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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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篇1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 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 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Welsh H A.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篇2

一、加强领导,层层落实综治目标责任制

根据情况变化,我局及时调整综治领导小组,继续由局主要领导任综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到位。同时,县委、县政府对我局下达综治责任书要求,并结合我局下属单位具体情况,增加防汛抗洪、安全生产、安全供水等内容,对基层单位下达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与双文明同考核、同奖惩,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增强了基层领导抓好综治工作的责任感。

二、深入宣传,营造良好综治氛围

组织开展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工作,对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县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农业局党委安排部署,我局认真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为经济建设和水利事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局不仅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和《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把综治宣传的重点落实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上来。围绕创建“平安同志”,结合行业特点,转变作风,扎实工作,抓好水利法律法规宣传。今年纪念“3·22”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人水和谐”。这次活动旨在深入宣传水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水的进程,进一步增强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的意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月日至日,县汛前各方面工作进行检查落实,督查内容包括“九查”:查《防洪法》、《防汛条例》执行情况;查防汛组织机构是否成立;查防汛责任制是否落实;查水利工程情况;查各乡镇管辖的小(二)以上水库及重点水电站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和应采取的防汛措施;查防汛物资的准备和抢险队伍是否落实;查险病水库的加固处理及计划完成时间和已除险的水库运行效果;查包库领导及技术负责人、度汛方案、防汛措施、防汛预案的落实情况;查河道设障是否清除。使今年防汛工作早动员、早安排、早行动,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准备工作。

(二)从月日起三天内,组织水利干部职工收看《人·水·法》专题系列片。同时,在乡镇赶墟日人多时,利用车载广播宣传水法规,提高全民对水法制的认识。

(三)月日,召开有关领导和取水大户参加纪念“3·22”世界水日座谈会,大家都各自发表了自己对水利法规贯彻落实和水资源有效利用的看法感想,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认真学习新《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的自觉性,努力推进全局人员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进程,不断提高了依法办事能力。

三、依法治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一)抓住重点,维护正常水环境:

对所有的取水户的取水许可证进行年审,年审率达100%,发放新取水许可证7本,审查批复了四座电站的取水许可预申请;认真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加强河道监督做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严格河道采砂范围,按照《省采砂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限制距桥梁、岸边及水工程的距离,对越界采砂的组织及个人,给予处罚。加强对采砂船只的管理,要求采砂船做好防漂船预案。加大水利执法力度,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抓好“两费”征收工作。查处五起往河道违章弃土及调解一起水事纠纷。对拒不缴纳水资源费的企业,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二)清查“四无”水电站,服务水电生产:

根据水利部《关于清查“四无”水电站,确保安全度汛的紧急通知》省、县专题会议精神,县的水电站进行全面大清查,查出各种不同情况“四无”水电站36座,56台装机14785千瓦,根据安全隐患的轻、重、缓、急,采取相应措施,要求限期整改,促进小水电开发规范化运行。省、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开展农电安全大检查,通过企业自查,我局抽查,听汇报、实地查、现场查、问规程等办法,发现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为水电安全生产营造良好环境。

四、防汛抗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省、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省、市防汛抗旱会议的精神,我局从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高度,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灾、救大灾”的思想,早动员、早计划、早安排,做到宣传动员到位、领导责任落实到、安全检查充分、执法保障有力、物资储备充足、设施及时维护、度汛方案审批、安全预案完善、水库除险加固,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蓄水调洪、错峰减灾的作用,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加强领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明确行政首长、包库领导、单位责任人、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职责目标任务,并将各项责任制贯穿于防汛工作的始终。在年初下发了做好今年防汛工作的有关文件,调整充实了防汛领导小组,并将小(二)型以上水库包库领导防汛责任人及抢险队伍负责人,县政论公开栏上公布。月县防汛工作可视电话工作会议,县长郑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各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长、水管单位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通过对年气象、水文、水情、水库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回顾和对年形势进行分析预测,进一步落实了各防指成员单位责任,为防汛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拉网式安全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我局从月日开始,组织全体技术人员分两组,按照“查全、查细、查实,抓早、抓实、抓好”的要求,县小(二)以上水利工程、在建水利工程、骨干电站及低洼易滑坡地带等重点部位及低洼地段,靠山边民居、学校、重点堤防等薄弱环节进行了拉网式的安全大检查,对查出的隐患,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给有关乡(镇)领导、水利工作站站长或业主。做到了整改措施得力,时间要求明确,为安全度汛创造了条件。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汛中安全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对去年完成的16座水库的除险加固进一步检查落实,查隐患、找问题,堵漏洞、抓整改,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第三,坚持24小时值班,落实防汛各项预案。一是把防汛工作重点放在“防”字上,重点水库与乡(镇)组成防汛联防,县落实了11支850余人以武警、民兵、应急分队为骨干的防汛突击队,储备了编织袋3万只、水泥500吨,救生衣500件、救生艇35艘、抽水机及水泵70余台等防汛物资。配置了海事卫星全球星电话各1部,救生衣500件,完成了洪水预警系统工程的维护。二是对城区还进行洪水警报器进行了试鸣,市民防范洪水意识。三是根据汛前检查的结果及时对水库度汛方案及各种预案进行了完善,增强了调度方案和各项防汛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编制完成了“县抗旱预案“,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有水利工程不同于旱等级可供水量、城乡农业、生活工业生态及其他等用水进和了水量供需平衡计算。县可能出现的旱情人畜饮水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制定了干旱措施,明确了抗旱职责,提高了抗旱可操作性。

