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09-20 16: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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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意义

篇1

[关键词]民俗文化;语文课堂;意义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03-0014-01

民俗文化作为最大众化的文化,是所有文化孕育和萌芽的起点。民俗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人文价值绽放在我国的文化丛林之中。由于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近年来民俗文化的生存现状堪忧,很多民俗文化已走向没落。寻求民俗文化的重振之路,无疑需要从最基本的学校教育入手,由此我们开始提倡民俗文化走进语文课堂。民俗文化走进语文课堂是保护民俗文化的需要,是提高学生语文综合水平的需要,更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

一、有利于继承和弘扬民俗文化,增强学生的民俗文化保护意识

我国的民俗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聚集了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精神力量。语文教师将这些优秀的民俗文化引进课堂中,使学生能够听闻更多的奇闻逸事,开阔眼界,增加知识量。例如,在鲁迅先生的《祝福》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婚娶、祭祀、节日、服饰、饮食等的描写。教师可以适当对这些民俗文化进行拓展以增加学生的见闻,在课程中引入《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中华传统经典,发挥其德育功能,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从而强化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学生群体是民俗文化最重要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将民俗文化引进课堂是迎合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语文综合素养绝不仅限于对课本知识的掌握与学习,它上到天文地理,下到历史文学,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目前,我国各个年级的语文教学模式都还是紧扣课本进行分析与背诵,学生的语文素养普遍偏低,掌握的知识量十分有限。将民俗文化引进课堂无疑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例如,学生在学习屈原的诗作《离骚》时,教师可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讲述经历史沉淀而形成的端午节文化,对端午的各项习俗进行讨论,使学生对于屈原和端午文化有更深厚的理解。民俗文化与语文教学的结合使学生增加了民间艺术、时令节气、传统礼仪、天文地理、岁时历法等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增加了学生的知识量,优化了学生的知识结构。

三、可丰富语文课程资源,具有较高的教育价值

当前我国语文课程教学的取材范围较窄,仅限于古诗词、文言文和名人名家的文章。这些范围有限的取材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更无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民俗文化涵盖了衣食住行、人文地理、语言、科学、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内容,有力地弥补了当前语文课程资源的不足。如老舍的《茶馆》既描写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又将中国茶文化的民俗特色描写到极致。这些优秀文化历久弥新,既保留了优秀的元素,又糅合了时代的发展,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适合走进语文课堂,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四、有利于辅助语文教学,创新教学模式

篇2

[关键词]民俗 文化 剪纸 艺术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71-02

剪纸艺术是中国群众性最广泛,地域最鲜明,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和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态,大多是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朴素的表意创造。剪纸存在于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从而体现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虽然它的材料――纸的发明只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它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它的价值也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剪纸艺术本身,不仅美化生活、装点人生,在一年四季的各种节庆及人生礼仪中,负载着百姓对蓬勃生命的热烈寄托,已积淀成民族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

一、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

民间剪纸是附和民间习俗必不可少的一项艺术活动,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礼记・月令》中就有记载入冬以后要祭祖宗,还要祭祀门、户、溜、灶、行五位家神,这些灵位的装饰更新,正是后来门神、窗花、挂笺、顶棚花及灶台花的最早雏形。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东方朔传・岁时节》中说: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是民间人际交往互相问候的节日,“人日”剪赠“华胜”,表示亲朋好友之间的祝福。据传,汉武帝对死去的李夫人思念不已,求方士招魂。等到晚上,汉武帝坐于床榻,方士制作出李夫人的剪影,并摇晃灯光,隔帐观之,尤如李夫人,这种剪纸招魂的习俗历久不衰,其意义已经扩展有了更多的含义。民俗内涵大致包括吉庆纳福,驱邪避灾,追求繁衍等意义。

(一)生命与繁衍的主题

生命与繁衍是宇宙万物一切生物的本能,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实际上繁衍意识也是生命意识,繁衍是生命的无限延续,要达到人类的永生,只有繁衍,即子孙延续,万世不殆。由原始社会文化到民间剪纸中,植物的观物取象表现在以多子的瓜果蔬菜象征繁衍人类万物的宇宙母体上,最早出现的葫芦、南瓜、葡萄、梨、白菜都是母体多子的繁衍符号。

阴阳相合是人类表现的繁衍造型观,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原哲学宇宙观。婚俗中寓意子孙繁衍的阴阳相交的“阴阳鱼”“鱼咬莲”“莲里生子”剪纸。鱼是多子象征的神祗动物,以鱼喻多子,以双鱼喻阴阳相交子孙繁衍。

“喜娃娃”被贴在陕北结婚洞房窑窗中心,抓髻娃娃双手抱双鱼的大幅红、绿圆形团花,陕北叫“转花”,喻环天旋转生生不息,窑窗下部中央是三十六个格窗,中央四格贴上一个大幅的图腾动物剪纸或虎或羊或鹿,四角四格是角花,其他每个方格贴上“扣碗、对鱼、鱼戏莲、鱼唆莲、莲里生娃、老鼠吃南瓜、松鼠吃葡萄、猴石桃、兔吃白菜、金鸡探莲花等五颜六色的窗花剪纸,组成斗方形态的”三十六格窗云子,在这里以老鼠、松鼠、兔儿、金鸡喻男性;以莲花、南瓜、葡萄、白菜、桃喻女子;以动物与植物的合一,喻男女相交多子。

(二)自然物象、神灵的崇拜

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圣以及关于人主宰的模糊概念。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始人类中包含着大量的愚昧观念和迷信行为;另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研究原始宗教的意义,人类从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就是这样幻想,错觉的方式逐步探求人类的真理,在人类认知的早期观念对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先入为主的决定性作用。在进入现代科学文明时代,自然崇拜和神话繁衍作为民俗精神的结晶,在民俗文化中依然代代相传延续着守护神的职能。

在民间传统性祭祀活动中,所信奉的神仙有不少是自然神,如天、地、日、月、山、河、湖、海、风、雨、雷、电诸神等等,这显然是原始人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自然崇拜的继续。这些神仙在民间剪纸中具有生动的拟人化形象。雷公是鹰嘴人面、鹰爪人身的形象,示其像鹰一样在天上飞翔的意义。

二、体现在民俗文化的功用

民间剪纸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千家万户增色添彩。在旧时的农村里,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岁时节令、居住、服饰、婚丧、寿诞等都在剪纸中得到了反映。

(一)岁时节令、居住环境的装饰

正月初一每家挂春联,贴窗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正月十五闹花灯,在灯上要贴剪纸,更加绚丽引人。如“凤戏牡丹鹿头花”有富贵吉祥之意。

窗花的民俗作用最为集中,不仅美化生活,而且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与渴望,常以“吉祥喜庆”“丰年求祥”“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为主体,也有故事、人物、戏曲、习俗等。

(二)婚丧寿辰时的礼花

婚俗活动自古以来是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人生礼仪活动,喜花剪纸是随着中国婚俗逐步完善而出现的结婚用品,流传在全国各地。剪纸的内容都大同小异,都有寓意吉祥,烘托气氛的载体。如双喜字贴于新房的墙上、柜子、盒子上,在西北地区“贴有蛇盘兔、扣碗”等寓意的剪纸,表现了男女恩爱、幸福吉祥。在寿礼上的剪纸常为“鹿鹤同春”“八仙祝寿”“鱼龙变化”“福寿无边”,都以金纸或红纸剪成。

