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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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愁；民俗文化；身份认同；受众认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29-01

民俗是特定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源自于当地长期的社会、文化及历史积淀，展示一地民众的生活情趣。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人陷入了精神的“无家可归”，进而产生对民俗倍感怀念的“乡愁”。民俗旅游催生出以“民俗文化体验”为功能的旅游地，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给现代人精神归属的家园。本文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民俗、“乡愁”及文化空间问题，对民俗的呈现、“乡愁”的解构、民俗旅游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乡愁”的解构与阐释

乡愁是一种因主体与其故园分离而造成的思念与忧伤情绪。现代化所引起的乡愁，是在以城市化为主题的历史潮流中对传统生活消亡却无可奈何的迷失。“乡愁”作为人们的一种内心体验，与文化身份、民俗事象、精神归属等有着逻辑上的关联。乡愁之感的根源，在于精神归属的丧失，尤其在现代化与城市化冲击下，文化同化与西式文化对人的异化，导致现代人精神的“无家可归”。从本质上讲，“乡愁”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代文化异化的反思。因此，思乡是怀旧和追忆过往，成为寻求精神归属的情感表达。

乡愁是一种无形精神体验，于民俗的具体事象中得以寄托和表达。具体的民俗符号和文化场景，是民族乡愁之感释放和具象的产物；而人们对于“乡愁”的理解，亦不只停留在伤感与对民俗事象符号化的追逐中，更多是期盼寻求一种文化与身份的认同。

二、民俗对“乡愁”的表达

人们常常将民俗与乡愁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民俗即是安放乡愁的地方。乡愁本身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中延续的文化记忆，就是一种民俗。风俗本是历史生活的积淀，都让人有一种天然的参与感，而参与民俗活动，使人产生对失去美好的怀想。对民众而言，乡愁是民俗的精神提炼，加深了民众的精神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乡愁中所蕴含的对传统、对家园的真挚情怀与民俗有诸多一致。这种情怀，把每一个个体与历史、与特殊的地方、特殊的人群连接起来，对使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中的成员起着丰富和强化作用。当下的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受现代性怀旧（乡愁）情绪的影响，故民俗学与“乡愁”的关系越发不可分离。

民俗作为乡愁情绪的具象，使游客找到了乡愁得以表达和寄托的家园。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冲击、标准化的工业程序和生活方式、市场主导的消费主义及信息轰炸等，都裹挟现代人进入一种无意识主义状态。传统生活方式被摒弃，文化与身份认同渐趋淡漠，价值体系的多元无序使人们的精神处于涣散和迷失。精神无处安放，人们开始寻根溯源，民俗将乡愁具象成一个个寄托物，并通过仪式化的过程调动游客对过往历史与经验的回顾。

三、文化空间与民俗旅游

文化空间是民俗旅游中所有文化遗产特殊价值集中的表现。“文化空间”源于法国都市理论研究专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文化空间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

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也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民俗事象被高度符号化，已成为重要的一种旅游开发策略。“场所精神”一词最早由诺伯格・舒尔兹提出，场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和气质是一个场所的象征和灵魂，能使人唤起对历史和特点地点的记忆。

为加大民俗文化传播效果，挖掘空间性的多维开发、文化空间的表达、场景精神的塑造成为民俗旅游的重中之重。在物理空间上，不应只停留在民俗展示区设置上的真实性和空间的舒适性，在整个民俗旅游目的地的设置，都会直接影响到游客对于民俗体验的感受。在文化空间中，应在最大程度上扩展文化空间传递的场所精神，则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加大传播的效果。

四、结论

在民俗旅游的语境中，作为游览与体验对象的民俗文化，在平衡民俗本真性与商业性的前提下，挖掘空间的多维开发，注重文化空间的表达、场景精神的塑造成为民俗旅游的重中之重。只有如此，人们对于“乡愁”的理解才不至停留在肤浅的伤感与对符号化民俗的追逐中，而更多发展为一种期盼，期盼从乡愁的感伤走向文化身份的认同，从悲观情绪的低迷走向集体文化归属的团结。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贺学君.民俗变异与民俗学者的立场[J].西北民族研究，2003（3）.

[3][美]阿兰・邓迪斯.周惠英译.伪民俗的制造[J].民间文化论坛，2004（5）.

[4]陈勤建.文化旅游：摒除伪民俗，开掘真民俗[J].民俗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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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是发展群众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过去的群众文化中残留着旧时代旧思想的烙印，由本民族的祖先创造出来的群众文化具有鲜明的色彩，衍生出形式各异的民俗服饰、渊源流长的古典诗词、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民间说唱等民俗文化活动。

中国的民间文化成长于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群众基础深厚，中国风格鲜明，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拥护与喜爱。伴随新世纪的来临，我们不仅要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还要将其继续发展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持多样化的基础上，整合与创新符合生产力与文化发展要求的民俗文化。群众文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就一定要以服务群众为目标，大力发展群众文化才能将民间民俗文化更好的发扬下去，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目标。

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将民俗文化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积淀，更加是中华民族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想将群众文化发展下去就要继续保持传统民俗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二者相互融合令群众文化具有更加鲜明的特色，还能为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发展群众文化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群众在这之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其对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是文化发展的创造者，是文化财富的继承者，所以在发展群众文化时，应该以群众为核心，时刻铭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将更加鲜明的文化特色与时代性充分体现出来。

二、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是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功能之一

文化活动作为群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而且表现在继续建设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传统的民俗文化中，群众文化具有鲜明的传统性，在发展过程中就要传承这种民俗文化，并将其应用在文化活动中，从而使群众文化不仅仅带有传统的民族文化特点，更加具有现代化的时代特点。这在传统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并且实现了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的民间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得以孕育、传承以及发展。同时，传统的文化形式与内容的传递离不开群众文化的支持。很多传统的群众文化，如赛龙舟、泼水节，都是经过一种固定的形态方式继承并发展下来的，经历了千年的演变仍未改变原貌。现如今，新兴的民俗文化正在蓬勃发展，走遍了神州大地，跨过了五湖四海，例如户县、金山农民画，当地农民就是根据传统的雕刻艺术、剪纸与刺绣等相融合再加上崭新的表现手法创造出的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在十几个国家与地区展开巡回展示，受到了各地人民的喜爱。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的同时，群众文化还会不断创造或衍生出新的活动方式。党和国家对群众文化的重视，整理、搜集、发掘和抢救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遗产，并使它们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创新和发展。

我国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自成系统，独具特色，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群众文化具有共同性、稳定性、过程性、个别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等特点，也具有激励力、稳定力、约束力和凝聚力等六个方面的作用。群众文化的基础是物质文化，并以制度文化这个中间媒介向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渗透，把精神、物质和行为等层面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

三、在传承中创新是群众文化发展的源动力

（一）发展群众文化中的继承

群众文化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有着历史的继承关系，尽管群众文化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同时也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它不会因为原有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全部消亡。所以，我们不应该隔断历史而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

群众文化不仅继承文化艺术遗产的形式，还继承文化艺术遗产的内容。相对来说，由于形式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对形式继承的价值更大。群众文化以歌颂爱情、热爱祖国、赞美劳动等主要内容，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充实。古诗、戏剧等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是历史上劳动人民艺术智慧的结晶，至今的体裁几乎没变。武术、山歌等群众文化形式的面貌也没多大改变。舞狮、挂彩灯等习俗依然被人民群众喜欢着。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等活动方式至今为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并不断发展，世代相传。一种新的群众艺术形式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戏曲就是在舞蹈、歌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我们对传统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遗产既不能完全否定更不能生吞活剥地全盘接受，而是应该批判地继承，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对于舶来的文化艺术，要做到洋为中用，克服民族虚无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排外，并将它们充分运用到我国群众文化的创作中。

（二）群众文化发展中的创新

群众文化经过不断继承、创新、扬弃、积累后发展起来的，它是对一定社会活动的反映。群众文化的更新和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创新，二是形式的创新。群众文化的形式是活跃的、容易发生变化的，而其内容是保守的、稳定的。舞狮、舞龙灯、划龙船等传统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古时候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其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我们要更新传统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以便能更好地反映新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也需要表现形式的创新。创新和继承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是新的群众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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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舞蹈；吴越文化；稻作渔捞；民风习俗

中图分类号：J-7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7-0100-02

丰富多彩的吴歌吴舞在江苏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文物史料，自宋以下，民间乐舞有了新的发展，江苏民间歌舞也在这一时期更加蓬勃兴盛。据统计，至今流传的江苏民间舞约有三百六十余种，数量多，内容和形式也很多样。江苏民间舞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的受稻作渔捞文化的影响，有的直接源于民风习俗文化，有的由此派生而来，有的与本地区其它艺术交融和分化，因此，凸现出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审美价值。

