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时间：2023-09-21 16:56: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畜牧业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生产力；生产关系；调整；变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095-03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生产基地，主要采取放牧方式饲养牲畜，以取得畜产品的畜牧业[1]。“据有关史料，早在秦汉以前的若干个世纪里，先后有多个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内蒙古广袤草原上从事游牧业……。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模式就已经锤炼成型。1947年成立，暂且不论当时草原的具体所有制形式，就畜群品种、季节性草场选择、放牧方式、游牧距离、冬季饲草储备、棚圈和饮水设施建设、防灾措施以及有牧民的生活方式等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框架而言，都有了相对固定的形式，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特点。”[2～4]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这种“相对固定”的“基本框架”开始瓦解，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的二十年期间，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规模不断膨胀，家畜头数快速增长，追求数量成了各级政府及牧民指导畜牧业工作和生产的标尺。以典型草原畜牧业生产区—锡林郭勒盟为例，1984年牧业年度全盟家畜头数为839.07万头（只），日历年度为667.06万头（只），而到了1999年全盟牧业年度家畜头数增加至1 923.44万头（只），日历年度为1 187.61万头（只），一度涌现出很多养畜规模超过2 000头（只）的牧业大户。
1999—200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近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使曾经一度“以头数论英雄”的草原畜牧业逐步转入“压缩头数增质增效”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到“十一五”末草原区域牲畜饲养规模几乎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然而，在过去三十余年草原畜牧业原有的草牧场、牲畜、牧民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早被打乱，整个系统已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单纯的“减畜”已不能突破其发展的困境。
一、不断瓦解的内部体系
谈及草原畜牧业，人们或与完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或与完全“靠天吃饭”的散放畜牧业联想，但今日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早已不能游动放牧，也不是完全“靠天吃饭”了。如上文所述，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实施基本宣告游牧畜牧业的结束，而近三十年的建设养畜也使得草原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防灾避灾能力逐步增强；经营草原畜牧业的普通牧民已享有农村人或城镇人拥有的现代化通讯、交通设备及服务、日常消费品以及现念。
然而，人们所向往的“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地见牛羊”的魅力草原也早已千疮百孔。对草原地区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草牧场的大面积严重退化，以及稀缺水资源的进一步短缺。国内外学者对草牧场退化原因各执一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就草牧场退化产生的影响而言，草原畜牧业和牧民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产草量下降、牧草品种减少、地表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牧民只能通过系统外资源的输入维持畜牧业生产，其结果是养畜成本的成倍增加。其中，不得不承认就局部地区而言，资源约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总量不足，而是因为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所致。就内蒙古草原资源而言，短缺和不均衡是其固有特点，而游牧经济长期的分工协作机制决定牧民掌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技术也不均匀，因此看似均等化的资源配置只能导致资源利用本身的不合理性，进而强化资源短缺程度。
与牧草资源和水资源同样稀缺的是草原畜牧业劳动力资源。经营草原畜牧业需要知识、技术和能力，其中既包括传统知识，也包括现代技术，既包括放牧技术、管理技术，也包括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然而，现代草原畜牧业经营当中，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新技术的衔接出现“代沟”，掌握这些知识、技术，具备那些能力者却越来越少。结果，通过牧民的管理技术和判断能力实现草—畜、人—畜、人—草平衡时常常出现偏差。而草原畜牧业现有发展态势决定该行业从业者人群处在逐渐收缩状态，使草原畜牧业劳动力面临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压力，必然危及到草原畜牧业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除了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者，它所经营的畜群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长期适应过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选育了“草原五畜”，并培育出很多优良地方品种及改良品种。这些家畜品种适应性强、耐粗放管理、易于饲养、体质健壮、抗灾抗病能力强，又具有优良的生产性能。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改良工作一度进入停止和无人管理状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种项目的实施，内蒙古牧区大量引入外来品种，试图“调整牲畜结构、提质增效”。于是，外来品种与地方优良品种的较量成为焦点，从生产适应性、物种和文化价值角度考虑，地方品种更占优势，但从社会资源拥有角度看外来品种则更胜一筹。
草原畜牧业原本是以草原生态、牲畜、牧民为基本要素的复合系统，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然而，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如今草、畜、人三者原有的生产性能和特点不同程度的丧失，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基本瓦解。
二、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事物本身特别脆弱时，外部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作为“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天”，即草原生态环境本身。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已成事实，深究其原因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人类不合理行为的影响，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前者的诱因。就导致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的责任主体而言，并不全是生活在草原区域的人们，更不是草原畜牧业本身和牧民个体，而是更广泛区域、更多产业和群体的不合理行为。但草原畜牧业和牧民却是最直接的风险承担者，草牧场退化、自然灾害多发、高温、冰雹、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动植物资源匮乏、水资源枯竭……。
为了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增强系统本身的适应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做出了积极探索。至于其生态效果如何，暂且不易评价，但就其对草原畜牧业产生的影响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多数生态项目重点放在压缩放牧畜群规模，防控牲畜采食和踩踏，直至迁出牧民，其中草原畜牧业牲畜品种和畜群结构、经营管理及放牧方式、牧民生活方式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些地区草原畜牧业放牧空间将会进一步缩小，甚至有些地区的畜牧业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畜牧业。而随着内蒙古农区、半农半牧区，以及郊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草原畜牧业在规模、产能方面只占全区畜牧业的1/4～1/3，甚至更低，然而它却占据着全区近60%的国土。显然，在中国现行GDP评价体系尚未改变的情况下，草原畜牧业在全区畜牧业，乃至总体经济布局中的重要性将日渐降低。
另外，畜产品市场环境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中不乏有草原畜牧业自身的问题。由于草原畜牧业自身的品牌树立、推广和保护工作滞后，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某种畜产品是否真正产自草原畜牧业，结果往往会出现“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现象，甚至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之事。当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不断被认可的今天，如果草原畜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大宗畜产品之间没有明显的价格差异，其效益必然相对低下，草原畜牧业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养畜、少养精养”的途径实现草原生态与草原畜牧业的双赢目标。
三、组织和合作：草原畜牧业发展之方向
无可非议，作为时代产物草畜双承包制度在改革当初极大地带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全国畜牧业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然而，作为农村革制度的延伸，草畜双承包制度却忽视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两大特殊性，即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气候（包括灾害）、降水量、草牧场、地表水等自然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以及劳动者所掌握的畜牧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及放牧技术在个体之间的不均衡）和生产的互助协作性（以浩特、艾里作为自组织的互助体系）。于是，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庇护下，草原资源利益相关者的盲目扩大再生产在所难免，甚至超越资源阈值，反而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当人们意识到草畜双承包制度下单户经营模式的弊端时，制度本身已逐渐暴露出它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