第四,加快防洪工程建设。省、市国债项目建设要求,月日完成了金溪流域防洪一期工程(同志河段、城区、朱口防洪堤)今年任务的工程施工设计,工程招投标工作,月日工程正式动工,截止目前1.659千米也洪工程已动工,完成堤长砼0.5万m3,完成工程投资334万元(含房屋拆迁)。完成朱溪河道清水工程河道清障2.80千米,完成投资80万元。

第五,夏汛冬防,搞好岁修和水毁工程修复。省、市冬春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工作方向,认真实践”三个代表“,以水毁工程修复、水库除险加固、节水灌溉、乡镇供水为重点,抓基础、抓重点、抓动员、抓关键、抓质量,全面完成冬春水利建设任务,完成土石方64.5万方,占任务的111.21%;完成投工35.7万工日,占任务的111.56%;完成投资2598万元,占任务的118.63%;新增节水灌溉面积0.47万亩,占任务的235%;改善灌溉面积2.3万亩,占任务的115%;改造中低产田0.2万亩,占任务的100%;修复水毁工程64处,占任务的106.67%;新建乡镇供水2处,占任务的100%;较好地完成了夏汛冬防的目的。

第六、防旱抗旱,确保乡村用水。县1-6县降雨仅1004毫米,与多年平均降雨1465.4毫米相比少31%。据统计,中型水埠、小(一)型将溪水库蓄水量分别为613万方和185.5万方,占正常蓄水量的59%和59%,小(二)型水库只有3座正常蓄水,其他水库蓄水不足正常库容的一半。当前水库蓄水量普遍不足。为此,我局加强领导,树立防大旱、抗大灾的思想,制定相应的防旱抗旱对策和措施,全力做好抗旱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打井18口。

五、注重实效,创建“平安同志”大好局面

篇3

这次全县政法工作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去年我县政法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任务。同时,表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模范乡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__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县去年的政法综治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部署了今年的政法综治工作,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希望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我再讲几点意见:

一、要认清我县当前的政法综治形势

今年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政法工作,积极落实各项维护社会稳定措施,确保了元旦、春节、清明节期间以及全国、自治区、南宁市和全县“两会”期间的社会和谐稳定,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可以说,截至目前,整个__县的社会治安工作成效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性。目前,我县政法工作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矛盾纠纷、总量还比较多,重点区域、复杂场所治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企业改制、“三大纠纷”、交通事故善后处理等一些容易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和奥运圣火传递、南宁“两会一节”的临近,我们政法工作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社会治安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凌厉攻势。全县政法机关要继续加大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提高案件破案率,做到“大案必破、命案必破、挂牌必破”。要针对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适时组织开展各种专项整治行动。要做到勤排查、早发现、快解决、狠打击,依法严惩,继续把刑事案件总量压下去、遏制住,使多发财案件、严重暴力犯罪发案明显减少,社会治安面貌进一步改观,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二、要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工作

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取决于对案件的预防和控制。破案再好再快,也不如少发案、不发案。因此,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动摇,把重点工作放在社会治安防范上。今后,我们要在健全基层组织、完善群防群治网络、提高和强化基层干部和骨干的素质、完善和强化工作机制和经济保障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真正把基础工作打牢。要加大防范投入,县专项综治经费要向防范方面倾斜,并且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集中财力解决治安防范上的重点问题。要增加防范工作的科技含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逐步落实重点场所、重要目标的电子监控,建立打防控指挥网络,提高装备水平。要突出加强人群聚集地和重点部位的技防建设,强化对社会面的控制。公安机关要发挥职能作用,落实打防控措施。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把基层的政权组织建设好,特别要大力建设好派出所、司法所、中心法庭等基层政法组织。要整合好治保组织、巡防队员、单位保安员、内保人员等专业队伍力量,发挥党、政、工、团等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作用,通过专群结合,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安全防范中的作用,防止出现防控体系上的死角和盲点。

三、要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建设平安__,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化解矛盾作为工作主线,认真贯彻中央、自治区和南宁市的决策部署,把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作 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

一是认真做好排查调处工作。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制度,创新机制,使排查调处工作更加规范、更加科学、更加有效。要突出抓调处责任制落实,对排查出来的问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落实部门责任,制定调处方案,做到领导负责,专人处理,限时解决。对排查不深不细,对问题熟视无睹,或虽然发现问题但没有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引发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二是抓住热点难点问题不放。要抓好农村“三大纠纷”、企业改制重组、征地拆迁等工作中不稳定问题的专项治理,抓好重点纠纷案件、重点人员的化解、教育疏导工作,防止发生影响稳定的。

三是在治本上狠下功夫。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要以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怀着深厚感情去做人民群众的工作,特别要深入到困难企业、困难行业、困难村屯和困难群众之中,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要及时了解掌握影响稳定的苗头和各种不安定因素,千方百计地做好矛盾的缓解、化解工作,调解纷争,减少对立,促进和谐。

四、要坚持从严治警,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政法机关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非常艰巨,切实抓好政法队伍建设,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公正执法保障公平正义的能力、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是政法机关肩负起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根本保证。我县政法部门在队伍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与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引起高度重视。我认为要牢牢抓住两条:

第一,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要按照政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纪律。要在政法系统组织开展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要组织开展经常性执法检查教育整顿,继续抓好各项禁令和纪律的贯彻执行,加强对干警的考试考核。对违反禁令和考试考核落后的,实行梯次递进管理,视情节不同分别给予警示、换岗、下岗和淘汰处理。坚持下管一级带队伍,上查一级追责任。干警发生违法违纪问题,要严格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同时,要千方百计为政法干警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进一步解决好政法干警的职级待遇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狠抓班子,带好队伍。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各级政法领导干部头脑,统领政法工作。要深入开展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法能力,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强对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建立健全引咎辞职制度,促进领导班子建设。一个好的政法领导班子,必须有最好的精神状态、有最实的工作作风、有最优的工作业绩、有最佳的社会评价。要高标准,严要求,一级带一级,把我县政法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钢铁队伍。