一、稻作渔捞文化的影响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必须有赖于地域性的自然条件。江苏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多雨；地势平坦，间有丘陵；滨江临海。水系发达。这种自然环境，不仅为水稻种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提供了捕鱼水产的便利渠道。吴越人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发明并发展了水稻种植业，同时也掌握了捕捞水产的技术，形成了以种植水稻为主，捕捞水产为辅的生产模式，延绵持续了几千年。建立在这种生产模式基础之上的吴越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色――稻作鱼捞文化。它既不同于北方民族的狩猎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旱作农业文化，甚至也不同于南方内地某些地区纯稻作文化，以及某些海岛的海捞文化。在吴越地区，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已完全融合为一体，并体现在物质、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这种地域文化直接影响了江南民间舞蹈的历史成因、表现内容、表演形式，也培养了江苏民间舞蹈独具个性的文化特质。收集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卷》中的江南民间舞蹈，无一不是江苏人民稻作渔捞生活的反映。

江苏自古以农业为本，农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期待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流传至今的“社火”，就是溯源于上古的社祭活动。始于奴隶社会的“腊祭”，也是于每年岁终祭祀和农业有关的神祗。民族发展史研究表明，稻作民族生产过程中的祭祀活动是稻作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稻作民族精神文化的纪实与表现。吴越先民在种植水稻过程中，水灾、旱灾、虫害以及杂草是影响稻谷收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候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消除虫灾、草患这二大灾害，因而，人们总是把鸟视为神灵，当作图腾来崇拜。于是每当破土开荒、播种、插秧、收割，甚至谷物进仓等都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这就形成了节令性的民俗祭祀活动。民间舞蹈与节令习俗是紧密相连的。例如，《跳当当》、《跳幡神》、《跳五猖》等就是在祭祀过程中跳的舞蹈。

流传在南京和苏北农村的《花香鼓》，出自民间祭祀活动“春供秋祭”，即清代的“香火会”。在“香火会”中香火童子用神道礼仪和击鼓跳舞表演等方式，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以达到求祥纳福的目的。《花香鼓》唱词中有：“香童本是男子汉，男扮女装请神灵，穿女褂，系女裙，头上扎条女手巾，手中执的花香鼓，脚跳周朝五岳神，花香鼓。列国流传到如今。”舞蹈表演就是祭祀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舞者一般都持鸟兽为道具而舞，其目的都是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男欢女喜》也是反映当时祭祀活动的舞蹈之一。

《渔蓝虾鼓》的舞蹈动作韵律，则源于水乡渔民捕渔捉虾时所乘的“乒乓船”。所谓“乒乓船”是渔民们在小船上脚踏一块方形的小木板，通过双膝不断上下微微颤动，使小木板发出“乒乓”的敲击声。在劳作时，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人体自然随着小船而左右摆动，从而形成“欲动先出胯，迈步微微颤”的舞蹈风格。“虾鼓”表演者的双手始终在身前绕8字，这是模拟了渔民左手执箩，右手捏刹子，将虾赶入箩中的动作。表演时，动作柔韧、无棱角，这是由渔民在水中赶虾时受水的阻力所形成的动作韵律。《渔篮虾鼓》盛行于江阴东部一带。

二、民风习俗文化的融合

民风习俗是民间艺术活动的土壤，也是民间舞蹈产生的基础。老百姓往往把理想和愿望，通过这些盛大的民俗活动来表达。流传至今的社火、灯节等，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为江苏民间舞蹈的保存、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代叶顾禄所著《清嘉录》，记叙了当时吴中岁时风俗，其中关于迎春“社火”的记载有：“行春之仪：附郭县官，督委坊甲，装扮社伙，如《观音朝山》、《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名色种种。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迎春娄门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另《仪征岁时记》记载了清末民初的民间艺术活动：“元宵前后，龙灯之外，俗尚花鼓灯。其前八人涂面扎抹额，手两短棒，日大头和尚，与戴方巾、穿红绿亵衣日呆公子者，互相跳舞。”这些史料所记录的吴地风尚习俗，至今大部分保留在江苏广大地区。有些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

民风习俗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表象，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区的经济状态和风土人情的差异，在舞蹈的表现上也会形成各自的风格特色，即使是同一个舞种，也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貌。现将江苏按地域分为苏南、苏北和徐淮三个地区。同是在江苏，而这三个地区的舞蹈是各具特色不尽相同的。

苏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谓“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素有“鱼米之乡”、“人文荟萃”之称。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民间舞蹈，从总体上看，大都具有文采风流之雅趣，柔美、委婉和抒情之风格。舞蹈中的女角，具有婀娜曲线的身姿，含情微笑的神态，呈现轻盈委婉、纤秀灵巧、温柔妩媚的和谐之美。山明水秀，风光宜人的苏南，其民风习俗总是溶于秀美、恬静的山山水水之中，显露出美丽水乡的特色。丰富多彩的水乡民俗活动，塑造了苏南民间舞蹈的文化特质。苏州的《摇快船》、昆山的《拜香舞》、常熟的《浒浦花鼓》、无锡的《渔篮花鼓》、江阴的《采桑舞》、宜兴的《男欢女喜》等，就是苏南民间舞蹈委婉、柔美的典型。

苏北地区古属扬州、徐州，与安徽省接壤，所以经济、文化亦互有影响。因此，舞蹈风格多样，有雅致秀美的，有刚劲质朴的，也有活泼风趣的。但苏北民间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舞蹈的技艺性比较高，有些甚至带有杂技表演的性质。苏北的盐城、射阳等地素称杂技之乡，这一带许多的民间舞也受其影响，经常带有高难度的技巧，这给苏北民间舞增添了不少光彩。例如，南通如皋的《杨柳青青》，南通如东的《水流星》，盐城大丰的《跳财神》、《跳加官》，盐城的《二龙夺珠》等，就反映了苏北民间舞蹈刚劲、活泼的技巧性特点。

徐淮地区的民间舞蹈。徐州夙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多侠义豪杰之士，西楚霸王项羽生于宿迁，汉高祖刘邦生于沛 县。不管是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还是项羽的《虞兮歌》，都是悲壮凄怆，催人泪下的慷慨之辞。徐州地处四省，即苏、鲁、豫、皖之交，又是五省(通往河北)通衢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战事之地，古有“自古彭城到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之说。彭城，即今徐州。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徐淮舞蹈一般都具有刚健、粗犷、朴实的风格。体现了徐淮人民的勇武和力量。例如，徐州睢宁县的《云牌舞》、《龙虎斗》，徐州邳县的《旗锣会》等表现出这种特色。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它紧密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活动在民俗环境之中。民俗活动在江南可谓是丰富多彩，江南民间舞蹈，因此得以在民俗活动中轮番登台，所产生的民俗效应其意义极为深远。从江苏民间舞蹈的种类来看，主要以花鼓、莲湘、及各色以灯为道具的舞蹈。江南民间有句俗语：“锣鼓一响，脚底发痒”。这说明江南人不仅喜欢看民间舞，而且会直接参与。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记载：“斗野丰年屡，吴台乐事并；酒炉先叠鼓，灯市早投琼。……轻薄行歌过，癫狂社舞呈(民间鼓乐谓之社火，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乐)，街市管弦清。”反映了上元佳节良宵美景。《立春日郊行》：“竹拥溪桥麦盖坡，土牛行处亦笙歌。”描写了立春时的迎春仪式和歌舞。《四时田园杂兴》：“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追鼓过清明。”吟唱清明节的田野风光和农家乐事。在这些诗句中，如实地记下了当时民间歌舞的活动情况。

三、与其它艺术的互融

长期以来，江苏民间舞蹈通过传承、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的体现是与本地区的其它艺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民间舞蹈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本土艺术文化的养料，才成为这个地域文化的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

民歌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这一方水土的民族精神的缩影。江南民间舞往往用当地的民歌体例的形式加以表现，不仅以民歌曲调表现或诙谐、或活泼、或抒情的舞蹈特点，而且，有些民歌的唱词，还用来反映舞蹈的情节和情绪。《渔篮花鼓》中的唱词，将苏南渔妇的优美体态和善良的心地刻画的淋漓尽致。“小小渔妇生得娇，青兜头布绿束腰。丈夫吃了渔家饭，但愿苍天保佑好。手拿渔篮岸上跑，肩挑担子手叉腰。”《渔篮虾鼓》中的唱词，更是将苏南人所崇尚的鱼妇之美渲染得惟妙惟肖：“大姐生得好，拍粉画眉毛，耳戴金环两边飘。二姐生得好，嘴唇薄俏俏，说起话来真轻巧。身穿绿夹袄，外用背带罩，八幅罗裙拖在脚跟梢。”民歌与民舞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有专家在概括吴越民间舞蹈的艺术特点时这样说道：“舞蹈与歌唱紧密结合，载歌载舞，歌的内容就是舞得目的。”

