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性资产管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性资产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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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 金融资产管理 理财业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资本市场日益活跃,银行业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速度也在加快,理财业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商业银行争夺市场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总体提高,居民对于理财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种良好的经济环境也为银行发展理财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我们银行的理财业务目前尚处在初级水平,跟外资银行相比在理财业务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如何根据相关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加强对金融资产的管理,进而发展我国银行的理财业务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现代银行理财业务是将客户的关系管理、资金管理与投资组合管理等融合在一起的综合化的一种服务方式。银行发展理财业务,是提高其经管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受到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管理体制以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多方面的限制,发展理财业务不免会存在许多阻力,遇到许多问题。妥善处理好理财业务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高银行对理财业务风险的管理水平,加强对理财业务的监管,是保障银行理财业务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

一.金融资产管理的内容

以经营业务内容的角度来看,国际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其资产管理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单一客户的资产管理业务,此类客户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二是,通过发起和管理各类型的投资基金的方式,或者是信托单位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标准化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方式。此类业务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依据其资产管理的规模而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

以经营定位的角度来看,目前国际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已形成了大资产管理概念,不管是否将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纳入一个专门的经营实体,它都已作为一个整合的业务品牌在市场上进行营销。

以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所以的投资活动都会伴随着风险,加强其风险控制能力是金融资产管理业务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金融机构必须重视其对风险的控制。

此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涉及到世界有关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工具 的应用,需要专业人员与各类投资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关心维护,所以这对专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与经验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二.发展银行理财类资产管理业务的必要性

金融竞争的压力促进了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各类理财产品层出不穷,我国银行理财业务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势头日益猛进。由于现财业务是既包含了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又包含了投资组合管理的银行特性化服务方式,其理财业务也必然是银行提高经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趋势。

2.1市场的需要

作为个人通常都缺乏相应的金融投资知识,不能像专业投资者一样整合各类金融工具,因此对自己资产和负债都不能做出最优化的配置,所以居民对理财类资产管理业务的需求日益强烈。在其需求量扩大的同时,居民对需求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从而银行需要制定出更加个性化的方案,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目前,我国银行的理财业务还分散在各部门,并没有形成整体营销客户的合力。只有将客户营销与投资运作统一纳入资产管理业务的品牌,才能真正的将理财业务做大做强,才能尽快的融入金融资产管理业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银行业现阶段的资产管理业务主要是人民币的代客投资或是交易外汇投资产品等,其风险分散效果差,而且收益率较低。因此发展富有银行特色的理财业务已是加强金融资产管理的当务之急。

2.2拓展经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传统的存贷业务,利润空间狭小,而且该业务的发展已经步入了成熟阶段,其发展空间小,难度大。行业间的竞争也直接导致了银行存贷利差收入的缩小,进一步缩小了盈利空间。因此,必须要拓展新的经营范围,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提高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个人理财业务便能很好的满足客户需求,而且能够带来丰厚的投资收益,银行应提供相应的个性化和人性化理财业务,从而为银行打造出优质的品牌形象与独特的企业文化。

三.完善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

银行发展理财业务必须根据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的特点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务必做好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的管理与控制工作。根据其业务的组合特点,把具体的资产管理产品所可能涉及的银行业务风险,按照风险控制的整体要求将其综合管理,把相关的业务风险都一并归入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市场的分析预测,对所涉及的投资组合,进行合理的规划,并计算出各种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以及投资收益成效。

商业银行在针对个人开展理财业务时,必须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因为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与以往不同,必须建立起适应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银行必须意识懂啊个人理财业务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确定风险管理体系所覆盖的风险范围,并在做好具体而全面的风险评估。银行还要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与发展策略来确定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将风险程度的指标量化,针对不同的风险要有不同的限额管理。此外,银行还应建立相应的内部审核机制,以确保相关交易及操作的规范性,因此,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有效防范理财业务风险的必要保障。

四.加强理财业务的监管

目前,我国银行的经管水平与创新能力都还比较低,积极发展银行理财业务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发展要求的,同时它也有利于我国银行发展高端客户与改善客户结构,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金融投资工具,也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国际综合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发展理财业务改善了商业银行传统的较为单一的存贷款业务结构,更有利于银行业对其风险的管理。

加强理财业务的监管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规范与发展并重、培育与完善并举”的原则,通过分类规范、严控风险以及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等办法,整体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与监管水平。银行发展理财业务必须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把储蓄业务和资金信托业务等同为理财业务,不能变相的开展信托活动,甚至进行变相的高息揽储、躲避财务与税收管理等违返国家法律法规的活动。

