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民俗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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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都；民俗；园林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153-02

中国的古典园林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自然与人工物质的结合产物,园林自初创之日起,就是人类意识中理想王国的形象模式,也是各文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念的艺术模式,它是中国人把自然人化和把人自然化的艺术方式,这也就是中国园林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因此,除了经济、地理自然环境等物质层面的因素以外,对园林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精神层面。本文拟从成都和扬州园林的具体情况出发,以两座城市精神层面中的民风民俗文化为主,分析它们对各自城市古典园林所产生的影响。

从民俗的集合来看,它本身形成了一个文化系统,与宫廷文化和文人文化三驾齐驱,互相矛盾、影响、渗透,推动着社会文化向前发展。而民间风景园林景观,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系统的外化。

1 成都的园林概况

成都在历史上有数次城市发展的高峰期,经济、文化发达,地理条件优越,加之多年来,成都始终是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唐宋时有“扬一益二”的称谓,因此园林发展所需要的各项条件有了很好的保障,同时也使园林文化的发展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成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景观特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成都园林在其园林发展过程中是中国园林重要的一个分支。园林学者刘天华认为：我国园林按地区分类,有所谓江南园林、岭南园林、北方园林和蜀中园林的称谓,成都园林则是蜀中园林最典型的代表。无论是建筑、山水、花木植物,还是园林中众多的人文景观、楹联匾额,成都的园林都有着中国传统园林所共有的特征,也体现着本土风貌。园林风格既有北方园林空间开阔,布局严谨,气势宏伟的特点,又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灵活多变,风光明媚的优势,融南北园林特色于一身,并具有地方文化艺术特色,在中国的城市园林中可谓独树一帜。直至今天,城市园林仍然是成都最主要的城市景观和旅游景点,可以看出园林在成都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2 成都的民俗文化

成都地区“秦豳同咏,故有夏声”,在中国的文化区域的分类中属于巴蜀文化区,其中成都是蜀文化区的中心城市。自秦以后,一直都是关中腹地后方,民俗大体与中原相同。由于成都是一座以农业、手工业以及农副产品贸易为主的城市,所以民俗受农业传统思维的影响,乡土气息浓厚,民众的性格淳朴,审美情趣崇尚自然、古朴典雅,粗犷大方,这种民俗风气深深地影响着当地民众的审美观。成都当地民居的风格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筑布局自由敞朗,还有许多布局注意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二是建筑造型轻巧,多青瓦屋面,外墙用竹编白粉墙体；三是色彩淡雅,成都四季常青,自然色彩丰富,因此建筑色彩就较为朴素。此外,成都民俗特色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喜好在园林举办的游乐活动。记载宋代成都民间游乐风俗的著作《岁华纪丽谱》中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这是因为成都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民众与世无争,生活悠闲,到了唐宋时期,成都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当时的成都“列肆云罗,珠贝萤煌于三市；居人栉比,尤豪繁盛于五陵。俗尚嬉游,家多宴乐。犬子扬雄之故里,文翁石室以犹存,所以时有才名,好藏文籍。劝分务樯,俗久返于淳和；说礼敦诗,门竟成于邻鲁。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古为奥区,今尤壮观。”城市的繁荣造成了当时社会游乐风气的盛行,从正月元旦开始直到冬至,各种节庆游赏活动连续不断,当地“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而上元节的灯会、二月踏青节和四月浣花日百花潭游江、三月三日游览学射山和泛舟万岁池等也都是当时全民同乐的传统习俗。这种乐观向上、享受生活、好吃好玩的生活方式,古往今来,成都人概莫能外。

3 成都民俗文化对古典园林的影响

成都的民俗文化中通过民间审美观、民居风格和民众游赏风俗传统这三个方面在成都的园林中得到非常直接的体现。

3.1 民间审美观

一般来说,园林的主人不可能是普通民众,造园的整体思路和要求必然出于园主或造园者的自身需要来考虑,成都的园林主人多为平民类,即与政治关系并不紧密的退休官僚、士大夫等,由于成都与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园林主人对皇家官府并没有多少迎合奉承的需要。除此之外,即使园林主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较高,但他的生活背景和环境也始终无法完全脱离当地的民风风俗,或者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如成都本土的质朴民俗与成都园林的朴素风格。因此在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园林主人和建筑师建造园林时,从园林的整体风格到局部装饰风格,都不可避免地会从基本的民间审美角度去考虑如何打造园林的风格特色,所以成都园林简朴淡雅的风格与当地民间审美观颇为相似。

3.2 民居的建筑风格

在我国传统建筑中,住宅是各类建筑构成与形象表现的一种原型。无论是庙宇、祠堂、庄园、宅第、城镇,其格局都基本遵循了住宅的范型,通过轴线而渐次延伸展开,等级秩序分明。传统住宅及居住环境对于传统文化、艺术创作和百姓的精神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成都园林建筑的庄重典雅,不好奢侈,体量不大,色彩淡雅,建筑外檐多层次的装饰手法都深受成都当地民居建筑的特色影响,因此也创造出以天然景观为主、人工景观为辅的园林环境。成都园林因在使用功能上多属纪念名人性的公园,且看重与自然风景尤其是水景的结合,无须考虑园主的生活方便与否,所以多分布在当时的城郊一带。由成都民居与园林的关系,可知在建筑和布局上园林受民居的影响比较深远。说到底,园林只是为园居者全部生活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条件,离开了园居者的生活,它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外壳。

3.3 民间的游赏风俗

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乐渐成气候,后来更成习俗,加上地方行政长官的倡导,以浣花溪、大慈寺为代表的一些园林成为了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区。由于民众喜好游乐,加之成都园林的历史名人纪念性意义较强,相关的民俗活动众多,如都江堰的放水节、人日游草堂、踏青节的游江等,因此园林作为官民同乐的主要场地,在风格布局上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度,在景观的设置上也尽量以自然景色为主,所以成都园林的地势和园内的景点设计使得园林对周围的环境呈开放性和半开放性,如在桂湖的古城墙上以及古城墙上所建的观稼亭上可以登高一望川西平原的田畴风烟；杜甫草堂前的浣花溪就是行船、捕鱼、耕作的一派田园野渡风光。总的来说,成都民众的休闲娱乐喜好一直推动着城市园林的建设和发展。

4 结 论

成都作为蜀文化的代表城市,其城市民俗深刻地体现在城市园林中。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园林属于政府或者私人而不是大多数民众所有,但是园林的规划和建造却离不开园林所在城市民俗文化的特性,它对园林的风格特色、布局和景观设置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成都传统民风民俗对其城市园林文化影响的研究,可以看到成都的城市园林在总体的风格特色、意境的塑造、整体和局部的布局、景观的设置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成都传统民俗的深刻影响；而传统的城市民俗又因为园林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得到了体现和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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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学语文、民俗文化、渗透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年少之时，他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都未真正定型，他们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都很强。中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课文内容都或多或少的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许多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品质的优秀篇章，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所侧重的加以点拨，在启发学生去思考感悟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情感、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等方面，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渗透民俗文化的基本保障

