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交融范文
时间：2023-09-22 17: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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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民族文化元素；美术师范教育；改革；创新
现在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虽然社会发展的节奏在逐渐加快，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在逐渐下降，越来越弱化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美术师范教育作为未来美术教师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集中地，需要采取改革与创新方式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合在美术课程教学中。美术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与传播，这不仅有利于深化美术教学改革与创新，也对美术师范教育的学生增强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
一、挖掘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美术师范教育改革与创新
民族文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年画艺术、剪纸艺术、雕刻艺术、刺绣艺术等都是传承了民族文化元素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魅力。这些民族文化作品一方面结合了审美艺术和实用功能，实现了社会功能价值的最大化，另一个方面也为美术艺术改革与创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源。美术的改革与创新离不开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而思维方式又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联。
比如剪纸艺术属于美术作品中的一个分支，作品形式多种多样，主要代表了创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教师对美术师范教育学生揭示剪纸艺术的寓意：幸福、美满又富有诗情画意，学生接触剪纸艺术实践操作过程中能够被剪纸作品的魅力感染，学生面对剪纸作品的时候都会在心头涌现民族文化的荣誉感和对传统民间文化元素传播的自信心。剪纸艺术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够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美术师范教育，有利于将民族文化精神在美术课堂渗透，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在学习时不断强化民族文化，增强学生的爱国精神，对传播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二、寻求民族文化元素突破点，融入美术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在美术师范教育中，民族文化元素涉及的学科较多，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审美特点以及文化内涵等差异性，而且，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中寄托的感情也不同。尤其是我国西南、西北、东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在当地民族文化是大众审美取向的风向标，包括风土人情、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特征等，在美术教学中应该结合当地民族文化元素，深入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
例如，在“线描装饰画”的创作中，可以融入我国传统的蓝印花布、青花瓷、剪纸纹样等民族文化元素，在美术教学中进行改革与创新：用来装饰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交通工具等，不仅能够将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元素走进我们的生活，还能够向现代人展示我国几千年之前的民族文化底蕴。将传统和当代、时尚与古朴结合起来，达到文化传承与时尚创新的目的。这种集美术审美与民族文化元素于一体的设计形式是当前美术师范教育院校应该重点培养的改革方向，既能为学生展示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又能将这些元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所以，将蓝印花布、青花瓷、剪纸纹样民族文化作为突破点进行创新活动，能够提升学生的美术素养与民族精神。
三、培养民族文化元素审美情趣，激发美术师范学生的创新动力
民族文化有着丰富的形式与内容，尤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题材都是贴近生活，能够满足现实生活需求之外对美的追求，承载了人民大众对美的认知，也传承了人们对古老民族的审美理念。通过欣赏、了解、讨论等方式培养学生民族文化的审美情趣。欣赏不只是停留在对作品表面的赏析，还要结合传统文化的创作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创造性。
比如在欣赏青花瓷艺术作品时，教师可以将陶瓷艺术的制作过程通过多媒体展示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对比、分析、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美。通过对比分析，学生会从青花瓷中发现如下特点：青花瓷花型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上面的纹路永不褪色；适合装饰餐桌、茶具等，给人以典雅、纯净之美。通过这些特点，鼓励学生从青花瓷的图案中进行改革创新，将青花瓷特有的美感通过自己的理解应用在其他装饰瓷器中，作为美术作品呈献给大家。
四、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提高教师的美术素养
美术教师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良好素质、丰富学识、专业能力等对教学具有关键作用。美术师范教育的教师在教学中发挥着教书育人、传播优秀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作用，教师对民族文化的教学态度会影响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师在传播民族文化时既要保持严谨的教学态度，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价值观。因此，为了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美术教师要主动将理论学习和教育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反思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开发适合自己教学的民资文化资源。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本地民资文化资源深入研究，从中找到承载着丰富的视觉形象，能够折射出当地民众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审美品格的文化元素，应用在美术教学中，激发学生对美术的热爱。
篇2
【关键词】“第二代民族政策” 文化理论体系 民族共享文化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以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等民族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提出来的民族政策思路。此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反响，还获得了中央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民族学界（不乏大家）和少数民族的质疑。因此，“第二代民族政策”引发了学术界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试图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切入点，并利用国际关系领域秦亚青教授构建“文化理论”的方法，结合我国民族文化状况的实际分析了构建民族共享文化的文化理论的三个概念，文化结构、文化力和文化单位，对“构建民族共享文化”作了初步思考。笔者认为当前中国56个民族还没有系统的共享文化，这制约了各民族对国家的最高认同，若以某个民族的文化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是不可取的“政策”或“策略”。只有“构建中华民族共享文化”才是实现“第二代民族政策”目的的路径，才可能实现“国家”、“民族”的最终目标。
一、由“第二代民族政策”所引发的思考