银行为客户所提供的理财产品,应当是基于委托的关系,由相关银行设计向特定的目标客户销售,并由客户承担部分或全部投资风险的组合型银行产品。理财产品的销售所汇集的资金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有明确的投资方向,而且要保证产品的收益率与银行投资收益挂钩。银行在开展相应的理财业务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审查,准确界定理财业务所包含的各种法律关系,明确可能会遇到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切实有效的规避法律风险。

五.总结

综上所述,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其服务方式的演进,是顺应市场发展需求的,针对不同的客户而进行的银行产品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现财业务已不局限于提供某种单一化、模式化的产品,而是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以及不同的风险偏好,把不同的银行业务与产品有机地组合起来,并加以改造,使其具有较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因此,必须推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资产的管理,打破分业经营的现有局面,为银行的理财业务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刘嵘.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探析[J].福建金融,2005(3)

[2]刘旭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J].中国金融,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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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3-0030-01

从今年开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步入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全面向商业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要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在经营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真正实现综合性的转变，从而在市场中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长远发展。

一、以利润为中心，实现政策性经营理念向商业化经营理念的转变

作为化解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自成立起，就一直从事对口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秉承着一整套不良资产处置规范进行运作，以处置回收最大化为原则，以最大限度减少处置损失为目标，业务模式相对单纯。可以说，这种浓郁的政策性特点决定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文化、理念、意识等均不能适应市场化运作的需要。而且几年来的运作实践表明。政策性的等价定额收购不良资产的方式弊端太多，产生了银行虚假剥离、责任人解脱、资产管理公司业绩缺乏客观评价等问题。从长远看，随着向商业化转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将发生很大变化，相应要求在经营理念上做出新的调整。针对当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形势，笔者认为必须把工作重心调整到业务开拓上来，要围绕利润这一核心来开展经营活动。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改变多年来办政策性业务形成的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开拓思路，培育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同时树立风险观念、效益观念、发展观念，以适应商业化发展的需要。

二、以高效为目标，实现机关化管理体制向公司化管理体制的转变

资产管理公司的现行经营模式，决定了其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化程度低，还保留着某些国家机关的行政色彩，因此在决策体系、风险控制、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不严密、效率低下等弊端，影响了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难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备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及成本效益意识，有关人员结构和素质难以满足转型的需要。随着向商业化的转型，要适应市场化经营的需要，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体制必须要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体制向高效的经营决策体系、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以效益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体制转变，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形成科学的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制度。拓展商业化业务，需要灵活多样的营销策略和公关手段，需要抓住市场机遇，快速做出决策，只有高效的公司化管理体制才能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此外，从目前的管理体制看，资产管理公司实行的是“总公司+办事处”体制，办事处则单纯采取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方式，以省为单位建立办事机构。这种方式虽然网点遍布全国，覆盖面大，但下属各办事处不是一级法人，需要进行授权经营和决策。由于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践中这种基于严格授权基础上的决策机制效率低下、程序复杂，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从公司化的角度看，应当按照存量资产及业务拓展的特性、地域和行业分布、金融框架格局等进行统盘考虑，优化组合，消除资产泡沫和人员机构泡沫，逐步建立起总、分公司制或母、子公司制的管理体制，依照市场规律调配人力、资金、业务，使其真正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商业化金融公司。

三、以经营为原则，实现传统国有公司运行机制向现代金融企业运行机制的转变

资产管理公司现行行政区域主导下的机构布局，决定了其运行体制非市场化，战略布局不科学。随着商业化业务的拓展，公司的业务模式将从过去单纯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转变为以资产经营处置为主业；盈利模式将从过去的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转变为追求最大经营利润、多种业务渠道并存、具有持续经营壮大潜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盈利模式。因此运行机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从转型发展的要求来看，必须逐步构建协同发展的综合经营业务体系。一方面，作为不良资产处置“专家”，资产管理公司还将继续通过市场化收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但对新购入的不良资产不能再单纯以处置为主，应在其中筛选部分优质物权资产、相对优良企业的债权资产以及股权性资产，通过置换、重组、租赁、投资等方法进行长期经营。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证券承销、上市辅导和财务咨询、法律咨询等中间业务，并适时推进资产证券化的探索，成为投资银行“专家”。目前，四家公司已为超过10家的企业完成上市辅导，展示了资产管理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风采。随着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和发展，运行机制必将更加科学化、良性化。