1.建立家庭牧场，允许一部分牧民“做强做大”。在广大草原牧区，会经营畜牧业、善于管理草原、能抓住市场机会的牧民不在少数，他们是牧民中的精英，是组织与合作的实践者。这部分人通过租赁草牧场、购买牲畜、雇佣劳动力、联系市场等途径使资源相对集中，已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畜牧业经营能手、牧业大户。显然，草场承包制度改革之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以及生态移民、政策性禁牧等政策环境正在促使着这种模式的快速成型，有条件、有能力的牧民可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进而建立家庭牧场，成为自成规模的畜牧业生产组织。
2.从家族内部至浩特，加强经验管理，实现联户经营。越分越退化的草牧场、越来越高昂的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交易中的失利逐渐唤醒牧民，单户经营、分散决策不能发挥草原畜牧业的优势。联户经营可以通过畜牧业生产的统一组织、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决策，分工协作，分户结算，可有效降低上述风险，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益。在传统草原畜牧业中，以浩特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是联户经营模式中最典型、最成功模式之一。当然，时至今日牧民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父子联户、兄弟联户、邻里联户、亲朋联户，甚至浩特内部的、嘎查集体的联户等多种联户模式，不必受制某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之限。
3.传承互助协作传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建立专业合作组织。草原畜牧业，无论是传统畜牧业的“浩特—艾里”组织中，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草畜双承包时期，从不缺乏合作精神和实践。“合作化、集体化适合牧区特点。牧区合作化……总体上十分符合牧区牧民互相帮忙的文化传统和相互协作的客观需求。纵观合作化以来的牧区发展历史，合作化集体化给牧区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聚集，牧区经济的稳步发展，集体经济的逐步巩固和壮大，牧民生活普遍的有所改善。它的不足主要是政社合一体制下行政领导对集体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以及集体经济自身管理不善，特别是财务管理一直比较混乱”。而今日，应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开辟草原畜牧业的合作化道路。
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即使是系统内部因子的改良也不例外。建立分工协作、互惠互利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生产体系，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障碍。如建立家庭牧场过程中的草牧场流转问题，虽说它是解决现有制度条件下草牧场合理分配的一种有效途径，但租赁户与出租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大，存在严重的外部性，使流转草场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引发诸多不利于草牧场保护和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事件；在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有些合作组织是为争取项目，或为完成任务，甚至有些合作组织是跟风而上，而后来因各种利益冲突却不欢而散，扭曲了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的初衷；而有的专业合作组织入社牧民的积极性较高，对合作组织的希望值也相对高，但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影响，或自身条件限制，合作组织工作进度缓慢，甚至无所作为，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牧民建立和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在心理上，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三十年之后，牧民已经习惯于单户经营、个体生产，无论在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生产，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和个体利益，却逐步丧失对传统知识的尊重、对组织的信任和对周围的关注。
四、调整和完善：草原畜牧业发展之需要
首先，作为内蒙古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仅牵涉到产业本身发展及从事该产业的广大牧民增收致富的问题，也关系到草原牧区生态安全及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保护问题。因此，发展草原畜牧业必须遵循保护草原生态与发展草原畜牧业并重的原则。我们不能以保护草原生态的名义制约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同样不能以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名义破坏草原生态，而是通过草牧场与畜牧业之间的平衡关系，维持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回顾几千年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史，可以确定生态—生产—文化多赢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13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草原或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或者联户承包经营。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草原法》、《基本草原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草原承包使用者，乃至全社会公民、组织和政府部门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实践中应依法行使，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然而现实中，往往本末倒置，不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不追究破坏草原行为的违法性，却讨论如何使其危害降低至最小的问题。
此外，建立组织与合作机制既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必须遵循政策支持下的有序推进和牧民自愿下的循序渐进原则，要以提高牧民的认知程度为前提。同时要发展因地制宜的多种合作与组织模式，进行大胆的试点和示范，允许试点的失败；注重政策的持续性，避免出现试点阶段和推广阶段的扶持政策不一致，或扶持力度急剧下降等现象。
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解读、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工作，并建立问责制度。由于信息、语言等多重影响，牧民缺乏对现行政策的了解，甚至有些牧民根本不知道。所以，不管是关系到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还是牧民生活，任何政策措施必须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实施政策、管理政策与出台政策同样重要。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变量，政策实施效果和设计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分清哪些是政策设计自身缺陷引起的，哪些是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哪些是政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同时，要建立问责制度，如果政策效果不佳，或失败，有必要追究相关方责任，包括政策制定者、实施方和接收方（牧民）。
参考文献：
[1] 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40.
[2] 额尔敦布和，等.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3] 敖仁其，额尔敦乌日图.牧区制度与政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4] 文明.现阶段草原畜牧业发展面临问题的调查报告[J].北方经济，2011，（4）.
收稿日期：2013-09-09
篇2
【关键词】污染源；畜牧业污染；危害；治理对策
畜牧业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会给周围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同时还会对其它生物甚至是人类自身的生命与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在对畜牧业污染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畜牧业污染的基本概念。
1.畜牧业污染概述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主要从畜牧业污染的概念和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1畜牧业污染的概念。所谓畜牧业污染就是指在畜禽饲养以及活体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这些排泄物和废弃物会对人类、其他生物以及畜禽自身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污染。
1.2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归结起来主要有经营方式的转变、肥料使用的转变以及种养的分离等几个方面。首先，经营方式的转变；其次，肥料使用的转变；最后，种养的分离。现代畜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其向城市周边的转移，这就导致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分离，畜禽的粪便无法得到及时的消纳。
2.畜牧业污染的各类污染源及其造成的危害
造成畜牧业污染的污染源也是种类繁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粪便污染、水质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以及药物残留污染等几个方面，这些污染源对畜牧业的发展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与破坏，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2.1粪便污染。这是所有污染源中对畜牧业造成最大污染的一种类型。这种污染在一些规模养殖场比较常见。据有关资料统计，畜禽的粪便和尿液中含有大量的氨气、硫化氢以及硫醇等物质，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对动物自身的呼吸道和嗅神经等带来一定的损害，而且还会极大的危害人类的健康。除此之外，如果将这些含有有害物质的粪便播撒到田地中，又有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从而使作物减产。
2.2水质污染。水质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畜禽散养户习惯将畜禽的粪便露天堆放，一旦下雨就会使其排入水中，从而造成水体污染。受到污染之后的水体中通常会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成分，不仅会给地表水带来污染，甚至还会严重污染地下水的水质。除此之外，一些病死的畜禽尸体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会给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
2.3病原微生物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很容易就造成畜禽之间疫病的传播，甚至还会波及到人类，给其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比如近几年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非典和禽流感了。这种污染主要是通过一些患病或者是隐性带病的畜禽排出的寄生虫卵等进行的。