“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即：一是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二是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三是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大力推广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的发表引发了学术界的两种对立观点，它受到了中央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例如中央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以其“在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环球日报陆续出版了一些文章来响应“第二代民族政策”。而纳日碧力戈教授则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是继承了旧日的同化思想，从学理上犯了“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要和国家的边界一致（熔炉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文化中心论）”和“对美苏国情误读”三个错误。郝时远教授认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统一市场形成、城镇化人口流动、社会权益均等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通过“第二代民族政策”设计的一系列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容许”来强制实现的。
笔者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民族交流交融一体，以减少民族矛盾，达到民族团结。其主观愿望是好的，甚至也是我们民族学界一直致力的方向。但是因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超前判断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符合民族实际，所以对解决民族问题起不到实质作用，有可能还会造成有些少数民族的反感和学界的批评。
二、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构建民族共享文化
既然“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显得过于超前，笔者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核心，为实现“民族融合”，各民族具有共享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文化目前呈多维复合体状态，各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差异，也各自强调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少有吸收其他族文化之优点、弃不足、共建共享文化的思想，所以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难以铲除。就当前中国民族研究界的成果来看，强调民族融合的多，而对构建共享文化的思考却少之又少。
构建共享文化是民族团结之根本，民族团结是民族融合之前提。众所周知汉族由若干民族逐步融合而成，其所谓的融合就是众多的民族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汉文化。在这个构建过程中不同民族与中原文化不断的交流、碰撞、兼收并蓄，中原文化也利用自身文化的精深博大与厚重向其他民族渗透，这是形成今天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的历史过程。鉴于这一历史事实，为了化解中国的民族矛盾，构建各民族都乐于接受并以此为荣的共享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共享文化是什么呢？
在今天，文化交融是文化演进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渠道，文化生命力的强弱也在于此。在交融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会在各方面发生碰撞，形成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新文化的产物，是参加碰撞的各方文化所共同认可并为其民族成员共同享受的。这种共同的文化成分就是民族团结的根本―民族共享文化。
三、建设民族共享文化的方法探讨―使用国际关系领域构建文化理论的方法构建民族文化理论
构建民族共享文化是一个浩大并复杂的工程，其范围之广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语言文字、、行为方式等方面；促使共享文化形成的因素也多种多样。要构建民族共享文化是需要文化理论的，为便于分析，本文借鉴了秦亚青教授构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来构建民族文化理论，以期达到构建共享文化。那么，为什么可以使用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构建理论方法来构建民族文化理论呢？笔者认为：
第一，国际关系学领域追求和平，致力于各国共同发展与民族学界寻求解决民族问题，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并且两者研究领域中的行为体国家和民族也有相似之处。
第二，本文只借鉴了秦亚青教授构建的文化理论的三个概念（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和结构，且并非按照其模式生搬套用，而是充分结合了我国民族文化目前的状况。
所构建的文化理论结构大致如下：
在各族文化交流过程中，行动者在相互实践活动之前独自持有的观念，即私有文化就会形成行动者均认可的共享文化。
这其中包含三个概念， 即：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文化的形成势必包含文化结构和文化单位这两个因素， 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化力的推进形成文化结构和改变文化结构， 文化结构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影响文化环境中的文化单位。
（一）文化结构。
虽然不存在系统的共享文化结构， 但民族单位文化结构是存在的。如果我国各个民族作为文化交流的行为体， 其身份多为自身文化结构建构的，这主要是作为历史上中国朝贡国以及间接管理（使用土司制度）或直接管理的对象以及在经济贸易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所导致的。而如今全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下，民族间的交流空前频繁，决定某个民族对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本民族文化结构，还有各民族交往和构建的共享文化。如果共享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都会发生作用， 那么什么时候前者发生作用以及什么时候后者发生作用就成为需要梳理清楚的问题。
提出设想：如果民族体系两种文化结构是共同存在的，那么共享文化结构与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许共享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之间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 整体的存在不是个体的消亡， 个体是整体的部分和缩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体系主导文化结构绝对不是某个民族单位的私有文化，否则那样会沦为“文化中心主义”例如，在我国，大体上汉族的经济文化是走在各民族的前端的，但不表示主导文化就一定是汉族的私有观念。
（二）文化单位。
本文认为民族是构建共享文化的基本单位，但民族单位绝对不是单纯地呈现某种文化特征，因为民族单位存在三个方向的拉力，一个方向是力求保持并固化本民族的文化结构，例如，少数民族中的精英、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如国家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以及民族院校从事民族研究的老师。另一个相反方向则是在国家内部因为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出现空前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融入全国民族交往的熔炉中的群体，例如，通常为生计奔波的某些少数民族老百姓。还有一个方向无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还会出现新的文化单位，这里暂不探讨第三个拉力。
（三）文化力。
私有观念是否能够上升到共有观念， 主要取决于文化力。
那么什么构成了文化力？ 笔者认为是权力。权力又有软硬之分： 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 它可以帮助推进文化观念， 例如国家对文化的相关制度和规定。奈[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提出了软权力，即为同化性权力。软权力是靠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推进文化的传播。例如，某些民族单位心甘情愿地去做认可和接受其他民族单位的文化，彝族的毕摩主要通过念经来替人驱鬼、保佑丰收，而贵州某地区的彝族因为受到外来传教人士的影响而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与毕摩文化显然有冲突，但是该地区的彝族选择信仰基督教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信仰需求。
在我国，硬权力体现之处很多，例如法律所赋予的“所有公民不论（民族）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这能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族群）身份的族群（民族）意识，淡化了本身的族群身份和族群认识，无疑会加强对法制文化的认同。硬权力有国家这个强大的推动者，而软权力的推动者则是各民族交往时影响力较强的一方，即一方行为体受到另一方行为体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使软权力产生作用。