四、以股份制改造为基础，实现从单一资产管理公司向股份制金融控股集团发展规划的转变

资产管理公司完成原来的历史使命后向商业化转型，必须与整个金融体制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深入变革相配套。目前虽没有出台具体方案，但综合分析可以断定，如果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存在、发展的话，目标应是以经营、管理、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兼具多种投资功能的股份制、集团化金融控股集团。

以长城公司为例，依据政策应当有以下几种运行方式：

1、结合农业银行改制上市的历史机遇，长城公司的改革与农业银行的重组一并考虑，共同作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即回归母体银行，组建农业银行集团公司。长城公司是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机构，几年来处理的是农业银行因历史原因累积的不良贷款，属于阶段性任务。从几年的运行情况看，这种处置、管理不良资产的模式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成立专门机构，可以集中力量在较短的时期内处理掉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历史包袱，减轻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负担，化解金融风险。弊端在于资产管理公司人员少，无分支机构，导致成本高、耗时长、处置回收率低、维权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将长城公司的优惠政策和处理经验与农业银行网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结合起来，共同处理农业银行改制前再次剥离的巨额不良贷款，不失为一个较佳的选择。

2、继续按现有运作模式，接收和处理农业银行下一步剥离的不良资产。以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虽也可行，但毕竟也是阶段性的任务，几年后处置完结，将同样面对今天的转型问题。同时，从农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状况及市场环境来看，只能是政策性剥离收购，如进行商业化收购和处置，盈利可能性很低。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经过基层营业网点几年来的大力清收，多数已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资产质量极低，预期收回率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经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多年来的处置，市场已近饱和，加上去年以来房市、股市的火爆，意向购买债权的战略投资者纷纷转向其他投资，不再购买不良资产。因此，下一步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将面临难度大、回收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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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 商业化转型 资本管理

近年来，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商业化改革转型要求，不断拓展新业务和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全资或控股形式投资入股了多家子公司，业务范围除包括证券、基金、信托、租赁、银行等金融业务，还涉及到房地产等非金融业务，初步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雏形。但随着四家公司综合化经营进程加快、股权关系日益复杂和管理链条不断延伸，集团内的风险传染性和脆弱性也在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公司加强资本管理，提高风险防御能力。2011年新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明确指出“集团拥有的合格资本不得低于银监会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同时这一要求也是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之一。若要满足这一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必须采取相应策略加强资本管理。在此背景下，对于处在商业化转型进程中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随着经营业务不断市场化、综合化和多元化发展，如何加强资本管理成为国家公司当前改制和未来发展都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金融危机后国内外金融监管发展新趋势

2010年底，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定义和计量标准，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集团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以抵御风险，增强吸收损失的能力（见表1）。《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也引入《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新监管理念，对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国内外金融监管措施的新调整，将广泛影响各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工作。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管理也将必然受到监管变化的影响。

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现状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相关制度出台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本管理工作主要参照银监会颁布的《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以及财政部颁布的《金融类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及监管指标。2011年3月8日，银行会正式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该指引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后进行资本管理的重要依据。整体来看，当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结构有如下特点：

测算后的合格资本符合监管要求。以某家资产管理公司为例，该公司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要求进行测算，当前集团合格资本高于最低资本要求，超额资本为超过50亿元。根据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估算，目前该公司合并杠杆率为25%，远高于银行业杠杆率4%-5%的水平，另外两家资产管理公司也与该水平相近。

资本构成简单，以核心资本为主。目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构成比较简单，核心资本主要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权益，附属资本种类和占比均较少。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商业化转型的不断推进，经营效益逐步改善和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以及未分配利润会不断增加，附属资本补充渠道也会逐步建立，资本总体规模将逐渐扩大。

资本补充渠道和工具较少。受资产管理公司体制制约和历史业务影响，目前可供其补充资本的渠道和工具较少。

相关数据积累时间较短。以资本充足率指标为例，由于商业化转型刚刚起步，资产管理公司没有或仅有近两年相关历史数据，因此还需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建立相关数据库。

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面临的挑战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没有商业化经营要求，因而对资本管理并无实质性地需求。即使是目前各家公司的业务已开展商业化运行，但也未对资本管理形成有效需求，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本管理工作面临较多挑战。

（一） 开展资本管理工作的基础较薄弱

一是开展资本管理的理念尚未建立，各家公司虽已有相关考虑，但还未形成科学和系统的规划。二是虽有公司已初步偿试建立资本充足率指标，但还未形成硬约束。三是当前现有的股权结构和行政色彩较浓的管理模式决定了公司还不是完全商业化的经营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由此来看，资产管理公司加强资本管理的外部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 缺少可借鉴的成熟资本管理经验