五、要严格问责,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是关键。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稳定观,自觉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对涉及本辖区的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亲自解决,层层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为了进一步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今年我县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求,全面推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问责制,对领导干部由于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本辖区、本单位和本部门发生危害全县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失职行为,要依据党纪政纪规定严肃追究责任。要按照去年县委办、县政府办印发的《__县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大化解”集中统一行动实施方案》(马办发〔〕35号)文件,对全县排查出来的重点矛盾纠纷问题,分别落实到县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和有关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实行挂案负责、包案调处,希望各位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各负其责,主动了解和掌握情况,加大协调,指导督办工作力度,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调处、化解工作任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定要紧密结合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加强和改进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认真解决好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群众工作不扎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落实、预防和处置不得力、维护社会稳定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切实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使群众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明显增强,调处矛盾纠纷效率明显提高,集体上访和明显下降。

篇4

最近一个时期,本市部分建设、施工单位在承发包房屋拆除工程中,连续发生伤亡事故,给国家财产和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损失。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一些单位忽视安全生产工作,违反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盲目签订工程合同,滥用施工队伍。在施工中又将工程层层转包,造成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违章作业冒险施工。为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有关建设、施工单位在“三通一平”及房屋拆除工程中,要认真按照《关于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建设部1991年第15号令),理顺工程承发包关系,明确各自安全管理责任,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安全管理。

二、建设单位在发包各类房屋、建筑物拆除工程中,一律不准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认可证的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承接工程后,也不准以任何形式再次进行转包,更不准将工程转包给个人。否则,一经查出将按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者严惩。

三、签订拆除工程合同或协议时,建设单位必须认真审核承包单位的施工资质。

审核内容主要包括:

1.施工单位的营业执照和所确认的经营范围;

2.审核施工单位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和《资质审查证书》;

3.检查是否持有《施工企业安全资质审查认可证》及工程负责人是否具备安全管理资质和《安全生产资质证书》。

签订的工程合同或协议书,必须列入安全生产管理的条款,确定各自的管理职责,并报当地建筑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四、拆除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必须协同施工单位共同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或安全技术措施,经双方基建、技术、安全部门审批后,到当地劳动部门办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许可证》方可施工。

篇5

[关键词]公共安全 教育 思考

日常的公共安全教育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危机、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方面作用巨大。如何加强我国公共安全教育,完善公共安全教育体系,创新公共安全教育机制,探索公共安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提高我国公众的安全意识,增加安全知识,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当前我国治理公共安全问题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公共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在加速进行,这一社会结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公共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事实也的确如此,现阶段,各种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大量出现,重大自然灾害频发,由各种传染病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民众健康,食品药品卫生事件不断曝光,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社会安全形势严峻。各种安全问题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自然灾害为例,2008年以来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7亿人受灾,死亡和失踪88928人,紧急转移安置2682.2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3547.5亿元。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发生的频度和造成的损失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复杂的高风险社会。

面对因公共安全问题引发的高风险,加强公共安全教育是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其意义在于:

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有助于预防事故灾害的发生。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可以增强公众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增长安全知识,从而有效预防各类事故灾害的发生。

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可以有效降低因公共安全问题带来的损失。一方面,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可以提高救援人员的技能,增强救援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可以使被救援人员运用良好的安全知识和技能积极自救,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害。

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应急管理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应急管理的成效依赖于多种力量的协同配合。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应急部门、各种救援力量、其他参与者和被救援群体各自的专项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意识和技能,提高应急管理的有效性。

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形成良好的公共安全文化的有效途径。良好的公共安全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通过教育,可以转变人们关于公共安全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完善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为公共安全管理步入良性轨道奠定基础。

良好的公共安全教育有助于提高公共安全的研究水平和技术水平。通过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和扩充研究机构,可以壮大公共安全的研究队伍,增强研究能力,提高公共安全的技术水平。

我国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各种灾难发生的数据统计和公众在灾难产生及救援中的表现来看,我国公共安全教育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立法不完善。当前,我国关于公共安全应对的法律体系和应急救援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关于公共安全教育的法律法规却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关于公共安全教育的统一立法,教育法规中对公共安全教育没有作出相应规定,而其他法规只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对公共安全教育内容的具体规范和标准,完善的公共安全教育的立法体系尚未形成。

机制不健全。没有相应的财政投入和其他资金筹措的相关规定,资金投入不足是公共安全教育不完善的重要原因,奖惩激励机制的缺失不能充分调动政府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从事公共安全教育的积极性,而监督评价机制的缺失使得公共安全教育只停留在简单的低水平上。

教育体系不完善,覆盖不全。完善的公共安全教育应该是一个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的系统。我国公共安全教育没有形成针对各种层次和对象的完善的体系。一是学校公共安全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和大学在教学时间、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二是专业生产的公共安全教育培训欠缺,尤其针对农民工的教育不到位。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导致的安全生产事故频繁。三是社会公共安全教育不完善。特别是对农民、老年人、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及其他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群体的公共安全教育针对性不强,效果不好。

教育资源缺乏。从事公共安全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少;教材类型数量少,而且质量不高,尤其缺乏通俗易懂的普适性教材;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展馆不多;在专业设置上,我国高等教育中涉及安全的专业设置主要是技术和工程方面,没有公共安全教育的专业;专门的研究机构不多,研究成果少、层次不高;在社会资源方面,由于我国的保安公司主要由公安机关独家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共安全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公共安全教育的社会资源匮乏。