(三)活动的应用

这类剪纸作品是民间为了表达主观意愿,抵御自然灾害,满足自己理想的精神需求所创作的,体现对神灵的崇拜,同时也附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但反映着当时人们那种质朴的民俗情感,为了摆脱苦难企图以自己的主观意念来抗拒自然危害。如供品上摆衬纸,庙里神龛上张挂剪纸,以求娱神赐福。常见的有财神爷、灶王爷,还有一些像狮、虎、牛、鸡、瓜子娃娃、葫芦以求平安、辟邪消灾、灭患的。还有为了求雨剪一些“小龙入水”,求晴的“扫天婆”解脱已发生的灾难。气候无常,雨多了天涝,就用黄裱纸剪个“扫天媳妇”,“扫天媳妇真不瓤,手拿扫帚扫天忙,黑云疙瘩都扫净,雨过天晴太阳出。”

(四)服饰佩带习俗

这类剪纸,民间妇女称为“刺绣花”,即用于刺绣装饰底样。实用性很强,有鞋花、枕头花、衣袖花、肚兜花、烟袋花等,是剪纸在服饰上的运用。各民族的服饰、刺绣、剪纸都以民族地区所崇拜的动物或植物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各自的地方风格。

(五)纯观赏性的剪纸

它是在窗花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观赏性剪纸。这种剪纸具有较单纯的审美价值。做工精湛,风格高雅,经过装裱或装框放于室内观赏。它的形式与窗花关系密切,虽然不承担窗花的民俗作用。但是精湛的技艺与完美的形式又对窗花挂笺、炕围花等实用剪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窗花创作的提高与深入。

三、民间剪纸中的审美特色

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极力显示超越自身民族背景的独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张剪纸无论它用于何种场合,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灌注着审美感情。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它,它也就有了存在过程的审美价值。当然,民间剪纸的这种艺术形式独立性,并不是对于民俗限定的脱离,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因而其存在的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

美,直接起源于功能之中,在中国“美”和“好”是不可分离的,民间剪纸艺术追求更是审美标准和功用标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在民俗剪纸的审美价值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对于民间剪纸艺术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地方,返璞归真的独特艺术魅力是需要我们传承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民俗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也会适应社会的发展。有人曾经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有生命力的。由此可见那些古老的传统艺术尤其珍贵。

【参考文献】

[1]党春直.中原民间工艺美术.河南人民出版社.

[2]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湖南美术出版社.

[3]孙二林.民间剪纸.今盾出版社.

篇3

关键词:方言;民俗;旅游;文化

一、方言的产生与民俗的形成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并使用的。最初语言的出现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为统一行动发出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只在一个集团的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所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个地域所专有的,只反映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习俗、文化内涵。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某个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该地区的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语中,这也就是说,方言词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现象。例如,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岛地区称为“连襟”,而天津人叫“一担儿挑”。可见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传承、相沿而成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或约定俗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与惯例规矩,从而形了风格迥异又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社会各领域中不断传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民俗周圈与方言使用区域在地域上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两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说同一种方言话语的人,在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一致之处。我国自古就对民俗和方言的关系有所阐述,如《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中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正揭示了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说明民风民俗是否相同与方言话语是否相通是可以互为条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二、方言文化与民俗旅游的关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特定的方言词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地域与居民。由于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习惯的方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哪一种民俗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过该地区特有的方言词汇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民俗显露出来并且与方言一样,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从这一方面来说,方言可以称之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岁时年节、饮食服饰、等民俗的传承与演绎,始终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民俗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流布产生了影响,反映并制约该地区各种民俗的形成和传承过程。语言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决定了语言与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建设的相互依赖性。方言土语正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会性、稳定性、传播性、变异性对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为载体,以民风民俗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都市的品格与象征并一起构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众多因素,一个地区的方言特色也就是当地民俗的演变、发展形式之一,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旅游业更具魅力与吸引力。方言作为载体与地域文化一起构成了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从最基础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对于真正把握各地区的旅游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结构,都有很大的帮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一种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它也必然活跃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内。可以说,通过对方言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民俗旅游的内涵与特色。

三、天津方言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天津有着丰富的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天津方言的历史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天津人操一口特殊韵味和语调的天津话,天津方言中有许多外地人很难理解也很难学会的词汇和语调。天津方言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特色,在语言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词汇方面,天津话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富有人情味,成为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天津自古是军事重地,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各地的移民拼凑而成的。军人粗犷的性格和移民火爆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明代“燕王扫北”之时,安徽一带有大批军人携带家眷来到天津守城戍边屯垦。这些军事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江淮方言便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著名语言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淮平原。到了清代,天津仍然是淮军的大本营,从而淮军将领占据了上层社会地位,其使用的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得以推广流通。天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凭借航运码头和皇城脚下的优越位置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特色。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人杂五方,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内涵深厚,呈现出以老城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军旅文化和以海河为中心的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风貌,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使天津的卫派文化独树一帜,得领风气之先。因为方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及历史变迁。天津方言中有三个字使用频率最高,最能反映卫派文化的性格,一个是“哏儿”,一个是“嘛”,一个是“了”(liǎo)。“哏儿”是天津人的语言优势,卫嘴子能说善讲,表达幽默,天津人的乐观是全国出了名的;一个是“嘛”,天津人好奇,参与意识强,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好打抱不平和见义勇为;再一个是“了”,天津人很务实,只要认准了就去“了”,了就是办,天津人很重情义二字,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脸要面。方言话语与地域文化可以突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化形象,从而使该地区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彰显着天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及地域文化互为载体对中外旅游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天津民俗以方言的形式世代相传,蕴含着这个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天津方言与丰富的天津地域文化在各个层面互相融合,构成了天津地域的特色旅游文化。例如,天津话中的“莲年有鱼”所突出的年俗文化;“枣栗子”所突出的婚俗文化;“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所突出的宗教文化。每到旧历新年天津的年味最浓,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极受人们欢迎。画面上的娃娃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因“莲”与“连”同音,“鱼”与“余”同音,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反映了津门的时事风俗。津门民间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向寝账内撒红枣、粟子和花生,这是利用“枣”谐“早”之意,“栗子”谐“立子”之意,而取‘早立子”的吉祥含意;用花生,谐“花着生孩子”的意思,表示子孙满堂,既生儿又生女。天津自古以“河海通津”而著称,当时人们为寻求神灵的保护,航海女神妈祖便应运而生。天津的天后宫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由于天津自设卫以来,作为河海要冲的交通地位始终没变,所以几百年来妈祖文化在天津传承不断,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自元代在海河三岔口西岸建起了天津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天妃灵慈宫(后称天后宫)之后,三岔河口地区便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至明永乐二年,在天后宫建成七十八年之后,天津才开始设卫筑城,由于天后宫建立的时间早于天津建城,从而留下了“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此后,海河沿岸天后宫一带,船只聚集,商业兴起,人民繁衍。不久以天后宫为中心,形成了天津城市最早的一条商业街——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堪称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天津民间视天后为万能之神,这种信仰对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许多颇具天津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拴娃娃的求子习俗、献船挂船的还愿习俗、出皇会的祭祀习俗等。天津方言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亮点。天津的方言和民俗文化引起了外国以及外地游客的极大兴趣,但目前没有作为品牌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但是让天津的地域方言文化促进民俗旅游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构建突出天津文化旅游特色的方言旅游区既有利于保护天津的传统民俗文化又可以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而使用天津方言进行民俗文化的导游讲解则可以充分展示天津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形成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个性特征,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方言和民俗文化对天津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方言的独特韵味构成了特殊的旅游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传承津味儿民俗文化旅游的独特性,与其他地区旅游文化错位发展,是促进天津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整体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燕明先.旅游文化研究——天津方言话语与民俗[J].四川戏剧,2011(2).

