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价值范文
时间：2023-09-18 17:59: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医保通”是我院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荆州分公司实行医疗、保险一体化运作的简称。是连接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医疗机构的纽带，极大地方便了投保人，提高了保险公司信誉，也为医院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模式对大型综合性医院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对构建“医保通”模式进行分析的同时，探讨其结算中的内部控制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医保通”的路径和管理，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一、商业保险中的医疗补充保险现状
1.商业保险中医疗保险的类型。医疗保险具有比较宽泛的概念，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行业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都是医疗保险范畴，构成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网。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推出了多种保险险种，如学生险、意外伤害险、基本医疗补充险，以及各种寿险、交通险、财产险等、无不与医疗机构有关。
2.商业保险中医疗保险的赔付路径。传统的商业医疗保险赔付路径复杂，病人入院要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人核查，病人出院时带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资料到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到医院查证病历，属实后通知投保人办理赔付手续。这种模式时间长、赔付慢，投保人需要多次往返才能办清手续，容易引起矛盾。
3.传统赔付路径引出信用危机。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信用始终是我国各行各业及人与人关系中最难调节的关系。而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尤其严重。很多投保人人不信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天生就质疑投保人。在医疗保险中，涉及到投保人、医院、保险公司三方利益 ，三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如投保人的虚报案件骗保行为，医院收费不规范行为，医务人员与投保人的人情行为，保险公司拒付引起的种种信任危机等等，使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投保人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理赔模式，“医保通”顺应形势破茧而出，成为这种新模式的良好载体。
二、“医保通”理赔模式的建立
1.“医保通”基本路径。“医保通”顾名思义就是医院、保险公司一站式服务，为投保人提供报案、受理、核查、理赔一揽子服务。保险公司在医院住院部大厅设立专门理赔服务窗口，派遣工作人员，从投保人报案入院一刻起，保险公司即开始与医院客户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工作，对受益人进行慰问，并与管床医生、护士合作交流，提供跟踪服务。当保险受益人出院时，完整的手续已到达医院住院结算处，并由保险公司专员核查、签字、盖章，由医院住院结算处垫付赔偿金，下月3日之前保险公司根据医院垫付理赔金报表的数额支付给医院，“医保通”理赔程序结束。
2.“医保通”服务的延伸。“医保通” 理赔路径为投保人提供了快捷服务，但还不能体现“周到”和“温馨”。医院与保险公司合作，在保险受益人入院时，送上一束鲜花，一张慰问卡，医院短信服务平台向病人发送一条管床医生、护士信息和注意事项。病人出院后医生发出随访短信和电话，使保险受益人充分感受到医院和保险公司的真诚服务。为使“医保通”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险公司开设了保险咨询窗口，医院开设了费用查询和投诉平台。为尽量方便投保人，保险公司与医院协商，开通主险、意外伤害及其它意外理赔，利用医院平台，凡在医院住院的保险受益人都得到了快捷、周到的理赔服务，扩大了理赔范围、极大地方便了投保人。在市区“医保通”运行平稳后，扩展到全市六县市区650万人口，使大型综合性医院平台得到充分利用。
3.“医保通”结算的内部控制。“医保通”采取医院先行垫付，保险公司下月初结算的办法，方便了保险公司、投保人，但医院住院结算处的内部控制风险凸显，如制度设计不当或稽核控制不严，容易出现财务风险。医院与保险公司签订代付协议，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双方权益；保险公司授权保险专员理赔章及签字权，医院备案；医院与银行签订支付协议，完成医院与银行的法定程序；医院授权结算中心负责人、出纳签字代付权限。在这一系列的文件制定与授权后，内部控制仍存在着缺陷，财务科必须派专人每天核查监督，以保证“医保通”结算的安全运行。
三、“医保通”模式的社会经济价值探析
1.“医保通”建设诚信关系。诚信问题是中国当前一个严肃的政治生态问题。诚信普遍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象，改善和建立诚信关系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医保通”仅仅是一个理赔路径的改变，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形象。但医院、保险公司是社会中很重要的机构，遇到的信任危机显然非常突出，医院和保险公司改善诚信形象，对社会建立诚信关系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保险公司通过大型综合医院平台，建立了快捷、方便的理赔通道，取得了投保人的信任，双方建立了互信关系。医院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规范了医护人员的行为，杜绝了冒名顶替合作骗保、乱收费等违法违纪事件。保险受益人在优质的服务中得到了实惠，自觉接受保险核查，与保险公司、医院合作愉快，避免了因手续繁杂带来的疑虑和抱怨。医院、保险公司、患者三方在这一制度设计中改善了关系，建立了信任。
2.“医保通“创造经济价值。我院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医保通“，从2011年元月开始到20112年12月，理赔人数月月攀升（具体情况见下表）。赔付人数增长的背后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也因为快捷周到的服务，在中国人寿投保医疗险的客户纷纷到我院就医，保险住院病人不断增长。投保人获得快速理赔，恢复健康，重新投入经济活动，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一个路径的重新设计，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达到了三赢的社会效果。这一模式更是得到了湖北省多家保险公司和医院的青睐，接待了近十家机构的参观学习，并很快推广到其他地区。
3. “医保通”调整社会关系。投保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产阶级、学生以及拥有资产的机构。投保的目的，一是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二是学生等未纳入社会保障的人群保险，三是作为财产保障的风险化解途径。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疾病经济风险、灾难性卫生支出始终是我国人民群众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保险公司通过收集并管理各种资金来源，将经济风险从个人承担转为所有参与者承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双方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代表投保人参与了与医疗机构的博弈，制衡了医疗机构的部分利益诉求，保障投保人的权益。但“保险”“理赔”两张脸，使投保人不信任保险公司。医务人员违规又使保险公司不信任医院。“医保通”通过路径重新设计，改善了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医疗机构的关系，在温情脉脉的服务中达到了相互支持、相互牵制、相互得益的目的，调整了社会关系，改善了社会形象，也为医院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参 考 文 献