教育方式手段落后。现在的公共安全教育很多还是以知识介绍为主,照本宣科,缺乏体验性、情景性的教学活动,更缺乏相关的实战演练。

非制度化。由于缺乏相关的硬性规定和监督评价机制,我国的公共安全教育呈现出一种事后性、应景性、补救性的非制度化状态。

我国公共安全教育滞后的结果就是公众整体的安全意识不强,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安全知识和技能,这使得各种安全事故的预防难度增大,安全问题发生时不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如何加强我国公共安全教育

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要做到监管、救援与教育协调发展,而教育更是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

完善立法体系。公共安全问题的预防和应对都需要法律作支撑,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公共安全教育法规,统一对公共安全教育的主体、原则、内容、职责、标准、保障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在这个法规统领之下,再完善其他专项法规中的关于公共安全教育的规定,形成完善的公共安全教育法规体系,为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奠定法律基础。

加大公共安全教育的资金投入。公共安全教育应该纳入国家教育培训的范畴,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确保在公共安全教育研究、师资培训、课程开发、基地建设、教材编写等方面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形式资助或参与公共安全教育,拓宽公共安全教育的资金来源。

建立健全公共安全教育体系。一是要建立健全以中小学为主的学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统筹安排,从教学时间分配、教学资源开发、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创新、监督和评价等方面建立相应机制,确保学校公共安全教育取得实效,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安全意识和技能。二是要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社会教育体系。应当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容易被接受的教育形式。三是要建立健全以行业为主的专业安全教育体系。要根据行业特点,进一步完善消防、交通、卫生、化工、矿业、建筑等重点行业的安全生产教育体系,特别要注重加强这些行业中农民工的安全教育。四是要建立以突发事件应对为主的应急管理安全教育体系。要加强政府应急管理、预报预防、救灾救援等部门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指挥调度、组织调动、预测预报、抢险救援方面的能力,同时,要加强志愿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参与救援救助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推进公共安全教育社会化。一是要发挥媒体的作用,确定媒体在公共安全教育的职责任务,对媒体参与公共安全教育宣传作出硬性规定。二是要鼓励企事业单位、学术团体、群众组织、行业协会等积极参与公共安全教育。三是要积极发挥安全防范企业在公共安全教育中的作用,要求它们在搞好安全服务的同时注重公共安全教育的普及。四是要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推进公共安全教育进社区、进单位、进家庭、进校园等活动。

加强和整合教育资源。一是拓宽师资队伍来源渠道,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开设公共安全及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二是加强公共安全教育研究,提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三是建立相关的教育基地和展馆,拓展教育平台。四是积极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充分借助社会力量,推进公共安全教育社会化。五是编写、制作和开发相关的教材、宣传资料、软件等等。六是整合现有公共安全教育资源,发挥教育合力。

创新教育形式和方法。多采用教育对象喜闻乐见的形式,少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不断创新教育方法。特别要注重加强演练,提高教育的实战性、实用性和实效性。

设立全国公共安全教育宣传日(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促使社会组织和个人明确开展公共安全教育的职责和义务,提升国民整体的公共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作者单位:重庆警官职业学院)

篇6

关键词 社会管理 和谐相处 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7.2(263)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因市场无法调节而引发的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社会管理予以矫正;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为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处理公共危机,要求政府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具体来说,主要是城市管理体系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社区服务体系问题、物业管理问题这四个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和诸多问题。

如“政绩只看GDP,经济一俊遮百丑”的考核办法,使得我们的政府行为,热衷于微观经济活动,不屑在经济和社会事业间进行统筹和协调,虽然高呼“两个文明”一起抓,但总是难免“一手硬、一手软”。经常性工作不到位,造成许多“突击整顿”的短期行为总是被动地填补社会管理漏洞,政府往往是在社会问题产生后,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调控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在社会管理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政府还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用经济政策代替社会政策,没有关注发展环境的建设和营造,特别是发展软环境的建设和营造。政府过分介入微观经济生活,淡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但是政府职能错位,也有悖于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

社会事业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安排。一些承担公益职能的事业单位,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承担法定公共责任的机构,也被引向市场化方向,也被指令完成一定的创收任务,而且逐年还有递增的指标。这种放权过度,约束不足的问题,必然导致违背社会事业发展方向,偏离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加剧“上学难、看病贵”等涉及民生的问题。

政府公信度和干部作风问题有待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准备。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把建设“四型”(法治型、服务型、责任型、效能型)政府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在依法服务、廉洁服务、诚信服务、创新服务、高效服务等方面取得突破。

二、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总体水平,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公共财政投入方面要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确保对教育、卫生、人口与计划生育、文化、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视普通市民和弱势群体的需求,促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薄弱领域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人群之间享有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

三、加强城乡社区管理工作,建设好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城乡基层组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系统。

篇7

春节前后,全国及省市区人代会、政协会(以下简称“两会”)都将相继召开。为了给“两会”和春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确保会议顺利召开,使全区人民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现就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工作。目前我区社会大局和谐安定。但因企业改制、城中村改造、沣河新区拆迁和农民工工资、农村换届选举、少数退伍军人和企业干部生活困难等问题引发了少数群众来区或到省、市上访。特别是春节临近,形势仍不容乐观,如不予高度重视,可能直接影响到全国及省市区“两会”和春节期间的社会稳定。对此,各镇办、部门要高度重视工作,抓苗头,排查不稳定因素,及时妥善处理一批积案,全力维护辖区稳定。在全国及省市区“两会”和春节前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送温暖活动,落实各项救济和帮扶措施,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要继续坚持领导包抓重大案件等制度,积极开展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活动,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杜绝和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及时依法按政策查处案件,把问题解决在本辖区,化解在基层,力求做到息访罢诉。对少数串联、组织群众集体上访的重点人要加强正面教育,维护正常的秩序。对于突发集体上访及,公安、等部门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果断处置。对于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公安秦都分局要依法果敢处置,尽快平息事态。

