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民俗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重阳节民俗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职工是医院发展的原动力，关心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把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能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投身到医院建设与发展中。我院的积极措施如下：

一、工作上鼓励职工，提高综合素质和服务技能。医院以“建高地、亮绝活、争先锋”活动、“三好一满意”活动为契机，在全院开展了护理技能大赛，并鼓励各科室立足实际开展技术和服务创新。通过理论考试、技能考核和强化训练，夯实广大护理人员的服务基础；通过组织优秀选手进行鼻饲技能展示、评奖，激发了护理人员的竞争意识和服务热情。科室的“温馨护士评选”、康复理疗等贴心服务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技术提高只是一个方面，为促进职工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医院积极邀请上级医院教授来院开展“加强医患沟通”专题讲座；邀请院校老师来院开展“文明礼仪，从我做起”的礼仪培训，通过理论讲解和现场互动，提高了全院的沟通能力和文明服务能力。据统计，医院年均开展各类业务讲座20余次，组织外出进修人员30余人次，参加各类学习活动近百人次，年开展胃、十二指肠动脉栓塞术等新技术10余项，有效地提高了医院的技术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医院以党员干部为抓手，以思想教育为主线，通过组织职工到县检察院接受廉政警示教育，邀请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来院开展专题党课，组织党员代表到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等形式，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有效地带动了广大职工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的健康；通过深入开展廉洁行医专项治理活动，举行廉洁行医宣誓仪式，有效杜绝了故意“跑方”、与药商勾结等不正当行为，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营造了良好的医疗环境。

二、生活上关心职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开展科室“谈心交流”活动。各科室要建立科主任、护士长与科室成员谈心制度，了解本部门职工的思想状况和愿望，彰显科内的团结和关爱。医务科、护理管理委员会、人事科及各科室负责人要对所有在职务、岗位变动，工作、学习受到挫折的职工，主动找其谈心。工会和妇委会要及时掌握家庭困难职工的动态情况，对家庭遭遇变故、不幸身患重病或碰到挫折思想情绪不稳定的职工要及时进行谈心沟通，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医院立足自身实际，通过建立组织、开展活动、融入大局，使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建立了院篮球队、广场舞队等队伍，配备了音响等相关设备，使文体活动组织化、常态化。每天下午，医院青年职工在篮球场上奔腾跳跃、挥汗如雨；晚上，百余人规模的广场舞队伍再次使院内小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医院利用“五一”、“十一”等节日，组织全院性地篮球、拔河、乒乓球、书法等文体比赛，进一步增强广大职工的凝聚力；积极融入全县文化建设大局。一年来，医院先后组织参与元宵节文艺汇演、第二节民俗文化节文艺演出、移动杯全县服务礼仪风采大赛展示、全市卫生系统文艺汇演等多项活动。医院代表在全县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在礼仪风采大赛中获金奖；医院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在全市卫生系统演出中获得极大赞誉。

篇2

关键词 民俗传统 现代农村 社会价值 功能作用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125-04

民俗是群体的文化生活，是人们相互认知、理解的文化指令，它引导和规范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民俗源远流长，与时俱进，是一种自发传承与自然习得的过程。民俗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囊括了更多社会事象，在现代生活话语中已成为一个正面社会概念，得到生活中更多人的肯定，是一种可以积极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①中国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和积极参与，在全国各省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评选，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家所珍视的公共文化，②特别是传统节日民俗受到重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都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规定为法定节日，成为建构新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在新农村建设中，建构农村和谐生活是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方式。民俗传统已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对象，成为谈论和讨论的话题以及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得到学术精英和大众媒介的关注和传播，而具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一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多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在本质上都属于农耕文化。它发生发展于农耕社会结构中，从古代到现代，很少发生严重的断裂和巨大的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农民以此认知和理解生活，构建观念世界。农民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中，遵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农村社会相对封闭，比较稳定，农民的价值观有连续性和循环性，农民的社会价值体系也更保守，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也就更多、更完整、更系统。

