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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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147-02

民俗文化不仅可以交流文化、传播信息、凝聚精神,还可以增进团结,娱乐身心。不仅是我国灿烂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与载体,在文化传承体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搞好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是对民俗文化自身的传承、创新有重耍意义,而且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乃至形成地方文化标志,意义深远。笔者通过向民俗文化涉及的行政领导、文化部门领导、民族文化研究者、学者、专家以及文化产业、旅游部门相关人员、民间文艺传承人调研和学习,对如何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民俗文化根底在基层,主体在群众,生命在原生态,发展在政府,出路在创新。

一、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现状

总体上讲,民俗文化开发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发程度浅,利用效果低,传播范围小,大部分民俗文化处在自生自灭状态。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丰厚,按照民俗文化的含义(即民众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式),我国的民俗文化主要表现为婚嫁文化、丧葬文化、礼仪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等等,还有其它一些独特的习俗。目前,我国开发利用民俗文化上呈现出势头良好,群众支持,辐射力强的特点,具体进行了以下开发利用工作。

1.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近年,我国非常重视民族、民俗文化工作,至目前为止,已进行了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各地充分珍视机遇,组织专班,集中力量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现在,第一批确定的与第二批国家公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达1082项,而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省级名录达到3832项,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机构,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正在形成。还公布了主要传承人名单,加强保护措施,这对民俗文化的弘扬和开发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民俗文化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

民俗文化与旅游、经济活动的结合得到加强,在全国各地区、旅游风景区举行的文艺展演,休闲游、观光游中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包装与吸引作用,民俗文化充分融入旅游等经济活动中,丰富旅游内涵,增加文化魅力,如纳西古乐、苏州评弹、蒙古那达寨大会、云南的泼水节等已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标志。在民俗文化的产品上也有所繁荣,很多民俗文化产品已取得了一定的市场认可度。民俗文化对我市经济的贯献率提高。

3.民俗文化的传承活动蓬勃开展

为了加速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实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举办民俗文化展演活动,开展原生态歌曲大赛,在倍受关注和影响巨大的“青歌赛”上加入原生态一组,在“八艺节”的演出中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且,国家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人数共达1096人。在旅游区开展民俗文化的节日演出,举办各级民间艺术大师、传承人的评选活动,在农村相继开展了民俗文化传承人的组织、培新和挖掘,并有了一定的成果,很多地区都组织了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传承保护协会。

4.加大对民俗文化的推广与宣传力度

为了更好地传承民俗文化,近年还加大了民俗文化的研究活动,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部门的作用,对民俗文化活动进行挖掘、收集与整理,并编辑出版相关刊物,拍摄专题片,在电影台设置相应栏耳等。同时,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开展民俗文化的研究,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会、讨论会等,取得了一定成果。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民俗文化展、赛项目。也扩大了民俗文化本身的辐射力。在宣传及推广上,也加大了力度,各大媒体均有报道,各种研讨文章在相关权威刊物上发表,民俗文化的知晓率与吸引力大幅提高。

二、现阶段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不足

1.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整体影响力不足

虽然部分民俗文化现象中有个别地区的项目有了一定的声势及文化辐射,但是就整体而言,还没有形成合力,各种民俗文化门类不仅各自为阵而且又势单力薄,民俗文化的整体影响力不足,对旅游的补充和丰富作用不够。虽然很多地区申报项目多,而且也成功申报,但并没有形成地方民俗文化标志,影响力弱小,影响范围局限,开发利用还处于空白状态,竞争力不强,发展机遇不佳,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影响力还不够。

2.民间氛围不浓

民俗文化植根民间,但在乡镇一级现在受到人员、经费、场所等因素影响,更兼内容陈旧,方式俗套。民俗文化在民间的氛围不浓,群众参与率不高,民俗文化的传承受到很大的威胁,尤其是离开了政府的主导,几乎就无法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在现代交通便捷、物资齐全、传媒发达,信息高速、文化多元的冲击下,民间对民俗文化依恋减少,有的地方已经到岌岌可危的程度。如在很多地区的民俗文化表演时,有时除了表演者,几乎无人观看,形成“自演自看”,形单影只的局面。很多时候,形成宣传与实际,表演上与民间“两张皮”现象。

4.民俗文化的组织指导机构不健全

在很多地方,虽然有民俗文化项目的存在,或者成功申报,但是无专业性较强的指导机构,民俗文化尤其是文化门类尚无任何研究、演出的组织。很多民间民俗文化文艺表演团体都处于松散式、放任式的管理状态,而缺少有效的组织,活动不多,民俗文化的氛围不浓,影响力自然也难以形成,传播力更谈不上。民俗文化处在无总结、无提炼、无规范性文字记录的状态,自然,在操作、对外宣传、开发与利用上无“蓝本”可循,很多地区,尤其在县市级还没有建立起民俗文化的“数据库”,从而没有形成民俗文化的基础数据,研究成果零散,不系统,也不方便利用。

三、造成民俗文化开发利用不足的成园分析

影响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因素很多,通过归纳。可以总结如下几条:

1.基层乡镇文化机构改革及文化人员身份变化导致引导不够

在各地区因文化无明显及时的经济效益,往往成为机构改革的“试刀石”,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文化产业没有形成,相对而言,财政直接负担显得突出,仅以湖北省为例,由于机构改革,各乡镇的文化站已经过两次拆减,被定为非企业公益性机构,乡镇文化人员身份已与事业脱钩,经费、机构、场所已严重萎缩,很多乡镇文

化工作人员仅有1人,经费也捉襟见肘,文化从业人员本身就对自身保障无着有了情绪,更无工作热情与工作创新,农民的文化活动缺乏有效的指导与组织,往往无法进行。更加上有的乡镇文化从业人员专业研究不深,知识老化,严重影响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效率及效果。

2.民间文化人才影响民俗文化的传承

在现阶段,一是民间文化人才断代现象严重,由于追求经济效益外出打工,民俗文化后继无人,很多民间老艺人忧心仲仲,很多民间艺术传承人说,“说好话也找不到年轻人做徒弟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传承人,现在我们都老了,再过几年,想教也没能耐了”。而且很多民俗文化艺术等需要一定艺术积累,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一方面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是因现代交通、通讯、生产生活,民俗文化自身吸引力减弱,同时,农村文化、经济整体性提高,民俗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流行文化的冲击,农村氛围不浓,风俗不盛,后继乏人;二是文化事业单位人员年龄老化,现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学文化专业的本来就少,而且又多数不愿呆在“无钱无权”的基层文化部门,很多地区、文化部门,超过五十岁的工作人员已达50%,而年轻人少之又少,而既能从事专业又能搞文化行政工作的年轻人在基层几乎找不到,在文化重任下不堪重负。

3.民俗文化挖掘、创新、研究不够

大多数民俗文化尤其是民间文艺多年停滞不前,创新不够,所目戏文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没有或较少有新创作的戏目,表演方式老套,表演内容陈旧,道具寒伧。有的民俗文化项目内容距现在最近的戏目还是七十年代创作的。民间文化的创新迫在眉捷。另外,民俗文化研究不够,开发利用指导性不强。现在,除了正常的文化、民宗部门外,还没有从事民俗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民间的组织也没有,从而在民俗文化研究上,也没有形成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只是从爱好出发进行探讨,而又因为没有整合力量,各自为阵,无法形成整体推动。民俗文化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没有成体系的丛书来记载、推广、传承。民俗文化的开发没有动力和方向,没有指导性。