2.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王兆祥.天津民俗文化刍议[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4(1).

篇4

关键词:民俗艺术;彩陶艺术

一、柳湾彩陶器物的物质民俗意象。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文化要素的关系之中。比如任何一种器物只有把它放在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陶器是先民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优美的器型和花纹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种古老艺术,其“形式是古人传情达意的符号”,不但是制陶土艺精湛的标志,而且是古代先民用自己的智慧进行文化沿袭创造的开始,也是民族文化雏形的见证。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一种粗耕的兼田渔游牧的经济生活的民族”文化就形成了。

“观物取象的‘象’,是中国本原哲学的载体,以中国本原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由哲学体系、艺术体系到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体系。它作为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母体,推动着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靳之林《绵绵瓜瓞》引言),如出土的两性人物彩陶罐,它暗含着青海柳弯原始地区深刻的生殖信仰民俗文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

“人类的野蛮,最初阶段是从陶器的应用开始的,自然揭示了生产的兴趣与生产力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类来说,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需求过程,而是还要追求精神的满足,视觉形象化,心理视觉化,通过形象的纹饰来记载各种生活事项,作为武侯历法的参照物,更有历史时空的产物。”柳湾彩陶的器型主要有盆、壶、罐、瓮、豆、碗,显得新颖多样,彩陶表面为桔红色或紫红色,配上黑色线条的几何形花纹或动物形花纹,更加光亮艳丽,柳湾墓地的全面发掘,这使人们认识到青海三江源头地区早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从中可以窥探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它也见证了我国彩陶艺术的发展、兴起、繁盛到衰退,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是远古文化的第一次高峰。健康纯朴的风格,浓郁深厚的生活气息,精湛洗练的手法,是新石器文化昌盛的见证。也推进了原始艺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类为了生活,在改造自然,繁衍后代,生产劳动和思想斗争方面付出的艰辛劳动,作为自然界的主人在登上历史舞台和创造生活方面等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的纪录。彩陶的产生也是人类定居生活的见证,是人类手工业开始的标志,使人类由实用艺术向着观念的纯艺术形式转化,人们把对人自身的自然装饰如纹身、纹面梳发等的天性,或者是某种目的需要的装饰转移为彩陶器物的装饰,柳湾出土的人头像彩陶,人的眼下部有数道线纹,就证明了这一点。也难怪有学者认为彩陶是来源于人自身装饰的艺术,陶器的造型也是模仿人的形态,而且模拟人的形态在陶器的各个部分和人一样装饰,大多数陶器外轮廓的一边像S型的女性,也说明了在潜意识中早期女性的重要社会地位。诸多的动植物图案符号和生活环境的记录无不昭示着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柳湾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柳湾原始氏族外化的实体的民俗,也是氏族社会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具体表现,是氏族先民利用现有的技术对器物进行绘画创作,继而形成以原始彩陶艺术文化为核心的整体氏族文化语境。也反映了一个抽象的“真实的世界”,暗含着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等民族文化发展的雏形。它是当地文化的原型,也是本地区传统文化起源产生的动力和因子。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以文化整体论的视角,从民俗艺术的的角度关注古文化,将对当代视觉文化的转向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柳湾彩陶器物的绘画装饰形式探究原始精神信仰民俗意象

“从原始社会开始,中华民族群体在为自身需要创造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群体艺术。阶级社会出现之后,民间艺术派生出个体的职业艺术,由此形成中华民族的两大艺术体系和两大文化艺术遗产,”。由此可见,中国民间艺术是根植于民族本原文化的,是一切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生命与繁衍是宇宙万物的本能,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人类的遗传靠的是基因的传承,人类各民族文化的传承,靠的也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中国民间美术就体现了这种文化上的传承。

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与其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相关。青海柳湾地处甘肃西部和青海河湟地区,距今约4000年。青海是三江的源头,《山海经》记载河出昆仑,湟水谷地在黄河上游诸多河谷中最宽阔的谷地,其土层深厚,为肥沃的黄土,又因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降水相对丰富,又有湟水灌溉,为农业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丰富的动植物促进了远古文明的发生,新时期时代的遗址发现了大量原始的农业作物,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驯化和牧养栽培动植物的漫长历史记录。也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民间传统的吉祥用语,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牛羊满圈”这种生生不息的民间民俗文化内涵和意识原型,从而形成了黄河民俗文化的萌芽和雏形。

1974年春天,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发现了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青海省文物管理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工作队经过连续六年发掘之后,清理墓葬1700余座,出土珍贵文物35000余件,其中各种形制的彩陶器皿达15000件之多,真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彩陶王国。柳湾墓地在乐都县高庙镇东面两公里处的柳湾村。村北有一处东西走向的早台,氏族墓地就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柳湾墓地马厂彩陶不但以数量和花纹著称,而且一部分彩陶壶的腹下部,绘有各种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是陶器制造者的记号,或代表氏族的徽号,还是我国最原始的古文字?对于这些内容的探讨,将为研究彩陶王国增添新的课题。

彩陶符号的出现,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农业牧业定居生活的开始,也是重要手工业的开始,提供饮食器具。农业的分工,部族生活血缘关系的不同,使彩陶风格迥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使得观念形态中的实用艺术在生活中发展,是人们把自然装饰的天性转化为陶器的装饰,彩陶的艺术是来源于人的艺术,陶器造型模仿人的形态,而且模拟人的形态在陶器的颈部用贝纹,骨管等物装饰的形象装饰。远古彩陶文化是当时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也是当时一切文化现象的载体,一切艺术活动均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这也标志着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开始。

器物从功能需求方面反映生活,思维观念,社会观念,是当地先民们对自然物的模拟,也是原始崇拜观念,图腾崇拜,萨满巫术集体行为艺术的记录,“具有明显的重要仪式和宗教倾向。”器物仿照自然容器,如葫芦竹木容器,模仿自然容器的

组织,体积,内模,制陶,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和满足感,因而日、月、山、河、雷、电、风、雨也是他们描绘的主要对象,自然多样的丰富性,也是导致纹饰的多样性,氏族的标记,加强了强大的凝聚力,图腾的人格化,也是使彩陶艺术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原始万物有灵即原始宗教观念的原动力,人与自然,人与人后期祖先灵魂的崇拜,图腾形象相互交替、重叠、渗透,形成半人半兽怪异的现象,思维观念在抽象化、进步化,使社会形态处于杂糅、萌芽的混沌原始状态。早期以写实为主,如变体人形纹,后期抽象化、理想化,加大了人对自然,人对人自身的理想化追求,彩陶器物的形象和图案,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氏族社会的共同理想。

