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退二进三”； 规划管理；改革管理体制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指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或由城市向郊区过渡的地带。城市边缘区位于已建成的外城区的边缘，表现出明显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乡经济混合增长的特征。当前，我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已进入中心区与外围区同步发展的旺盛建设时期，小城市的外缘建设亦在迅速起步，城市边缘区是多数大中城市的主要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边缘区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由于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方式、企业布局和对于短期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加之未能展开科学有效的管理，逐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问题。加强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加速cbd的改造，改善城市地域结构， 提高城市土地开发效益，优化城市功能区布局，以至于搞好整个城市和周围地区的开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城市郊区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表现为一些新的取向：城市改造中的“退二进三”使工业郊区化外延、大城市改造中的“原住民”郊区化迁移、新兴居住用地的郊区化扩散等等。主城区面临过度集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出现包括环境、交通、地价等方方面面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居住和工业用地到主城区以外寻找空间，显现出城市分散化、郊区化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日益成为大中城市的主要增长地域，形成了城市化最敏感、变化最大、最迅速的地区。在我国特殊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边缘区城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城市与其边缘区城镇通过扩散与聚集的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紧密联系。在由大城市——边缘区城镇——农村腹地共同构成的大的经济区域中，这些城镇具有更强的发展优势，能够依托中心城市，协调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共同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差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2. 随着信息化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大城市将迅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社会的相互联系也大大增强了。

当前，世界城镇化的主流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将有可能形成新的有机统一的城市体系。美、英等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相当高，己进入了后城市化阶段，出现了郊区城镇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另外，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离不开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周边地区城镇的贡献。以美国为例，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95%以上，但美国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工作选择在大城市里，居住选择在城镇。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依赖并得益于城镇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大城市边缘区及其腹地城镇的发展，才有了美国大城市的兴旺与繁荣。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城市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欧美国家大城市的发展历程，大城市边缘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促进大城市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在我国的城镇中除目前仍从事着农业劳动的人口外，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己经脱离了农业部门，在各类城镇及其周围从事着各种非农劳动。因此，中国的城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低估的力量。近年来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大城市，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方针的指导下，城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城镇建设成为当前的热点。城镇作为“城之尾，乡之首”，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但这同时也是其建设发展的难点所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使得城镇发展中的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比大城市更为突出，人口、用地、产业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尖锐。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促进城镇合理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大城市边缘区城镇发展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要素扩散与乡村要素集聚而形成的，是位于大城市建成区与广大乡村地区之间的既不同于典型大城市、又有异于典型乡村的区域，已分担一定的城市功能且与主城之间拥有紧密的产业、居住、人流、物流、经济流、信息流联系的区域。它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沿阵地，既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地区，也是问题最多、最敏感的地带。

3. 1980年以来，我国大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城市人口不断集聚，大城市空间在市域范围内快速拓展与蔓延，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地域空间结构进入中心区与外围区同步快速建设时期。

由于经济、土地资源、规划管理等原因，许多大城市边缘区城镇建设期间并没有做较深的考虑，便匆匆招商引资开始建设。城镇在经历了一段盲目建设与缺乏规划的无序发展过程之后。城镇演变成了“千镇一面”的雷同发展状态，缺乏个性与地域性，产业结构也由此变得混乱不清。而且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在人口与资源集中的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城镇的发展逐渐朝着产业功能复合化和空间特色化的方向发展。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是我国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大城市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刚刚开始，因此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政府在城市边缘区的开发中起重要作用。如二战后美国政府住宅资金援助促进了郊区住宅建设，迎来了郊区化的大众化阶段，促进了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我国大城市政府要认真研究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规律和动力机制，从城市总体格局、空间特点、城市性质、文化传统等方面出发，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进行调控，引导郊区化健康发展。城市总体规划要进行适当调整，要把郊区居住区发展规划、郊区工业区发展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基础设施及服务设规划等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之中，扩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覆盖范围，使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建设有章可循。

    4. 加强规划管理，以规划指导建设。

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城乡建设用地应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同时强调应注意两个规划之间的协调。但从目前的规划编制情况来看，边缘区是城市规划和±地利用规划最薄弱的地带，二者的协调配合也存在许多矛盾。边缘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求加强规划管理。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应遵循“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生态”的原则，在切实保护优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好边缘区用地。应根据集约用地的要求，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城市用地规模及城市建设用地发展方向，防止城市盲目扩大；应在对边缘区农用地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应加强边缘区村镇建设和乡镇工业小区建设的统一规划与统一管理，大力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公寓式住宅建设和乡镇工业小区建设，减少宅基地及乡镇工业占用土地；应科学划定土地利用分区，尽快建立和完善土地用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途管制制度。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城市边缘区非农用地扩展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是以“工业导向型”为主，即大致遵循“近郊农业用地一工业用地一居住用地充填一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配套”的扩展过程，故在边缘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衔接与协调时，应特别注意边缘区的工业开发区选址与规划，既要注意保护农田，又要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还要注意环保设施的配套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完善边缘区土地估价制度，推进边缘区土地的有偿使用。

5. 改革管理体制

城市边缘区的行政管理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必须协调好条块关系，完善内在管理机制。首先，改革和健全行政运行机制．理顺职权关系。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除少数不宣下放的实行双重领导外，一般都要放到乡镇管理。同时要理顺乡镇政府机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分工；理顺行政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其次，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理顺政企关系，实现职能转变，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的调节、经济利益的诱导和经济方法的约束来管理，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体制。

6.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边缘区社会发展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有着多个影响因子。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口和人口密度因素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政府行为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生态产业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保证；区位条件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催化剂。只有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对症下药，才能解决好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边缘发展问题。在我国城市规划中尽管包括城市边缘区规划，但其重点是副食品基地的布局等内容，贫乏的内容使边缘区基本上成为缺乏规划管理的“灰色”地带。所以要在研究边缘区空间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全面的合理规划。

参考文献

［1］ 陈有川．当前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对策．城市规划：7etij，1999(5)：62．63.

［2］ 陈佑启．城乡交错带的概念及特征［j］．经济地理，1996(3)：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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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变迁 ；变色颜料 ；探索

序言

材料作为绘画语言的一部分对艺术创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当代艺术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大量丰富的新型材料被应用到创作当中。与此同时材料也顺利的完成了由绘画载体向绘画主体的转变并逐渐确立了其在艺术创作当中的地位。

材料的探索与应用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为艺术作品带来了新的价值同时也让人们在审美上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可见材料与艺术创作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从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自身创作的发展过程。从自身复杂矛盾的内心出发揭示了由于生活地点的不断变化和城市的变迁造成的对城市生活浮躁的逃避对宁静空间的渴望，由此背景逐渐形成了关于城市题材的创作。为了能用更加贴切的绘画语言表达创作思想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发现了变色颜料这一特殊的新型材料。

它从出现到发展至今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应用范围有限，多数用于涂料及防伪标识等。主要分为热敏变色①（可逆、不可逆），光敏变色②（可逆、不可逆），水溶变色③等。类型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主要成分是纳米级塑料颗粒中包裹的色粉通过光或温度的变化产生物理或化学反应达到变色的效果。迄今为止深圳的一家公司对此项技术的研究已趋于成熟，有一套色谱和温度光线变化对照表。

