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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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我国人口众多，医疗卫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关乎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而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则成为了我国医疗领域发展的关键性内容，经济学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了科学选择，并就公平与效率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的体现进行分析是我国目前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优化使用的重点方向。

二、可供选择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1.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对于市场中大部分的资源配置的路径、方式、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灵现象，一方面，市场无法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决策；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等不良状况；因此，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则更多的依赖于政府的作用。同时，第三方资源配置方式的存在也大大学也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市场机制的运行不能真正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普及，对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国情，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的缺陷较为突出。

2.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机制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机制是指通过政府政策、政府机制等行政性命令的下达使得一部分资源通过政府手段加以分配，政府分配医疗卫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是目前医疗卫生领域较为常用的方式。社会公众对于医疗卫生产品的需求取决于医疗卫生产品的边际效用，一般而言，富人相比穷人而言的商品边际效用较小，因而，在政府进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时，公平这一特性得到了显著体现。

三、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1.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分析

首先，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公平的体现主要是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的，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人人机会均等，即社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公平上。社会公众的需求各不相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社会差异，从而导致了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这种状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覆盖不全面导致的。其次，在分析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健康公平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健康公平主要涵盖一下3个方面：一是健康状况的公平；二是可实现性的公平；三是政府在资源投入方面的公平。因此，为了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政府应该将政府健康补助向低收入者方面倾斜。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应该考虑医疗卫生服务覆盖的全面性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支付能力的差异。针对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需求者，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资源分布的特征存在正相关关系，从现实状况看，当经济水平较低时，公平的体现不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2.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

在经济学中，效率是指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入，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面，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结果带来了多少社会公众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疾病的康复率都要考虑在内。其次，在医疗卫生部门生产功效既定的状况下，医疗卫生资源内部配置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的充足性，医疗卫生产品是否充足取决于社会生产能力，由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特殊性，在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前提下，需要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重组。

3.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福利经济学将公平与效率作为其发生作用的两大准则，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下，公平与效率很难得到统一。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存在不同观点。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中，多数人往往以公平作为核心考虑要素，这是因为福利经济学主要关注社会成员的获益水平以及社会成员的福利状况。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将效率与公平进行统筹规划，效率本身就包含着公平的含义，效率与公平即是相互矛盾同时也是彼此统一的。在提高本国成员健康水平的前提下，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的终极方向。在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市场与政府作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主要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对象、分配过程及效果进行控制与监督，而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果的标准，是经济学分析的重点内容。在实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工作中，效率与公平要得到双重兼顾，以此实现社会成员健康状态的最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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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层医疗“以药养医”的模式依旧存在

目前，大部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营状况依旧不佳，收入和支出严重不平衡，严重亏损。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中只有药品出售得相对较好，其他医疗服务性收入几乎没有，机构运营成本结果只能靠药品收入来弥补，但依旧远远不够。

1.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运营情况不佳

目前农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缺乏良好的财务运营管理，还不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在获得了大量优质医疗资源后却无法有效的合理利用，导致产生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情况。财务运营不佳则就无法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发展扩大。因为收入和成本不成正比，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支出的增长速度比收入更快，导致每年的运营结余不足以维持当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1.3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巨额负债

部分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为基本建设等各种原因存在着负债，但是又因为财务运营能力不佳，无法获取足够的盈利进行偿债。这样就经过长年积累，产生了巨额的负债。

1.4各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体发展不平衡

众所周知，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各级医疗机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同地区的相同级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不平衡，同一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同年份发展不平衡，同地区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发展不平衡，因为卫生机构之间存在优劣之分，加上绝大部分患者都有“重优质、重高级”思想观念，这就导致了好的医疗机构发展越来越好，甚至在超负荷运转，差的医疗机构则发展越来越差，甚至出现了医疗资源浪费。纵观全国大部分农村比较得出：村级卫生服务站发展情况不佳，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比村卫生服务站稍好，县级医院是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发展最好的。因为发展不平衡，则无法同步进步，相互之间还会有所制约，甚至导致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业务无法拓展。

1.5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各地政府

虽然每年都有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的资金，但投入资金的比例和数额几乎维持原样，导致分配到各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比例相对来说就是逐年降低。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身缺乏盈利手段的情况下，政府投入不足最后制约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2改善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现状的建议

2.1政府性投入资金需合理

应将地方政府的卫生财政情况加入政府每年考核中，使得当地政府能够更加重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财务状况以及机构的发展情况与问题。政府应能够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每年投资总量，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彻底地落实，不再停留在纸上谈兵。制定有效合理的投资分配计划，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够高效地分配到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做到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能够合理平衡的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和支持。

2.2任用培训相关经济类管理

人才拥有充足资金后更需要加强合理的运营管理，不能让非专业管理人员盲目进行管理，导致资金不能发挥最大效用。需要挑选合适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学习，提高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意识以及经营管理能力，使得其能够对机构营运支出和收入进行综合协调，能够将机构的效益最大化发挥。除了以上所述，在资产管理以及机构设施合理配置上也应进行长远规划，使得投入资产能够得到充分利用，降低因自身不了解而产生资源浪费的情况。

2.3相关医疗保险制度需要完善

为了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利用率，需要制定一系列合理适用的配套医疗保险制度，使得广大居民能够合理地被分配到各级医疗机构就诊，要从制度上使得农村居民对于看病求医的方式得到改变，而不是一拥而上过度集中到其中某一级医疗机构就诊或是自己盲目买药胡乱治病。

2.4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根据各地不同的卫生体系建设情况，制定出不同的计划，继续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进行推进和发展，有效地提高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可以充分利用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机制，合理优化分配各级医疗机构卫生资源，减少因为系统内部上下游竞争而互相抑制发展。

2.5系统的成本核算及适度收支平衡

为了避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以药养医”的现象，需要对整个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进行规划调整，不仅能做到将人群进行分流就诊，还能进行系统的就医成本核算，使得在业务拓展的同时，能够使得收支适度平衡。