巴塞尔委员会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具体考虑》中建议在银行及实施并表管理的集团内部应设立正式的组织, 诸如“资本管理政策委员会”（由具有适当专门知识的高级管理层成员担任负责人）， 对资本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和指引，我国监管当局也对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有明确的尽职要求，但当前我国除少数新资本协议银行外，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未建立此类的专门机构或管理部门，相关制度规定也是近期才出台，尚无成熟的经验做法可以借鉴。

（三）现有可供参考的资本需求估算方法难以准确把握业务风险因子

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参考，当前其主要是根据年度业务预算或未来业务规划对资本净额和风险加权资产的影响进行简单测算，从而确定当期需要的资本补充额度。按这种简单的资本需求估算方法，只粗略估计了未来风险因素的影响,缺乏对自身业务风险因子如风险敞口、违约率、违约损失率等因子的准确把握，这不但会打破规划期内预定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扰乱业务发展规划,而且在较大压力事件下极有可能导致资本充足水平大幅下降，甚至触及监管风险。

（四）外部监管环境日趋严格

全球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各国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管，才能有效防范和识别金融体系的风险的必要性。总结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委员对资本监管国际规则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如扩大监管资本覆盖风险范围和捕捉风险的能力，提高监管资本工具的质量，建立简单的、透明的杠杆率监管标准和反周期超额资本监管框架等。与此同时，我国监管部门也加大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对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2011年3月，监管部门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对改制后的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的具体要求。

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本管理的策略建议

（一）全面掌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中关于资本管理的监管要求

2011年新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明确指出，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并表管理应充分考虑集团所处的商业化转型阶段，将定性管理和定量管理相结合。其中，定性管理主要是优化资本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定量管理主要是最低资本管理和杠杆率管理。但目前此《指引》仍具有概念性的特点，没有给出一些指标的具体测算方法，因此还需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进行研究和设计。

（二）建立和完善资本管理架构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业务体系结构和资本构成的特殊性，提高资本管理水平是一个长期和渐近的过程。结合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实际情况，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建立和完善资本管理架构：

1.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树立资本管理观念。商业化转型后，各家公司应不断完善治理结构、组织流程和业务流程等各方面机制，以实现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甚至公司全体人员对资本补充和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认识，并将资本约束贯彻到日常经营活动中。

2.科学实施资本规划，提高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资产管理公司可引入全面风险管理和资本规划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评估流程，加强各分支机构、各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合理确定资本总量，科学制定资本规划。同时，结合业务经营计划和当期执行情况，科学评估资本水平充足程度，为资本管理目标的设定和资产结构优化提供指导，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

3.规范资本计量，确保资本水平充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颁布后，资产管理公司应及时把握监管导向，分析该《指引》对公司资本状况和经营管理的影响，梳理各资本项目定义，从而规范公司的资产充足率、杠杆率等指标的计量方法，在符合监管资本最低要求基础上，确立资本缓冲水平。

4.合理调整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国际金融机构发展经验来看，要解决资本充足率问题，必须重视结构的调整，包括资本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将涉及到公司经营的多个环节。要提高资本的比重，资产管理公司还可考虑降低风险资产在总资产的比重，即通过减少风险资产来减少用来承担风险资产的资本，风险资产的减少可从存量和增量上下功夫。

5.在未来条件成熟时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和评价体系。经济资本管理可反映金融机构资本的使用效率和股东价值的创造能力，因此在资本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建立以经济资本占用、EVA（Economic Value Added，经济增加值）、RAROC（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为核心量化指标的管控和评价体系，有利于公司强化资本约束意识，控制资本成本，促进资产结构优化，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长期资本回报能力。

6.加强和完善资本管理技术支持建设。资产管理公司加强和完善资本管理技术不但应包括内部风险计量模型和资本压力测试模型等与资本管理直接相关的系统建设，还应包括建立和发展管理会计体系和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因为计量RAROC 是实施经济资本分配的关键和基础，而精确计量每笔业务的RAROC需要进行科学的成本分摊，离不开管理会计系统的支撑。同样，从单笔业务、产品或客户的维度分析风险收益和盈利能力，也离不开资金转移定价系统做支撑。由于这些系统之间呈现较强依赖性，因而资本管理技术支持体系的统筹规划和安排对科学开展资本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挑战和对策[J].中国金融，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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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__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__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__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__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合同、委托()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 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 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篇5

一、大多数改制企业有其名无其实，“换汤不换药”