2.4药物残留污染。药物残留污染给畜产品以及环境所带来的污染是一种潜在的污染。畜产品中所残留的药物种类比较多，比如兽药、医药、消毒药以及农药等，目前最常见的就是瘦肉精残留了。这些药物一般残留时间都比较长，其所造成的污染也不易消除，在使用时，一定要考虑其残留的因素。
3.应对畜牧业污染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与现象，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以更好的治理畜牧业污染，提高我国畜产品水平，保护环境等。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其一，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其二，加强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其三，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其四，控制畜禽排泄物，大力发展沼气；其五，严格控制药物残留。
3.1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目前，我国也制订了不少的关于畜牧业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总体来看，有些定义界定比较模糊，而且存在很多很明显的漏洞，这都给相关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扰。所以，为了使畜牧业的发展有法可依，应该尽快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进程。
3.2加强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要尽量吸取某些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加强对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力度，一旦发现污染超标，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以为畜牧业的持续生态发展提供可靠保障。目前有不少的畜牧业生产部门将其污染监测纳入到环境管理工作当中来，积极开展对畜牧业污染现状的调查，以更加科学地掌握畜牧业污染的情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3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应该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主要目标就是减少畜禽排泄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以实现发展利用各种资源的良性循环。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将农牧、果牧以及牧菜等多种生态养殖模式结合起来，加强对畜禽粪便的无害处理与综合利用，走出一条既环保又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
3.4控制畜禽排泄物，大力发展沼气。要想实现对畜禽废弃物的有效处理，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沼气。沼气是一种清洁能源，主要是以人、动物的粪便以及植物的秸秆等为加工处理的对象，它不仅可以缓解部分地区能源紧张的局势，还可以对畜禽的粪便加以综合利用，有效减少污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值得进行大规模推广。
3.5严格控制药物残留。根据我国以及国际上有关管理的规定，对畜禽的用药要进行严格的控制，限制对某些维生素等的滥用，以减少污染和保证畜产品的安全。除此之外，对病死畜禽的处理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必须加大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设备投入，严格规范对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步骤，以更加彻底有效的减少畜牧业污染。
篇3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 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 The econom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Zhu Kai Gou site
阶段
年代
环境
生产工具
猪：羊：牛
第一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很少，主 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
要为草本花粉，其 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 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
少量的胡桃和漆等 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 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 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 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
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 相当夏早期 草本蒿、藜花粉继 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 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 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 相当夏晚期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 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 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
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 相当商二里 木本以松、杉针叶 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 林为主，草本蒿、 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 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
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 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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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根据我国农业畜牧业的现有基础以及对动物生物技术的实际需求，国家应该集中各种力量，着重对生物技术开展基础性的研究，加大技术的投资力度，对一些利润高的技术产品进行重点投资，根据我国农业动物生物技术的现有基础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势，预计农业生物技术将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长足发展。
1.分子生物学技术
由于农业养殖日益呈现出规模化与集约化较高的特征，再加上人们对短期经济效益的集中追求，所以我国传统的畜禽品种资源将会遭遇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其群体数量将日益降低，品种资源的破坏形势会日益加深，根据这种现实情况，未来农业动物生物技术将在以下分子生物领域进行发展：对我国固定的优良品种或基因进行挖掘与定位；为畜禽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保护的分子监测技术；我国固有畜禽品种的起源与进化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保存动物遗传资源的生物技术研究。
2.分子育种技术
我国农业中的畜禽育种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由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育种方法也逐渐由数量遗传法转向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方法，所以分子育种技术的改进将是未来阶段我国农业动物生物技术的一个主攻方向，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将集中在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数量性状主基因的检测和定位技术、动物功能和抗病基因的诊断技术以及试剂盒的研究，通过这些方面的技术研究提高动物产品的质量，实现其最大效益。
3.分子诊断技术
畜禽疫病是对我国畜牧业生产以及产品安全造成主要影响的关键因素，畜禽疾病的危害严重、流行面广，潜在危险性较大，一旦发生就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利用免疫学、现代分子生物学以及病毒学的相关技术，对我国畜禽的重要疫病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是是农业动物生物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主要包括：重要畜禽疫病的分子诊断、监测、重要畜禽疫病病原的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以及试剂盒的研发。
4.转基因动物技术转基因动物是一种将胚胎工程与分子生物学有机结合而研究出来的一种基因工程动物，这种技术是克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影响动物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表达，能够促进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是加快动物育种进程、提高育种效率，为濒危动物提供生存方式的有效方法。
二、结语
篇5
关键词 职业 萌芽 产生 发展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分工又起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可见，职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必然打上了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深深烙印。换言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地改变社会分工体系，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化又直接促使职业的分化与演变。
可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职业应有的主题。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话，那么整个人类的职业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生产力水平每向前发展一步，职业就必然体现它并日趋丰富。随着社会科技及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与发展，如今的职业，已经涵盖了所有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随着社会发展，旧的职业不断消失，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并且新旧职业更替的速度愈益加快。
基于职业与社会生产力及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天然联系，依据不同时代社会生产力及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析职业的产生及职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职业的萌芽
职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它可以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一般来说，人们的劳动分工是：成年男子打猎、捕鱼以及制作劳动工具和武器；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果实、缝制衣物和看管小孩等活动；老人指导并制造工具；儿童协助妇女劳动。这种按性别和年龄的分工，是纯粹自然的分工，因此称为自然分工，还不能称这些活动为职业。