新课程标准对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新的建议，提到教材编写“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理解和尊重多元（样）文化”“开阔学生视野”。中学语文教材的这些特点也具体体现在它所包含的民俗文化方面。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有鲁迅的《社戏》、《故乡》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施耐庵的《智取生辰纲》，孙犁的《芦花荡》及朱自清的《背影》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有《茶馆》《荷花淀》《胡同文化》《我与地坛》等，中学生在学习这些课文的时候，既提高了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又受到了民俗文化的熏陶。中学生在学习掌握新知识的时侯，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新鲜感都很强，他们往往更喜欢学习趣味性的知识，更喜欢多姿多彩的课堂，对教师的照本宣科地讲解和枯燥无味的知识传授不感兴趣。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知识就能够丰富课堂教学，这些知识在课文教学中往往能满足学生的更多需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如果能用一些有趣的谚语或一些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作为新课的导入，就可以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的基本途径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虽然有其可行性，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并不属于常规的语文教学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在进行民俗文化的讲解和渗透时需要结合具体的授课内容，寻找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进行分析、渗透。1.通过突破中学语文课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来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教师如果在讲授过程中不能进行正确的解读，那么，学生在对课文的理解就会不完整、不深入，这就需要教师对这些民俗文化进行正确的分析，详细地讲解2.通过开拓中学语文学习的新渠道来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在借助优质课程资源、开拓中学语文学习新渠道时，如果能充分利用民俗文化成分的支持，有效利用民俗文化素材，可以拓宽中学生的学习空间，使学生的语文学习由课内延伸到课外。3.通过发现、领悟中学语文课本中经典文学作品的内涵来进行民俗文化渗透。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许多经典古诗词的丰富内涵往往是通过具有民俗风情的事物来表达的，在讲授这些经典诗歌时，教师如果能充分利用其中蕴含的民俗文化素材，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内涵的理解。4.通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写作训练来进行民俗文化渗透。民俗经过历史的积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教学期间，教师如果能够紧扣不同的时令节日，对中学生进行相关的作文训练，可以使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民俗文化的熏陶。5.通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思想品德教育来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在对中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教师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有关民俗内容，能够使中学生在受到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切勿盲目的渗透民俗文化

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精华与糟泊共存的特点及在中学语文课程中的非主流存在特点，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教育应掌握适当的原则。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内容很多，但并非课文中只要牵涉到民俗内容或民俗描写就去讲解，在讲解时也不可牵强附会或喧宾夺主地去无限制地挖掘教材，而是应该根据课文的具体内容和教学目标，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进行恰到好处地渗透。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加强民俗教育可以更好地进行母语教育。从另一方面来看，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及生动多样的民俗教育形式，可以在改善中学知识结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可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中学生的心理追求和文化追求，有利于中华民俗文化的传播，从而为中学语文教学开辟出新的教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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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独有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在全国各地大力倡导文化旅游的契机下获得了蓬勃发展，为增强地区旅游竞争力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的参与体验型旅游产品提供了新的动力。近年来以少数民族聚集区尤为突出，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民俗文化旅游村。

随着民俗村、民俗镇的不断兴起，陕西出现了一些知名民俗村，如党家村的古建筑群、凤翔六营民俗村的泥塑、袁家村的民俗、富平陶艺村的陶艺、平利龙头村的乡村美景。这些民俗村或依托自身文化资源，或发展农耕文化通过民俗民风的实体展示凸显出具有当地乡土气息的独有文化，吸引了周边和外地游客的目光。宝鸡作为华夏始祖炎帝的故乡，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加之“青铜器之乡”和“民间工艺美术之乡”的美称，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不胜枚举，民俗文化更是众多，但是宝鸡虽然农家乐发展很早，却没有对民俗进行深入的挖掘，使得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滞后尚未形成知名的民俗村镇。因此，宝鸡应在借鉴周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上后发制人，兼容并蓄为宝鸡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点。

一、宝鸡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概括

宝鸡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从静态的民俗工艺品到动态的社火表演，无不彰显西府风情，据粗略统计宝鸡市有市级以上非遗保护项目78个，如此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为宝鸡民俗旅游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宝库。笔者根据陕西省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将宝鸡市的省级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成册见表一。通过此表就可看出宝鸡的民俗资源主要集中于隶属宝鸡的关中平原一带，且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地，同时宝鸡的民俗文化除竞技类外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类别，足见其的种类繁多。其中以传统手工技艺数量最为丰富，而且涉及范围最广，动静皆有是值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

二、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分析

民俗文化旅游作为当前文化旅游的主打项目不仅具有文化旅游的文化历史传承性，而且还将文化旅游中存在的物态化表现力缺失通过民俗中的相关实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由于其独有的地域特征使得旅游者在参与过程中对当地文化获得了更好的体验。因此在宝鸡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的契机下，民俗文化首当其冲是旅游开发的重点。

（一）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从宝鸡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来看，最早开发的当属岐山周公庙民俗村，随后在宝鸡各个县市得到了响应，但是主要是以单一的“农家乐”形式通过单调的起居饮食习俗来进行旅游活动，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2012年底市区建成了宝鸡民俗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并积极申请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通过2013年2月在陇县成功举办中国首届社火艺术节的活动使得宝鸡民俗文化家喻户晓。虽然初具规模，但是依然属于旅游开发的初期，在深入学习袁家村乡村旅游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确定了千阳县黄里古镇、眉县庵岭古城和凤县凤州古城等16个乡村旅游建设项目，目前眉县庵岭古城和凤县凤州古城已开业运营，通过典型的民居建筑和饮食习俗为游客营造和体验出具有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

（二）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1、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

从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总体开况来看，静态展示多于动态的生动表演，仅仅是通过民俗工艺品陈列，蜡像泥人的场景再现对民俗风情进行简单的表现。而对于动态的社火、西府曲子等除了民间特定时间地点的表演外，基本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体验场所，更无从说将民俗文化动静结合的整体呈献给游人。民俗文化是对当地社会生活、精神态度的高度凝练形成的具有当地民众特色的涉及日常各个方面的信仰、社会、生活、经济的民俗。与当前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不谋而合，即对旅游地的社会生活的参与和体验，但是要生动再现民俗文化不是简单的摆几个场景，放几件工艺品就能够完全做到的，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需要一个整体的氛围，让民俗文化能够活起来，不仅仅是对动态的锣鼓、戏曲，还包括对传统手工艺的过程的展示和参与。这样才能将民俗文化的精髓通过体验和传承获得不断的发展融合。

2、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强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此因地而异者也。”对于民俗文化正是在宝鸡这块优越特定生态环境下孕育而生的。民俗文化的产生与自然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只有将民俗文化融入到自然山水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宝鸡民俗文化旅游目前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对人文环境的展示，缺乏对文化大环境的重视和烘托，这也造成了民俗文化旅游商业化气息严重，产品类型单调，体验和参与性几乎没有的状况。

3、缺乏相关市场营销手段

宝鸡地处关中平原，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淀下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民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地域风格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其中凤翔木版年画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古朴自然的风格、夸张饱满的造型、强烈鲜艳的色彩闻名全国；凤翔泥塑以其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大胆夸张的造型在全国泥塑艺术中独树一帜；宝鸡民间社火以其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和宏大气势而久负盛名。它们现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加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秦刺绣、社火脸谱绘制技艺、炎帝陵祭典、西凤酒酿造技艺等不胜枚举。但是这些民俗却由于开发手段和宣传力度不够几乎并不为旅游者所知。

笔者通过对宝鸡各县区旅游网站的查阅发现明确将民俗单独罗列提出的仅有眉县和扶风两县，但仅对其工艺品做了图片展示。旅游产品中基本将民俗文化的工艺品做为旅游商品售卖，没有将其作为旅游相关项目参与产品设计，因此对民俗文化的宣传根本无从谈起，很多具有民间浓郁乡土气息，旅游吸引力极强的民俗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推销。

三、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一）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开发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人类长期生活延续下来的民间观念、民间文学、宗教巫术以及婚丧嫁娶等相关活动。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脱离了自然环境下的民俗就失去了其真正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自然旅游资源与其千丝万缕的关系。宝鸡的众多民俗就是依托自然景观共同形成的，比如信仰民俗，这是人类对自然界现象不能正确认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精神寄托，这类民俗在西府地区流传甚广，渗透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虽有些已经消亡或发生了变异，但有些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甚至有些地方还产生了新的信仰民俗。社火表演和龙门洞、灵山庙会以及春节、清明、冬至等传统节日，盛行的敬神祭祖都是民俗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宝鸡市重修了炎帝祠、炎帝陵，在每年一度的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初七，两处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民众祭祀典礼活动。平时，海内外炎黄子孙亦来此寻根祭祖、观光旅游。此外，在渭滨区的峪泉村、天台山，凤翔县的槐原村和陈仓区的桥镇白荆山，每年在农历正月十一、三月初三和七月初七，都要举行祭祀炎帝及炎帝之母女登活动。祭祀炎帝已成为西府地区的民俗活动。