变色材料在绘画领域的应用当属首次，这是一种全新的大胆的尝试，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已经对材料颜色变化的特点和相互融合之间的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将其应用于画面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特殊视觉效果，当然这种效果不仅仅表现在画面的视觉新鲜感上，更重要的是利用这种变色效果和画面背后的主题思想相结可以来表现带有时间感和年代感题材的创作，诸如城市变迁、四季变化等具象表现的宏伟题材，或者是时间流逝、空间变幻的抽象表现题材。此次创作正是借用变色材料的这一特点展现了城市变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任何材料都有其弊端，变色材料也不例外那就是它变色次数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变色材料本身的化学成分所决定的，大家都知道变化的东西是不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材料致命的问题，通过正确有效的保存和应用可以大大提高材料的变色寿命。相信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和探索，变色材料与绘画的结合即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眼前，成为绘画和影视的过渡产物，同时也期待变色材料可以拓展到装置、设计、建筑等更为宽泛的艺术领域。

一、 简要介绍城市题材创作形成的原因和背景

（一） 环境因素对创作初期的影响

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肯定离不开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感悟才会更加真实。我对城市题材的关注追根溯源首先要从家庭的影响谈起。自幼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礼仪背景下的家庭，严厉的家教让我做任何事都过于谨慎，时间久了变得不愿与人沟通喜欢安静的独处。但是出于本性和对身边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又不断驱使我要从这样的孤独中走出去，释放那份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二） 城市间奔走漂泊的求学感悟

随着思想的成熟逐渐发现绘画成为了最适合表达自己内心的方式，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考取艺术院校的道路，这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奔走在城市间的艺考，那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孩子来说纷繁复杂的花花世界一下子扑面而来，好奇的同时也昏了头脑不知所措。此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油然而生，总觉得在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知识、金钱、机遇物质的精神的应有尽有。现在回想起来正是由于当初成千上万和自己有着同样理想目标的人造就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变迁。

（三） 由城市变迁产生的心理活动最终影响并确立了创作方向

虽然经常来往于城乡之间，但对于城市变迁的感悟大多还停留在许多记忆的片段中，一直苦于没有一个较为具体系统的认识和总结。读研之后在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自己内心性格和成长经历的具体分析让我明白了单纯的生活经历和内向的性格造成了如今安静又焦躁的矛盾内心。而城市变迁这一题材正好与复杂的内心相吻合，今天的城市已经远不止满足人们居住需要那么简单，它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身承载了太多东西。城市有它安静的一面也有它热闹的一面，当你登上楼顶俯瞰时一座座毫无生命水泥般冰冷的建筑时它安静的可怕。而当你目光转移到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它又瞬间充满了活力。城市的瞬息万变更像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也都成为了变化的一部分。

二、城市题材绘画语言的探索到变色颜料的确立

（一）绘画内容和形式语言的探索

最初对城市的关注是现实的，城市在一天中由于天气和光线的原因可以产生许多丰富奇妙的变化，这些变化逐渐吸引我对城市的关注程度，记录变化中安静的瞬间成为我城市创作主题的一个阶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发现现实的记录只能涉及内心安静的部分对于表达矛盾复杂的内心还有所不足，从这之后我的关注点慢慢转变为反应城市精神的一些东西。

在绘画语言上为了更好的表达城市精神，我从水纹和蒸腾的空气中找到了灵感并试着加入书法的抽象用笔随性的勾勒出城市的轮廓，此时的画面似乎更加符合既安静又躁动的内心了。

（二）新材料的发现及应用是偶然中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觉得视觉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这驱使我继续寻找更贴切的表达方式，查阅了大量关于材料的书籍，开始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让材料融入创作使城市有一种经过时间沉淀的厚重感。后来偶然间在网上找到了变色材料这种新兴的特殊材料，在初步了解属性后发现它的材质基本和丙烯相似，所以决定通过实验将其应用于城市题材创作当中去。

三、 从创作主题出发看变色材料如何表达城市变迁背后的问题

（一） 城市的本质和商品化经济利益的关系

当代中国城市变迁的速度超乎想象，造成变迁的原因也错综复杂。其中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复杂的市场环境是主要原因之一。我的家乡对于这种变迁的体会尤为深刻，身处城乡交界处每天见到的都是大片的农田被圈起纳入规划，接着一座座高楼大厦瞬间拔地而起，短短几年时间里甚至来不及回忆儿时的家乡就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消费时代商品化经济的强大动力让任何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时间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像出膛的子弹时刻牵动着城市的改变。身为八零后的一代我们有幸亲身尽力了这种改变也从中体会到了变化后的优势，然而我们在看到可喜成果的同时是否思考过城市变迁背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呢？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追赶世界的步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也给中国带来了无形的巨大压力。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许多东西都超出了预计的发展进程，有些甚至被省略直接过渡到成果阶段，城市的发展也不例外。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体现为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变迁过程。在变革、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所经历的变迁更加显现出其深刻性和独特性。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城市社会的过渡是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房地产经纪投资的各种因素导致了东西部城市发展的差异和比较严重的城乡两级分化。这些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到不管是特殊形式下国家经济体制优惠政策的倾斜，还是市场监管机制下的疏忽造成的，诸如房地产泡沫、“城中村”、“空心村”、大城市人口过渡饱和、以及中小城市发展不健全等不良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城市发展过快造成的。回归城市的本质，城市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居住生存的需要，城市的发展经历了自然到工业的转化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今后也应向着更加健康自由的方向发展，不要让欲望扰乱了城市的脚步使城市变成无味的装饰，也不要让规矩束缚住城市的脚步让城市变为冰冷的工具。当代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八零后的我们已经逐渐参与并承担起国家发展建设的重任，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艺术创作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将自己对城市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见解传达给公众。

（二） 城市变迁与变色颜料结合所表达的主题思想

城市变迁与经济息息相关，而数据变化又是经济好坏的直接体现。如果我们关注经济便不难发现，许多和经济相关的报道中都少不了数据的统计，那些图表中的数据就像跳动的音符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当我们面对这些改变的同时必须警醒的意识到人类在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会犯下的错误。此刻在那些贪婪的开发商和投资者眼中城市已不再是我们之前所居住的那个安静祥和的城市，而变成了一张张错综复杂的规划图纸，城市变迁就会变钱，欲望交织下的城市逐渐变得扭曲、拉伸、萧条，俨然像被贴上了标签的商品一般。

天安门作为中国的标志性历史遗迹有着极强的研究价值和象征意义。为今天我们研究那个时期中国古典建筑和城市发展变迁提供了宝贵的现实依据。封建社会它是政治权利的象征，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变迁它与背后的现代化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国初期许多人为是否保留传统建筑的城市建设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天安门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有幸得以保存，这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相互交融妥协的结果。在创作中为天安门戏剧化的贴上城市的标签，让其成为商品化经济中的一部分展现给大家将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反思。

（三） 载体向主体的转化变色材料在创作中的作用

变色材料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材料在创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对其充分了解后才能更好的应用于创作。要了解变色材料首先还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材料的发展历程。大家都知道造型、色彩、材料是构成绘画语言的三大要素，在传统绘画中，材料作为造型和色彩的载体，一直处于从属位置和技法层面，发挥着间接的技术和媒介作用。进入20世纪后，材料语言本身的直接性凸显出来，成为演绎情感与观念的主体语言。绘画语言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整个演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到文化的思维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材料语言表现的三个层面。因此分析和研究材料作为绘画语言所涵盖的基本属性即物质属性、精神属性、文化属性，是我们解读和进入这类绘画创作的主要途径。

从最初发现变色材料到经过大量实验了解其特点属性再到最后应用于画面参与表达创作思想的过程期间，变色颜料的自身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绘画载体方面来看变色颜料的物质属性丰富了形式语言的表达方式，拓展了视觉思维空间；而作为创作的一部分变色颜料同时也参与了绘画主题思想即画面时间性的表达，这是变色颜料精神属性的体现；再者变色材料引领了材料在绘画中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动力充分的体现了它的文化属性。