四、对私有文化过渡到共享文化的理论探讨
构建文化理论的三要素的分析大致阐述到这里。另外，民族单位私有文化通过文化力以何种路径过渡到民族体系共享文化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存在多种路径的情况下， 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通过某种特定的路径而没有通过另外的路径， 是什么力量使私有文化成为体系层面的某一种共识而没有成为另外一种共识。又如， 文化力虽然不是政府的垄断物，那现在存在由我国一些非政府力量或由个人提出和倡导的，并且在其提出和倡导之时，无硬权力强行推进最后又修成正果从而成为民族体系层面的共享文化吗？那么民族单位中的个体在民族体系共有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
五、结语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做一个总结：
第一，笔者认为，构建共享文化可作为取代“第二代民族政策”中的激进措施的重要替代方向之一。因为民族本身就是文化共同体，共享文化的缺失会制约各族对国家的最高认同。共享文化的构建是合理和可行的，因为目前就能寻找到很多共享文化成分，只是未形成系统。
篇3
摘 要 中国朝代交替更迭的发展规律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中存在三个分合过渡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元朝，其典型特征是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影响政治经济发展，也成为会计革新的推动力，这三个时期的官厅会计革新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选取齐国和北魏时期，从民族与文化融合的角度分析比较其对财计思想以及财计制度发展的影响，并探究民族文化融合与会计革新的关系和影响。
关键词 民族文化融合 齐国 北魏 官厅会计 比较分析 会计革新
一、探究意义
齐国和北魏是中国史上政权更迭、民族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期。东夷文化与夏商周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独特的齐地文化，对齐国及秦朝的会计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北魏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王朝，采取汉化政策为官厅会计传承与发展提供开放环境，为隋唐会计奠定基础。本文拟从民族文化融合角度对齐国和北魏官厅会计发展革新进行比较分析，对深入理解中国会计史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二、齐国官厅会计
（一）追溯齐国民族文化交融发展渊源
东夷史前文化是齐文化的远源，夏商周时代的齐地文化是齐文化的近源[1]。因此齐文化是东夷文化与夏商周文明的融合。。公元前567年东夷族莱国纳入齐国版图后，东夷海洋文明与其他文化融合一起成为华夏文明，是先秦文化的主流。其先进性表现在手工业发展、文字雏形的出现、礼乐制度兴起、私有制的产生等。其文化特点表现为开放包容，凭借地理优势，既有相比于中原文化所呈现的相对独立封闭性，又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
（二）齐地文化对官厅会计革新的影响
1.促进富民强国、重农不抑商财计思想的形成。
管子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的思想，认为富民是富国基础，这与东夷文化中的“仁和思想”一脉相承。
另外东夷文化注重工商业发展的特性使齐地文化不同于愚民思想，而注重发展经济。《史记》记载姜太公修政，因其俗、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因此其传统思想为重农不抑商。
2.促进齐国中央财计革新。
齐国官厅会计在西周制度基础上融合东夷文化私有制和“不抑商”思想产生一定革新。
（1）革新财计考核：《管子》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把财计考核与收支有度的节用原则结合在一起，并实行逐级定期报告制度。
（2）注重明法审数原则：“明法审数”原则是会计核算和审计监督的重要原则，君主充分认识到会计、审计作为管理控制国家财政经济活动手段的重要性，为巩固政权，必然冀望于从“明法”和“审数”两方面来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实现，与现代会计原则内涵一致，强调“法”和“数”的制度公正性和社会认同性，也是我国最早提出的会计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3）积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齐国既不严格控制经济发展，也不放任自由，而运用货币、价格政策对市场进行间接干预。《管子》的货币政策：国家通过货币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价格，从而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2]，达到增收、调价、控制财政，掌握物资目的，为封建财政服务。
（4）赋税制度改革：齐国实行分成制地租，因分租比例固定，农民生产可得到更多的生产品，剩余归其所有，既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巩固集权统治。
3.基于掌控商品价格对财计组织的革新。
齐国设轻重九府，掌握货币的购买力，使财政收支平衡，达到稳固统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从上述可以得出，齐国官厅会计在西周基础上融入东夷文化特色，也正因为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不同特性文化，才成就霸主地位。试问若最终统一六国的是齐国，那中国古代或许不会踏上漫长的封建经济道路，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商品经济。
三、北魏官厅会计
（一）追溯北魏民族文化交融渊源
拓跋鲜卑兴起、政权建立到隋朝时与汉族完全融合，既有勇猛好战之秉性，又呈现包容开化、创新进取的特质，得益于深刻的民族融合史。
但因内斗以及北魏的完全汉化政策而忽视本民族文化，在历经东西魏的分裂到北周统一后，血缘正统的拓跋部及其文化几乎消失殆尽。
（二）民族文化融合对官厅会计革新的影响
1.基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财计制度和会计思想革新。
（1）继承和发展均田制：均田令很大程度上传承战国时期的土地封建制度管理思想，又较少融合鲜卑民族原始氏族文化，影响深远。
（2）户籍与财计相结合：开创计帐、户籍之法，虽有赖于当权者执行，但源于汉化均田制和儒家思想。
2.基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财计组织革新。
设置度支尚书部统一管辖相关财计职能，其核心地位正式确立，奠定中央集权的财计组织基础。比部审计勾检职能始于北魏，推动比部向独立于财计组织的监察机构演进。
从上述可以得出北魏官厅会计发展过程是同化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是代表封建文化的士族汉臣推动官制、财计等方面革新，推动会计思想和财计组织发展，彻底改变北魏奴隶社会性质。
四、齐国与北魏官厅会计的对比――基于民族文化融合视角
民族文化融合方向和程度不同：齐国官厅会计革新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吸收东夷文化而形成;北魏官厅会计革新舍弃鲜卑族文化，完全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由此得出中国会计革新是在各民族文化反复融合基础上产生。
民族文化融合结果不同：齐国官厅会计革新促进经济发展，成就霸主地位;但北魏官厅会计革新短时间内促进社会发展，完成封建社会的转变，却在本质上加剧势力割据及民族矛盾激化，出现政治反弹，改革成果很快被完全。
民族文化融合的手段不同：齐国官厅会计革新虽是统治者的推行产生，但文化思想基础是经过夏商周漫长时间吸收和借鉴东夷文化积累而成，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北魏官厅会计革新是统治者强制推行，鲜有文化思想的积淀，可想而知这对会计革新的促进作用有限，属于典型“同化”方式。
两者的联系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会计革新是在巩固政权过程中实现。
五、启示：民族文化融合与会计革新的相互影响
（一）会计革新与社会民族融合相互作用
会计革新消除民族等级差别，农耕经济成为不同民族主要生产方式，标志不同民族从共处步入全面融合阶段[3]。短时间内民族融合存在一定冲突，但从长远看，民族融合推动制度革新。随着财计组织革新、先进会计思想应用和会计核算监察发展，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民族间进一步和谐与融合。
（二）民族文化融合造就开放政治经济背景，促进会计革新
齐地文化基于华夏文明和东夷文明交融而形成，使其尊贤尚功的政治环境和积极进取的经济思想诞生，促进齐国会计发展和实力提升。
而北魏源于民族融合、亦消失于民族融合的特殊历程，也孕育了对不同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明理念和进取精神，造就积极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开明的统治思想，是制度不断革新的基础和实现机制，促进开明君主与先进制度思想的汉族大臣融合，实现经济乃至会计的革新。
（三）民族文化融合推进会计革新需历经思想文化的积累，不可盲目推进
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进行发展，必然不能像北魏使用“同化”方式强制执行，只会适得其反，加剧民族分裂，先进制度，文明绝迹，从而使社会倒退。我们要进行的是民族融合，而非民族同化，各民族间要积极平等地进行交流和沟通，才能促进会计革新乃至社会革新。
参考文献：
[1] 李家祥.《管子》法思想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1.