二、切实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各镇办、部门要把全国及省市区“两会”和春节期间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安秦都分局和区610办要切实加强对“”顽固分子的控制,落实对可能挺而走险危险分子和重点人员的监控措施;对极少数策划聚集闹事的退伍军人重点人物,要严格落实“五包”责任措施,严防其在全国及省市区“两会”和春节期间聚集滋事。公安秦都分局要适时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刑事犯罪行动,重点打击抢劫、抢夺、入室盗窃等多发性犯罪和爆炸、杀人、投毒、、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要集中力量整治治安秩序混乱的地方和场所,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要加强对重要路段、重要部位、重要时段的巡逻,确保社会治安秩序平稳。要以防盗、防火、防破坏、防事故为重点,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部门、要害部位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防范和保卫工作,确保不出问题。要高度重视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相关部门要积极完善应急机制,强化免疫、消毒、检疫等防控措施,严防疫情传入和扩散。

三、精心抓好安全生产。各镇办、部门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及省市区“两会”和春节前,区安监局要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继续搞好公众聚集场所、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工地等安全专项整治,认真排查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旅游、交通、公安、建设、卫生、教育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突出重点,加强对事故易发环节和存在重特大隐患单位的监督检查,切实把安全工作做细、做实、做好。要把车站、医院、大型商场、网吧、公园、影剧院等人群聚集场所和公共场所作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点,逐项检查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采取得力措施,杜绝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要加强全国及省市区“两会”和春节期间的交通管理,整顿交通秩序,要做好辖区参会代表和委员往返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人民群众和参会代表、委员乘车安全。

篇8

一、高度重视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是确保防雷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是运用科学的原理方法,对可能遭受雷电灾害的概率及雷电灾害产生后的严重程度进行分析计算,提出相应技术防范措施。因此,组织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是依法履行防雷减灾管理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雷工程设计和施工最基本的科学依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各级气象和安全监管部门应把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作为日常安全生产检查的重要内容,科学有效地预防和遏制雷击事故的发生。

二、全面做好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

雷击风险评估作为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的一项重要工作,涉及面广、责任重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相关工作。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指导,依法履行雷击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管理职责。各级发展改革、规划建设、安全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气象主管机构做好雷击风险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承担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机构,必须根据委托单位的需要,客观、科学、准确地提供评估结果。评估范围内的业主单位、项目设计单位应主动配合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机构做好雷击风险评估工作。

三、规范实施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型建设工程、重点工程、危险易燃易爆环境等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必须同步做好雷电风险评估工作,设计单位应当把雷电风险评估报告作为施工图的设计依据,根据报告要求、防雷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防雷装置设计,切实从源头把好防雷安全关,以确保社会公共安全。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应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建设项目包括:

1、城市桥梁、燃气、轨道、供水、供热等公共设施;

2、输电线路、变电站、发电厂等电力设施、电气装置;

3、石油、化工、矿山等易燃易爆物资和剧毒物质生产车间与仓储设施等爆炸危险环境;

4、医院、商场、学校、影剧院和体育馆等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

5、城市火车站与铁路枢纽的主体工程;

6、重点建设项目及高层建筑(建筑高度≥米的建(构)筑物),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小区;

7、高速公路的高架桥、Ⅱ类以上的机场;

8、其他应当进行雷击风险评估的重大建设工程。

承担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机构,必须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并严格执行建设工程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对评估结论负责。

(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建设项目概况;

2、基础资料来源及其代表性、可靠性说明,通过现场探测所取得的资料,还应当对探测仪器、探测方法和探测环境进行说明;

3、评估所依据的标准、规范、规程和方法;

4、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气候背景分析;

5、雷击风险性的评估,极端雷电事件出现概率;

6、预防或者减轻影响的对策和建议;

7、评估结论和适用性说明;

8、其他有关内容。

四、切实抓好防御雷电灾害安全责任制落实

各县、区政府要加强对防御雷电灾害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气象主管机构督促各单位完善和落实防雷电灾害安全措施,监督有关单位主动做好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认真落实防雷设施安全检测的有关规定,及时排查治理雷击安全隐患。

篇9

作为市场调节机制的补充,政府应行使其经济职能,在市场失灵领域进行干预、发挥作用。其中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政府提供市场无法供应的关键公共物品,如国防、大型基础设施等;政府通过行政的强制性禁止垄断,保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分配状况,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等等。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风靡西方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成为西方各国竞相效仿的模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西方国家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由于政府长期干预经济,并日益扩大干预经济的范围、增加干预经济的力度,一系列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政府机构日趋臃肿;行政效率不断降低;财政日益捉襟见肘;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各种危机使人们再一次对行政感到困惑,同时也认识到“政府的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需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既然存在“市场失灵”,当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产生低效和浪费、政府决策失误、政府扩张与内部性、官僚腐败与职能寻租等。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很多:

(1)政府公务员作为自然人的私欲理性产生其对机构规模扩大和增加预算的追求,使得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在政府机构中,很少存在提供同种公共物品的竞争,因此降低了公共部门的效率;

(3)公共部门的低效率和多数政府公务员私人利益的存在,使得政府难以准确掌握市场信息,政府经常在信息不完全状态下做决策。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使得政府介入市场顺理成章,然而政府内在的局限性又造成政府失灵。这使得被马克思•韦伯称为官僚制的公共行政体制陷入困境。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产生的政府干预,促使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分化,由此衍生出的规模庞大、机构臃肿的政府反而在效率低下和的双重作用下对公共管理失调、失控,以致政府形象严重受损,产生信任危机。一段时期内,西方国家为弥补政府失灵进行了很多改革,试图通过精简机构、减少政府职能、调整福利制度等方式来调节政府公共行政,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西方各国不断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一种管理的新视角应运而生———治理与善治(goodgovernance)理论。