[1]王静，吕晖等.医疗保障制度抵御疾病经济风险的作用综述[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6）：12～14
篇2
一、 背景及制度内涵
中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参加WHO基本药物行动计划。1996年，中国首次了国家基本药物中成药和化学药品目录。然而，问题在于，“基本药物”在中国更多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基本药物都是普药，每一种基本药物在我国都有几十家企业可以生产，并且会有不同的剂型。同样是基本药物，不同的商品，价格自然不一样，但疗效的差别也许不大。由于众所周知的“以药养医”机制，医疗机构倾向于开贵药、多开药，这样导致相当一部分患者不仅用药过多，而且使用了过多价格昂贵、但疗效不一定很高的药物。由此导致了大家所说的“药价虚高”。
卫生部等9部门于2009年8月18日《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
实施意见指出，制定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防治必须、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临床首选的原则，结合中国用药特点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要求，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中国基本药物品种剂型和数量，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动态调整管理，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并统一配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基本药物全国零售指导价格，在保持生产企业合理盈利的基础上压缩不合理营销费用。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原则上按药品通用名称制定公布，不分具体生产地、企业。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零差利销售。各地要按国家规定落实相关政府补助政策，确立基本药物优先和合理使用制度。
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其它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药品保障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实施意见明确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的时间表。2009年每个省(区、市)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利销售。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18日正式公布，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307个药物品种。
卫生部就此公布了第69号“卫生部令”，明确这些基本药物目录自2009年9月21日起施行。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1]第二部分是中成药[2]，第三部分是中药饮片（颁布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为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说明。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些具体内容。
目录中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依据临床药理学分类，共205个品种；中成药主要依据功能分类，共102个品种；中药饮片不列具体品种，用文字表述。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主要包括两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和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部分。这次公布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其他部分是目录基层部分的扩展，将配合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尽快制定出台。
据介绍，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制定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政策问题，确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框架，确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和调整的原则、范围、程序和工作方案，审核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这一委员会由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成。
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的影响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关键。在基本药品制度没有健全之前，我国药品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第一，各药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相同的药品名字各异，导致疗效相同的药却有着价格的绝大差异。因此很多药品换个包装，利润就可以翻一番。第二，医药代表成为了沟通医院和药厂的纽带，药品交易背后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行贿费用最终由加到药品上面转嫁到患者身上。第三，医院自负盈亏，因此“以药养医”，医生的“开贵药，多开药”行为导致药价虚高。第四，药店进入准入程度较高，消费者信息不对称，药品价格及名称的不统一，导致药店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几乎随意拟定药价。第五，患者“看病难，看病贵”，无力负担医药费。第六，药价过高，国家医疗保险负担沉重。
在这种环境之下，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的建立就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医药企业、医药代表以及零售药店的影响
政府对于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物将实行统一招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定价。在改革之初，这种方式就对药品的卖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药品的买方市场存在着生产、配送、销售这三个重要环节。