篇4
随着我国近些年对加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专门的高校，这些高校的建立对于提升该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推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处于民族教育前沿的内容和问题进行有效的研究，对于发展我国的民族教育体系、深化具体的教育改革，促进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如下的论述和分析。
一、民族教育政策
（一）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民族教育政策是推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关键，我国的政府向来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推进和发展，并根据少数民族的自身特点和区域性限制，制定了许多政策，优惠政策就是其中一种，并且在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自然和社会原因，在发展教育事业时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照顾。
对少数民族执行优惠的教育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特殊的优惠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在学校和自然、社会、经济、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内在联系上，是建立在和谐理论、均衡理论和公平理论的基础上的。我国对于少数民族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高考加分制、在高校中成立民族班、双语政策和预科班政策等。此外，我国义务教育制度提出的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学的经费保障等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从优惠政策向特殊政策过渡
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使得全国各地区都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才，促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社会和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演化，针对少数民族教育制定的优惠政策开始向特殊化政策进行转化和过渡，这集中体现在外部环境的转变。
特殊政策的提出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的特殊化以及民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基础上的，主要的对象是民族教育的具体内容、评价方法、内在价值和教育目标等多个方面。不同于优惠政策，特殊政策主要集中在学校内的多个方面。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向特殊政策的逐渐过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一直坚持的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具体制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之间的有效传承
（一）民族文化具有的教育职能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每一个民族进行民族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民族文化既可以表现为一种精神，也可以通过一些客观的实物和抽象的艺术进行表述，其中精神涵盖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的，可以是一种爱国主义，同样也可以是一种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甘于奉献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的延续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好的教育职能，为每一个民族的后人提供了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对每个民族的品格修养和人民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民族文化一方面表现出该民族的自身特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民族发展过程中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崇高追求，这些都会成为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民族教育的具体使命
教育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的使命和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在社会层面上，其使命就是寻找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有效手段和规范社会发展以及相关具体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在民族层面上，其使命就在于维持种族的有效延续，辅助民族形成特有的人文精神和内涵文化。民族文化是每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和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其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就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之处。此外，民族教育的具体使命还体现在充分发扬民族的自身个性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化的多种组成，这些都要倚仗于每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而造成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恰好就是每个民族的自身教育内容。
（三）高等学校教育对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做出的积极影响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教育和文化的传播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通过高等教育的实施帮助民族文化进行快速的推广，通过民族教育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延续。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是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这是保证各民族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现实中，相关高校在民族文化学科的建设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使得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缺乏具体的了解，使民族文化得不到系统的传承。造成这种现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相关的教育制度作为保障。这主要体现在没有具体的教育法规和教育制度，同时，民族文化的教学往往需要完善的师资力量和大量的理论基础，但在这些方面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
2.各地区政府和高校在民族文化教育的资金投入上存在明显的经费不足的现象。这种问题就会导致很多民族地区的高校根本没有能力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教学课程的开展。
3.师资力量相对匮乏。这种问题是对以上两种问题的进一步延续，因为民族文化课程的建设得不到大力的发展，使得很少有学校会培养相关专业的高素质人才，这就造成了从事该领域的师资力量出现断层现象。此外，从事这一类专业的学生往往面临着就业面狭窄的问题，也使得很多高考学生不选择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专业。
（四）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几个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全球步入一体化的影响下，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区在开展合作和交流时，更多提倡使用共同的语言和同一种文化思想，进而寻求工作开展的高效性和便捷性，在人才需求上也呈现出一体化的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就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冲突。
2.高校的学科建设缺乏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完善，这就使得许多学校管理人员忽视了民族文化教学的具体师资培训以及一些文化课程的建设和学科设置。
3.民族文化逐渐脱离于现实世界。现实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体现更多的是存在于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中，对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上的表现和交流，而缺乏实际的具体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得不到有效的传承和延续。
三、民族文化教学的改革方向
（一）在教学过程中树立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主流文化并立的观念
相比于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内涵和文化因素的表现上是不同的，但是在提高我国整体民族文化综合素质这一根本理念上，二者是不谋而合的。这两类文化共同组成了我国的民族教育体系，以它们特有的方式来制约、影响着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教育课程的发展和深化改革。
（二）强化民族文化课程的资源开发
民族地区高校的建立同样也是近些年来相对热点的一类问题，在这些地区建立高校对于推动该地区整体教育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人才培养要求的提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一些高等院校和相关教育机构，但这些院校的具体课程建设和普通高校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差别，没有一些专门介绍少数民族、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科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的教育管理部门对这一类学科建立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具体教学资源的匮乏。很多教师本身具备教授民族文化的能力，但受限于没有具体的教材和相关的教学辅助材料，不能有效地开展民族文化内容的课程。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这一类教学资源建设、积累的重视程度。对此，在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教材的编写上可以借鉴汉语教科书的编写程序，采用全国范围内的材，这对于促进民族教育的传播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还能够有效地促进各民族之间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
在进行课程建设时，少数民族地区应该采取民族文化课程和国家课程相结合的方式，在保证传统基本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开设一些民族语文的课程，教学重点应关注于民族文字和语言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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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教育的概念及其本质
“少数民族教育”通常简称为“民族教育”，它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概念的定位，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将其定义为“在多民族国家内，对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教育。”①《教育大辞典·民族卷》则将少数民族教育界定为“特指除汉族以外，对其他55个民族实施的教育。”② 李红杰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培养其新一代的社会活动，是根据本民族的要求而对受教育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影响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的社会的人，为本民族服务”。③而日本《大百科事典》认为“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集团的民族成员所进行的培养他们具有能够主动地追求自己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态度和能力的教育”。④孙若穷则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广义的民族教育是一种跨文化教育；狭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⑤哈经雄和滕星认为少数民族教育是种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⑥。不论学者们对其作出何种定义，少数民族教育都属于教育的范畴，其最终的对象都是人的教育，只是其受教育的对象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学科上的分类，实质上无任何区别而言。它的最终目的不仅要使少数民族青少年能顺利地进入现代化主流社会，还要力求继承和发展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他们开发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使他们获得适应本民族文化、主流文化以及全球社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使各民族的孩子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少数民族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并通过他们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
我国民族教育的本质是多元一体化教育，即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实施的一体化教育与多元化教育。具体说就是对各少数民族实施一体化教育为主，对主体民族实施多元化教育为主。当然，这并不等于只对于少数民族实施一体化教育，对主体民族只实施多元化教育。一体教育是在多元共存的现实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多元教育是在国家一体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教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现实表现着无与伦比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底蕴。