4.在开发利用上投入与社会发展不成比例

现阶段,政府尚未在民俗文化上进行大的投入,即使申遗成功,也没有相关的资金投入,就像只写入档案中一样,在投入上也远远不够,地方财政没有进行单独预算,而各乡镇更是没有。民俗文化是公共文化体系中的内容,必须有投入才有产出,而且很多产出只是社会效益。而在现阶段,要打造一个民俗文化的品牌,单靠民间自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政府需要营造大的氛围,设定组织机构,指导并帮扶形成文化循环或产业链,所以,必须加大投入。

四、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对策

1.加速制定民俗文化开发利用规划

要真正达到开发、利用民俗文化,避免漫无头绪,使保护与开发、整体与重点实现很好的结合,必须首先制定出地区、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开发利用规划,制定规划时遵循以下几点:

一是广集民智,邀请相关专家、教授、学者及文化策划、经营机构进行座谈,还可以与相关文化科研机构等合作进行。

二是搞好结合,在规划中,要达到四个结合:整体与重点的结合、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原生态保护与创新的结合、长远与短期的结合。要能符合科学发展,良性循环,又能利于操作,符合民意。

三是突出重点,各地区要明确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重点,力争形成“全省一台戏,一县一品牌”。在民俗文化品牌的基础上,形成整体效应与拉动效应。分清层次,依据群众喜好程度,推广利用价值,可操作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级别排出次序,分层推进。

2.加强民俗文化挖掘与研究力度。努力推出成果

一是整合研究资源,设立研究机构,在研究机构上,要注重建立长效机构,注重形成民俗文化研究的体系,注重充分借鉴,整合社会资源,并实现与市场的对接。

二是大力开展民俗文化普查,由政府安排经费并形成每年的预算,由面到点,由浅入深开发民俗文化普查活动。

三是建立民俗文化数据库,在普查的基础上,以民俗文化存量、民俗文化人才、民俗文化研究动态为主建立民俗文化数据库,并实施“上网工程”,最终建成国家、省、市“一网通”。

四是着力引进、培养民俗文化研究人才,院校加强相关专业的设置与投入,招录学员进行学习,在队伍建设上要打破人事、编制的桎锢,吸纳民俗文化人才,充实队伍。

五是推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稳定现有的乡镇文化工作队伍,打好基础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研究中,要着重解决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要让历史性、现实性、文化性、生活性充分结台,保证原意又易于推广。在形成成果方面,可以编印丛书,可以录制光碟,可以开发旅游纪念品,充分发挥传播功能,让研究成果能迅速进入市场与生活。

3.加强保护、包装与宣传力度,突出原生态

一是加强保障,除了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要以政府的引导八手,规范民俗文化的传播行为,不能过滥地开发,促成民俗文化失去原意,造成湮灭,一定要在开发利用中突出原生态,打原生态牌,保持其民族、地域文化独特魅力,必须开展原生态民俗文化村,开展民俗文化发源地保护工作。

二是强化包装,民俗文化相沿成习,尤其是一些表演艺术上,在道具的运用,造型的设计,物品的添加,地点及时间的选择上,依据旅游文化活动的要求进行包装,

“旧瓶装新酒”,以不破坏原意为前提。不能停滞不前,要依据民俗文化的流动性原则进行创新,如现在新农村建设中清洁能源使用就带来了民俗变化,耍不断创新内容,使民俗文化能贴近现实与生活。方法上可以指定指标,也可开展竞赛、征文,还可以公开征集等。在民俗文化的原生态保护上,要达到这样几点要求:秉承原意,固定模式,全民参与,市场运作,不能一味官办,要还“俗”还“节”于民。

三是强化宣传,

“酒好也怕巷子深”,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一要“请进来宣传”借助利用拍电影、电视外景、人物专访等机会宣传造势。二要充分利用港口、高速、铁路、机制做好形象宣传,实行民俗文化传播的整体宣传,形成声势,造成影响,带来效果。三耍“走出去”宣传,在国外、异地举办“民俗文化周、月”活动。制作外宣品,扩大影响。

4.加强民俗文化氛围的营造,努力打造平台

一是必须经常性组织活动。各地在申报的基础上开设民俗文化节或文化周,开展民俗文化展演活动,举办各种民间文艺赛事。

二是进行民间艺术大师(师、家、传承人等)的评比表彰,逐级评选,适当经费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评比办法。

三是指导组建各类民俗文化社团活跃氛围,加强交流,挖掘。

四是加强民俗文化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打造民俗文化发展利用的平台,如建剧场、民俗文化村、文化寨、文化广场、文化家庭等,更新、改造相关表演队伍的道具、服装等,将设施完善到城区、乡镇、村、组及民间文艺组织团体中,夯实民俗文化重新“流行“的基础。

5.整合资源,拓展民俗文化开发利用的衔接点

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并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应充分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舍力,整体推进。

一是要与旅游搞好结合,让民俗文化成为旅游的重要卖点与“软风景”,相互映衬,要把文化成为旅游的终极目的与包装手段,由政府出台一定的联系机制。

二是与教育相结合,强化民俗文化的传承效果,达到宣传与培育民俗文化人才的目的,让民俗文化“进书本、进课堂”。

三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让民俗文化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

四是与“送戏下乡、村村通”工程相结合,拓宽层面,增加受众,服务群众,使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能与当前工作实现有机的衔接,相互补充。

6.加强对镇及相关部门的文化工作考核

民俗文化根基在民间、在农村,因此,各乡镇依据乡情、镇情,积极行动,群策群力推动发展是开发、利用民俗文化的上策。党委、政府在今后每年对乡镇及相关部门的考核中,可把在传承、保护、开发、利用民俗文化上的成绩作为考核的一项指标,并依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

7.进一步加大对民俗文化的投入

各级政府应担负起民俗文化的挖掘及弘扬主力,从人、财、物上加强投入,做到有研究机构、有实施队伍、有指导规划、有活动载体及场所。

一是将相关经费纳入预算,真正满足文化事业的经费所需。

二是出台民俗文化活动“以奖代补”的政策,并认真实施,使基层文化部门“以钱养事”也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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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芙华在《民俗与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观点是：虽然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是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别提到：“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人们在民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活通俗的、生动典型的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生活状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能够增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游学民在《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一文中说到，“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需经由文化资源得以传播而又不能囿于这些文化资源，这就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将民俗文化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历练学生心灵的过程，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巧妙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者只是着重论述了民俗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对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只是简单的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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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生态民俗学；环境民俗学

人类社会发展到上世纪中期，人类周围的环境质量开始普遍下降，并朝着持续不断恶化的趋势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系统失衡，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条件、幸福与利益，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整体性趋势扩展。

环境危机的全球性与严重性，使得人类开始对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节制地改造自然的近代化发展道路等进行反思。从而，展开了人文科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新学科领域，如生态人类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分支。近20至30年来，关于人文、社科、历史等的生态学视角研究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民俗学也不例外，在各个学科都展开了有关环境、生态视角研究之际，民俗学也开始了学科领域的反思与探索，学界的中坚力量更是力倡环境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本文以日本环境民俗学的发展为契机，思考中国现代民俗学对于生态、环境研究的可能性趋势。