首先，政府统一招标、定点生产会扩大的实力强的大型药企同时击垮小企业。这一举动必然使医药企业股票受到波动进而促使医药企业的兼并重组。该种兼并重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会使药品行业产能过剩的状态得到缓解，据国泰君安的调查可知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台会使20%的药瓶企业倒闭。另外，药企在利润方面受到的打击可能会从药品销售的数量方面得到补充。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国家介入药品企业可能会加剧垄断，减少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会造成药品行业服务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政府招标采购必然会使政府权力过大，如何保证公平公正、透明公开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集中采购就会使常年活跃在药品市场的医药代表退出市场。这样做有两方面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在招标采购配送环节,各省(区、市)在国家零售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基本药物统一采购价格,其中包括配送费用。减少了中间环节，更加透明和公开。这就意味着,本省(区、市)基本药物采购价格将低于国家零售指导价，群众会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购买使用基本药物,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另外，集中采购可以减少药企公关费用，更好的发展生产。从消极方面来看，集中采购包含两种含义：集中采购只集中在招标环节，而是各药企自己配送；另一种含义就是集中采购集中于配送环节，由各药企将生产出的药集中送于一地，再由国家统一配送。如果是前者会加大药企的费用，降低其生产积极性。如果是后者会是配送行业形成垄断，加大药品配送的风险。
第三，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合理确定基本药物的价格。从积极方面看，统一规定价格，会降低药价，防止药价混乱。从消极方面看，如果价格不能反映药品价格，不能给予药企和零售药店一定的利润空间，则会减少他们的积极性，降低服务质量。特别零售药店会受到十分大的冲击。因此，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物报销目录”等措施提高基本药物的使用率，但是仍然要保障补贴，从而保证一部分收益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2 对医院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直接配送覆盖面力争达到80%。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
从积极方面看，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降低以药养医，降低看病费用。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从消极方面看，基本药物目录过窄，会使一些药在小医院基层医院买不到，而不得不转到大医院进行治疗。基本药物制度的使用也会使医院利润下降，导致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医疗服务。
3 对普通大众的影响
作为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所获得实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统一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统一配送，药品价格与以前相比下降。
第二，在基本药物使用环节,国家要求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其他各类医疗机构须按规定使用并确定使用比例。这将进一步促进医疗机构合理使用药物,避免过度滥用,降低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
第三，在支付报销环节,基本药物报销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意味着减轻了群众负担。
第四，在药品质量环节,国家对生产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全品种抽验,确保基本药物的质量,保证群众用药更安全。
4 对国家的影响
全民医保以及报销比例的提高会导致医疗保险基金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加重。另外，国家对于招标、采购、配送、定价等环节的权利也需要保障监督，保证透明公开合理。
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是医疗保险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制度化的重要体现。总之，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是医疗保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暂时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一定会使该制度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只有建立好完善的基本药物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才能维护药品市场的稳定，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维护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兰一、 杨玲，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1年 01期
篇3
内容摘要：关于生活质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会经济生活评价指标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之间盛行。学者们研究用来代替GNP或者补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标缺少理论的支持和计算方法，并且指标选择的随意性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指标制定的研究出现衰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其研究又开始兴起。本文首先对美国学者对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对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标体系
制度学派和国民经济统计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评价指标被开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最优先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量破坏，带来严重的公害。这让人们深刻理解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妇人们在工厂的劳动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家务中的无偿劳动就没有统计到GNP当中，再比如，如果妇女和一般人结婚，从事专业家庭主妇就会减少国民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外生产出来的货币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所以，国民经济的统计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统计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随意性问题。他举例说明，闲暇时间没有记入到所得和消费项目里。还有他也指出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统计在所得之中。并且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