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某些自然规律。如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通过观察，逐渐掌握了植物性能和生长规律，并掌握了植物的栽培技术，出现了原始农业；而狩猎经济的结果，又使人类掌握了牲畜饲养的奥秘，最早是在中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驯养犬，但是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开始驯养捕捉到的动物，从而产生了原始畜牧业。由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打破了单纯依靠天然物维持生活的局面，开创了经济生活的新领域。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比以往时期有所提高。
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是人类自学会用火以来又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它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时代转入野蛮时代。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代”。野蛮时代也是人类有社会分工的肇始，也是职业的孕育与产生开端。
二、职业的产生
职业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古代人类开始了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人类社会的大分工产生于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生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类，其经济生活的内容也因地而异。大体来说，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古代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边远草原地区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虽然也经营农业，但渔猎所占比重也较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需要有人专门从事农业，有人专门从事畜牧业，渐渐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
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脱离了农业或畜牧业，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我国的考古发现，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生产部门已有许多门类，除了农业和畜牧业以外，原始手工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制陶、玉石加工、纺织、皮毛加工、冶炼、建筑、酿酒等等。可以推测，这些手工业的出现也是基于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剩余粮食的出现，于是需要加工和贮存这类粮食，由此而产生了制陶业；而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部落，皮毛加工业也应运而生了。随着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所提供的产品逐渐增多，这支新兴的手工业者队伍也逐步得到了充实和独立，劳动人手增多了，技术水平也提高了。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要归因于劳动产品的剩余，商品生产与贸易的出现。劳动产品的剩余促成了商业的产生，在生产力水平及其有限的时候，人们从事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于是以交换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商品生产就应运而生了。紧随着商品生产而来的是贸易的出现，而随着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一些人在贸易的过程中，逐渐脱离的生产队伍，专门以商品的交换为职业。至此，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阶层的出现。由此，社会首次出现了一个不以生产为生存手段，而是以产品交换作为自己谋生手段的特殊集团。
由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导致了人类社会三次社会化的大分工。而正是这些分工，导致了不同的人群专门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而且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要求专门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等。也就是说，此时的分工不同于以往那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然分工，这种社会分工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需要基础上，带有一定的社会性目的（为了求得生存或更好的发展）和社会规定（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和具有专门的知识或能力），而这些都是职业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产生了。
三、职业的发展
到了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职业随之日益增多。随着冶炼技术的发明，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医术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专门的生产领域，它们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30项生产部门，并随之而形成了以掌握上述领域的生产技术为谋生手段的专职人员队伍。“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四，刮摩之工三，博填之工二”，这些工种就是著名的史志典籍《周礼・考工记》所作的记载。当时，几乎每个生产部门都有具体的分工，如车辆的制作有专门造轮子和“轮人”，专门制车厢的“舆人”和专门制车辕的“b人”。
此后，经秦汉、隋唐至宋元时期，火药和兵器制造得到加强，航海和造船业别开生面，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继问世，纺织技术更加完善，医药医术则因医理、解剖、针炙外科等的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生产领域吸引了大批工匠艺人成为职业匠人。而不同的领域则形成了不同的职业类别。历代王朝大都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对国家百官、百工实施分类管理，具有职业类别的性质。及至明清时代，棉纺织业、矿冶业、陶瓷业、造船、制糖、榨油、制茶、印刷等生产技术在原有基础上稳中创新，并因此而加强了对百工的划分与管理。以官营手工业为例，它分别是由朝廷的工部、户部、地方官府以及内府各监司管理，其中工部和内府各监司是手工业的主要管理机关。诸司下设有各行各业的手工工厂，工匠齐备，分工细密。例如，明初最大的龙江船厂就有船木作、作、铜作、铸作、油画作、等数十种分工。在整个古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领域大为拓宽，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专业工匠队伍不断扩大，不同生产领域设置的各类工种岗位，反映了我国当时职业类别的面貌，形成了以行业或专业生产领域为分界的自然划分。
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此后，在传统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新型经济部门陆续建立，大量新产品相继问世，这些都是促使我国的职业领域发生巨变，新的社会分工和职业生产者不断出现。例如，随着工厂、矿山、铁路的兴建，职业劳动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形成了不同职业类别的职业大军，特别是工种的细化有了新的发展。如在兴旺的盐业，每个盐井都有四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等职。其时，不少行业的工匠人数，已是明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上千及至数千工匠的大厂已不是少数。
在我国近代史上，随着生产工艺的革新细化，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专职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分工，标志着我国职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迁。清光绪年间，直隶工艺总局率先开始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为了培养既能“精通理法”，又能“发明工业”的教师和工师，该局开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一方面以重金聘请外籍专家任教，一方面派专员出国进行工艺考察。学堂教育内容分为化学、机器、化学制造、图绘等专科，每科设7～10门课程。专业技术人员的出现，为国家增添了新的重要职业。当时，国家工匠艺人职业已非古代“百工”一词所能概括。在各专业生产领域，都形成了几种以致数十种工种职业。
1999年，我国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大典》依据工作的同一性原则，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而且，随着科技发展水平及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进步，每年都会新增许多新的职业。劳动部联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统计局等管理部门根据职业设置的标准，及时颁布实行新的职业。我国自2004年第三季度首次颁行新的职业以来，劳动部在每个季度都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颁行一些新的职业，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后，于2004年产生的第一批新的职业标准是汽车模型工、形象设计师、呼叫服务员、汽车加气站操作工、首饰设计制作员、水产养殖质量管理员、水生哺乳动物驯养师、牛肉分级员、锁具修理工等九个职业。
显然，到了现代社会，职业门类已经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并且从业要求呈现出不断提高，专业化趋势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职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表明，它具有随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而加快，随生产部门的增多而增多的特点。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兴职业不断涌现，职业不仅越来越多，并且呈现出职业更替的高频率趋势。据1980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报道，美国已有2.5万种职业。美国劳工部预测，20岁的青年人今后一生中，职业更换可达6～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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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篇6
摘 要 本文以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土尔扈特部落从已找到记载的7世纪开始到14世纪之间的这段时间中，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等要素对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与发展的作用。通过对土尔扈特人几次大的迁徙，将7至14世纪分为四个研究阶段，较为细致的分析土尔扈特人传统体育项目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 土尔扈特 传统体育 研究
