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调研报告范文
时间:2023-09-20 16: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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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历程: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产权市场的发展相互促进
纵观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可以看到它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进展。从1994年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成立算起,产权交易市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4~1996年。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一诞生便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上海正处于国企改革的关键阶段,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交易机构为盘活国有资产、规范国有企业购并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服务;而另一方面由于四川乐山出现了所谓的“箩筐交易市场”(即当地产权交易所绕开证券监管机构,将未上市的国有企业产权拆细,公开交易这些企业的股票),国务院明令禁止新设产权交易机构。因此,尽管上海有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需要,但仍只能进行农村集体资产的交易。
直至1995年7月,原国有资产管理局草拟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办法,上海市委才能放手把产权市场作为促进国企改革的一个环节。1996年3月,在城乡产权交易所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产权交易所,标志着上海产权市场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1996~1999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建立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管体系,以盘活存量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主要目标,以国有企业间的产权交易为主要特征,以政府行政撮合为主要交易手段。从1996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出台了近10部有关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政府规章,其中有9部是在1999年前制定的(产权交易法律事务,张海龙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这些规定是:《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产权交易市场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产权交易过程中产权变动和工商变更工作的通知》、《上海市产权交易规则》、《上海市产权经济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破产企业产权交易实行规则》、《上海市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上海市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办法》)。内容涉及产权交易规则、产权经纪机构资格认定等,不仅为上海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创造了较为完备的法制环境,更为以后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此期间,产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上海产权交易所的交易额从1996年的近40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70多亿元。
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这是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转型阶段,随着政策重点转向鼓励并购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权交易机构的功能、成交机制和交易主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功能上,从最初的主要服务于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转变为促进各种所有制的产权交易和资本流动;在成交机制上,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竞价方式取代了政府的行政撮合;在交易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上,从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转变为面向各类所有制企业。标志着上海产权交易市场进入转型阶段的主要事件有三:一是1998年专门针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全过程的政府法规,即《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简称十八条)的出台;二是1999年底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促进资本在高新技术领域进入和退出的有形产权市场的形成;三是2002年4月上海市政府《关于外资并购本市国有企业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使国际资本进入上海资本市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前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地区的产权交易渐成规模,上海产权市场在全国产权交易中地位不断提高。
二、政府的作用:营造产权市场发展的环境
(一)摆正市场定位,完善支撑体系,避免舍本逐末的政府行为
产权市场作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要素市场之一,只是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产权市场能否有效运转以及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上海产权市场之所以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市政府在产权市场的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改善产权交易的制度环境,建立产权市场的支撑体系。这些配套的制度措施和支撑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法规、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严格的监管体系等。
上海产权市场的制度建设是从规范国有产权交易起步的。1999年以前,重点围绕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建立规范国有产权交易的法规框架。在此期间出台了包括界定国有资产产权范围、建立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管体系、确立产权交易规则等法规政策。
1999年以后,随着经济工作重点转向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体系以及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海产权市场支撑体系建设真正进入实质阶段。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培育和促进产权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政策,如建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体系(特别是成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和小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出台创业投资鼓励政策、允许并鼓励民间和外资介入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等。
设立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是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发展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体系的完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上海高度重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以“十八条”为核心,出台了包括人力资源政策、资本政策和技术政策等一系列鼓励政策,形成了特有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政策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1999年年底成立了为科技项目、科技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等提权交易和股权融资等服务的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作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获得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强大的资源保障。
(二)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1.授予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和上海产权交易所从事产权交易的垄断地位