二、管理的新视角

在管理的新视角中,统治被治理所替代,这一理念现已被所有文明国家所接受。治理的最高追求就是善治。善治就是在社会管理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实现政府与公民以合作为基础共同管理社会公共生活,以此来实现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治理和善治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第一,调整政府与市民社会关系。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应当让渡一些权力和责任,并与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等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进行管理。由以往的政府单一权力对社会管理的大包大揽,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层社会组织共同完成对社会的自我管理,以此来分担风险、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公平。“政府实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是掌舵,而不是直接划桨,其控制的权力将从集中走向分散”。

第二,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前苏联解体(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失败)与西方高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不能不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该由市场承担的事务必须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和优势,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而不是一味地采取强制干预措施来控制和操纵市场。政府与市场在不同事务、不同领域里调整好主次关系,实现相互合作、相互补台,才能使经济社会良好运行。这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理念。

第三,调整政府机构自身结构。在传统政府理论的影响下,政府为了加强对市场、对社会公共管理的控制力,不断增设机构、细化分工、累加层级,导致机构膨胀、效率降低,很多环节滋生官僚、官员腐败、寻租等与政府治理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善治理论认为,政府机构应当从臃肿的金字塔结构逐渐改变为平板式机构,通过减少层级来规避风险,减少繁琐环节,提升政府能力,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上实现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合作和互动,从而控制政府失灵现象。第四,调整政府行政理念。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认为政府通过强制力控制和规范市民社会和每个公民的行为,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当今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行政为市场、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而非强行控制。因此,政府应当将统治性行政转变为服务性行政,实现统治向治理的转变。

三、治理理论与中国

治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进程中显露成效,颇具影响,已成为时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这使得我国很多人开始崇尚治理理论,认为中国目前经济、政治、民主都已达到一定水平,而且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应该效仿西方,完全按照治理理论进行政府行政改革,分解国家权力,实现“还政于民”。我们认为,借鉴治理理论中的一些理念来指导政府行政改革是有益的,但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改革模式,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无法实现科学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仍处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在当前阶段,我国还不存在能够推行治理理论的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政府之外的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多以国家赋予权力和资源来运行,因此,只能成为代行政府强制力的政府的附庸组织,不具独立性;甚至一些组织已成为个体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目前我国公民团体数量较少,公民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不高,仍需在全社会培养能够推行治理理论的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营造能够推行治理理论的政治文化环境。适当的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及公共服务战略绩效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形成与全民政治民主意识的培育都离不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如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样,需要政府全力介入。因此,一元化结构对公共资源的调控在我国当前仍然合理,不应改变,以此来保证我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进而逐渐推动政治发展进程。“在中国现代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阱,会使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奠定下来的现代化成果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治理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运用,显示出其对市场、政府及公民社会之间关系合理安排的重要指导作用;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对我们当前的赶超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治理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可以吸收适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合理的借鉴因素。第一,积极培育公民社会,为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奠定基础。从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出,许多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承担起很多以往只能由政府来完成的职能。这样的发展趋势能形成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更有效地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有效地规避了由于政府强制力的泛滥所造成的政府行政偏离公共利益、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风险。同时,由于公民社会分担了以往政府行政的很多职能,使政府能够专注于关键性公共物品、服务的提供,节约行政成本。可见,培育出一个良性而有效的公民社会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我国长期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公民社会虽然初见端倪,但数量、独立性、能力等都还十分孱弱。政府应当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注重培养公民的文化修养、道德修养、法制修养和政治修养,使公民在经济能力提升的同时,逐渐增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当公民的政治素养整体提升到一定的层次,公民社会也将壮大起来,形成“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之外的“第三只手”,真正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善治。第二,维护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地位,实现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规则是自由公平竞争,这一规则是市场机制发挥效用的根本保障。政府应当努力为市场机制运作营造良好的、稳定的制度环境,并与市场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政府要维护市场秩序,使市场机制在稳定、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发挥最大效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即使在推行改革过程中需要政府强制力扶持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秩序时,也要慎重处理。要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引发官员“寻租”,抵御由此产生的制度风险。

(2)政府要保护财产权,其中包括保护产权不为盗、抢、骗等手段所侵害,不为政府的随意作为所侵害,以此维护市场的独立性。

(3)政府应提供市场自身无法提供的关键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公共安全、教育、治理污染、鼓励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等。

篇10

关键词:城市病;北京;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9.27;C916

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其人口规模日益扩大从而引发“城市病”,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北京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被侵蚀。调控人口、合理配置资源、环境友好型发展已经成为北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尽管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下,社会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着力点,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区域发展的水平和承载力,而盲目追求过高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这样不仅不会带来城市发展的持久动力和民生的有效改善,还可能因为公共服务的超高水平供给而吸引过多的人口流入和不均衡分布,使得城市公共资源重新分配而造成的资源相对紧张、区域财政压力过大,并损害其经济发展积极性。同时,还可能会加大环境负担,以及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由此而言,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选择必须考虑其“双刃剑”属性,必须结合北京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需要,确定发展原则、目标与举措。

一、社会公共服务的“双刃剑”属性

根据《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社会公共服务是指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公共服务,是以满足公众基本需求为主要目的、以公益性为主要特征、以公共资源为主要支撑、以公共管理为主要手段的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共安全、养老服务、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等11项内容。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广泛共识,从学术界到实践界都认为社会公共服务是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是直接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社会公共服务不仅能够通过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总体来看还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公共服务具有“双刃剑”属性,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社会公共服务可能会带来社会税负的增加、人们工作积极性降低以及区域人口过度聚集、环境恶化、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等诸多“城市病”。

