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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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M]，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当代区域规划导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3]刘静玉，王发曾，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J]，开发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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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科技迫在眉睫

(一)发展科技是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质是知识、信息、教育、技术与体制上的差距。现在的经济体制背景、市场竞争态势和对外开放环境等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情况下,如果欠发达地区只是简单地引进投资、开发资源,就会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使差距越拉越大。当前,欠发达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但其潜力相当大,因此必须高起点走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之路,依靠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欠发达地区提高产业竞争力必须要进行科技创新

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落后之处就是在于缺乏竞争力,而竞争力的缺乏归根到底还是会落在科技水平低下上。欠发达地区想要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唯一途径就是进行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不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的。

(三)欠发达地区需要依靠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主导产业形成

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形成切合自己实际的主导产业。科学、合理地确定主导产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对于欠发达地区更是尤为重要。所谓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某一阶段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起着导向性和带动性作用,并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技术进步能力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是创新的结果,对整个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主导产业的变化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从而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水平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增长速度慢,如果不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新的主导产业,靠大量消耗能源的资源型产业,靠农产品初级加工业等,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欠发达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是人与环境友好相处中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我国的既定发展战略。既要处理好资源、环境等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又要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等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技术、资金等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强化技术集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已成为欠发达地区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对欠发达地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议地方政府在科技资金和项目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给予更多支持

1、建议增设欠发达地区科技发展专项

地方科技部门应在科技专项上多支持欠发达地区,建议增设欠发达地区科技发展专项。对欠发达地区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企业进行扶持,对在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有亮点的中小企业进行扶持,这必将带动欠发达地区更多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和产品研发,使欠发达地区呈现出积极的科技发展态势。

2、从整体上对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发展产业进行扶持

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基地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投入不足等困难,希望在整体上提高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基地的科技项目及资金扶持,给园区提供更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科技对园区、对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和牵动作用。

3、适当放宽欠发达地区承担科技项目标准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每年都有科技项目立项,还有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对承担企业现有科技人员数量、企业现在的产值利税等指标都有严格要求,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发达地区企业相比缺乏竞争能力。希望能适当放宽对欠发达地区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及基金的标准,降低门槛,这样就能在项目总量上多支持欠发达地区,引导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二)欠发达地区应主动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希望地方政府重视推进产学研合作,采取更有力措施,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产学研的联合创造很好的外部条件。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利用区域内的便利条件,积极主动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

(三)欠发达地区对科技企业的招商要给予更优惠政策

现在各地区为了引进科技企业和重大项目,纷纷提供优惠政策,包括财政税收、投资融资、基本服务各个方面。欠发地区要想吸引企业落户,首先必须在基础设施上提供良好条件,保证“九通一平”;其次,欠发达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土地使用上给予科技企业更优惠条件;第三,园区能指导企业进行创新基金、火炬计划、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高技术研究项目、科技公关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高新科技合作、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申报;提供质量认证咨询、无形资产评估、科技信息服务;协助组织技术鉴定、产品鉴定、成果登记、报奖工作。园区聘请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咨询。第四,在税收优惠、科技奖励方面提供比其他地区更优惠政策。

(四)欠发达地区要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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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从而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动力机制之一：农村工业化推进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经营自，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但当时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却严重限制着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在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乡镇企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促进人口集中方面有着特殊的效果。同时乡镇企业也加速了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向乡镇工业小区区域内的转移。

二、动力机制之二：比较利益驱动

相对二、三产业而言，农业是一个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要受到市场和自然两种风险的双重约束。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要在非农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流向非农部门。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次产业逐步减少，二、三次产业相应增加。在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劳动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也必然导致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配置。产业转移主要体现为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空间转移主要体现为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村流向城镇和城市的转移。产业结构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的非农化和工业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导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集化、规模化，这实质上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当第二产业及人口的聚集程度达到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的“门坎条件”后，也将极大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进一步在三次产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成长”起来。

三、动力机制之三：农业剩余贡献

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等的剩余，是一种广义的农业剩余。农业对城镇化的贡献，一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料――产品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农业的就业份额、产值份额都在大幅度地下降，但人们所需要的食物仍然要来自于农业。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人们对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且，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料也直接推进了作为城镇发展动力的工业发展。二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市场贡献。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镇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使城镇化动力不断加强。三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要素贡献。城镇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资源的不断增加和集聚。除国家依靠行政力量强制使农业资源转向非农部门外，城镇经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由此提供的要素的高价格，也诱导着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生产要素是城镇化实现的基本条件。四是城镇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外汇方面的支持――外汇贡献。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可以为工业发展换回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所必须的外汇，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

四、动力机制之四：制度变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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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政府；市场

一、引言

自刘易斯（1954）的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经典研究以来，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一直以市场发挥作用的研究为主。然而，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更需要政府作用的积极发挥。

截至2008年底，民族地区城镇总人口为1399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8.32%。总体衡量，我国民族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其中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重庆市，达到49.99%，城镇化程度最低的是自治区，为22.61%。与全国的城镇化水平相比，2008年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水平7.36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18.4个百分点，低于中部地区4.6个百分点。

二、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1、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作用动力机制

