助我们把本民族文化置入世界环境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比，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本民族文化要健康发展还需要补充什么养分，不仅拓宽视野，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CrystalD.EnglishasaGlobalLanguage，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eh Pres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P.85

[3]吴进业 王超明: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P.87

篇2

【关键词】赛珍珠 中国出路 传教士 文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087-03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以写中国题材小说而闻名世界的作家赛珍珠女士。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人民有深刻的了解，并对中国怀有特殊情结。她以自己双重的文化身份为出发点来认识中国，当她的所见与西方社会对东方中国的传统认识的不同时，她对中国的感情和她对第二祖国的使命感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因此，她创作了诸多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并对"中国问题"做了颇有见地的个人理解和思考。

在赛珍珠看来，五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国文化是辉煌灿烂的，并有其应当给予坚守的成份。但是，它的确也已经发展到几近穷尽的困难境地，如何摆脱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愚昧因素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束缚，赛珍珠对东方中国社会、国民思想和文化出路作了深层思考。在审视中国的方方面面并试图找到一条她认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时，她很自然地将西方社会的诸多先进的思想理念作为她思考问题时的关注点。

赛珍珠笔下的主要人物有来自西方的文化使者——传教士、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传统中国人、有生长在美国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海归派”，还有远涉重洋学成归国的留学派等等。这些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将西方先进的文化带给中国。赛珍珠的笔下的人物宛如她本人的化身，是文化的使者，带着她理想化了的观念以积极的形象展现在东西方读者的面前。

（一）赛珍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和妻子，且本人又曾具有传教士的身份，作为一个在双重世界中成长并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虽然她早年因在中国生活深受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影响，并且认识到美国教会的侵略性质，从而与教会和传教士决裂。但是，她决裂并不是针对基督教本身，对于基督教“博爱”和“包容”的精神她仍然是极为推崇的。因此，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她仍然塑造了不少充满博爱和宽容之心的传教士形象。

赛珍珠在她的中篇小说《天使》中塑造了一个意图拯救中国的异教徒但却被中国人的恶习气逼得自杀的女传教士形象；在《龙子》中她塑造了一位扶贫救危，为收留被日本侵略军迫害得无处藏身的中国妇女和儿童而不顾自己安危的白人女传教士。而在这些传教士形象中最为引人瞩目，最为丰满的则是赛珍珠在《群芳亭》中塑造的修士——安德鲁。

在《群芳亭》中，赛珍珠描写了两个传教士的形象，一位是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宗教”的夏小姐，而另一位则是宣扬“天下一家”的宗教观和人道主义之爱的安德鲁。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德鲁更像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而非一个传教士，在书中赛珍珠通过夏小姐之口说出安德鲁的宗教观：

“他和无神论者没有什么两样！”……

“我认为他并不是真正相信上帝。”[1]

因此，可以说安德鲁所代表的并非基督教教会，他到中国来传授的是他所倡导的“博爱”、“宽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他所习得的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

安德鲁的出现是在吴太太面临为寻求“自己的生活”而陷入精神上困境的时候。渴望找到自我、突破自己现在生活方式的吴太太无论是通过为吴老爷纳妾还是将家务委托大儿媳管理，却始终不能走出原有的生活阴影，也不能获得人性上的真正自由。

而安德鲁的出现，特别是他大胆地宣称：“全人类的血液都是同一种物质，大家彼此都是亲骨肉”[2]，消除了吴太太对外国传教士的芥蒂，并与安德鲁建立起了跨越国界、种族、宗教和身份的沟通。小说的第八章，赛珍珠以近乎说教的形式描写了一段吴太太与安德鲁的一席畅谈，这次交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吴太太和西方文化使者安德鲁之间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结果没有任何悬念，代表中国文化的吴太太在面对西方文化使者的说教下心胸顿然开朗：

她（吴太太——笔者注）已经越出了围墙……当她登上星星时，她看见整个地球躺在她眼前，上面布有七个海洋、各个国家和她从书本上了解到的各种民族、南极北极及其不融解的冰雪、热带以及热带地区的生命。“站在星星的角度看，”她想道，“毫无疑问，一切尽收眼底。”[3]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越过围墙”[4]，吴太太在走出“围墙”畅游在自己世界中回到现实后面对家人的询问和质疑，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们难道永远不会自己解决问题吗？”这里的“围墙”象征的是吴太太一直想突破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精神枷锁和传统妇德思想。在她丈夫、儿子的眼里，吴太太自40岁生日后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可理喻，感觉她失去了原有的理智。

安德鲁虽然因为救助穷人而客死异乡，但他与吴太太在精神世界的沟通打开了吴太太封闭的内心世界。最终，吴太太继承了安德鲁在中国的事业，她收留了安德鲁收养的数十名孤儿，将自己从安德鲁处的所学所感教授于他们，并将安德鲁的思想继续在中国的大地上播下种子。

安德鲁的身上浓缩了赛珍珠一生的人生体验，也浓缩了她的人生观。从某种角度来说，安德鲁就是赛珍珠的代言人，道出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性格的弊端进行改良的尝试。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她一开始是以传教士女儿的身份，而后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生活，因此她对传教士的生活和思想是十分了解的。在赛珍珠看来以安德鲁为代表的传教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使者，他们虽然平凡，却不知辛劳的传教，他们努力向东方中国引介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人的人生轨迹，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使中国人获得了人生和精神上的自由，使他们看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

从某种意义来讲，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思想通过传教的方式带给中国人民，这奉行的是一种“送来主义”，这种送来的方式在赛珍珠看来是西方文化“主动”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文化的一种“扶贫”行为。

（二） 《〈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审视中国出路的一部力作，文章在前两部分《大地》、《儿子们》中分别探讨了王龙挣扎于社会底层而后又发财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生活的发迹史、堕落史以及王龙之子王虎的武装割据的道路。在赛珍珠眼中，尽管这是中国人试图对昏庸颓废的封建社会的冲击，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动态因素，但是由于没有更多新元素的注入，他们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于是，赛珍珠进一步塑造了王源这个人物形象。

王源是军阀王虎的儿子，相貌平平并酷似他的祖母阿兰。他自幼就不爱枪柄爱锄头，喜欢在田野里独自沉默；而他的父亲王虎是一个威震一方的军阀并一心想要王源秉承父业，并专门为他请来了一位教官教他骑马射击。但是王源忘不了田野，忘不了田野里的果树和庄稼，忘不了田野里的宁静。