除传统的节目外，近年来新设立的有“清明祭祀炎帝典礼”、“炎帝节”、“太白山旅游登山节”、“法门寺国际佛教文化节”等。这些民俗文化旅游不仅为宝鸡旅游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同时也为游客更深入的了解西府文化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视觉盛宴。

（二）引入品牌化营销理念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民俗文化旅游火热发展的同时，品牌化是其在旅游市场激烈竞争的重要手段，唯有建立属于自身特色的品牌核心竞争力，才能增强旅游吸引力。因此宝鸡民俗文化旅游要重点开发，推出具有典型特征的民俗村，民俗镇，并且利用智慧旅游和互联网+的助力创新营销方式将其展示给游客。

金台区的古陈仓印象，凤翔县的六营民俗文化村，岐山县的食为天公社，太白县的黄柏塬生态休闲古镇，凤县的凤州古城等16个乡村旅游计划项目无不各具特色，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建设的后期重点在于对其的营销。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发达，进行网络营销、病毒营销等手段让众多游客了解宝鸡民俗，产生对宝鸡民俗的参与和体验需求，从而吸引其前来。同时加强智慧景区建设，让游人能够实时通过移动终端设备与景区互动交流，达到高效高质服务的效果。

（三）合理规划发展特色卫星城镇

由于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使得民俗文化旅游具有典型的不可移动和模仿性，因此在百里不同俗的宝鸡地区，有重点、有计划、有特色的开发民俗村镇形成以围绕宝鸡市区为核心的民俗文化特色卫星城镇，进而带动宝鸡旅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建立卫星城镇并不是简单的选择宝鸡周边的乡镇，而是在全面的城乡规划中，通过调研寻找具有典型民俗文化资源，交通及基础设施利于发展旅游业的村镇。唯有此才能在既便于外地游客前往，又具有强烈旅游吸引力的前提下达到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为地方经济提供新的起飞点。

（四）形成政府保护引导，企业经营，本地居民参与共赢发展模式

民俗文化尤其是具有稀缺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项目的手工工艺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运行，后工业时代的碾压正面临消亡的局面。如何保护和传承将是摆在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为这些民间文化找到了维系的纽带，也通过旅游的方式为现代人展示了古老民间智慧的精髓，从精神层面给世人以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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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旅游；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25-02

民俗是一种地方文化，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民俗旅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内容为载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通过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以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民俗旅游已成为21世纪最受百姓追捧的旅游项目。

一、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其具有很强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性，是人文旅游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形式之一。具体特征表现为：

（一）民族性与地域性

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的民俗风情差异较大。从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到等精神意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各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各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我国幅员辽阔，各民族文化又带有极强的地域性，同一个民族，由于居住地不同，其民俗文化也风格迥异。因此，民俗旅游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二）文化性与艺术性

民俗是民族的标志，是广大人民生活智慧和生产艺术的结晶，它涵盖着广泛的文化内容，如饮食、节日、艺术、等，几乎涉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民俗文化的艺术性充分体现在民族歌舞、民族工艺、民族建筑、民族服饰等方面。民俗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其本质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因此，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与艺术性。

（三）大众性与参与性

民俗文化来源于人民，回馈于人民。人民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表现者、支持者、参与者。无论是民俗旅游的发展还是开发，都依托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需求，其发展更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因此，从供需结构而言，民俗旅游比自然风光旅游、历史古迹旅游具有更为明显的大众性和参与性。

（四）多样性与神秘性

民俗包括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各个方面，涵盖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内涵之深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旅游所无法比拟的。民俗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俗旅游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使游客产生强烈的神秘感，从而激发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多样性与神秘性使民俗文化旅游拥有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吸引力。

二、民俗旅游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令世人惊叹。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民俗旅游也得到全面发展。如今，民俗旅游已是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

（一）国内民俗旅游发展现状

80年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依托自身优势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风情旅游活动，民俗区和文化村是我国最早形成的民俗旅游聚焦地。如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山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重庆巴渝文化村、宁波象山民俗文化村、湖南客家民俗文化村、土楼民俗文化村、阿沛民俗文化村等。如今，每个省都建有多个各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俗区和文化村，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民俗旅游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已成为当地旅游的主打品牌。

1989年，我国第一个大型民俗旅游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在深圳开业，从此，主题公园为民俗旅游的发展开辟新的领域。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再现了宋朝古都的往昔，广州清远故乡里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汇集着当地民俗的精华。此外，江苏乌镇、云南丽江古城、山西乔家大院等古城、古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敞开的主题公园，是民俗旅游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从1992年开始，中国国家旅游局以民俗事象为主题，组织策划多次专项旅游活动，如1995年的“中国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4年的“中国百姓生活游”等。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筹办的民俗旅游活动更是举不胜举，如无锡华西村开展江南水乡特色的民俗旅游，山东安丘县石家庄村开展带有中国北方特点的民俗旅游。在政府的主导、推进下，以民俗为主体的文化旅游在中国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格局下，旅游对文化内涵的挖掘越来越深入，游客对文化内涵的认知越来越高。民俗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主要形式，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它不仅能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而且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独特的地域风格令关注的人们心驰神往、令已游的客人回味无穷。民俗旅游是当今我国旅游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我国民俗旅游发展展望

对美、日、法、英、德5国游客访华动机的调查表明：了解中国人民生活是首要目的，其次是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最后是游览风光和品尝佳肴。另一对访华美国游客的抽样调查表明：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高达56.7%。可见，旅游活动正在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文化旅游发展。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部分国人的刚性需求，视觉的冲击加上心灵的震撼令越来越多的游人喜欢民俗旅游这种形式。总之，中国的崛起令世人赞叹，中国的民俗令游客心动。因此，从需求角度而言，无论是国外游客还是国内游客，人们对民俗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民俗旅游的需求空间越来越广阔。从供给角度而言，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资源大国，素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十一五”期间，我国明确提出“将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是对旅游发展的全新定位，这为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国正在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助推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政府的主导必将提升民俗旅游的供给水平。此外，民俗地居民愿意敞开家门发展旅游的强烈意愿也为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民俗旅游的开发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后发现，我国民俗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态的文化生存语境，随意策划、低端同质导致旅游产品缺乏特色。民俗旅游开发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更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一）民俗旅游的开发原则

文化性原则。在物质生活丰厚的今天，精神文明备显重要。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根基，是各种旅游形式的灵魂所在。在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时，开发者应从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等多角度进行研究，把民俗文化的“神”与“形”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整合包装中凸显地域特色，完整地表现民俗文化的精华，丰富民俗旅游的文化意蕴，提高游客的参与度。

独特性原则。民俗旅游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差异性，而且包含着民俗的区域差异性。把握游客“求新、求奇、求乐、求知”的旅游动机，使游客真正体验到与自己生活环境不同的异质文化是开发的重点。在开发时要遵循独特性原则，凸显自身的人文优势和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地利用好本地区的独特优势，充分体现其异质性，紧紧抓住民俗文化旅游的生命所在。

保护性原则。“破坏了名胜古迹，就失掉了旅游业赖以生存的属性和环境”（瑞士旅游局局长瓦尔特·勒先生）。保护不仅是对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而且包含着对人类生存空间的保护。从长远看，保护民间艺术文化不仅能保护历史文明的丰硕成果，而且可以为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深层开发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开发必须以保护为前提，在保护中挽救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建筑艺术群等。

体验性原则。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游客可以亲自参与到民俗活动中，体验民风民俗，感受浓郁的人情味。因此，在进行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时，必须在深入发掘旅游地民俗事象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为旅游者创造广泛参与民俗活动的机会，体现文化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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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俗文化在街区景观中的价值体现

1．1艺术审美价值将民俗文化通过物质实体（景观造型、材料材质、色彩变化）巧妙地运用到街区景观建构中，使传统的审美表达与现代审美展示相融合，是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彰显地域特色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应该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精髓，经过艺术手法的提炼以提升街区景观的文化内涵［2］。如中国绘画、中国戏曲、禅宗美学和中国古典园林等的艺术表现形式讲究的是以于方寸间展现人间百态，以简约的物质形式指代无限丰富的精神内涵，常以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的方式抒发个人情感，将情感体验以符号化的形式表现以传达深远意蕴。民俗文化在城市街区景观的建构可运用以上手法，通过景观的外在形式和空间布局营造出诗情画意之美，浩渺幽远之境，使观赏者触景生情、陶冶情操。