此举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加强对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督,防止可能存在的恶意或串谋压价、低估资产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发生。二是产权交易机构在促进地区创新活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经济外部性,因此在市场环境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维护产权交易机构的权威地位。三是产权交易机构在发展初期聚合市场资源的能力相对薄弱,实施这种“赶羊入圈”的策略有利于产权交易机构在保证生存的条件下,逐步发挥资本交易平台的作用。具体措施:
(1)确定产权交易机构的权威地位,为交易所提供有力的信用保证
产权交易所和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地位和职能分别在《上海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促进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中以政府令的形式明文规定。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定位是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专业化权益性资本市场,为科技项目、科技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等提权交易和股份融资等服务。同时,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组建了由市各委办局领导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并且挂靠在市科委下,这些措施有利于解决发展初期产权市场的市场信用和地位问题。
(2)提供垄断性资源,保证交易的活跃
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是经高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产权交易的唯一平台,凡经认定的项目,如果需要融资或产权交易的,都会由转化服务中心推介给技术产权交易所,从而享受从认定到产权交易的一条龙服务。在交易所完成的交易中,经转化中心认定的高新技术项目占了40%。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和上海产权交易所还享有国有产权交易的特许权和国有产权的托管权。此外,交易所还拥有鉴证权,即产权交易只有经交易所认定后才能进行工商注册和办理变更手续。
2.以政策扩大产权市场规模
建立一个规范的产权市场绝不仅仅是为了“赶羊入圈”。政策和体制障碍是阻碍当前产权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上海市政府通过政策扩大产权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发展。2002年4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外资并购本市国有企业的若干意见》,在上海产权交易所设立“外资并购快速通道”。这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也同时提高了产权市场效率,为产权交易开辟了新的渠道。
3.整合政府资源
首先体现在较为有效的政府部门协调机制保证了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和落实效果。上海涉及到多个行政部门的政策法规都是建立在与有关部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或由相关部门联合发文。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关部门包括垂直行政部门的有力支持,政策落实效果比较好。例如1999年由上海国资局和工商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产权交易过程中产权变动和工商变更工作的通知》,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有效防止了国有和集体产权的场外交易。
其次表现在为产权市场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市政府集中组织财政、税收、海关、工商、人事、技术监督、外事等19个委办局和与产权交易相关的评估等服务机构,在高新技术转化服务中心提供从项目申报到融资支持的“一门式服务”;上海产权交易所也设立“外资并购快速通道”,为产权交易提供快速便捷的规范化服务。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树立交易所的权威地位,也有利于吸引企业入场交易,同时大大降低了产权交易成本。
三、交易机构运行机制的完善
(一)上海市技术产权交易所
1999年12月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成立,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企业产权交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市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以及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在运行机制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使其成为全国同业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一家。至2001年底,累计完成技术产权交易合同3000多宗,累计交易额1000多亿人民币;其中2001年成交宗数和交易额分别是上一年的4倍多和3倍多,员工也从成立之初的7人发展到50多人。
1.运行机制
(1)以会员制为基本交易模式
交易所实行会员制,要求交易双方不能直接交易,必须书面委托交易所会员进行,会员则根据交易所规定向委托方收取佣金和委托交易保证金。会员一般为投资机构、风险基金和企业集团等,申请成为会员的机构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目前交易所在全国已有200多个会员单位,其中约60% 是上海机构。会员的会费、年费和交易佣金提成是交易所的主要收入来源。
(2)组织保障和平台建设
交易所是公司法人,实行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市各委办局领导担任。建立三网两库一系统,为技术产权交易提供信息支持平台。三网是指
外资“进入”和促进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并购市场提供规范有效的服务。
(三)两个交易所的几点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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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加深,全球资源被逐步充分利用,其中中国市场被世界看成接下来最大的市场,因此各大公司的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以便于更好更快的抢占中国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有许多因素促使着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研发投资,本文便是着力于分析跨国公司在华R&D的动因。
关键词 R&D 跨国公司 经济全球化 市场竞争
2008年随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的FDI总量有所下降,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进出口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研发投资的热度并未消减,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中有如下因素促使其进行研发投资。
一、市场驱动:新产品市场广阔并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中国具有新产品的广阔市场和可进一步开发的市场潜力,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本土化的举措,更好地把握中国市场的脉搏。中国市场除了与世界市场趋同的一面以外,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使那些想长期在中国寻求发展的公司必须开发出适合中国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例如,宝洁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发现,亚洲人衣服上的油渍和欧洲人的不一样,所以它们要根据油渍的特性生产适合亚洲人实用的洗衣剂。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多年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中国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市场已成为现实的巨大市场并且还有巨大的市场开发空间和潜力,而且这个市场消费层次之多、需求之复杂,是任何一个地区市场都无法相比的。
中国高技术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中国的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很高。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先驱型消费者人数众多,许多中小国家难以与之等量齐观。中国社会还有一个“暴发户”群体,易于高消费,以此炫耀自己从较低社会阶层上升到更高社会阶层,这种消费具有非理性因素,但在客观上又成为新产品开发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在某些产品的消费方面具有跳跃特征,也就是说在某些产品的消费方面,中国消费产品的更新换代可能跳过了发达国家消费者所消费的某几代产品,而直接进入现在的最新产品。
二、知识因素:利用中国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技术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富的人文遗产、独特的科技传统以及许多处于经验状态的知识,这些都是跨国公司非常看重的科技宝藏。