四、 从城市变迁反观变色颜料发展前景

（一）城市的本质属性决定城市发展兴衰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聚集地与我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何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一举一动决定了城市发展变迁的命运，从古至今多少宏伟辉煌的城池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走向衰落，只留得断壁残垣。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要使城市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我们不仅要把我当下更要着眼于未来，物质上我们要合理规划利用城市资源；精神上要树立良好文明的社会风气提高居民素质，让大家都知道城市发展建设作为我们的劳动成果来之不易。

（二）分析变色颜料作为艺术品出现在市场被大众接受的可能性

1、 视觉新鲜感

新鲜事物往往能够抓住人们的好奇心，一副好的艺术品也是如此，要么它具备经典永恒的东西，要么就具备新颖奇特的东西，变色颜料正是抓住了后者的特点，通过和绘画、影印、雕塑等创作手段相结合，在艺术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消费社会快速的更新换代削弱了变色颜料自身缺陷

变色材料可以同工艺品、生活用品、儿童玩具这些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产品相结合，也可以同家装、公共设施、城市建设等大型生产项目相结合。而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理念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对于变色材料产品的发展前景来看是一种优势。

3、变色颜料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

变色颜料作为新型材料的出现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艺术家的主观运用，当它应用到艺术创作中去的时候更多的参与了艺术思想的表达突出了精神性，发挥了其艺术价值；当它应用到工艺品生产中去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突出了观赏性，从而得到了市场价值。

结语：本文以几个重要的时间点为线索，对不同阶段的创作思想进行分析总结。从不断探索到最终完成了城市变迁与新材料的完美结合，使材料在绘画领域的应用中又迈进了崭新的一步，丰富了画面视觉空间，为拓展艺术家创作思路开辟了新的道路。（作者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注释：

①热敏变色：材料随温度的升高降低而变化，目前温度范围可在控制在-5℃～75℃之间。拿蓝色35℃举例说明，当温度达到35℃时蓝色逐渐变成无色透明，当温度回落到35℃之下无色又恢复成蓝色。反之也可以由无色变蓝色，蓝色恢复为无色的热敏颜料。

②光敏变色：材料因光线照射造成内部晶体化学反应吸收释不同波长的光线发生变化。

③水溶变色：材料遇水发生化学反应达到变色效果，待水分蒸发又还原为之前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种变色材料都是在一个时间区间内实现缓慢变化的而不是特定的一个时间点瞬间变化。

参考文献：

[1]张元.油画教学・材料艺术工作室（上、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2]《艺术学》编委会.艺术学第5卷第2辑，艺术与城市：空间与想象[C].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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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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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一）对于“历史文化老街”概念的界定

自2008年启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以来，已有全国各地共计40条街道入围。“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时为了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那么到底何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街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并报国务院备案。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做出的定义为：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在学术上，一般称其为“历史地段”。 而我们这里所指的“历史文化老街”就是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核心内容。

（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价值及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传统历史街区的外在物质形态与现代文明、发展形式的矛盾日益凸显。历史文化老街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历史环境，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联系，保留着城市的历史特色，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当今的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的变换更是日新月异，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旧城改造，很多的旧城街区被拆除改建为高楼大厦，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老街很少，并且在现实的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使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因此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就必须受到重视了。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重点体现在：

1.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因为历史文化老街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对其的研究当然可以了解城市的历史，观察城市的变迁。

2.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寻求历史文化老街的合理保护模式。对不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寻找各自优缺点，找到更好的老街保护模式，解决一些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中遇到的问题，为老街保护提供政策的参考。

3.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唤醒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历史文化老街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财富，是属于广大市民的共同财富，但由于老街的存在可能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对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可以唤起大家对历史文化老街的重视，注重对其的保护，为老街的保护献出一份力。

4.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丰富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城市的文化名片，增强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相关政策规定

历史文化街区或说“历史地段”这一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60年代。战争的肆虐以及随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使得大面积的老城区、老街道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当城市的特色渐失，当城市的回忆被割裂，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保存这些历史文化、地区特色对于文化传承、地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最先提出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的国家是法国。法国1962年颁布了《马尔罗法》，其中制定了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如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等。

相比之下，中国略为落后。中国正式提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从此开始形成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四）关于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通常是与该城市的城市规划相结合，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重庆市规划局编制处共同发表的论文《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表的论文《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综合分析了对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践模式及其利弊，该文指出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科学发展值得思索的几个共同点 ，并试着提出发展对策。或是以旅游业发展为目的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动态保护模式，如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动态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等。而这些研究可说大多都是基于发展目的来研究保护模式的。

二、百年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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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城市精神的“源”与“骨”

对于什么是城市精神，专家们提供了足以令人鼓舞的解读：“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在长期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城市精神外露为城市气质，内聚为城市灵魂，使那些朝夕相处的市民认同和追随”。透过这些解读，我们不仅看到的是“品格”、“气质”、“灵魂”、“价值追求”、“形象”、“文化软实力”这些反映“城市精神”内涵的关键词，也看到了“长期发展变迁”、“独具特质”、“朝夕相处”等“城市精神”也必须具备的历史延续性、文化独特性和心理认同性，在这些特性背后，蕴含着的是一座城市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特点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和情感依存。从这个视角思考，城市精神只有建立在对城市历史的概括与扬弃，对城市文化的提炼与传承，对城市特征的凝缩与彰显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被广泛接受、认同和追随。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血脉。沿着历史的脉络，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出发，都可以追寻到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根深叶茂，正是在于，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由于自然地理的局限与塑造，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特有的风土人情，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记忆，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地位。比如北京“贵义贱利”的都城文化和“尊卑有序”的四合院文化，上海“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多元开放”的港口文化，广州“重商广利、创新务实”的岭南水乡文化，重庆“热情似火、刚柔相济”的巴渝山地文化……在中国人的心中，即使没有去过这些城市，也会对这些表征城市历史和特征的城市文化有着不必解释的心领神会。这些，是城市精神的“源头”和“筋骨”，也是这一城市区别于另一城市的独有气质。如果没有了“源”，水将何来？如果没有了“骨”，皮将焉存？如果没有了区别，没有了特点，千城一词，不仅模糊了城市的面貌，割断了城市文化的历史脉络，“城市精神”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本真意义。因此，在提炼和塑造“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切不可盲目跟风、追风，必须深挖城市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和特征，在传承中华文化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突出城市的文化个性和价值追求。

把握城市精神的“魂”与“体”

历经岁月风雨，历经一代代人的演绎，城市精神在长期的沉淀累积中涵养滋润着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既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主导着城市发展的方向、气质和价值导向，形成城市的“魂”。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核心内容的北京精神，无疑是在凝聚北京“城市之魂”的基础上，倡导高尚的价值观，并试图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宣传这样一种形式，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主流意识，培养人崇高的核心价值观，为塑造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迈出探索的步伐。

但是，选择通过塑造“城市精神”这种形式探索培养崇高价值观的实现途径是否合适？是否会将价值观养成这样具有重要意义和肩负神圣使命的命题引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效仿的现实中，面对蜂拥而起的“城市精神”热，媒体与大众难免不产生质疑。对比已经被提出的“城市精神”，又有多少能代表城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点？在追求形式往往胜于追求实质内容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对“形式主义泛滥”的担心，不能不说是大众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体现。但反过来思考，“形式”又何尝不是世界万物呈现自己独特性的“内容”？花之所以美丽，除了她本质的植物属性外，那色彩缤纷、曲线优美的花瓣和沁人心脾的芳香，又何尝不是体现花之独特与美丽的形式？谁又能说花朵只是某种植物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呢？