母系社会的解体,图腾信仰的没落,也反映在彩陶装饰上,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早期结构均衡严谨,线条流畅生动,反映了人们思想的活力,社会的稳定团结,同时体现了社会的强大生命力,到中晚期,衰退,反映潦草,又返回到原始的状态,同时了也表现了社会化的进程,漩涡纹的循环往复,反映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黄河之水,也是百家争鸣丰富想象力的表现,也是艺术造型的理想化,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化,社会观念和理想的哲学化观念。使中国早期五行色彩观念、虚实阴阳哲学、大小方圆、曲直凹凸、主体风格统一,形式丰富多样。我们从柳湾彩陶器物的纹饰分类来看原始艺术哲学观念的思想,第一、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四大圆圈纹、葫芦型纹、半圆纹、多圆圈纹、叶形纹、波纹、蛙纹、菱形纹、格子纹、折线纹、平行条带纹、竖条型纹、回纹、他是由圆到方的对世界方位空间的理解;第二、齐家文化三角形纹折线纹;第三、卡约文化动物纹饰、折线纹、三角形纹、变形连续s行纹、多圆圈纹、涡行纹、回纹、是由方到圆的变化;第四、新店文化双钩纹、钩纹、折线纹、变体蛙纹、黑彩宽带纹、动物型纹、太阳型纹、是园中见方,变化无穷的想象。S型的波纹是生命线,是对水的渴望和对水的崇拜,产生与水有关系的不同变化的纹饰,风对水的影响,波纹产生涟漪状的、大漩涡状、鱼鳞状,波形的变化足见古人观察事物的仔细严谨,蛙的多产,农业的种植,与气候的变化四季的更替有关,从而形成古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哲学观。远古人类正因为生活艰苦,所以才渴望产生与生活有关系的所有自然物,如具象到抽象化,人格化,精神化、理想化、期望化、简单化、复杂化、思想的混沌化发展到观念的规律化、稳定化,也无不反映人与动物的不同,使得人寻找人的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使得人去认识人本身认识自然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各种民俗文化的原型状态,没有民俗文化的原型,我们今天与古人无法交流。

方格型菱形也可能是封建社会农业分封制和井田制的视觉原型和观念原型,也是祈求农业的丰收,也是强调农业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水波纹太阳纹是人们对自然生存环境的重要性的理解。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形成雏形,各种方格虚实形象的变化,反映田间作物的多样化,种植方式的多样化,也是古人思想的启示,或图形创作的一原点,这点可以由商代的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证实,商代饮水灌溉的情况在甲骨文中的反映,苗、亩的含义,甲骨文的形象化和彩陶图案的纹饰的比较,最多的反映了原始与农业有关的信息,主客体反复实践的过程,点线面形象内涵的蜕变,审美形式极为丰富,形成一种文化模式,是艺术向个性方面的分化,向文明生活的演进,社会分工导致陶器的衰退,但文化更加灿烂,人类第二个青铜时代,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代替了原先具有的社会形态,工具的起源与审美主体的形成,使审美艺术和艺术实践的发生,使艺术心理的发生,原始宗教和巫术对审美发生形态的演化,促使发生变异,在形式和内涵中不断引入和含化了其他的许多民俗文化模式和成分。

三、柳湾彩陶器物的民俗文化特点及文化功能

青海柳湾出土的彩陶器物是新时器仰韶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当地人类生活的活化石,由此可以窥知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文化。主要反映了原始种植农业的出现、动植物的饲养和驯化的发展、陶器制作使用、金属冶炼萌芽、原始宗教兴起文字萌芽、社会组织结构初具规模的历史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人类记录生产生活的视觉百科全书。彩陶器物其内容形象逼真、千姿百态、形意结合,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和人类丰富的情感与活动。透过彩陶的视觉形象去体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远古人类的生活踪迹,由此而引发人类对哲学、文学、史学、宗教、艺术、伦理民俗、天文地理、数学等学科原始思维的联想,使人类的文化如同黄河之水源远长流。

青海柳湾彩陶器物是仰韶文化对后世生活形态及民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易哲学思想的图形符号化体系形成,也是文化的开拓者,彩陶的红和黑色造成了中国的玄学的基础,说文解字说:“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天也,道也,奥妙,微妙,精神玄的宇宙本体。”红色,古人认为是生命的象征,力量的象征,用红色表现对生活的信念和追求,在乐都柳湾彩陶器物中,不同符号的彩陶共有679件,共有144种不同的符号,代表某种意义,具有视觉传达功能,应该是文字的前身,多见的蛙纹,是古人对蛙的崇拜,也是原始蛙神话的渊源,意识形态中的绘画技术和美学特征是组成彩陶器物文化的整体文化核心,他影响了宗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体系的蒙昧形成,也难怪有人说,制陶的高手可能是巫师,也可能是受氏族尊敬的首领,但是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但它是民俗文化的原型,也是文化起源的动力,村落宗教社会化,集体意识化,原始的社会形态过度,也形成了原始社会公社化,农业发展科技化。科技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推动社会形态的发展,进入奴隶制社会,使原始社会解体,井田农业技术发展,从而形成了天下国家时空的概念,在原始社会后期逐渐形成,无意识的建立起,群体的语言习惯,新时代的器物制造体现了先民观物取象的意向创作意识,人类社会文化由一个真实蒙昧的社会形态向另一个观念文化形态蜕变。

综上所述,青海柳湾彩陶器物有总的文化特点有主要有:第一,它是所有原始民俗文化的原型和的基础。第二,它是社会存在的哲学文化基因,也是意识形态领域里艺术存在的情感符号。第三,它是认知其它器物如青铜、瓷器、玉、漆器、古代家具等中国传统工艺文化功能的依据。第四,它具有民俗艺术文化的支撑作用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9。

[2]王娟:《民俗案概论》,见2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

[3]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见8页,北京:5.N传播出版社,2004.8。

[4][美]扬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文饰、图形文字与图象像铭文的解读》见1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0。

[5]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华艺社1994年北京出版。

[6]刘溥主编:《青海彩陶纹饰》,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人民社1994年西宁出版。

[7]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青海省志》,(彩陶志),黄山书社1994年南京出版。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青海柳湾》,1980年出版。

[9]张士闪耿波著:《中国艺术民俗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

[10]张晓凌著:《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篇5

【关键词】电影《A山节考》 民俗文化

日本电影《A山节考》(1983),是根据深泽七郎的同名短篇小说《A山节考》(1956)和另一部短篇小说《东北的神武们》(1957)改编而成,于1983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故事发生于一百多年前日本信州(现在的长野)山村。村后的A山峰顶终年白雪皑皑,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由于严重的粮食不足,每家每户唯有长子可以娶妻生子,次子以下的男人没有结婚的权利,称作“奴崽”,只能充当劳动力。老人一到了70岁,由长子背到A山上去,任其自生自灭。

电影独特的叙事结构、丰满的人物刻画以及关于生命历程的深刻的文化内涵,深深撩拨着各国观众的心弦。在这宛如被世界孤立,荒寂的村落中,竟然存在着这样的关乎生命、关乎美的精神内涵,震撼之余,笔者也着实体会到了影片所反映的民俗文化的魅力。

民俗文化,简要的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民俗文化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提起民俗文化,看似近在咫尺,却也遥不可及。然而,在一部伟大的电影―《A山节考》中,导演通过电影语言,原生态的环境,生与死的对比,将饱满而又丰富的民俗文化的精美画卷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藉此,本稿以日本电影《A山节考》(1983)为研究对象,同时也参考深泽七郎的同名小说,与读者共同走进这幅日本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美画卷。

一、具有原始色彩的采集与农耕等物质生产的民俗文化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寥寥数语便道尽了中国人心中期望的世外桃源景象,而在今村昌平拉长的镜头里,A山村民渔猎之欢、农耕之乐的画面不正如那桃花源般的祥和美丽么?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A山村民们一直保留着狩猎的习俗。初春时节,村民便带着猎枪,跨上弓箭上山寻猎,枪声响彻山林,笑声伴随着枪声随风飘扬,手提野兔,围攻猎物,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因子。山间潺潺溪水之中,也总有女人们捕鱼的身影,阿玲是村中出名的捕捉鳟鱼的能手,在“上山”之前也将这一技能传授于自己的儿媳。