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镇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引起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随着城镇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张，这样，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

市场机制作为城镇化中的重要机制，是城镇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要素和人口通过比较利益的选择在空间上自由流动和聚散，进行有效组合，不仅仅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还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产业转换与发展等方面间接地促进经济的规模化，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2、西部民族地区的政府动力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正处于形成和孕育阶段，自发力量显得不足，加快城镇化建设需要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

政府作用的动力机制表现为几个方面：（1）城镇化建设需要前瞻性的规划；（2）城镇化假设需要市场经济体制支撑；（3）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聚集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通过改善道路交通、邮电通讯、生活住宅等基础设施等条件增强城镇功能，确实发挥聚集生产要素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来增强城镇产业聚集和人口转移的吸引力；（4）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作用。；（5）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作用；（6）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发挥作用；（7）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镇化过程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3、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

城镇化过程中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镇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性投入，融资渠道单一，难以形成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城镇化建设中。由于资金短缺，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也很有限。因此，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应考虑多渠道筹集资金。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为政府提供更多税收，政府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其次，中央财政投入支持需要不断加大。

最后，充分发挥社会投资作用，积极为社会资本参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创条件。

三、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与东部对比

1、东、西部要素禀赋差异

人口密度与城镇化水平有一定的关联，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较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来说，城镇化水平高些。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口密集的地方多是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人口稀少的地区主要是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利、资源缺乏、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部，使得要素间的流动和转移在空间上滞后，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金的流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要素禀赋的差异拉大了东、西部城镇化的差距。

2、政策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提出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开发战略之后，九十年代又提出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的开发开放战略，进入新世纪，以天津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发展战略又走入台前。而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又一个国家战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把成渝地区推向了区域重点发展的国家战略。这样的点状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却用事实证明了这种有重点的重点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短期效应。

中国将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优先发展的重要区域，这一发展战略使中国东部沿海区域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稳定而快速的发展，但这更加突出了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落后，进一步加剧了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同时这也突出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滞后。

四、政策建议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在继续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采取综合措施，确保城镇化进程的长期、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科学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包括：

第一，加快实施统筹区域、城乡的城镇化推进体制和政策实施统筹区域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国家今后在继续推进东部地区城镇化、提高东部地区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应逐步将重点转移到目前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的广大西部地区。

第二，稳步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推进体制。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障碍，以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逐步推动目前处于分割状态的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并轨；加快农村土地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和进城创业、就业、居住的能力，促进城乡在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的一体化，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惠、良性互动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第三，积极探讨、实施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推进新模式，紧紧围绕市场化、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推进城镇化进程。

加快建设具有本地历史文化特点和地域特征的城市风貌，尤其应为本地商业零售、旅游观光、交通物流、民族小商品等特色服务业留足发展空间，将区域特色服务业培育成为支撑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促进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长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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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动力机制；农业剩余；比较利益；经济结构

R.M.诺瑟姆认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粗略的线性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就越高。然而，我国社会在长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这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离农人口‘两栖化’、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较大”等许多问题。据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程度，1985年为-28.1%，1990年为-24.6%，1995年为-27.8%，1998年为－29.9%。目前，我国城市化滞后状态不但没有改变，甚至还在不断发展，比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标准结构的城市化比率低了30%。发展中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而且完善我国城市体系，特别是加速发展小城镇更是我国城市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着重研究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如何推进城镇化进程做铺垫。

一、城镇化的内涵

关于城镇化内涵的讨论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的过程。

城镇化是指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过程。

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

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

城镇化，就是指“农村城市化”。

城镇化，就是指城市自身实现向更高层次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而成的生产函数向更高层次变革，向城市现代化迈进。城镇化可以分为迥然不同的“城市乡村化”和“乡村城市化”两个阶段。

本文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地区演化为集镇的现象和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村剩余生产要素的转移过程，即生产要素点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由于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为广大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如土地等）相结合，如果把每一个能够独立生产的生产要素抽象为一个点，则在空间上，在很广大的区域中农村生产要素以点状遍布整个区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结合在自然资源中的生产要素（大多为农村的生产要素）被排挤出来，自由地游离于社会之中，处于一种自由状态，而工业化的发展使城镇对生产要素也有现实的需求，在比较利益下，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对剩余生产要素产生引力，剩余生产要素向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聚集，向城镇聚集使城镇规模增大、城镇功能完善，向农村非农产业了聚集，使农村逐渐转变为城镇，这样城镇化过程随之发生。

二、城镇化的深层动力机制

农村城镇化运动的动力源于农业生产剩余生产要素的产生和社会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我们认为要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一方面，就是要解除对农村生产要素的束缚，使农村剩余生产要素处于自由状态，并同时具有较大的追求利益的动力；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镇具有容纳更多生产要素的能力，还要使对农村剩余和生产要素有更大的吸引力，并排除对农村生产要素流向城镇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城镇化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动力不足的情况，分析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构成，研究各个动力机制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强化城镇化的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启动机制