新疆作为多民族的聚居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关注与研究日渐增多，促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吸引了许多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国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多围绕单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比，以及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为着眼点展开相关研究。对单一民族中的分支，即部落传统体育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予以单一民族部落为着眼点，论述该部落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土尔扈特部落是卫拉特蒙古的一支，他们自古就生息在我国北部、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如今国内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们是和鄂尔勒克所领牧民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其余人口分散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专区和塔城专区等地。
一、传统体育娱乐项目的起源说
传统体育娱乐项目，是一种以消遣休闲、调剂身心为主要目的，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创造。从简单易行、随意性较强的游戏，到技艺精巧、有严格规则的竞技；从因时因地、自由灵便的戏耍，到配合岁时节令的社火表演，都属于体育娱乐游戏的范畴。这些活动，可使劳作后的人们得到休息，助益于个人的体能、心理情绪、创造力和道德感。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学术界一般有四种起源说：一是起源于宗教、二是起源于巫术、三是起源于劳动、四是起源于兵事。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追究其根源基本上都是从以上四点发展而来。因此本研究通过以上四点，结合史料记载做以分析。
二、土尔扈特部落的形成
据《蒙古秘史》记载：土尔扈特人早期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原始丛林里，主要生产方式为狩猎、渔业和采集。这一时期的土尔扈特人从人种、语言上划分于东蒙古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尚未成为后来意义上的蒙古人。随着元朝蒙古骑兵不断扩张，版图日益扩大，土尔扈特人的祖先被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所征服，从那以后才逐步融入蒙古族。
从额尔古纳河两岸的森林中出来以后，土尔扈特人游牧于肯特山和杭爱山之间广袤的草原上，公元十一世纪迁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又定居在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域。从时间上看，土尔扈特人是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时被术赤在十三世纪初兼并，从地理位置上看，当时土尔扈特人活动的范围，与当时成吉思汗政权范围很接近。
三、土尔扈特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
（一）传统体育的孕育期（公元7世纪）
《旧唐书》有关于“蒙兀室韦”的记载，“蒙兀室韦”是后来蒙古族的祖先，法国学者佩利奥推测，“蒙兀室韦”和“鲜卑”是同词异议。土尔扈特人的祖先与蒙古人的祖先当时住在同一片区域，同为蒙古人种的两个部落应该是由同一部落分裂开来的，拥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着类似的文化构成。后来土尔扈特人的迁移也有可能不是单一部落的迁移，而是同蒙兀室韦一起迁移或是先后陆续迁移至草原地区。由此得出，在森林里生活的土尔扈特部与蒙兀室韦都以狩猎和渔业为基本的生产方式。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森林里独自生活的人，随时都有受到森林中野兽猛禽的侵袭和骚扰的可能，甚至丢了性命。不论从自我保护的角度还是并获取食物繁衍后代的角度来看，人们必须结合成群，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狩猎是最早出现的人类生产活动之一，土尔扈特人的祖先在参与狩猎活动中从投掷石块、利器，逐渐发展到弓箭的使用，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经历。据《蒙古秘史》记载：“林中百姓的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符拉基米尔佐夫说：“森林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但也没有放弃渔捞，他们住在用白桦树皮和其它木料搭成的简便棚子里……‘森林居民’驯养野生动物，特别是西伯利亚鹿和小鹿，吃他们的肉和乳，虽然他们在森林游动时用西伯利亚的鹿来驮载日用器具，但他们也知道使用马，马似乎曾被森林居民用于狩猎，而酋长、富裕者和贵族更可能是使用马的……”。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出：一、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居住在森林中的土尔扈特居民尚未掌握更多的生产技术，所以弓箭对于土尔扈特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马的数量也较少，在当时还没有被当作一种普遍的生产工具，而只是被部落的首领、富裕者和贵族使用，与马有关的体育活动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而随着弓箭作为狩猎生产的工具被广泛使用，射箭活动开始在森林部落中开展起来，成为土尔扈特部落最古老的运动项目。
（二）传统体育的萌芽期（8世纪到10世纪）
从简单狩猎行为到家畜的饲养行为，是人类社会进化史的必然过渡。公元八世纪，由于土尔扈特部落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家畜饲养方面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此时的土尔扈特人意识到有限的丛林资源已经不能满足部族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来供养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初具规模家畜。于是他们走出了丛林，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向西迁徙进入了肯特山和杭爱山之间广袤的草原上。此时唐朝已经完成统一，唐朝在蒙古各部落中设燕然都护府、瀚海都护府，土尔扈特部落和其他蒙古族部落一样，受唐朝管辖。进入草原，土尔扈特人由狩猎、采集、渔猎生活改变为草原的畜牧生活，使得土尔扈特部落生产力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土尔扈特人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生产方式也由狩猎、采集等手段转为畜牧，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以部落为单位的土尔扈特人开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新生活，驾驭马匹成为了每个家庭成员必备的技能。这就为以后马上运动的兴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传统体育形成期（10世纪到12世纪末）
在辽代，即公元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土尔扈特人祖先的畜牧经济发展迅速，拥有的马匹和牲畜不计其数。十二世纪中叶，金取代辽对土尔扈特及蒙古族部落的统治，土尔扈特部落属金政权东北讨伐使管辖，这时他们已经学会了选育牲畜的良种，来促进生产的进步。他们已经有了手工业制造皮革、毡毯、弓弦、箭镞之类的基础，又出现了锻冶业和木制业，专业的手工匠已从牧民中分工出来，担任制造幌车、帐幕、家具、枪矛、刀剑和胄甲等器具。这从侧面反映了由于资源的抢夺，军事活动的增加，土尔扈特人不得不提升军事装备，开展军事训练。为了不失去资源、不因被俘虏作为奴隶，一定的军事训练是必要的。枪矛、刀剑的产生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提升，还说明了此时军事体育已经在部落中展开。
这一时期土尔扈特部落驯养马种数量有所增加，生产力的提高为土尔扈特部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据记载，到元代的时候，部落驯养的马种主要有蒙古马、伊犁马、顿河马、奥洛夫马四种。马作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工具，成了土尔扈特人的亲密伙伴。由骑马衍生出来的体育娱乐活动逐渐成为土尔扈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马上运动之外，一些其他与畜牧生产直接相关的体育活动项目也逐渐形成。比如赛牧羊狗、赛猎鹰等。这些传统体育活动由于对畜牧业生产有益处，所以深得人心，得到了大力提倡。历代土尔扈特汗王，在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中都设立了奖励制度。比如赛马活动中，如有一百匹马以上参赛，评出二十五名优胜者，第一名奖品在元朝时期，可奖九峰骆驼、九十九只羊、十九匹马、二十九头牛。赛猎鹰中的优胜者，能奖励二十只羊、五匹马、两峰骆驼。如果哪位在比赛中得了冠军和奖品，每个冠军所在的旗和苏木的人都感到无比光荣，冠军的奖品往往要分给亲人甚至众人。奖励制度的实行也大大促进了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
（四）传统体育发展期（公元13世纪初到14世纪末）
十三世纪初，土尔扈特人对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带领的部队击败，臣服与成吉思汗政权。之后，土尔扈特部落逐步迁徙至八河流域（即叶尼塞河上游的阔阔沐涟河、温沐涟河、哈剌兀孙河、散必敦河、兀黑里沐涟河、阿合儿沐涟河、主儿扯沐涟河、察罕沐涟河流域）驻牧。这个时候，土尔扈特人开始以春夏秋冬四季转场的方式定牧。从游牧转变为定牧是土尔扈特人民畜牧业经济生产的一大进步，使畜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土尔扈特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驯马和骑射等生存要领。由于起初人口较少，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口较为分散，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较少，在骑、射、摔上均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定牧后，相对的人口集中，大家在放牧、狩猎之余可以相互请教，相互学习，为各项技艺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十三世纪之前，土尔扈特人曾信仰过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后来又信仰过景教、祆教、道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现在土尔扈特人信仰的黄帽佛教是大乘佛教即喇嘛教的教派之一，佛教在十三世纪后才传入土尔扈特部。由于教派的不同，土尔扈特人又先后信仰了红帽喇嘛和黄帽喇嘛。
早期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促使了巫术的产生。巫术是宗教的早期表现形式之一，土尔扈特人早期信仰的景教、祆教、萨满教都属于原始巫教，都是对自然敬畏的表现。由于社会阶级的产生，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的需要，使得土尔扈特人从原始自然的崇拜，转向对神权的崇拜。对原始巫教的信仰，使得土尔扈特先民都一直恪守着“娱己娱神”的膜拜心理和风俗， 每逢祭祀过后， 都要进行歌舞相对、跑马摔跤等文体活动， 借此取悦各方神灵。这就成为了体育娱乐活动的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之一，从起初的“娱神”到后来“娱己”，不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也满足了精神生活需要。