画面一转,在那村前山间的田地里,村民们或是平整水田,或是扶犁耕地,或是防治虫害,或是收割谷子,满是辛勤的劳作与收获的喜悦。电影中看到的A山村民们的食物有玉米面疙瘩汤、土豆、豆子、小米,还有松子、蚕豆、栗子、柯树和榧树的果实。渔猎与农耕之余,村民们也时时上山采摘蘑菇、山野菜、蕨菜、土当归、凤尾草、B树芽。还有鳟鱼、兔子等。这一切反映了山村的农耕民俗文化与饮食民俗文化。

二、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残酷的社会民俗文化

众所周知,文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电影《A山节考》中,体现了A山村民包括婚恋、惩罚、上山等诸多社会民俗文化。

这部电影通过两类地位截然相反的人充分地表现出了有关婚恋的社会民俗文化。在A山不论哪一家,对结婚问题都是简单处理的,只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商谈一下可以决定,不用隆重的婚礼。而所谓媒人介绍,只要帮助男女双方询问年龄是否相当即可。女方去男方家中看看,一旦留宿便表示嫁给了男方。袈裟吉和阿松便是很好的例子。阿松随娘家被活埋之后,又找了一个女子。辰平的妻子因上山拾栗子掉下山崖死去,续弦找了阿玉。

然而村中像利助一样的奴崽只能劳动。虽说是辰平的弟弟,但是其地位赶不上继承人(侄儿)袈裟吉。在家中不光要干活,同时也必须睡在马厩中照顾马。终生没有娶妻的权利,释放欲望时甚至只能靠狗来发泄。在电影中,导演通过利助这一典型案例来详细说明了奴崽们的婚恋烦恼。阿荣按照丈夫的遗言,为了赎罪,要和村中的每个奴崽轮流睡一夜。丈夫死后,阿荣果真与村中的奴崽各睡一夜,唯独跳过了利助,引起了利助的不满和发泄。阿玲睹此情景,求阿荣不成之后,便找到邻家阿婆,乞求她让次子利助尝到男女欢爱的乐趣。虽然这种残酷的习俗压制了人性,但却也是无奈之举。为了全部A山村民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是人类初期最原始的社会形态,这种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正是A山村民民俗文化的鲜明体现。不难发现,这种婚恋习俗有着一定的弊端,它一方面简单直接地明确了长子拥有娶妻生子的神圣权利,体现了A山村民在生存的压力下,形成的一种简朴的婚恋态度和价值选择,也可以说是对生命本身自然的一种尊重。但另一方面,对奴崽们天性的压迫与限制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又与尊重生命的态度相悖。而这种矛盾的交织从侧面体现出了A山村民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

篇6

【关键词】房县;遗址文化;民俗文化;发掘;保护;利用

一、房县遗产民俗文化艺术的发掘

房县地区以樟脑洞遗址、莲花湾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表现出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风格,为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提供全新的资料。目前房县境内发掘的遗迹及文化承载形式大都包括下面几种类型:

(一)遗址文化:房县境内涵盖了具有仰韶文化特点的羊鼻岭遗址;具有石家河文化特点的七里河遗址、军店公社翁家店遗址、化龙公社长望六队遗址、化龙大队砖瓦厂遗址、长望大队砖瓦厂遗址;具有西周文化特点的孙家坪遗址;具有战国两汉文化特点的樟脑洞遗址。这些都属目前已发掘的遗址文化,有其各文化时期的特点。比如羊鼻岭遗址中以红陶最多。七里河诸遗址以灰黑陶为主。还包括其它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斧、陶片、鼎足、鬲足、豆把等工具器皿。

(二)汉墓群文化:在房县境内接连发现出来的汉墓群主要有红塔公社高碑大队汉墓群、军店镇茅坪郭家庄带葬墓群、莲花湾战国时期古墓群且上述提及的遗址周围还遗存有两汉时期的墓地。特别是出土的墓室内画像砖还保存完好。

2010年,在房县二郎岗东汉墓中出土一批画像砖。砖的侧面均模印有车马画像图,一砖一画,画面主要由立树、导骑、飞鸟、轺车、文吏等五部分组成。实心长形画像砖系用木模压印后经火烧制而成,保存基本完好,画面较为清楚。砖侧面模印有浅浮雕图案,表现的主要内容为车马出行图。图中车马、人物、鸟木等形象生动传神、动静有致,画面结构简单清晰、质朴概括。(图 房县出土东汉车马出行画像砖)

(三)古城文化:十年前,土石城墙、城门、台基、点将台、皇寨、化龙古城和唐中宗囤积在此的宫城还隐约可见,而今的城镇化建设改变了它们本有的容颜,也让当下依稀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人汗颜。

(四)古河床地质文化: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命名的世界著名青峰大断裂带地域,长达 10 余公里,波浪起伏,地质景观令人叫绝。峡谷峰峦叠嶂,而今紫阳洞里还有形状各异的钟乳石,相传为《封神榜》中清虚道德真君修仙之所。青峰大峡谷古河床地质遗迹对水动力学、新构造运动、古气候学、岩石学、地貌学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科普价值。

(五)民俗遗风文化:由胡崇俊在神农架与保康地区之间收集整理出的《黑暗传》不仅是汉族首部创世史诗,被称作远古文化的“活化石”。而今在房县打待尸中还传唱有《黑暗传》里面的内容,七里河诸遗址中学界还得出了随葬习俗开始并盛行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持续到龙山文化时期,但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出现衰弱之势的结论。

其上所述文化形式仅从造型艺术角度而言,文学、音乐等其它艺术维度笔者在此并未作系统的搜集整理与归纳总结。

二、房县遗址民俗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利用

鄂西北房县地区虽拥有丰富的古文化遗产,但被人们认识并得到关注始于上世纪末。直至丹江口水库建设工作的推进,一大批考古工作者进驻房县境内,境内大大小小的遗址遗迹才得到正视。之前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孙家坪遗址就遭到了洪水的迫害,该遗址北倚马栏河,洪水频发,河道变迁与洗涮,遗址遗存减少且支零破碎,发掘后该遗址文化的研究举步维艰。

经网络搜索统计笔者初步了解到: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的全国性《诗经》文化节,有关房陵民间文化的专题片制作并在央视播出,《房县民间艺人资格评审暂行办法》的出台,正在恢复修建的天官坟(尹吉甫墓)、文庙、宝堂寺、丹朱坟、汉黄孝子祠堂等工程项目已经表明相关部门对房县境内民俗文化艺术保护工作的支持与关注。房县政府已下发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对民间文化的普查、挖整和抢救工作。

笔者认为,遗址文化也好,民俗艺术也罢,都可囊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而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在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更不单是文化管理机构与职能部门的事情,它早已穿越了时空国度,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所以,除了建立健全保护机制、普及强调全民共同参与保护意识外,县域范围内更应该加大对基础性场馆、工作人员的培养方面的经费投入,注重场馆形象工程建设,加强从事发掘、保护工作人员业务常识的培养力度和技术规范性,避免因场馆问题让已发掘的在运输挪动中意外受损,避免待发掘的因为业务操作常识和判断能力欠缺误伤误失了瑰宝。

总之,房县遗址民俗文化不仅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早期楚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持和鲜活的实物佐证。而面对这样的文化艺术瑰宝,以此类推,笔者试问:遗址民俗文化如何融入到基础教学并得到良好的传承,基础教学的教材中如何植入地方遗址民俗文化艺术,儿童创造中如何利用民俗文化艺术激发培养他们的创造冲动,“情境”教学中如何与遗址遗迹、民俗遗风地进行结合等等课题都浮现于脑海中。

参考文献

[1] 郑建明.从房县七里河诸遗址看史前东夷族的西迁[J].华夏考古,2003.