在小说中，赛珍珠笔下黄家的衰败和王龙的发达是紧紧相连的，作者借助王龙提出这样的观点：黄家的衰败是疏远了土地，纳妾吸毒，铺张排场，终于入不敷出，落得个卖田卖房的下场。王源的这种对土地的依恋是他爷爷王龙的因子在他身上的隔代相传，这种对土地热爱的因素在赛珍珠看来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最为可取的一部分，她认为农民离开了土地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而堕落的王龙之所以仍然能够从衰败中挺过来，也仅仅因为他忠于土地。

然而，仅仅只是不离开土地，中国人要想获得社会的巨大变革和人性的解放还不够，仅仅是守住土地，中国人不可能从土地中找到走出祖辈阴影的道路。于是，赛珍珠塑造了王源这样一个有学识，并以引导其他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为自己理想的人物，试图通过这个人物来探索出一条出路。

但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王源该如何去突破先人已经形成的思想怪圈呢？仅仅从他祖辈那里继承了对土地的感情的力量是薄弱的，他需要一股新鲜的力量，一个在中国大陆上从未有过的新生力量来帮助他完成他的愿望。于是赛珍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他出国，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在王源到达美国这个新国家西海岸的港口大城市时：“他感到他见到的东西比他曾听说的更生动。摩天大楼高耸入云，街道平平整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清清爽爽、丰衣足食。他们皮肤洁白，服装整洁，令人赏心悦目。”[5]尽管王源眼中的美国近乎完美，但他并没有为异国的生活习惯所同化。随着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他看到这个表面完美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他对周末街上的灯火辉煌店铺里“年轻人正在欢闹嬉戏”，“姑娘们与他们一起哗笑喧闹”的景象感到厌恶，对他的朋友吉姆与他房东太太的女儿间的轻浮的暧昧举动感到莫名的耻辱。

赛珍珠通过王源的眼睛对自己的国度——美国做了较为客观的评述。王源坚守的是中国人传统中优质的那一部分，他不认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爱情观，他抵触那些在赛珍珠看来也是美国文化中不光鲜的那部分美国生活方式。

所以，王源与他“灵魂象那些诗韵”的堂兄王孟——一个与他一同远涉重洋却很快为西方的生活方式所同化的人——是不一样的，王源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独特的世界里，生活在孤独中。王源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赛珍珠本人生活经历的翻版，王源对美国的认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赛珍珠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取舍的辨证观点。

作者塑造了王源这个同时具备东西方异质文化身份的人物形象，并让他回到中国大陆去完成更为艰巨的使命——传承他从美国学得的先进的知识和西方的先进文化。最终，王源完成学业独自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回国后他在一个学校教授他从西方学来的知识，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运用了象征的写作方式：

王源打开了装有外国良种的袋子。青年们（他的学生——笔者注）都将双手握成杯状，源将那些饱满的金色种子倒进他们的手中。现在他觉得这些种子特别珍贵。[6]

这段描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里的种子正是象征了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神种子，而这里的土地则象征了中国人的淳朴善良的精神。王源如此珍藏，选择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这正是赛珍珠的愿望——东西方文化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王源是是众多留学西洋的年青人中的一分子，他有理想，有报复，富有挑战精神。赛珍珠希望他的学成归来并带来的西方文化，希望他能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就如同他将带回来的“金色种子”散入中国大地。赛珍珠相信，这些将会对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生活动巨变带来新的动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赛珍珠为王源展开的这条学成归国的道路也正是她对中国诸多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中国留学生的一种期望，希望他们能跟随王源的足迹，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回到祖国，用自己先进的知识开化中国的百姓，力图中国的强大和富裕。

如果说传教士奉行的是拿来，那么王源的留学西洋有所选择的学习就可以看作时一种主动的“拿来主义”了，而这种拿来因为具有选择的主动性而更为赛珍珠所提倡，因而王源也就成为赛珍珠笔下最为着力刻画的，最富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之一。

（三）所谓“联姻”又称作“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在法律的认可前提下，经过法律有关的手续而合法地生活在一起的法律行为。

在赛珍珠的小说里，有不少关于东西方人或虽为中国人却具有异质文化身份的男女相恋或联姻的情节。在描写的作品《龙种》中，农民林郯的小儿子对自幼长在国外并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外交官之女——梅兰的狂热而无果的追求；在书信体小说《东风·西风》中桂兰的哥哥不顾家庭的礼教和父母之命，以放弃继承权为代价与西方女子结合；《群芳亭》中的峰镆在美国留学期间与美国姑娘玛格丽特之间的深情相恋等等。

而在赛珍珠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她首次将视角转向描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同胞》则是较成功地描写了不同文化身份男女间的联姻的优秀作品。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梁文华博士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东方学者。他早年生长、生活在中国，并受到孔子思想的熏陶。而后移居美国，他在美国靠讲述中国文化为生，他把自己同他所钟情的中国古典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华人看来英俊、高大的梁博士是华人圈中一种骄傲，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但在梁文华的内心深处，“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是感到困惑甚至是疑惑乃至于羞愧的。”[7]当他在唐人街的戏院看戏的时候，他就在想“眼前舞台上这些大摇大摆、高声吟唱的演员和他们色彩鲜艳的古代服装，给人一种幼稚、傻气的感觉”[8]。彼得？康在《赛珍珠传》中说道 “梁博士代表了整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阶层。”[9]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论是准确的。

而与之相对峙，他的太太则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梁太太的内心深处，她憎恨、鄙视所有的美国人”[10]，这种感情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隔阂。梁文华与他太太的结合是父母之命，他们俩的结合体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联姻，尽管在赛珍珠笔下梁文华夫妇并非联姻成功的典范，这恰恰说明赛珍珠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个观点：二者的交流与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表明了赛珍珠对事物发展循序渐进过程的充分认识。

赛珍珠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理想更大地寄希望于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身上。于是梁文华与她太太之间的婚姻的结晶——四个儿女，尽管他们生性各异，但是他们都是赛珍珠笔下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形象。而其中描写最突出，形象最丰满的则是梁文华的长子詹姆斯·梁。

詹姆斯尽管出生在中国，却是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从父母那里他接受到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教育；在美国学校和社会里他接受的又是美国式的教育，受到的是美国文化的熏陶。可以说他生活在双重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与赛珍珠相似的双重文化身份。