2.6对固定资产及各种物资进行适用管理

就当前各地区存在的同类大型医疗设备采购过多，实际效用并不高的现象，相关部门应统一对其进行盘点与管理，同时也可相互调剂，将自身不需要的设备通过折旧采购或者赠送的方式，移交给急需此类设备的医疗机构。今后应以地区为单位对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进行规划，在对应的规划管理措施论证后，再决定是否采购；进一步建立完善大型设备库存物资及固定资产的调剂制度和流程，提高大型医疗设备的效用。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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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4%,而分布地域却达63.7%,且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为国家级特贫地区,特贫人口所占比例相当大,人们生活水平偏低,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为突出,不少农村病人往往是“小病拖,大病挨,重病等着埋”,因而卫生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其次,医疗秩序混乱,非法行医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城乡卫生资源配置比例严重失衡。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20%的城市人口,占用着全国75%的卫生资源,而80%的农村人口仅占用着25%的卫生资源。从民族贫困地区的局部来看也是如此,据1997年保靖县卫生统计,全县12%的县城人口占有65%的卫技人员,而88%的农村人口仅拥有35%的卫技人员。同时,卫生资源宏观规划不力,社会办医自成体系,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布局不合理等现象严重存在,如保靖县存在“卫生一条街”问题,即县医院、中医院、妇保所集中到一条街上,医疗卫生机构为增强竞争实力,只得竞相扩大规模,增加病床,扩充人员,添置设备,分摊设点。因而外延扩张的盲目性与内涵质量管理的滞后性并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民族贫困地区卫生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加强政府对卫生事业的宏观调控,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2民族贫困地区要抓住机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

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的严重困难,极大地制约了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但是,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区域卫生规划面临不少机遇。一是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为发展卫生事业提供了契机。如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国企“抓大放小”、“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等。特别是最近调整确定的卫生部职能,重点在于宏观调控各项卫生行为,为增进人民健康服务,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作为重要职责明确提出来,这不仅是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机遇,更是卫生行政部门当好政府参谋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二是扶贫攻坚的机遇。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国家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输血”政策。如湖南省委、省政府[1994]17号文件决定,举全省之力打好以湘西为主战场的扶贫攻坚战,实行六地(市)对口扶持六县(市),卫生扶贫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民族贫困地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扶贫资金在实施区域卫生规划方面的作用,积极争取医疗卫生技术、医疗仪器等方面全方位的支持,以充实、调整区域内卫生资源。三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机遇。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政策。特别要充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的优惠政策,对民族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群众健康状况、卫生服务需求等因素,进行详细调查、科学预测和全面分析,充分考虑实施过程中因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出现的种种矛盾,积极稳妥地推进区域卫生规划实施进程。

3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目标、原则与做法

区域卫生规划的总目标是根据区域内人群主要健康问题和卫生资源配置,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则,制定干预措施和实施目标的策略,改变和消除与区域内群众卫生服务需求不相匹配的卫生资源配置的无序与低效状况,在区域内建立起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能公平、有效地向全体居民提供高质量卫生服务的卫生服务体系。其要求以增进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做到统筹兼顾、相互协调、讲究效益、提高质量,实行动态的全行业的管理、科学的预测和决策的基本原则。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区域卫生规划要坚持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计划、财政、城市规划、人事、劳动、卫生等部门紧密配合,按照“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卫生资源调整的配置思路,针对经济严重困难的实际,在控制和打击乱办医现象的同时,按照低耗高效的配置原则,考虑多个方案,实行最优选择,以求总目标的实现。以下各种做法,可供参考。

3.1机构合并。即对一个区域内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或功能接近、布局不合理的医疗卫生机构合并,优化组合,实现优势互补,解决资源闲置和浪费的问题。如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的合并,走“大专科小综合”的发展路子。防疫和医疗机构的合并,重点加强预防保健功能,改善重医轻防的格局。防疫和皮防机构合并,功能兼顾,加强性病防治。中、西医疗机构合并,重点加强中医建设,改变“西医发展,中医萎缩”的中西医比例失调的局面,弘扬祖国医学和民族医药的优良传统。妇幼保健机构或乡卫生院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实行跨行业合并。

3.2机构兼并。即由效益好的医疗卫生机构将长期效益较差,自身无发展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建制兼并。可实行跨行业、跨级别兼并。也可由医疗卫生单位兼并效益较好或对其造成竞争威胁的个体诊所,吸纳社会优秀卫技人才,发展壮大公立卫生机构。

3.3机构让渡。即把经营管理不善、经济困难、效益较差的医疗卫生单位委托同级别的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单位实行以强带弱式全经营管理。被让渡单位仍然享有独立法人地位,实行独立核算,让渡单位通过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带动被让渡单位的发展。

3.4机构转缩。即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发挥都不充分的医疗卫生单位,进行机构规模的限缩性调整,功能由医疗防保型转为单纯防保型。

3.5调整社会办医。根据18个城市,100所企业改革试点经验,企业医院将逐步交由当地政府或社会开办。政府能否接收,由谁接收,接收后是继续开办,还是“关、停、并、转”,要视当地社会经济和区域卫生状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3.6凭借外力,办合资、外资等医疗卫生机构,或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现有医疗卫生机构,以进一步改善卫生资源整体效益,增强医疗卫生单位的发展活力。

3.7实行对口卫生扶贫。即将区域内城镇医疗卫生单位与农村卫生院结成扶贫“对子”,由卫生局制定管理措施,促进其从物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多层次全方位的卫生扶贫,以增强农村卫生院的“造血”功能。

3.8盘活地产。对医疗卫生机构合并后调整出来的地产进行易地置换或出让迁建,通过地产运作,充分挖掘卫生资源潜力,发挥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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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障；政府责任；缺失

作者简介：张茂松(1963－)，男，河南南召人，河南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9.89；RO-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85－04　收稿日期：2007－04－21

医疗保障是国家保障社会成员医疗及健康的公共制度和政策安排(郭士征，2004)。它包括医疗社会保险、互助保险、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是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足现代社会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任何国家要保证其国民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必须对健康保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正是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人们对疾病风险的共同承担。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既包括国家有责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也包括国家有责任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具体实现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利。在社会医疗保障中，政府应当承担公共卫生、维护居民健康权益、增加卫生投入、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监管等重要职责。

一、政府承担医疗保障责任的理论依据

医疗保障就其实质来看是面向社会成员的一种政府行为。世界银行提出了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进行干预的三条理由：第一，减少贫困是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干预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第二，许多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服务是公共物品，其作用具有外部性；第三，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保险市场的缺陷(李俭峰，2006)。政府承担医疗保障责任的具体依据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医疗卫生市场存在诸多失灵，医疗卫生市场结构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要求。由于医疗卫生市场存在诸多失灵，医疗卫生市场结构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要求的现状下，把医疗保障完全交给市场将会出现严重后果。由于医患之间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缺乏医疗专业知识，患者通常选择品牌医院、名医及高新设备，从而导致医院之间的竞争方式常以非价格方式为主。医院为了吸引医生和病人，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知名度的各项设备，从而造成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同时医院诱导病人过度检查，造成医疗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也使医疗成本不断上升。医院多提供设备所增加的成本最终将转嫁给保险者或病人。鉴于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着诸多失灵，政府在医疗卫生保障方面就应该履行更多的责任(吴传俭，2005)。