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是多元中的一员，这样就有了五十六个民族文化之“元”，这五十六“元”有一个凝聚的核心，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五十六个民族文化教育都认同国家的一体教育，国家的一体教育又维护多元教育，为其提供养料和保障。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目的是使各民族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传承本民族文化，养成尊重不同文化的态度。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为主的分布特点，决定了各民族将一直生活在多种文化交融、混合的环境之中，只有养成尊重不同文化的态度，才能和谐相处。各少数民族一直生活在多种文化交融状态之中，与汉族相对，少数民族具备更高的多元文化素质和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一体化教育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必要手段，核心是培养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多元化教育是传承各民族文化的关键，核心是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异文化尊重态度的培养。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
二、艺术教育对民族教育的作用
艺术教育，它是以艺术为媒介，以提高学生的艺术能力和审美能力为宗旨，通过传授文化知识和艺术技能对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实施的艺术素质教育。因此，狭义地讲，艺术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普通高校；实施的对象特指高校中所有非艺术专业的学生。然而对于艺术教育的功能，学者们却各执己见。湖南师范大学郭声健教授认为，艺术教育的功能就是审美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分，便有辅德功能、益智功能和健体功能。沈致隆教授认为，艺术教育能够在普及艺术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评价和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培养学生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从而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张同道教授则将艺术教育的功能归纳为陶冶性情，培育美的心灵与艺术鉴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培育健全心理和人格。此外，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艺术教育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智能非常重要。以上所论述的艺术教育的功能都是相对孤立地谈到了它的一些传统的功能，若立足于民族教育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就会增加“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异文化尊重态度的培养”这一具有高瞻远瞩性的功能。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艺术教育有着非常艰巨的任务。
从教育现状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存在很多不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主流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服饰、饮食、语言、文化等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被边缘化，在强势的主流文化面前，被冲击得支离破碎，抑或是在与主流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被本民族成员所抛弃。另一方面，我们培养的很多学生对西方艺术的了解比西方的学生知道的都多，而对中国传统艺术往往知之甚少。艺术专业的性质决定了它鼓励开阔眼界，走向世界、多元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以丧失中国文化特色为代价，那就是数典忘祖，甚至是一种羞耻。然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情况更为严重。学生的艺术修养参差不齐。流行艺术成为现今艺术领域的主流，很多学生表达了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热爱，以及对港台明星的崇拜之情。而作为我国珍贵文化资源的民族艺术对学生们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学生们与民族艺术的接触面很小，一小部分学生把少数民族艺术视为落后文化，不愿意接受民族艺术教育。加上一些地区教育部门对少数民族艺术教育不够重视，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艺术资源出现衰退。但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加强立法，在不断保护和挖掘少数民族资源，加大对民族资源的保护力度。
从教育目标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任重而道远。我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也强调，民族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质，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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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制作陶罐的技术不高，陶罐相对粗糙，不够精美，但是汉代幅员辽阔，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儒家思想还没那么根深蒂固，所以稍微开放，体现在陶罐上就是形状线条优美，大气，浑厚，装饰的图案不讲究精细，但是整体感觉和谐，脱俗。
陶罐是陶瓷制造的一种盛液体或食品的陶制容器。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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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民族状况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各少数民族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形式丰富多彩、内容浩瀚博大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并保留在少数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多层面文化,包括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道德生活和礼仪风俗、制度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是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各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因素,一般包括生活习俗、人生礼仪、民间传承、信仰崇尚以及节日文化等主要类型。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各族人民的精神基础,是维系各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支撑着民族的心理、意识,体现在独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之中。高校在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时不能忽视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开发利用。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深化,高校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家庭教育甚至学校教育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当前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如果高校德育仅满足于一般化的理论教育,脱离民族学生的实际,忽视少数民族道德的特点,将缺乏针对性和认同感。如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贯彻落实高校德育目标,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既弘扬主旋律,顺利的实现社会主义德育目标,又照顾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有针对性的采取有效的途径因材施教,提高德育效率,是目前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德育工作和改革中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
生活即教育,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发掘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可以让学生接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教化,提升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道德修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中,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民族文化交融渗透的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社会调节功能,它承担着调整少数民族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的任务,是各民族用于调适本民族内部,本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各种关系的重要手段,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推动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德的本质是“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1]。
伦理道德与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相结合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少数民族地区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就通过民间习俗、宗教仪式完成。带有经验性的伦理道德以乡规民约、各种禁忌、人生礼仪、节日庆典、谚语歌谣等形式散布和融汇在实际生活之中,这就使它比一般的伦理道德更具普遍性和稳定性、实用性和权威性,具有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如果学校德育能结合学生的实际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经验,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赋予其时代的特征,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思想道德力量,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强德育的人文底蕴,有效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丰富德育内容和提高德育效果,真正解决德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价值。
二、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
意识形态层面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宗教、民族风俗、民族节日等各种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表现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世界观、人生观、哲学观以及体现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语言文字或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道德观念对宗教、民族文化产生极大影响,而宗教、文化等又是道德观念的载体,各民族道德情感、道德观念通过这些具体生动的形式得到充分的表露。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内容蕴含在民间文学作品、风俗习惯、宗教禁忌、格言谚语之中,以习惯法、乡规民约、社会舆论等社会调控方式保证其实施。这些道德内容渗透在少数民族日常生产劳动、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社会生活、社会制度之中。综合起来,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道德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2]。在道德价值上,各民族都重视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融合,爱国主义观念贯穿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之中。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以顽强的精神开拓了祖国的疆域,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反抗民族压迫,抵御外敌入侵做出了巨大贡献。各民族在道德价值的导向上,为维护血缘关系、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强调个体服从整体。解放前,仅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呈现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族群的发展和繁衍,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朴素的集体主义观念,这种团结互助的整体意识世代相传,构成了各族人民所特有的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并成为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尊重贤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观念作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规范在维护各民族的政治地位、政治制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社会道德