虽然在美国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美好的前途和优越多生活条件，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灾难深重的祖国，并决意从医学院毕业后回国。他回国的目的很明确，“我想回中国去，在我们的祖国工作”，因为“中国需要我们，中国的医院太少了！有朝一日，我要在中国办一所大医院，病人都能来看病、治疗。”[11]他向女友的父亲李先生表白说：“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不管美国人待我们多好，我们还是流落在异国他乡。可是，这还不是我要回国的原因。我有一个愿望——也许有点异想天开——我想为自己的人民做点事情”。[12]

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更需要他的中国人，最终他放弃了他钟爱的女友，抛弃了他在美国的大好前程和优越生活回到灾难深重祖国，来到偏僻的农村开了一家诊所，为广大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病，实现他的理想。

在小说的最后，詹姆斯遵从他母亲、妹妹玛丽及其丈夫刘成近乎玩笑似的提议而娶“一个脾气好的女人，身体强壮，健康，一个农民的女儿”[13]为妻的决定令读者瞠目结舌，但这确实是赛珍珠的美好愿望！在赛珍珠看来，这段联姻的描写对詹姆斯来说“……不仅仅是婚姻，还是与他自己人民的重新结合。”[14]最后，他终于意识到，他的妻子玉梅“正是他所需要的与他自己的人民联系的桥梁。……通过她，他已开始在他祖先的土地上扎下根来。”[15]

詹姆斯的人生经历与赛珍珠的极为相似，他们都在年幼时背井离乡，受到他国思想的熏陶，他们身上都融合了两种文化。所以赛珍珠笔下的詹姆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赛珍珠本人，詹姆斯那种富有正义感，有理想，并且为理想宁愿抛弃爱人的人物形象是赛珍珠心目中东西方文化交融产生的理想化了的新生代。

这种东西方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分别代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联姻的情节的描写体现了赛珍珠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把西方文化更为深入的根植于东方文化之中。与传教士的“送来”和留学生的“拿来”相比，联姻的方式显得不免有些中庸，这也许正是赛珍珠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熏陶的又一表现，是对中国中庸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创造性运用。

（四）不管怎样，从赛珍珠的笔墨中，我们看到的是赛珍珠希望西方先进的文化能在中国植根发芽，是希望西方文明的先进部分能引发中国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巨大变化的愿望，是希望西方先进文化能够给古老的东方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美好设想。

通过以上对赛珍珠文本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群芳亭》中受到安德鲁教化后的吴太太，《同胞》的詹姆斯还是《分家》中的王源，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自身通过对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兼收并蓄从而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走出了中国传统的困惑。这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兼容特别是东方中国人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在某种程度上是赛珍珠对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交融的可能性的肯定回答。

为什么赛珍珠能够提出于其他西方学者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不同的观点呢？这很大程度上还是应当归因于赛珍珠她双重的文化身份。可以说，正是赛珍珠身上融合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且二者融洽相处，使她认识到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动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她也为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赛珍珠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并不全面，所思考的“中国之路”也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实质情况。但从本质上讲，正是赛珍珠的努力和尝试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打通了一条相互交流和认识的通道，在二十世纪初期能够成为倡导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的赛珍珠是难能可贵的。在1938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型宴会上，主持人介绍说：“赛珍珠女士，你用你的作品，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个人口众多的群体中看到个人，并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化，以及土地在构建家庭中的基础作用。由此，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感情。正是这样的思想感情，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连接在一起。”[16]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潮流的今天，在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应当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才能具有前瞻性的今天，重读赛珍珠，我们依然充满崇敬。

参考文献：

[1][2][3][4][美国]赛珍珠：《群芳亭》，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161页、164页、164页。

[5][6][7][美国]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之《分家》，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761页、761页、902页。

[8]郭英剑《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论赛珍珠长篇小说〈同胞〉》摘自《赛珍珠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年版，第249页。

[9][11][12][13][14][15][美国]赛珍珠：《同胞》，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22页、43页、346页、371页、382页。

[10][美国]彼得·康：《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第351页。

[16]转引自Elizabeth Croll： 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 London， Pandora， 1989， p.209。

篇3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之表现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经历过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而在这之中，古老的中华文化与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则更是为各类学者所注目。首先，尽管一般文化都有大体一致的内容要素和基本结构，但是每一个稳定的文化系统却都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或中心目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其基本精神上是有差异的。(本文中东方文化统一以中国文化为例，西方文化则以英美文化概述。)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首先表现在各自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不一样的，东方文化以人文传统为核心，而西方文化则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对人的反思，而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则体现在理性精神、客观态度与求真的执著等方面。其次，中西方不同文化特质也离不开对两种语言系统的比较。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所创立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汉语的妙处就在于“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些飘忽不定，而西语则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就如同一首小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汉语中，有人能将其重新断句变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一来，意思仍通，但形式上就像词了。流传的关于此诗的英文版大约有七种，然而无一例外都要逐词逐句翻译，就如“断魂”一词，无非只能用“heart”来做文章。无法表现出作者内心的那种惆怅忧郁之情，可见西语之用词着实严谨。再次，中西文化中艺术这一分支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写意性、程式化和整体感、运动感，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西方艺术则体现出强烈的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在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同时，常常也表现出偏重形式的倾向。概括言之，就是中国艺术重于“写意”，而西方艺术则重于“写实”。中国艺术中的“写意”是指以作者的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也就是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亦即东方艺术家所苦苦追求的“意境”之说。而西方艺术则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从而更加注重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这种思维方式外向型的特点以及寻求圆满的欲望和认识的阶段性局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使西方艺术在模仿的对象以及模仿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成为西方艺术流派众多、花样翻新的动力。既然要谈到文学鉴赏，那么东西方文化中关于文学方面的差异则不得不提。有研究表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仅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截然异趣的风格特色，而且在其成长历程中还显示出双向悖逆的不同发展趋向。传统中国文学以抒情为表现中心，重视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意的表达。而西方古典文学传统则更加关注反映客观现实，借以引导读者认识其自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中的真善美。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从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从大量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诗歌以抒情为主，而叙事文学则少之又少。反之，西方文学中即使是诗歌也离不开叙事，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