农村生产要素作为点依附在广大的土地上，呈现出分散状态。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农村生产要素受到束缚和限制，要实现生产要素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首先单个的生产要素必须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通过创造农业剩余一方面可以使生产要素从土地资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村剩余生产要素的总量。农业剩余包括农产品的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和农业资本的剩余。农业剩余是实现城镇化的前提条件，没有农业剩余，工业化、城镇化都是零，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启动机制。

一些有关农业剩余与城镇化的经典理论。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有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构成的。一是用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二是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现代工业部门。他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接近零或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现代生产部门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很低的固定工资水平下，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一直到农业部门由劳动力剩余经济开始变为劳动力短缺经济，国家进入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阶段。1961年，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的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这模型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成3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伪装失业者被工业吸收的阶段，以及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强调了农业对工业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扩张后新增工业劳动力对农产品的需求，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在鼓励工业部门扩张，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农业。亚当・斯密也说过：“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这些理论告诉我们，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基础，大量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实现城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发达国家成功实现城镇化的经验，农业剩余创造为发达国家城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使这些农民不得不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向本国城镇非农产业转移。这些农民被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英国的城镇发展提供农业剩余劳动力。“圈地运动”为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原始的农业剩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发达国家真正使农业与城镇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的主要途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之前，这场农业革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成为可能。第二次农业革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通过机械的引进和化肥的使用，工业反哺农业，农业在生产率和产量上均实现了新的飞跃。这两次农业革命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高速工业化之时，普遍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值以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农业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发展中国家尽管大部分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产品却还不能自给。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所需的农产品还不得不依赖进口。发展中国家工业高速增长难以持续下去， 农村日益陷于贫困的境地，出现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象。

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发达国家重视农业发展，使其为工业、城镇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农业剩余，等工业、城镇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反哺农业，为农业提供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等现代化装备，提高农业生产率，于是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农业尚未发展成熟之时，通过行政手段使农业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剩余，导致工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农业却停滞不前，最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都受到农业水平低下的牵制。我国就是长期以来采用偏重工业发展，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强制性让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剩余。这种对工业发展的偏重，导致我国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乡差距很大，地区差异很大。

创造农业剩余是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充要条件，是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启动机制。农业剩余为城镇的发展提供剩余的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生产要素，大量的农业剩余的产生使这些剩余要素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强大吸引力下聚集起来。这些要素向城镇聚集形成城镇的一部分，增大城镇的规模，增强城镇的功能；或者这些要素向农村的非农产业聚集形成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农村第三产业等，使农村向城镇过渡。要素无论是按这两种方式中的哪种方式聚集，最终都将产生城镇化的结果。没有农业剩余，作为生产要素点无法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点。这时工业化、城镇化即使程度很高，也会因为缺乏基本的要素支持而变成空中楼阁，发展不下去，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解决城镇化问题的前提在于要能创造农业剩余，要创造大量的农业剩余，要创造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获取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的发展，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比较利益是城镇化的驱动机制

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指出：农村劳动力移入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及效益的权衡。其中，强调决定迁移的是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人口学理论得出“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总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由生存条件差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转移，由劳动收益低向劳动收益高的区位转移，由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基本原因是比较利益差异所致，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所有的农业剩余要素都会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产生这样的流动规律。在这个要素流动过程中起主观能动作用的是几个相关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农民，他们通过对这个流动过程的比较利益与比较成本的权衡，决定最终的流动行为。在我国，城乡巨大的收入比较利益驱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现阶段出现农民转移不彻底现象，比如离农人口“两栖化”、“民工潮”等现象，另外还出现了“城市病”等问题。所以，要推进城镇化进程，也就是要加快农村剩余生产要素向城镇和非农产业流动的速度，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刺激相关主体的正向行为选择，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城乡的比较利益差异，而我国目前城乡的比较利益差异已经很大，并且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现在都努力争取如何缩小这个差异；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相关主体比较成本，提高城乡的比较利益。显然，后者是更为可取的。

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它有从农村迁往城镇的意愿，但是如果迁移成本较高，它可能会放弃迁入城镇的机会。城镇较农村有较多的优势，如便利的交通运输、通讯、信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技术的获得等等。城镇相对于在本村或本乡镇较高的土地使用费，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而在村、乡、镇由于地处偏僻地方可以获得较多的逃、避税收的机会），城镇较高的环境指标要求导致企业必须支出较高的污染治理费用，解决职工的生活住宿支出的费用等等。那么企业如果想迁入城镇，它必须权衡收益与成本的差异。迁移一次企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土地审批，到厂房建设，机器设备搬运，工人招收，大小事务，企业主不仅要有相当财力的支持，还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同时，企业主在本地已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网络，便于生产经营工作的开展，这些社会关系也会被企业主计算在迁移成本之内。因此，没有长远的打算和更大的发展目标，一般的企业主是不会做出搬迁决策的。所以要采取一些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措施：千方百计降低迁移企业的土地成本，对企业迁移给予一定补偿政策。