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可以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婚姻家庭道德几个方面考察。概括起来,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以物质文化的形式或以精神文化的形式,在生活习俗、人生礼仪、传统节日、宗教信仰等方面普遍渗透着文明礼貌、与人为善的原则;诚实守信、公平合理的原则;遵守秩序、言不越规、行不逾矩的原则;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勤俭节约的原则;勤劳勇敢、谦虚谨慎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和生活,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坚实保证。
(三)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道德
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伦理道德是优秀的传统德育资源,善待自然的观念以广泛的影响力保证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行为的延续。总的来讲,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在道德价值的最终目标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为主,反映出朴素的自然观与道德观。在宗教信仰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处处渗透着与生存环境、与整个自然界和谐相处的观念,体现着对生命的崇敬,对待死亡乐观豁达的态度,这些观念深深的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形成了大量世代相传必须严格遵守的生态伦理原则。
三、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的主要途径
德育在选择、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内容,从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德育通过发挥自身的传递功能,保存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促进传统文化的积淀,使传统文化得到再生和继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少数民族学生加强德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以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桥梁建立起共同的道德基础,确立核心价值观念,在课堂上,课外教学活动中,在校园文化里树立文化对话意识;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利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传统德育资源构筑和谐的德育体系。
(一)将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作为课程资源进行开发
道德教育的民族性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德育教育要有针对性,要符合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传统才能取得实效。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中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相一致的爱国主义思想、人伦价值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一致的人生和价值取向等优秀德育资源都可以赋予其时代的含义作为课程资源整合利用,结合实际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出具有本民族、本地区、本院校特色的,易于被学生接受的课程资源。在高校的思政课教学中要重视运用民族观,适当加强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观念以及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教育。利用传统德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种主题活动也是有效途径。
(二)在隐性德育环境中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
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地理环境、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语言的千差万别,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由此给高校德育工作增加了难度。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明确自身在提升德育实效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善于运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进行植入式、培育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优秀传统德育资源,利用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设施建设,校园环境建设以及班级管理等隐性德育环境的创新,关注时代的德育新视点,进行文化浸润、人文关怀,提升民族认同感,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加强德育工作者的民族文化意识
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中高校德育工作者是主力军,仅重视德育师资的理论修养,忽视对民族地方高校师资的民族文化知识培训是不利于成功开发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德育工作者不了解民族文化知识,课堂上单纯进行理论灌输,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民族德育资源,师生之间缺乏交流,是导致学生对理论知识缺乏认同感,造成民族地方高校中德育实效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通过提高民族地区高校德育师资队伍中民族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把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灵活地运用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同民族的历史结合起来,才是使高校德育取得实效的有效途径。要培养一支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同时又熟悉少数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德育队伍,使其成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保证。
四、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的原则
在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的过程中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德育要求又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跨文化问题,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德育目标的实现找到有效途径就必须在开发和利用传统德育资源时遵循指导的原则,不断传承和创新优秀的文化资源,“扬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特征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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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文化；“挑战与应战”；冲突与融合
[作者简介]赵业丽，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2-0120-0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中，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强，同时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本文拟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的角度对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初步探讨。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的第十三章谈到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来自于不同方面的挑战推动着文明的进步，这种挑战包括自然的挑战、异族的挑战等等。这种挑战要有一定的力度，不能太弱，否则，不足以使人们对原有的文明进行调整。另外，人们要对这一挑战采取积极的措施应战，从而促进原有文明的发展。汤因比在这本书中说，“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一次遭遇的结局是不能预测的和事先决定的，而是产生于遭遇本身，如同一次新的创造。这里我们且将遭遇理解为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不确定的，多变的。如果能成功地应对遭遇和挑战，则实现了一次创造。汤因比在这本书中还举例说：“一个依靠猜测和直觉在无法预料的战争中屡战屡胜的人是军事天才。历史上的大多数军事天才，比如像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那样具有多方面素质和远见的统帅，都明确地承认兵力、火力以及情报和战略并不是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法宝。在把所有可以衡量和把握的因素充分估算之后，也就是在强调‘上帝站在庞大的军队一边’，‘上帝帮助那些事在人为的人”’。胜利就是成功地应对遭遇和挑战。
这个理论运用到文化发展中也是同样的原理，文化的每一次前进和发展，都是人们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遭遇积极应对的结果。就像美国当代学者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对我来说，文化是想对生存困难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应对的努力，所有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都会面对这些困境。”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文化也不例外，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矛盾，也有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冲突，这里笔者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分为显性挑战和隐性挑战。
(一)文化冲突――显性挑战
从发达国家的威胁(外部的挑战)和国内文化建设(内部的挑战)的曲折经历来看，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至少经历这样三次大的挑战：、和改革开放。
第一次：。中国近代史上，西风东渐，新旧激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古老中国的冲击日益广泛深入。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惊醒了中国人民，中国被迫应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文化面临了规模空前的挑战，这场战争也使国人在反思，中华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为什么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却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上下求索，什么样的文化能够拯救千疮百孔的中国。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向外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林则徐主张：“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中国文化的“器”和“用”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必须加以变革，提出了要向西方学习，“以洋人为师”的历史性要求。
第二次：。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进步，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动力，最初是来自外来的冲击，缺少自身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在经历了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与冲击后，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不断深入，就是中国文化实现由“外在冲击”向“内在转化”过程的转折点。
通过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历史转折，中国人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思想武器――，从而达到了文化自觉的高度。是一种国际性的学说，它能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成为指导中国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传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形成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与实现更好的融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的中国化，是中国文化面临的一次遭遇和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中国文化前进和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三次：改革开放。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启了与西方缓和的大门到如今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革开放，国门向世界开放，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随之传入，中西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也日益理性和科学，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需要我们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精华，同时挖掘、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新文化。这个过程需要耐心，更需要大智慧。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智慧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应切忌急于求成的心理。