中国农民文化观念的特殊性通过各种生活表象体现出来，在历史中不断深化，体现出农民价值文化的独特性，血缘宗法观念、乡土人情、勤俭持家、消闲自得等生活认知模式，是华夏民族从生成到养成逐渐积累起来，是农村社会亘古不变的价值理念。不同地方的“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乡土观念”等在日常生活中也略有差异，民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人亲”等也包含了农民朴素的价值观。“回家看看”“拜祭祖先”“叶落归根”等观念根植于人们的骨髓之中等，凡此种种都沉淀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所谓中国人，不在于是否具有黄皮肤、黑头发，而在于是否具有中国文化的内在品格，体现一种文化根性。

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进，将个人与社会，家与国统一起来，在遵循社会秩序的同时完善自我品格，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历代先人各种“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在现代文明发掘中得到确认，就会成为民族特性的见证。在国际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传统民俗的价值和作用发挥也越来越为世界所认可和接纳。中国人、中国结、唐装、汉服、中餐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起走向世界。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各种民俗事象已成为人们感知和想象自身存在位置的有力依据。农村是民俗保存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地方，它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呈现出来，对不同个体来讲，能在民俗仪式中感受到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一个地域的民俗能基本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等。国家重视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社会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民俗节日是社会文化设置的时间单位，它以历日和季节相互组成一套完整的循环系统，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穿插于日常生活，形成生命的自然节奏。这些特殊日子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表现为人们相沿成习的各种活动，它不同于人们日常的历日，在于它所内蕴的特殊价值。这些民俗节日对普通民众的价值观有积极的引导性和规范性作用。

二

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幸福指数明显增加，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城市，流动人口增加，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另外，市场经济的扩大，现代传媒的普及，多种社会价值观相互交织，农村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基层行政干预不断弱化，普通民众缺少身份认同等问题日渐严重。由温铁军提出的“三农问题”已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中国历来没有纯粹“农业”问题，它包括了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多数传统农业地区，非正式社会制度、非规范契约等仍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础。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9、35页。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村的稳定性结构已悄然变化，年龄断层明显，农村伦理危机日趋严重，乡土人情关系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原则，社会道德普遍下降，个人主义和重利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国家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许多社会矛盾日渐浮出水面，伦理崩溃、封建迷信流行、信仰危机等普遍性问题不断发生，在本质上是新旧价值体系间的博弈。“三农问题”是重建农村社会性价值体系的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特别是对推动农村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星以“土地-治理-民情”的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给予新解释，分析了农村在土地经营变革、治理方式转型、农村民情结构等方面的喜与忧，应星：《“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好探索。

另外一个现象是外出打工农民在逢年过节带回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外面城市的新价值观，和当地传统价值观之间容易发生冲突，造成了农村价值取向差异下多种矛盾间的相互交织。农村出现的子女虐待父母，迫使已经丧失了劳动力的父母衣食无着，逼迫父母致死的现象也屡有出现。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农村缺少统一的价值标准，社会约束力不强，传统孝义与善良在当前农村社会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不断弱化，个人主义不因社会舆论的力量而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家里老人辛苦，但也倾向孩子外出打工，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能优化下一代的生活平台。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国家农村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农村社会在人口结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又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各种民俗节日事象中表现的更为充分，体现出传统优秀文化在引导和构建农村价值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常年在外漂泊的人有一种身份的认同和道德的回归。

春节即农历新年，“回家过年”就成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发生作用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家族祭祀和团拜，以及相互之间的访亲走友。这时候，一般民众能感受到自己作为社会道德共同体中的一份子，在履行这种民俗中体验到生命的归属，体悟到春节民俗对自己社会生命的重要性，它也是各种价值观相互交流对话的领域，在喜悦的氛围中能够相互提升和完善。清明节是一个以上坟祭祖为主的民俗节日。一般景象是在清明前若干天，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单位，集体提盒挑担去扫墓祭祖。在此过程中，普通民众能够在祭祖中体味生命中的感恩和奉献，特别是对已逝祖先所表现出的虔诚拜祭，而体悟珍爱生命、孝悌传家的真谛。清明节也是中华文化孝道的体现，是生命之流安身立命的基础，为了子孙延续和“光宗耀祖”的事业而具有了人生希望和奋斗的动力。折下柏枝，插在门上，分享祭品等礼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可以帮助人们凝聚生命力量，反思生命价值。中秋节被称为团圆节。一般是晚辈送长辈月饼，寓意居家团圆，在一年中有承上启下的功能。生命的完美不仅是躯体的康健，还有父母的慈爱和儿女的孝顺，兄弟姐妹的团圆等，它构建了生命完美的存在形态，表达了中国人的理想和希望。这三个节日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重视。贺雪峰认为关注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有了对人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人在生活中就有了纲。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19页。这样，人的生命感就会变得强烈而充满期待。