二、英美文学中东西方鉴赏角度及评价之不同———以卡夫卡、海明威为例

在西方，“文学鉴赏”更多地被称为“文学评论”，尽管在某些微语意上来说“鉴赏”与“评论”是存在着不同的，但是在本文中，将对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种含义来理解，即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运用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并从中获得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以下，将对读者所熟知的几位作者的作品进行适当剖析，以期发现基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将对同样的作品予以怎样的鉴赏与评论。卡夫卡是我们都比较熟知的一位有个性的作者，他的《变形记》《城堡》等作品可谓是深入人心。西方评论者关于《城堡》以及卡夫卡其他小说的主题内涵有三种解释:(1)犹太人长期漂泊，试图寻找精神家园;(2)人类寻找上帝;(3)人类追寻真理和人生目的。然而美国作家及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指出，关于卡夫卡的三种评论是属于社会分析、宗教分析、心理学分析，这与卡夫卡的艺术全无关联，因为这些评论完全注重卡夫卡小说的内容而不注重艺术本身。相反，再来看我国学者对其鉴赏评论的内容:“卡夫卡的小说思想内容荒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点:象征性、荒诞性、冷漠性、意识流。他善于利用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生活，探求人生哲理，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小说结构紧凑，行文简洁流畅，语调平淡冷峻。”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评论者在评论立足点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西方学者在“写实性”思想指导下更注重剖析作品中的主旨，揭示深层次哲理性通识意义，而东方学者在“写意性”思想指导下则注重个体作品研究，挖掘作品中的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并且东西方文学评论在用词以及行文逻辑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美国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评论说，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本人“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喻。在一个异己的商业社会之中，硬汉形象是海明威对社会生活中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而中国评论家则认为海明威作品中所塑造的“硬汉形象”坚忍刚毅、勇敢正直，他们的“硬”不仅在于勇于抗争、视死如归，更在于他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对待失败的优雅风度。面对战争的噩梦以及荒诞的生存境遇下的失落、迷茫的困扰，抚摸身上的创伤，建立起生存的法则:“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种对待命运的态度，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一个民族的生活哲学体现。同样是一个“硬汉”形象，西方学者从现实出发解读出的是作者个人的理想化，而东方学者则认为是隐喻一个民族的生存哲学。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客观求实，因此，对于作品主旨的升华总是十分慎重，轻易不上升一个层面来进行总结，也就是说严格尊重客观现实;而东方文化的核心精神则是人文精神，注重对人本身的反思，这一反思可以是个体本身，可以上升到群体社会，甚至是全人类都为之适用。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始终强调的“经世致用”的道理。

三、文化差异在文学鉴赏中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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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西方文化；文化比较；建筑创作；文化发展

1 前言

近几年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讨论热潮。这使人想起了上个世纪初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百年，而所争论的仍旧是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个争论纠缠百年而未有结论，说明问题的复杂性；而这种论战均由文化比较进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涉及社会发展方向，更使人们对这一论争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不仅对于个人的创作，特别是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更有重要的意义，

2 东西方文化比较与跨文化发展

2.1 人类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任何文化都是在社会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摒弃旧的素质，同时不断产生新的素质而延续下来的。任何文化都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内涵，因此，用一种静态、不变的观点来比较东西方文化这样两个大系统显然很不科学。对于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动态的理解。

2.2 用这个观点看，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天生消极落后，他也不是总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阻滞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汉唐盛世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曾经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到明清以后才逐渐显出它的颓势。即使如此，有人统计在清朝康熙年间（300年前）中国的GDP总值占世界的1/4，比现在美国所占的比例还大，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只是在近一、二百年才越来越突显出来，要说中国文化天然消极落后显然不符合最起码的历史事实。

3 “两个合一”的创作理念

3.1 “天人合一”是古代人们对宇宙的认知模式，即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和谐的关系。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朴素而原始的论述，结合建筑创作，我们可以作以下几个层面的理解：

3.1.1 “天人合一”是对宇宙，同时也是对建筑的一种认知模式。世界万物，包括建筑在内，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独立的个体，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内在有机的整体联系。从这种联系出发，重综合、重整体的认知模式就成了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和西方文化重个体、重分析显然不同。这种不同有人曾以中西医学为例来说明：说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反映在建筑上，与西方建筑史多分析神庙、教堂等个体建筑不同，“周易”、“堪舆”、“园冶”等，则对建筑和“天”、“地”、“人”之间的联系给予更多的关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建筑创作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因此，在创作中，淡化建筑的主体意识，强调“天人合一”所蕴含的重综合、重整体的认知模式是十分重要的。

3.1.2 从“天人合一”的理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东方文化对人生、对一切事物的终极追求，那就是自然和谐。“和”，是“天人合一”理念的核心。与这一理念不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对事物的分析，强调事物的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我们也曾经强调过“一分为二”。但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对矛盾的分析是手段，是过程，而和谐才是目的。因此在建筑创作领域中，我们还是要讲“和”、讲“合二为一”，因为这正是改变当前生态平衡和城市景观遭到破坏的现状所必需的。

3.2 理象合一

这里所谓理，是指理性；象，则是指意象。意象生成包括了非理性的因素，所以“理象合一”也可以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合一。“理象合一”既是一种方法论(建筑创作的方法论)，也可以看成是对建筑的一种认识论。

如何做方案呢？是先排平面呢还是先考虑造型？功能和形式哪个更重要呢？这些问题常常难以回答。因为影响建筑创作的因素十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和形式的关系问题，而建筑创作的因素十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和形式的关系问题，而建筑创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也决不是“形式服从功能”一类的单向的逻辑形式所能解释的。因此，研究建筑创作的过程和创造机制，找出一些带规律的东西来，将使我们在创作时多一点自觉性，尽量少走一些弯路。

3.2.1 理性思考

理性思考不仅是指功能、适用或经济，它是一个宽泛的，能涵盖更多内容的概念。建筑师在拿到设计任务书后不仅要考虑功能、经济问题，他还要分析环境，研究与规划的衔接，还要研究所采用的结构和设备的先进性和可行性，研究生态保护、交通、防灾，还要与业主一起分析市场并给予准确的市场定位・・・・・・・等等，特别是那些大型复杂的工程，还会有更多，更为综合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思考。因此，应该肯定地说，理性思考是建筑创作的基础，没有认真反复的理性思考，作品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经不起推敲的。

3.2.2 意象，按照美国学者阿瑞提的说法，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对于建筑师来说，这种体验主要是以视觉的形式来表现。“大多数的意象都是朦胧、含混。模糊的”，并且以一种“猝然的、意料不到的、就像一道闪光”似的方式显现出来。阿瑞提把意象定位于“人的自发性和独创性的流露”，我们把这些抽象的语言简化，那么意象，和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神思”、“灵感”相近，只是神思、灵感没有反映出那种以视觉为表达方式的特点，因此我们所说的意象或者意象生成，将更适于研究建筑创作的全过程，它是建筑过程中一个最活跃的因素。