就中国传统知识而言,目前没能得到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有力保护,因此中国的一些传统知识几乎成为跨国公司可以免费利用的无价之宝。例如,中国的中医药知识,就没能获得中国现有知识产权法的很好保护,而中国的中医药知识能够为现代医药的开发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启示,具有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中国传统的、本地的技术知识。
就中国现代知识与技术而言,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研发与创新,加大了对于研发的投资,中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可能利用中国现代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中国现代技术的利用,而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市场,同时这些技术可以用于其他新兴市场甚至用于发达国家市场。
中国丰富的传统知识和创新的现代知识和技术,对于跨国公司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进行研发投资就是必然的了,有些大型跨国公司还把基础研究放到了中国。
三、人才因素:获得高素质低成本的人才
中国拥有比较丰富、高素质的,而且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进行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开发的各层次的研发工作。中国每年有400多万大学毕业生步入工作岗位,这相当于美国应届毕业大学生数量的4倍以上,另外还有数量上超过印度两倍的软件人才。因此近些年来,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研发力量越来越关注,并且开始对其重新进行审视。
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人还有通过接受教育、通过工作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的强烈愿望。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劳动者也许比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更勤劳,更愿意工作。而且,相对来说,中国的劳动者包括科技工作者,他们要求的报酬一般比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所要求的少得多。当然中国劳动者工资相对较低,与许多其他的因素相关,例如,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等。但是对于相应的素质来说,劳动力价格低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四、竞争需要:获取竞争优势
对于外商投资,中国采取了较之日本、韩国等国经济发展的同等阶段更为开放的经济政策,吸收外资已有相当规模,技术密集型工业引资升温,中国正成为跨国公司竞相追逐的技术密集型投资目标。同时,加入WTO以后,中国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加入世界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不仅可供中国市场,而且也可供应世界市场。中国市场吸引着全球淘金者的眼球,许多国家进行技术密集型投资,因此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的竞争非常激烈,要想在中国市场胜出,就必须在中国当地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研发,拿出最新的产品。
参考文献:
[1]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增长――解读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经济合作.2008.11.
[2]冼国明.跨国公司R&D的国际化战略.世界经济.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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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用来区别不同的市场主体,又承载了企业的商誉,是企业的无形财产。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擅自使用境外的一些知名企业名称尤其是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从反不正当竞争的角度谈一谈境外企业名称的保护。
一、境外企业名称在中国受保护的权利基础
我国1985年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将反不正当竞争列入条款,第八条更有明确规定:“厂商名称应在本同盟国一切成员国内受到保护,无须申请或注册,也不论其是否为商标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厂商名称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称“WIPO”)对“t rade name”的翻译。“t r a d e n a me”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其中一个解释为:“区别一个公司、合伙或生意(与产品或服务相区别)的名称、风格或标志”,它代表了一种商业信誉。因此,我认为《巴黎公约》里的“t r a d e n a me”落实到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就是指“企业名称”和“字号”。根据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者商号,下同)、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商号与字号在中国是同义词,企业名称则包含商号或字号。
因为《巴黎公约》的规定比较宽泛,没有对“t r a d en a m e”的保护设定诸多限制条件,有些企业就想直接在中国依据《巴黎公约》提讼。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国际条约适用的“一元论”、“二元论”问题。W I P O管理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基本都适用二元论,即国际条约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只能通过成员国依据条约规定来废、改、立国内法的方式在国内间接适用。W I P O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 201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五届会议上,秘书处编拟的名为《多边法律框架中与专利有关的灵活性及其在国家和地区立法中的落实》的初步调研报告中指出:“例如《巴黎公约》留给联盟成员的回旋余地很大。该条约给予成员的政策空间被学术人员和专家称为《巴黎公约》的“不对称性”。 ……这意味着,《巴黎公约》未建立最低强制标准的,联盟成员可以在自己法律中自由设定这些标准。”因此,《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企业想要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寻求名称保护的依据,还需要回到国内法上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款将“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上述司法解释直接明确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或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企业名称是可以得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的。
二、境外企业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企业名称的有利之处
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或使用的境外企业名称寻求保护既可依据《民法通则》向法院提讼,也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向行政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提讼。但是从《民法通则》角度提讼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境外企业在中国是否享有企业名称权,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如果要在人身权的法律框架下对名称进行保护还存在另一个困局,那就是适用补偿性赔偿还是获益
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或使用的境外企业名称寻求保护既可依据《民法通则》向法院提讼,也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向行政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提讼。
赔偿的问题。民法上的名称权属于人格权的范畴,是从精神利益即人格的角度进行立法。侵犯名称权产生的赔偿一般以受害人的损失为限,即所谓“填平原则”。但是企业名称作为一种识别市场主体的商业标识,承载了企业的商誉,由此衍生了超出精神范畴的商业价值。一些企业擅自使用他人的知名企业名称,也正是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侵权人只是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而其因侵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计入赔偿的话,对于受害人来说维权的积极性也会受影响。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其第二十条对获益赔偿有一些规定,但是否能直接适用到对人格权所衍生的经济利益的赔偿目前存疑。
因此,我们更建议境外企业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进行维权。