从上述记载于分析当中可以看出，土尔扈特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同时代的生产力、生活环境、宗教活动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变迁促使土尔扈特传统体育活动逐步形成并得到一定的发展。从一个部落传统体育的形成发展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或是族群体育文化的形成都与该民族或是族群的历史文化演变息息相关。因此，透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让大家清楚的了解到在一定的环境中，一个民族、一个部落在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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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国元，孙剑.土尔扈特体育研究[J].体育学刊.2007.5.
[3] 新疆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新疆宗教研究资料[M].19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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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型露天煤矿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
1 符合旅游的美学原则
游玩观光是所有旅游活动的最基本目的，露天煤矿矿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也必须满足美学原则。旅游者出门旅游，主要是陶冶性情，获得心情的放松和美的享受，大型露天矿区生态旅游区应该交通便利，为旅游者提供食、住、行、游玩、购物、娱乐的基础设施。在进行矿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工业景观的开发设计时，必须聘请专业的旅游专家一起规划设计，以符合旅游的美学原则。
2 符合生态原则
在开发大型露天煤矿矿区生态旅游时，设计者除了要考虑旅游地的美学原则，还应该思考如何反应生态这一主题。露天采煤会对矿区的土地和环境都会带来一定的破坏，如改变地形、土壤、水文等，这样就会破坏景观的视觉美感。露天煤矿矿区在进行大规模的采煤生产的同时，还要利用生态学原理进行生态重建，修复自然，重新塑造生态景观，比如：在洗矿厂区修建循环蓄水池，在排土场区种植绿色草坪并进行畜牧业养殖、在矿区主干道和综合楼等进行绿化工程、植树造林等。对于矿区旅游，生态旅游的生态主题包括矿区的生态环境、生态重建使用的科学技术、生态工程、生态美学等。
3 差异性规则
近年来，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蓬勃发展，最根本原因是旅游地的生态环境、资源和旅游者居住地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同理，露天煤矿矿区生态旅游要吸引更多的游客，它就必须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在进行矿区的生态旅游开发时，要学习借鉴国内外比较成功的露天煤矿旅游区，同时还要因地制宜，结合矿山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以矿区的生态资源为主体，进行旅游项目的包装。
二 大型露天煤矿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分析
1 煤矿区内废水的循环使用
煤炭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直接排放既浪费水资源又污染环境。对大型露天煤矿进行生态旅游项目开发时，必须要坚持清洁生产，重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在进行矿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时，洗煤厂区的用水采用全闭路循环，生活废水处理达到国家水质标准后再排放，如果矿区位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还可以在矿区内建设一个人工蓄水池，在池中建造一些人造假山，在矿区形成一道亮丽的水域景观。
2 煤矿区的原生境资源和重建生境资源的开发
矿山工业旅游是一个逐渐被社会接受的新兴旅游形式，这在西方国家已成为矿山建设的成功典范。但我国矿山体验旅游开发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理论研究不多，发表的相关文献资料也较少。煤矿区旅游是指在持续进行煤炭开采活动的地区，或曾经进行煤炭开采活动而已停采的地区，充分利用富有特色的煤矿区景观、地质景观、人文景观，以独特的开采、加工、运输生产环节为主题，为游客提供体验舞台，使游客获得知识教育体验、审美猎奇体验和置身移情体验等的旅游活动。在我国，大多数露天煤矿矿区位于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地带，矿区均属于黄土缓坡丘陵地区，这是在我国其他旅游地没有的自然原生景观。在排土场的地表，采用铺覆工艺可以形成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并且铺覆方式不同就可以生成不同的生态环境，种植不同的植被，增加矿区的视觉美感。
大型排土场是露天矿山独特的人造景观（相对高度差为100到150米），被称为人造丘陵。在开发生态旅游项目时，可以引进排土场植被工艺，根据不同的地形环境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把乔木、灌木、草坪在同一生态系统中进行交替种植或者在同一时空进行共生配置；在生态系统重建早期种植固氮植物改善土壤肥力；把单一植被系统的脆弱性和和多样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对比；合理设计，大力植树造林，把矿区建设成为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花园式矿山；在矿山的植被林中采取喷灌或滴灌工程，节约水资源，降低树木浇灌成本，改善绿化条件和矿区气候。在排土场的坡面还可以种植一些从外地引进的植物，甚至可以引进鱼鳞坑等生物护坡工程，以增加露天矿区的生态多样性，增加旅游的项目，使大型露天煤矿区生态旅游更具有竞争力。
被采煤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经过人为的精心设计和重建，焕然一新，变成一片片草原牧场、树林、农田，既具有观赏性又兼有经济实用性。旅游者来到露天矿区，一方面可以了解露天采煤的先进工艺，同时也可以学习生态学原理知识，欣赏到美丽的农业、畜牧业、林业景观。
三 煤矿区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与工业旅游资源的开发相融合
在大型露天煤矿矿区中，除了生态旅游资源，还有很多意义重大的工业旅游资源。煤矿企业旅游最初起源于工业旅游，以煤矿生产为依托，以生产工艺和流程、生产生活设施、工业企业的外观等为对象，使旅游者获得知识、美感。大型的露天煤矿具有的工业旅游资源有大型露天采矿场、煤炭的洗选加工区、煤炭的传输系统、综合办公楼、居民楼、工业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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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通过酿酒技术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以及改朝换代酒政和酒令的不断变化，酒文化不断从物质层面辐射到精神层面，进而形成了相对独立、蕴涵丰富、完整而系统的酒文化体系。从形形的饮酒器皿到文人骚客的书画词曲，以及关于酒的典籍掌故等一系列事物中反映出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众多。当酒文化与少数民族的风俗礼仪相结合时便演变出五彩纷呈的民族酒俗。在西北辽阔的高原上，土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在与这片神奇的高原融合的过程中演化出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和饮酒风俗。大自然的严寒残酷，昆仑山的巍峨苍茫赋予了高原人民淳朴自然、热情豪放的性格。西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高原上，有回、汉、撒拉、蒙古、土、藏等多个民族。他们休戚与共，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孕育出独具西北魅力的文化。在西北众多民族中，最具独特的为土族和藏族，西北的这片土地因为他们而大放异彩。土族广泛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区。长期以来，他们独特的文化艺术为这片高原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而关于土族的了解，很多人则知之甚少，而他们的民族文化却让人痴迷。他们将瓦蓝色的青稞酿成了甘甜的青稞美酒，而美酒给予了他们勇敢和智慧。七彩的花袖，旋转的轮子秋，热情的安召舞，表达着土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青海互助这片美丽的土地因为土族人民的智慧而大放异彩，也因青稞酒的美名而声名远扬。关于土族的起源，在青海互助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成吉思汗属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今青海互助县一带，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据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这与民和县境内的土族人自称“土昆”(音吐浑)相合。趋于统一的认识是：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在以后吸收了部分羌、藏、蒙古、汉等民族成分形成发展而来。土族早期从事畜牧业生产，这和土族来自游牧的霍尔人和蒙古人有关。后来转到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至少在明初，土族人民已知农耕，农作物品种主要有小麦、青稞、土豆等。
其中，青稞作为青藏高原独有的农作物赋予青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独特的饮食风俗和习惯。麦思如、杂面搓鱼儿这些独具特色的美食都是以青稞为原料。而关于青稞在青藏高原的种植历史可以考证为：在距今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昌果沟遗址内发现的青稞炭化粒，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已经形成了与长江、黄河流域遥相呼应的以青稞为主要栽培作物的农业。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原文化的传播，以青稞为原料的酿酒业在青海河湟谷地逐步发展起来。据史书考证，青海有4000年的酿酒历史。《青海通史》记载：“青海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陶制酒器。”而在青海湟水河畔出土的汉代灰陶瓷酿酒器也证明早在汉代，青海河湟地区的酿酒技术已臻于成熟。公元1264年，青海的酿酒业进一步发展，土族先民一直都有酿造青稞酒待客的习俗。他们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和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酩馏酒。青稞和青稞酒丰富了土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当青稞酒与土族文化相遇时便迸发出独特的酒文化。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和磨合中总是伴随着对自然的敬重和崇拜。从赤山黑水间长途迁徙跋涉而来的土族先民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变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了青稞，并用土法工艺酿造出了清香甘美的青稞美酒。为了感谢上天对土族人民的恩赐，土族人民赋予青稞和青稞酒神话般的色彩。