一、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1

民俗学研究领域里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包涵人类自身在内的环境或自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只有客体存在的环境或自然。对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就是“以自然这个整体概念被重新统合后所描绘的人民的新的生活面貌”进行研究，从而“对迄今为止的民俗学的思考方法，以及民俗学本身的意义进行重新的认识。”（菅丰）

日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日本学者菅丰教授总结为三个潮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关于“生态民俗学”的民俗志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主要以野本宽一为代表，野本从其研究的“日本大井川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地区的民居屋顶的使用材料情况，发现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是各自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来选择适合于自身屋顶材料的植物来铺盖屋顶的”出发，并指出应把民俗现象放回到“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上，然后进行重新认识，这其实就是从生态学的观点重新认识民俗文化。他进而还指明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以民俗学为研究主体，“把人重新置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在自然环境中对民俗事项进行重新把握。”（野本宽一）

菅丰肯定野本在揭示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详尽信息，生动地描述在河川流域中生活的人们及其地域性，尝试作为整体性的民俗志的实践的同时，也对其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批评。他指出，野本把现在的民俗和古代或者基层文化之类的东西轻易地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没能够从民俗学的恶习中摆脱出来；野本将民俗事象轻易地当作与环境相预定调和的东西来理解，但他并没有进行探讨和验证。（菅丰）

第二个时期是关于“民俗自然志”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以筱原彻为代表，对“民俗自然志”进行方法性探讨：有关自然的物质文化、技术志的研究；把有关自然的生产作为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活动进行探讨的研究；作为风险分散战略的多资源适应的自然生产论研究；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对应中寻求生产复合意义的自然生产论研究（菅丰）。从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上，可以看出，皆是从生态的、经济的侧面，作为“量”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的，从而致使有关生产的质的问题一直被忽略。

关于“质”的方面，主要是松井健“次要的生产”研究，探求生产活动的“质”问题：1）从生产到消费是直接相连的；2）与自然保持紧密关系的；3）在单纯的技术水准中要求具有高难度的技法；4）不能还原为简单的经济性的意义；5）受到空间性、时间性的限制；6）通过身体性，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之本来的位相关系（菅丰）。菅丰肯定了松井健关于“次要的生产”概念与分析，并指明“内在的乐趣”是开始或继续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

第三个时期是关于“环境民俗学”的研究。野本宽一在其《提倡生态民俗学》中已有提及，并认为生态民俗学是环境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和趋势。然而，将环境民俗学发展开来的却是鸟越皓之先生。他以对滋贺县琵琶湖的研究作为基础，提出坚持抽出生活者内在理念之立场的“生活环境主义”2概念，此概念是为解决居住者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以生活者内在理念为基础的实践性意义。以这样的视角及主义，在民俗学中形成的研究即是“环境民俗学”（菅丰）。

鸟越认为，环境民俗学就是从民俗学的视角，对具有如此意义的“自然环境”（被加工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巧妙机关进行研究的领域（鸟越皓之），并指出了环境民俗学研究的三个领域：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共生”；以环境为媒介的“人类相互的关系”。鸟越从加于人类之手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相互的关系入手的研究方法，为环境民俗学成立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日本关于自然的民俗研究，可谓是“以传承的民俗为基础，对现代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实践性尝试”（菅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关对自然的民俗研究，恢复了日本民俗学对现实社会作贡献的实践性研究方向，从而也确立了有关自然的民俗研究所应有的地位。

二、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概况

关于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从环境民俗学的提出到发展至今仍较鲜见。至今为止，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乌丙安和江帆两位学者对“生态民俗学”进行了论述。

（一）乌丙安的“生态民俗学”构想

1994年，乌丙安以文化人类学关于旧大陆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类型的研究为契机，点明了文化人类学在对中国北方麦黍、南方稻米的农耕文化分野的研究中，忽视了“对形成两大农耕文化分野的生态环境解析”，指出“从生态民俗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从而以生态学中的食物链为桥梁，认为“联系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叫做生态民俗。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生态民俗的提法。

1999年，乌丙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俗学》中，明确地将民俗划分为四个大的类别，（1）经济民俗：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习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2）社会民俗：包括家族与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都市社会民俗、个人社会仪礼、婚姻的民俗传承；（3）信仰民俗：包括传统的迷信与俗信、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4）游艺民俗：包括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及民间竞技4。这是国内学者在对民俗事象的把握中，首次将“自然生态民俗”作为一个细目明确地提出来。

2002年，在意识到生态民俗研究的重要性之后，乌丙安有了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的构想。他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在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各民族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都和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同时，这些关于生态的民俗对于认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悠久传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5于是，他提出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的学科设想，并从生态民俗学的视野、植物生态民俗、动物生态民俗、自然周期生态民俗、人类在食物链中居统治地位的生态民俗五个方面，论述了确立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江帆的“生态民俗学”构建

在认识到“生态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时，江帆的《生态民俗学》一书将“构建生态民俗学学科”这一构想变为现实。江帆通过生态学视野中的民俗文化，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民俗学的提出，围绕民俗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证：阐述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与特点，并就民俗生成的生态型本原、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社会民俗、精神民俗、游艺民俗等内容进行了生态学视角的解读，系统阐发了生态民俗视角的多元视角及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等。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生态民俗学具有学科的综合性、理念的整体性、研究的实用性等主要特点。

《生态民俗学》从两部分阐明了民俗学对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功用，即运用民俗学已有的知识系统对有关生态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描述与诠释；对民俗学者研究方向及其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引导。在对第一个功用进行阐述时，作者以“功能生态位的视角”指出，民间信仰与禁忌中包含有民众对地方物种持续存在与永续利用的观念，这些观念内化为历代民众的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并以习俗的方式传承下来，从而保持和维护了生态平衡，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维护和调节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作者以生态视角来理解民间信仰与禁忌的作用，阐明了民俗之于生态系统的维护功能，并积极寻找其现实意义，这为我们对民俗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论述时，作者指出民俗价值观的指向，从来都密切关联着人类的生存需求，因而对于民俗价值观的探寻，唯有回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来探讨。

作者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论证，既希望通过民俗学对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构建对民俗事项以生态学观点来研究的学科视角，也希望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让民俗学走出停留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和解释问题上的研究困境。

三、日本环境民俗学研究带来的思考

从以上关于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中不难看出，日本的环境民俗学正逐步朝着学科理论、实践的建设方向不断前进着，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由此可推测，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研究，将是未来民俗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而国内关于环境民俗学的探讨与研究仍然较少，就目前的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探讨上。其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并不乏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民俗事项。

然而可喜的是，国内学界对长期忽视的民俗事项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开始有了普遍的关注与回应，并于2007年10月27－28日，在北京召开了“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教授指出，自然环境与人类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除了普同性知识外，各民族各地区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规约和引导着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推动民俗学与环境科学、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提升民俗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进行国际前沿学术交流就成为一个热门6。此次大会就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与民俗知识、地理空间与民俗空间、环境演变与文化变迁、自然灾害与灾害民俗、区域环境与生态移民等7个专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前沿理论和具体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虽然这只是一个“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学术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中嗅出国内民俗学界对环境民俗学的关注与探讨势必将“流行”开来。然而，从日本环境民俗学已有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我们在用生态学视角、环境学视角等对民俗事项展开研究时，不能忽视人作为自然的主体这一关键要素，可借鉴日本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摒弃其中的历史还原论、预定调和论等缺陷。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国内自身的具体情况，思考在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俗地方性知识的作用，摒弃传统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特点，关注我国民俗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人文关系。从而使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在解决社会发展、环境危机等问题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可依据的理论知识，使环境民俗学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道路上走出的“实践性”一步。