武术，作为古老的表演形式，不仅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概和伟力，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江苏民间舞中有的融入了武术的招式。例如：无锡马山地区的《马灯》，表演是常常出现武术中的“转身避刀”、“盾下藏神”、“跨腿月”等动作，既加强了马夫百折不饶的威严，又渲染了马夫勇于拼搏的神力。流传在苏州太仓地区的《矛子舞》，在时，就是配合太平军军事训练的一种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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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素质；政治文化；构建

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中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文明”就是要求我们做好文化建设，而政治文化能否搞好不仅关系到文化建设还涉及到政治建设。道德素质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公民道德素质不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公民道德素质是否滑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过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们还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看到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时仅仅只是做出一些简单的评价，其实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这个社会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所暴露的弊端。

一、公民道德素质下降的表现

之后，我国逐渐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的利益被摆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与集体利益，那个时代强调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融合以及个人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转变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市场经济促使下形成的利益源泉的多样化，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和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个人积极性极大的发展，我国经济也开始迅速腾飞。但是个人利益的膨胀必然导致人们价值取向上的失衡。人们一味向钱看，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钱”来解决。为了“钱”，人们丧失了人性中最基本的良心，房地产开发商在建筑施工中偷工减料，出现“楼歪歪”；食品质量安全不断引发人们担忧，人们不时发出感慨，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放心吃的；为了获得所谓的医疗赔偿，不惜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往车上撞，不分青红皂白，救人者反成害人者等等，这一系列让人悲愤的现象已不是少数。如果说人们价值取向上向“钱”看是人们价值观的失衡，而人情冷漠、见死不救那就是人们心灵的扭曲。“小悦悦”事件、长江里打捞尸体收钱事件等，不禁让人们气愤更让人们寒心。这一系列被媒体曝光的事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实可想而知在没有被新闻挖掘的平常的生活中又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能再一味高调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弊端的，我们应该正视社会现实，反思我国社会发展到底在哪出现了病因。

二、导致公民道德素质下降的原因

公民道德素质的下降无疑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国家政策、体制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公民的意识形态。

（一）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弊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下，国家的资源由市场进行最基础的配置，减少了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统一分配和控制，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分配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社会已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人们在利益关系上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人们可以直接通过社会获得所需的资源，从而对国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地从国家和集体缩小到社会最

小单位―家庭和个人，使得原来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整体联系迅速地崩解为无数个小碎片，这就是利益单元的个体化”。 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使人们之间在利益追求的目标和内容方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人们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激发了人们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无限膨胀的个人利益与价值观相结合，在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与法律约束下，政治、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步，不能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失衡。

（二）法制不健全，没有体现公平正义，人们对此失去信心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意味着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我国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出台到1992年宪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大，更主要的是没有真正体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受传统的人治思想影响很大，在现阶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法制建设当中，这就有违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今天人们所表现出的人情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人们缺少法律意识，而是人们知道即便是拿起法律武器也很难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都不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人们只有选择漠视，以求自保。因此，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也是导致人们道德素质滑坡的重要原因。

（三）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侵蚀了我国公民的思想意识

在西方思想文化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民主思想，它强调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虽然在反对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暴露出虚伪性和欺骗性。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以个人为中心，个人价值高于集体价值，把个人的一切凌驾于他人、社会、国家之上，因而对社会、国家的危害是很大的，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是相矛盾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为了达到追求私人的名利、权欲和物质享受，就会不择手段损害集体、国家的利益，最终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目的被对金钱的探求所充斥，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可以买卖。因此，有钱就有了一切，金钱的多寡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拜金主义就成了社会通行的价值导向。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滋生的土壤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拜金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也势必会影响我国公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导致道德素质的下降。

三、反思中国政治文化的构建

公民道德素质的滑坡如果不加以遏止势必会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紊乱。当权者应该反思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公民的道德素质却呈下降趋势，我国在不断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现存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制度是否得到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等等，对于这一系列变化，人们是否适应和接受与这一变化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政治系统成员对原先所信仰的政治目标、社会理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等产生怀疑，当原先相当一致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改变甚至被抛弃时，人们对政治问题感到疑惑，这往往对社会共识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缺乏基本的共识，政治系统也将出现不稳定状态。” 所以我们在注重寻找导致公民道德素质滑坡的微观原因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整个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系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个体乃至群体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率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用来表示政治的价值取向模式，至此政治文化在政治学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对于政治文化的内涵，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卢西安・派（下转第221页）（上接第222页）伊等认为：政治文化是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的特殊取向所组成。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 大部分西方学者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并突出“取向”这一内涵。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界定主要受美国学者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基本上视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 ；第二种界定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参考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除了政治心理的内容，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把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意识称作“软模式”，把政治制度称作“硬模式” ；第三种界定认为政治文化除了心理层面，必须包括政治思想，在结构上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层次、政治价值评价层次和政治心理层次。 在陈振明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文化属于主观意识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准则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 这一定义从政治思想层次、政治心理层次和政治价值取向层次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政治文化的定义。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篇5

专业设置的“前世今生”

目前我省职校开设的数十个民族文化专业方向可以大致分为技艺类和戏曲类，大都在近10年内相继开设，这与近年来民族文化整体保护意识的提升有关联。2003年10月《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旨在保护以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于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2005年，江苏省有37项民族文化项目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省、地、市各级非遗项目都在陆续建设、评选中。这是我省民族文化专业开设的大背景和大环境。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产业需求型。一般是技艺技能类专业，有地方产业作为支撑，因出口畅顺所以招生、发展情况良好，有的还发展成为学校的特色、示范专业。比如江苏省宜兴丁蜀中专，1988年就在与当地紫砂二厂联办紫砂班的基础上建成工艺美术专业（紫砂陶艺方向），目前年招生300人左右。相类似的还有连云港东海中专的水晶专业等。

二、自发保护型。技艺类和戏曲类都有，往往是职业学校从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传统继承出发，利用某些有利资源开办。比如南京市莫愁中专秉承“传中华文脉，育特色人才”的办学理念，2001年开设了古籍修复专业，使古修技术由传统的师徒相传走上了正规教育之路，2004年升格为五年制大专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江苏省武进中专为了传承“常州大麻糕”的传统制作工艺，开设了“大麻糕制作”专业方向；盐城高师的淮剧专业源自1958年“盐城专区艺术学校”的戏曲专业，办学历史悠久。还有连云港艺术学校的淮海戏和连云港五大宫调专业方向等。这类专业的设置学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师资力量比较强，容易出精品、出亮点。

三、行政干预型。地方政府牵头组织，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布置职校开设相关专业，对地方民族文化项目进行后续人才培养。比如江苏省东台中专2011年开办的发绣艺术专业，就是在东台市委、市政府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为了提升当地发绣行业的整体水平、产品档次而建设的。淮安文化艺术学校的淮海戏专业建设则是当地文化传承工作框架中的一个部分：由淮安市市政府主导，制订五年保护计划，包括建立较为完整的淮海戏资料库和资料陈列室，设立淮海戏博物馆，建立淮海戏专题网，申报国家级代表传承人，设置传承机构等。无锡文化艺术学校2007年在无锡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下，恢复开办锡剧表演专业，并获得政府拨款200万。政府的强力推动往往使得该类专业建设基础好、起点高。

另外，还有一类属于复合型，往往整合了政府、学校、行业其中二者或三者的合力。比如常州艺术高职校经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研，在常州市政府和市文化新局的大力支持下，结合常州华夏工艺美术产业博览园的发展需求，与其合作办学，在表演艺术专业中设置锡剧表演方向和江南丝竹方向，增开民间工艺美术专业乱针绣和留青竹刻两个技能方向。再比如江苏省六合中专开办的雨花石雕刻专业，既有当地该产业市场发展迅速、人才紧缺的需求，也有学校看准雨花石艺术雕刻市场前景的眼光。

从现阶段发展情况来看，民族文化专业建设依靠行业或学校自发进行的潜力是十分有限的，有很多限制条件。有相当多的民族文化类型、非遗项目由于并不具备市场开发的因素，存活的空间有限，被职业教育“看中”的机会很小。行政干预型或者复合型应该成为民族文化专业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