已改制企业大多数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绝对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后股权结构并无根本变化，由此导致政企管理关系、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大体上依然如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国有企业独家发起募集设立的上市公司。这样设立的上市公司，国有股居绝对控股地位，其余为流通股。其股权结构的实质，为一个国有固定的大股东和众多分散、流通的公众股东。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一套人马四块牌子，形同虚设。看起来，已为上市公司，是最高级形态的公司制企业，但其股权结构及内部运行方式就决定了与改制前并无实质变化。所以才会出现“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四年成为ST”的状况。上市公司改制尚且如此，何谈其它。

公司制企业的实质是通过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使得多元股东出自各自对长期利益的追求，形成公司内部的利益制衡和利益协调，在此基础上构造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内部科学民主决策及运营机制的变化。

国有企业改制实现股权多元化，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实现：

（－）在国有经济内部实行独资多股的股权多元化。

目前许多改制企业的多元股东是“近亲繁殖”，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实际上是同一家族的血脉，并非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我们所讲的国有经济内部的股权多元化是排斥“近亲繁殖”的，其可以由以下方式构成：

1．由同一层级政府授权经营的多个投资主体（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产业型控股公司、企业集团公司等）对其各自所拥有的国有企业通过换股实现交叉持股，改制企业的原投资主体可以相对控股。这种换股中最大的难题是企业效益不同，如何确定相互之间的换股比例？是否需要资产评估？

我认为既不需要资产评估，也不需要按每股净资产或净资产收益率来进行换股比例的换算。之所以这样讲，一是因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而是同一所有者使在其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股权交换。二是可以在换股之后按新的股权结构重新核定合并后的国有资本数额，并以此作为考核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指标的依据。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政府专业经济部门改革，同步进行这样的煤作。

2．不同层级政府间对同一企业股权进行分割，通过上划、下划企业股权的方式实现。如将某个中央企业部分股权按在地原则下划给所在地的省市政府，由地方政府授权某个投资主体持股；或将某个地方企业部分股权上划给某个中央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持股。这样的股权分割应以产业整合为目的进行，这样做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形成不同的责任主体、利益主体。如东风汽车集团所属的柳州汽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案例，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上述做法也不需要资产评估，只需办理相关手续即可。

3．跨地区政府间进行企业股权置换。

甲、乙两地政府间置换不同企业的股权，按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优势、方向实现资产重组、资源合理配置。可以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也可以采取市场交易方式。前者无需资产评估，后者理应资产评估。西安制药厂兼并镇江制药厂就是成功案例。

（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混合所有的股权多元化。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可以有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公众股等。

1．在企业内部通过经营者、业务骨干群体持股、职工持股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

多数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往往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企业效益不够好，不足以吸引外来投资者投资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股权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吸引外来投资人投资，首先要给别人以投资信心。说一千道一万最好的证明就是企业内部人尤其是企业经营者自己首先投资入股，这是有信心的表现。

外来投资者投资一般要看两条：

一看谁在经营这个企业。经营者过去的经营业绩如何？未来经营趋势如何？是否有明确的要给股东回报的意识？除此之外，关键要看经营者作为人力资本是否全身心投入本企业，重要的体现是否投资入股本企业？经营者个人长期利益与本企业长期利益相关度如何？

二看企业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市场预期、经营风险。对于一时无外来投资人投资的国有企业改制，其突破口就是经营者群体率先投资入股。各地近年来各种类型企业改制的实践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2．通过资产债务重组实现股权多元化。

许多企业多年来或者由于政策的原因，如实施拨改贷政策后新建的国有企业新上的项目国家不再出资本金，企业全部依靠银行贷款、负债经营，这样的企业除非有超额利润，正常情况下难以盈利，有些企业甚至连付息能力都不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或者由于企业自身盲目借

贷搞投资、上项目，血本无归之后债台高筑；或者由于企业经营者搞“赖账经营”，欠账不还，越滚越多。

债转股是一种既可减轻短期的债务负担，又可实现股权多元化的有效途径。其方式分为政策性债转股与市场化债转股。

（1）政策性债转股。

目前正在实施的债转股属于政策性债转股。金融性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后企业股权形成多元化。企业改制后的公司企业股权结构有多种形式：企业原有股东控股，资产管理公司参股；企业原有股东参股，资产管理公司控股。

资产管理公司是阶段性持股要在10年之内退出股东地位。

如何退出？退出之后公司企业股权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各方面应关注的焦点。据了解，绝大多数政策性债转股企业，资产管理公司退出股权的方案都是由企业回购其股权。且不论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回购、这种力不从心的回购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什么影响，仅企业全部回购之日就是企业由多元股权退回到单一股权之时而言，意味着企业改制在若干年后退回到原点。这与政策性债转股的初衷与企业改制的方向是相悖的，是历史的倒退。