节日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国家的节日民俗体系是反映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关系的重要指标。国家在节日制度中会考虑如何将民族文化融汇进去，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机制。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地域中，民俗节日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社会价值体系构建中具有恒定性和大众性特点，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建构。

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专业组织，家的大小依着事业大小而决定。关注有限生命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也就是关于人生存的意义，是人安生立命的基础，如此，人生才可以纲举目张。：《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5页。现代的年轻人认为农村社会已无法为他们提供事业发展的空间，选择外出务工可能为后展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但对民俗传统的认可与遵循则是保证他们生命根性的基础。在村里居住和耕种的老人，由于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原因，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耕种的土地，甚至是别人无力耕种的土地，潜在的表达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外出务工者在春节、清明和中秋节等节日的归来，也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三

中国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在一个相对分割的领域内，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差异，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已进入到现代社会行列之中。广大农村多停留在传统社会，它们的构建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以地域为界限的村落群体，叶子：《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页。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交通便捷之后，人们积极外出，交往逐渐频繁，外界的价值观随之进入农村社会。现代科技的发达，通讯设备的批量生产，电视、网络信息迅速传播，即使没有外出的农民也能了解和接受外面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农村社会在一段时期内，将仍是多种价值观之间的博弈交融。

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和农村间建立联系，会受到两种价值观的影响，旧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自然退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它需要让自己能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而新观念不可能很快被接受和消化，它需要一段时间来认知、接受或是抵制、反抗。生活的事实是，他们多会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观念，被城市或更为先进的价值观所同化而顺应历史发展。在城市和农村价值观的矛盾中，会让更多的农民感到困惑和无奈，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难以做出真正的选择，更多是入乡随俗。

从民俗发展历程看，它在维系和构建民众价值观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人在追求独立自强的道路上，从对民俗的否定性批判，到改革开放以来对民俗的肯定性认知，使它从文化负担变为文化资源。民俗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视，它已成为人们感知、想象和确认自己社会身份的方式和依据。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作为广大农村的社会共同体，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通过对未来社会民俗的憧憬，以感受和确认自己是时代的新人。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民俗的价值作用，对民俗的自觉认知和利用，是构建新农村农民社会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民俗事象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能够强化人的精神能力，唤起并高扬人的主体意识，推动普通民众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民俗不同于无所为的游戏活动，它有一套完整的结构形式，并将之演化为一种观念性的仪式动作和过程，借助某种符号形式，向人们表达一种功利性愿望，并期待这种活动能对民众的生活发生真正影响。民俗符号本身蕴涵着人类生命世界中的文化心理，它能有效缓解和建构民众生活中的精神信仰。

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它不是用以满足人的某一个别需要，而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卡西尔认为这种仪式“并不是用于实践目的，不是为了在日常生活的需要方面来帮助人。它被指定用于更高的目的，用于大胆而冒险的事业。”[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在矛盾中融合，在新旧价值体系中不断调和。王先明认为革命与建设共生共存于乡村社会的建设，它的主导方向在于整体的社会建设，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王先明：《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村构建还需要时间，传统民俗所内蕴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在价值观选择的十字路口，国家以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价值精神对农民的引导和重塑也就显得非常迫切。

四

美国现代社会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探索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赋予那些文明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文明制度的人，他们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真实性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在传统人的手中也将变成一堆废纸。[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有美好的蓝图，有具体的配套设施，甚至已准备好了理想的管理技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要分析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关注，培养新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建构起农村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让制度和社会在实践中逐渐结合，逐步建立起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