第一,社会公共服务配置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加大公共服务差距,使得资源集中度提高,人口流向固化。而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对人口流动会产生较强的吸引作用,较高的社会公共服务标准的落实或提升会对人口流动产生导向作用。可以说,一方面,由于人具有趋利避害性和经济人属性,一般都会选择具有较为优越公共服务水平的地域以及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可以起到对人口流动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可能造成人口过度集中和非均衡流动的恶性循环。如果对上述效应不加以重视并合理调整,则会增加人口压力,加剧人口资源环境不协调程度。

第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会影响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城市开发建设和新城建设过程中,如果不重视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配置,那么社会公共服务就可能成为新城人口承载的一块“短板”,导致新城地区人口承载力低于规划设计,难以发挥其疏解城市中心区人口、吸纳新的城市就业人口的作用,制约其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缓解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矛盾。

第三,社会公共交通服务在城市不同区域之间架设起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导管”,具有“虹吸”效应。城市的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越发达、越便利、越完善,对城市人口出行的吸引力越强,越有利于改善城市人口资源的配置,越有利于改善环境。

因此,社会公共服务存在一个最优供给水平的问题。最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受一个区域的发展阶段特征影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人口及人力资源结构、资源与环境条件等息息相关。因此,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路径的选择必须从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

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原则

如前所述,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因此,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回应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关系

“回应性”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公正性”是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价值导向,要求公共服务是满足全体公众基本需求的服务。“回应性”要求政府及时感知公众的需求,并尽快作出回复,但并不代表一定能提供服务和满足所有公众的需要,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难以回应每个公民的每个需求。“公正性”则要求政府最大限度供给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二者都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坚持的原则,但很多时候是不能同时无条件满足的。

(二) 处理好“非歧视性”原则和“正当差别性”原则的关系

对于接受服务的公民而言,他们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因此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是“非歧视性”的,即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内容不能因为服务对象的年龄、性别、种族、、地区差异、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与声望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但是,与此同时,“非歧视性”并不是要求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必须提供同样的服务,而是要在满足全体人民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基础上,还要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性需求。尤其是要引导公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即公共服务需求不能超越国情、区域资源禀赋和个人实际情况。

(三)处理好“价格公正”原则和“地区承受力”原则的关系

和其它产品一样,任何公共产品都承担着一定的生产成本。因此,在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保证公共服务的不断供给。但是,公共产品的公共特性决定了其生产的动机不同于私人产品的生产,即不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所以公共产品的定价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定价,而是由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指导定价。因此,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价格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要考虑地区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承受能力,不能超越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都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手段来补贴私人部门,确定一个公正的价格。

(四)处理好“社会可接受性”、“经济可接受性”和“政治可接受性”的关系

区域或城市是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几个子系统组成的巨系统,社会公共服务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都发挥作用,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影响社会公平、经济效率,还可能影响政治稳定。社会公民可容忍的社会公平程度就是公共服务的“社会可接受性”。公共服务可能是公共领域资源分配的一种矫正,也可能起到逆向调节作用,造成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加大,影响社会公平。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效率与各个区域的承受能力反映的是公共服务的“经济可接受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本和商品极有可能因为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非正常的流动,造成地区间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还有可能会对富裕地区的财政利益造成大的损害,严重挫伤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经济效率。“政治可接受性”是指某一时期内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是否为大部分地方政府和社会成员所接受。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都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抑制分裂、维护或促进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政治手段。因此,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必须处理好“社会可接受性”、“经济可接受性”和“政治可接受性”的关系。

三、北京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在“城市病”背景下,北京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应该服务于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一核心要求,不断实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充足、资源布局合理、供给方式高效、质量显著提升这一目标,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以社会公共服务的优化缓解北京人口压力。当前北京人口压力的核心是流动人口增长过快且分布不均衡,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不均衡。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是总体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吸引人口有序流动,可以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促进人口布局随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布局的均衡化发展而不断趋于均衡。

其次,以社会公共服务的优化提高北京资源利用效率。使公共财政、土地等资源向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倾斜,保障有限的资源首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与周边地区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机制,实现资源的有益补充。通过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盘活存量资源、整合增量资源,并将相应的集约式发展效应扩大到城市巨系统的各个领域,提高总体资源的利用效率。

最后,以社会公共服务的优化促进北京环境治理。在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弃物排放等问题上加大公共治理力度、增加投入、完善公共服务。在强化市民意识的基础上,形成民众、政府、企业等共同治理的局面。特别是构建“京津冀”区域间环境联防联控体系,制定和落实具体的工作方案,特别是要形成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的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

因此,根据以上论述,可进一步探讨北京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大路径:

(一)布局优化路径

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并对人口流动具有较明显的引导作用,因社会公共服务布局不合理导致的人口无序流动和过度聚集又会连带产生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问题。因此,优化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布局是北京社会公共服务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当前,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疏解核心区和人口密集区的公共服务资源,以此来促进人口的流动和分布均衡化。应重视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新城疏解城市中心区人口,吸纳新就业人口的作用,从而通过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缓解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矛盾。

(二)多元供给路径

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直接关系到服务质量,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模式决定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资源布局调节能力。而通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满足多元需求,避免人口聚集。第一,应明确重点公共服务领域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明确中央委托、中央与地方共担、地方负责的重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分别制定标准和政策,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合理供给,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第二,应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建设。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机制灵活的多元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采用购买服务、合约出租、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形成多元参与、有序竞争、形式多样、成本低廉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三)精细管理路径