全国首家政策性债转股企业北京水泥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案是由其母公司北京建材集团公司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所持有的股权。这是企业原股东——母公司收购股权的方案。与企业回购方案的区别在于：收购的主体是母公司，出资主体在企业外，总股本不减；若回购主体是企业自身，总股本减少。两者购股资金来源不同。

两者的相同点都是由多元股权退回至单一股权，都是不可取的。

（2）市场化债转股。

企业除银行债务外，还有大量的应付款（对债权人而言就是应收款），主要是由企业间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相互拖欠货款造成的。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大约1．4万亿元的拖欠款，并形成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占用了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时间一长即成为企业呆、坏账。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尚无较好的解决方案，成为世纪难题。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

由企业应收款方的债权人视情况主动实施债转股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市场化债转股能否达到目的应注意把握以下两点：欠债企业是否有市场所需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债转股后能否拥有相对控股权？为实现这后点，众多债权人可联手实施债转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企业经营者产生制衡机制、必要的淘汰机制，待企业收益提高后债转股股东或分红，或转让其股权。

这一方案称为“死马当活马医”，操作得当却可能实现“双赢”。许多案例已证明了这一点。

3．将企业部分股权划转给养老基金持股。新晨

国有企业净资产的形成大概有几个来源：

（l）国家出资及其增值。

（2）政府让利、税收返还及其增值。

（3）企业职工尤其是实行合同制前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多年低工资之外对企业贡献的转移，表现为“隐形负债”。将离退休职工的隐形负债以股权抵债方式划转给养老基金持股、并参与分红，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操作上是可行的，许多地方正在试行。

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一石双鸟”。一方面是补充养老基金的不足。其与国有股权变现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不足是异曲同工，股权分红是可持续获取收益，变现投入是一次性补充；另一方面养老基金持股实现了出资人到位。由于养老基金持股的目的是获取收益用于支付养老金发放，这个动力是刚性的、可持续的，对于企业经营者必然产生持续的经营压力，这正是企业改制的目的。

4．吸引外来投资，尤其是外资、民营资本，企业利益相关者入股。

以上四种股权多元化途径是多年来企业改制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改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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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影响；启示

一、引言

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按市值计价”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一直备受关注。那什么是公允价值呢?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6年9月正式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Statement 0f Flnancia JAccounting Standards，SFAS NO.157)――公允价值计量，SFAS NO.157将公允价值定义为：“报告实体所在市场的参与者之间(between market participants)进行的有序交易(in anorderlytransaction)中出售一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be re-ceived to sell an asset)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支出(pald totransfer a liability)的价格。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JASB)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s)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于1998年的《债务重组》中，首次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2001年1月修订的前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准则中有公允价值的运用，但是在同年财政部又取消了公允价值在上述准则中的应用。直至2004年7月又回到了采用公允价值的轨道上来。特别是2006年2月15日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企业合并、生物资产、石油天然气开采、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年金等具体准则中，都大量运用了公允价值。新《企业会计准则》已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从各国的定义可以看出，公允价值实际上是一个很广的概念范畴，并不仅仅是与其他计量属性相并列的一个概念。可以说，它是其他属性存在的基础，即需要反映交易和事项内含的公允的价格，并同时兼具可靠性、相关性的信息质量特征。如果仔细分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可以说是有很多方面。其一是自“9・11”以后，美联储13次降息，低利率政策促成房地产泡沫，然后又17次加息，引起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从而引起次贷危机。其二，金融机构热衷于高杠杆投资工具，同时政府在危机到来之前监管缺失。笔者主要从会计的角度来分析公允价值对本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以及会对今后会计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二、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影响

(一)会计准则

对于我国会计准则来说，金融工具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如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交易性金融资产计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例如企业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等。

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期末按公允价值(一般为市场价格)进行价值评估。当市场价高于成本价时，超过部分计为公司当期收益。同理，如果市场价低于成本价，则应将低于金额计入公司当期损失，这一个过程即称为Mark－to－Market。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第157号会计准则对金融性资产要求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表。在实践中，国内金融机构一般是在月末做一次性计算。对于某些国外投行，由于内部要求逐天计算投资损益，因此，Mark－to－Market是基于当日市场收盘价逐日计算，并计入当天损益。

该准则仅引进了产品质量控制思想，而放弃了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不重视业务过程的管理。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必然同时是经济实体的危机。美国的世通、安然和施乐等知名大公司这些经济实体，6年前就撑不住大做假账了。这不仅使笔者想起国家会计学院“不做假账”校训的深刻含义。

