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才振兴乡村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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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古代文学课程 人文素养 国学教育

在《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文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希望学生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1]可见，青年学生是未来改革社会的中坚力量。要使青年学生担负起社会责任，在大学阶段除了知识教育之外，还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大学阶段各门课程中，古代文学课程在学生健全人格养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古代文学课程应该教育学生树立以下几种人生理念。

一、教育学生养成强健的身体

大量调查报告显示，今日相当数量之青年学子不喜欢运动，大量时间在电脑上冲浪或者触摸手机屏幕，因此，部分青年学子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青年学子之身体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话题。“东亚病夫”是中华民族的一段痛史，国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学子，所以，今日之大学生无论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应以养成强健之体魄为人生之头等大事。强健的身体就个体而言是其健全之人格、宽广之胸怀形成的基础，也是个体服务社会、贡献民族国家的前提，所以认为：“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今之学校中，盖咸知注视体育者，但国人之惰性甚深；致学生仍不得充量以提倡。”[2]从个体角度而言，认为只有身体健康的学生才能有健全的精神与思想，否则，个人的思想、理想则无从谈起。说：“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癌疾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1]“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1]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身体健康是个体献于国家社会的前提。个体的健康关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青年学子是民族未来之希望，健康之体质是他们能够担负社会责任之前提。要实现“中国梦”，青年学子的身体健康问题不可忽视。由此可见，今日之大学生若没有健全的身体则个人幸福、个人于国家之贡献无从谈起。

健康体质之养成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以古代文学家之生命遭际为例教育学生，要让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健康体质之重要性。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教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3]认为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梁漱溟说：“知识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进术，而后知识技能才得有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而后其功用乃著。生命消沉无力，则知识技能一切谈不到；而果得生命活泼，亦自然知所进求运用，正自不难著其功。”[4]在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身体方面尤为重要，没有身体健康则一切智力活动无从谈起。其次，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生命在于运动”的人生观念，让运动成为青年学子生命即日常生活之一部分。说：“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成。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1]良好民族性格的养成以国民健康的体质为前提，要让运动成为青年学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我们的国民才能成为有良好素养的国民。顾炎武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学业与运动应该并行不悖。再次，要形成健全的体魄，必须求生活有规律。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有规律生活的理念。钱穆回忆自己二十几岁时的读书情形说：“余体弱，自辛亥年起，几于每秋必病。一日，读日人一小书，论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当努力讲究日常卫生。余时适读陆放翁诗，至其晚年作品，心中大奋发。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5]饮食有节，起居有时，力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追求日常生活的规律化，这样才能有健全的体魄。

二、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心性修养

大学生的心性修养主要包括坚韧意志和勇气两方面：

首先，从古代有成就的文学家的经历中我们知道，古今能成大事者，必有过人之意志，士之读书治学亦然。王国维说：“要之，我国人废学之病实原于意志之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说运动狂，说嗜欲狂，说自杀狂。”[1]钱穆回忆自己二十几岁时的读书情形说：“然其时余已严定规律，每日必读新书，必求能日知其所无。架上书尚多未读，心中欲读书更无尽。不欲为此一端自限，妨余前进之程，乃终未敢恣情于此，勒成一书。唯此《墨经解》与《读墨解》之两稿，则常存行箧中，至今未忍抛弃。偶一检阅，当时孤陋幼稚独学无友之艰苦情况，犹涌现心头。既以自惭，亦以自奋。余之终幸得免于孤陋幼稚之境者，纵不足以自满，亦可得以也。”[5]乾嘉学风成为历史绝响，近代以来民族整体学风浮躁，遂造成当代学术大师缺乏的现状，为复兴民族五千年的光辉文化，振兴国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养成青年学子之坚韧治学意志，振兴民族文化的梦想才有希望。

其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树立坚持真理的勇气。说：“科学之事，困难最多。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实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即叮于科学中养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其二，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1]任何重大学术成就都是在经历艰难困苦之后形成的，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青年学子养成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任何学术观点的坚持都要受到世俗社会的批评，青年学子要有勇于坚持真理、不畏世俗批评的勇气。

三、教育学生要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

章太炎认为：“道德的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恨极也。”[6]梁漱溟认为：“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冶的核心。”[3]上述“道德”和“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指传统文化精神而言。今日大学生之自我日常道德修养自不待言，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整体民族道德风尚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应该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定信仰。梁漱溟说：“中国原来是需要宗教的；但为有了孔子就不需要它。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有灯亦不亮一样。”[4]梁漱溟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灯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灵与精神的灯塔，在社会物质文化极为发达的今天，古代文学教学要让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灯塔永远屹立于每位大学生心中。