4 立足自己

强调立足自己，是要求建筑师要独立思考。既不受时尚流行的影响，迷信洋人，也不受框框条条的束缚，囿于传统。发挥独创性是建筑创作的前提。

强调立足自己，更主要的是要强调立足中国建筑师“自己”，要建构有自身文化精神的中国建筑理论框架，在创作中走出自己的路子。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调整心态，建立信心。我们应该承认差距，而且跟着别人走同一条路，那么差距还是下个当大的，但如果走自己的、有自己文化精神之路呢？情况就会不同了。立足自己，走自己的路，中国现代建筑的前景无限广阔。

参考文献：

[1]高能 从文化的视角看当今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 [期刊论文] -山西建筑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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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艺术环境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需要语言的环境。用艺术的形式给学生营造一种艺术环境，创造一种文化氛围，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西方文化的美感，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艺术环境中，感受西方文化的至纯至美，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将西方文化融入英语教学。

例如：在进行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Unit1 Hello教学时，学生们才刚开始接触英语，如果只是单纯进行课本教学，他们就会感觉到枯燥无味。于是，在授课前，笔者先让学生与老师一起唱《Hello》歌：“Hello hello hello hello，How are you！Hello hello hello hello，How do you do！I am fine，I am fine.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歌曲让学生感觉到英语非常有趣，对英语的学习也引起了兴趣。之后笔者告诉学生，与外国人打招呼要用“Hello”，就好像我们打招呼说“您好”一样。之后，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将人们之间见面的用语画下来，学生有的画出了两个人见面握手说“您好”，有的学生画的是同学们在学校门口见面打招呼说“早晨好”，画出的画面非常丰富。而后，笔者用英语将这些绘画作品的汉语翻译成英语，张贴在班级的各个角落。同学们处于绘画和歌曲的艺术氛围中，明白了西方或者外国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了解了国外的文化。

让学生生活在英语的艺术氛围中，能够使他们随时随地感受到英语世界的魅力，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并将西方文化与英语教学做到有效结合。

艺术运用教材

教材是英语教学的基础和根本，教师要对教材进行艺术化的运用，让学生在学习教材的时候，也感受到西方的文化，进行文化渗透，通过文化的渗透，让学生对英语产生喜爱。通过教材的基础运用，使其与西方文化相交融，教学中具有文化的渗透，文化中具有英语的教学，两者合二为一。

例如：在进行小学英语五年级上册Unit8 At Christmas教学时，笔者并没有立即让学生进入到课本的学习中，而是先给学生讲述了一个故事，通过故事说明Christmas（圣诞节）的由来。相传在很多年前的12月25日这天，有一个小男孩饥寒交迫，快要死了。这时候一位农民伯伯将小男孩救回家中，将家里仅有的一只火鸡给小男孩吃，小男孩好起来之后，告别之际折断一支杉树枝赠与农民伯伯并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回来送你礼物，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小男孩走后，杉树枝变成了一棵树，农民伯伯才明白自己接待的是上帝的使者，之后演化成为现在的圣诞节。所以，在Christmas day，我们要送亲朋好友presents表达我们的祝福。枯燥的课本内容便成为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既丰富了学生们对国外文化的认识，又让学生对课本内容产生兴趣，可谓一箭双雕。

将故事与课本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在美妙的故事中学习到西方文化，让学生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学习到课本知识。艺术地运用教材，能够让西方文化与英语教学有机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活用艺术对比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注重融入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不同之处，帮助学生建立起文化差异的理解力，让学生更为直观地体会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艺术式的文化对比，能够让学生对文化差异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在生活中随时能够运用。

例如：在进行小学英语三年级下册Unit5 How old are you教学时，笔者把中西方关于年龄询问的习惯编织成儿歌：“年龄年龄真神奇，问与不问分时宜，东方问时要委婉，西方女士要回避。”以便于学生记忆，并且告诉他们：在西方国家，人的年龄尤其是女士的年龄是一个秘密，贸然去问女士的年龄会让对方感觉到非常不礼貌；但是，在东方，这种情况则会比较少，尤其对于小孩子，大多人见到都会对孩子的年龄进行询问，在东方询问年龄成为一种关心和爱护的标志。然后，将学生带入到课文中进行学习，课文中售货员询问两个小男孩：“How old are you？”一个小男孩回答：“I am eight.”另一个小男孩回答：“I am nine.”之后，售货员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了不同的玩具，加深了学生对于年龄询问的东西方文化理解。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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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文化 东方 西方 中国 对比研究 自然观

西人崇拜自然，摹仿自然；国人亲近自然，融入自然。西人征服自然，为己所用；国人顺应自然，乐天知命。西人毕肖自然，赋予神性；国人体味自然，涵养人性。

一、 中西文化比较

东西方文化从思想根源到意识形态，存在着很大区别。

对待自然

中：有生命的 热爱赞美 顺从软弱

西：无生命的 厌烦敌视 抗争强势

易卜辞说“天地之大德曰”，视自然为有生命的机体，而生命都体现出曲线式的律动，不是冷冰冰的几何形的点、线、面、体，而是高级的生命活动——感情，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清，水之美者”；“情，心之美者”；“晴，日之美者”。情的本质——关心、顾念、珍惜。中国人对自然是热爱与赞美的，但同时也又软弱顺从的一面。

西方视自然为无生命的物质，在中世纪之前，基督教是禁止游山玩水的，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然狂暴、危险的一面，“他们对于野蛮感到厌烦了，正如我们对文明感到厌烦一样”（《比利牛斯山游记》）。对自然，西方文化是敌视与反抗的。 “不许自然有自由，一切都矫揉造作……人对无生命的东西毫无兴趣：不承认它们有灵魂和它们自己的美，只把它们当作仆从；或是活动的背景……树木、水、自然风光，失去它们的野性、拘束和荒僻的外貌”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这样评价西方人的自然观。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激进、跃动、分析、躁动和遐思、阳刚之美、一分为二，同中求异。