2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评估将对投资者理解上市公司价值产生很大影响，公允价值的变化将加大净利润的波动幅度，容易误导投资者并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市场形象。由于国内投资性房地产市场刚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预计投资性房地产升值潜力大。采用新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判断，总体上每年重估增值额会增加。计入上市公司财报的当年净利润会得到持续额外提升。目前，我国评估市场刚刚起步，公允价值的确定是否合理是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是否合理的关键。这意味着若计入投资房地产公允价值，上市公司利润波动将增大，将给投资者在判断公司价值上带来影响。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即被处置时，将释放出利润。因为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部分将转出，计入当期的投资收益。目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将大部分对外投资放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进行核算，这些投资市价的波动就直接影响资本公积，浮亏却没有在利润表中得到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拥有的近3万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利润“存折”，但这些利润在金融危机面前却是巨大的风险。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分析判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应当注重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是否持续下降。通常情况下，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可以认定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这些隐藏的浮亏只有通过计提减值准备才能从资本公积中转出，在利润表中反映为资产减值损失。

4　相关金融衍生品的计量问题。

金融衍生工具是在传统金融工具(如现金、股票、外汇、债券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兴金融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以及有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

由于本次金融危机涉及大量有关金融衍生品的内容，对于金融衍生品如何进行会计计量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交易对象存在于一个交易活跃、信息传递迅速、监管机制健全的市场上，那么现行市价反映了所有公开的信息，现行市价就是公允价值的具体体现，此时公允价值就是交易数乘以市价；

如果该衍生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其类似的衍生金融工具存在活跃市场，则其公允价值应参照与其类似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并经适当的差异调整后确定：如果与其类似的衍生金融工具也不存在活跃市场，则应采用适当的计价模型计算确定。审查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要看其是作为所有者权益记入资产负债表还是作为综合收益。在采用计价模型计算确定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时，如果能利用外部信息，那么最好不要利用内部信息。比如，某些情况下，不公开交易条件下的交换产生的市场价格等市场信号比以内部预计现金流量折现值来确定无公开标价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可能更有意义。对于某些金融工具而言，企业在确定其公允价值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以立即结算价值为基础，或以预期结算价值为基础。确定无公开标价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时，人们较多采用内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作为计量基础。对于与其他类似金融工具放在一起形成组合进行风险管理的金融衍生工具，也就是通常说的“打包”现象而言，此时，单项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应考虑“打包”的影响，应建立在类似金融工具组合的价值基础上，而不是单项金融工具的可观察或估计的市场价格上。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品的计量可能会有个人主观成分，所以计量的价格并非与真实价值相一致，可能在未来对财务风险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会计信息披露

1　结构产品缺乏透明度和流动性。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已经了场内交易证券品种的信息披露标准，各个国家和地区执行的差异不大，证券产品的发行人、创设人、担保人、托管人、资产池、交易规则、交易信息、法律文书、售后服务、投资者教育等都有公开和标准的规节，但是，不少次贷衍生品MRS和CDO不仅品种不名，而且交投不活跃；不仅在场外交易，而且大多是机构投资者一对一交易；不仅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价格发现机制缺少竞争性；不仅交易信息不多，而且交易信息对公众价值不大：不仅或有负债、SPV等表外工具并表条件不清，而且并表准则不统一；不仅发行人信息披露不全，而且缺乏投资者审慎评阅机制。也就是说，场外交易的结构产品缺乏透明度，缺少流动性，价格形成机制和发现机制不畅，形成了结构产品的潜在风险。

2　风险管理和审慎监管不够。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主席工作小组调查了11家大型跨国际投资银行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业务情况，形成了《关于次贷危机风险管理的调查报告》。他们发现，次贷产品市场中，证券行业只是业务中介，通过中介投资方和融资方获取管理佣金，不仅没有重视风险管理的积极性，而且不少次贷产品在场外交易，没有高频的市场交易和公允的市值，难以适时管理市场风险。不少机构只好“外包”内部的风险管理，依赖信用等级度量次贷产品风险，结果在次贷危机期间，不少证券公司符合法定的净资本要求，但却无法满足公司的流动性需要；缺乏临时融资能力的证券公司还迫于流动性而破产兼并，传染了次贷危机的风险，扩散了次贷危机。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促使财务报表的使用者现在更加关注相关规定要求的信息披露，如公允价值、长短期负债、持续经营和资产减值计算等，要求信息披露加入流动性和信贷政策方面的信息，这点值得财务报告使用者特别关注。所以财务报告的主体必须披露所有涉及管理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资本管理以及持续经营中不确定的政策。公允价值的披露必须说明公允价值是通过活跃市场报价确定还是采用计价技术估算得出的。