注释：

1.本文所参引之日本主要文献：菅丰《关于自然之民俗研究

的三大潮流》，野本宽一《提倡生态民俗学》，鸟越皓之

《试论环境民俗学》，皆为课堂使用资料，即将在中国发表

2.生活环境主义，指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

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宋金文，

《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

活者视角”》《河海大学学报》，2009年6月第Ⅱ卷第2期

3.乌丙安，《生态民俗链和北方民间信仰》，《民俗研

究》，1994年第1期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乌丙安，《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5月第24卷第3期

篇4

一、民俗文化在学校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一）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在学校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知识，能够让学生对我国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有一定的了解。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之本。世界各国都在强化本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民族文化彰显国家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就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精髓和各地的人文底蕴，展示文化内涵，以让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有的体现在有形的物质方面，有的体现在精神方面。中华民俗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特别是优秀的道德传统。了解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源流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二）民俗文化，能陶冶道德情操，提高人文素养

优秀的民俗文化作品，本身就具有歌颂和倡导真善美的内质，从中发挥出健康向上的文化效应，通过文化社会教化作用，对学校的人文素养、道德情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低级趣味的民俗文化作品，必然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优秀的民俗文化对提升人们的思想、智慧、道德、伦理、审美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文化具有熏陶作用，民俗文化能有效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将人文素养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学校语文教学合理引入民俗文化资源，能更好地充实语文课程，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风土人情，人生百态，陶冶情操，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

（三）民俗文化，能丰富学生知识，了解各地风土人情

中国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各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渴求、、人文素养、地域特色等，民俗文化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渊源，经过一代代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民俗文化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中国民俗文化记录了几千年中国劳动人民智慧，中国民俗文化为后人了解古人留下了历史证据。民俗文化真实反映了56个民族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文明面貌。学校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能丰富学生的知识视野，了解各地风土人情。

二、学校语文教学民俗化的渗透

（一）透过经典篇目教学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在学校语文课本中，许多经典篇目的内涵往往是通过具有民俗风情的事物来表达的，这些经典篇目传达出的美好的民族情感，能够滋润学生的心灵。例如《端午的鸭蛋》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和对家乡高邮鸭蛋的介绍，表达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着力强调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社戏》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品德，其中文章对“乐土”和“赵庄看戏”的描绘体现出了浓浓的绍兴的乡土气息。

（二）通过古典诗词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古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墨客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它的价值趋向、情感意境，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清明》一文，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此刻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起他的心事。

（三）通过传统节日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中国传统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最早的风俗活动和原始崇拜、生活禁忌有关，一些对历史人物的纪念也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在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中国传统节日中蕴含着中华民族自然淳朴的优秀美德，清明时的祭祖、中秋时节的赏月、重阳时节的赏菊、大年三十的守岁等等，反映出人们健康的生活情状和心态、美好的理想和人际关系。传统节日对学生的陶冶教育是不可低估的。如“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在中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俗话说：“冬至到，吃水饺。”而南方则是吃汤圆，当然也有例外，如在山东滕州、曲阜、邹城，冬至习惯叫做数九，流行过数九当天喝羊肉汤的习俗，寓意驱除寒冷之意。

总之，在学校语文教学中渗透相关民俗文化内容，可以起到激发民族自豪感、扩大视野的作用。同时，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是语文资源开发利用的宝贵“矿藏”。恰当地运用好民俗文化资源，不仅能丰富语文课堂教学的内涵，还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篇5

【关键词】中国英语 陕西民俗文化 外宣翻译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15JK1299）；西安工程大学“校社哲项目”（2016ZXSK43）。

引言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以下称中国英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话题颇受国内外学者和公众关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英语应该是众多世界英语变体中的一种，如同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一样，是一个普遍的但又存在争议的语言变体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笔者在资料收集中却发现，关于中国英语系统全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并不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并不深入。

目前，对于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定义学术界意见分歧，没有一致的看法，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学术界公认的，这一概念最早是1980年由葛传诚壬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葛传常1980），并对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和中式英语（Chinglish）进行了区分。黄金祺区分了汉化英语（Chinese English）与中式英语（Chinglish）（黄金祺，1988）。贾德霖提出受到汉语影响的“汉式英语”（Sinicized English）（贾德霖，1990）。汪榕培则将中国英语定义为 “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汪榕培，1991）。而李文中却认为，中国英语不是仅限于在中国使用，而且英语中有一定数量的词源于中文，并已经成为英语的一部分（李文中，1993）。谢之君并不赞同李文中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干扰性英语变体（Interferential English Variety），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谢之君，1995）。贾冠杰、向明友分析了中国英语的存在和现状（贾冠杰、向明友，1997）。国外的学者们也关注了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而他们普遍采用Chinese English这一表示方法。1986年，Todd从音系学、词汇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研究， Bolton（2003）详细地追溯中国英语从17世纪开始直至当今的发展历程。但是，他们都未对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加以区分。本人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语变体，是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它在遵守英语语言语法规则的前提下，传达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

民俗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民俗文化是对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据《2013年-2017年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显示，尽管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护民俗文化，但仍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确立与学术界发起的“救亡图存”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一直都存在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俗文化的传播。笔者通过相关文献和前期研究发现，陕西省内的广告宣传标示语、旅游景点翻译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翻译等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关于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从翻译方法入手，而未能真正从语言文化本身出发。

本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下，从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英语研究。探讨如何用既能符合源语言语法规则及表达习惯，同时又最能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来进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真正做到推动陕西民俗文化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传播出去，增强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跨文化交流，正确地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美食美景，传播陕西地区文化，推进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英语与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

笔者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下，从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英语研究。探讨如何用既能符合源语言语法规则及表达习惯，同时又最能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来进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

1.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

中国英语包含以下特征：第一，作为一种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是遵守英语语言语法规则的；第二，它的适用范围与其他的英语变体一样，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国内，而是世界范围，是传达中国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媒介；第三，由于遵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中国英语体现中国的文化、语言和思维的独特性，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他国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

中式英语则是遵从中文的语言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将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规则运用到英语之中，而说出或写出不符合英语语言表达习惯的畸形英语。

2.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对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陕西民俗文化的正确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传，树立中国的正面国际形象，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对外宣传，在外国受众心中树立正确客观的中国形象，弘扬和传达我省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3.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中国英语教学一直倡导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但只是片面地强调目的语，却忽略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因素，导致英Z学习者学了多年英语却无法正确地，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民族的文化。我国近年来的教学改革，更加强调中国文化的学习，而中国英语的研究则为这一改革提供了较为全面且更加正确的教学材料。当下的英语教材和课堂中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英语国家的文化内容，应当适当增加中国元素。从而在英语输入的前提下，也能实现英语输出，更好地体现语言、文化、思维模式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克服中国文化失语症，促进对外宣传和交流，遵守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也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思想教育和讲政治的有力手段，从而能够培养更多优秀的、具备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及熟练英语技能的英语学习者。