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应该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迁移成本。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过程中出现了离农人口“两栖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等现象，这是因为农民实际上也是“经济人”，有趋利的动能，他们会对转移的成本和收益做出一个比较。可见尽管城乡比较利益明显存在巨大差异，城镇就业机会较多、工资收入较高、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较好、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但他们还是会在比较转移的成本与收益后决定是否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有现实成本和隐形成本。现实成本是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变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农民进城所需支付的住房购买费（或房租费）、城市生活的交通费用、城镇生活货币化进而生活费用提高的费用等等，隐形成本包括农民要放弃依恋已久的土地，离开熟悉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环境等等。农民向城镇转移成本是直接的，短期内就要付出的，而取得的收益却是不确定的，因此，农民向城镇永久性转移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如果这个风险超出了农民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围，则农民很可能就会放弃向城镇转移。尤其是当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不稳定，农民收入水平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滞后，农民进入城镇后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城镇化的渐进性就更加明显，甚至有可能停滞。国家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人口培训和素质教育等措施降低农民迁移成本，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来达到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的。

总之，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别是直接推进城镇化的驱动力，但是由于过高的迁移成本这一进程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使城乡比较利益差别对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受到了限制。通过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相关性主体的迁移成本，才能使比较利益的驱动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经济结构变革是城镇化的持续动力机制

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要使城镇化的进程持续、快速、健康的推进，经济结构的变革才是真正的持续推动力。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变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劳动力的工业化和非农化；二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农村非农化和农村工业化。据统计，1989年我国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提供的净产值，分别只有采掘业的15%，制造业的14-64%，初级基础设施部门的17.8%和服务业的37.l%。平均而论，每向非农产业转移一名农业劳动力，可增加1979.4元净产值。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如此悬殊的差异，还将在较长时期继续存在。经济结构变革是要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在推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一、二、三产业的聚集、关联和协调发展，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扩展和升级。一是非常重视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二是重视二、三产业的转换和升级，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传统产业的知识化改造。三是重视农业的现代化。前面提到过，农业为其他产业提供农业剩余，农业自身的发展是不能忽视的，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结构变革，为城镇化提供持久的动力。经济结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将伴随着城镇化步伐向前推进，持续不断地为城镇化创造动力。

1、工业化（包括劳动力的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持续动力。在我国工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工业化也较城镇化的程度更高，城镇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镇化过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的聚集和扩散的统一。农业剩余的创造使各种生产要素解放出来，自由流动。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聚集，没有产业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聚集经济，产生城市；没有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关联，城乡之间的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农业剩余为城镇化创造了前提，比较利益驱使自由流动的要素向城镇聚集，而工业化对这些自由流动的要素产生了强大的聚集力，使这些自由流动的要素不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工业的发展能带动当地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的跨越式增加，会吸引众多趋之若鹜的外地人到来，一些外地人直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大企业或中小企业效益的增加，促使地方财政收入的直线上升，财政收入又会反馈到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当一个区域成为越来越适合企业生活的优质土壤，受利益驱动的上下游产业和竞争对手都会来寻找更大的利益，经济中的“乘数效应”就会让当地经济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城镇的工业化必然增强城镇吸纳生产要素的能力，扩大城镇规模；如果是农村工业化，必然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渐渐由农村转变为城镇。城镇化也就随之发生。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它对农业剩余的生产要素聚集作用非常大，它符合了农民的恋土、恋乡的心理，对农业剩余生产要素产生强大的吸引力。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从1984-2002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由5200万人增加到1.3亿人，年均吸纳433万人，职工总数占到农村劳动力的27%。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速度放慢、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现下降趋势。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阶段性成功典范，但却搁浅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和教训，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

2、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化提供又一持续动力。有学者提出“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最大推动力”。发展经济学指出，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已越来越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发展实践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高于与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动力。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一直比较落后，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左右，低于国际上同收入组别的国家近20个百分点。正是这样，我国的第三产业将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具有资本密集程度低、人力密集度高、就业弹性大、容易进入等特征，因此，第三产业将具有更大的聚集农业剩余生产要素（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学者们普遍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转呢，如果往城市转，城市人口现在也面临前下岗失业，也有着同样的就业难的问题，而第三产业已成为为就业的主渠道。据报道，1990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是18.5%；到2001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7.7%。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说，这证明我国就业结构逐步改善，第三产业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要提高城镇化的程度，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加快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经济变革，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能给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其他生产要素聚集创造巨大的空间。它的发展将与城镇化过程一起，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

三、城镇化的直观动力机制

上文分析了我国社会城镇化的深层动力机制，这些深层的动力机制外化为以下几个直观的动力机制。我国城镇化的直观动力机制是多元化的，城镇化过程就在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我们必须分析清楚哪些是向心力，哪些是离心力；应该强化向心力，弱化离心力促进我国社会城镇化健康、快速的发展。

城镇自身的吸引力（收缩力）。城镇较农村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城镇有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娱乐设施、受教育的机会较多、生活水平和生活品味较高，城镇经济文化的多元性，也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可能；同时，相对农业而言，第二、三产业比较利益较高，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城镇吸引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经济要素向其集聚；因此，城镇化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总而言之，城镇自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通过示范效应对周边农村发生作用，它是社会城镇化最直接的动力。

农村趋向城镇的聚集力。农村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趋向城镇化的强大聚集力。随着我国农村的实行，农民获得了经营自，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变化，农村劳动力向乡镇工业小区区域集中，加速了资本、信息、技术、等经济要素的聚集。最终，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增强了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使农民过上与城镇居民无多大差别的生活，为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经济要素不断集中，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城镇化的一个过程，一些非农产业发展较好的乡、村就可以直接转变为城镇，或者成为准城镇。