事物的内容与形式，尤如人之“魂”与“体”，“魂”是核心，是统领，但“魂”必须附体。对于人而言，无论多么深邃的思想，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远大的理想，多么优秀的品格，都必须附着在人脑和人体这个载体之中。没有灵魂的躯体，无异于“尸体”；没有躯体的灵魂，也只能是“游魂”。“魂”固然重要，“体”也绝不可无视或小视。一方面，理想、道德、情操这些属于精神层面看似无形的东西，只有渗透、固化到人的头脑中，才能体现在人的行动上；另一方面，高尚价值观的传播和确立，也必须有适当的载体，通过各种有形、有效载体的重复传播，实现潜移默化地渗透、内化和固化。从这个视角去认识，“城市精神”的提炼、、宣传和培养，正是为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寻找到一个载体，对这个载体的运用，必然充分体现在各种宣传、教育的形式之中。

一位领导干部在参加国家行政学院培训研讨时感慨：还是小学生时，每天背诵《老三篇》，虽然不太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通过反复背诵这样一种单调的形式，《为人民服务》中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人生观，《纪念白求恩》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愚公移山》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孩童时的心灵中，固化成为一生做人的价值判断和准则。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能理解这种感慨，也都不会否认“背诵”这种单调的形式对植入思想内核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几十年的内化，显现出的不仅是时代的印记和特征，更重要的是跨时代的反思和优越。

丰满城市精神的“血”与“肉”

承载着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的城市精神，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在城市化迅猛发展、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精神的形成和提升，不仅取决于“城市精神”的提炼与，更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和民生的改善。不能设想，一个大唱精神颂歌的城市，人民却生活在贫困和混乱之中。“城市精神”构建的不仅仅是圣洁的精神高地，也构建的是富足的生活和光彩夺目的城市风景线。

浓缩了城市历史、文化和价值导向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力图以简洁、凝练的文字，表达丰富深刻的内涵，是精神的提升，文化的再造，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不能只靠精神的支撑，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以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丰满城市发展壮大的血肉之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城市精神，必须要重视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以城市精神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扩大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使人民走向富裕；第二是构建完善合理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安全、优质、价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第三是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建设环保方便的宜居城市、绿色城市、特色城市；第四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活跃文化舞台，繁荣文化市场，创造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以文化承载精神，引领思想，深化和创新理论，实现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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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色彩污染；城市景观；色彩理论

前言

随着世界性城镇化浪潮的席卷，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城市面貌每天都发生着新的变化，各式各样现代化的建筑在创造了一个个现代化都市之外，不统一规划和建设的各式各抖形形的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建筑高度也会造成城市的景观不和谐，严重影响建筑的外在美感，给人造成城市的视觉污染。

1.我国城市视觉污染现状

1.1 建筑体量的视觉污染

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集中在城市的人口对城市建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很多城市里出现了高层建筑，这往往也成了一个城市发展速度的标志，而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建筑开始出现“欲与天空试比高”的怪现象，40层，60层，80层，争相恐后要做世界第一高楼，这种仅仅高度和体量上的攀比，造成了建筑物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与周边环境的不协调性。

1.2 建筑风格的视觉污染

不同时期的建筑有着不同的风格。木结构建筑是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随着国际化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建筑也开始多样化。例如以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为代表的西式建筑和挖掘传统元素为代表的现代中式复古建筑。前者多采用玻璃结构、砖棍结构、钢架结构等材料把时代气息阐述的淋漓尽致；而后者则不遗余力的挖掘本土建筑文化，采用琉璃瓦、红漆大门、砖雕石刻等传统元素，努力拉近建筑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同风格的建筑棍搭成了我们现在的生存空间，视觉污染带来的视觉疲劳成了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

1.3 建筑色彩的视觉污染

建筑色彩作为构成城市景观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人们的视觉及精神感受。城市建筑色彩包括居住建筑色彩、办公建筑色彩、商业建筑色彩、文化建筑色彩和景观建筑色彩等，每种类型的建筑都有相对应的色彩，城市色彩也要在统一种求变化，在对比中求调和，这样才能汇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建筑色彩生态体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筑事业的繁荣，加之建筑师个性化的体现，由建筑色彩造成的视觉污染比比皆是，建筑师为了区分不同的居住空间而出现的对比色，户外广告为了实现足够强的视觉冲击力而出现的对比色，商业建筑争先恐后成为地标性建筑出现的对比色，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视觉污染。

2.城市环境色彩污染现状产生的原因

2.1 我国城市色彩缺乏理论指导导致色彩污染

长期以来，国内关于色彩的研究多集中在建筑个体的微观层面，缺乏从城市角度进行的宏观而系统性的研究。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在缺乏可遵循的、具体的城市色彩规划条例指导情况下，街区或产权所属单位或广告公司依靠的主观认识来决定给建筑涂上颜色；出于同样的原因，管理部门也无法对上报方案进行有效的审批和控制。于是这些各行其是的做法导致整个街道、城区乃至城市的总体色彩景观效果差强人意。

在城市的建筑设计中，建筑师从表达自身或建筑个体设计思想的意愿出发来使用色彩，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则往往凭借主观认识进行评审和指导，这种缺乏相关理论基础和控制性规划指导的局面对于建成良好的城市色彩景观是极为不利的。

2.2 城市发展速度造成的城市色彩的非整体现象

城市的面貌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居民生活质量和地域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促动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日益加快的态势，城市建设的规模、力度和速度都是惊人的。有数据统计上海在短短的5年内就建造了2500座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从数量上讲，整个中国在过去的10年间就达到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建筑数量。虽然我国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实际情况是城市的发展速度远比城市设计的政策指令执行要快得多。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缺乏能应用和实施的设计理论和方法，以致无法进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全国普遍存在“建设失控”和“建设性破坏”的现象。

北京率先发起的“建设城市主色调”的倡导和实践在出发点上具有积极的意义，说明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认识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需要警惕的是，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控制是很难奏效的，一切实践都应该在完善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否则即使有着良好出发点的愿望，最终也难免事与愿违。

3.针对城市环境色彩污染现状的一些建议

3.1 重视对城市传统景观的保护和延续

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不能只停留对未来的规划与建设，更应该重视对城市传统景观的保护和延续。并且对传统景观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上，还要考虑城市景观的整体连贯性和协调性，要充分重视城市景观深层次文化内涵的连续性。只要这样，才能做到形神统一，和谐发展。

3.2 加强监督和管理

现行行政法规中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都有一定的要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关于建筑色彩、建筑体量及立面、建筑高度等方面都有引导性和强制性的控制，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管理松散，浮于形式。所以在城市建设中不仅要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还要加强政府的决策和监督部门的执行能力，制定配套的城市建设管理与监督法规体系，进行强制性的法律约束。

结语：

城市色彩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因其在保护和发扬地区文化、建设优良的城市景观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和发展极为活跃与迅速。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建设规模和发展十分迅速，在发展中求得地方人文环境的保护、在建设中保证具有和谐美观的城市景观，解决好历史与现代、传统与科技、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成为迫切的问题。良好城市色彩景观的创建是一个需要多个学科知识交融的新兴研究的过程，它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色彩”这个古老的话题，而这一举动对在人类的城市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傅从兰，陈光庭，董黎明，等.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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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地方传统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变迁和发展中的见证，它在长期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留下了各城市特有的历史文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信息的集中体现。国家在关于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加强中原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通过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试图来探析如何来加强中原历史文化名城的景观保护与规划，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要想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我们可以发挥郑州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将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身处中原经济区核心，郑州文化底蕴深厚，拥有黄帝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武术文化、嵩山文化、黄河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这也是郑州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优势，更是郑州承担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传承华夏历史文明郑州义不容辞。