1．2历史文化价值景观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担负着记忆历史、创造历史、传承和发展文化的重大使命。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忘故乡情”，民俗文化的景观建构唤醒了人们的思乡情怀和浓厚的本土气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精神动力来自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积淀和故土情怀，所以，街区景观的建构就应该更加关注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景观。通过物化的艺术手法再现这些民俗文化符号，如街区的活字地景景观、水车模型景观、桑蚕景观等，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纪念性的本能，记录历史和传承文化，而且可以加大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做到都市与人文完美结合、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保持历史文化序列完整及特色鲜明，使人们休闲于城市的街区就可以体味到独特的文化气息，产生亲切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1．3科普教育价值将科普教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丰富了城市街区景观的表达内容，达到了教育、启发、益智的目的，而且塑造了城市崇尚科学、现代时尚的良好形象。例如可将民俗文化中某些民间艺术的生产、制作工艺过程通过电子屏幕或标识牌展示，雕塑小品呈现或组织人们参与体验等活动；在街区绿地建构一些拼图游戏，拼图方式可以设计成平面（地景）和立面（景观墙）等多种形式，图案造型有中国地图、戏曲脸谱、动物（十二生肖）和汉字等形式，让人们随意地改变它们的形状和色彩，增强其主动参与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另外，还可以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地集中展示某一民俗主题，加深人们对民俗文化景观内涵的理解和记忆，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从中得到科普文化的滋养。

1．4旅游经济价值民俗文化独特且深厚，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们对异质文化神秘性的需求。神秘性能使受众在景观场所空间的交换过程中得到移情于景的满足。因此，基于人们的好奇心理，街区景观在今后的民俗文化景观的建构中要做好神秘的形象创意，要充分考虑民俗文化景观造型的特色性，把神秘的物质生活民俗风情场景、民间信仰、饮食民俗等文化融入街区景观的建构中。以民俗文化元素为素材建构街区景观，无疑是最能体现地域特色和吸引游客的，能给人们产生视觉上的新鲜感和猎奇心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通过对街区景观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在确保城市交通和其他功能安全运行的同时，挖掘、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独具特色的民俗景观，才能满足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审美需求。也只有这样的景观环境才能长久地吸引游客，持续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景区乃至一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休闲旅游的良性循环，提升城市的品牌形象。

2民俗文化在街区景观中的应用与创新

2．1传统文化对现代景观设计发展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观念方面有别于西方文化，它反映出本民族与自然共融和谐的追求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因此，后人难以绕过“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古人所追求的造景理念。例如风水学是中华民族对于人居环境审美的独特感受，风水理论数千年来深深植根于民俗文化中，体现出法天象地的景观规划特色。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地利用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城市景观营造的多样性和生态性，从而获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4］。有了这样的根基和造景理念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人对城市景观环境在使用功能、艺术审美、地域特色、本土文化等方面的综合需求。而开放式的街区景观不同于传统的私密性园林，因其公共性，街区景观更贴近大众的生活需求，所以，势必承载着更多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反映出当地的人文景观。诸如建造园林所用的植物、山石等都应考虑到地方特色，从而有利于产生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所以，这些传统特色应该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弘扬。另外，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在设计原则上要多考虑“人性化”，但由于它的公共性特点，又要舍掉部分个性化因素，才能使现代城市景观环境不至于成为东拼西凑的无章之物。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始终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存空间来考虑问题，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一个设计平衡点，这是大智慧和胸怀的体现［5］。2．2街区景观表现手法赋予民俗文化新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某些内容也会被淘汰或发扬光大。这就要求景观设计师在充分了解当地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对其各种象征符号进行一定的继承与创新，经过材料材质的转换，物体造型的创意和整体布局的把握，将古老文化、传统美学和现代生活有机地完美结合。通过各种造景手法和艺术表现方式对其进行重新建构，物化地再现民族文化的精髓，达到“形致”“传神”的审美效果［6］。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表现手法将民俗文化符号融入街区景观的创意之中。

2．2．1引借该手法将民俗文化中某种元素或符号的造型直接引用到景观设计中，以展示景观特定的内涵，建立与受众共同的认知。例如图1是位于深圳锦绣中华街区入口处的生产劳动民俗符号———水车模型景观。勤劳智慧的华夏民族从古至今就是以农立国，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水车是先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引水灌溉的劳动成果，设计师正是利用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创作元素，运用引借即模仿再现的造景手法，将整个景观作品分别由底座（水池）、框架、机械齿轮和汲水轮四部分以环保材料木头加工组装成形，两个汲水轮有大小之分，前后错落布局，色彩上以浅黄、中黄、褐色搭配，远处以四季常青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为背景，地面铺满开着多种花色的草本植物和灌木丛，塔状的小灌木点缀其间，迂回的小栅栏与之形成充满浪漫气息的完美画面，吸引来往的人们不停地驻足拍照留影。整个景观空间环境层次分明，色彩对比强烈，材料材质沉稳大气，充满了现代和时尚感，也赋予了景观环境特定的文化内涵，满足了人们视觉和心理上的艺术享受。图2是位于杭州街区以民俗符号（采桑等场面）为素材、将雕塑和壁画相结合的景观，作品由雕塑和景观墙构成。前面雕塑部分所反映的是两组青春靓丽的采桑女悠闲工作的情景，左面表现的是三位采桑女手挎装满桑叶的竹篮满载而归，小孩相随而行，小狗尾随其后，一路说笑、其乐融融；右面的两位女子一站一坐，干着农活、聊着家常，好不惬意。景观墙上面表现的是一幅高浮雕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是种桑、采桑、喂蚕、收茧、缫丝、丝织等工作流程及赏丝情景，场面宏大，内容丰富，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惟妙惟肖。两组作品材料分别采用青铜铸造和大理石雕刻，前后深浅对比强烈，主次分明，把当时杭州古荡桑蚕民俗日常生活情形表现得淋漓尽致。

2．2．2夸张该手法将民俗文化中的表现对象有目的地放大或缩小，以增强景观局部的表现力吸引受众的注意。例如流传于陕西关中地区的民谣中唱道：三秦面条真不赖，擀厚切宽像裤带；面香筋道细又白，爽口耐饥燎得太［7］。由于关中地区盛产小麦，那里的父老乡亲餐餐不离面食，久负盛名的当属裤带面，不仅碗大、量足，而且味道爽口。如图3裤带面景观雕塑所表现的就是关中劳动人民日常（饮食）的生活写照。古往今来民以食为天，设计师以关有的生活民俗符号———裤带面为表达对象，造景手法夸张到了极致，真可谓粗犷、壮观、大气、实在，寓意关中人民的宽广胸怀和朴实可爱的处世之道。图4是河南淮阳太昊陵广场中的景观———泥泥狗景观雕塑。设计师运用夸张的艺术形式，形象地表现出了泥泥狗的造型特点，将泥泥狗的尺寸放大数倍，材质、色彩及展示空间都进行了夸张放大，拓展了由原来的精神心理需求（祈福纳祥）到视觉欣赏的功能性转化［8］。