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实践

关于中国英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研究，实证定量的研究不多。我们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中国英语语料库，从而使中国英语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解释性。本研究拟采用：文献检索分析、问卷和教学实验等方法。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文献检索，综合国内外文献，包括国内文献（涉及陕西民俗文化的书籍、报刊、广告标识语、旅游景点、餐厅等地方的翻译）以及国外文献（涉及陕西民俗文化的书籍、报刊等）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第二阶段进行问卷调查及教学试验：运用不同方法（采用中国英语或其他方法）翻译陕西民俗文化，分别请本国人和外国人选择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译文。并在传统课程教学中渗透中国英语的学习，用实验论证不同教学方式下的课堂教学效果，从而得出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充分肯定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文化传播功能。并探讨正确使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美食美景，对陕西地区文化的传播和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结束语

本文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充分肯定中国英语的文化传播功能，将中国英语研究应用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之中，真实地传达本地民俗文化，在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和增进他国人民对陕西及其文化的了解的同时，带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陕西地方文化从丝路经济带新起点“走出去”。同时，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及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英语的研究可以为同行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Bolton，Kingsley：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葛传常骸堵谈由英译汉问题》，《翻译通讯》1980年第2期。

[3]黄金祺：《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兼论“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

[4]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5]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6]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年第1期。

[7]高一虹、许宏晨：《英语变w态度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年第6期。

篇6

[关键词] 旅游形象 旅游产品 定位 开发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引进CIS理论进行企业形象设计，并且很快引起实业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受国内企业形象设计异常活跃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将企业形象设计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区域研究和旅游研究。随后出现了有关旅游形象设计的实践探索，陆续有浙江省金华市、广东省花都市、广东省兴宁市、四川省成都市等等纷纷尝试形象设计，并作为区域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旅游形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探讨旅游形象策划和设计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我国对旅游形象的研究内容，较为偏重于实证研究，更为关注旅游形象的策划和设计。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理论探索，基本上直接来源于旅游目的地形象设计的实践，或者直接为实践服务。关于特定城市（宁夏、大连、成都、武汉、香港、上海、深圳等）旅游形象的探讨较多。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是旅游形象塑造的两个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关于旅游地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的研究成果都很多；但是，对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的研究是分割的。旅游地形象定位是旅游形象塑造的核心。关于旅游地形象定位的研究成果很多，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于选取某个城市，分析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的基础、定位口号设计以及定位方法等，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旅游产品是旅游地形象的载体和直接体现者，是旅游形象塑造的一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旅游产品的定义、旅游产品的特点、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等方面进行探讨，或是针对某一城市进行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近两年来，有学者从旅游产品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旅游产品处于不良状况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造成我国旅游产品不良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不够。目前，将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产品建设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还未发现，有个别学者已经注意到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产品建设二者之间的联系，提出旅游开发中要注意“先创造概念，再以产品支撑”。但是并没有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现有的理论研究不能很好地指导旅游产品的构建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事实上，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体系建设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产品体系建设关系的理论分析

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产品建设是旅游形象塑造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旅游地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地形象定位是旅游形象策划的核心。旅游形象定位确定后，旅游形象塑造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旅游形象定位展开，旅游产品的建设也必须体现和围绕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是旅游者的直接消费对象，是旅游地形象定位的物质载体。

1.旅游地形象定位是旅游产品体系构建的灵魂和统帅

(1)旅游地形象定位决定了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和重点

旅游产品的开发，往往是以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作为基础和依托。在我国，只有少数旅游地拥有垄断性的、高品味的自然旅游资源或人文旅游资源。大多数旅游地都拥有相类似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发展环境。因此，如何将相类似的旅游资源加工成独特鲜明的旅游产品成为旅游地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旅游形象定位就是“为了使旅游产品能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和造就某一与众不同或突出的地位”。“旅游地形象定位，实际上都是指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旅游形象定位确定以后，旅游地产品的开发就有了明确的主题和方向。譬如，北京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和东方古都，提出的口号是“东方古都、长城之邦”。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决定了北京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是观光旅游，重点是开发以长城、故宫、天安门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观光旅游。

(2)旅游地形象定位决定了旅游产品体系的项目内容

旅游产品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体系，按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观光、度假、专项旅游产品三个大类。在三个大类下面又可以细分出几个亚类型。比如，观光旅游产品又可分为自然风光观光和人文景观观光两类。在亚类下面还可以继续划分类别。旅游地的旅游产品开发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一个旅游地只有有了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才能围绕旅游形象定位，对旅游资源进行筛选、加工，构建主题明确、特色鲜明的旅游项目内容。譬如，深圳的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决定其旅游产品开发的项目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和体现“窗口”。深圳市主要通过开发人造微缩景观观光旅游来体现这一定位。针对中国人看世界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世界之窗”；针对外国人看中国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中华民俗村”、“锦锈中华”等。

(3)旅游地形象定位决定了旅游产品的特色

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只有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才能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旅游地形象定位是在充分挖掘旅游地的文脉、深入调查客源市场需求和分析竞争替代性的基础之上，依据其地方特色、资源特色，结合旅游地的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目标而进行的综合定位。旅游地形象定位确定以后，旅游产品的开发紧紧围绕旅游地形象定位展开。这样，旅游产品的主题与特色就非常突出。譬如，青岛被定位为海滨城市，海是其地区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主要围绕海山风光、海洋文化和海滨花园式城市展开，开发的旅游产品主要有：海滨观光、海洋休闲娱乐、购物和海鲜美食旅游，等等。

2.旅游产品是旅游形象定位的物质载体和支撑

旅游产品是旅游形象塑造的重要内容，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定位必须有相应的旅游产品作为支撑。旅游产品应该是旅游地形象定位的文化、意念、功能的体现。有的旅游地形象看起来空泛，实际上有大量的特色旅游产品在支撑着它。如巴黎被定位为“花都”，艺术、服饰、浪漫的都市文化是“花都”形象的重要表现内容；泰国被定位为“远东旅游天堂”，美丽的海滨度假地、东方佛国等内容在支撑着这个定位。抽象的旅游形象定位只有物化为具体的旅游产品，成为旅游者的消费对象，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消费需求，才能体现定位的价值。因为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旅游者花费一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旅游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旅游产品，而不是感受形象。旅游形象定位就是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树立旅游地独特、鲜明的旅游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旅游者来到旅游地以后，直接消费的对象是旅游产品。在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会密切关注旅游产品是否体现了旅游地的形象定位，即旅游地着力在旅游者心目中树立的旅游地形象是否有相应的旅游产品作为支撑。如果旅游产品体现了旅游地形象定位，与旅游者心目中的旅游地形象相符合，旅游者对旅游地则感到满意；相反，如果旅游地旅游产品与旅游地形象定位不相符，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就会感到失望，并且会质疑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定位。因此，旅游地的旅游产品应该是旅游地形象定位的文化、意念、功能的体现。譬如，香港在回归大陆以前，提出的旅游形象口号是“万象之都”，是一个国际公认的购物与美食天堂。

二、国内外成功案例分析

“旅游地形象是对客源市场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是旅游地的象征，是召唤旅游者前往旅游地旅游的旗帜”，良好的旅游形象对外可以有效地进行旅游产品的营销推广，对内可以指导和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国内外旅游业发展较好的旅游目的地，基本上都拥有鲜明独特的旅游形象，并且有相应的旅游产品作为支撑。在这些目的地，旅游资源经过开发、建设，经由广告、口碑、文艺作品或新闻传媒的宣传，或者经由潮水般涌入的游客的旅游活动本身的传播，使得旅游地的形象已经扎根于旅游者心中。一提起海滨沙滩，人们便会想起地中海、夏威夷、北戴河；一提起文明古国，人们便会想起希腊和中国；一提起人类奇迹，人们便会想起金字塔和长城；一提起主题公园，人们便会想起迪斯尼……这些都是国内外知名、形象鲜明的旅游点。