社会公共服务是城市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管理的精细化可以促进城市管理的精细化,以及城市系统发展的科学有序化。首先,建立一套社会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体系。根据北京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变化,制定符合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要求的社会公共服务评价指标和相应的标准;其次,组建一个综合协调机构,一个能够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北京市社会公共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最后,构建一系列管理手段和政策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是一个诸多问题的集合体,因此需要法律、市场、行政手段的共同作用、协同作战,形成一个政策体系。

(四)标准提升路径

依据社会公共服务的标准体系要求,参照世界城市的公共服务标准水平,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正和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标准。首先,通过社会公共服务标准的提升,促进优质资源的聚集和合理分布。高标准的社会公共服务要求必然要求更高的投入和更多资源的支撑,促使优质资源更高效的聚集,以及在各个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和区域的分配;其次,通过各个功能区社会公共服务标准的趋同化以及制定更高的标准,促使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县之间越发趋同化发展,将会弱化人口在中心城区聚集的趋势,也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减轻环境污染;最后,通过社会公共服务标准提升,将会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模式的创新发展与之相适应。在生产和供给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又会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加速集约式发展进程,形成社会公共服务与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互动格局。

四、北京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措施建议

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养老服务、公共交通和住房保障等5个领域是当前北京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重点领域。因此,本文将以这5个领域为例,根据上述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路径提出一些措施与建议。

(一)公共教育服务的“建、迁、调、控”策略

当前北京市公共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学校和师资的缺口大,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等。因此,进一步优化公共教育可通过“建、迁、调、控”策略来实现。

第一,建新学校。在人口相对集中、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区域优先规划建设幼儿园及中小学学校,依法保证新城、新建小区和危改拆迁地区配套教育设施的建设。

第二,学校外迁。加大高校外迁力度并加快进程。完成高校布局的北部高校集聚区、南部高校集聚区和东部大学集聚区的“三区”建设。继续探索本科教育外迁到市外周边地区发展的路径,减少中心城区就学人口压力。

第三,控制核心区高校规模。一方面,控制核心区高校的招生规模,严格执行生均教育资源的招生标准,避免高校盲目扩张带来的人口流入压力;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核心区新增高校,原则上不再批准在核心区新建各种性质的高校。

第四,调整教育政策。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教育服务职能,形成普惠便利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机制建设,推进区域间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二)医疗卫生服务的“建、控、试”策略

由于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存在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需要科学配置资源总量、优化完善资源结构、提高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使群众能够就近、方便、快捷、有序地享受到所需的医疗服务。

第一,配建新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主要用于三类需求:一是新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设施用于满足区域医疗中心、康复医院和护理院以及供需矛盾突出的薄弱专科发展需要;二是建设医务室,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三是鼓励社会兴办符合政府支持方向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满足社会高端就医需求。

第二,控制中心城区公立医院建设规模。城市五环路以内不再新建和扩建各级公立综合医院,以提高整体使用效率和技术服务水平为主要方向,重点改造陈旧老化的基础设施,将医院“做精、做强”。

第三,结合在京流动人口计生服务试点工作,提高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三)社会养老服务的“迁、调、扩”策略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北京市越来越显著和突出的重大人口问题。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养老保障需求的持续升高,导致未来养老需求不断攀升,同时,养老服务机构难以满足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北京市社会养老服务应通过“迁、调、扩”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迁出部分老年人口。通过养老机构的均衡布局和加强中心城区以外区域养老机构建设、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并促进城乡一体化,建立异地养老综合服务区,探讨异地养老的实现机制等,促进老年人口迁出中心城区。

第二,调整养老服务政策。健全老龄工作体制机制,前瞻性地制定养老服务战略和规划,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构建老年人宜居的社会环境及氛围,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第三,扩大现有养老服务能力。一是要调整机构养老功能和布局,加大养老服务容纳能力及服务水平;二是根据人口老龄化和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目标增加床位数。

(四)公共交通服务的“建、调、扩、管”策略

当前,北京市公共交通存在中心城区交通压力持续增大;机动车发展呈现高速度增长、高强度使用和高密度聚集的特点,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不高;交通设施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需求下,公共交通可采取“建、调、扩、管”策略优化发展。

第一,扩大城市空间。可以通过建设市郊铁路、提高核心区地铁运营效率、成立新机场跨区管理机制等手段,构建城市新骨架、扩大城市空间。

第二,调整公共交通相关政策。如:调整道路微循环建设的投入方式和补贴机制;推动票制、票价的改革工作,建立与市民承受能力、运输成本、财政支付负担变化联动的票价调整机制;探索更为合理的停车设施建设、管理体制等。

第三,扩大现有公共交通承载力。加强轨道、公交站点与步行、自行车等方式衔接设施建设,重点解决居民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加强路网之间联络线建设,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第四,实现公共交通精细化管理。加强交通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交通管理的科技水平、服务效率;在交通需求管理、多元化交通服务、交通组织管理等方面逐步实现管理的精细化,并着力促进标准化。

(五)住房保障服务的“挤、调、控”策略

当前,北京市住房保障存在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和质量参差不齐,定价不合理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造成职住分离及交通环境压力,并且不利于人口的合理布局。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住房保障服务发展可采取“挤、调、控”发展策略。

第一,挤出闲置住房和部分流动人口。一是通过税收等政策调节,挤出现有闲置房,增大住房的市场供应;二是应加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提高地下空间使用安全性以及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挤出部分流动人口。

第二,调整保障性住房总量、结构和对象导向策略。逐步形成公共租赁房和共有产权的限价商品房,并且以公共租赁房为主体的供应体系。

第三,控制违法居住现象。加强北京市租赁市场管理,严厉打击和控制群租房现象,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建立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法规体系、综合协调管理体制以及投融资机制等,规范地下空间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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