(二)文化融合的困境――隐性挑战
文化的冲突是一种挑战，文化融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挑战，这主要是基于在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的过程中，一些民族或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所考虑，文化融合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对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一种遭遇或者挑战。
1.全盘吸收
文化在融合和交融的过程中，不免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不可取的情况：不加筛选的全盘吸收。不计后果地泥沙俱下、全盘吸收的借鉴和融合的文化势必不能适应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甚至会出现冲突和矛盾。因为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有些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可能会产生互斥的现象，所以就需要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认清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不要盲目地全盘吸收。
2.阶段性困境
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许会因为某种原因暂时不能为我所用，随着人们理性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各方
面制度的不断健全，即可超越这个阶段，但是在此阶段却存在着困境，笔者将其称之为“阶段性困境”。有些政治、经济制度比较落后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笔者认为，这种“阶段性的困境”对于落后国家和民族文化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或冲击。针对此困境，首先应意识到挑战的存在，并对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积极应战；其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本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积极的措施应战，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对挑战的应对
(一)后冷战时期的特点之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文明既是冲突的，又是可融合的。“在恩格斯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3]㈣’’这里的“恶”不是道德上的意味，而是哲学上的辩证法，意思是：只有活的因素注入事物体内，才会让死气沉沉的事物焕发生机，发生质变，正是因为有了“恶”，有了这些活的因素、新鲜的因素，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之间的冲突，最终都走向了融合。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走向融合，是因为异质文明之间通过相互吸收和借鉴这些“恶”或活的因素，达到了互相交融的目的。文明必须通过交融才能发展，没有交融也就没有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
融合和交融在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冲突和碰撞也是交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一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交融和融合正是在冲突的形式中进行的。原始人群的冲突推动了文明的产生，例如，中国古代黄炎大战的神话传说就记载了华夏文明产生之初的冲突场面。与此同时，文明也在通过冲突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融合，中国古代的一些发明创造曾经通过战争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西方的文明最初也是以冲突的形式传到东方，传人中国。
(二)中国文化应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借鉴和吸收
冲突不可避免，融合也势不可挡，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实践中不难发现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世界各民族文化也正是在互相交流和融合、相互借鉴和促进中获得繁荣和发展的。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的一支的“中国文化要获得发展，那就必须以开放、宽容的健康文化心态，自觉地积极置身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大潮中，冷静而严峻地正视它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交流与融合”。
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抛弃民族悲观主义的论调，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全盘西化，中国文化应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土壤中，相信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博大的相融力，并虚心借鉴和吸收外来有益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综合创新。其次，在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共处，的，依靠公正合理的契约精神和社会规范秩序，呼吁全世界应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三、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
面对后冷战时期，世界各民族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中国文化应向何处去?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应是：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和神韵，广泛吸收不同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在后冷战世界中，通过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不断实现自身充实和发展的一种新文化。
(一)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有民族精神和神韵，即要有民族文化之魂，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文化具有民族性，反映特定民族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价值观念等，所以，某个特定民族的文化具有独特性。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等，是思想文化积淀的个性特征。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民族精神，如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精神、美国民族精神、英国民族精神、法国民族精神等，这些都表现出了文化具有的民族性差异，文化具有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涵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现代话语，由西方学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学术界关于民族精神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精神是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多样的概念，要想准确地表述其深刻的内涵，必须使用正确的方法论。笔者更为认同从应然的、动态的、系统的视角来界定民族精神概念。民族精神是指处于某一共同体的主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也即在主体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提炼和化育而形成的一种精神产物，这种精神产物能够被这个共同体所广泛认同和接受，维系和推进着共同体生存和发展。它集中表现为处于这个共同体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等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地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民族精神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历史继承性、自觉能动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2.民族精神内在地蕴含着文化认同
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特点，而不应该盲目地崇拜西方。对于文化，笔者认为，不存在优劣之分，而是要有本民族的特色，是否更适合本民族的发展，能够使本民族达到文化认同。“文明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在这个复合体中，许多人享有一些共同的元素(commomelements)。”许多人之所以能够和愿意享有这些共同的元素，是因为他们认同这些共同的元素，认同这些共同元素背后所承载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文化，也就是达到文化认同。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以前的超级大国的竞争”，比如美苏争霸等等。在这个新世界中除了有文明的冲突，也有文明的融合和交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互合作，而且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更为成功。
(二)中国文化通过借鉴吸收实现自身发展
民族精神具有开放性，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精神的文化同样也是开放和包容的。中华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在发展具有本民族精神和特点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借鉴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先进成果，充实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使本民族的
文化在与其他文明或文化的不断冲突和融合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里不仅包括对外来文化借鉴和吸收，也包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合理成分的继承和发展。
正如亨廷顿先生所说，冷战后的世界，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面对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日益冲突与融合的趋势，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融入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大潮中，应该说当今的中国文化已经具备了理性和科学地对待东西方文明中优秀文化传统的实力和机遇。中国的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如整体宇宙和谐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和平发展观以及悲悯众生的慈悲情怀等。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如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罗马的法治思想、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等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掘和借鉴的。
所以，中国文化除了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具有特定的民族精神以外，还应不断地通过借鉴和吸收实现自身综合创新和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又能使其在新形势下不断创新，保持其生机和活力，从而构筑起中华民族新世纪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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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古典诗词”“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由此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比赛现场，不仅有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词纳入考题，还出现了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选手的身影，甚至有少数民族选手用母语朗诵了由汉语翻译而来的诗词。
诗歌是少数民族最擅长的文学形式之一，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中国诗词大会》为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应当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点评嘉宾、满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
笔者：在前不久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敕勒歌》《长相思・山一程》等由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被纳入考题，藏族青年扎西才让、蒙古族姑娘包雪芳等少数民族选手参与竞争。我们惊喜于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词被吟诵、少数民族选手的出现，但感觉数量还是太少了。您对此如何评价？
蒙曼：我也有同感。与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所占的分量相比，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少数民族选手、纳入考题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数量的确有点少。