城镇对农村的扩散力。在农村的经济要素不断聚集的同时，城镇的经济要素也会向周边农村渗透，城镇对农村的这种强大的扩散力也是推动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城镇经济发达，生产社会化水平高，科技实力雄厚，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它对其周边农村具有扩散力，可以在较短时间里，以比较低的费用，组织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与物资集散，并以其生产、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影响其周边地区，从而加快乡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城镇可以通过“城镇兴龙头，农村建基地”的方式，把资金、技术、信息扩散到周边农村，培植龙头企业，开拓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与周边农村资源共享，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

中心城镇对周边城镇的吸纳力。随着城镇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功能的不断提升，中心城镇应运而生。中心城镇规模得到扩展，城镇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城镇职能得到加强，向周边地区辐射和吸引能力不断增强。在中心城镇的作用下，周边的城镇不断向中心城镇合并，或者围绕中心城镇形成“城镇群”。某些地区还通过实施中心城镇联网辐射与边缘城镇突破战略（中心城镇一致行动，协同发挥作用，以中心城镇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包括中心城镇之间的小城镇一同发挥辐射作用的一种战略），以缩小和逐步消除处于这些城镇周围的不发达地区，实行空间整合发展，充分发挥城镇在区域整合中心作用，形成以中心辐射区域，以区域促进中心的互动态势。这些在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都是十分可取的。通过充分发挥中心城镇对周边城镇的吸纳力，强化了城镇的“极化效应”，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阻碍城镇化的离心力。城镇化有着其深刻的动力机制背景，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发展，形成阻碍城镇化的离心力。这个离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长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城镇化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进行制度创新，下决心改变二元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离的各种制度，尽快疏通联结城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渠道；并采取改革户籍制度，明晰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二是城镇化与失业贫困的矛盾。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一方面，城镇化的加快可能加剧城镇失业和贫困现象；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面临最大的制度约束，失业和贫困这些最终需要持续发展来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们应该探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这对尖锐的矛盾。三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成为阻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解决城镇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搞好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做到小城镇的相对集中和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科学编制、严格实施小城镇总体规划。另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还有许多诸多交通拥挤、社会秩序较难维持等问题出现，成为我国社会城镇化的阻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为城镇化道路扫清障碍，削弱或削除阻碍城镇化的离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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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伍世代,李永实,郑新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机制研究[J].福建地理,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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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工业经济；动力机制转换；分析与研究

在社会的发展中，工业的生产是国家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以及生产率等方面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是国家打造经济升级的关键所在。而我国的经济同我国的国情一样都处于发展中阶段，工业的内外不条件在根本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结构失衡就成为了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路上的阻碍。所以将工业经济增长动力体制进行有效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实现新型驱动增长模式，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建设再添光彩。

一、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形成的原因

就现在的形式来看，中国工业经济投入主导的增长动力机制的根源就是政府的主导和投资驱动的增长。在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对当地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控制，为了提高当地区域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下发了各种优惠政策，希望能够大力的引进投资来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这样就会更一步的突出了政府的主导能力以及投资驱动的工业增长方式的特点。因此就进一步形成了以资本要素投入主导型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

二、我国目前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缺点

1.降低了增长效率，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为了给工业投资提供价格获得更低的资源，就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这样长期以往就会严重阻碍的工业经济的增长效率。然而对工业投资进行地区性的财务补贴或是提供一些惠民政策，就会导致地区行产能过剩的问题加重，使地区资源的负载压力过大，工业生产性资源在整个工业产业中是配置效率有所降低。另外，地方性补贴的竞争和资源低价竞争就会给一些效率较低的企业获得重新生存发展的机会，就使得本应该被竞争淘汰的企业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就在根本上阻碍了企业在市场竞争竞争力上的优势，所以说，这种方式不仅使好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且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讲对资源也是一种严重的浪费。

2.降低工业内的资源配置

在工业经济的发展中，与上述引进各类工业等现象相反的一种极端方式就是政府抑制或直接淘汰那些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政府部门对资源要素有一定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决定土地矿产等资源在工业内部或是企业之间的分配和调动，另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在具有新工艺、新技术的企业中进行重点的扶持和帮助，进而就加快了一些效率较低或是生产方面落后企业的灭亡速度。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则，还造成了不顾自身发展情况而盲目的去追求新工艺、新技术的现象，将一些市场中的需求商品逐步归类为淘汰商品，不能够很好的根据需求生产的发展呢原则进行工业的生产，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竞争力的发展，降低了工业内的资源配置，从而加重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三、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缺点的建议和对策

1.政府要对市场制度进行合理的完善

政府在下发一系列政策时，首先要理清工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将原有的政府主导要素分配的局面进行有效的改革，使市场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中 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其次要推进地区的制度，明确土地产权，根据国家的相关国定对土地的管理进行合理有效的完善，防止要素的价格不合理等现象的发生。

2.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

政府要让市场发挥出优胜劣的作用，积极的创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就使企业在不断创新中改进其生产效率。要想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就要将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和程序取消，让不同规模的企业也要拥有合理公平的竞争机会。与此同时，要保障企业的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且要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政府还要防止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确保企业能够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也使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更加的和谐，企业的发展在其作用下更加辉煌。

四、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的同时，工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新。我国的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发展的好坏就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业企业要想能虺ぴ兜姆⒄梗就要适应当代的经济发展需求，将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进行一定的创新。就目前而言，政府主导以及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才是阻碍工业增长效率的根源。所以，政府必须在市场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管理体系，让市场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促进技术的创新。

参考文献：

[1]江飞涛，武鹏，李晓萍.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J]. 中国工业经济，2014，05：5-17.