从西王母身边的大青鸟噙食飞过，播下五彩的青稞拯救苦难中的百姓，到八仙之一的铁拐李感谢老妪施茶之恩，将瑶池盛宴中带来的美酒倒入威远古井，井水便可酿造青稞美酒等神话故事，无不反映出土族人民对青稞和青稞酒特殊的感情。青稞和青稞酒在土族人民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土族众多的祭祀礼仪中，都有用银碗向天和神敬奉青稞酒的礼仪。在土族纳顿节的表演和庆祝中，先以舞蹈形式表现的哑舞剧《庄稼其》反映父亲向儿子传授农业生产技术的情形，表演生动、细腻，滑稽逗人。接着往往表演三国故事《三将》和《五将》等，最后为表现土族祖先从事畜牧业生产时期的生产生活、再现土族先民与大自然顽强斗争精神的面具舞———《杀虎将》。在祭祀中，最为重要的是向神敬献青稞酒，表示对神的敬意，青稞酒取青稞之精华，人们认为酒是人和神沟通以及自身沟通灵魂的最好介质，通过酒，人们向神示以最崇高的敬意，而神的旨意也通过一滴滴撒向天宇的青稞酒和五彩的风马传递到人间。在神秘的青藏高原，每逢纳顿节和其他重大的祭祀节日，都会看到人神共饮的壮观画面，在祭祀活动结束后，人们载歌载舞，不停地用大海碗向对方敬酒，以此助兴，人们在舞蹈中陶醉了，喜庆和欢乐的一浪高过一浪。所有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丰收后的喜悦在一杯杯清澈甘甜的青稞酒中得到传递。青稞酒在土族人民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体现在祭祀庆祝活动中，更体现在他们生活的艺术中。“敬你一碗青稞酒，远方的好朋友，一泓泓清醇的海子哟，映醉了你双眸；敬你一碗青稞酒，远方的好朋友，一帘帘甜美的瀑布哟，饮醉了你的歌喉……”在青海悠扬的民歌“花儿”中不乏与青稞酒有关的曲调，如果说“花儿”是盛开在高原人民心中的一朵奇葩，那么青稞酒就是滋润这朵奇葩的雨露。不管是酒醉时的即兴传唱，还是“花儿”会的擂台比赛，青稞酒与“花儿”总是形影不离，“花儿”唱出了土族人民的灵动婉约，而青稞酒则喝出了土族人民的热情与豪放。“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无论怎样，土族人民的生活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搭上关系。这种关系的物化还在于酒趣。酒趣富于酒令之中，酒令则纯是以文化入酒的，是酒文化中的文化精粹。
土族人喝酒时喜欢行酒令，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远方客人到访，主人都会端出大碗的青稞酒，主人和客人围坐一起，开始行酒令，从客人进门时的下马三杯酒到桌上的行酒令的大碗酒，都表达出主人对客人的尊敬。酒场合中的酒令以曲调的形式唱出，酒令中最多的就是祝福的词语。如四季发财、六连高升、八福长寿等，在一首首酒令、一杯杯美酒中，土族人民互相表达着对对方美好生活的祝愿。在酒令中有的则蕴含着七窍探梅、七贤闹竹林、八仙过海等精彩的历史典故，有趣的酒令不仅体现出土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也将他们对中华古文化的良好传承体现得淋漓尽致。酒陪伴着中华民族一路传承至今，也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而富有了新的特色，无论怎么变化，中华酒文化都是那样的博大精深。酒丰富和滋润了人们的生活，更成为艺术和文化发展的活力和源泉。在西北这片神奇的高原上，从远古时期传承而来的青稞美酒如同日夜滋养这片高原的雪域圣水一样让这片高原散发着独特的人文气息和艺术魅力。高原人民在旋转飞舞的安召舞里领略着生活的真谛；在一声声响彻天宇的天籁之音中，找寻着真实的自己；在一杯杯美酒的陪伴里，感悟着高原造物者的神奇，领悟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酒的酿造过程是一种美的享受。春天撒下青稞的种子，在不经意的等待里破土而出，长出稚嫩的身体，又一阵阵谷雨的滋润下，终于迎来了那个让人看到希望的盛夏。只轻轻的一个转身，闻到了秋的气息，是十月厚重的霜给了收获的讯息，于是成捆成捆的青稞收入人们的怀抱。在颗颗细粒入仓的夜晚，在凝视的目光里，青稞酒以最美的姿态向我们陈述了她放肆的美丽。可以闻到的是酒的醇香，看到的是高原酒文化的源远流长，可以感受到的是漫天雪花里我们心中的那片暖阳。青稞以其顽强生命力昭示着高原人民的顽强与自信，而青稞酒以独有的甘甜和醇厚象征着高原人民的淳朴和厚重。#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王莉
篇9
2009年10月1 8日，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西安，参加在此召开的第三届渭河论坛。会上，专家学者就渭河的水环境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陕西当地政府推动多年的渭河流域综合治理明显的加快了进程，给已百病缠身的渭河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中国的内陆腹地，有这样一条河流，它不算长，全长仅818公里，流域总面积也只有13.48万平方公里，但它却密切地关联着整个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它就是流淌了千年的渭河。
渭河的流量不大，不能托浮客船货轮。而且每到洪水期就稠似泥浆，但它却养育了从古至今陇地和关中的芸芸众生，而且最终孕育出厚重而璀璨的华夏文明。
作为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渭河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西南的鸟鼠山，经陇西、甘谷、天水，到宝鸡进入陕西关中平原，于潼关港口镇注入黄河，地跨关陇，是陕、甘两省最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是中国古代文明和政治中心。
孕育关中文化
如果从传说中的朝代算起至清代，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仅在地处渭河流域的西安、咸阳两市建都的朝代就占了13个。在我国的六大古都中，西安的建都时间最长，先后历时达1100多年，连同罗马、开罗、雅典被称为世界四大古都。因此，以西安为代表的渭河流域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京畿之地。
史料记载，自西周王朝最初建都西岐(岐山县)以来，中国的历史就和渭河流域这片古老的土地密不可分了。随后，周文王迁都于西安渭河支流的沣河西岸称丰京，而其子周武王灭纣后则建都于沣河东岸称镐京。
秦国则起源于秦赢，建邑于秦(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秦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也定都在渭河流域的成阳。秦人崛起，起源于天水，逐渐东进，最终定都于咸阳，但均未离开渭河流域。
随后的西汉跨过渭河定都于长安。西汉在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强大，而且经济发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此后，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时间战乱后，隋唐两代也建都于长安，放弃了西汉长安故城，把都城建在了灞河和沣河之间的平原上，真正实现了“八水绕长安”的胜景。而由盛唐所创造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至今也让人向往。
不仅如此，作为最早被开发的地区，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渭河流域也是中国农牧业的发祥之地。
史料记载，周的始祖后稷是陕西武功(古称邰)人，为姜所生，发明种植，教民稼穑，被舜帝封为农官。而后来的周部落首领公刘由邰迁豳(今彬县)，经过十三代的惨淡经营，至古公直父(即周太王)，豳地的农业已有很高的水平。
豳地发达的农业和繁荣的经济也使得狄人(居住在甘肃的少数游牧民族)垂涎三尺，经常用兵，侵扰豳地。于是，“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就是率领臣民由彬县迁到渭北岐山下的周原，在周原划定疆界，整治土地，开导沟洫，发展灌溉，把泾河农业返传到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
此后，古公直父传位儿子季历，季历传位儿子姬昌(周文王)，由岐山迁都于丰京，姬昌传位于姬发(周武王)，武王消灭商纣，建立西周王朝，定都镐京，武王把泾渭农业技术传播全国。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之中说：“公刘适豳，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事实上，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尤为帝王所重视，而在饲养的猪羊牛马中则以牛马最为重要，牛主要是耕地，马是骑兵作战、战车驾驭、耕作运输、信息传递、帝王游乐的主要工具，据史料记载，周穆王爱八骏、唐太宗雕六骏、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关中之地。与此同时，秦人的兴起也是以养马起家。而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引回良种汗血马、乌孙马等，到景帝时，则有马苑36处，养马30万匹。而盛唐官马更是多达70万匹。
另外，张骞所引种的苜蓿也是首先在关中试种，然后推广到全国，也促进了渭河流域畜牧业的发展，培育出秦川牛、关中驴等优良品种，进而推广到全国各地。
古代国际商贸中心
史料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都咸阳，迁徙天下12万户富家于咸阳，使得这里迅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贸城市。
从《李斯谏逐客书》和《吕氏春秋》记载中，可以看出咸阳商贸发达之景象，有昆山(新疆和田)之玉，随和(湖州)之宝(和氏璧)、西蜀(四川)的丹青(颜料)、阿缟(山东东阿)之衣(丝织品)、北方之骏马、太阿之剑、江南之金锡、洞庭湖之鳟鱼、云梦泽之水芹、东海之海鱼等等。包括粮食蔬菜、农副水产、猪羊牛马、金银铜锡、玉器明珠、车马兵器、皮货丝绸、乐器古玩等一应俱全，所谓“农而会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可见当时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与昌盛。
随后的刘邦则建都长安，其城制规模更为宏大。而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则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连通欧亚，把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金银以及冶铁、炼铜、制丝、打井等技术传播到西方。又把西方的葡萄、石榴、胡桃、苜蓿、胡豆、胡瓜等引进中国内地，西方的商人把大象、狮子、孔雀、犀角、宝石、香料贩卖或进贡到长安，使汉长安城成为欧亚国际商贸中心。
盛唐时代的长安城更是宏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也是当时的商贸中心，据《旧唐书・韦坚传》记载，唐玄宗曾在广运潭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商品博览会，共有二三百只船只参加，各类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广陵郡船上装得是所产的锦、镜、铜器、海味产品；丹阳郡装得是京口的绫缎；晋陵郡装得是绫绣，会稽郡装得是铜器、吴绫、绛纱，南海郡装得是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装得是名瓷、酒器；宣城郡装得是纸张、毛笔、黄连、空青石，始安郡装得是蕉葛、翡翠、蛇胆等等，足见长安货物交易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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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区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迈向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般说来，农业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产生和驯化动物的起源。系统探索家畜的起源，对于了解家畜发展史、揭示家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家猪SusScrofaDomesticus缘自野猪的驯化。目前，野猪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即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部天山山脉的欧洲野猪，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爪哇、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的亚洲野猪。相比之下，家猪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几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种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家猪与野猪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差别明显，家猪的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躯加长，体重增大，体幅变宽，胃肠发达，腹围增大。它们一般白天活动，黑夜休息，性情也颇为温顺。人们不禁要问，凶猛的野猪是如何驯化为形态、习性迥然不同的家猪呢？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系单一起源，抑或多个起源呢？诸如此类，皆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驯化，业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诸如驯化之初，鉴别家猪和野猪等关键问题，至今仍茫然无绪。本文在评述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上述关键问题，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诞生以来，发掘成果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颇为翔实的实物资料。当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为家畜，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比较骨骼、牙齿的尺寸、形状等特征信息，以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2、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可认为属于家养动物。3、把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与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