专业建设的“异彩纷呈”

一、师资建设

由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特殊性，专业建设中“人”的因素极其关键。这里的“人”有三种内涵：一是身负绝艺的传承者，大多是工艺美术大师、表演艺术家、行业知名人士等，在专业里起指导、领衔、支撑的作用。往往一个这样的人可以撑起一个专业，也往往一类技艺的传递就系于一人身上。二是专业教师，他们承上启下，一方面学师的技艺，另一方面承担大量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在技艺和学生之间架起有效传递的桥梁。三是学生，有些技艺的传承对学习者有着特定的要求，而由于民族文化的衰落，招收不到合适的学生也成为专业发展的一大困难。比如江苏省戏剧学校就感到好的学戏苗子一年比一年难找。在这里我们主要观察前两类“人”――他们直接构成了专业师资――对专业建设的作用情况。

一般来说，各校的民族文化专业都延聘了行业、专业人士担任专业教师或承担教学任务，一些非遗项目也都有传承人担纲牵头，但是，由于这些专业人士的层次各异，教学能力不同，在专业教学中介入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因而直接影响了该专业民族文化传承功能的实现情况。一些学校充分利用了这种差异，采用各种形式挖掘专业人士的能量。比如宜兴丁蜀中专，学校组建了由宜兴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担任理事长，行业大师汪寅仙、徐安碧以及其他不同类型代表组成的专业理事会；在理事会的专业指导、支持下，学校选聘优秀行业专家担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汪寅仙、徐安碧、邱玉林、李守才等大师、名家更在学校建立大师工作室。这些行业专家不仅参与课程开发、教学计划的审定、教学督导，还在学校的“陶都职教论坛”中开设“名家讲座”，为专业教师拜师学习紫砂陶制作技艺提供了平台。江苏省武进中专一方面传承并改良大麻糕制作工艺并使其先后成功申报成为常州市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成为“常州大麻糕制作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单位”；另一方面，学校还培养青年教师学习传统制作工艺，严玉华和陈平老师分别成为常州市、武进区级该项“非遗”传承人。江苏省戏剧学校成立了由骨干教师和省内外著名演员以及文艺团体领导组成的三结合专家指导小组，并长期聘请一批舞台实践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来校任教，发挥专家的作用；每学期的剧目教学和基功教学统一管理，有机结合，因人设戏，因材施教。连云港艺术学校则采用“校团合一”的办学模式，该校的部分教师组建为江苏省女子民族乐团，演出时是演员，上课时就是教师。

理想的行业人士参与职业教育的状况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一边要将自己掌握的技能进行巩固深化并有所创新；同时，他们也要将这类技能的基础和精要与专业教师合作，开发出适合职校学生学习掌握的课程和教材；他们最好能够直接带学生，不行就带出老师来，同时对老师的教学过程进行指导和提点。现实情况中能够开发课程和教材的专业人士数量是很少的，更多的情况是带领教师学习技艺，这就使得专业教师的任务格外重要。他们要学习技艺，还要想着用什么方式让学生也学会技艺；他们不仅要传授技艺，做好大师与学生的中介，还要做好其他的开发、设计、制作等工作，用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手段培养出新型技能人才。许多学校感叹的师资问题其实主要是指这一部分的师资缺乏。而事实上民族文化专业的教师培养也缺少行之有效的路径。由于民族文化传承往往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无环境，无氛围，无群体，专业教师只能靠“自我成就”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项亟待破解的难题。在这里，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宜兴丁蜀中专的做法：学校在开展“青蓝工程”和“双师型工程”的基础上，对工艺美术（紫砂陶艺方向）专业的青年教师提出了“拜一个行业名师为师，学精一门全手工紫砂陶制作技艺，做好一件作品，带好一批学生”的“四个一”要求，有效地促进了青年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同时还制定了《名师工作室、创新工作室建设条件与管理办法》，将工作室建设和基地建设、课程建设、带培青年教师以及领衔人自身发展结合起来，促进了教师团队的共同成长。

二、课程与教学

许多职校的民族文化专业在这一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常州艺术高职校经过市场和专业分析，决定“江南丝竹”专业方向培养的人才需要掌握一至两项演奏技能，具备相应合奏能力和舞台表演能力，掌握江南丝竹文化，具有编排、演出和教学经验，能胜任各级民族乐团的演出要求；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则培养掌握本专业对应职业岗位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适应民间工艺产业发展需求，具有从事“留青竹刻”与“乱针绣”等工作，在民间工艺领域中专业基础厚、技术能力强、职业素质高、具有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工艺方向的专门人才。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下，学校以强化实践能力、设计能力与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能力和技能为主线，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岗位课程体系；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建设了名家领衔、学校主导、系部支撑、教研室为主体的与剧团及产业园项目接轨的工作室，集教学与生产、理论与实践为一体，使之成为项目课程的研发地、专业技术人才的成长营、创意设计和创造实践的工作间、融通市场与学校的桥梁。

在内容设置上，各校也都根据人才培养需求和师资状况，进行课程和教材建设。比如连云港东海中专始终牢牢把握专业课程改革这个主题，建立和完善了“三以一化”专业课程体系，将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水晶方向）专业拓展为水晶工艺品设计、水晶工艺品雕刻、水晶工艺品营销三个专业化方向，从设计到雕刻，从雕刻到营销，纵向延伸专业链。先后开发了《玉石雕技法》《雕刻技艺实用教程》等7套专业实训教材。江苏省六合中专努力做到“教室工厂一体化”“教学生产一体化”，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充分体现“教学做合一”“做中学、做中教”的职教特色。

民族文化项目的一大特色是实用性很强，因此各校都在专业教学中加大这方面的渗透力度。比如无锡文化艺术学校教学融理论、实践为一体，将原来主要以课堂教学内容为主的艺术实践，逐步拓展为创新型综合艺术实践和为社会服务型艺术实践三者并举的教学实践体系。常州武进中专则经常举办全市性的常州大麻糕制作技艺、工艺专题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常州大麻糕品尝会，使其更贴近现实、贴近市民，逐步形成产业化发展规模。还有一大难点是艺术创作的创新性如何培养的问题，这方面宜兴丁蜀中专的探索值得借鉴。学校在专业技能课程中逐步推进单元制的项目教学；改革评价方式，在项目课程结束后组织成果展出，向收藏作品颁发证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为了促进紫砂制品多元化的个性创作，专业教师引导学生在完成项目中获得“精神、自由、主观性、想象力”等非理性的个人超验，通过作品赏析，与大师对话，相互交流评价，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

课程与教学，是民族文化技艺传承由传统的师徒授受到现代的班级授课制职业教育最大的区别所在，这个环节处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应该是专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块成了许多民族文化专业建设的短板，拿不出像样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更谈不上实现项目课程建设、工作过程系统化教学等先进教育理念。当然，民族文化技艺的传承有其特殊性，一些传统教学方式更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但问题是，这些好的教学方式往往湮灭在时间长河中，并没能被很好地继承。当课程与教学处于一种相对“真空”中的时候，专业的薄弱与萎缩就会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的。

三、实训基地建设与产学（教）研合作

当古老的民族文化遇到现代职业教育的时候，实训基地建设和产学（教）研合作成为其有效传承的创新途径。在这一方面，我省诸多职业学校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实践案例。