[2] 曾润.地域文化在益阳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美术大观,2011.

[3] 曾润.谈文化与艺术在土产品包装中的融合运用[J].大众文艺,2011.

篇7

【关键词】安徽;民俗;文化;功能

民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功能是它在社会生活与文化系统中对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发挥的客观效用,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下面以安徽地区为例简要地分析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

在了解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功能与价值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民俗”和“文化”。钟敬文先生曾在《民俗学概论》中将民俗定义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在中国,“民俗”一词出现的很早,如《管子・正世》、《礼记・缁衣》中都曾有过记载。可见,古时人们对民俗产生的作用就十分重视。而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学者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他认为文化可以调节一切社会科学。他还进一步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即所谓“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两种主要成分,把文化与人创造的客观世界和本有的主观世界联系到了一起。

作为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安徽南北地域差异较大,文化、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不同的地域特征孕育了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而这些民俗文化本身的功能与价值也对这一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民俗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

“民俗文化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可以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到一起。”[2]民俗文化对于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有约束的作用,也是社会在良性运转中的一种非正式的保障手段。

在安徽地区,民俗文化的规范整合功能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当属安徽皖南地区的宗族、乡约、家法等制度。在徽州,宗族组织高度发达,在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徽州宗族几乎控制了整个徽州的基层社会,各大宗族都有其一整套治理宗族的族规家法,对其宗族成员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徽州宗族沿袭着“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3]的习俗惯制,通过族规家法维护封建等级名分制度,调整着宗族内部的财产关系,维护国法、惩戒梗顽,使社会秩序和基层社会保持着稳定。社屋、宗祠和其它寺观庵堂为外在表现的地缘、宗教关系,对徽州社区的稳定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辅助以及补充的作用。

二、民俗文化的心理调适功能

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既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调剂生活。各种节日、游戏、民间工艺、宗教仪式,都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

在安徽,无论皖南、皖北,都具有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比如,滁州地区就有多种民间娱乐活动,民间舞蹈“狮子灯”、“秧歌灯”、“花鼓灯”等都极受老百姓的喜爱,丝竹管弦乐在这里也非常盛行。九华山地区及附近乡邻逢年或重大节日活动时,则喜以舞龙灯、狮子灯庆贺助兴,观者如潮,热闹非凡。徽州地区还有“赛琼碗”、目连戏、傩戏、采茶戏等颇具地方特色的游艺竞技活动。同时,安徽还有各种宗教活动,诸如“上九庙会”、“禹王庙会”、“琅琊山庙会”等等。这些都对人们的心理起到了重要的调适作用。

三、民俗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文化对人们的教化,是在人们一辈又一辈的传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的,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有着重大的作用。

人们按部就班的经历人生每一个阶段的人生仪礼,就是人们接受着外部世界的影响的最好证明。比如,诞生礼中的周岁仪礼,新生儿就会进行非常重要的“抓周”仪式,在长辈们会在桌子上摆上象征前途命运的东西,例如文具、书籍、纸币、尺子等,孩子抓到了哪样东西就预示着会有怎样的前途。“成年礼”则是为承认年轻人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而举行的仪礼,它标志着一个人进入了成熟阶段,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转变。我国古代把男子的成年礼叫“冠礼”,女子的成年礼叫“笄礼”,分别在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六岁时行礼,男子行“冠礼”象征有了参加国事和家事的资格,女子行“笄礼”表示从此结束了少女时代,可以结婚生子了。还有一些民间的神话传说,同样也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如合肥地区相传纪念包拯的包河中的“无丝(私)藕”,就是引导人们为人处事时摒弃私心等等。

四、民俗文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传统民俗文化中的许多禁忌观念无疑对维护生态平衡、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比如在徽州地区就有着对山水草木的堪舆信仰的传统,不仅作用于徽州村落的起源,在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维护和改造上,也有着决定的作用。在徽州,山石草木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轻动。徽州许多家法族规中都有禁止私伐树木的条文,在徽州人的传统观念中,树木是可以保全一个村庄之“气”的。人们也会按照分水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治理,这些治理,大都是在水口上进行。水口是古徽州村落建设中一项重要设施,也是徽州古村落的门户,通常在水流的出入口或其近旁,同祠堂、庙宇一样对于徽州人来说意义重大,不仅仅是整个村庄风水的咽喉;同时也是徽州村民认为兴旺发达与否的关键。在徽州百姓的观念中,水就是财富,因此需要在那里建造园林、建筑物等等,以锁住水口。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村落水源的保护,徽州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五、民俗文化的经济开发利用功能

现如今,民俗文化活动多种多样,人们一方面对文化进行着保存和传承工作,同时也对其进行着开发与利用,使民俗文化具有了经济开发利用的功能。

在安徽的许多地区,很多民俗事象都得到了开发,比如自1992年起就开展的淮南豆腐文化节,有力的宣传了我国的豆腐文化,弥补了在以前宣传不足的情形下,许多西方国家都以为豆腐是日本发明的错误观念。这一活动还带来了十分丰厚的经济效益,重点举办的产品展销会、商品交易会和经贸洽谈会成功的落实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战略,为豆腐节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继认定,也很好的宣传了我们的民俗文化,使这些民俗事象广泛的受到大众传媒等传播渠道的重视和宣传,为其保护和传承又增添了一层保障。近两年,安徽还开始举办“安徽民俗文化节”,广泛的吸引了各方来客,充分地展现了江淮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皖风徽韵”的独特魅力亮相世界。

千姿百态的民俗事项,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不可分离,潜移默化地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由此可见,民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当今社会的良性运转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

[2]吉国秀.民俗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J].辽宁:辽宁大学学报,2007(5):5

[3]卞利.安徽文化丛书安徽民俗[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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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趋势下,面对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文化潮流,传统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又回到现代文化的阵地里。在新的课程改革下,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开发语文课程资源,让学生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角度重新感悟民俗文化,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走进生活,走进语文课堂,走进语文世界,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培养学生语文实践能力,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得以光大。

《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强调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智慧。”语文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决定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离不开语文。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历史使命,探寻语文教学的新思路、新渠道,深入研究民俗文化,丰富语文教学,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让学生在祖国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光大。

一、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开发语文课程资源

1.经典诗文背后氤氲着传统民俗文化的气息

通过阅读《江南》,可以了解江南水乡人们亲水采莲民俗风情,通过理解《敕勒歌》,可以明白塞北草原游牧民族骑马纵歌的生活习惯。我们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等古代作品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也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在传授语言文字知识,进行人文教育的同时,认真分析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并通过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2.名家文本里面荟萃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

“语文的文本价值与学生独特体验的完美结合。”如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已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鸭蛋、精神层面的鸭蛋,它更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承载着作者自我的精神,更承载着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只有用文化视野和生命的历程去解读它,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刻,学生的情感在民俗的熏陶中得以升华。端午的鸭蛋,就是一卷精神的胶片,上面承载着作者对童心的复苏、故乡的缅怀和对民俗风情的追念。

3.山光水色中间流连着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子

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山伟岸、水奔腾,草木有情,蜂蝶有意。利用好这些蕴含在文字、景色背后的人类几千年来赋予“物”的特殊含义,可以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树立良好的道德修养。

4.故事传说背后掩藏着民俗文化的精髓

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更多经典的、优秀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进入到小学语文教材。这些不仅是小学生学习语言的好材料,而且往往蕴藏在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它使孩子求真、向善、尚美,使孩子了解悠久灿烂的华夏文化。