(二)医疗保健服务所提供的许多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从需求看，对于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产品，由于私人购买了也不能独享其效用，不能排除不花钱购买的人也可享受该产品，造成人们倾向于对公共产品免费享受的“搭便车”效应，导致“需求不足”。在医疗服务市场上，表现为个人不愿购买公共防疫产品。从供给看，公共产品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和自然垄断的倾向，产量越大，消费者越多，其效用越大，效率越高；私人市场的竞争非但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这也正是需要政府介入的依据之一。此外，许多医疗服务产品具有外部性，具有外部性的医疗服务，社会边际收益高于私人边际收益，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因此，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均不足，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缓解和消除因收入差距对健康形成的不良影响是政府医疗卫生政策的目标。卫生保健是人人应有的权利，而不是基于经济基础的特权。政府医疗卫生政策的目标应包括缓解和消除因收入差距对健康形成的不良影响。因而医疗保障具有明显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特性。全国大约有不少农民面临因生病而倾家荡产的危险，全国农村目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农户占农村贫困户的比例已达到35％左右，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由于没有医疗救助制度，应住院未住院、应治疗未治疗等问题引发了许多矛盾(张德元，2003)。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权利是政府的责任，当一个社会还不能把所有的医疗卫生保健等一揽子问题统筹解决的时候，它需要一条社会保障的底线即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以解决弱势群体及贫困人口在医疗方面遇到的困难。对于高收入者而言，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他们都可以较好地解决其所遇到的医疗问题。但是对于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家庭和成员，由于其收入水平低、经济实力差，抵御医疗方面风险的能力就特别差，如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就有可能导致很不幸的结果。因此，只有政府切实地承担医疗保障责任，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医疗保障向弱势群体倾斜，才能减少贫困。

(四)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保险市场的缺陷也是政府干预医疗保障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人尤其是身体健康的人心存侥幸。在私人市场上，人们化解风险的方法是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市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即被保险者往往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信息要远远地超过保险公司所掌握的情况，因此愿意加入保险的往往是那些身体状况欠佳的人群，这就给保险公司确定保险费率带来了两难的选择。无论是对那些心存侥幸的人，还是针对保险市场的缺陷，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

二、医疗保障中政府责任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公民的健康，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未能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医药市场秩序紊乱、医疗费增长速度过快、浪费和短缺同时并存、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医疗保障制度暴露出的问题与政府未履行其应有职责有直接关系，政府责任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缺乏高位阶的专门法。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医疗保障法律，医疗保障制度主要靠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法规架构和支撑。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缺乏公平的医疗保障政策。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这也是医疗保障公共物品属性的基本要求。但我国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在医疗保障问题上歧视现象比较严重，公民不能享受公平医疗保障的待遇，医疗保障问题仍然未能突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不仅城乡之间，而且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域之间在

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医疗资源的短缺与浪费现象并存。

3、缺乏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障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它主要体现医疗保障的公益性，费用主要由政府来承担，但享受者应尽到应有的责任；其二是补充医疗保障，它的设计应该照顾到中高收入者的需求，满足他们更高层次的需要；其三是当这个社会所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还不能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时，政府应考虑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障并没有覆盖到所有的社会成员，作为中央政府层次的医疗保障政策还没有涉及到医疗救助问题，除个别城市(如北京市、深圳市)政府制定过一些有关的医疗救助政策外，还没有全国层次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政策，这就造成了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医疗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健康的情况还很严重。

(二)医疗卫生规划、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公立医院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因而政府在医疗卫生规划尤其是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应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规划及资源配置方面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在医疗卫生规划及资源配置方面违背公平的准则，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医疗资源配置的巨大差别。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医疗卫生的重点开始转向城市。在1982年～2001年的近20年间，中国医院床位从205.4万张增加到297.6万张，涨幅为44.9％。其中城镇医院床位从83.2万张增加到195.9万张，涨幅为135.3％，而农村医院床位不仅没有增加反倒从122.1万张下降到101.7万张，降幅为16.7％。农村医院床位占床位总数的比重从1982年的60％跌至2001年的34.2％(王绍光，2003)。

不仅如此，在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中型的医院，这些大医院向着豪华、宾馆化发展。相比之下，农村医院的卫生资源匮乏，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素质不高。近20年来，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主要集中在县级卫生机构，县以下、乡镇卫生院的村卫生室面临关门及倒闭的境遇。199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农村人均医疗费用的2.6倍。到2001年，就上升到了3.6倍(王绍光，2003)。

1991年～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累计支出690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投入的16％，1991年～2000年，我国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了506.271亿元，而用于农村的医疗卫生支出只增加了63.08亿元，仅占12.4％。当时的卫生部长高强在2007年政协会上坦言，目前城镇职工年平均医疗保险基金为1100元，而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平均才有50元的医疗基金，城乡居民在筹资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表现为医疗保障水平的差异。政府显然未能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是造成中国城市与乡村医疗卫生状况两重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地域上来讲，东部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政府的医疗补贴大都集中于大城市和发达的地区。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医疗总支出相当于贫穷的西部农村11倍(凌点，2005)。中西部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没有起到缩小地区差别、收入分配公平化的作用，反而对地区差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二次分配上的不公平。

(三)政府投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无论从医疗保障的基本属性来看，还是从医疗保障的现实需要来讲，政府对关乎公民健康的医疗保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财政投入方面。但实际情况是政府对医疗保障投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在投入结构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拉开了较大差距(王晓杰，2006)。

下面三个表格集中体现了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情况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对比结果。

通过上述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增到2004年的7590.29亿元，费用增加了53倍，但政府的卫生支出比例反而由36.2％下降到17.0％，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到29.3％，个人卫生支出从21.2％剧增至53.6％。它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弱化，个人承担了较大份额的医疗支出，医疗保障的公益性不断下降。(2)和国际社会相比，中国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在卫生费用的负担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3.7％，而个人负担比重则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5％，我国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障就其公益性而言，距离国际社会已有不小差距。(3)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防疫防病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逐年缩小。1978年到1993年，这一比重从0.11下降到0.04(朱玲，2000)。由于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减少，导致目前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常见病、多发病发展成非传染性慢性疾病。