[2]原磊. 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J]. 中国发展观察，2014，07：16-19.

[3]来佳飞，杨祖增，冯洁. 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转换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6，04：144-147+1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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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驱动我国城市郊区化行为主体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城市郊区化是由政府、 企业 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空间行为选择过程，并探讨了新经济时代南京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开发区与大学城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 交通 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等均是推动新经济时代南京城市郊区化 发展 的重要因素。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是指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表现为人口、 工业 、商业、服务业、办公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关于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往大多是从制度改革、城市规划、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等宏观角度探讨，而城市郊区化机制应该是宏观(政府)、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本文试图从驱动郊区化的行为主体的角度来探讨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知识化、信息化和 网络 化，使世界经济重新组织，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新构建[2]新经济的核心变化是由一个传统的以实际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向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可以认为是一种明显的知识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成为郊区化不可忽视的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受新经济和全球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因此，以长江三角洲“三极”之一的南京市为例，研究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现状

南京市位于我国3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苏省省会和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截至2002年6月，南京市域的行政区划由11区2县组成，市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白下区、下关区，郊区包括雨花区、栖霞区、六合区、浦口区和江宁区，其中浦口区和六合区处于长江以北。改革开放以来，在旧城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政策推动下，以城区人口、工业企业和部分城市功能向郊区扩散为主要内容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

南京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郊区化和人口郊区化以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趋势。工业郊区化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同时，在外迁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造；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它们外迁的主动成分比较大，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市属国有企业从2000年初到2003年底，主城区累计迁出工业企业达到114家，迁出工业用地面积达97034万m。，大大改善了以往主城区人口过密、交通紧张、房屋陈旧、设施落后和环境质量恶劣的状况，并使城市用地有所调整，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在人口郊区化中，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虽然城区的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年份都有增无减，但随着城区原有部分人口向郊区迁移，对城区过密的人口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整个城市人口分布趋于合理。此外，随着人口和工业的郊区化，商业郊区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部分商业如便利店、仓储超市、大型专业店等开始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中，如在江宁区的双龙街附近就集中了许多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包括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仓储、家居、装饰建材超市。

二、城市郊区化驱动的行为主体

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除了传统的制度、政策(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及户籍制度)作用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以及城市郊区化进程[3]。鉴于此，驱动城市郊区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见图1)。

(一)政府

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促进城市郊区化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可经营的土地面积，如2000年以来南京大规模撤县设区，兼并了周围的江宁县、六合县和江浦县，使其市区面积扩大了3702krn。，这些被兼并的县(县级市)大多成为具有强劲发展活力的城市新区，成为城市政府推动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聚集的热点板块。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了城市郊区范围与郊区化进程的急剧扩张。为了提升郊区的土地价值实施城市经营，许多城市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设施布局在郊区。同时，通过制定多种政策来促进郊区发展，如对开发区内的外资企业实施零地价甚至补贴地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促进郊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

(二)企业

企业区位迁移和投资行为对城市郊区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促进了城市内部土地结构的优化，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用地等)，使大量的企业向郊区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所带来的产业布局大调整，城市郊区已集聚了大量从城区转移出来的传统产业。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企进入。此外，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于零售企业，它们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纷纷兴建大型购物中心，推动了大城市商业郊区化的进程。

(三)个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郊区化是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因旧城改造而导致的城市居民的被动郊区化)，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不同之处。郊区普通商品住宅开发相对于城区同类住宅往往价格较低，这对于城区人口尤其是工薪阶层有较大的吸引力，一些在城区工作的人员便选择在郊区购房，从而促进了人口的郊区化。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郊区新概念住宅的开发建设及其优越的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便捷的交通使得一部分居民倾向于在郊区购房。此外，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区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一些城市富裕阶层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新经济时代是南京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除了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经典郊区化因素以外，新经济因素对南京市郊区化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如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许多新概念住宅建设，以及以大学城为主的高级竞争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一)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

在新 经济 时代，空间已成为城市 发展 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和一种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经营手段以及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工具。城市规划的意义也实现了从传统的安排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手段向 现代 的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公共政策的飞跃[6]。南京总体规划都市圈城镇结构为“主城一新市区一新城”，即主城，东山、仙西、江北3个新市区和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洲、永阳、淳溪7个新城。“一主三副”的城市格局以及南京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郊区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7]。此外， 交通 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也导致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迁。随着南京地铁1号线建成，以及地铁2号东山出口的建设，进一步拉近了主城与郊区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使其与主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愈加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在建的地铁1号线南延232程又将使江宁与主城区之间实现无缝联系，主城区的232业、居住、 教育 、科研、市场、 旅游 休闲等功能将进一步扩散到江宁区，大大促进郊区化的快速发展。