以新加坡为例。城市国家新加坡是个旅游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只有很少的自然景点和娱乐度假地。但是，新加坡也有众多吸引旅游者的因素。新加坡位于赤道地带，气候条件利于作物生长，终年花果不断。国土面积小，易于管理，治安状况良好。环境优美洁净。新加坡人待人礼貌。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旅游资源并不丰富的新加坡成为世界性的旅游胜地之一。新加坡旅游业的成功离不开对地方文脉的充分挖掘和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准确定位。根据其资源状况，新加坡人创造性地将旅游形象定位为“花园城市”和“文明礼貌国度”。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始终围绕旅游形象定位进行城市建设和环境美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也紧紧围绕“花园城市”和“文明礼貌国度”展开，构建了体现新加坡旅游地形象的城市风貌、自然生态等观光类和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体系。

再以深圳为例。深圳本来是一个旅游资源并不丰富的城市。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的旅游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离不开对城市形象的准确定位以及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深圳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下，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人们创造性地将城市形象定位为“中国对外开放窗口”。在对城市形象进行准确的定位之后，旅游形象塑造的各项工作都围绕形象定位展开，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在旅游形象定位的统帅下进行。深圳的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决定其旅游产品开发的项目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和体现“窗口”。深圳市主要通过开发人造微缩景观观光旅游来体现这一定位。针对中国人看世界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世界之窗”；针对外国人看中国这一旅游需求开发了“中华民俗村”、“锦锈中华”等。准确的旅游形象定位为深圳旅游产品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同时，在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导下构建的旅游产品，是深圳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意念、功能的体现。

首先，“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体现了深圳的旅游形象定位是追求文化差异性。“世界之窗”反映和体现了中国人通过深圳这个窗口了解世界文化的愿望；“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则为来华的旅游者提供了一个全面、快捷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其次，深圳旅游形象定位的意念是在众多的旅游地中树立“窗口”形象。“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意念。“世界之窗”几乎将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有代表性的建筑浓缩、荟萃于一地，让中国旅游者不出国门就可以了解世界；“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则将中国56个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民俗风情集中，可以使来华的旅游者在短时间了解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最后，深圳的旅游产品也体现了旅游形象定位的功能。“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旅游产品主要是满足旅游者观光旅游的功能。

从以上对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旅游地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对旅游地进行准确的旅游形象定位，并且围绕旅游形象定位构建主题鲜明的旅游产品体系。

参考文献:

[1]厉新建:旅游开发十点思考――兼议香格里拉德钦旅游[N].中国旅游报,2003:8(15)6

篇7

民俗符号是运用设计思维方法对地域民俗文化的精炼概括之后产生的图形符号，具有强烈的文化性、独特性及识别性。本文以长白山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为媒介，探讨在长白山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当中如何提炼应用民俗符号，进而阐释民俗符号在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俗符号；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应用

1民俗符号与旅游形象系统设计范畴界定

1.1民俗符号范畴界定

符号是一种以具体表达抽象，以简单表示复杂的视觉形象。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媒介，也是信息外在的物质载体和形式。它承载一定的内容和意义，常用来代表一定事物，不但是我们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基础保障，也是我们认知活动的途径与手段。民俗符号是指用设计的思维、方法提炼出来的能够代表某一地域的特色事物或称谓的视觉形象。例如在器物上，可以提炼民俗符号的地域产品包括景德镇的青花瓷、天津泥人张彩塑、南通的蓝印花布等。民俗符号来自特定区域、特定的民俗风情、特定的地产资源、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所代表的不是单一事物，而是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更多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

1.2旅游形象系统设计的范畴界定

在设计实践中我们把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内容归纳为：以空间景观为主的环境形象设计；以标志与传播媒介为主的视觉识别符号设计；以活动演出为主的动态化的形象宣传设计；以特色礼品、纪念品、展览为主的记忆推广设计。新形势下，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不仅是市场经济下地方发展的一种新需求，同时也是区域之间旅游发展的竞争工具与战略武器。

1.3民俗符号对旅游形象设计的意义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在塑造自己独具特色的旅游形象，如上海的时尚之都、三亚的休闲之都、青岛的帆船之都等，这些旅游形象的定位都是建立在一个自然地理环境、特色人文历史的概括之上，因为缺少具体化视觉传播符号而显得空洞。而民俗符号是人们审美发展的印迹与造物精神的缩影，它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宗教及历史，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民俗符号与人们生活距离更为接近。将民俗符号应用在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中既是当今文化产业视域下对地域文化开发的一种理论与实践探索，也是对其保护与传承方式的创新，更是增强地方旅游形象鲜明性、识别力、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2如何在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中应用民俗符号

2.1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基础设施设计当中的应用

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中应用要有一定的媒介载体，这种媒介载体包括物质静态层面和影像动态层面两部分。依托公共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及相关建筑工程媒介载体属于静态层面的。基础公共设施体系建设包括景观路段、公园广场、标志性街区建设等。民俗符号在这部分领域应用主要表现在导视系统设计，在精品文化设施项目上积极探索民俗符号在导视系统中的应用，例如“三馆两场”建设、长白山博物馆建设、长白山东北亚植物园项目建设等。在文化创意宣传层面上，积极探索美术、文学、表演、摄影等门类中民俗符号的应用。

2.2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

根据数据调查结果显示，长白山目前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体收入的比重大约在2.1%左右，旅游特色纪念品开发已成为长白山旅游发展中相对滞后的一部分。例如实地考察发现长白山西坡有一家名为中国民俗文化饰品商店，里面销售的花布缝制的小东北虎、山核桃拼的花瓶及用养殖梅花鹿毛皮制作梅花鹿模型都很有地域特色。但是这些旅游商品没有品牌设计，与现代文化创意设计产品相比较，例如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钥匙扣，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耳坠，日本东京的和服娃娃，韩国汉城的小腰鼓，我国湖笔等，长白山旅游商品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市场。

2.3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商品包装设计中应用

民俗符号在旅游商品包装设计的应用主要可以从地域性、文化性、环保性角度进行探讨。根据实地调研发现长白山旅游商品包装存在没有文化内涵，华而不实的浪费现象，例如长白山的土特产品人参，现有的该产品包装都是从保护功能角度出发的木盒，而且人参使用之后其包装只能作为垃圾处理掉。基于这类现有产品包装的问题，同时考虑旅游商品的独特文化性，需从新设计方案，设计出发点围绕挖掘长白山已有的天然材料，结合环保、人性的理念为长白山的旅游商品做包装。在装饰上采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符号，例如传说故事中的人参娃娃、萨满图腾、长白山满族剪纸等，这样旅游者购买回去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文化。

3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中应用研究重要意义

3.1具有重要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探索意义

将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精炼为一种视觉符号应用到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当中去，对民俗符号挖掘、整理、应用这些实践环节，既是对以往地域文化研究成果的学习与继承，也是对其研究的创新与突破。通过对民俗符号在旅游形象系统应用研究，将对我们重新认识发展中的地域特色文化，奠定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