三、侵犯境外企业名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认定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认定在企业名称中擅自使用境外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满足如下构成要件:首先,经营者之间具有竞争关系;其次,在中国境内擅自使用与境外企业名称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第三,该使用行为可能导致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下文分别从三个条件的认定细节进行阐述。(一)经营者之间具有竞争关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盈利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未在中国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或在中国没有经营场所均不影响经营者身份的确认。在意大利傲时公司诉上海申德系统技术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意大利傲时公司在中国没有经营场所不影响对其经营者地位的确认。
对于一些因在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属于“禁止类”而未能在中国实际开展业务的企业,其能否获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呢?(英国)苏富比拍卖行(S O T H E BY’S,以下简称“英国苏富比”)诉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苏富比”)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和虚假宣传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苏富比拍卖行及其关联公司没有在中国大陆举行正式拍卖活动,是基于我国大陆目前的法律规定,但是苏富比拍卖行一直在中国大陆进行与拍卖有关的种种市场宣传;苏富比拍卖行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其关联公司开展的慈善性拍卖和预展等活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推广苏富比的服务品牌,为苏富比拍卖会吸引中国大陆的买家和客户,从而开拓中国大陆的市场;预展活动作为拍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拍卖活动的商业利润具有重要的作用;苏富比拍卖行及其关联公司为推广宣传“苏富比”拍卖业务,还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广告、租赁房屋及进口图录等商业。综上,苏富比拍卖行及其关联公司在我国大陆的相关预展等活动具有广义上的经营性质,与四川苏富比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关系。”从上述判决可以看出,境外企业只要在中国境内从事为促成交易所开展的所有商业活动,即可被认定为经营者。
(二)在中国境内擅自使用与境外企业名称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
并非所有的境外企业名称都能够获得无条件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三类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企业名称,包括“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例如“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并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的简称”、“境外企业名称中文译名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都得到了保护。这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反
境外企业只要在中国境内从事为促成交易所开展的所有商业活动,即可被认定为经营者。
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到今年已经20年,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层出不穷,为了追求公平正义,司法系统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为依据进行判案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后的实践中,可能还有更多具有企业名称意义的标识得到保护。以下先就目前实践中遇到比较多的企业名称类型进行分析。
1、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
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外国(地区)的企业可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企业名称登记注册。经过登记注册的境外企业名称是企业名称的全称。如果直接盗用该全称,则无论两者地域和行业有何区别,直接构成不正当竞争。
2、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
如何理解“商业使用”将是关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包括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企业名称、姓名用于商品、商品包装一级商业交易文书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使用’。” 上述条款对“商业使用”给出了非常宽泛的解释,而不局限于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在上面讲到的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案例中,法院并未将商业使用局限于实际的拍卖活动,而是将义卖、预展、广告宣传等吸引客户的活动均认为是“商业使用”。另外,如果境外企业通过其经销商或商将其产品在中国境内销售,也可以认为境外企业名称在中国进行了商业使用。但是,境外企业在中国进行的法律禁止性的活动,则不宜认定为“商业使用”。
3、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
因为字号是区别不同企业的主要标志,因此实践中大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涉及企业的字号。对于境外企业而言,这里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均仅针对中国境内而言。
4、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并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的简称
山东起重机有限公司与山东山起重工有限公司侵犯企业名称权纠纷案,法院认为“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已经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或者企业名称的简称,可以视为企业名称”。对于境外的企业名称,此标准同样适用。
5、境外企业名称中文译名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
在 WOODHEAD INTERNATIONALPTY.LTD.诉刘力、上海五合国际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法官认为境外企业名称中文译名中字号要保护除满足一般保护条件外,还应符合“中文译名中的字号与外文企业名称具有对应性、唯一性和固定性。……对应性是指中文译名中国的字号应当与外文名称保持一致;唯一性是指权利人在使用译名时,一个外文企业名称只能对应一个中文译名,不能同时使用多个中文译名;固定性是指权利人对中文译名的使用应当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
(三)该使用行为足以导致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企业名称权的功能包括支配和排他,但是这里的“排他”不是无条件适用的,而是要以足以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作为适用排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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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法商结合的时代,将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等可转移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创建科研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努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为其今后进一步的学术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将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以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在就业过程的就业能力和竞争优势,为其今后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商业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商业行为离不开法律的应用和规范,法律也寸步不离地在影响着商业行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知识创新的速度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是青年人成长成才的需要,而且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所以,青年朋友一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学习生活过程中既要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又要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力戒浮躁和急功近利。