首先，实训基地的建设有效促进了专业教学。比如六合中专建设了集教学、实训、生产、经营为一体的雨花石工艺美术实训基地，包括画室、泥塑室两个专业基本技能教学实训室，切割及打磨室两个可进行实际雕刻技能训练的雨花石雕刻实训室，两个可进行产品图样设计的平面设计及三维设计实训室，以及工艺美术师蔡春华、蔡康麟的雨花石雕刻工艺工作室。丁蜀中专的紫砂陶实训基地也由起初单一的制壶实训扩展到装饰实训、雕塑实训、烧成处理、模拟绘图等功用，实现了与生产过程的对接，具备了实践教学、职业技能鉴定、技能竞赛、社会服务等功能，为项目课程的开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实训基地的建设为校企产学（教）研合作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培养了市场，营造了难能可贵的社会氛围。比如东台中专与东台天艺发绣有限公司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和发绣产品研发中心，实行半工半读的学习模式，企业对学生进行专业培训，学生作品按件计酬。在发绣行业协会的指导下，学校和合作企业加大技改力度，创新发绣产品的生产工艺和题材内容，如以“丝语心语，真情永恒”为主题，相继推出了“心香一瓣宗教绣、永结同心情侣夫妻绣、手足情深同窗毕业绣、福如东海长寿感恩绣”等发绣产品，获得了市场认可。常州艺术高职校与常州华夏工艺美术博览园、常州市锡剧团、常州市歌舞剧院等对口单位合作，参与项目开发，进行订单式培养应用型人才；另外学校还充分利用常州社区大学的资源，通过艺术进社区、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开展作品展览、演出和专题讲座，扩大非遗项目在地方的影响力。无锡文化艺术学校安排学生定期参加无锡市锡剧院、江阴市锡剧团、宜兴市锡剧团、大丰市锡剧团、锡山区锡剧团、张家港市锡剧团等剧院的排练、演出，以提高、丰富学生的舞台实践和表演机会。六合中专与南京杨记工贸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生产经营模式培养，进行雨花石来料加工的项目经营，参与企业的研发项目和技术服务工作，以生产项目带动师生实训；还成为南京冶山国家矿山公园玉石研发基地，校企互惠互利，互相支持，取得企业对学校设备设施及实习耗材的支持和帮助。丁蜀中专依托紫砂陶实训基地创办了宜兴市丁职陶瓷有限公司，积极推进实训基地的“七合一”功能，利用学校资源组织技术开发，由机电专业、工艺美术专业师生协作开发的新瓦斯窑、新电窑等一系列陶瓷行业专用设备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实现了产学研一体化。同时利用该基地还成立了江苏省中小学教师陶艺培训中心，为省市中小学培训陶艺教师。盐城高师淮剧专业常年组织师生带着精心排练的大戏、折子戏到军营、农村、煤矿、工厂进行实习演出，参与各项政治接待、重大纪念、庆祝性演出等社会服务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舞台实践能力，又为社会各界送去了精神食粮，受到普遍欢迎。

四、“进口”和“出口”

一个职教专业只有“进口旺”“出口畅”，才能形成办学的良性循环，民族文化专业也不例外。甚至由于此类专业的特殊性，“出口”决定了“进口”，“进口”决定了某个专业乃至某类民族文化技能的生死存亡。在调研中不乏很有传承价值的专业（方向）因为招不到学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甚至面临撤并的情况。因而各校都在培养生源方面花力气、下功夫。

第一招是经济刺激。那些行政支持型的民族文化专业在得到政策支持的同时一般会配套经济资助。比如淮安文化艺术学校的淮海戏专业最初生源非常匮乏，学校承诺免除学费与生活费后才招到足够的学生。东台中专给予报考发绣专业的学生学费和住宿费全免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将获得每人每年政府助学金1500元。江苏省戏剧学校争取政府专项经费，2006年起免费向全国招生，开办“小京班”，用项目形式进行管理和培养，取得明显成效。这一办班模式被纳入江苏省文化人才建设工程，并在本校的丹剧、海门山歌剧班中得以延续。

第二招是广开门路，利用社团活动、社会培训、社区宣传等方式扩大潜在生源。比如常州艺术高职校组建与民族文化专业方向对应的四个学生社团，将外专业对非遗有一定兴趣和爱好的同学集聚起来，以培训的方式开展普及活动，有效地培养了一批有基础、有兴趣的非遗爱好学生。连云港东海中专的水晶专业每年都吸引一大批返乡农民工、退役士兵、下岗职工等来校培训，为其就业创业、脱贫致富拓展空间。

第三招是打通出口。一方面积极开拓升学进修的通道。比如丁蜀中专开辟四条路径：一是组织学生参加江苏省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让学生有机会进入高校进一步学习；二是学校与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联办成人大专教育，在中职课程完成之后接通成人大专课程，让学生在工作的同时学习提升；三是开设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职教育专业――雕塑艺术设计（紫砂陶艺方向）专业；四是自2012年起，与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联合进行“3+3”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另一方面，为学生的就业、创业不遗余力地创造条件。比如东台中专成立了校内学生创业基地――“丝语”发绣坊，主动与婚纱影楼、妇幼保健机构、民政单位等接洽合作，推广学生的发绣作品。东海中专鼓励水晶专业师生参加各类展评活动，先后在国家、省各类工艺品博览会上获78项金、银、铜奖；专业就业率达100%，毕业学生有的成为水晶企业管理人才，有的在营销岗位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涌现出一批创业典型。

五、文化建设

对于民族文化专业来说，文化建设有着别样的意义：从促进专业教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提升专业志趣，培养专业情感。就像六合中专设置了雨花石石料标本、作品图片的展示橱窗；常州艺术高职校在校园环境布置中随处可见非遗元素，定期开办留青竹刻、乱针绣作品展览，举办江南丝竹和锡剧的专场演出等。这种类型的文化建设虽还停留在本专业层面，但已经有了扩大民族文化影响的努力和实践。如果从总结民族文化历史经验和保存优秀成果结晶的角度看，也有一些学校的工作正在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这个历史使命，完成或接近这种超越：

宜兴丁蜀中专倡导“以陶载文，以技传人”，每年举办一次师生作品公开汇展，校内建立了“五朵金花”陈列馆，宜兴紫砂、均陶、美彩陶、精陶、青瓷等各类师生作品精彩纷呈，彰显着宜兴独特的陶瓷文化和鲜明的专业特色；建立了孙伯春老师作品陈列室和南京艺术学院吴开诚教授艺术馆，收藏了吴教授所捐赠的80余幅素描作品，以及历届师生的国画、油画、书法等作品；学校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舞蹈“陶工古韵”成为宜兴紫砂陶艺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大文化载体。

江苏省武进中专将全面深入开展普查工作，摸清常州大麻糕制作工艺、技艺生成、发展历史及历史代表性传人情况；建立常州大麻糕制作技艺传承人、传承群体资料库，用DVD形式详细记录常州大麻糕制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探究常州大麻糕制作工艺、技艺发展轨迹和在国内名点名小吃文化圈内的影响及价值；继续组织、举办好常州大麻糕文化活动，将收集的有关常州大麻糕的传说故事、奇闻逸事等编辑成书。

专业发展的“前途漫漫”

在对我省职校开设的民族文化专业建设情况有了一个总体的观察梳理后，自然要关注到它们当下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出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愈加逼仄，这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接续和传承文化传统的一个全新渠道。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渠道的作用充分发挥，必须要在“一盘棋”的全局统一部署和行政资源的有效调配下才能进行。民族文化专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这两个因素的不到位、不匹配、不协调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文化专业的发展问题一是在资源层面，二是在实践层面。资源层面集中在资金和师资两个焦点，而后者的问题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民族文化专业都在喊“缺少师资”“专业教师缺行断档”“没有编制难以进人”“师资青黄不接”，既牵涉行业人士也关系普通专业教师，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的短板；除了部分有行政直接资助的职校，大多数民族文化专业感到经费困难，“先进设备需要投入”“办学投入捉襟见肘”。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还存在多头办班的现象，比如淮海戏、淮剧、锡剧等戏曲类专业都有不止一家职校在办，无疑加剧了师资、生源的紧张，且不易形成办学的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还未进入政府顶层设计的视野，还处在一种相对无序、随意性较大、还未真正认知到其传承价值的生存格局中；二、利用职业教育来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民族文化类职业教育要和其他保护手段一起，整体规划，合理分工，同气连枝，互相呼应，才能真正实现其效用，而这是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全局部署和有机调控的。

民族文化专业实践层面的问题其实是前述现象在教学、办学上的终端反映：一是教学体系、课程结构、专业标准、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亟待提档升级，比如合理利用现代化教学方式等；二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不够，在传统经验的总结、现状的分析和未来的发展等方面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三是缺少相应的物质（经验）积累、生存环境、发展土壤。淮安文化艺术学校对淮海戏专业的发展列举了几条建议，很有针对性，也很有借鉴意义，兹列如下：

1.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统筹协调社会各界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协调机制或工作机制，使全社会都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之中。比如实施“淮海戏进校园”工程，把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淮海戏加入到学校音乐课、赏析课中，在提高学生艺术素养、丰富学生艺术知识结构、提升学生思想境界的同时拓宽淮海戏传承和发展的途径，维护淮海戏生存土壤，扩大淮海戏的受众面。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开辟淮海戏赏析专刊专栏；通过剧场演出、广场演出、电视广播、举办文化艺术节、旅游节、戏曲大赛、发行唱片等活动，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淮海戏、接受淮海戏、喜欢淮海戏。

2.政府要在人才培养上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保障。从不同渠道争取支持，无论是政府财政拨款还是民间资助，尽可能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保护淮海戏的行动中来。