(四)政府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监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补偿不足，国家把公立医院定性为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组织，价值补偿渠道是财政补贴和医疗收费。近年来，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比例逐年下降，政府补贴比重从1983年的24％下降到2002年的8％。在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到位的情况下，医院维系生存发展的重要来源就是从药品加成中获得成本支持。这种做法导致了绝大部分公立医院为追求利润不断提高药价，结果出现“以药养医”、药价虚高的现象，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政府对医疗保障的各个主体的监管不到位：一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出现了医患合谋、浪费和滥用医疗资源的问题；二是未能从根源上杜绝医生利用自己技术和知识的优势，诱导患者过分的消耗医疗资源；三是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企业在缴纳医疗保险费过程中瞒报工资总额以及申报人数不实等不正当行为。

三、我国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把能否减轻财政负担当成了医疗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对医疗保障的特殊性和准公共产品性质缺乏清醒地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一个明显的矛头和趋向是把社会保障的责任更多的推给了企业和个人，而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从社会保障的前台退居幕后，这充分地反映在社会保障的基金的筹集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无不体现这样一种倾向和意识，政府对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性质置若罔闻，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认识上陷入了

误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大相径庭。就医疗保障来说，政府没有认真地考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真正所要达到的促进公平、促进健康和提高卫生投入获得的健康结果问题，导致政府在医疗保障的失位和缺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实践过程的被动局面。二是过分的相信和依赖市场，没有对医疗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医疗保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医疗保障发展要强调服务可及性，要强调投入所获得的健康绩效，如何处理个人经济能力和疾病风险之间的矛盾，还有医疗保障固有的互济性特征，所有这些都是商业化、市场化的体制无法做到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重视，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过分的强调依赖市场的力量，置医疗保障公共产品的性质于不顾，没有在医疗成本的分担中尽到责任，起到积极的作用，致使医药领域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诸如看病难、看病贵、药品回扣、红包、大处方、人情方、重复检查、药品价格虚高等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当然上述现象的出现不全是市场化的责任，它与政府忽视自己的监管责任或监管力度不够有直接的关系。政府的双重缺失造成了医药领域的紊乱现象。

四、改变我国政府在医疗保障中责任缺失状况的思路与建议

针对我国政府在医疗保障中责任缺失的严峻现实及责任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当以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以追求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基于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公平性和普遍性，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享有医疗保险。

(一)以政府为主导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概括讲政府须在立法、规划、投入、监管四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提高医疗保险的公益性、公平性，同时不断提高医疗保险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宏观调控可以实施有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定全国医疗服务计划，限定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加大投入，保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二)加快医疗保障立法的步伐。合理规划和配置医疗资源。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实现人人有医疗保障的目标。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区域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卫生投入力度。

(三)加大政府的投入；正确处理政府投入与个人支出之间的关系。要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医疗，仅靠市场和个人是不够的。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供方的投入，二是对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如灵活群体的医疗保险、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支出的投入。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社区，大部分新增开支应当用在补贴贫困的中西部省份。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医疗合作，达到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服务的目标。如果要使政府的花费更有利于低收入人群，中央政府的卫生投入就需要有更强的针对性，并且从整体上将政府资金投入从城镇医疗保险计划转向农村医保计划，从对城市医院的供方补贴转向对需方补贴，从富裕的东部省份转向不富裕的西部和中部省份。

强调政府的投入并非所有的资金均应由政府包揽下来。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除了极个别的国家实行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的制度和方式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国家和个人共付的方式，即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个人也应当分担一部分医疗费用。这种做法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对于医疗保障的享受者形成一种积极的节约费用意识，进而对减少和杜绝医疗的浪费现象，减缓医疗费的快速增长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除了其必要的投入外，个人也要尽到起相应的责任。这也是医疗保障制约机制的必然要求。

(四)加强对医疗卫生领域的监管。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服务项目和药品价格实行统一定价，对定点医院的支付方式进行改革与完善。政府要加大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药价虚高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环节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过程控制和流通透明度太差。物价部门并不真正了解药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或即使知道也因为保护主义意识或其他原因而认可、放任药品价格的虚高。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药品定价机制来约束、净化医疗市场的整体环境。

篇5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98

【摘要】目的：为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基于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数据，建立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结果：需要因素中的自评健康状况与是否患有慢性病，能力因素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与自评生活水平，以及倾向因素中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城乡身份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结论：建议按照“堵疏结合，区别对待”的原则，构建我国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

关键词 老龄化； 医疗卫生支出； 医疗保障体系；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11

作者简介：马爱霞，女（1961年—），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物经济学与医药产业政策。E-mail：ma86128@sina.com

①根据卫生经济学需求理论，当人们面临疾病风险时就自然产生了对医疗服务的需要，但只有当患者有能力购买医疗服务时，需要才能够转化为需求从而被满足，因此医疗卫生支出水平常可以用来直观反映医疗卫生需要的满足程度。

我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据2015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推算，到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老龄化水平也将加速推进到30%。除基数大、增速快之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超前于现代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

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1998—2008年，我国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从29.0%上升至43.2%，是60岁以下人口的2.8倍；慢性病患病率从50.2%上升至59.5%，是60岁以下人口的3.2倍。［1］以上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有较高需求①。然而，根据已有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仅为非老年人口的1.6倍，65岁以上老年人次均门诊费用仅为65岁以下人群的1.9倍［2］，远低于患病率的比率；相反，2014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支出是65岁以下人口的4.2倍［3］，德、法等部分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医疗卫生支出是65岁以下人口的2.7~4.8倍［4］。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口医疗卫生支出较低，其医疗卫生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反映出我国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未能跟上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进程，从而可能导致我国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的恶化，不利于营造健康老龄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可能加重未来我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障负担，进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将健全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列为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系统、全面分析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合理满足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框架

在研究个人医疗卫生支出时，疾病常被视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胡宏伟等人的研究发现，疾病尤其是慢性病会显著增加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5］除疾病因素外，收入也被视为影响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重要变量。Newhouse对1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横截面资料进行研究发现，医疗支出的增长有90%的部分可以被收入的增长所解释，因而收入是影响医疗卫生支出的最重要因素。［6］此外，影响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还有医疗保险、城乡身份、性别、年龄等。刘国恩等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发现医疗保险可显著增加老年人医疗总支出，有医保的城乡老年人口的医疗支出是无医保的1.53倍和1.44倍，同时，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的医疗服务状况存在明显差别，城镇老年人口的及时就医程度和医疗费用均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2］而分析性别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发现，农村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口发生医疗卫生支出的频率更高，但支出水平较低。［8］针对年龄对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的研究指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越接近其生命终点时增长越快。［3］