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地方传统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变迁和发展中的见证，它在长期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留下了各城市特有的历史文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信息的集中体现。地处中原的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是文化资源大省的典型代表。而所处我省的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不仅集中体现了我省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更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河南境内，保存着很多历史城市，据调查统计，至 2012 年 6月，河南省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8 个（ 郑州、洛阳、开封、安阳、濮阳、商丘、南阳、浚县）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7 个（ 郑州市古荥镇、开封县朱仙镇、禹州市神镇、淅川县G紫关镇、社旗县赊店镇、确山县竹沟镇、郏县冢头镇） ，历史文化名村 2 个（ 郏县张店村、郏县临沣寨、） ，河南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镇、村） 达 17 个，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9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62 个。世界文化遗产 3 处（ 安阳殷墟、洛阳龙门石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这些都是老祖宗给我们这些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和财富，如何保护好、利用和发展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和财富是我们每位子孙后代义不容辞须要承担起来的责任。。国家在关于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我们作为华夏子孙更应该引起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高度重视，要明确保护的重要性和责任性。但是，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开发建设，这些历史文化浓郁的传统原始民居、历史地段、街区甚至一些文物古迹等城市特色文化遗产，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现代设计元素和符号的诱惑和冲击，如果在进行城市建设中，尤其是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建设中，只有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运用一种合理的设计手法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做到了传承和创新的有机结合，那么我们进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的工作才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景观保护工作，也就是将我们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的一种传承和再创新的过程，因此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势在必行，这也是我们在进行传承华夏历史文明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助推郑州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目前，国家和政府都比较重视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几年不断将一些名城的城市文化遗产逐渐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放在博物馆收藏、宣传展览，但这些举措并不是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它是一种保护手段，也是在进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最终目标是将这些城市文化遗产实现“子子孙孙永褒用”，在这一保护过程中，必将得到代代相传和延续。这也就要求我们能合理处理好其建设和保护的关系，及如何规划，将遵循什么样的规划原则、使用什么样的规划方法，以致最终能为名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我们能借助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的力量来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

1.协调好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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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层梯度标准体系；互动支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15-06

一、引言

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下，1997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颁布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到目前为止，各省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以及“让贫困者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则，对当初确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了多次调整。本文对1998年以来我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以及计划单列城市（共36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动态变迁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各地保障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及其对“低保”受益者的保障力度，并提出相应完善与改进对策。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

（一）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时间变迁

对36个城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呈现上升趋势。首先，1998年到2005年期间，各地的“低保”标准平均值由149.30元增加到231.97元，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03％，如图1所示。其次，每个城市的“低保”标准都在不断的提升。1998年有24个城市的“低保”标准低于149元，到2005年，36个城市的“低保”标准均高于150元；每人每月300元以上的城市1999年到2001年期间为1个， 2005年9月，“低保”标准大于或等于300元的城市数目上升到8个，如图2所示。

（二）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地区差异变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中部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异很明显。东部城市的“低保”标准平均值一直高于中部地区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且差异呈扩大趋势。1998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178.82元、124.44元和121.50元，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分别为54.38元和57.32元；到2005年，这一差异扩大到分别为80.88元和89.80元。尽管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比率较快，但由于基数较低，“低保”标准仍远远地落后于东部城市。

图136个城市“低保”标准平均值与增长比率

图2各年不同标准区间的城市个数对比

表1分地区各年“低保”标准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民政部网站资料计算整理

（三）一元保障标准向多元化保障标准的变迁

由于家庭规模和人口构成方面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存在着差别。然而，在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初建立阶段，我国36个城市普遍的做法是对不同类型的家庭执行统一的人均标准，各家庭按人口数乘以人均标准得到救助总额，并以总额减去家庭自有收入施行补差救助。

2000年以后，福州和厦门率先打破了这种做法，按家庭规模计算不同户型人均救助标准。福州2000年确立的标准为单人户每人每月200元，多人户（含两人户）每人每月220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05年这一标准提高到单人户每人每月210元，多人户（含两人户）每人每月230元；2006年，救助标准分别为225元和245元。厦门确立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标准为2000年一人户每人每月315元，二人户每人每月290元，三人户每人每月265元，一直保留到现在未作改变，只是不断提高了城镇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04年以后，杭州开始考虑家庭规模的影响，执行了多元化的弹性标准。当时，杭州的多元化标准为三人户人均270元，二人户人均285元，一人户人均300元。2005年，杭州的“低保”标准继续提高。

表22005年杭州、福州、厦门多元化标准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民政部网站整理

三、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经济因素分析

关于“低保”标准的制定，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方法，只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各省市的制定方法主要有：抽样调查型、部门协商型、参照制定型、主观判断型和混合型等。其中，北京市采用抽样调查法，厦门市采用市场菜篮子法，上海市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广州市采用收入比例法，等等。

然而，尽管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方法不同，全国36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当地的主要经济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数量关系呢？本文利用1997年－2005年各个城市经济变量与“低保”标准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影响“低保”标准的经济因素。

由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等因素有关。因此,本文利用Eviews4.0软件对1997年到2005年全国3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的基本模型为：

式中，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CZZC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CZSR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ZGGZ为职工平均工资，DBBZ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各变量的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第i个城市，εti为扰动项。数据来源于1997年到200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民政部网站。对模型（1）进行检验，可以判定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故采用逐步回归法来处理，得到影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重要的因素为前一年的职工平均工资，建立模型为：

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前一年的职工平均工资存在相关关系，参数α1的经济含义是指：当职工平均工资增加100元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相应提高17-19元。

（二）影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政治、社会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最有力的因素是国务院于199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该条例在社会救助法律出台之前都是“低保”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1999年，国务院要求全国各地对原有“低保”标准提高大约30%，全国各地都对原有“低保”标准进行了调整，增长幅度达到30%左右。

［注：①注：根据民政部网站以及有关学者［2］的研究数据整理计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益人数/城市总人口数；城市居民贫困率为城市绝对贫困人口数/城市总人口数。］

其次，让贫困者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执政理念也是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重要因素。例如上海市每年均召开政府工作会议探讨在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如何让贫困者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使社会走向更加公正。因此，上海市每年都对“低保”标准和其他救助标准进行调整。

再次，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执政者根据贫困居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低保标准。“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总理在《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和要求。主席也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关研究表明，贫富分化越严重，贫困居民收入越低，人数越多，社会不稳定因素越多，社会越趋于不稳定［1］。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必然要求政府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切实负担起救助低收入人群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低保”标准，满足低收入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效应分析

（一）“低保”制度对贫困人口的保障率

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0年期间，“低保”制度对城市居民的保障率持续降低，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居民的需求。从2001年开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益人数急剧增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持续提高，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图3“低保”制度对城市贫困人口最低生活的保障率①

（二）“低保”标准对贫困者生活保障力度分析

为了检验各省市决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否合适，笔者收集了多个城市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支出、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中的食品支出等资料进行对比。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因此，理论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能满足低收入户的生活支出以及未成年人的教育费用。