3.抢救性搜集传统剧目、现当代剧目的乐谱以及音频、影像资料，加快建立淮海戏资料数据库，这些是研究淮海戏的基础，更是淮海戏的文化精华所在。

4.构建良好的研究氛围，由淮海戏名家、艺术研究者、淮海戏专业人员、淮海戏爱好者建立淮海戏研究团队，开展淮海戏专项课题研究，使其更有效地服务戏曲表演和教育实践。发挥艺术类学校的优势，专业的艺术背景和教育资源能够很好地帮助推进淮海戏的理论研究和创作水平。

5.要对淮海戏人才培养进行人才结构状况分析，淮海戏的主要人才是编剧、导演、演员、作曲四类，这就要求建设好戏曲人才在岗培训和深造制度。

篇6

关键词：恩施州；新型城镇化；民俗文化；关系

恩施州是多民族居住地，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4%。近年来，恩施州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2015年年末，城镇化率达到40.0%。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有助于促进民俗文化的融合，但与此同时民俗文化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民俗文化同化与变异现象、民俗文化资源流失等；另一方面科学合理地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也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精神动力和经济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理清民族文化与城镇化建设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助于二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策略，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为从根本上改变武陵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民“进城上楼”的文化（观念、习惯、认知等）不适应、甚至抵制而导致的建设速度慢、水平低，政府出力不讨好、百姓受用不受益的尴尬现状，促进该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城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相互促进

李月敏，李卫东在指出民俗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时，他们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重要内容必须与民俗文化双向发展，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始终与城镇化建设相一致。李枝秀认为城镇文化建设是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城镇文化建设不仅是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而且作为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能推动城镇化发展。恩施是土家族与苗族聚集地，其丰富的民俗文化使城镇化建设富有民族特色。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民俗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如龙船调、土家摆手舞等使恩施旅游业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个成功典范是恩施女儿城，恩施女儿城是一个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突出仿古与吊脚楼相结合，完美的体现土家民风民俗的新近打造的“新城”。自2012年开业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商贸、旅游休闲于一体的AAAA级民俗文化城。

（二）相互制约

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对民俗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恩施傩戏的商业化、哭嫁逐渐消失等，造成城镇化建设形式单一，缺乏民俗文化的润色。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不适应，出现“人在楼中，心在乡间”、“生活市民化，行为农民化”的文化不协调，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二、恩施州城镇建设化现状

十二五以来，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相继实施了一批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功能更加完善，“一主两副”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建始、巴东、宣恩、咸丰、鹤峰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率由30.5%增加到40%，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三、恩施州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一）恩施州民俗文化资源

历史人文景观丰富，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8处、省级57处、州级45处、县级176处。传统音乐及舞蹈数量繁多，全州有传统音乐84项，传统舞蹈68个，数目在17类项目中分别居第二位、第四位，并且传统舞蹈土家摆手舞、肉连响、龙船调等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有85个，传统美术33个，分布于恩施州8个县市。民间戏曲、民间文学种类繁多，反应这当地民俗文化传统，形成少数名族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总体上讲，恩施州民俗文化的开发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开发程度较浅、利用效果低下、传播范围较小，大部分民俗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恩施州的民俗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且主要表现为婚嫁文化、丧葬文化、礼仪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等，还存在其它较为独特的习俗。随着国家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恩施州的民俗文化逐渐在保护的前提下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呈现出来的良好势头不仅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少不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三）城镇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暴露出的问题

1.急于求成，商业化严重

在开发民俗文化过程中，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只是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缺乏全面合理的布局，出现了民俗文化发展畸形成长的现象。如土家族的哭嫁现在农村嫁娶时很少举行，传统的文化意识淡薄，很少能够继承下来，但屡屡出现在各大表演舞台上。

2.土地纠纷严重，人口流动速度过快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镇人口压力过大，城镇基础供应能力不足；再者，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强行征占农民土地，造成了原始乡村的城市化速度加快，破坏了其原有的文化底蕴。

3.民俗文化保护意识淡薄，自觉性较差

就教育而言，并没有与城镇化建设保持一致的速度，造成了人们对民俗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缺乏主动保护民俗文化的观念。就恩施州的旅游行为观念而言，存在许多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间接性的对民俗文化造成了阶段性的破坏。

四、加强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促进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

（一）提高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认知与认同

恩施州的民俗文化意识整体较强，民俗氛围较浓厚，但依然需要加强民俗文化的引导。如现在的大众对当地传统文化节日的意识受到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其民俗文化意识日渐淡薄。就恩施州的土家语言而言，鲜有人士能够继续传承与发扬。因此，必须加强人们对其民俗文化认知度与认同度。

认知是实施民俗文化发展战略的前提。因此政府要加强文化引导，通过文化宣传、举办的大型民俗文化节日、民俗文化读书日等形式来增强民俗文化的吸引力，使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加强教育对学生的民俗文化意识的熏陶，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意识，扩大民俗文化的群体力量是大势所趋。

（二）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地宣传与推介

强势打出“仙居恩施”、“世界硒都”、“巴楚胜地”、“天下第一女儿城”等口号。凸显恩施州淳朴的民俗民风与怡人的生态环境；凸显恩施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悠久的巴蜀荆楚人文特色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涵；凸显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通过宣传与推介，既可以让当地民众对本地民俗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又可以让外界了解、熟悉巴楚文化，进而使把巴楚文化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护和传承。

（三）注重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国务院在2012年12月正式出台《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街区保护，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建设一批特色文化街区。”这一理念，这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我们就要充分研究透上级政策，结合恩施州本地实际情况，以“扬弃”的态度，把产生在农业文明里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传承和保护。

（四）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要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扬。合理规划、有序布局，针对有价值的文化村落、旧居，首先必须向文物部门报告，听取其意见，不得因眼前利益而随意开发。对于部分保存现状较好、文化内涵深厚的部分村庄，引入开发企业，实施复原复建，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文化遗产的开发性保护，使新型农村社区走上真正的科学健康发展之路。

（五）健全完备的基础文化设施

文化设施建设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是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毕竟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盖高楼、修马路、建文化中心，而是要把教育设施、体育设施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立完备，一步到位，这样才能在提高当地.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对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一方面要明确部门的相关责任并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民间文艺社团的作用，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文化设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形成文化设施管理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月敏，李卫东.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J].开发研究，2015（03）：137-140.

[2]李枝秀.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符号”的保护与传承[J].江西社会科学，2104（09）：254-256.

篇7

一、本体与传播之间话语的转变和构成

民俗文化想要实现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完成话语的构成，其要点之一就是在本体与传播两者间进行转变与二次构成，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话语主体的转变。话语主体在传统的民俗文化中既是主导方又是决策方，同时还兼具传播者，在民俗文化的发展中主体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大众传播的产生，使该主体既可以是实际的参与人员，也能作为单一的传播人员，不需要直接参与文化活动。话语主体的改变使得民俗文化在记录方式、传播体系、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转变与二次构成。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本体向传播转换，代表民俗文化本身传播的手段、进行接受的主体与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转变与构成让民俗文化得以在时间与空间中，拓展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以保证每一个阶层和年龄的人群都能够接受并传承民俗文化。

二、民间与主流之间话语的共存和交融

民俗文化来自于民间，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积累下来的精神和艺术财富，因此，自然带有强烈的民间本土的话语。然而，民间文化是需要社会的不同阶层与领域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对其进行传承、发展、传播。因此，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地重新进行构建，以满足每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作用与意义，已无法单纯用“工具”进行衡量，其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信息传播之间构建平台，并推动民俗文化在大时代的要求下展现其主流话语特性。大众传播想要实现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民间向主流发展，首先要打破其社会组织形态，将民俗文化从单一的民间管理上升到国家的政治政策中，以大众媒介作为平台，使民间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意识语境中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其主流话语的旨归，构建话语在民间与主流两者中灵活转换的通道。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话语的共通和交互

既记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工作、发展和变革，又承载当下社会文化的特点与气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就是民俗文化的内涵，所以民俗文化在进行话语构成时，必须将历史文化与现实价值进行融合研究。民俗文化的变迁总伴随着历史的更替，民俗文化中记载的农耕作业、岁时、生产以及婚丧习俗等都反应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可见，我国民俗文化其话语特点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继承性以及统一性，这与历史的发展维度相一致。民俗文化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表现形式客观地进行记录与展现，同时又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切合，并经常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行为发生变化，甚至使其话语发生重新构成。从另一方面而言，民族文化的内容、表达形式、作用与意义都随着现实的语境变化而变化，其话语更带有突出的现实特点。