综上，影响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因素较为复杂，涉及健康状况、社会心理、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等诸多方面，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Andersen教授于1968年创立的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The Behavioral Model of Health Services Use）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该模型将影响个人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的因素划分为需要因素（Need）、能力因素（Enabling Resources）及倾向因素（Predisposing Characteristics）三大方面。其中，需要因素主要指个人感知或经临床诊断出的疾病状况，描述个人对医疗服务的需要水平，是导致医疗服务利用的前提和直接影响因素；能力因素主要为个人或家庭拥有的资源，描述个人利用医疗服务的能力，它使医疗服务对于个人来说是可利用的；倾向因素主要为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描述个人利用医疗服务的倾向性或偏好，尽管不是医疗服务利用的直接原因，但这类因素会导致一些人群更容易使用医疗服务。［9］该理论模型自创立至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历经四个阶段的调整与完善。国内已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10］宋璐等在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开展了相关研究。［8］刘国恩等运用该模型从需要、能力、倾向三大方面选取了健康自评、慢性病、医疗保障、收入、城乡身份、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等因素，实证分析了医疗保障对我国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2］而在这一模型的最新发展过程中， 概念与变量间关系的理顺， 以及模型在我国应用的适用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

本文将以该理论模型作为研究框架对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提高变量选择的科学性与完备性。同时希望通过对该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验证，促进该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并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的横截面数据。该数据集是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在剔除60岁以下及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样本8 483人。

2.2 变量选取与描述

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是本研究的因变量，由CHARLS数据集中的月门诊支出和年住院支出两项换算加总而成，包含了医疗保险报销及个人自费部分。

自变量则根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选取了包含需要、能力、倾向三大因素在内的12个变量：（1）需要因素包括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残疾及是否患有慢性病。（2）能力因素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收入和自评生活水平。（3）倾向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城乡身份，因变量为年医疗卫生支出（表1）。需要指出的是，在Andersen原模型中，城乡身份被纳入能力因素而非倾向因素进行分析。这主要由于城乡身份在国外更多是代表一种地理上的差异，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会对个人是否能够及时享受便捷、完善的医疗服务影响不大。而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的结构，城乡身份对个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很难随着个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它更多地代表一种难以改变的先天因素，与性别、年龄等同属一类。国内开展的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较多地将城乡身份与性别、年龄等同划分为人口学特征进行考量。因此本文将城乡身份纳入倾向因素而非能力因素进行分析。其次，个人收入虽是影响医疗卫生支出的重要变量，但考虑到其与家庭收入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模型采用是否拥有养老保险来替代个人收入，以降低多重共线性风险。

2.3 计量方法

在考察被解释变量时发现，60岁以上老年人中有88.75%的老年人过去一年实际发生的医疗卫生支出为0。此时，要求因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基于最小二乘估计建立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就不再适用。如果简单地将这些样本剔除，将影响到本次研究的代表性及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将建立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该模型适用于在正值上大致连续分布但包含一部分以正概率取值为零的结果变量，能够很好地解决本次研究中大量零支出所造成的数据偏态问题。［11］

Tobit 模型可以定义为一个潜变量模型：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为999元。需要因素方面，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为1.895，接近于一般水平；有21%的老年人有残疾问题；有73%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慢性病。能力因素方面，94%的老年人有医疗保险；仅39%的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老年人人均家庭年收入为17 910元；自评家庭生活水平均值为1.485，处于中等和偏下之间。倾向因素方面，纳入研究的老年人性别分布较为平均；平均年龄为69岁，60~69岁的老年人占总体的64%；82%的老年人与配偶居住；未接受正式教育的老年人占35%；有66%的老年人为农村户口（表2）。

3.2 Tobit模型实证结果

由于疾病的发生或健康状况的下降是个人利用医疗服务的前提和直接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需要因素作为构建模型的基础首先纳入分析。由模型一分析结果可知，自评健康状况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自评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其医疗卫生支出较高；此外，是否患有慢性病也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为1 295元，而未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仅为195元；是否患有残疾对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二将能力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分析，考察老年人获取医疗服务的能力与资源对其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是否拥有养老保险以及自评生活水平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2.7倍，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是没有养老保险的2.6倍，同时自评生活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也较高。家庭收入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而需要因素中的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依然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表3）。

模型三将倾向因素也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城乡身份对老年人的

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女性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男性老年人的1.13倍；80岁及以上和70~79岁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分别是60~69岁老年人的1.35倍和1.21倍；有配偶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无配偶老年人的1.55倍；城市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农村老年人的2.22倍。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因素中的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以及能力因素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自评生活水平在模型三中对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依然具有显著影响。

4 讨论与建议

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框架，而本文也为该模型的科学性及在我国的适用性提供了基于实证数据的验证。首先，在基于该模型所选取的12个自变量中，有9个对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显著影响，考虑到该模型并非特别针对老年人医疗行为的研究而创立，其变量选择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是值得肯定的；其次，Andersen认为倾向因素并不直接影响个人医疗服务的利用行为，而是通过影响能力因素和需要因素间接发挥作用，因此其影响力较弱。而从前述模型三中可以看到，在显著影响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中，倾向因素的P值总体要大于需要因素和能力因素，说明倾向因素对医疗卫生支出影响的显著性要弱于需要因素和能力因素，这从侧面印证了Andersen对三者影响力的判断。

除了对Anderson理论模型的探索外，具体从Tobit模型分析结果来看，我国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受到需要因素、能力因素和倾向因素三者的共同影响。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自评生活水平、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城乡身份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需要因素中的是否患有残疾对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残疾如躯体残疾、失明、聋哑等主要给老年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但不需要持续服用药物或住院治疗，因而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有限。关于家庭收入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通过分析CHARLS中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自费部分的主要负担者发现，自己是主要负担者的老年人占总体的74.35%，而子女是主要负担者的仅占23.29%，因此家庭收入中的子女收入未能较好地为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做出贡献可能是导致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面使得老年人利用医疗服务的能力增加［12］，另一方面也会使得个人健康意识增强，从而降低个人患病风险［13］。