2．2．3转换该手法选取一种或多种民俗文化符号，融入其他元素，通过材料材质的转换，运用拼贴、镶嵌、融合的艺术手法重新排列组合，形成具有创造性的全新的景观作品，给人以新奇感。这种景观作品既是对历史文脉的传承，又不失本土文化的韵味，体现了现代人文特征，从而给街区景观注入新的血液。例如杭州钱江新城街区以民俗经典符号仿青花瓷和现代材料不锈钢所构成的海螺造型的景观（图5），表达了来自岁月痕迹传递的遥远的回声及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视觉空间，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获得独特文化的审美愉悦，以此突出和深化新的主题内涵。再如杭州南宋御街的地景活字模型景观（图6），就是以空间转换的造景手法，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作为创作元素，设计师巧妙地将活字存放空间位置、材料材质和尺寸大小进行了改变———由原来的铅质材料转换成灰色大理石雕刻及数十倍地放大原来狭小的存放空间，配以周围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区，使受众在不同的方位和角度与其进行零距离的接触与对话，改变了传统上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使用和观赏活字的局限。这种造景方式最为直观形象地展示了中国活字印刷排版工艺，以此突出和深化新的主题内涵，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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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成吉思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文化人类学的身体动作研究及其对体育人类学的启示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语境问题 文化人类学的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赏析《故乡》中的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情怀 图像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探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 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及其在华语世界中的表达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计量分析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票据研究 “双轨水利”：农村水利运行机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广西南丹那地村“地牯牛”运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以文化人类学视野论旅游文化 佛教仪式音乐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对心理影响的价值挖掘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边远地区教师继续教育的主客位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构建 花鼓起源：文化人类学视角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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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吉林古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TU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1-91-1

中国古建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发展，从穴居、巢居、到雕梁画栋的殿阁、宫苑，建筑不但为人类提供了生息繁衍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更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每一步发展。在古城吉林，数百年来，不仅是代代吉林人生活和社会活动场所，它还记录了这座独特的边外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和繁荣。吉林市的古建筑现保存下来的很少。有寺庙建筑，和民居建筑，但这些建筑承袭了中国古建筑的形式，特别是在建筑装饰上，反应了当时的历史及一方文化风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也留下了手工艺匠人们设计制作中的一些设计理念，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审美及设计方式提供了最宝贵的实物材料。

1吉林古建筑装饰具有地方特征

吉林地区是清代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源地，三百年来，建筑不断发展，并且由于汉、蒙、朝鲜等民族的杂居，在建筑上互相影响，又增添了许多内容。清时吉林设有将军，为最高统治人物。与京师之间，各有营运。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增长经济上的繁荣，所以给吉林的建筑上带来了京师的风格。当地的建筑与其它地方相比，保留了一些地方特色，寺庙建筑大部分为清代所建，与北京的清代建筑风格相似，古民宅中除了具有故乡传统外，也多少带一些北京四合院的特色，现保存下来的民居大多是当地乡绅、宦官年老还乡后修建颐养天年的居所。所以在这些建筑中都明显的有地域特征。吉林古建筑在建筑装饰色彩运用上很有地方特色。色彩的整体运用上较浓艳，这与当地长期寒冷植被颜色单调形成明显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建筑物的审美功能。

2吉林古建筑装饰的等级观念

建筑中的等级观念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儒家学说中的“礼”制，其内核就是宗法和等级制度，是强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构成等级森严的人伦关系，在建筑上表现为：自觉地以建筑形式区分人的等级，以维护阶级社会的秩序。传统建筑的开间、装饰、颜色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要符合礼制，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的工匠艺人们的设计依据所在。吉林古建筑装饰中的雕刻和色彩，在提供功能和审美的同时展现给人们的还有封建礼制中的等级观念。

2.1屋脊和走兽的等级

屋脊数量就体现着等级观念，多脊的建筑等级较高，最高为九脊。在角脊上有一列作成兽形的瓦质雕饰件叫做走兽。清代对走兽的等级、大小、奇偶、数目、次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一般用三、五、七、九的单数，取奇数谐音吉祥，等级越高，数目越多。吉林现存的古建筑中走兽多出自于寺庙建筑，而民宅很少使用。走兽最多为五只，如吉林文庙大成殿、吉林观音古刹正殿等处；最少为一只，如吉林文庙东西辕门等处；其他用三只，四只不等，如吉林文庙大成门上的走兽用三只。

2.2建筑色彩的等级

建筑物上的色彩也被赋予了阶级内容。明清时代建筑色彩等级非常严格、分明，琉璃瓦以黄色最高，绿色次之，还有蓝、紫、黑、白各色，用途各异。皇家建筑白色台基，红墙黄瓦与蓝天，绿树交相呼应，形成强烈的原色对比。暖色的建筑与檐下冷色的彩画组成色彩冷暖的对比，构成富丽堂皇的色彩格调。民居白墙、灰瓦、绿色和栗色的梁架与自然环境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这种对比更显民居的自然、质朴、秀丽、雅淡的格调。吉林古建筑中在色彩格调上承袭了清代的色调，寺庙和民居有明显的色彩区别。

2.3建筑装饰彩画的等级

和玺彩画是清代以来级别最高的彩画模式，以龙凤为图案，龙凤象征着高高在上的皇权。吉林市龙潭山关帝庙彩画将和玺彩画图案加以变化，这种彩画构成的形式是和玺彩画应用在民间的一种降低等级的变体。民居彩画源于官式做法的金线苏画，以青、绿两色为主色调，大量运用沥粉贴金的工艺，在肃穆中透露出富贵的气息。

3吉林古建筑装饰具有传统民俗文化

中国人善于在建筑上表达某种理念，在建筑装饰中有许多传统民俗故事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象征、暗喻等手法，装饰在建筑物上常常以一些吉祥图案来暗示人们的设计意图，而好多吉祥图案的制作在建筑装饰上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这种方式来传播民俗文化极具深度和广度。

以悬鱼装饰为例，悬鱼是装饰在建筑山墙顶端的一个装饰物件，这是个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意象符号，是官吏清正廉洁的行为化作具有表率作用的意象图案，高高的装饰在衙署的主体建筑上。有人对它作这样的解释：木结构怕火，上面悬条鱼，有鱼就有水，水能克火，所以悬鱼是辟水的符号。在历史文化层面上这种解释虽说得通但相比后一个典故就稍有些肤浅了。悬鱼故事，说的是东汉有个名叫羊续的太守，下级府丞曾经送鱼给他吃，他出于不伤府丞的脸面，羊续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但他没有吃，而是把鱼挂在大庭上，作一个不要再来送钱送礼的活告示，后来演变成建筑装饰被安置在衙署的主要建筑的最高处，它既是官吏崇尚清正廉洁的象征，也是百姓对官吏清正廉洁的一种褒奖，反映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悬鱼在吉林古建筑装饰中是最常见的，只不过经过后人把它装饰在其它建筑之上。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古建筑文化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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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窑洞 功能符号 民俗符号

由于黄土覆盖，流水冲刷，陇东地区土质疏松，沟壑纵横，形成了千沟万壑的地貌特征。长期以来，陇东民居以窑洞为主，形成了独特的窑洞文化。

符号是一种传播媒介，人类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将符号分为两个方面（郭鸿，2008）。人是符号的动物，即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卡西尔著，甘阳译，1997：4-10）。先民在原始穴居的基础上，将单纯的栖身地穴，逐步完善为精美实用的窑洞院落。在陇东地区，窑洞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具备功能符号，民俗符号的特质。

一、作为功能符号的窑洞

由于自然环境、地貌特征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因此窑洞形成了众多表现形式。从建筑的结构形式上划分，窑洞可分为靠崖式、地坑式和独立式三种。

1.靠崖式窑洞。陇东窑洞在早期是作为居家之所，具有功能符号的作用。其能指为土穴，可以保暖御寒，防御野兽攻击。在远古时代经济社会极不发达，先民主要任务是生存，找到食物。因此，最初的居住形式是利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沟川塬面混杂的特点，寻找到便于藏身、具有防御严寒酷暑野兽攻击的山地天然洞穴。窑洞的所指即为先民的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先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发挥人类群居动物的优势，窑洞或洞穴需要进一步集中，于是出现了掘进的窑洞。周先祖不的名字与居住窑洞有密切的关系。《说文》中“”释义为：物在穴中，从穴中出。《辞海》中说“”同“窟”，既表示人们或动物在窑洞这种土室中生活，又从窑洞中走出的现象。