基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这种需求,商科院校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必须是法商结合的人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层次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和兼有商学专业素质的法学人才.明确的培养目标使商学院法学教育获得自己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地位,形成商学院办法学专业的鲜明特色.培养的法商结合人才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素质高、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意识的高级人才.那么,什么是法商结合,我们所培养的法商结合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高等教育应该怎样构建法商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法商型人才培养的探索是学院主持的国家“法商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重大课题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我校申办MBA专业学位的特色所在。商学院针对企业的战略问题、经营问题、财务问题、投融资问题、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问题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而我校法学方面针对企业的公司法、劳动法、合同法、证券法、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税法、电子商务法,以及WTO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有着长久的研究历史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法商型人才培养就是在有机整合我校两方面资源的前提下,为社会和企业培养同时拥有法律和管理双重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企业可能遇到的问题同时提出覆盖管理和法律双方面的解决方案。法商型人才培养的探索符合市场需求,具有鲜明的特色。我校在此方面的探索不仅具有前瞻性的视角,同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充分依托金融院校的现有优势:实验室、校外实训基地,具体的可行性方案如下:
一、制定适合法商结合教学的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关键。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必然要有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支撑和指导。因此,所有高校、所有专业都非常注重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为实现“法律为市场经济服务,法律人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在构建和实现法商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方案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开好3类课程。要认真开好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必开的14门主干课程,同时,要开设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直接服务于企业和市场的法学学科课程。在开好以上两类课程的基础上,还要依托商科院校的强势商科背景优势,开设一组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商科应用性课程,如中国对外贸易实务、资产评估、财务管理学等,使学生扎实掌握法商结合所必备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积极开拓法律服务市场经济的实践教学。法学是一们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法商结合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教学环节的支撑。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由4个方面组成。一是社会调查。可以分别安排在每年的暑期,由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老师带队进行指导。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可以让学生以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结合法律知识认识社会,掌握用所学知识思考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模拟实习。为了使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配合程序法的学习,让学生充分掌握和熟练运用相关诉讼法知识,增强学生对法律职业的认同感,可以开展审判观摩、模拟法庭活动等模拟实习的专项教学。三是毕业实习。毕业实习与暑期社会调查和模拟实习不同,它是全面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综合实践提高的过程,也是学生成才的一个重要阶段。毕业生主要被安排在公、检、法、司,以及相关企业进行实习,由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对实习过程进行认真指导。四是灵活的分散性实践教学。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系里老师,在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开展法律实务活动的过程中,以及在办案的过程中,灵活分散地指导学生实践。
二、注重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与商事思维融合的培养
法律思维,是指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如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理念等。商事思维则是指按照商人的理念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商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在实际问题面前,仅有法律思维或者仅有商事思维都是不够的。培养法商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尤其要注重融合“法”和“商”两种思维,从而使学生不但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在合法的前提下思考问题,同时还能从商人、消费者、市场等角度去妥当地处理实际问题。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法商结合的人才才能够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要培养出真正的法商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必然要求我们的学生在思维、观念层面上有所突破,决不能局限于“法”和“商”两种知识的简单相加。
具体来说,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基础知识,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民商、经济法律知识,还要在考虑合法性这第一价值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成本和效益等商事因素。而对于商科专业的学生来说,也要在学好本专业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在充分考虑合法性的前提下,注重成本和效益的比较。
三、解决教师知识结构单一与培养学生复合能力之间的矛盾
培养法商结合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课程教学改革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充分发挥我们商科院校的学科背景,利用现有师资优势,进行法商结合办学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是实现法商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保障。
完善法学教师的商科知识结构是根本。要把学生培养成法商结合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必然要求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师具备扎实的“法”和“商”知识结构。作为21世纪的法学专业教师,要能胜任法学专业教学工作,在不断提高自己法学专业理论素养、紧跟法学前沿的基础上,还必须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商科知识结构。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引入相关专业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是现阶段的重要手段。商科院校往往开设有会计学、经济学、投资学、国际贸易等专业,学科优势比较明显,有一大批优秀的商科专业教师。鉴于这一现实,利用我们商科院校的商科师资优势,将相关专业的教师引入法学课堂,与我们的法学专业教师共同完成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是必要且可行的。引入相关专业教师开展教学(包括实践教学)的思路,可以结合各高校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来实现。比如,以法学教师和相关专业教师平行承担教学任务的模式;以法学教师为主讲教师、以相关专业教师为补充的模式;以法学教师为独任教师、辅以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内容讲座的模式,等等。
3、项目实施的科学性