数据对比表明：除重庆外，其他城市以年计算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以满足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中的食品支出还略有盈余。“低保”标准与占被调查人口20%的低收入户食品支出额的平均比值达113％。然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不能满足低收入户的所有消费支出，平均比值为84％。低保对象受救助额度只有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中的食品支出的一半以下。调查结果表明，受救助的家庭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救助的款额除了购买食品与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外，所剩无几。低保户如果有常年生病、子女受教育等特殊情况，则仍然会感到生活困难［3］。

表32004年“低保”标准与城市居民食品支出的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年)、北京市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杭州市统计年鉴、石家庄市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2004年，我国“低保”标准基本能保障占全部被调查人口的10%的最低收入户的食品和衣着支出，只能保障占全部被调查人口20%的低收入户的食品支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对居民的“吃饭”以及部分“住”进行了保障，只是一种“最低”保障，还远远没有达到“基本”保障。

表4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单位：元

（三）对贫富差距影响效应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速度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对比表明，除1999年国务院要求统一提高“低保”标准而导致各地相应提高大约30％的幅度外，其他年份“低保”标准增长率均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到2005年期间，全国36个城市平均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8.87%、13.99%和12.59%。对36个城市具体分析也表明，“低保”标准增长率基本上低于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图4全国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对比

计算各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当地前一年职工工资水平之间的比值A，可以发现：1999年至2005年A值平均为20.82%。1999年全国36个城市A值平均为21.76%，2000年到2005年的A值分别为26.59%、23.88%、21.47%、19.03%、17.24%和15.79%，说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幅度都赶不上前一年职工工资增长幅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当地前一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比率呈逐年下降趋势。A的值都集中在15％－27％之间，表明各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当地的职工前一年平均工资之间比例取值范围大约是15％－27％，可以作为各地制定标准时参考。

图52005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前一年职工工资比值（％）

图4和图5显示出两个特征：一是2004年、2005年的A值相对其他年份偏低，且A值有逐年降低的趋势；二是许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A值较低。A值越低，说明“低保”户的收入占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比例越低。这两种情况说明，“低保”户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和职工平均收入的比例逐年降低；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低保”标准并未起到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贫困者工作积极性实证分析

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工作意愿模型分析

我国目前实行补差式救助，即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差额进行补助。当家庭成员参加工作时，所得工资收入全部从“低保”救助额中进行抵扣，相当于100%的个人所得税。这种隐含税率将对贫困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影响。

如图6所示，“低保”对象的生活状态就是在工作并得到消费品与休闲之间进行选择。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其预算约束线为MNB的折线，即使他完全不工作，国家也为其提供了相当于OC1的消费品。个人最差的生活组合为OC1单位的消费品和OT的休闲时光。受到个人不同的消费和休闲偏好线的影响，会产生两种均衡：（1）个人受到激励和就业指导与帮助，更加偏好劳动与消费品，提供TD的劳动并得到E4的消费与工作的均衡组合，生活质量有所提高；（2）“低保”制度对劳动者产生消极刺激。如果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提供TT2的劳动并得到OC2的消费品，均衡点为E1，但因为有了社会救助制度，他的最佳选择点是B，减少了TT2的劳动时间，只享受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消费品，但消费水平比没有社会救助且自己劳动时高一些。因此，理论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会减少贫困者的劳动供给［4］。

图6“低保”对象的工作与休闲选择示意图

2．回归分析

笔者根据2005年“关于完善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查和建议”课题组调研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回归方程表明，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与从失业到重新就业经过的月数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最低生活保障金额对贫困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有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轻。调研访谈表明，38%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100%抵扣安排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对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提高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保护低收入者的生存权成为政府的重大责任，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对低收入者进行救助。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着力于构建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消灭绝对贫困，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应保尽保”。第二步是保障居民的最低生活甚至基本生活。2000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何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让低收入者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低保标准也必须对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动态提高。笔者建议每年根据上年平均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物价水平增长率进行定期调整，使贫困者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二）施行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

构建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体系和保障金分配制度的构想是应对细分“低保”人群、实施差别救助、促进就业等目标提出来的，主要是解决使有限的“低保”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问题。所谓“分层梯度式最低生活保障金分配制度”， 是指根据绝对贫困、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制定具有梯度的保障制度，先对处于绝对贫困中无法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人群提供救助，有条件的地方考虑对基本贫困者、相对贫困者等特殊困难人群进行救助，满足不同规模与结构、处于不同境况的家庭的救助需求［5］。设计的方法是：首先，变线为面，设立梯度式救助标准；其次，施行分层救助，按照家庭规模和结构、有无劳动能力等特征细化救助标准；再次，对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特殊困难人群提供特殊困难救助，如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老年人口提供服务救助等。

（三）建立互动支持系统，促进“低保”受益者就业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再就业实现有机结合，首先，要设计有效的就业激励制度，包括：考虑按家庭规模调整救助标准；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一定额度的收入抵扣豁免，以减少隐性收入问题，提高“低保”对象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积极性［6］。其次，建设互动支持系统，包括：组织严密、管理高效的行政系统；为“低保”对象提供优质全面服务的社区系统；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的劳动、财政、税务、工商、工会等密切合作的联系系统；提供技术分析和对策思路的研究系统。

参考文献：

［1］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M］. 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2］陈宗胜.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迈向富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吴碧英.中国城镇经济弱势群体救助系统构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4］薛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贫困者工作积极性［J］.社会科学论坛，2005（4）：27－31.

［5］张胜男.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9）：53－55.

篇9

关键词：城市；文化；城市文化

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的景德镇，是中国首批二十四个文化名城之一。景德镇瓷器文化源远流长，千年不断的御窑烟火铸造了灿烂的陶瓷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陶瓷古迹，传承了精湛的制瓷技艺，涌现出古今杰出的陶瓷名家，孕育了精美的陶瓷艺术，形成了独特的陶瓷习俗，这构成了景德镇市独一无二的历史渊源。

“在远古时代，人类从茫茫的荒野之中走进城市，这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正是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走进城市，使城市文明成为划时代的界标”[1]。今日世界，是以城市为主导的世界。在此情势下，人们自然会反思“城市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芒福德（L.Mumford）在他的名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开篇即连续问道：“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又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它起些什么作用？达到哪些目的？”[2]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性建筑物，那么我们就还根本无法涉及城市的本质。

由于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各科学者的研究很难达成共识。城市不仅是社会人群的大量聚集，社会设施的随意堆砌，也不是各种机构的简单设置。也就是说，城市绝非一些具体的物质现象。它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的发展结果。因此，城市不仅体现着它所具有的物质功能，而且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文化同样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体系中的各部分在功能上互相依存，在结构上互相联结，共同发挥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功能。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占据核心地位，人们在文化上的认同，是共同行为的基础。各家对文化概念的解释也不尽相同。

“城市”与“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骨肉相连，并在社会进程中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基于“城市”和“文化”各自内涵的复杂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包含着多个层面。而“城市”与“文化”的联姻，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今天，“城市”与“文化”二者共同滋养着城市的成长，促成了城市文化。

一、城市对于文化的作用

首先，城市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时空构架，不仅为文化的产生及发展提供了物理空间，还提供了精神空间。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聚集地，是历代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市民生活形态的积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身就是文化遗产。

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景德镇，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人群的聚集，逐步形成了城市。自古以来拥有优质的瓷用原料――制瓷粘土高岭土，因而成就了千年瓷都的美名。景德镇以陶瓷闻名世界，陶瓷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千百年以来，熊熊不断的窑火，使景德镇留下了丰富的陶瓷历史遗迹、珍贵而精湛的制瓷技艺和瓷味十足的地方风情。可以说，是景德镇孕育了陶瓷文化。