从古到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有很多至今仍广为流传。比如，人们熟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句优美的词出自元代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元好问是什么人呢？他是拓跋鲜卑的后裔。又如，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藏族选手扎西才让朗诵了《敕勒歌》，《敕勒歌》可以说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少数民族诗歌，它是由鲜卑语翻译而来的。再如，当今非常流行的一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它出自清代文学家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纳兰性德是满族正黄旗出身。还有仓央嘉措，许多年轻人都能背出一两句仓央嘉措的诗歌，虽然其中不乏伪作，但仓央嘉措的诗歌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拉萨、成都、昆明等地，都有玛吉阿米餐厅。玛吉阿米是谁？她是仓央嘉措在诗歌中赞美的对象。在拉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慕名前往玛吉阿米餐厅，可以说玛吉阿米餐厅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餐厅。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并非不为人所知，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往往是日用而人不知罢了。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受惠于它，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笔者：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蒙曼：中华文明不仅是汉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在文化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比如，汉族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而诗歌则是少数民族最擅长的文学形式之一。少数民族诗歌中的经典《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并称“中国三大史诗”，它们既不是以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史书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诗歌的形式流传。
《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人最本真的状态。从本质上讲，少数民族文化还处于一种非常质朴的阶段，诗歌是少数民族表达自身感情的一种文学手段。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希望更多人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声
笔者：在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出现了纳兰性德的作品《长相思・山一程》。您在点评时谈到，这首诗反映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这些古诗词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古今？
蒙曼：纳兰性德被称为“清代第一词人”，《长相思・山一程》是首次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上的纳兰性德的作品。“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出关后对京城深深的思念。
满族人的“故园”在哪里？在关外。可是清朝建立之后，越来越多的满族人把京华视为自己的“故园”，反认他乡作故乡，这是最深刻的民族交融。
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在与汉族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慢慢地把中原当作自己的“故园”，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画面。
在录制《中国诗词大会》时，为了节省时间，对于别的老师点评过的诗词我一般就不多说了。可是只要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我一定会多说几句。我觉得，不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少，而是我们没用好，应当有更多的人利用更多的机会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声。
笔者：《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选取的诗词主要是唐诗宋词，第二季范围有所扩大。从时间上来说，上至《诗经》、下至诗词，这其实覆盖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个历史时期。
蒙曼：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这种巅峰是从何而来的呢？是由南北朝文化交融而来的。南朝景色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北朝风光则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些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讲爱情，北朝乐府《折杨柳枝歌》云：“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则云：“自从别欢后，叹音不绝响。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北朝犯质朴奔放的感情，结合南方乐府的格律形式与规范，才有了登上文学巅峰的唐诗。可以说，唐诗有大境界是受北朝的影响，唐诗有严谨的格律是受南朝的影响，它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少数民族史诗体量大、翻译难
笔者：刚才您谈到，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诗歌传统，《格萨尔》《玛纳斯》已经入选了世界级“非遗”名录。这些史诗都有汉语版本出版，可惜的是，它们在汉语世界都没有流传开来。您认为这一问题的成因是什么？
蒙曼：体量大、翻译难，是少数民族史诗在汉语世界难以流传的主要原因。
现在流传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都是跟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比较贴合的。比如，仓央嘉措的诗歌短小精悍、直指人心，很容易流传。相比较而言，汉族诗人的作品情感表达委婉、含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情感表达则显得质朴、真诚、外放。这种外放的表达，与现代人的情感更为契合，与现代生活衔接的余地更大。
如果想让《格萨尔》也在全国流行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了。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有12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让大众一下子消化吸收一部2000多万字的史诗，不太现实。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到李白的诗，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静夜思》，而不是《蜀道难》。“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短短20个字，朗朗上口。相比而言，《蜀道难》显得太长了，史诗也一样。
笔者：对此，应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蒙曼：可以尝试从史诗中抽出一些篇章，把精华提炼出来，找到史诗和现代人精神相通的地方。就好比大家接触唐诗都是从一两首绝句开始的，然后才看《唐诗三百首》《全唐诗》。
笔者：这会不会对这些史诗造成“断章取义”？
蒙曼：我们不应被“断章取义”的顾虑所羁绊。人的兴趣往往是从最初的触动开始的，有了兴趣才会有深层阅读，这就是所谓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笔者：翻译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大掣肘。您认为怎样才能逾越文学翻译的鸿沟？
蒙曼：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难翻译的。诗歌有特殊的音韵美、意象美，而音韵和意象往往是最难翻译的东西。
1930年，于道泉编译、赵元任用藏语记音述评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瞩目。于道泉、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正是他们高品质的翻译，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在现代流行奠定了基础。
文学作品翻译讲究信、达、雅。现在的翻译往往是职业翻译，可以做到“信”，也许会“达”，但要做到“雅”就很难了，要想传递“诗心”那就更难了。少数民族诗歌需要诗人级别的翻译，需要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的、优美的汉语文本。
笔者：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史诗都是由专门的优秀艺人来演唱的，比如唱《格萨尔》的格萨尔艺人、唱《玛纳斯》的玛纳斯奇、唱《江格尔》的江格尔奇。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唱史诗的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了，史诗还能口口相传吗？
蒙曼：在古代，诗歌能够流传下来，音乐功不可没。比如，《诗经》最初是靠民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讲的是唐朝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3人打赌，看谁的诗在民间传唱得最多；“关西大汉尽唱苏学士”的故事，说的是苏轼让一位幕僚拿他的词和柳永的词作比较，这位幕僚说柳永的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轼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可以说，《诗经》和唐诗、宋词、元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去的，少数民族诗歌的流传也得益于这种形式。
今天，这种方式对我们仍有启发。如果通过歌、舞、剧等形式来表达，让诗歌传唱开、传下去，岂不是件好事？
传统必须拥抱现代
笔者：《中国诗词大会》着实让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诗词“火”了一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蒙曼：因为它借助了传媒的力量。媒体找到了一种大众接受、欢迎的形式，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广泛传播，其影响力一下子就爆发了。由此可见，传统必须拥抱现代，甚至要与未来衔接。其实，保护传统，是为了让现代人生活得更好。
笔者：这种影响力的爆发与大众的兴趣点直接相关？
蒙曼：的确如此。现代人传承的是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中国诗词大会》为什么能打尤诵模渴紫纫蛭它是美的而不是说教的，以柔性打动观众。《中国诗词大会》当然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元素，但它并不是以道德说教的面目出现的，这就避免了观众一听到“说教”二字就退避三舍的局面出现。其次，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节目中出现的诗词，有80%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掌握的，这就有效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意愿。
贴合现代人的知识水准、情感水准，并且略高一筹，是一个好节目成功的秘诀。如果低于观众的知识水准、情感水准，会被观众看不起；如果无缝对接，那么观众倒不如揽镜自照；如果略高一筹，那么观众踮起脚尖向上够的过程，其实就是进步的过程。
笔者：您认为《中国诗词大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蒙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形式。过去，少数民族文化输出形式是传统而单一的，出什么产品就得接受什么产品。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也需要供给侧改革。要用人们喜欢的方式推广，并且得到有效的呼应，这样才能实现传承和发展。
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文化自信
笔者：春节前，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要求，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而树立文化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意识？
蒙曼：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重大贡献在哪里？一是疆域贡献，二是制度贡献，三是文化贡献。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绝对不是边缘的。没有少数民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古代中原王朝的制度设计，几乎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中原。对此，中原也不断磨合出新的制度、新的文化，于是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样子。
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包括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制度在内的自信。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的贡献，我们还没有梳理清楚、没有讲清楚，这就需要民族工作者加强学习、研究，媒体加强宣传。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应该充分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因为所有的公共话题都是与少数民族相关的。
笔者：现在一说起少数民族文化，似乎就是唱歌跳舞。您认为应当如何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
蒙曼：歌舞艺术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强项，不能丢。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歌舞过于形式化了，应该在歌舞背后灌注更多深层次的、属于文化精神的内容。
2016年，中央民族歌舞团推出了舞剧《仓央嘉措》，观众反响非常强烈。这部舞剧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发出了在红尘与信仰之间该如何取舍的心灵拷问。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主流社会的一次成功对接。
篇10
关键词：旅游业旅游地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