(二)大学城和开发区建设

大学城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寻求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自1987年南京大学自筹9100万元在浦口大学城征地56．67万m。建立新校区，拉开了浦口大学城建设的序幕以来，南京市又先后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兴建了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这3个大学城规划占地面积60km。，在校学生规模约37万人。大学城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其对人口的拉动作用，高校学生、教职员工等在此聚集，将进一步带动房地产、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逐步扩张的态势，进而分担主城区压力。大学城的建设还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布局范式，大大延伸了南京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现代化城市新的卫星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的郊区化进程。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知识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产业空间，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大大促进了城市郊区化进程。20世纪90代以来，南京先后建成了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开发区，江宁开发区内又包括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n-学园和华商科技园。开发区的建设引起了人口与产业在区内的集中，加快了城市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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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影响；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调控对策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中国整理）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

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中国整理）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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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推拉理论；城镇化；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880(2011)04-0083-02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据《我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指出，1996—2005年，我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人，2006—2009年，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数量大约为1500万人。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预计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将处于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预计到201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

(二）城镇化发展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大为改观

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36.2%，与工业化率的差距缩小到4.1个百分点；2003年，城市化率达到40.5%，超过工业化率0.1个百分点；2005年城市化率达到43.0%，比工业化率高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开始稳定超过工业化水平。200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3.9%，高于工业化率0.8个百分点，到2008年已经高出工业化率2.74个百分点。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已经基本适应。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差距在逐步扩大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整体水平仍呈东高西低态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城市化发展水平看，2008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55.9%，西部城镇化率为38.3%，东西相差17.6个百分点。具体到省、市、自治区，除四大直辖市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广东省已经达到63.37%，最低的只有22.65%，两者相差近41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东部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扩大趋势不但未有改变，而且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

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过分注重数量和规模，忽视质量与效率，只要速度和规模，不要质量和效益，不顾成本。有的城市人口过度聚集，超过了城市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大城市过度膨胀，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育不足；“城中村”、“垃圾围城”城市品质较低等问题大量存在。

二、推拉理论视角的动力机制

(一）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雷文斯坦(E．Ravenstien)提出来的，他认为经济动力来源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推力，主要有技术替代对劳动力的排挤，农业收入的资本积累，市场分配中农业收益较低和农产品深加工的需要等；另一方面是城镇的拉力，表现在城市经济的高回报率和聚集性特点，就业机会选择余地大，生活条件优越等。在这两个力的共同作用下，城镇化不断向前推进。

如图1所示，农村通过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则通过在为农村提供工业品，提高生产力，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拉动城镇化进程。经过推力和拉力的结合，城镇化呈现出两种表现形式：内在表现为产业结构转变，这更多地归功于城镇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外在表现为城镇变大农村变小，这根源于城镇不断地在人口、地域和生产力方面向农村扩展。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1.农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

做好农牧业建设发展工作，对于农牧区发展、农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城镇化的初始动力。(1）城市化需要农畜产品的稳定供给。庞大的城镇人口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来满足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肉、蛋、奶、蔬菜、粮食等农畜产品的需求不仅需要数量上的保证，更需要质量上的不断提高和不同季节的稳定供给。(2）产业升级需要农牧业发展支撑。(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大力发展农牧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涵就是要促进民生的改善，要以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为目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百姓收入，挖掘百姓提高生活水平的各种需求，提高农牧民消费能力。

2.工业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是惟一生产现代化劳动手段的部门，它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在当代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工业可为城镇化提供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供工业消费品；它还是城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能为城镇化提供资金支持。除此以外，工业的发展还是巩固城镇的物质基础，是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推动农村向城镇过渡的根本动力。

3.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

首先，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交通、通讯、教育、文化、体育、旅游、娱乐、饮食、商业、信息、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育程度，本身就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指标，只有加快对这些部门的改善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改变农村面貌；而且这些产业往往不受耕地资源的局限，发展领域广，就业容量大，积累资金快，能为小城镇建设积累资金，使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生产设施、服务设施和居民住宅等都得到科学、合理的安排。其次，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资源贫乏，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较大，农产品生产利润率又较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并存，这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拉长了产业链，促进了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李扬扬:关于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三、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2011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我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化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三农”问题在“十二五”期间还是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视：

(一）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对我国的农民工，特别是对其中的年轻一代在城镇落户口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目前面对农民转为市民的迫切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民工就医、受教育等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推进户籍制度和廉租房制度的改革，这是扩大内需和维护稳定的必要条件。建议在改革户籍制度方面，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允许并鼓励人口自由流动，促进农村剩余人口转移。

(二）鼓励民间投资

不管是工业还是第三产业，若想推动城镇化发展，则必须放宽市场投资的准入，创新投资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存在，与城镇化结合，增强投资的内在约束，提高投资效益。现在有些城镇已经开始发展村镇银行，目的就是要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资渠道，探索城镇化建设资金的吸纳方式。