四、国内与世界之间话语予以统一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一口号最能完整诠释民俗文化身上蕴含的世界意识，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综合软实力，同世界文化与精神相统一成为民俗文化话语构成的关键要点之一。因此，作为承载着我国传统艺术的民俗文化，其话语构成既要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突出中国特色，又要紧随世界文化的发展与流行，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间构建平台，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完成这一步需要我国民俗文化借用大众传播语境的力量，将其与世界话语相统一，使其既带有本民族特色传播符号，也纳入相应的国际需求，从而推动我国民俗文化与世界各民族共同分享交流。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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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地区 民间音乐文化 旅游文化产业 双重可持续发展 支撑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7C-0050-03

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纷纷进入旅游产业，它们一起催生了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大量涌现，导致旅游业的兴盛，但是，据现实的情况来看，里面隐藏的危机也是比较严重的。要使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获得持续性地发展，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在支撑着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支撑着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充分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建立起良性运作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地发展。

一、支撑性因素的构成形式

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包括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两大部分的内涵，所以，要使它发生良性的运作，必须一方面要给予民间音乐以支撑，另一方面又要给予旅游文化产业以支撑。西部地区的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是一个很庞大的结构体系，其具体的构成因素多样而复杂，所以其具体的支撑因素也是复杂的，我们难以尽述。在此我们只能对它们进行抽象，从一般的角度加以探究。支撑民间音乐的因素主要有原生态民间音乐，包括各种音乐的品类、音乐的结构和风格特征、音乐的地域和民族特征、音乐的操作者、乐器和乐队的构成、音乐的文化内涵、音乐赖以生存的地理和人文背景等内容。支撑旅游文化产业的因素主要有政策策略、产业的规章制度、财力结构、管理水平、人才谋略、产业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

总括起来，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的支撑性因素主要有原生态民间音乐、政策策略、规章制度、财力结构、管理水平、人才谋略（本文的“人才谋略”不是“人才战略”。它是指“人才”和“谋略”两个词的并列关系；没有修饰关系，不是指“人才的谋略”）、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八个因素。

二、支撑性因素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

为了便于下文支撑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阐释，在此我们需要了解支撑性因素的背景，尤其是它们的来源问题。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支撑因素的来源主要有原生态音乐源地、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研究单位和学校等几个方面。

原生态音乐源地指的是原生态音乐的发源地，包括旅游文化产业所使用的民间音乐的来源地，诸如乡镇、村落、街道、庙宇、道观等地方，它们能够提供原生态音乐、乐人、乐器和与此相关的文化内涵诸因素，提供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因素。它是最为基础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只能是因为它的存在而起作用。

政府部门就是指政府的各级部门，本文指的是与某个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关系密切的部门。它们主要能够提供政策策略的支撑，比较高一级的部门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和策略进行指导性的宏观调控，关系密切的一些政府部门制定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和策略，直接对某些民间音乐文化产业建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给出方针策略，有一些部门还直接参与其中的许多事务。除行政措施外，政府部门还可以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控，还可以给予拨款、借贷等财力支持，还可以调配人才支持科研等给予支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提供的支撑性因素可以左右某个或某些旅游文化产业的生死存亡。

旅游企业是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法人组织，它提供的是产业的规章制度、管理水平等因素，直接对企业进行操作营运，管理企业；同时提供人才谋略因素，对人才实行调配和优化组合，制定企业发展的谋略，给企业发展的远景绘制蓝图；也负责财力方面的调配使用，承担财力和破产的风险等。其他所有的因素，都要经由它才能落到实处，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研究单位和学校指的是那些相关的研究单位和学校。研究单位有研究院、研究所和一些其他的研究部门；学校有与民间音乐和旅游产业相关的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院校，或者综合性高校的院系和艺术院校的部分专业。它们主要提供的是人才的支撑因素，为原生态民间音乐的研究、民间音乐旅游项目的策划和操作提供人才；为旅游文化产业的研究、策划建构、操作管理提供人才；同时为政策策略、规章制度的制定，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提供支撑性的因素。可以说，在所有支撑性因素当中，它起着基础的支撑作用，是旅游文化产业基础的来源。目前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中，对其基础支撑作用认识存在很大的不足。

三、支撑性因素的支撑方式

支撑性因素的支撑方式是研究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支撑性因素的核心问题。在揭示各支撑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支撑的运作模式，对建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良性运作模式，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上来看，支撑性因素的支撑方式总是一种综合性的支撑，各种因素不同程度地起着其支撑作用。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往往有偏向，哪一方面的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就会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因而，呈现出各种类别来。就目前旅游文化产业中实际的支撑情况进行归纳，其主要的支撑方式大致有乐源支配式、政策支配式、经济控制式、智力调控式等几种。

（一）乐源支配式。乐源支配式指的是以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支撑民间音乐的因素――原生态民间音乐，包括各种音乐的品类、音乐的结构和风格特征、音乐的地域和民族特征、音乐的操作者、乐器和乐队的构成、音乐的文化内涵、音乐赖以生存地理和人文背景等，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使旅游文化产业呈现出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各种性质。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产业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两个因素，紧密地配合原生态民间音乐，作为原生态音乐的生存环境，也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它居于第二位。其他的支撑因素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的作用次之。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举办者多为民间村坊组织和村一级的政府，其运作方式多为民营集资合办型。

（二）政策支配式。政策支配式指的是以政策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政策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可以讲，在这种支撑方式下的旅游文化产业，就是政府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体现形式，也就是政府观念的物化形式。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由于政府行政措施强大力量的作用，其他的支撑因素，如果能够受到政府重视的话，也能起到较好的作用。政府可以督促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实施，管理措施的实行；可以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研究，出谋划策，帮助制定其产业的蓝图；可以调配其人员结构；可以给予经济支持等，因此，规章制度、财力结构、管理水平、人才谋略这些支撑性因素能够发挥到一定的程度，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居于第二位。其他的支撑因素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的作用次之。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原生态民间音乐被任意调配，往往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基础作用。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一般为政府主办；亦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采用招标方式政企联合举办。

（三）经济控制式。经济控制式指的是以财力结构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财力结构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拥有财力的组织、单位和个人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政策策略也是具有较大支持力度的支撑因素，因为政策和策略有时候会转化成经济支持力，在一定政策策略的允许范围内可以拨款和借贷，所以，政策策略支撑因素居于第二位。其他的因素次之。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原生态民间音乐处于一种被支配的配角地位，受经济因素的任意调配，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基础作用。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多用招标的形式兴办，或被企业家承包，由企业家投资承办，或由一些财团和企业联合出资合办，政府也可以通过拨款参与其中。

（四）智力调控式。智力调控式指的是以人才谋略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人才谋略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政策策略具有较大支持力度，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在人才所研究的谋略中产生的，它居于第二位，同样，规章制度和管理水平也是在人才所研究的谋略中产生的，它们的支持力度较之于政策和策略，稍次之。其他的因素又次之。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对于原生态民间音乐的支撑力度，要分两头来说，如果在谋略中对它足够重视的话，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力度的地位应不亚于政策策略的地位；若是对它不够重视的话，它处于一种被随意支配的配角地位，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基础作用。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多是一些产学研的形式，或者由校企合办，或者政校合办，或者由政校企三方联合举办，或者由企业家投资承办，学校或研究院所参与其中等。

四、支撑性因素的合理运用及其重组

要建立起良性运作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充分地发挥各种支撑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合理地利用它们。怎样才能做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这是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之所在。基于上述的分析，上述四种支撑方式都有其利弊，都没能很合理地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特别是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很不受重视，导致本末倒置的现象出现，造成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具体情况，对各支撑性因素进行重组。就一般的情况而言，重组时我们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

（一）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放在第一位。因为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是利用民间音乐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产业，它虽然具有二重性，即民间音乐和旅游文化产业，但是，民间音乐应处于基础地位。可以说，没有民间音乐，就没有民间音乐的旅游文化产业，因此，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必须放在首位。由此，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两个支撑性因素也被提了上来，它们必须是和原生态民间音乐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建构不能脱离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人才谋略支撑性因素放在第二位。在确定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的基础地位之后，策划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蓝图之前，必须制定谋略。制定谋略主要依靠的因素就是人才，所以，人才谋略的支撑性因素应该是居于第二位的。其中，人才集团必须是具有多重成分的，必须保证有民间音乐方面的专门人才，包括具有民间音乐学术修养、能够主持策划音乐项目的专家，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高超的原生态民间音乐实践技能的民间音乐专家；同时又必须具有熟知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管理技能的、具有策划组建旅游产业的旅游产业专家；还需要研究社会和文化变迁发展规律的文化学方面的专家和其他相关的专家学者，由他们组织一个具有合理而全面的知识体系结构的智能团，由他们进行综合研究，在充分论证以后，统筹兼顾，经过深思熟虑，产生谋略。