大禹治水：稳健、娴静、综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阴柔之美、合二为一，异中求同。

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核心——激进和稳健、跃动和娴静、分析和综合的差异。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采取的方式是毁灭人类。这种突破原有平衡取得新的跃进和突变，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因而在哲学上表现为充满躁动和遐思，在文学上对骑士精神进行歌颂，在艺术上张扬运动精神和阳刚之美。而在思维方式上则表现为片面的掘进，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一分为二，同中求异。而与此相反，面对洪水之灾，中国的古先帝们前仆后继，大禹终于在“堵”和“疏”的矛盾思索中找到了治水方针，并综合运用当时各种原始的知识和技能而治水成功。这凝聚了东方文化典型的思维特征为综合，积淀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为稳健和娴静，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合二为一，异中求同。

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引申到中西世界观的差异上，从表面上看形成了西方疏散人、东方疏导水的治水思想上的差异，而从深层次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张扬主体性，而东方文化更强调礼治，讲集体本位和人伦责任的差异。

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从古希腊文化的民主思想，到文艺复兴发展到极致，色彩浓重地描述着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画面。这一方面促使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人才辈出，成绩卓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形成了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中国自省、自律，从集体本位主义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形成了中国人谦和、礼让、重社会责任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此外，西方重横向夫妻关系，东方重纵向血缘相承，也反映了东西方封闭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特征。

二、中西文化寻旨

试图通过东西方文化差异，探究其表征语言的不同。

现实与彼岸

孔子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彼岸更为关注。

人文主义与神本主义

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西方的宗教传统，使神本主义倾向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

内敛于外张

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西方文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是一个超越与外张的过程，是一部侵略与战争的历史。

？智与情

“西方文化重智，东方文化惟情。前者易知，后者难察。”

西方一切学说之母胎始于哲学，而对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的学问。西方重智，故有近代科学之发达，物质世界之开发，现代化社会之建立。西方哲学对人类精神的讨论，也多以理智为结论。

而东方文化重情。魏晋人说“圣人无情，下等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从南亚天竺到中土华夏，再到东土扶桑，在精神世界中都珍重一个情字。

东方宗法，地域社会，乃重一情。西方城邦，自由国家，乃重一智。西方人惟智。但他们也陷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东方惟情。但惟情也造成了解也解不开的裙带关系。西方人征服自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但是现代化的光辉毕竟出现在西方，有差异方有和同。

体认与逻辑

概言之，中国思想领会世界是重体认（或曰体证、感应），西方思想领会世界是重思辨（或曰重逻辑、论证……）《周易·系辞》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这个“感”字最要紧。“感”即感应。西方思想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逻辑主义压倒一切。在逻辑主义思路下，感应失去了地位。感应被贬低为“感性”，在得到知识的问题中，是遮蔽理性，导致认识错误的原因；在宗教和道德方面，是引人犯罪的原因；哲学只崇尚理性。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事物第一原因的过程中，创造出纯粹形式和纯粹质料的学说。

整体与中心

东方文化强调整体，庄子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及「道通为一的说法，形成明确的整体论观点。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儒家或道家，都主张在自然之中弥漫着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人应从中汲取以为自己创造活动的根源，这就是从整体论而引发的有机论的概念。在如此的自然观之下，人的创作须讲究「生意盎然，旨在结合天地之间创造不息的生命。

西方文化和意识的核心——西方中心主义的先验性、独断性和霸权性。正如斯宾格勒在考察西方浮士德精神和进化主义时所说的，“这种进化完全是浮士德式的，他展现了我们的意志和目的感……”，这些意志和目的感在浮士德精神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我们世界表象的先验形式，而不是世界表象中已发生的一个原则。”这正是西方文化自我中心性的体现。

动与静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一描述恰好有如中西文化的动静之别。

我国文化偏重于“求静”，“我国传统园林用水，以静为主，清·许周生筑园杭州，名“鉴止水斋”，命意在此，原出我国哲学思想，体现静以悟动之辩证观点。” 相对于西方园林丰富充沛的表现，中国造园家追求的是返朴归真、淡中求趣以及“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童寯《江南园林志》）

相对于我国“求静”、“淡中求趣”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求动、求变的文化，同时也体现了西方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灵活多变的思维模式。

对于自然，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自然观映示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

异。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深入探源分析及对比研究，试图寻求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表征语言。

参考文献：

著作：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德）

《中西文化比较》徐行言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当代自然辩证法》曾国屏

文章：

《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 黄玉顺

《中西自然觀的哲學省思-兼論科技所需的人文精神》沈清松

《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何怀宏

《从教堂到孔子的礼乐之道》

《中国人的自然观》梁一儒

《西方历史哲学眼中的中西文明观》任毅

《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科学世界观》 周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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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可对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作后殖民语境下的剖析。小说中的母女代表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母女的冲突象征着东西对立。从书中既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对立，也看到二者交流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母女从矛盾对立最终走向相互理解，代表了东西二元对立的消解。同时，也提出了东西方文化共生对话的新型关系。

关键词：后殖民语境 东方主义 二元对立 消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二元对立与东方主义

从第一批华人踏上美洲土地的那一刻起，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或者说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就开始了。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高科技发明和中国的闭关锁国落后封建相遇时，东西二元对立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西方的领导控制地位也就注定了东方的被控制地位，东方就成了“他者”。

据德里达看来：“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并且他发现：“一种鲜明的等级秩序，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到了赛义德那里，东西二元对立则表现为东方主义，即“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由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解码而形成的帝国主义及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模式”。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新问题。”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标志了该理论的成熟。他在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的重要概念：“东方主义的前提是外向的……是那些东方主义者、诗人或者学者，使东方开口说话，描述东方，并且为西方而消除东方的神秘感并且将这些神秘的东西展示给西方看。”据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其实所谓的东方是西方眼中的东方，野蛮、落后、神秘、非理性等等这些用来形容东方的词，都是西方强加于东方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东方并非真正的东方。

赛义德之所以提出东方主义，源于他自己在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体会，对边缘地位尴尬处境深有体会。和他一样，美籍华裔也有相同体会。虽然美籍华裔在美国土地上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中美文化对立问题在20世纪才愈发开始凸显。直到20世纪中后期，一批跻身于美国主流文化圈的知识界文学界的华裔精英，以自身努力和成就开始向世人展示身后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美文化之间的交流问题开始凸显，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中美文化的二元对立问题才越多地被研究。