3.2完善旅游形象设计中对地方文化资源利用体系

民俗符号在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应用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民间地域特色艺术资源挖掘、整理、提炼，另一部分是旅游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两个部分都是在旅游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操作，是在现代设计中融入传统民间文化元素的再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它不仅补充和完善城市旅游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对地方文化资源利用方法，同时使其研究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3.3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塑造民族品牌文化

民俗符号可提炼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例如绘画、建筑、剪纸、皮影等，还包括传统习俗、工艺、节庆等非物质形态遗产。民俗符号在地方旅游形象设计中的应用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在原有的的内容上提炼，再创造新的视觉元素，再以视觉符号的形式采用设计的语言融入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中基础要素和应用要素当中。通过旅游形象系统设计，成为区域间可以传播交流的视觉符号，这种符号对宣传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4结语

目前旅游形象设计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竞争的重要手段，对于长白山旅游发展来说在原有自然优势基础上进行旅游形象设计是旅游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以长白山旅游开发为媒介，探讨如何构建长白民俗符号并将其融入旅游视觉形象设计系统中去，对彰显长白山地域、文化特色，塑造长白山品牌形象，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旅游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谨男 单位：北华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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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政府都大力推澳文化的建和展。作澳的合性公共基金，澳基金一直在推地文化建中推者、者和助者的角色。

去近30年的程，澳基金在推地文化建上，主要事以下五方面的工作：、研究目、出版籍期刊、推、、或各型的文化播活，以及社的文化活放助。

本文重出版方面的工作。出版是研究成果的展示，工作然非我投入源最多的一域，是澳基金多工作中最人的。1994年始出版工作至2012年止，澳基金一共出版了643中、葡、英文籍和期刊，面向不同群，既有研究成果，也有通俗入物。澳基金的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型：

第一是合性籍，例如《澳》是澳第一部系地介澳史、政制、、社整面貌的大型。而《澳百科全》（1）更是本中大百科全出版社合作、主要由本地作者撰稿完成的成果。它是澳史上第一部百科全，通形式，全面、科、系地反映了澳的基本，具有一定的威性。

第二是史文案料的整理，界深入研究澳史奠定的基。其中具代表性的出版物包括《明清期澳案文》（6卷）、《澳公存》（8卷）、《澳年史》（6卷）（2）、《葡中史料》（10卷）、《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州事案》（16卷）等。其中《明清期澳案文》得到中第一史案的全力支持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配合，首次合了海岸的澳案；《澳公存》得到葡萄牙家案的私助，全公；而《澳年史》更得家提名。《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州事案》一是澳基金得到葡萄牙外交部案支援，省立中山、大沿海公司於2009年合作出版的，在界得了高度好，被家新出版署列入“十二五”出版重，得家出版基金重助。套全部出版，240卷以上。

第三是普及性物，例如《澳知》（3）。它是一套通俗易懂、文茂的本土史文化，以低廉的格售，面向普大，播澳本土知，增青少年澳的感。

第四是澳研究成果的展示。我自上世90年代始先後自行出版《澳》、《澳》、《新澳》、《濠海刊》等系列，後又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新一套的《澳》以及社科文出版社合作出版《澳研究》（4）。些集合海外的澳研究成果，涵代澳政治、、法律、社、思想文化、世界等方面，彰澳的史文化值和意。

第五是法律著作，例如中葡文《澳法律》、《中大港澳地法律比》、《澳特行政法律》（5）等。些法律以重要部法和相法律制度大域分，在全面介和解澳行法律之，也野拓展至人社法律系加以比、研究，澳法律本地化和法律人才培打下了良好基。

最後一是文著作和期刊。澳基金曾於1999年中文出版社合作行一套《澳文》，2012年作家出版社和中文基金合作，策出版第二套《文》，旨在整理澳文界的秀作品，反映澳本土文全貌。除了《澳文》之外，我中文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澳》。由澳基金、省作家和珠海市作家合作出版的《中西歌》季刊，也澳地的人提供抒情、歌人生的理想空。（6）

澳基金去年了《中民族民集成志・澳卷》的撰工作，中央文史合作，撰《中文化地域通・澳卷》，集合澳文化界人士的力量，十位者通力合作，本土民作全面、系、深入的查、整理和，澳特的本土文化更泛地受到人注，薪火相。（7）

20多年的努力耕耘，澳基金已成澳主要的籍出版行者之一，大大促了研究、文化推、知播以及市民感的增和澳形象的推。

例如澳基金媒、校或其他合“中生後感徵文比”（8）、“澳文”（9）、“中篇小徵文”、“城市文”、“‘我心中的澳’全球人散文大”等活，推，繁作，塑造文化城市形象。每年主安排向澳本地、中地以及外地的院校、致送澳基金出版物，一方面富相院校藏和源，另一方面高素的澳籍更接近生和研究人，方便他澳籍，澳以及澳研究生趣，大我的者和作者伍。

本早在互普及的候，就始上平。“澳”就是我推的一主要平。可於“澳”的刊978本，包括由本出版以及其他授登的刊，以及接近19千位。著流路日普及，本2011年起，手用程式供免下，求做到真正地不限、地，者意澳出版物。而更大模的“澳”目也在中。（10）

“澳家推”（11）和“本地作、澳情─澳基金市民演出”（12），是澳基金近年打造的品牌目，澳家和文化搭建平，激本地文界同仁不步，切磋磨人和群技，而提升本地文水。其中，“澳家推”人展的本地家作品，都收於《澳家》，澳文展程留下。我也澳大合“文家校”（13），以促澳外地的文交流，活校文化生活。

文化建不公共源的投入，澳基金在推地文化建的程中以“善用源”的原，不拘形式，突出重，面向社，不力地履行其文化使命：面向全社，足不同群、不同次市民的要求，各取所需、雅俗共。

澳基金、或各型的文化推和交流活。我全交易博以及北展和香港展等大型的文化推活，又伍合教科文童、文化部的各交流活、中文的海岸暨港澳地、岸四地─世界文文前瞻（14），以及通港澳合作制南民俗文化、珠海市民大巡等活。

於符合件的、社，澳基金接受各文化活的助申。2001年新澳基金成立至今，我在文化域放的助金37千8百元。一些大型而又外界的目，例如澳“中文化常工程”、“澳行醉”、“澳祖旅文化”、“光路四月八”、公景巡、“港澳普通大”等，都得澳基金的助。此同，我支持政府和民“中民族雕塑”展、堂十意、婆仔屋空、牛房等文化施，致力保存澳的文化藏，推文化意的展。

澳基金助出版的籍、期刊也超1，000，中不乏在澳民俗文化的整理和播方面相突出的成果，例如《澳道教科音》、《司神父降B大撒曲》（司神父是期在澳居住的地利籍神和教育工作者）、《曲典》等具有高考值的作品，也有《澳街道的故事》、《澳史建的故事》等普及性物。

著多媒展示方式日普及，澳基金透助管道，助澳、地、香港和葡萄牙等地和家的作多套澳史、社、文化面貌息息相的影作品、目和片，例如《澳五百年雨路》、《澳那一天》、《花雨》、《海》、《澳1949》，有《星海》、《戈》、《四季人生》、《情在城》、《中山澳》（15）、《柯麟生》、《感澳》、《幸福》、《澳至新力》等。