其次，城市是文化的特殊容器。芒福德说：“城市是一种贮存信息和传输信息的特殊容器”；“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如果说博物馆的产生和推广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的缘故，那也意味着，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3]这说明城市不仅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它的变迁和发展，就是与城市有关的人类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本身。

千年不断的窑火为景德镇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陶瓷遗产。景德镇的陶瓷文化遗产不仅仅包括陶瓷器物、瓷窑遗址、古作坊、古窑坊以及与之相关的民居、会馆、寺庙、栅门、码头、街区等古代建筑和陶瓷文献，它还包括与陶瓷生产相关的非物质的陶瓷文化，如风俗传统和诗歌民谣等。更为难得的是，它具有开放兼容的品格。这个包容的城市为陶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城市是文化发展的舞台。城市是文明发达程度的集中体现。文明孕育了城市，又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形态，因此可以说城市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L.芒福德说得好：“城市是地理的织网的工艺品，是经济的组织制度的过程，是社会行为的剧场……表现人类高度文化的戏剧舞台。城市在培育艺术的同时，本身就是艺术，在创造剧场的同时，本身就是剧场”[4]城市发展的重心是文化，城市是文化的舞台。如今，“景德镇”俨然成文中国陶瓷文化的招牌，景德镇的世界知名度极高，千年的瓷都品牌效应，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知瓷者必知景德镇，知中国者，亦知景德镇。英文“China”有双重涵义：“中国”与“瓷器”。 这为陶瓷文化的充分发展搭建了一个巨型的舞台。

二、文化对于城市的作用

在城市的诸多要素中，文化是核心资源，城市的文化特征、文化内核是关键，城市的诚信度和综合素质是基本。文化是城市的身份，独具特色的文化更是城市品格的具体价值体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之间在经济、社会等所有领域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较量。因此，先进的文化内涵才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它成为城市的真正魅力和竞争力，是城市良好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城市的未来。衡量城市健康发展的标准首先不是规模，而是保持其文化特色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城市名片”。可以认为，个性和特色，是城市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城市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通过以上对于“城市”和“文化”作用的分析，我们看到，城市是人类劳动大分工的产物，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其发展不仅是一个长期的物质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积淀过程。在城市的不断演进过程中，城市通过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活动，并通过城市中的各种有形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的意识形态载体把城市的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形成被称为城市灵魂的“城市文化”。

众所周知，景德镇的城市文化就是陶瓷文化。陶瓷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方式集中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文化神韵，渗透着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风采和魅力，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可以说，我国灿烂的陶瓷文化是传统民族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在延绵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景德镇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凝聚成了丰厚悠久的陶瓷文化底蕴。通过美仑美奂的陶瓷艺术、精湛卓越的制瓷工艺，景德镇名声大噪，因“天下窑器所聚”而成为全国陶瓷中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逐渐确立了“瓷都”的历史地位。[5]瓷文化不仅是景德镇的招牌，也是中国的招牌。

三、城市文化的作用

首先，城市文化保存城市记忆。爱默生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冯骥才也认为，“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6]一般来说，在城市的延续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些被人们有意或无意间保留下来的历史遗存，留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印迹，后人可以直观感受这一“历史年轮”，但更需要深入品味这些文化内涵。

景德镇至今仍拥有三十多处陶瓷文化遗址，如至今还保留着古矿洞、古街、古码头、古碑和古亭，然这些古建筑已历经沧桑，但它们还是那么的具有活力，他们完整地记录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周期。这些都是构成一个城市记忆的重要因素。如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还在世代延袭祖先的制瓷技艺，制瓷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次，城市文化明确城市定位。每一个城市从最初形成就有其功能特征。对政府而言，城市功能大致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当然这些功能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不过每一个城市的侧重点不同罢了。而城市对其城市居民而言，主要功能就是生活。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文化城市作为其发展的目标，相继提出“用文化塑造城市”，搞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等等。特别是那些拥有灿烂文化的历史性城市，以博大精深的文化来定位未来，必将引发全体市民对城市悠久历史的追怀和对城市美好未来的进取。

“瓷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就是通过发挥景德镇艺术陶瓷独特优势，以产业支撑为平台，引进国内外艺术家建陶艺工作室，打造国际性陶瓷文化艺术交流、创作、展示和交易平台，形成陶瓷艺术创意新兴产业，使陶瓷产业由制造业领域进入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层次。景德镇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存，为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创意产业”是景德镇经济发展中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景德镇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经济重镇、旅游都市、特色瓷都”的战略目标，在积极借鉴国内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构建了以景德镇陶瓷学院、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研究中心、景镇市陶瓷研究所、景德镇环球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景德镇市雕塑瓷厂、 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博览区等单位为创意文化产品生产研发、文化旅游、文化交流的龙头，日用（陈设）及建筑陶瓷新产品设计与包装、文化演艺娱乐为重点，以网络文化、 会展为支撑，以时尚消费、产业咨询策划等为配套的产业体系。[7]

景德镇悠久的制瓷传统，形成的当地许多与陶瓷有关的生活习俗。以人为本的陶瓷文化必然是积极、健康、向上的，通过对个人思想和情趣的净化、对心理及行为的渗透影响市民整体的素质。这为城市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最为宝贵、最为独特的文化优势。进入21世纪，世界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城市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作为一种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文化遗产不仅使这些城市享誉全球，也为其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营养。要提升城市文化就必须对现存城市文化的底蕴、特点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找到切实有效的途径进行保护与弘扬。千百年来，景德镇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积淀了丰厚悠久的陶瓷文化底蕴。景德镇已成为全国陶瓷中心，乃至世界的“瓷都”。（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3页。

[4] 良镛.广义建筑学[M].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28页。

[5] 云，乐茂顺，邵奇.景德镇陶瓷文化与世界文化遗产[J].江西社会科学 ，2007（12）.

篇10

【关键词】摇滚乐；都市人类学；社会变迁

一、从都市人类学看中国摇滚

中国摇滚（Chinese Rock），一般被描述为一种反传统的工具、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建制以及文化霸权的音乐。喜欢摇滚的人也多半不是一般的追星族，而是追求用歌声倾诉一种生活和思想。中国摇滚开始于1986年“西北风”开始进入刚刚萌芽的青年文化，中国最早的摇滚歌曲大概是现在大家所推崇的“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一无所有》。而“地下摇滚”或“地下乐队”是指那些没有被签约和包装的摇滚乐队，他们是北京摇滚群的主体，很多乐队都生存于这样的“地下”状态。

自西方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批评浪潮与后现代主义兴起后，摇滚乐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逐渐为西方主流文化所接受，作为标榜自由与表达抗争的符号，摇滚乐在西方掀起了一种文化风潮。也许“大麻”、“”、“酗酒”、“暴力”、“无政府”、“反传统”在当初就是人们一提到摇滚所能想到的标签，然而现在的西方社会对于摇滚是一种很包容的心理，对于这一流行文化的认同是我们中国现在尚未形成的。摇滚乐手，尤其是地下摇滚乐人，在中国从萌芽至今，一直作为一种对抗“流行”与“主流”的人群游走在城市文化的边缘，始终没有得到主流人群的接纳。