背负中国传统文化，生活在美国主流文化当中，美籍华裔作家们对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感受往往是最强烈的，并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愿望。40年代的华裔作家刘裔昌在《父亲和荣耀的后代》一书中，表达了融入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六七十年代的汤婷婷在《女勇士》和《中国人》中开始寻求华人的传统；八九十年代，黄哲伦在《蝴蝶君》中，“解构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这一东方主义白色神话，解构了男/女，西方/东方二元对立”；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描写母女间的冲突到理解，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对立，提出了两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所有这些作品都寄予了他们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融合的希望。

二 后殖民语境中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关系及其消解

《喜福会》在1989年首次出版，奠定了谭恩美作为当代著名华裔文学作家的地位。该书的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全国好书奖、联邦金奖和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该书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或是因为书中充满神秘感的中国，满足了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又或是书中美籍二代华人的双重身份，引起有着同样背景的读者共鸣。但笔者认为该书的成功有着更值得深思的原因，那就是作者在书中寄予的希望，对东西二元对立的消解的探索，希望东西文化最终实现对话，形成共生的新型关系。

《喜福会》由16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讲述四对中国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故事。母亲们为了逃离悲惨命运，从中国逃到美国。她们带着过去的经历和中国文化来到美国，用中国传统习惯来教育女儿，但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女儿们深受美国文化影响，不能理解母亲的爱。母女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们长大成熟了，开始领悟深沉的母爱，最终赢得了相互的接受和理解。

在东方主义看来，西方人理性高尚，而东方人愚昧落后。所以西方理所当然统治东方，凌驾于东方。在《喜福会》中，从大陆移民过来的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从小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代表了美国主流文化，所以母女之间的冲突体现的是中美文化的冲突。母亲远涉重洋，来到异国，不懂当地语言，周围都是陌生事物，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她们就成了弱者，也就是他者。在女儿思想中，美国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美国的总是要比中国的好。于是在她们眼里，母亲就代表了落后无知。“我母亲典型的中国行为常让我在众人面前觉得尴尬：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从女儿的反应可以看出她们对母亲和中国文化的羞愧。

在女儿面前，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说汉语，只有在不得以的情况下才会说她们的“broken English”。而女儿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根本不在乎自己能不能说汉语。中国母亲希望女儿能学汉语说汉语，但女儿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根本不屑于学习汉语。这个时候，母亲就在他者的地位上，边缘且被忽视。当林多对女儿韦弗利讲起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家乡太原时，失望地发现女儿竟然以为她讲的是台湾。台湾还是太原，在韦弗利眼里没什么区别，都是遥远的在中国的与她毫不相关的地名，她没有意识到太原对于母亲意味着什么。母亲的感受被忽略了，连同中文和中国文化一同被忽略了。

表面上来看，母亲的做法得不到女儿的赞同，母亲与女儿一强一弱。其实不然，两者的地位其实在某个时期就调换了。韦弗利从小就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下棋颇有天赋，并数次获奖。她讨厌母亲把她作为炫耀的资本，甚至为此放弃了下棋，而后一直拒绝母亲。这样看来，女儿是处于强势地位，母亲处于弱势地位。但最终在婚姻失败又重新找到伴侣之后，韦弗利才发现：“我终于真的懂了，不是刚才她所说的，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个真正的现实。我看到我过去一直所为之斗争的东西：我自己，一个吓坏了的孩子，跑到自以为更加安全的地方，藏了起来。我那是知道外面是什么，她的悄悄进攻，她的秘密武器……但在我向外窥视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看到真正在外面的是什么：一个老年妇女，以锅为盾，以毛衣针为剑，耐心地等待孩子邀她进去，变得有点暴躁了。”她意识到是自己在躲避，不敢面对母亲，而母亲始终在等她走近，不慌不忙，沉着冷静。此时，她发现母亲并非以前自己眼中的母亲，正如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东方并非真正的东方，因为戴着有色眼镜就不可能看到事物真实的一面。当韦弗利摘掉有色眼镜，正视母亲时，才发现母亲并不想她想象中的那样，两人的重新互相接受就意味着二元对立的消解。

三 后殖民语境下的反思

为了东西二元对立的消解，为了东西方文化能平等对话共生交流，在后殖民语境下对二元对立进行反思是很有必要的。二元对立为什么会存在，其根源在于东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东方是弱势的，而西方是强势的。要使这种对立关系消解，就必须重新认识两种文化，将二者放在同等地位看待。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弊端和价值，都在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如果带着狭隘的眼光去看待两种文化，就会像书中的母亲和女儿一样，女儿蔑视母亲，母亲无法与女儿交流，以至彼此误会，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东西方文化都不应是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二者的并存、对话与交流。《喜福会》中母女最终的相互理解就足以证明东西方文化并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她们身上体现的恰恰就是两种文化的互相理解和共存对话。反思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及其消解，就是为了两种文化能够建立并存、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下解读《喜福会》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赵莉华：《〈喜福会〉对西/东二元对立的后殖民解构》，《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2]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

[3] Rivkin, J.M. Ryan. 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篇8

关键词：中西医；神经；医学

【中图分类号】R197.32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3-0358-01

1 中国现有三种医学

1.1 现代医学:现代医学发源于西方（古希腊），约于公元16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所以也称为西方医学（西医）。这种医学已经是全世界的主流医学。

1.2 传统医学: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的中国固有的各民族医药的总称，包括中医药学汉医、藏医药学、蒙医药学、维医药学、傣医药学、彝医药学、壮医药学、朝鲜族医药学，等等。中国《宪法》规定：“发展 现代 医药与我国的传统 医药”。

1.3 结合医学:中国在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过程中两种医学必然相互影响，由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与配合防治疾病，逐步发展到两种医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的研究与发展因而形成了中西医结合、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维西医结合等研究，统称为中国的结合医学研究。其中，中西医结合研究，在中国起步最早（一般以中国 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毕业的1958年开始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取得研究成果最多，对国内外影响最大者当属中西医结合研究，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中西医结合医学。所以，中国目前是一个多种医药学共存，共同发展，共同承担着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

2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2.1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产生和由来 一般认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由1956年主席首先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演化和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即“中西医结合”的含义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逻辑学有“规定性语词”定义。

2.2 三个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

（1）常识认识层次的 “中西医结合” 概念：该层次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是感性认识，也称常识性或经验性认识，如有的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两法治病”；有的人认为“中药加西药”就是“中西医结合”；还有的病人把“看了西医又看中医”称为“中西医结合”等等。上述这些说法虽然属于“中西医结合”范畴，但都属于常识性经验性的认识和理解；属于现象的、直观的、片面的、非本质性的认识。即上述说法是“中西医结合”但它不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