(三)会计计量属性

公允价值是会计制定者一直倡导的，他们认为，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的基础，它可以使会计报表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因此，公允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新的和修订后的会计准则之中。然而，公允价值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向好的时候。以所谓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获利颇丰，金融机构损益表上体现出大量的利润，这容易让资产管理者和交易人员滋生盲目的乐观情绪，也促使股东增加了多分配红利的冲动，这些行动都不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一旦经济下行、市场看空的时候，相关金融资产价值将被低估，按会计准则规定，金融机构将被要求按照不同的资产属性计提准备或者减少所有者权益。“顺周期效应”削弱了金融机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火上浇油”和“雪上加霜”的共振作用。市场向好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在利润表上显示大量浮动收益，诱使企业管理层滋生片面乐观情绪，诱使股东增添超分利润的冲动。一旦经济下滑，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看低，金融机构就要计提高额减值准备，这势必影响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为了应对危机，金融机构只好加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抛售力度。于是，市场陷入了交易价格下跌――提取高额减值准备、核减股东权益――非理性抛售――价格继续下跌――继续加大减值准备计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直到资本充足率杠杆和流动性杠杆断裂，金融机构崩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流动性非常差的市场或在极度乐观或者悲观的形势下，公允价值会计方法会得出与长期基本面和所考虑风险不相符的估值。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和2008年9月申请破产保护的雪曼兄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倒闭的。

三、我国应从中得到的启示

启示之一：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

新准则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税务等政府职能部门、上市公司及其财会人员、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还是相关监管机构以及报表使用人，都需在有限的时间内适应和理解新准则的规定，并为会计准则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包括新准则与税收政策的衔接，相关人员辅导培训，公允价值模型建立以及相关历史数据、市场信息的搜集与整理，改进现有财务信息系统等等。作为准则制定方。财政部应及早制定转换计划，尽量减少准则的转换成本，要大力组织开展新会计准则和应用指南的培训工作。金融证券等监管部门应根据市场进行必要的改革会计计量方法的适时调整。

启示之二：公允价值的应用不能滥用，必须谨慎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的财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确定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时，更充分地考虑了我国的国情，作了审慎的改进。公允价值的运用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在基本准则第四十三条中就明确指出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在有关具体准则中，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都有明确规定的限制条件。比如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中就明确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二是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

启示之三：完善信息披露的透明性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F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在收益确定上开始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根据这种新的会计理念，会计重心在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居于从属地位。收益确定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不仅使计量属性由侧重历史成本转向公允价值，而且将进一步弱化净利润与现金流之间的关系。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现金流量成为衡量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信息使用者应改变以往以市最率解读企业经营业绩的思路，从以净利润为导向的市盈率模型和以净资产为导向的剩余收入模型逐渐向以现金流为导向的红利折扣模型和现金流量模型过渡，提高会计信息的解读能力。

启示之四：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提高估价技术水平

市场价格是最简便的公允价值来源，也是最为客观、可靠的信息源。只有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建立成熟、高效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充分而有效的市场数据支持。当前，应该努力培育各级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和二手交易市场，逐步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全国市场价格信息数据网络，大力推进信息资源公开化，形成良好的市场价格体系，进而使公允价值的取得更为客观、直接。对于没有活跃交易市场的资产、负债信息，要采用现值技术来计算出相应的公允价值。我国应在会计准则及有关法律规章上给予明确的有利于具体实务操作的规范要求，如颁布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具体准则及使用指南，以指导如何采用现值技术估计公允价值。在指南中，应可能详尽地规定有关现值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明确规定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折现率以及折现方法的选择等。根据相机决策的理论，应考虑放缓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推广的步伐。如美国参众两院刚刚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并要求SEC在未来90天内就公允价值对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

启示之五：对公允价值的监管进行统一规定

我国新准则体系对公允价值的规定分布在不同的会计准则，比如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等方面。而且对于不同的项目，公允价值的应用条件不同。比如，在非货币交易中，新准则规定了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两个前提条件，即该项交换必须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商业实质是指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必须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或者是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现行的做法可能导致各个具体准则关于公允价值的规定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给人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广泛运用公允价值带来的操作上的难度，笔者认为，相应的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并公布一个具体指南，对于公允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给予一个明确标准，使公允价值这个标准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可以在总体上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在具体的会计业务上，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同时要注意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的一致性。我国颁布了审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审计》，所以也应该考虑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会计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