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一认识的根据如下：即1、该遗址窖穴中发现有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3、猪上下臼齿的测量数据，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
关于新石器时代家猪饲养的前提条件，袁靖先生认为有以下三条：1、传统狩猎获得的肉食已显不足，需要寻求新的肉食资源；2、居住环境周围存在着一定量的野猪，容易获得驯化对象；3、农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为家猪饲养提供了足够的饲料。由此可见，出土了许多猪骨的广西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0000年，因不满足上述条件，故不能认为是家猪的发源地。与此同时，有关专家正在积极探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出土猪骨，不久应有明确结论。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研究家猪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长期的进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遗传，又容忍偶然变异的产生。显然，DNA分子的遗传稳定性，保证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而DNA的变异，又使得子代与亲代出现差异，导致了物种的进化。研究表明：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这种变化的速率是恒定的，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clock。这样，若探明现存物种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计它们共同祖先的分离时间，即其物种的起源。由于动物体内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DNA，简写为mtDNA具有母系遗传、变异速率快、拷贝数目多的特点，故常将其作为研究物种系统进化的首选。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简称RFLP分析了家猪包括亚洲猪和欧洲猪、日本野猪的mtDNA限制性酶切图谱，结果发现亚洲猪和欧洲猪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表明两者应有独立的起源。Huang等对29个中国地方猪种、1个欧洲猪种以及野猪的mtDNA也进行了RFLP分析，除证实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发现中国野猪与中国家猪更为接近，暗示着中国地方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起源。Giuffra等测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野猪、家猪中mtDNA细胞色素b的全编码序列、mtDNA控制区的440碱基序列和三个核基因碱基序列，经系统发育分析后发现，一些家猪的mtDNA序列与欧洲野猪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则与亚洲野猪密切相关，表明家猪应分别缘自欧洲和亚洲野猪的驯化。之后，蒋思文等对中国9个品种的140头猪的线粒体控制区440bp和细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统发育分析，而Kijas等对中国梅山猪、瑞典长白猪以及两个欧洲野猪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结果均证实了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分别起源于亚洲野猪和欧洲野猪，即现代家猪有着两个母系起源。
此外，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估算了家猪的起源时间。Huang等首先根据哺乳类动物mtDNA每百万年2％的进化速率，估算出欧洲家猪和中国家猪可能在280000年前来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则认为两者分离的时间大约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方猪种和欧洲野猪的mtDNA序列变异发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亚洲野猪的变异发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亚洲家猪的驯化发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计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分离时间为90000年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学推断出家猪的起源时间绝大多数远早于考古实物资料，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项研究估算家猪起源时间的显著差异，与分子标记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选择密切相关。
中国国土辽阔，养猪历史悠久，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众多的种。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外形、生态特点来考虑，中国家猪可以分为：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类型。至于中国家猪的起源问题，兰宏等利用RFLP技术，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家猪和野猪的mtDNA，发现西南地区的家猪与当地野猪极为相近。而常青等对华东地区家猪和野猪的随机扩增多态DNARandomAmplifiedPolymophismDNA，简称RAPD作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江苏地区家猪的品种或类群内，变异幅度相对较小，群体的遗传趋异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而华东地区的家猪和野猪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证实种的遗传资源缺乏，其暗示着中国家猪的单一起源，而各地猪种的不同表型应为人工长期选择的结果。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iseChainReaction，简称PCR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使人们可望通过古代猪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进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据mtDNA控制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复原了日本冲绳岛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DNA，并对其与现代野猪、琉球群岛、日本岛、亚洲大陆等地家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古代猪系东亚家猪血统，与琉球群岛的本地野猪相关；清水贝丘（shellmidden）遗址弥生－和平时代，Yayoi－HeianPeriod出土的猪，出现一个独特核苷酸的插入现象，表明其与琉球群岛的现代野猪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弥生－和平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亚洲大陆的家猪已被引入到冲绳岛。综上所述，不难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古代DNA技术，探索家畜起源及发展的工作必将日益增多。
存在问题
无疑，家猪起源的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众所周知，野猪经驯化演变为家猪，其过程极其缓慢。而在驯化初期，家猪和野猪间，形态上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完全没有差别。欲鉴别这一时期的家猪和野猪，主要依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动物考古学显得无能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术，原则上也同样难显其能。这一点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学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个单位点的分子标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揭示父系血统对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思考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显而易见，家猪的起源应当发生在初级开发型阶段，即驯化的开始阶段。
Price认为，所谓驯化，就是经过不同世代的变异积累和环境诱发产生的发育变异之后，一大群动物逐步适应人类需求和封闭环境的过程。Bruford等的驯化定义为：改变动物或植物的遗传特征，使之更符合人类需求的过程。Diamond则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固定的食物来源；2、生长相当迅速；3、在封闭环境中繁殖；4、性格柔顺；5、不易惊慌等。以上学者的意见，可将家畜的驯化条件归纳如下：1、动物在人类的干预下经过世代的积累；2、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其食物主要来自人类的供给。显然，如何采用科学方法判断这两个条件是否形成，当是探索家畜起源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有如下四种方法：
1、食性分析。相对而言，家猪的栖息环境较为狭窄，其食物的来源也十分稳定，并与饲养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遗址出土猪骨为对象，分析它们的稳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与先民们的食谱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家猪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驯化初期，交通极为不便，文化交流颇为困难，猪只能近交繁殖。这样，利用RAPD、微卫星等多位点分子标记，可望捋清古代猪个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探明它们的世代和谱系关系。无疑，若发现有三代关系，即可推断猪已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