（2）科学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科学层次中西医结合概念内涵，是指1956 年所讲的 “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或者说，“ 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即“中西医结合”的逻辑学定义）。它是建立在科学研究 基础上，获得对中西医药学内在联系及中西医结合本质性认识 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中国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追求的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只有不断深入开展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才能“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

（3）哲学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从哲学层次认识，中西医结合是指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构类似的知识系统（中西医药学）的辩证统一。这一哲学层次的 “ 中西医结合” 概念内涵，反映了中西医结合思想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理性认识。

2.3 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理念:它是研究如何最科学的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理论与方法防治疾病、保护健康；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中、西医药的优势，形成两种医药学的优势互补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保护健康的集成优势；如何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最安全的、最经济适宜的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为病人解除病痛等。其最高理想和目的是不断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创立一门中西医药学融汇贯通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目前中国已产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是通向未来新医学的一个过渡性医学形态及过渡性医学概念。

3 中西医结合在中国产生的时代背景

3.1 医学背景:中国有中医、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并存特别是中医药学，无论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还是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药学都是中华民族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重要医学。而且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疾病的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如辨证论治、针灸、中药推拿，等等。使其成为世界上从古代到现代唯一没有中断传承和应用的传统医学。中西医并存、并用、共同发展，是在中国产生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篇9

1940年，李小龙生于美国三藩市（旧金山），据说他父亲李海泉希望他长大後能够名震三藩市，就给他起名叫“震藩”，但是“震藩”的“震”和李小龙的爷爷李震彪名字中的“震”是同一辈，犯了大忌，于是改名为“李振藩”，既隐喻扬名三藩市，又包含自强振作之意。

後来，李小龙逐渐成长，自立自强，而功夫和电影也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上大学时，李小龙选择了哲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建立了自己的武馆，不停地阅读、思考和实践，将东西方哲学理念运用于武术，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功夫的方法论，为日後创立截拳道奠定了基础。

在经历了一番磨砺之後，李小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影响力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三藩市。他的功夫和电影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其魅力超越了国界和种族。他逝世多年来，其影响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加。他的哲学思想和功夫，不仅仅影响了搏击和电影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健身、跑酷、音乐、漫画和电子游戏等。今年4月，李小龙还获得了英国“亚洲人大奖”，大奖创办人表示：“李小龙是首位成功打入好莱坞的亚洲人，并在西方影坛制造戏剧性的冲击。如没他的话，亚洲文化和功夫永不能渗透至西方文化，我们也不会有成龙和李连杰，以及现在的演员，像出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伊尔凡・可汗。”

李小龙把东方文化带到西方社会，并让人们都接受它。在李小龙之前，西方电影中的亚洲人角色通常是由白人饰演，而这些角色常常是老谋深算的坏蛋、劳役苦工或者喜剧丑角。但李小龙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是西方国家的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第一个亚洲英雄。他改变了西方社会看待亚洲人的方式，特别是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从之前的不太好的小角色，变成了格斗哲人以及为和平而战的斗士。可以说，李小龙用功夫推开了一扇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户，用功夫电影架起了一座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篇10

东西方新闻报道比较

200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和美联社同时对“朝韩离散家属短暂团聚”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人民日报》的报道在导语中说，“朝韩离散家属访问团乘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专机于今天上午11时抵达汉城，踏上了实现与亲人相逢梦想的南方土地”。接着便交代了本次事件的发生背景，“这次朝韩离散家属访问团是在1985年9月南北首次交换访问团后实现的互访。他们也是在朝鲜半岛分裂55年之后，搭乘朝鲜民航客机从平壤直飞汉城的首批客人。”整篇报道主要侧重于介绍代表团的集体活动以及官方对这次团聚的组织过程，而没有提及离散家属与亲人相见的具体情景。

美联社的报道在导语中直接将离散亲人见面时的场景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在今天韩国电视台直播的画面中，100名朝鲜人悲喜交加，紧紧拥抱着他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未能见面的南方亲属，他们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紧接着在新闻的主体部分，作者选取了亲人见面时的几个小场景再现了当时的实际情景：“今天从平壤同时抵达这里的这些上了年纪的北朝鲜人被人们簇拥着走进汉城的一个大会议厅……哭声和呜咽声立即充满了整个大厅。”“一个68岁的老汉对他已经95岁的母亲说，……另一位情绪异常激动的男子跪在地上向他的父亲磕头……人们相拥而泣。亲人们相互讲述各家的往事，并一同翻看老照片。”

在另一则中国运动员由于赛前兴奋剂检测不合格而被迫退出比赛的新闻中，中国的媒体都是首先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处理措施，再简要叙述事件的经过，没有提及具体的人。而美联社的新闻则是从退出比赛的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人手：“xx现在正在收拾他回国的行装……本来他可以在这个房间中住到x号，但是现在他不得不打道回府了，因为……”

通过以上两则新闻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偏重事的叙述，往往用概括的手法，营造一定的气势，使读者对事件产生总体的认识，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新闻中，“个人”的描写处于次要的地位；西方的新闻报道较少抽象的概括新闻事件，而是通过具体的感性材料给读者留下一个直观的印象，人不是作为整体而是作为个体在新闻中存在的，“个人”的遭遇、处境是新闻的重要内容。

西方新闻界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导语形式，被称为“华尔街日报写法”。这种导语着重新闻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从人人手，落笔见人，把人放到超越常规导语的“超导”地位。比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我国开办儿童减肥训练班，导语是“谭威在北京闷热的高温下，鼻尖上挂着汗珠，泰然自若地谈起他的体重问题。他说我吃得太多了，我什么都吃。”然后才转入常规导语：“现在有那么多超重儿童，以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儿童减肥训练班”。由此可见，西方的新闻报道对“个人”的重视程度是有增无减。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也在采用这种导语的写作方法，但并不普及，除了新闻传统的写作模式影响以外，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长期固定的思维模式也是不可忽视的。

“个人”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地位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自己的称谓往往是谦虚的甚至是贬低的，自称“鄙人”，自己的妻子是“拙荆”，自己的儿子是“犬子”，连自己住的屋子都是“陋室”。但是在英语中，“我”的这个称谓“I”却是少数几个需要大写的单词之一，中国人看重的是“别人会怎么看”，在人与人关系中来确定个人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的“忠”“孝”实际都是以天下为归依的人格。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

西方文明价值观是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注重个体独立、个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存在。个人的地位是崇高的，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