二、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培养语文实践能力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教授曾说: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民族的命运与走向的问题。当前,外来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多,在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的不断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在学生的思想中日益淡化,作为语文教师应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1.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

比如举行一些“元宵节——我和花灯有个约会”;“清明——追寻英烈的足迹”、“端午——走进屈原的世界”等活动,对于发掘和弘扬民俗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搜集身边的民俗风情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正是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民俗风情。如参观名胜,收集对联。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诵读欣赏”中介绍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对联,教师可以在讲授了文本中对联知识之后,要求学生收集体现家乡文化特色的对联。这样,学生既能巩固文本知识,又加深了对家乡民俗文化的了解。家乡的西楚霸王项羽故里,泗水古国遗址、嶂山森林公园等名胜古迹,均有反映家乡历史、展现家乡文化的对联。 转贴于

3.开发乡土资源

在用好文本资源的基础上,教师应努力开发与语文教学有关的乡土资源作为拓展,把民俗文化教育由小课堂带入大社会,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家乡,亲近家乡,培养深厚的乡土情结。开发乡土资源,当以活动为载体。在明确活动目的、细化活动要求的基础上,教师要放手由学生具体操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民俗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是我们语文教学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走进语文课堂是大势所趋,弘扬民俗文化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语文教学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应该坚记鲁迅先生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中开展民俗文化教育,努力将民俗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深处,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走进生活,走进语文世界,走进语文课堂,让每位学生都拥有一个开满民俗文化之花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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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验经济;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体验经济产生的背景和旅游业的新趋势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史,人类的经济活动走过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人们从低层次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中调转目光,将兴趣投向广阔的精神需求领域,这一发展趋势宣告了体验经济的繁荣时代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作为高端文化产品的文化遗产迎来了广大旅游者青睐的目光。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未来的冲击》当中。体验经济中,消费者消费的客体不再仅仅是商品或者服务,而更多的是获得一种体验和感知。因此要求产品的开发商和制造商从生活情景出发,开发能够获得消费者心理认同,调动综合感官体验的产品,用充满感情的力量给顾客提供难以忘却的愉悦经历,这份经历是一种冠绝,一种不仅在身体上,更是在情绪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体验。与前面三种经济类型相比较,体验经济富有的是一种舞台展示的经济功能,提供的是难忘且充满个性的产品,突出感受,并历时短暂却能给旅游者留下经久不衰的难忘回忆。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单纯的物质形态,其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

旅游者要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离不开完善的旅游体验载体系统,不同的旅游单位其旅游体验系统存在差异,以最常见的旅游景区为例,旅游景区的体验载体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舞台体验载体、活动体验载体、环境体验载体和服务体验载体。其中舞台体验系统是基础与前提,活动体验系统是核心,环境体验系统和服务体验系统是支持系统。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能否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旅游者本身和媒介。旅游者本身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关系到外界刺激被旅游者感知的深度和所获得的愉悦感;而媒介则决定了旅游者的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二、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民俗文化遗产特征

文化遗产是指从艺术、历史或科学的角度评价,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遗址和建筑物。文化遗产根据存在的形态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和普遍意义,并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主要包括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两大类。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是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旅游开发和策划,进一步汇集和提升其文化价值,为旅游者提供丰盛的文化体验产品。

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核心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分为物质、制度和文化心理三个层次。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旅游诉求是综合的,因此,光顾文化遗产旅游的游客并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体验,他们更看重的是体验思想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旅游产品,这也是大多数深度旅游者对旅游品质的文化层面的要求。从体验主体上看,旅游者的体验效果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从客体上看,遗产地文化特色是否通过旅游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内容是否丰富等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而从媒介上看,是否具有统一的主题框架引导和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并为旅游者获得完整、丰富、创新的旅游体验提供支持。

与一般的文化遗产一样,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除此之外,民俗文化遗产还具有多元性、变异性、中心发散性、地方性、神秘性、适应性、实用性等特征。多元性是指民俗文化的种类繁多;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的地理特征或者乡土特征,这一特征是民俗文化民间身份的体现,也说明了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变异性是民俗在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强大的适应能力,标志着民俗事象在流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也正因为这种变异性,民俗文化的传承才造就了多元而庞大的民俗文化体系,而非单一文化的单纯复制。民俗的神秘性是源于先民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自由发挥想象力,从大脑中构建出种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对生活加以阐释,进而形成了今天流传于民间丰富多彩的神怪世界和美丽的传说故事等民俗文化内容。许多民俗文化事象今天看来荒诞不羁且难以理解,而实际上在过去先民所生活的年代正反映了科学的落后和特定时代下的生活方式,只是过去的生活方式已不被现代人所理解,因此对于先民来说来源于简单而平实的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平添了几分神秘。民俗文化的适应性和变异性是相生的两大属性,而实用性反映了民俗来源于民间,产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原理。

由于民俗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因此民俗文化遗产的亲民性在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对民俗文化遗产生活属性的挖掘和情景再现手段,可以开发出丰富的体验性旅游产品,既为旅游者提供了愉悦的经历,又达到了传承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作用。

三、民俗文化遗产的体验性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民俗文化无疑是体验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也是旅游开发操刀者不竭的灵感来源。对于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来说,民俗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性活动的有力卖点,随着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活动的增多,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开发者对文物保护不力,规划不当,解说不详,导致民俗被误读、误用、甚至在游客的心里留下了“民俗=低俗”的错误认识。如传统的婚俗中,有些地区在新娘出嫁离开娘家之时在地上撒米驱邪,导游和活动组织者均向游客解释此民俗源于民众的封建思想,甚至违背民俗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编造故事为此民俗增色。而事实上新娘出嫁向地上撒米源于过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农村家家散养鸡鸭,新娘出嫁朝地上撒米是为了吸引鸡鸭啄食,避免鸡鸭啄伤新娘破坏婚礼的喜庆气氛。因此,为了向旅游者提供真实且愉悦的民俗文化体验之旅要求开发者和经营者立足实际,提升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在维护民俗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开发体验性产品。具体来说,可从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着手:

(一)物质层面

物质层面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旅游者接触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所获得的第一感官体验,物质打造的好坏决定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第一印象,关系到旅游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深入下去体验旅游产品更深层次的内容。而要打造物质文化精品要求开发者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内涵,将民俗文化的物质形态以适应体验式旅游发展的方式予以呈现,并赋予符号化和象征化特征。民俗文化遗产与体验经济的结合要求民俗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地展示其乡土的一面,而要结合城市生活方式,以迎合旅游者消费需求,朝旅游工艺品的方向发展(舞台展示的道具除外,舞台展示必须较为本真地表现民俗的一面,这样才能给旅游者带来真实的民俗体验)。

(二)制度层面

民俗的制度层面在体验经济当中运用较少,主要存在于民俗事象的解说当中,为了帮助游客更深入地理解民俗产生、变异、发展乃至消亡的历程,为其进一步参与体验式活动提供真实的知识背景,促进游客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旅游开发者应对所开发的旅游产品涉及到的民俗活动和事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将其以各种物质形态和手段予以展示,以帮助游客理解民俗活动和事象别后所隐藏的思想和制度文化,从而提升游客对民俗文化价值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三)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是最高层面,一方面要求旅游者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保护民俗文化的氛围,那么参与并体验民俗文化才能从单纯的娱乐发展成为文化享受。消费者消费需求的转变才能推动供给的转型,迫使开发者立足于民俗文化的核心,即文化产品的开发,从而推动深度体验旅游的发展,触动旅游者的心弦,使旅游者获得高峰体验。