本着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论证充分的思想,开展调查研究。在集中学习培训的基础上,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设置意见箱、走访班级、寝室等多种形式,深入师生中开展调研。发挥工会、学生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拓宽渠道,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加深对现状的把握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和紧迫性认识,初步查找出影响和制约我院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存在问题,总结经验,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在学习调研基础上,就如何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认识问题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导广大师生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把思想认识从那些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观念、行为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在推进学院科学发展方面深化认识,对“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重大问题进行再认识,形成共识。结合理论学习收获、调研成果和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解放思想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使之成为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思路、形成科学发展共识的有力推动。
深入聚焦提炼问题。学院对学习调研阶段汇总梳理出来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干部进行分析论证和归纳筛选。在此基础上,结合解放思想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认真研究讨论,聚焦提炼出影响制约学校及学院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打好基础。精心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师生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学院领导班子和院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就检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分析检查在推进学院发展、服务师生方面存在的差距与突出问题,着重查找影响学院事业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生会要召开专题的民主生活会,分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方法。专题民主生活会与年度民主生活会合并召开,并适当扩大列席人员范围。
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和组织师生评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突出检查和分析两个环节。分析检查报告紧密联系实际,充分运用学习调研、征求意见、解放思想大讨论和民主生活会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形成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谋划提出符合学院的科学发展思路、主要工作目标和重大工作举措,同时提出加强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认真总结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分析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总结和提炼学习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新认识,提出今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校院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总体思路、工作要求和主要举措,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形成分析检查报告。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形成后,组织师生员工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评议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召开座谈会或书面评议等形式进行。着重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深、查找的问题准不准、原因分析得透不透、发展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行不行等方面进行评议。评议中提出的正确意见及时补充到分析检查报告中来。分析检查报告和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公开,反复修改完善。
4、项目实施的应用性
“精商明法”是明确我们培养学生要构建什么样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既要全面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力求做到“精通商学”,同时又要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法学知识,力求做到“明晰法学”。实验区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一全国公认的法学强校中培养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商科人才,完全可以实现依托和利用学校法学的优势资源,使商科与法科在知识体系上交叉和融合,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实施中体现法学背景和“法商”性质,以适应社会对法商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已经提出了在中国同类型学院中建立起不可替代的“法商型商学院”的发展目标,实验区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把“法商结合”的办学特色渗透到教学体系、师资结构、科研项目以及学术活动等各个环节,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法商复合型人才。“敏思善行”是明确我们培养学生要具备什么样的综合能力,这就是既要能够敏捷地思维,又要能够创新地实践,力求做到既能善于发现问题又能善于解决问题。在结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三个本科专业各自的特点,完成专业教学计划的同时,以建构主义教育理念为指导,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使学生在熟悉和把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树立创新意识,发展动手能力,能够有效地将知识体系转化为内在能力。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在法商型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验区在建设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等可转移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努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为其今后进一步的学术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将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以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在就业过程的就业能力和竞争优势,为其今后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格物致公”是明确我们培养学生要具备什么样的个人素质,这就是既要形成求真务实、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树立坚定的科学精神,又要不断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树立强烈的公共意识。“格物致公”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育理念,实验区在培养学生知识、能力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学生人文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共同精神等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商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在毕业后不仅能够在能力上满足社会需要,而且还要在身心、人格、品质等方面都能够较好较快地融入社会,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在科学精神培养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也将是实验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为综合人格品质的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
要着眼于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巩固扩大活动成果,重点抓好三个环节,即抓好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完善长效体制机制。主要任务是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扎实推进,切实取得推动学院事业科学发展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