农民们在靠崖窑洞的前方修建土墙，有了独立的院落。这个时期的窑洞数量较少，但功能相对齐备。窑洞进门右手或左手有火炕，即床，使窑洞具有了卧室的功能；火炕之上可放置小圆桌或方桌（俗称炕桌子）在用餐时可做餐桌，使窑洞具有了餐厅的功能；火炕再进为灶台，灶台再进为切菜案板，这使窑洞具有了厨房的功能；火炕右手或左手为桌凳，这使窑洞具有了客厅及起居室的功能；窑洞最深处为粮氽、生产及交通工具，这使窑洞具有了储藏室的功能。窑洞外利用土墙、茅草搭建厕所。因此，最早的窑洞成为先民的家，具备功能符号的作用。

2.地坑式窑洞。地坑院为下陷式庭院，其三面甚至四面均可开凿窑洞。成年子女分家时可在父母居住的窑洞旁边开凿窑洞居住，开门立户。这个时候的窑洞，虽然每口窑洞仍具备卧室功能，但在其他方面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区。厨房与客厅分离，有客人来访时，陇东人会将他们招呼到上窑（即客厅），就餐时将饭菜端到炕上的小方桌上享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陇东人对窑洞功能进一步区分，有专门堆放物资的杂货窑，有拴牲畜的牲畜窑，有窖井窑等。

3.独立式窑洞。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地坑院和靠崖式窑洞逐渐被人们抛弃，农民们纷纷离川上塬，在平整宽阔的地面上建造红砖房，窑洞逐渐式微。但人们又怀念窑洞，于是有了第三种窑洞：独立式窑洞。这种窑洞材质与房屋完全相同，有砖有瓦，并非开凿而成，而是建造使然。但房屋样式沿袭窑洞，顶部采用拱形屋顶，屋面与窑面相同。这种建筑已非真正意义上的生土建筑窑洞，它是窑洞这种陇东民俗符号的变体，也是窑洞符号的一种留存方式。

二、窑洞作为民俗符号

民俗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是经社会约定俗成并流行、传承的民间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积淀（白丽梅，2004）。从符号学观点看，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一定社会、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态。

窑洞作为陇东传统民居，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符号特性。在陇东民众心中，窑洞是土地的一种象征，是宇宙的一个缩影，窑洞成为家的符号、民众心中世界的符号。窑洞被陇东民众赋予了极大意义，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符号。

1.天圆地方与土地崇拜。窑洞窑面为拱形，窑洞内部空间为椭圆型，而地面则为方形，窗子和门的形状亦为方形。这恰好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特征。陇东人在对窑洞内外设施名称、装饰上处处体现着人类对自然世界的体认，体现着人类对土地的崇拜。陇东人在窑洞开凿时，必请风水先生相宅，挑选黄道吉日破土动工。窑洞开凿完成后，在窑面与门齐平或稍高出，掏一座方形小龛，供奉土地神，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必叩而拜之，名曰“敬神”。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土地收容之恩的感激之情。窑洞内功能分区明确，有天有地，有火有光，有色彩，构成了民众的小宇宙。庆阳人将窑洞的墙壁称作“山墙”，高窗又称“天窗”，这些称谓上的特点更使得窑洞具有独立天地的意义。

最初窑洞仅有简单的门、窗用以进出及采光。陇东窑洞外墙装饰一般为青砖箍面，形成青色拱形窑洞轮廓。窗子由低窗和高窗组成。低窗基本与门楣同高，装饰有窗花或窗格。门洞处的圆拱和高窗，可以使阳光深入到窑洞内侧，内部空间也因为是拱形的，加大了其竖向空间，使人感觉开敞舒适。窑洞顶部及两侧为椭圆型，窑内地面为方形。陇东窑洞的形状及装饰反映了庆阳民俗文化的特征，暗合中华民族天圆地方的认知习惯与文化内涵。

2.五福三多观与窑洞装饰。窑洞色调表现为中国民间艺术“五行观”的色彩体系（白虹，2011），即以青、赤、黄、白、黑为主，象征吉利祥瑞。窑洞被在窑面上箍以青色的边框，窗户上的红色剪纸窗花，凸显了陇东人民的热情与朝气，象征欢乐、喜庆、幸福及旺盛的生命力。庆阳窑洞窗子装饰在表现形式上以木雕刻为主，雕刻“寿”、“”字等，图形题材包括莲生贵子、荷花鸳鸯等，反映了陇东人民的生育观即多子多福观念、宗教文化观及书香门第观等。

3.窑洞作为文化符号。陇东窑洞作为黄土高原特有的民居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由于在陇东历史上所扮演的家的角色，使它本身成为黄土高原的符号，成为陇东人的符号，成为革命的符号。在艺术创作中，描绘陇东人家生活场景的经典画面就是窑洞、红辣椒、金黄的玉米、悠闲踱步的家禽等，勾起人们对故乡的无尽思念。窑洞的朴实、简洁又表现了陇东人民的性格特征――憨厚、朴素、大胆、热情，胸怀宽广。在革命战争年代，陇东的窑洞与陕北窑洞一样，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策源地，窑洞作为符号因此具有了红色革命的所指意义。

陇东窑洞作为一种古老的民居形式，单一的能指蕴含无限的所指，具有丰富的功能，承载着陇东地区先民们朴素的哲学观与世界观，表现了人们质朴、灵动、胸怀宽广的美好品性，表达了陇东人民对黄土地的热爱，对家的珍惜及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尽管窑洞或将进一步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它作为一种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符号，理应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各地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视程度的提高，窑洞将继续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家园与性格象征，具备更加丰富的所指意义。

参考文献：

[1]白虹.陕北窑洞的符号学解读[J].红河学院学报，2011，3.

[2]白丽梅.民俗的符号学诠释[J].光明日报，2004-8-17.

[3]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郭鸿.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产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J].2004（3）.

[6]徐浩艇.论陇东窑洞的文化艺术价值[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王文权.陕北窑洞窗格子研究[J].文艺争鸣，2010（20）.

[8]王文权，胡春涛.中国窑洞门窗格子[J].当代艺术，2009（3）.

篇9

关键词： 汪曾祺 文学作品 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被国人广泛认可和推崇的时期。在西方的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的同时，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悄然而至。人们在感叹西方部分文化优越性的同时，也可能忽视本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曾强调：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汪曾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2]风俗，即地域文化的外在显现。汪曾祺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坚持在文学创作中回归传统文化，用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叩响文化个性的大门。

自1980年开始，高邮作家汪曾祺开始了井喷式的创作，他用《受戒》《大淖记事》《异秉》《侯银匠》等小说和《故乡的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散文精心营造着高邮水乡。他巧妙地运用对高邮乡土故人故事旧风旧俗的描绘，展现高邮的地域文化，构造高邮的地域特色。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备受推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高邮地域文化的精彩呈现，对乡土文学的全新演绎。鲁迅、赵树理等人的乡土小说虽也以故乡为背景进行创作，但是表现主题中多包含对愚昧的乡土旧礼俗的批判。而汪曾祺的乡土文学则另辟蹊径，他的创作紧扣高邮水乡的故人往事、街谈巷闻、市镇风俗，用质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为我们铺展开一幅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高邮风情画，为我们勾画出高邮这片土地的风俗美、人情美。他用文字全力表现高邮的地域文化，用文学竭力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地域文化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在水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和民间语言文化四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中的水文化

地域的最初形成，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江河湖泊，山川峰峦，不同的地理特征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地域。高邮在地理环境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水。然而，高邮的水具有自己的特色。高邮地处里下河地区，大运河环城而居，不论是小镇还是乡村，河汊交错，渔网纵横。这里的水与西部澎湃的河水，江南温婉的小桥流水都不一样。高邮的水既有柔性，它任凭时光静走，缓缓流淌，涓涓流水，漫过小巷，淌过村庄；又有刚性，它投入大运河的怀抱，风吹波浪，承载着南来北往运输船只的重量。可以说，这里的水将韧性和柔美完美结合，形成了刚柔相济的水文化。