4.1 预防老年人健康水平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显著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10年间我国老年人两周患病率上升至43.2%，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至59.5%。患病率的增长再加上老年人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将导致老年人医疗卫生需求的急速膨胀，若不对其加以控制，将会加重老年人的医疗负担。

因此，应建立和完善我国老年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机制。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水平建设，充分利用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贴近群众、就诊方便等优势，发挥其在老年人健康管理和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应大力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包括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教育等，尤其对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进行随访和监测，逐渐将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心从疾病的治疗转向的预防。

4.2 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影响，从前文数据分析得知，目前虽然我国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4%，但6%的缺口意味着仍有超过1 000万的老年人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老年人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为39%。因此，建议一方面继续推进和完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争取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对我国老年人口的全覆盖；同时应贯彻落实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以满足每位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基本诉求。

此外，目前我国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按常住人口的人头数来筹集和分配资金，这导致健康水平更低、患病风险更高的老年人，没有享受到理应更高的医疗保障待遇。建议应积极探索和借鉴美国Medicare及日本老年人医疗保险费用特例减轻制度，制定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优惠政策，提高对老年人的政策倾斜力度。

4.3 对不同的老年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

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城乡身份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根据2011年CHARLS对老年人是否患有经医生诊断的慢性病的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为72.03%，城市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为76.61%，略高于前者。但城市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却是农村老年人的2.22倍。由此可以推断，虽然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求高于农村老年人，但农村老年人医疗卫生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更加严重。这提示一方面针对城乡老年人拥有较高的慢性病患病率，应加强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工作，预防其健康水平的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老年人，应着力提高其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其医疗卫生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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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宏伟， 张小燕， 郭牧琦.老年人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慢性病高发背景下的老年人医疗保健制度改革［J］.人口与经济， 2012(1)：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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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城乡差异；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一、相关理论和概念

（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非竞争性使消费者对公共产品总是有扩大消费的倾向，非排他性则容易产生 “搭便车”现象，并且公共产品的投资成本大，个人和企业也没有承担如此雄厚资金成本的能力，因此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向全体社会公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是一种以服务为形式的公共产品。

（二）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从政府供给论到多中心供给论，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政府供给论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提出公共产品必须要由政府来提供。多中心供给论则基于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必须与企业、公共组织共同承担公共服务。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无论其身份、职业、年龄、社会地位，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不是指“平均化”，而是力求每个社会成员均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达到最基本的健康水平和生存标准。

二、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状

通过对“软件”、“硬件”两方面，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入两项指标，分析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状。

（一）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资源现状。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最近五年间，城市每千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由2008年的6.68人增长到2012年的8.55人，而农村则由2.80人增长到3.41人，城市与农村的卫生技术人员增长速度差距明显，大多数卫生人员流向了城市。同时，在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的绝对数量上，2012年城市地区分别是3.19人和3.65人，而农村地区则分别只有1.40人和1.09人，城市所拥有的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几乎是农村的两到三倍。城乡之间的卫生人力资源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呈现出非均等化状态。

（二）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设施投入现状。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城乡差异我们可以选取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分析。依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农村的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只有3.11张，而城市拥有6.88张，比农村的两倍还多。与此同时，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在2008年仅有0.96张，到了2012年也才1.24张。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得不到有效保障，逐渐拉开与城市的差距，加剧了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向非均等化方向发展。

三、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通过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状分析，无论是从卫生技术人员还是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在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上都存在着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大部分的卫生资源投入流向了城市地区，而农村的卫生资源投入的很少，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尤为明显。

（二）城乡医疗卫生筹资水平差距较大。由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与农村在公共卫生筹资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投入的财政资源相对较少，农村的医疗筹资水平远不如城市，城乡医疗卫生筹资水平上的差距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三）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把进城务工人员排除在外，进城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员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卫生保障。同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也相对较低。

四、促进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

（一）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提高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一方面在医疗卫生人员的质量上，加强卫生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卫生人员素质；另一方面全力完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卫生硬件设施建设。

（二）合理分布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政府应依据各地区的公共卫生需求来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于人口密集、需求量大的城市地区，提高卫生资源的供给数量。农村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农村医疗机构的就诊率较低，就要合理地整合农村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

（三）完善财政体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能力起到关键的作用。省级政府要根据市县政府的经济状况，加大对市县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要落实好省直管县的政策，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直接落实到县一级，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率。

（四）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支付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乡镇企业经济，设法为农民创收。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支付能力，既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也要适当对农村居民进行救助，减轻农民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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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海涛，姜爱华等.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篇7

关键词：医疗服务；卫生资源；公平；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D　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6-0521-05

“看病难、看病贵”其根源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界最为关注、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之一。公平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是公平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维护健康公平，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前提。然而，真正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公认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最好的是两类地区：一类是实行全民免费的国家，如英国和北欧国家；另一类是全民都不免费的国家，如非洲一些酋长国，从酋长到平民一律自费。除此以外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破解这一难题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而我国是这其中公平性排序靠后的国家之一。本文从转型期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医疗卫生诉求入手，对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改进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关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主要从政府责任、需求幸福、基本权利、能力发展等方面论述卫生资源应如何公平分配，研究多偏重于法理和伦理道德。比较有代表性的如：W，凯姆利卡认为，如果人们的不平等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影响而非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政府有责任纠正这种不平等。马克斯・韦伯认为，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是政府谋求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责任目标，合法性是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政府贯彻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世界人权宣言》中指出，人的尊严是所有人权的核心，人的任何基本权利从根本意义上讲都是为了体现和维护人的尊严。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政府权力的产生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的结果，其目的是维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

国内关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配置主体、筹资公平性和城乡差距等方面。在配置主体方面：彭志丽、何洁仪针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政府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力度，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以发挥医疗卫生资源的整体效益，实现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刘媛媛认为，对于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化改革，政府要保证一定比例的财政卫生支出，否则市场机制一旦出现严重失灵，会带来极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因此政府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主体上承担着无可替代的主体责任。在筹资公平性方面：毛瑛、张仁吉等人对卫生筹资公平性调查后得出经济收入水平越低的人群，医疗卫生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越大，表明卫生筹资的不公平性的结论；姚有华、冯学山认为，卫生经费投入要向农村、欠发达地区以及弱势群体倾斜，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刘民权、李晓飞、俞建拖认为，政府卫生支出的水平、结构以及负担比例影响了国民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在城乡差异方面：刘明慧认为，应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城乡差别；陈文贤、李蕾等认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医院经费投入要向农村和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倾斜；苗艳青对江苏、山东、河南、四川4省8县46个村庄进行入户调查分析后认为统筹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关键。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辽宁卫生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和政府相关文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选取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总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医师、护士师的总数和这些指标每千人口的相应数据及财政补助收入，对辽宁省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运用洛伦兹曲线法分别从人口和土地面积两方面对辽宁各城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和可及性进行分析，同时采用对比分析法对辽宁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分析。洛伦兹曲线是反映公平的重要工具，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大，基尼系数就越大，说明公平性越差，反之公平性越好。基尼系数不会大于1，1是绝对不公平状态，也不会小于0，0是绝对公平，小于0.3是最佳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0.4为警戒状态，0.4～0.5是不公平，0.6以上是高度不公平状态。本文根据绘制的洛伦兹曲线，运用几何图形分块近似逼近计算的方法直接计算出基尼系数，使得计算结果更加精准，避免了由于拟合函数的误差导致结果的失真。