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就旅游开发者来说,要注重景区整体人文氛围的营造,将文化融入景区的方方面面,不仅出于经济利益,并在获利的过程中以景区的文化氛围感化游客,在游客与旅游景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互动,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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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美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外介绍中国饮食文化也就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但是文化差异的存在也导致中西方观众构建的文化图式不同,这就为翻译带来了难题。本文以《舌尖上的中国2》的翻译为例,分析翻译实践中处理文化图式对应,相异,缺省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文化图式;舌尖2;美食;翻译方法

为了传承中国饮食文化,同时满足外国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好奇,CCTV精心打造了两季美食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作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这部纪录片带领全世界的观众一起品味中国特色美食,了解中国民俗文化,感受中国百姓积极乐观的生活理念。纪录片中介绍了1000多种中国美食,给观众讲述了菜名的来历,选用的食材,烹饪技巧以及每道菜背后的故事。片中的菜名以及一些表达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就使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外国观众难以理解接受,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对该记录片的翻译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一些学者对该片的翻译已做了一些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目的论,功能对等,译者主体性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本文试图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研究该纪录片的翻译,将文化图式理论应用到《舌尖2》的翻译研究中,探析恰当地处理片中文化图式的翻译方法。

一、图式理论

(一)定义

图式(schema)一词源自希腊词汇,表示大体的形状或图案。伊曼努尔・肯特(1724-1804)认为图式是将某一纯粹的非实证的概念与对某个事物的大脑印象相结合的过程上的控制,它可能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想象产生的(Ehsan Shaghasemi & D. Ray Heisey, 2009)[1]。这一理论的发展归功于英国著名心理学家F.C.Bartlett, 他在早期著作《记忆》中提到图式理论,企图说明记忆并非死记硬背或再产生的过程,而是一个保留事件要旨,再根据总印象重建细节的过程(F. C.Bartlett, 1932)[2]。由于研究兴趣不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图式下了定义,虽然关于图式的释义或术语各有不同,但我们仍能发现一些共识,即图式是人脑中存储的在过去经验上积累并且不喔新的知识组块。图式理论吸引了国内外哲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及人工智能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并且显示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图式研究的焦点是分析语言学习者的理解过程,但近年来图式理论也从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被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国内很多学者如刘明东、王立弟、周笃宝、张梅岗和周红明等一直致力于图式理论在翻译领域的研究。例如,刘明东提出翻译实际是图式翻译的概念,并解释图式翻译过程包括对源语语篇图式进行解码和对目的语语篇图式进行再编码(刘明东,刘宽平,2004)[3]。

(二)特点

图式是抽象的,因为图式是人脑从过去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心理表征。图式是网络状的,图式通常由更小更具体的子图式相互嵌入重组而成。图式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一般认为,图式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内人脑对物质世界的定义和认知是相对稳定,那么从过去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形成的图式也是相对稳定的。与此同时,新经验的积累和新信息的增加,不断的更新旧的图式、形成新的图式。因此图式又是灵活多变的。图式具有文化属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维模式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因此,在理解事物时会形成和自己文化相关的图式。

二、文化图式理论

(一)定义

作为图式理论的一个分支,文化图式理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理论。文化图式是指关于某个特定文化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存储于人脑中的知识组块。通过大量的研究,国外的学者对这一概念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例如西方翻译家George Yule将其表述为以特定文化为基础的先验知识(George Yule, 2000)[4]。该理论曾多用于接受性语言技巧的学习研究过程中,但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该理论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刘明东认为它是涉及文化的认知心理结构,也是先验基础上组成的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刘明东,刘宽平,2004)[3]。

(二)特点

首先文化图式具有相异性。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各国人们脑海里储存的文化图式存在差异性。但由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基本相同,对自然界中的很多事物有着一致的认识,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图式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次,文化图式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作为一个系统,文化图式在兼容并蓄的同时代代相传,因此文化图式又兼具开放性和连续性。

(三)文化图式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由理解、表达两部分构成,文化图式在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包括原作者的写作意图,文本意义和文化内涵等。其中文化内涵是原文文化图式的体现。译者除了熟练掌握原文文本的语法和词汇,还要有丰富的文化图式和意向。译文的表达也同样离不开文化图式的作用,为了实现文本语言与文化的功能对等,译者必须激活其所存储的目的语的图式,文化图式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图式表现为文化图式对应,文化图式冲突和文化图式缺省这三种形式。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图式形式应采取与之对应的翻译方法,下面将结合《舌尖2》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研究。

三、《舌尖2》中处理文化图式的翻译方法

(一)文化图式对应

文化图式对应是指在目标语文化中能够找到与源语文化相似甚至相同的图式。第一集中的两个例子:

例1:She’s impatient while I’m grumpy . 她的急性子我的三炮火[5]。

例2: There is something good for those henpecked husbands in Sichuan. 四川的耙耳朵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5]。

第一集中的养蜂人是四川人,他说的一口是四川话。例1中的“三炮火”和例2中的“耙耳朵”在四川话中分别表示“脾气坏”和“惧内”,这是四川方言有的表达方式。众所周知,四川人爱吃辣,大多数四川人的性格也如辣椒一样火热急躁。“三炮火”在川人脑海中形成的就是脾气坏脾气急的图式,这也是四川当地特有的文化,此处英文使用了意译,如果直译成“three fire”,英语观众看了一定是一头雾水,此处直接将“三炮火”的文化内涵译为”grumpy”脾气坏的,英语观众脑海中在文化基础上构建出的形象就是一个脾气差的人。因此,“三炮火”和”grumpy”在文化图式上是对应的。同理,“耙耳朵”与”henpecked husbands”所构建的文化图式也是对应的。

(二)文化图式相异

如果同一事物在两种语言文化中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文化图式相异。第一集结尾处说道:“时间流转,生命红火。”译文”Time flies as usual, and life remains prosperous.”[5]此句中“红火”在中国观众的头脑中形成的是生命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文化图式;而在西方文化中,不论是“red”还是“fire”都有着不好的文化寓意。虽然两种文化中都有“红火”一词的表达,但在中西文化中却有着相反的文化象征,也就是说在中西观众的头脑中形成了相异的文化图式。此处的译文为避免文化图式相异带来的歧义,也采用了意g的翻译

方法。

(三)文化图式缺省

文化图式缺省则是指在目的语文化中找不到与源语文化相对应的内容。中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菜系。中国菜名的文化内涵丰富,有些菜名和典故、寓言、历史相关,有些菜名则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期望。如第一集中出现的“春卷””spring roll”[5],春卷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美食。春卷由古代的春饼演变而来,春日做春饼,食春饼是中国的传统民俗,寓意春之吉兆,以图吉祥如意,消灾去难;而在西方却没有吃春卷的习俗,在西方人脑海中自然没法构建春卷文化图式,这就是文化图式的缺省。对于缺省的文化图式,可以使用直译的方法,给目标语观众构建新的文化图式,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四、结论

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以及形成了不一样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脑海中所储存的文化图式也各不相同。同一事物在一种文化中是褒义的象征,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存在文化寓意或是有着相反的文化寓意。针对《舌尖2》的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文化图式对等,相异,缺省的情况,可以灵活的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给目的语观众呈现一部美食文化盛宴,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参考文献:

[1] Ehsan, Shaghasemi & Ray, Heisey. D. (2009). The Cross- Cultural Schemata of Iranian-American People Toward Each Other: A Qualitative Approa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 1,143- 146.

[2]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刘明东,刘宽平. 图式翻译漫谈[J].外语教学,2004,4:50-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