汪曾祺的作品中直接描写水的文字随处可见。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3]水作为高邮的地理环境的特色，自然而然成为汪曾祺探寻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汪曾祺的小说多以水为场景，《大淖记事》通篇都有水。淖字本就指水，大淖即水边的陆地。大淖记事也就是讲述水边人们的生活故事。挑夫，锡匠，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他们在大淖吆喝劳作，生生不息。《受戒》中主人公小英子的家在一个三面环河的小岛上，明海和小英子从相识到文末表达懵懂的爱意，都与水息息相关。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多是描绘这些傍水谋生的普通百姓的简单生活并且刻画在水的滋养下率性质朴的人物的。

水不仅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作品中的场景，还影响了汪曾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高邮的“水”，没有江南的水的秀气，没有长江黄河的气势，却多了几分安静、和谐、细腻。看那在沙洲上随风摆动的芦苇荡，那田野间欢乐打闹的天真孩童，那摇橹哼着歌的船夫，这样的生活画面平静中夹杂着些许热闹，柔美中含着几分朴实与刚毅。这里的人们依水而居，岁月游走，自然而然形成和高邮的水难舍难分的性子。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生活并不富庶，有万贯家财的人家几乎没有。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总是安逸、简单、随性的。小城相对闭塞，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挑夫、工匠、店铺里的伙计、卖小物件的姑娘，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生活里，自得其乐，淡然随意。陈思和这样形容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4]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确是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朴实奔放，又顽强刚毅。这些人物不受旧礼教道德伦理的束缚，不受外面纷繁世界的打扰，率性生活。《受戒》里的和尚们，他们只是把和尚看成一种职业，和尚可以成家，可以找女人。他们过节会杀猪吃猪肉，会聚在一起打牌消遣。他们率性而活，不因为和尚的身份而克制自己，委屈自己，他们活得自得，活得自在。《薛大娘》中那个勇敢刚毅的女人，她和保全堂的吕先生好上了，别人议论她，她说：“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的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他们嚼去吧！”[5]也许在世俗的眼光里，这种做法是伤风败俗的，但是在这片打破世俗的高邮世界里，却是单纯美好的。薛大娘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没有被扭曲，被压抑。她的这种彻底解放是健康的、刚强的。《大淖记事》里的巧云，被号长破身后，没有绝望，和十一子过着虽贫穷辛苦但相濡以沫的简单生活。他们的爱情也没有遭到人们的嘲笑和斥责。相反，老百姓们还为巧云去闹事，他们的朴实与热心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就是这般，既有水的质朴纯净、简单随性，又有水的坚韧顽强。他们虽经历过苦难，拥有生活的无奈，但总能积极乐观地面对，并且坚强刚毅地追求自由。

高邮的水不仅融进了依水而居的人们的血肉里，融进了他们的性格里，而且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气质里。作家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曾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6]其实，不仅他的作品涌动着超脱水性，他自己的身心也是如此。“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汪先生爱水，爱水的洒脱、淡然、随遇而安。他的一生不算传奇，但并不缺乏坎坷。他一直自觉避开政治，经历过失业的落魄，更经历过“”的苦难。“”期间，被划为，仅仅是因为指标没达标。他经历了各种改造，曾被关进“牛棚”。但是，他在散文《随遇而安》中自述，这是一次“很好玩”的生活经历。他搞话剧，给马铃薯研究站画过“巨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把改造生活玩得有滋有味。“”结束后又因为曾被启用写过样板戏，而重新接受审查。他并没有因为政治的打击而垂下脑袋，也并没有昂起头，与邪恶作不屈不挠的抗争。他选择了另一种超脱的方式，跳出苦难与争斗，追求内心的淡泊与平静。他品茶、饮酒、写字、画画，在纷繁的变幻时代下，坚守着内心的超然，品味着故土高邮带给他的文化与性情。他的这份淡泊与高邮水乡涓涓流淌的河水有关，与水土滋养下高邮人不喜争斗、不重权势的水性有关。高邮的水渗透到他的血液里，渗透进他的精神取向和生活态度里。

水是汪曾祺故乡高邮的一大地域特色，也是他的精神源泉。“古运河漫泅过秦邮故地，汪曾祺枕着运河的柔波度过他的儿童少年时代。水，成了灌注他生命的永恒力量，它是人生的源头，又是他人生的归宿。”[7]水文化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中的场景，造就了汪曾祺笔下质朴坚韧、刚柔相济的人物，也形成了他率性超脱、随遇而安的品格。

二、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顾名思义即民间风俗。民俗源于民间，来自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某一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岁月打磨下，逐渐形成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它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运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物件，传达出此地人的性格、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多是通过民俗体现的。关于民俗的描绘使得文学具有地方色彩，这样的地方色彩使文学多样化，避免雷同，从而使文学产生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生命力。沈从文、古华、韩少功的小说中有披兰戴芷竞唱民歌，竞渡龙舟，有放蛊、沉潭、哭嫁、跳傩等民间风俗。高邮作为里下河地区的小镇，地理环境上的优势自然会聚集依水而居的人。长期的水边生活，民风民俗的形成顺理成章。汪曾祺尊重故乡的风俗，认为他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为探求文化个性，一直坚守民族文化，他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自然不会少了对故乡民风民俗的描绘。汪曾祺作品中包含对民间礼仪、节日习俗、民间艺人、民间作坊等的描绘。这些关于民俗的文字，不仅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民间文化的认可与执著，更让读者感受到高邮这方水土的文化韵味和文化个性。

民俗首先体现在礼仪和节日习俗上。他说：“所谓风俗，主要指仪式和节日。”[8]汪曾祺喜欢描写民间的各种仪式和节庆，如《岁寒三友》中的“放焰口”，给我们营造了欢乐喜庆的氛围。《晚饭花·珠子灯》中在元宵节前娘家“送灯”求子的习俗，《故里三陈·陈四》中“神赛会”、“赛城隍”、“都土地”出巡等仪式。在散文《岁交春》中，汪曾祺写了家乡“送春牛”的仪式，即在立春日由穷人制涂了颜色的泥牛送到各家，有的还加个小泥人，被称为芒神。送到时，用唢呐吹曲，供于神案上。这样的仪式饱含农民们祈求今年粮食大丰收的美好愿望。汪曾祺认为送春牛仪式虽然不隆重，但很愿意站在旁边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这样的节庆仪式，是这片土地上劳动者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文化，这样的仪式诉说着他们对吉祥如意、福寿平安的希冀。这些民俗庄严而又充满活力，热闹中伴随着独特的传统文化气息，所以才让作者感动，感动于这些民俗事象后面所凝结的老百姓的朴实愿望与精神需求，感动于这些民俗所展现的高邮民风的淳朴圣洁，感动于这些民俗所蕴藏的中国的民族文化。这民俗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就是他深深探寻的中国的文化个性的一部分。

除了礼仪节庆外，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民俗风情还体现在对民间艺人、民间作坊的描绘上。他在《大淖记事》中详细介绍了锡匠打制锡器的过程，对民间艺人锡匠作大篇幅的介绍，与小说十一子和巧云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联，汪曾祺这样写的目的是出于他对民间技艺的认可与叹服，对高邮文化的喜爱，以及想要把这种文化用文字留存下来的宗旨。

汪曾祺用文字记录着高邮世界里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描写最普通的民间生活情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而勾勒出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民间风俗画，把浓郁的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展现于纸上，把高邮人对人生、对生活的美好企盼与内心的纯真安详刻画在笔端，让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体悟高邮的民俗文化所传承的民间立场与民族特色，从而体会中国的文化个性。

三、文学创作中的饮食文化

饮食与地域是紧密联系的，不同地方的人所喜好的吃食颇有差异。牛排、红酒是西方人的主食，而米饭和茶叶才是东方人的必备。在中国，北方人喜欢面食、粗粮，南方人喜欢米饭、甜点，这与北方人粗犷豪放与南方人温婉细致的性格不无关系。可以说，不同地域的饮食中蕴涵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从食材的选择、食物的制作、食用的方法中都可以窥见这个地方的风俗文化和此地人的性格与生活态度。因此，在“饮食”前冠以“民族”、“地域”的前缀，是不无道理的。汪曾祺深知这一点。他清楚地懂得饮食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他曾说：“人到晚年，思乡之情变得强烈了，故乡的风土人情，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于是，家乡的各种食物：元宵、野菜、鸭蛋、螺蛳、炒米、焦屑……都进入了作者的文学世界，并且这些食物都打上了“高邮”的烙印。他借助这些饮食，书写着高邮的地域特色。