（三）政策策略支撑性因素放在第三位。经由智能团深思熟虑所产生的谋略，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他们的谋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左右政策策略和有关的法规的制定，或者是直接体现为政策和法规的形式，用以指导和调控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运作；从小的方面讲，就是为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策划、组建和运作管理提供计划和策略，那么，产业规章制度、管理水平、财力结构这三个支撑性因素被提了上来，因为它们都属于旅游产业管理的策略。政策策略支撑性因素实质上就是人才谋略的结果，因此，它紧跟在人才谋略之后。

把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八个支撑性因素按照上述的三条原则进行重组，实质上就是将八个支撑性因素进行优化组合，使其能够获得应有的位置，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发挥他们最有效的综合效果。这样，从原生态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双重角度出发，以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因素为基础，保证了旅游文化产业的民间音乐的特色，消除了只顾产业，不顾民间音乐文化价值的弊端，在保持这个基础的基础上，经由包含有民间音乐、旅游产业和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智能团的研究，制定谋略，这些谋略是真正体现了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以及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精髓的，这些谋略又以政策策略的形式，产业规章制度的形式，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策划、组建和运作管理的计划和方案的形式，作用于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必须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建立起良性运作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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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岱.河南南阳民间音乐产业化经营初探[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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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婷.旅游演艺：还要找准独特的民族经典元素[J].今日海南，2010（2）

【基金项目】201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一般资助科研项目（201203YB187）

篇9

关键词：民俗学；人生礼俗；民间美术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169-01

一、求子礼俗中的民间美术

向神灵祈子是最普遍的一种求子方式。其中最具有特点的就属“麒麟送子图”了，麒麟送子是我国古时候祈子法的一种。传说中麒麟是仁兽，是吉祥的象征，能为人们带来子嗣。晋王嘉《拾遗记》中描述，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这个典故成为“麒麟送子”的来源。《麒麟送子》图多出现在民间艺术作品之中，而宫廷用品少见。

二、诞生礼俗中的民间美术

1.银饰。民间银饰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它千锤百炼、历久弥新，扎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旺盛的生命力来自民间，富含着深邃的民族情感。金银器饰物在民间的使用较为普遍，制作金银器饰物必然经历烧炼、雕、镂、打磨等程序才能完成，它们来自民间，蕴藏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感情，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欢乐与企盼。我国的银首饰、银器的使用大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2.虎头鞋。虎是百姓心中的保护神。虎头鞋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制作的童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故称虎头鞋.它既有实用价值，也有观赏价值，同时它又是一种吉祥物，人们赋予它驱鬼辟邪的功能.虎头鞋做工复杂，仅虎头上就需用刺绣、拨花、打籽等多种针法。鞋面的颜色以红、黄为主，虎嘴、眉毛、鼻、眼等处常采用粗线条勾勒，夸张地表现虎的威猛。

三、婚姻礼俗中的民间美术

1.民间婚庆剪纸。窗花剪纸是寻常百姓家用于装饰门窗的喜花，一般是在逢年过节或婚庆嫁娶时，贴在窗棂中间以增添喜庆气氛。窗花表现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描写神话传说的，有用谐音比喻的、暗示吉祥的，还有的直接用文字来表达祝福。因此，不同的窗花展现出各地域各民族的独特民俗风情。

2.民间婚嫁用具工艺。在宁波旧时嫁女的场面有着“十里红妆”一说，人们常用“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形容嫁妆的丰厚。旧俗在婚期前一天，除了床上用品、衣裤鞋履、首饰、被褥以及女红用品等细软物件在亲迎时随花轿发送外，其余的红奁大至床铺，小至线板、纺锤，都由挑夫送往男家，由伴娘为之铺陈，俗称“铺床”。 这些嫁妆家具习惯上分为内房家伙和外房家伙。如千工床、房前桌、红橱、床前橱、衣架、春凳、马桶、子孙桶、梳妆台之类放在内室的，都属内房家伙；画桌、琴桌、八仙桌、圈椅等是外房家伙。从功能上讲，可分为生活起居类、日用小木器、女工用品三大部分。

四、祭祖礼俗中的民间艺术

浦江剪纸工艺精巧、题材广泛，生活情趣浓郁，图案清新大方，多数取花鸟、草虫、山水、亭榭、仙释、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为题材。形式上流行最广泛的是窗花。每当春节，农村的姑娘媳妇便大显身手，鲜红的窗花把节日点缀得喜庆而热烈。除春节外，结婚礼仪、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活动中都要制作大量剪纸，有礼花、灯花、功德花等品类繁多。通过谐音和象征手法，寄托劳动者的理想和愿望。如剪金鱼满塘寓意金玉满堂，剪枣、笙、桂花、莲子比况早生贵子，剪瓶、鞍、戟、磬象征平安吉庆，剪蝙蝠、鹿、桃和蜘蛛则喻示福禄寿禧。浦江县地处浙江中部，气候温和、风景秀丽，孕育了别具特色的剪纸艺术。

五、人生礼俗文化的传承与民间美术的发展

民俗是一块色彩斑谰的瑰宝，是世界公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时时在跟民俗打交道。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民族生活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是一种品类宏富、内涵深广、载体独特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民间美术是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普通劳动群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习常的民俗生活中创造、应用并与生活相融的美术形式，是构成各民族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

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地理条件、风俗、审美趣味、民族特征、感情、气质等互有差异，民间美术形成了丰富的品类和多采的风格。

在我国辽阔地域中，吴越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很大，有着特色十分鲜明的传统文化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并因此赢得了“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和“文化之邦”的美誉。浙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浙江民间美术源远流长，浙江历代先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间美术篇章。

鉴于生命礼俗文化与我们生活得高度的紧密度，有利于积极地保护、弘扬和继承优良的民族文化，有利于认识我们的民族、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将从生命礼俗文化出发，深挖与此相关的浙江民间艺术，将补充目前研究之不足，并将相关文化传统给予完全的、可持续的、可解读的保存和弘扬，在此基础上为文化的创新型研究寻求新的路径。

篇10

【关键词】群众文化，基本特性

日臻成熟的群众文化已经从单纯的阶级工具转变成了独具个性、价值的文化。为了阐述方便，笔者把群众文化的基本特性归纳为五个方面。

1.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这是由群众文化的文化主体所决定的。群众文化的主体是全体社会实践者，是全民性的，它的文化内容和价值取向通过通俗的丰富的活动形式，在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得到传播。另一方面，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不受民族、区域、季节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全国各地均能得到发展。

2.文化享有的民主性

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专业文化在文化参与和享受上的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文化享有的民主性。在专业文化和大众文化那里，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主要处于文化受众的地位，文化参与显得十分被动。这正是专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文化专制意味的展现。群众文化由于对文化创造和文化享受的双重强调，人民群众能通过自身参与文化活动来实现文化接受与文化创造的双向转换，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

3.独特的文化传递性

从群众文化的当代文化格局来看，它处于中间位置，即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主流文化的传播需要通过一种合适的渠道，把其价值观念和内涵直接传递给人民群众。由于具备主文化性质和与人民群众的“亲和性”，正好使群众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意识与人民群众互动的中介。在这种状态下，群众文化是背靠主流文化和专业文化，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方面，主流文化需要利用群众文化的“文化亲和性”，一方面，人民群众离不开群众文化的“主体价值实现”渠道。这使得群众文化的文化传递性具有了无法取代的独特性。这一特殊地位使其文化传递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即：实现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4.温和的文化制衡性

随着当代中国群众文化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逐步发展，群众文化已经具备了新的文化内涵：①群众文化的组织、创作、辅导、研究都扩大了文化视野，不仅考虑对象的需要，也考虑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状况，增加了与社会文化的互补意识；②在这种“互补”中，通过其社会美育职能，比较温和的去调整、融合其他社会文化形态，共同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使群众文化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文化意义——社会文化中的美育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指在多元化社会文化中，由经济、政治所决定的该社会的主文化，不断融合各种亚文化形态，从而营造一种“有主导”的多元文化生态环境。

主流文化在当代显示出的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是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生态的形成而创造的必要条件，因而，它对于大众文化（市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不合理要求常常采取了退让的态度。但大众文化的无节制膨胀，又势必对主流文化产生冲击。所以，主流文化在既能体现多元化文化态度，又能压制亚文化的不合理甚至“反主流”要求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一种比较温和（对稳定性的强调）的途径，来达成以上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文化再次成了主流文化的当然之选。

5.强烈的文化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