(三）完善农村经营体制机制

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应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

(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农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因此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农业机械化。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促进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规模种养，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参考文献］

［1］高永久．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及社区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5(9)．

［2］付晓东．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M］．新华出版社，2005: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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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旅游城市化”（tourism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注重享乐，pleasure）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1]。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国的旅游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旅游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王冬萍认为，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内容。在黄震方等人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的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陆林从城市化角度，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用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旅游作为现代享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朱告界定的旅游城市化不仅仅是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更主要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过程。包括：（1）旅游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强和城市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2）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变化，是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综合体转化的过程；（3）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李璐芳则在王冬萍所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旅游城市化的含义作了如下描述：将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来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城市的旅游功能，促进城市建设，繁荣城市经济。安传燕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把旅游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动力来促进区域城市化的一种过程和现象。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城市的景区化和景区的城市化。

二、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

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的形成机制总结为以下几点：（1）城市化进程的带动；（2）城市本身的载体作用；（3）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4）政策机制；（5）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从内在拉动力和外在驱动力两个方面对旅游城市化动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本质上符合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具体来说，旅游需求拉动旅游城市化，旅游供给推动旅游城市化。一系列旅游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也促进了旅游城市化进程。此外，与旅游相关的活动以及旅游行业本身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娟以九华山为例，对当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城市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产生。除了城市化进程的带动因素外，旅游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还包括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的行为规律和偏好、政策制度以及区位交通等因素。吴国清认为，城市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城市的食宿、娱乐、休闲、通讯、购物等设施比较发达，为旅游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受闲暇时间、经济支付能力、交通等因素影响，多数城市居民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仍将目标锁定在城市或城市近郊。

三、旅游城市化模式及特征

将中国的旅游城市化模式总结为黄山模式、曲阜模式和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他认为，黄山作为一个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类城市，其旅游城市化进程极具典型性。曲阜的旅游城市化与黄山模式不同，从时间上看，曲阜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从空间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区景点则分布在城市（旅游区）内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他还从武陵源这一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的典型例子中，概括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经济利益驱动，景区景点行政管理条块分割，行政支配旅游经济，景区景点与居民村落连为一体，以及当地居民对景区景点的依附关系。

吴国清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模式总结为多核心+网络化模式，作为中国城市化发育最快的地区，长三角已初步形成了由多城市区连绵而成的多核心城市密集地域系统。同时，一个网络化的经济环境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国内区域性合作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区域旅游必然会形成区域内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亦使得区域内的旅游经济中心趋于分散化。

四、旅游城市化实证研究

王冬萍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现象在吐鲁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质量提高。旅游城市化使吐鲁番城市地域扩大并延伸，推动了吐鲁番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促进了吐鲁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色的鲜明化。

朱告以桂林为例，指出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认为城市旅游化是城市旅游供给方面为迎合旅游需求做出的适应性举措。随着大众旅游逐渐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文化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完善的综合服务配套，人们的这种需求带动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到来，在服务设施的使用上，市民与游客发生了冲突，城市原有的比较优势弱化。因此，城市就需要进行旅游化建设，为旅游发展做好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如在城市的标示系统、城市的人性化服务设施配套、城市的风貌保护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优化城市的旅游形象。同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接待地和旅游目的地转变的过程，而城市的旅游化建设则是城市为了树立和强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桂林的旅游“城市化”正是桂林城市“旅游化”的必然结果。而桂林在完成了城市的旅游化建设之后，随着城市形象的极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旅游的城市化。

焦华富以九华山为例，分别从经济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进行了研究，指出九华山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经济方面的正、负影响都有明显的感知，主要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提高房地产价格，导致物价上涨。在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而对其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对其生活设施、教育环境、医疗条件以及娱乐活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只有少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破坏了当地的淳朴民风，甚至导致犯罪率上升。在环境影响方面，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较弱，但对其负面影响感知强烈，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感知更强于对自然环境的感知。

李璐芳对大连市旅游城市化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已成为大连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与此同时，大连旅游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本地人不断被边缘化；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规划存在不合理因素等。

吴国清认为，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是以城市为依托，实现沪宁杭旅游互动是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过程当中，旅游城市化将成为必然。

葛敬炳对丽江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化相比，丽江旅游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丽江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2）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丽江城区逐步演变成以大研古城为重心呈“扇”形发展；（3）在城市建设用地上，旅游业用地增长迅速，大量城市绿地被侵占；（4）旅游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丽江人口城市化过程，旅游业成为丽江市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5）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超常规发展。丽江旅游城市化机制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参与以及旅游消费。葛敬炳认为丽江的旅游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化现象。

五、旅游城市化的影响

朱告指出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已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李璐芳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和功能，优化城市的文化氛围，并且是城市再生的重要动力。

李芸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城市化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城市用地剧增，不断蚕食和破坏风景名胜区；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环境和景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意境不协调。

黄振方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问题，例如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淡化，以城市开发代替旅游开发，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开发利用不合理，缺乏整体协调机制；不当的游客行为和旅游活动使旅游资源与环境质量下降；景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系统失调；旅游资源与环境管理和保护力度不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