其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在我国物质文化极为优越之今日，青年学子要力戒自满、骄傲之心，内心始终具有对民族文化之危机感，只有这样，民族文化的火种才能绵延不绝。说：“中国的文化在两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里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迅速发展。美利坚合众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要落在学生的双肩上。”[1]时至今日，我们民族文化已走出了近代以来的窘迫处境，但是，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民族文化之将来处境如何尚在不确定之中，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青年学子心中有对民族文化之危机感，这样或许民族文化的振兴才有希望。

再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尊师。在大学校园中，教师是知识的化身，教师是青年学子的精神楷模，一个不尊重老师的人，我们希望他尊崇传统文化、报效国家恐怕是空想；相反，一个尊敬老师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才有可能和同事友好相处，才有可能有责任性、善良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的良好风尚，“一九二六年，康有为逝世，新会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有来会吊者，叩头还礼，有如孝子”[7]。钱穆回忆章太炎北京讲学的情景说：“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做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学今文家言，而对太炎首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大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5]可见，民国时期的大师无一不尊师，尊师是青年学子良好道德情操的基础，古代文学教学要培养学生尊师的良好道德风尚。

四、教育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风

学风浮躁是影响当代学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王国维说：“治新学者既若是矣，治旧学者又何如？十年以前，士大夫尚有闭户著书者，今虽不敢谓其绝无，然亦如凤毛麟角矣！夫今日欲求真悦学者，宁于旧学中求之。以研究新学者之真为学问欤？抑以学问为羔雁欤？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然今则何如？”[1]批评了当时浮躁而不求真的功利主义学术风气。王国维说：“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1]批评了厌学而不乐学的学术风气。古代文学课教学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发扬以下几种精神：

创新精神。王国维说：“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不适于为学，非与人闲话，则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亦不适于为学，非枯坐终日，亦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今奈何一国之学者而无朝气、无注意力也！其将就睡欤？抑将就木欤？”[1]学术进步的灵魂在于创新，如果做不到学术创新，那么学术研究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古代文学教学应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发扬创新精神。

科学精神。清代乾嘉学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评乾嘉学者曰：“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8]周勋初评胡小石先生的学术成就时说：“总的说来，小石师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继承了清代朴学的成就，而又能用现代各种学问丰富和充实，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和提高，不论是日常谈话或办事，都能显示其条理的明晰和见解的深入。而他又具有诗人的气质，一身兼文学与科学之长，因此他的讲学才能这么动人，治学才能这么精深。”[9]由此可见，要想在学术研究中成一家之言就必须发扬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思辨精神。认为清人治学的弊端在于“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故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以致在社会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执指出：“两千年来的古学都犯了没有条理系统之病。”[10]当代学术系统完备、条理分明，但是现代学术的成果却不能超越前人，现代学术之弊端在于太有条例太有系统而缺乏思想。因此，古代文学课程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做到逻辑与思想并重，这样才能在专业领域中成为大家。

知行合一的实证精神。梁启超说：“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1]任何理论都要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产生实际价值。因此，古代文学教学要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证精神。

五、教育学生要有宽广的文化胸怀

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大学生要正确对待世界各国文化遗产。说：“在野蛮时代，仅知爱自己及与已最接近者，如家庭之类。此外稍远者，辄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举，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进，爱之范围渐扩，然犹不能举人我之见而悉除之。如今日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溥。”[1]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有偏见，凡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均须持虔诚之心。

关于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章太炎反对以西方文明为标榜，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运，所以自甘暴弃。”[11]“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一种偏心，用这种偏心去看问题，就会专去依傍他人，看不见自己学说的精思妙语……”[12]章太炎反对在学术研究中崇洋。同时，章太炎主张对外国的学说应该抱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他说：“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有现成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12]取别国学术之长，补本国学术之短，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梁漱溟认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13]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待西方文明的正确态度。

总之，国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学子，今日之大学生无论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应以养成强健之体魄、高尚之情操、良好之心理、求是之学风、全面之知识为人生之头等大事。以上这些方面是当代大学生健全之人格、良好之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当代大学生服务社会、贡献民族国家的前提。因此，古代文学课在教学中应该以培养学生上述良好品质为切入点，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邓九平.中国文化名人谈治学上册[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7，4-5，5，5，32，2-3，5-6，31，31，31，22，3.

[2].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45.

[3]梁漱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M].上海：开明书店，1946：68，95.

[4]梁漱溟.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教育论著选读[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35，73.

[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88，90，187.

[6]章太炎.章太炎选集注释本[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295.

[7]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J].社会科学战线，1981（1）.

[8].胡诗文集第二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1.

[9]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8.

[10]国学季刊[J].1923（1）：13.

[11]章太炎.演说录[J].民报，1906（6）.

[12]章太炎.章太炎民主主义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