食物在汪曾祺的笔下是有性格的，是带有一方水土特点的。《异秉》里有这样一段：“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去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9]“蒲包肉”这种高邮人独创的菜肴，将高邮水土里特有的蒲草制作与葫芦的巧妙设计融合，体现了高邮人的生活智慧。汪曾祺写《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将我们通常意义上难登大雅之堂的吃食：炒米、焦屑、咸菜茨菰汤等简单的民间俚食写入文学作品，用平实的笔触将食物的颜色、形状、制作方法、味道等娓娓道来，并且介绍一些植物的生长情况，穿插带有考据色彩的文献资料和令人好奇的民间传说。在介绍吃食的同时，还偶尔引入与之相关的民间风俗。汪曾祺正是用这样细致的介绍、平淡的描述，为我们描摹高邮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对于美食的看法，对于充满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的追求。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不讲究食材的名贵，一盘菠菜、一碗茨菰汤，也能吃出人间美味。这是他们的自足，他们从简单中即能品尝快乐。但是，他们也讲究，一道菜的制作工序可以复杂冗长，这是他们的细腻，即使简单的食材也能从中找到绝佳的配料、制法，绝不嫌繁琐。他们尝到了美食本身带给他们的乐趣。朴素平淡，才能贴近生活，细腻讲究，才能活出滋味。汪曾祺笔下的饮食巧妙地展现了高邮人追求简淡，但在小细节上也颇有讲究的性情和生活态度。这种内涵的展现是汪曾祺笔下饮食文化的独到之处。高邮人的“淡而有味”的饮食习惯和文化，高邮人的“淡而有味”的生活态度都融在汪曾祺的笔端，浸润在汪曾祺的文字里，彰显著高邮的文化个性。

四、文学创作中的民间语言文化

语言是一旦习得，便很难淡忘的，特别是方言俗语。它们本身就包含某个地域的个性特色，是很难仿效的。一个地方的乡音方言会伴随着此地生活的人的一生。哪怕他离开了这片土地，故乡的乡俗俚语仍会停留在脑海，挥散不去。因此，这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理解其传神妙处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话。”[10]方言俗语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它们通常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曹文轩认为：“汪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11]那么，汪曾祺这个“地域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自然渗入了民间语言。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中方言俗语的运用俯拾皆是。这些方言俗语散发着属于高邮的乡土气息，原生态地表达方式，让我们感受着民间语言的文化魅力。《大淖记事》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12]“锅腔子”这样的说法，通俗而生动，黄泥烧成的矮瓮做锅，一面开口，就像人打开的口腔，“锅腔子”这样简易的炊具在高邮农村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这个农村人惯用的叫法也混进了浓浓的高邮乡土味，唯有乡村才有这样简易的炊具，唯有乡村才有这样贴近农村生活的叫法。作者把这个词活用到文学作品中，让作品更添了一股高邮味道。再说《受戒》，《受戒》中的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赵大伯这个人十分能干，除了会种田外，还会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全把式”这个高邮俚语生动展现了赵大伯对任何事都很精通的特点，这样的方言词既简洁又深入人心。汪曾祺的作品中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的方言土语还有很多。这些方言土语不仅融合了此地生活的劳动者的乡风民俗，而且展现了此地人活泼俏皮的性格特点，让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平淡却不无味，让他的文字充满“接地气”的文学表现力。他的民间语言里透着高邮的民风民情，透着高邮的乡俗文化，透着高邮的文化个性。

汪曾祺这样一个重视地域文化书写的高邮作家，细致地将高邮文化中的地理环境、礼仪制度、风俗人情、价值取向、方言俗语相融合，将它们多样化、综合性地融汇在文学作品中。让我们在感受他的文学作品中高邮文化的清新独特的同时，也呼吸着他的文字里所流露出的文学新空气。这样文学性与文化性共存的文学作品才是汪曾祺这个作家的文学魅力之所在。他写高邮，写高邮的地域文化，高邮文化使他的文学创作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他的文学个性从那片文化的风土中长出来。

参考文献：

[1][2][8][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6]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4]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9][12]汪曾祺.汪曾祺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篇10

巫山山歌文化底蕴深厚，相传在远古时代就有流传。巫山歌者们多数都常年生活在峡江间，闲来无事时三俩在江面自在歌唱，优美山歌时常回荡在整个峡谷。自费出专辑、走遍巫山山水去寻谱找词……不少巫山歌者更是无怨无悔默默付出，试图尽可能多的记录下博大精深的巫山山歌文化。

山歌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都是促成巫山2015年年度重磅活动――巫山民俗旅游对歌节推出的重要原因。

两场表演中，两大民族两种风格的原生态山歌在风景如画的小三峡激情碰撞，原汁原味的清亮歌声飘荡在峡谷之间，加上山水间自带的混响效果，歌者们唱得开怀，游客们更听得震撼。

山歌节浓情开唱

5月- 6月，“山水情・民族魂” 2015重庆巫山民俗旅游对歌节在国家AAAAA景区重庆巫山小三峡浓情开唱。

据介绍，从五一节开始连续5个周末，来自重庆巫山土家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广西宜州壮族、“阿诗玛”起源地云南石林彝族、广东千年瑶寨瑶族、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等优秀民族山歌代表队将齐聚重庆巫山小三峡，为你奉献一场场原汁原味的山歌对唱视听盛宴。届时，你还能乘坐游船欣赏山歌高手们在巫山小三峡极具风情的水上舞台“过招”。

巫山小三峡景区内有多姿多彩的峻岭奇峰，变幻无穷的云雾缭绕，清幽秀洁的飞瀑清泉，神秘莫测的悬崖古洞，茂密繁盛的山林竹木，宛若玲珑奇巧的天然盆景。一边欣赏这样美如画的小三峡美景，一边饶有兴致的吼上几嗓子，绝对让你一次放松个够。

“刘三姐”带来地道的壮族山歌

广西壮族“刘三姐歌谣”国家级传承人――谢庆良歌王如期而至，他不仅在别致的水上舞台上开怀放歌演绎最经典最地道的壮族山歌，更在活动期间尽显实力歌王魅力，即兴改编创作多首山歌，走一路唱一路。

巫山歌者同样才华横溢且对山歌文化倾注无限热情。她们不仅唱功了得，更有人曾自费出专辑，还有人走遍巫山山水去寻谱找词，试图尽可能多的记录下博大精深的巫山山歌文化。对歌节中，《问郎几时来》等多首经典曲目也都一一亮相。

纯粹民族原生态音乐打动人心，活动反响相当热烈！有不少游客甚至延后了上船返程的计划，只为能完整听完这场高水准的表演。

“山歌真的很美妙”，《巫山神女呼唤你》曲作者、《哥哥的花轿把妹抬》原唱者向昌跃表示，“山歌是最纯粹的歌唱，它没有太多修饰，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也是当下文化的一种直观呈现，所以你仔细聆听就会发现，它能戳中你心灵的那个点，让你真正放松下来。与此同时，你还能从蕴含的内涵中有所收获。”

“最炫民族风”持续升温

山歌节期间，周末自驾游小三峡听山歌的游客只要在小三峡旅游窗口购票，每车还能享受100元车补。

对歌节期间，每个周末都将有一支8人外地山歌队伍亮相与巫山土家族山歌队伍带来以爱情、劳作、风景为主题的三场表演，每场时长约两小时，让你一次听个够。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举办对歌节正是为这些美妙的精品民族文化搭建平台，让它们有更充分的展示空间。不同民族通过活动相互学习找寻更好传承保护民俗文化的方法，也能分享交流特色文化。随着本届对歌节的大幕开启，重庆“GO三峡，够青春”的青春旅游年也将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