音乐文化在中国，要么就是西方的交响乐与国乐，要么就是以宣传政治思想、社会和谐美好的“红歌”，要么就是占据商业市场主体的“流行音乐”（区别于西方的流行音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坚持歌曲原创性、倡导个人情感的充分表达、擅长社会批判与反思的摇滚乐成为了“非主流”的边缘人群。“”、“酗酒”、“暴力”、“无政府”、“反传统”、“奇妆异服”、“吵闹”等等标签依然是大多数不了解这一群体的人们对于摇滚在中国的刻板印象。我们是否应该运用当初西方那些文化批评、后现论，对我们现在的中国摇滚产生的社会现象做出阐释？然而，西方与中国的社会情境并不尽然相同。虽然都是同样地经历现代化与城市化，但是单就城市来说，就有足以区别的地方。西方的城市概念是不能套用在中国的城市上的。如果用马克思·韦伯对于城市类型学的分析，那么在19世纪中期以前所谓“前现代”的中国的城市中，没有一个能够符合那一套标准。

二、城市如何生成摇滚——气质与城市环境

1960、1970年代对于摇滚乐与流行文化的文化批评认为，摇滚乐的产生离不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断裂以及代际间的文化冲突。这些文化批评的观点有一定的深刻之处，但是它却忽略了文化群体产生与生存的空间载体——城市。城市作为研究摇滚的新角度，引出了都市人类学或城市社会学对于摇滚乐这一城市次生文化的分析和解读。

都市人类学受社会学影响很大，与传统人类学也有区别。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更加关注“原始人群”的研究，社会学则致力于对于“文明社会”的研究。作为西方近现代文明产物的“城市”，使得都市人类学与城市社会学在产生之初就产生了天然的联系。都市人类学注重对城市较小群体、社区的个案研究与定性分析，而城市社会学则偏向于选取较大的样本经行定量分析。城市化、贫穷等都是两者研究的主要论题。在城市社会学范畴内，美国芝加哥学派对城市与城市文化的研究有过重要的论述。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

摇滚乐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是密不可分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产生的城市拓展、人口迁移、文化交互，改变了以往的传统，为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创造了空间。帕克通过对“气质与城市环境”的研究认为：“每个人都会在城市环境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道德气候（moral climate），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许多乡下的青年男女放弃他们安适的乡间生活跑到城里来正是出于这种动机。而这种动机的基础，并非完全追求利益至少也不是要追求情感，倒是在追求一种更本质更原始的东西。”由此可见，城市对于摇滚，不止是一个空间生存的载体，还可能是一种文化的驱动力。首都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为摇滚乐手与先锋艺术家的聚集开辟了气质环境与梦想空间。

城市作为摇滚的生存地，却不能完全容纳摇滚。现实和主流社会的评价使得摇滚成为了城市的边缘。自1990年代末以来，北京城郊的树村聚集了很多的摇滚青年。这里便宜的房租是城市给他们提供的唯一选择。他们往返于城市郊的居住地与市中心的地下表演场所，在城市边缘构筑着与主流话语对峙的城市气质。而这些摇滚乐手却与先锋艺术家一样，被称主流人群视为了“疯癫”的代名词。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之中这样写道：“疯癫是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然而，这种“疯癫”是与艺术家们在社会结构与舆论中的边缘地位是分不开的。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摇滚人，又是怎样与城市的中心互动，并在话语中反映互动的情境呢？我将接着解读这一话题。

三、1986至今中国摇滚话语下的城市与社会

就像1950年代比尔·哈利在《昼夜摇滚》的一曲成名，1986年崔健在工体的《一无所有》唱响了中国摇滚的第一声。改革开放的中国从的迷思中走出，使得青年人需要一种声音去找寻自我的认同。1994年，由窦唯、何勇、张楚组成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共同参演的香港红砌“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也成为了众多摇滚乐迷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时刻。何勇在1994年发行的作品《钟鼓楼》之中，曾对当时北京的城市扩建与拆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这首歌中，钟鼓楼作为中国城市过去的象征和隐喻已经被城市的高楼森林埋葬，拆迁和扩张正在成为现代城市的气息：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

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

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

水中的荷花它的叶子已残

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

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

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它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太吵太乱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

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

我的家就在这个大院的里边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边

1990年代的城市扩张与老城改造成为了何勇这首《钟鼓楼》的核心话题，他把钟鼓楼这一老北京城市的地标置于城市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展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表达了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美好怀念。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朋克、新金属风格的乐队在地下摇滚的舞台上变得异常活跃。他们口号式的歌词与演唱极具煽动力和情绪感，就和城市在那个时代的迅速扩张一样猛烈。自1996以来，中国先后启动了高校不包分配、住房分配货币化、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等等改革措施，我们的城市生活又发生了转变。那个时代生存于底层的年轻人对日益变革的城市生活非常敏感，他们用口号性的声音表达着自己的愤怒与对抗，现实的压力和理想的重量，都是城市在他们心里所烙下的印记。城市的变迁让他们在物质上得到的不多，也他们依旧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困境之中，处于边缘的他们通过摇滚乐宣泄自己不满。那个时代制造出了舌头乐队、AK47、病蛹、扭机、液氧罐头、痛苦的信仰这样的新金属和硬核乐队，刺耳的失真，狂躁的嘶喊。从痛苦的信仰乐队这首口号性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2001年）中，折射出了城市青年的浮躁：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专制能够改变我们什么

教育能够改变我们什么

专制能够改变我们什么

教育能够改变我们什么

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会文化传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文化也日趋多元，“物欲至上”的观念也开始抬头。“二手玫瑰”、“左小祖咒”等异样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诞生，不同于过去直白的话语形式，隐喻与辛辣的讽刺成为他们的新特点：

我像一盒名牌的香烟

我塞进了穷人的口袋

我像一只贪婪的耗子

我被富人收养起来

我像一盒治性病的药

我被爱人偷偷地打开

我像一个犯了戒的神仙

我被老天踢了下来

一群猪吧飞上了天

一群海盗淹死在沙滩

我的儿子被做成了金钱

摇曳的花枯萎在河岸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工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商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诗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废人啊

允许我国的农民先富起来

允许我国的美人先富起来

允许我家的佣人先富起来

允许我国的艺术家先富起来

——二手玫瑰《允许一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2006

此外，一些乐手始将民谣变为了对愤怒、情绪狂躁的金属音乐的反思。一把吉他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旋律相对舒缓的民谣开始逐渐兴起于各地下演出场所。这一时期，摇滚乐开始变得多元化，人们不断的解构它，而它也在这样的解构中被不断地重新定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摇滚乐已经在城市的边缘走过了它30多年的光景。将不同时期的作品串联起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冰山一角。其中有在城市扩建的情境之下，由于自身社会记忆所依存的生活空间丧失而发出的感慨；也有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对于境况的改变而表达的愤慨与不满；也有受困于不断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而产生的自嘲与无奈。

四、基于边缘的城市研究

秉持从边缘观照中心的视角，从人类学出发去关注城市较小的群体与社区，可以为我们认识都市、理解社会变迁提供一定的方法与进路。作为唯一一门宣称能够以研究“他者”来反观自身，进而探求人类普同性的学科，人类学在都市底边人群的研究之中，能够提供其独特的借鉴价值。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形式的弱势状态，摇滚乐手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位置，都使得它具备了作为城市边缘文化与城市边缘人群的特点。

摇滚乐这种文化形态是城市文化生态链上的一环。在由城市构筑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摇滚乐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与参照对比之中，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开展着自己的生活。对于这一都市边缘群体的研究，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支持。诸如摇滚乐手、摇滚迷、地下演出场所、乐手聚居地、摇滚音乐节、以及摇滚音乐的市场生产机制等等方面，都亟待我们的关注。

通过对城市发展与摇滚乐相互关系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了解城市化过程之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而也能对何为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怎样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等著，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等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华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