而言之，文化建不公共源的投入，澳基金在推地文化建的程中以“善用源”的原，不拘形式，突出重，面向社，不力地履行其文化使命：

首先，在工作形式上，呈多化的，因目的性和需要，通主、合、、放助等不同方式，使文化建的工作效益可能得以最大化。

其次，打造品牌目，例如《澳研究》、《澳知》、《澳特行政法律》、“澳家推”、“澳基金市民演出”、“澳”、“文家校”等系列出版目等，以面，突出澳的文化形象。

最後，面向全社，足不同群、不同次市民的要求，各取所需、雅俗共。以出版例，既有展示研究成果的《澳研究》和《澳特行政法律》，也有普及知播的《澳百科全》和《澳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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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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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教育 民间艺术 保护

民间艺术是民俗文化的象征，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自古以来，民间艺术的传承都是师徒传承，口传心授，鲜有专门的学校教育培养人才。而如今，保护民间艺术刻不容缓，蓬勃发展的高等艺术教育却是极好的契机，高等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保护民间艺术。

艺术的教育功能与艺术教育的发展

艺术具有审美价值，亦有教育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艺术的教化功能，对语言文字尊崇文以载道。如唐代柳冕《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中说：“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①对绘画类造型艺术也强调存鉴戒的作用。如三国时期曹植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②唐代的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③他把绘画的功能提到新的高度。

古代的艺术通过师徒相传的方式传承，与现代的艺术教育有很大差别。中国艺术教育开始于近代。一般认为清末的工艺教育是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开始，、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陈之佛等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艺术教育家，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奠定了基础。在当下，艺术教育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十余年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迅速，规模惊人。高等艺术教育包括很多层次的院校，除了专门的艺术院校之外，还在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单科大学等学校下设很多艺术类、设计类的二级学院，从2007年之后，全国每年招收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校都有一千多所，每年录取的艺术类考生都在50万人左右，可见中国当下艺术教育的巨大影响。

民间艺术及其发展现状

从古至今，民间艺术一直是俗文化的象征。古代因为社会等级因素，将下层百姓创造的艺术称为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紧贴老百姓社会生活的文化艺术形式，渗透在百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观念、消费方式的变迁，传统的民间艺术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走向衰败乃至消亡。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物质文化的发展，而任由精神文化的没落。自20世纪后半期至今，社会各界都号召对民间艺术进行保护，以期民俗文化的延续，保持文化生态的平衡。民艺学家张道一倡导建立“民艺学”专门研究民间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性质与定位、功能与作用、流传与传承、类型与风格等，强调民间艺术是“母性的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虽然表现得粗糙一些、单纯一些，没有宫廷艺术那样富丽堂皇，也没有文人艺术那样精细雅致，但民间艺术更鲜活、更质朴、更淳厚，更富有生命力。她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④

民间艺术的保护光靠创作者自身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多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他们对民间艺术的传承基本上靠师徒传承或者家族传承，基本上没有学校教育传承。这使得民众在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是社会工程，需要各界的助力。而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机构无疑可以提供十分有效的保护途径，促进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1903-2002年）先生早在1986年“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上就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民间文化的保护，希望“在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展我国民间文化史和民间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并及时公布此类研究成果；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开设民间文化的讲座，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⑤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⑥很显然，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之中。两个概念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很大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存在于民间艺术之中，它们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冯骥才的带领下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作出巨大努力，在社会上逐渐普及“民间艺术保护”的观念。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的确，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在保护民间艺术方面应该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高等艺术教育对民间艺术保护的方法

通过艺术教育能够对民间艺术的保护起到良好的作用。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在高等艺术教育院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和讲座，讲民间艺术引入艺术教育教学体系，普及大学生对民间艺术的认识，强化民间艺术保护意识。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多彩，广义来说，包括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表演等，狭义来说一般指造型艺术，如皮影、泥塑、年画、农民画、剪纸、面塑、糖画、风筝、刺绣、印染、玩具、木偶、戏曲表演等内容。这些能有效地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艺术与设计类院校加入合理的民间艺术教学内容，将会直接启发艺术创作或者设计创意。其实现代艺术的很多创作手法都是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那样“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⑦

第二，高等艺术教育院校可以为民间艺术保护培养专门的人才。在这方面，中央美术学院一直走在前列。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民间美术系，培养从事民间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专门人才。1994年，又在民间美术系基础上成立民间美术研究室。2002年，以民间美术研究室为基础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4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美术史论系的基础上成立文化遗产学系，隶属人文学院，包括文化遗产理论和管理、美术考古、书画鉴定、书画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等五个专业方向。中央美术学院的例子值得我们去推广。除了这种长期专业教育之外，还可以开设短期的民间艺术培训班，教会学生相关的民间艺术知识和实践，让其考取一定的资质认证，促进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各地美术学院其实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便利性，完全可以把艺术教育和当地的民间艺术保护结合到一起。如天津美术学院可以研究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等当地民间艺术，西安美术学院可以研究凤翔泥塑、安塞剪纸、关中皮影等民间艺术。

第三，加强民间艺术的科学研究和教材建设。民间艺术在历史上是很少有文人专门为此著书立说的，其传承仅仅依靠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有关民间艺术的知识也不被社会重视。在媒体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应加强对民间艺术的教材建设，以扩大民间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引起社会的重视。对于学校学生来说，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方面的教材配合相关的民间艺术课程，不仅仅可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艺术修养，也可以增强学生对民间艺术的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对民间艺术的科学研究方面，除了综合性的民间艺术研究之外，还应该加强地区性的民间艺术研究，可以从民间艺术的起源、历史、社会学意义、民俗学意义、艺术特征、保护与传承、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与现代设计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去进行深入研究。从文化部网站可知，自2007年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项目的评审由两年一次调整为一年一次，课题类别和资助力度也进行大幅增加，有利于高校和有关机构进行更多的民间艺术研究，也取得很多研究成果。略举几例：如2010年结项的《传统手工艺生态化保护策略及管理规范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结项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抢救、保护与研究――丝路及运河沿线会馆建筑艺术设计与装饰的人文内涵探析》（安阳师范学院）……这些高校艺术类科研项目的研究都丰富了民间艺术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第四，加强建设艺术院校的专题美术馆、博物馆。在艺术类院校建设主题性的民间艺术博物馆将有效地促进民间艺术在艺术教育中的传承和发展，也直接促进民间艺术对艺术师生艺术创作的启发。博物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物态的民间艺术存放在展厅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公众的参与互动，切实地发生社会影响。保护民间艺术最好的方式自然是“活态传承”，但博物馆的作用也尤为重要。北京服装学院于2000年建成民族服饰博物馆，集收藏、科研、教学、展示于一体，收藏上万件民族民间服饰，还设有供公众学习、了解民族服饰传统技艺、互动交流的中国民族传统服饰工艺传习馆；笔者所在的西安美术学院于2003年建成西部美术馆，成为展示学院教学与科研成果的窗口，还兼有对外文化交流的社会责任。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博物馆出现在高等艺术院校之中，这不仅能促进民间艺术的保护，还能促进民间艺术对艺术创作的互动，扩大高等艺术院校在社会上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影响力。

结语

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需要社会各界去努力。从艺术设计教育的角度看，院校的教学和科研可以给民间艺术提供良好的收藏和展示平台，也可以促生艺术创作的灵感。我们需要加强在全国艺术院校中对民间艺术的保护，这件事任重而道远。保护民间艺术，我们在路上。

注释：

①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

②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21.

③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53.

④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43.

⑤李绵璐.有形与无形――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论集[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4.

⑥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