三、研究结果分析

1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人口公平性分析

千人口人均卫生资源占有量不仅是评价医疗卫生服务可得性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重要依据。根据2009年《辽宁卫生统计年鉴》数据，在对辽宁省各城市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医师、护士师等要素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按各城市人口累积百分比绘制了辽宁省各城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洛伦兹曲线，如图1所示。

各城市医院（卫生院）床位、卫生总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医师、护士师的五条曲线弯曲程度很小，且非常接近。根据曲线计算出来的医院（卫生院）床位基尼系数为0.129，卫生总人员基尼系数为0.143，卫生技术人员基尼系数为0.119，医师基尼系数为0.124，护士师基尼系数为0.183。其中护士师基尼系数最大，卫生技术人员基尼系数最小，但都没有超过0.2，说明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从人口分布角度看是较为公平的，五种卫生资源的配置是基本相同的。

2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土地面积公平性分析

按土地面积百分比绘制的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洛伦兹曲线如图2所示，与按人口累积百分比绘制的洛伦兹曲线不同，按照地理分布绘制的医院（卫生院）床位、卫生总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医师、护士师五条曲线弯曲程度较大且比较接近。根据曲线计算出来的医院（卫生院）床位的基尼系数为0.325，卫生总人员基尼系数为0.344，卫生技术人员基尼系数为0.345，医师基尼系数为0.339，护士师基尼系数为0.381，上述五类医疗卫生资源的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上，最大的护士师基尼系数0.381接近于0.4的警戒状态，这说明从土地面积看，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各项指标均已偏高，并接近警戒状态，公平性和可及性不够理想。进一步研究发现沈阳、大连两个中心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省总面积的14.4％，而医疗卫生资源却约占全省的38％，其中医院床位占36.9％；卫生总人员占38.7％；卫生技术人员占39.3％；医师占38.5％；护士师占41.9％。由此可见，在高额利润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必然向经济发达、居民收入相对较高，需求与支付能力较强的地方流动，如果调控不力，势必造成马太效应，这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资源贫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比较分析

而从2000－2009年辽宁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看（见表1），城市医疗卫生资源的拥有量明显高于农村。千人口床位数10年变化均值，城市7.22，农村1.362，城市是农村的5.3倍；千人口专业卫生人员数均值，城市11.066，农村1.863，城市是农村的5.9倍；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均值，城市8.531，农村1.477，城市是农村的5.7倍；千人口医师数均值，城市3.501，农村0.644，城市是农村的5.4倍；千人口护士师数均值，城市3.171，农村0.379，城市是农村的8.3倍。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十年间延续了差距且非常不公平的事实：城市占有了80％的医疗卫生资源，甚至更多，而这种差距和不公非但没有明显改变，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种不公平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上，导致城乡居民健康和疾病模式的差异。城乡之间健康水平差距大，城市居民已经基本完成了疾病模式的转变，其面临的卫生健康问题，更多是“后医学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农村居民仍处于疾病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他们仍然处于“医学时代”，需要通过改变基本卫生就医条件等加速疾病模式的转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乡出现健康不公平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城乡医疗保障和卫生供给领域职能缺位，将应承担的职责交给原本就失灵的市场。要改善这一现状，必须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4　城乡财政补助收入分析

“十一五”期间是辽宁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五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065.6亿元（2009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91.2亿元（2009年），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3％以上，年均增速超过全国（11％）2个百分点，高于同期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平均增长水平。但高增长没有带来医疗卫生资源的高投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明显不足，尤其是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差距没有得到明显改变。从财政补助收入的相对量上看，城市医院是县级医院的6倍左右（2009年下降到3.9倍），是乡镇卫生院的5倍左右（2009年上升为6.7倍）；从绝对总量上看，城市医院的投入是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投入总和的3倍之多，延续和加剧了城乡医疗卫生资源两极分化的趋势。

5　辽宁与全国卫生资源平均量比分析根据对2010年《辽宁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统计，辽宁省总人口4　260万，医院床位数：174　368，卫生总人员数：278　986，卫生技术人员数：221　875，医师数：92　033，护士师数：83　726，千人床位数：4.09，千人卫生总人员数：6.55，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5.32，千人医师数：2.16，千人护士师数：1.96。上述数据与全国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辽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高于全国平均总量约10个百分点，说明辽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相对充足，见表3。另从表3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2003―2009年的近7年间，辽宁省的医疗卫生资源，除了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环比每年以1％的速度增加外，其余的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均变化不大。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虽然辽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新增资源投入不多，比重不大，其增量对存量的“杠杆”和调节作用无法明显体现，因而结构不合理、配置不公平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别从人口、土地面积两个方面对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土地面积角度配置的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公平性低于从人口角度配置的医疗卫生资源公平性，说明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的可及性略显不足。从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80％以上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大医院，而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极度匮乏；从财政补助收入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上看，城乡差距巨大，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严重。辽宁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不仅与辽宁城市人口多、交通发达、国内生产总值高、居民收入低的特点有关，而且与政府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主导责任的缺失有关。

2　建议

（1）控制总量、限制增量、盘活存量，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

在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中，优化资源结构，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率，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合理性，有效策略之一就是处理好总量、增量与存量的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辽宁近7年来卫生资源总量增幅均在1％左右，控制总量基本实现。但如何限制、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则有待进一步解决。推进辽宁医疗卫生资源结构调整，关键要在资源存量与增量的调整上下功夫，要坚持供给结构在投资结构的带动下，按照需求结构的要求，用投入适当比例的优良增量带动和改变较多的落后存量，并通过资源重组与整合，促进存量资源的合理流动，在流动中实现长线补短线，由供给过剩转为供求平衡，由利用效率低转为利用效率高。