1)、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学院班子成员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针对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立足工作实际,以分析检查报告为依据,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对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照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分别提出整改落实的具体目标、方式方法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整改落实情况要向党员、群众通报,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制定整改落实方案要增强针对性、注重操作性。要做到“三明确一承诺”,即:明确整改落实的目标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明确领导、部门的责任。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布,做出公开承诺。
2)、解决突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突出实践特色的集中体现。要按照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针对查找出来的学院改革发展过程中以及关系学生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抓住那些既事关大局又有可能经过努力近期解决的问题,集中力量解决,切实取得一批实践成果。把职能范围内影响制约学院发展的突出问题、师生员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重点,集中时间和精力加以解决。对解决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要实施集中攻坚;对通过努力有可能解决的问题,要积极创造条件限期解决;对暂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要明确责任分步解决。
3)、完善体制机制。这是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志。从学习实践活动一开始,就要高度重视做好创新体制的工作。进一步理清推动科学发展的思路,制定和完善促进学院科学发展的制度和规划,把解决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在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要对现有的制度规定进行系统清理,该废止的废止,该完善的完善,该变革的变革,特别是要及早研究制定科学发展迫切需要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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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型人才培养实验基地在法商型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建成的“法商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将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等可转移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创建科研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努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为其今后进一步的学术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将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以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在就业过程的就业能力和竞争优势,为其今后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经过多年对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和实践,依托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平台,法商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将形成完备和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精商明法、敏思善行、格物致公”为培养宗旨,以“法商结合”和“知行合一”为培养支撑,通过“教、学、做、悟、思、育”的培养方式,塑造高素质的法商型创新人才。
1、培养宗旨:“精商明法、敏思善行、格物致公”
“精商明法”是明确我们培养学生要构建什么样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既要全面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力求做到“精通商学”,同时又要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法学知识,力求做到“明晰法学”。实验区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一全国公认的法学强校中培养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商科人才,完全可以实现依托和利用学校法学的优势资源,使商科与法科在知识体系上交叉和融合,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实施中体现法学背景和“法商”性质,以适应社会对法商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已经提出了在中国同类型学院中建立起不可替代的“法商型商学院”的发展目标,实验区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把“法商结合”的办学特色渗透到教学体系、师资结构、科研项目以及学术活动等各个环节,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法商复合型人才。
“敏思善行”是明确我们培养学生要具备什么样的综合能力,这就是既要能够敏捷地思维,又要能够创新地实践,力求做到既能善于发现问题又能善于解决问题。在结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三个本科专业各自的特点,完成专业教学计划的同时,以建构主义教育理念为指导,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使学生在熟悉和把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树立创新意识,发展动手能力,能够有效地将知识体系转化为内在能力。
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在法商型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验区在建设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等可转移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努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为其今后进一步的学术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将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以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在就业过程的就业能力和竞争优势,为其今后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格物致公”是明确我们培养学生要具备什么样的个人素质,这就是既要形成求真务实、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树立坚定的科学精神,又要不断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树立强烈的公共意识。“格物致公”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育理念,实验区在培养学生知识、能力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学生人文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共同精神等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商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在毕业后不仅能够在能力上满足社会需要,而且还要在身心、人格、品质等方面都能够较好较快地融入社会,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在科学精神培养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也将是实验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
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按照学校“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教育理念的要求不断加强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实验区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将更加致力于培养以优良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为综合人格品质的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
2、培养支撑:“法商结合”与“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