（2）突出重点，加大投入，逐步改变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局

“十一五”以来，辽宁在落实国务院振兴东北战略中，率先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2011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两万亿元大关，意味“量”的“加速度”扩张与释放，财政一般预算实现2　640.5亿元意味“质”的提高。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使政府可以有更多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增收富民已成为辽宁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大主题。在健康公平的前提下，政府应逐步提高和改善辽宁人民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水平，改变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现象，在政策导向、投资比重、扶持力度、持续程度上重点向卫生资源贫困地区和基层倾斜，并在新增资源的初次分配和存量资源的再次分配中，坚定不移地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作为扶持的重点。财政投入要坚持能力与需求的统一，经济发展与福利改善的同步，经济社会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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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医疗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弯路之后,新医改明确了政府主导医疗卫生事业的正确改革方向。而各级政府承担医改之重任的前提就在于改变“社会福利开支浪费了社会资源,降低了经济投资能力和生产力”的传统理念,树立医疗福利政策也是生产力的新理念。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的人力资源战略需要从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而劳动者的健康则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势的基础条件。医疗服务效果直接保护社会劳动力和节省社会劳动时间,从而间接地创造社会经济财富,因此保障人民健康当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投资。

医疗保障对于社会经济财富还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道理很简单,医疗保障的完善将使个人因此少了后顾之忧,从而把自己存储的“救命钱”转化为日常消费,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专家曾算过一笔账: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例,如果个人每年缴纳200元,国家补贴100元,一旦生病住院,该保险可支付近一半的账单。因为该政策,居民可能就会从原来自存的1000元“救命钱”中拿出500元消费。这就是保险分担风险所生产的“乘数效应”作用。

在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较低。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呢?

第一,需要改革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绩效考评机制。绩效考评机制直接影响其行动取向和行为策略,因此,有必要加大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状况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由此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卫生事业的重视。

第二,不妨逐步将医疗保险转变为健康保险,并逐步加强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主要责任。医疗保险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以化解治疗成本为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健康保险则是以维护健康为目的,以事前预防为主要方式,具有较强主动性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政府有责任将公共资源投入到公共卫生宣教、疾病排查、流行病防治等健康保障的领域,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

第三,充分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中央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指导和帮助地方政府开展好健康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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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乏科学的人力资源结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保持长久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是人才队伍的建设，因为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中，医疗技术人员缺乏完善的学历职称及专业结构等，另外高层次人才欠缺也是其中突出的棘手问题。导致这些现状的根源可以追溯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没有相应稳定的资金补偿，公共服务项目主要是利润较高的卫生服务活动，基础设施尚且薄弱，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欠缺合理的增长机制与稳定的经费投入，加之工资水平与工作环境不理想，进而造成人才流失。当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总体发展缓慢，缺乏科学的人才机制，因此很难吸引高层次人才，未能相应提升基层医护人员的质量，加大了吸引人才的工作难度。

4.人才招募困难，流失频繁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村基层地区水平长期以来严重滞后，工作条件艰苦，收入不高，相较于发达地区缺少进修与培训的机会。而城市对医疗人员的需求量大，可以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对比之下，农村招募基层卫生人员的任务极为艰巨，大部分人员都希望继续留在大城市发展，在城市就业困难的局势下，某些本科毕业生宁肯放弃医学专业而改选其他行业，也拒绝进入基层工作，这是从人才源头造成的人才流失情况，也因此使人力资源分配陷入了两难的处境。

二、基层卫生系统需求扩大人力资源的主要因素1.人口因素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据预计在2025年时，我国老年人口将会达3.08 亿，占总人口数的21.1%，当老年人口的比例超过这个数字时，人口结构性问题就会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物质和健康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健康的认识和要求更加具体，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再停留在患病时才去医院，变成了没病时也要保健，这就使得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变得更加多元化。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仍不合理，尤其是基层卫生机构，问题更加突出，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基层卫生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基层卫生系统的人力资源也需求不断扩充。逐年加剧的人口流动和老龄化趋势，也增加了对卫生人力资源的需求量，不但要在固定人口数量中配置相应合理比例的优秀卫生人员，还要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尽量避免浪费的现象发生。2.文化因素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当人们的文化水平逐渐提升时，也在逐渐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更加重视对自身健康的保护，因此，对相应的医疗卫生水平需求也随之提高。3.健康因素人们愈发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对医疗卫生水平也提出极高的要求。因为人们的健康水平与卫生服务条件互相影响，所以提高了对卫生人力资源的需求量。4.卫生服务质量卫生服务质量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具有关键的决定性地位，基层卫生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越高，则会相应控制卫生人力资源的数量。三、培养与发展医疗卫生人才的有效措施1.加强稳定基层卫生人力需要实施优惠的政策和方针来引进优秀人才，以便稳定基层人力。为扩充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总量，教育部门可以采取定向招生的手段，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专业方向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力宣传医学高等院校与城市部分卫生场所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支持其进驻农村地区服务。要积极实施并开展乡镇机构招募高校医学专业毕业生的活动项目，高校毕业生和执业医师对于留守农村基层尚未采取稳定的心态来看待，可适当采取倾斜政策来加强基层岗位的吸引力，制定某些优惠政策也能够帮助其解决编制或职业资格等难题。

2.建立健全与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为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基层医疗机构，必须明确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建立基层人力资金投入与增长的稳定机制，提供一个适宜的医疗卫生环境氛围，确定好基层服务机构的基本属性。针对科学人员的有效核定及编制，制定基层卫生人才吸引和发展机制，并积极构建全科医生服务体制，尤其要完善落实农村基层医疗人员的训练任务。伴随医疗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医学知识的飞速更新，可将继续教育成为提高学历的一个便捷渠道。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高校医学专业学生进入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业，鼓励医务人员到农村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同时完善城市对应支援医院和中高级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定期指导的制度，完成专业培训护理人员等任务，设立专门适用于基层的培训基金和自助教育项目，使基层医疗服务人员的就业尽量公平，使卫生人员更加胜任社区卫生服务的任务或项目，进而较好满足工作的标准和要求。3.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在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中，国家与政府必须强化战略监管，需要明确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规与政策，也应对比评价及整理现存的文件。应当加强地方的管理和规划，健全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核实职业资格准入等多种类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控制与避免在政策实施环节中发生经费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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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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