Galbraith指出，从生产的观点看，GNP统计当中，只把当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总值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对于种类和生产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包括政府和民间企业。所以，政府为主的教育关系的投资和电话生产的投资在GNP统计当中没有分类。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经济学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国民生产总产值的计算问题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现代派学者Clark和Kavanagh认为社会进步（progress）是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价本质，并从社会进步的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将来性来分析，对于GDP提出了批评。GDP反映货币交换量，货币的大量交换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本质。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交换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离婚、公害）也随着增加。也就是说，GDP的增加不能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需要开发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的学者在很早的时期就指出了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问题。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进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本文从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步包括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的两个概念。经济进步意味着所得增加，采用现行的GDP来统计。社会进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对若干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
社会生活评价指标和问题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财富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资源、自由、人权等。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评价指标。它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平均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GDP指数（人均实质GDP）的增长等指标。
Miringoff认为，以GDP为代表的指数是把握经济景气短期动向为目的的经济指标，很难把握人类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这个指数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并且，从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由健康、就业、所得、教育、安全等16项指标构成。具体来说，儿童层面上看，包括婴儿死亡率、幼儿虐待率、幼儿贫困率3个指标。青年层面上看，包括10岁20岁之间的青年的自杀率、药物乱用率、高中辍学率等3指标。成人层面看，包括失业率、一周平均工资、医疗保险加入率等3指标，老龄层面上看，包括医疗负担率、高龄贫困率等2指标。并从全体年龄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数、饮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数、食品印花保障率、贫富层间的所得差异、流浪者数等指标。ISH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却是反比例，呈下降趋势。
经济学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经济学家认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应当有自由的资本，可是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统计当中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废化、闲暇时间的损失等没有计算其中。还指出新指标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进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这个指标体系的特点是，计算中所得分配被调整，家务劳动被添加，还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务劳动和志愿者经济、犯罪、额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资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废、闲暇时间的损失等6项目构成。GPI的计算结果显示与ISH有同样的趋势，美国的GPI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持续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现出下降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赖于将来的资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表“国民生活指标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为了区别从1952开始的“新社会指标”（NSI），称为“新国民生活指标”又被称为“富裕指数”。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准的富裕程度，特点是对关于生活的人们主观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强调了经济指标以外，还需要表现出“空闲”、“安心”等非经济的指标。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费、日常行动等152个指标，包括：住、成长环境、收入、玩和学、交流、就业、医疗和福利等8个项目。它的1991年的计算结果显示：49个省级地区的排序中，长野县、富山县等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排名靠前，大阪（33位），东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如下：最先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点是它在评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评价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贴切，用来评价和分析先进国家的细微进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点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和权重的不明确。虽然在是年龄层次划分上还有它的进步性，可是没有明确指标选择的理论根据，再者综合化的方法没有明确。GPI也存在指标选择的随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额外支出指标非常模糊。日本经济企划厅的PLI指数的问题是大量引用了连续量变数据，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质变指标，没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积效果。所以导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标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经济指标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经济理论的概念支撑，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环境等范围广而且复杂的社会生活经济指标的构筑是非常困难的。理由如下：理论建设的困难。社会经济指标的困难在于涉及的学问面广，不仅有环境方面，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上学问的融合是困难的。但是国内学者周长城等（2001）进行很好的尝试。他们撰写了《建立人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一文，具体内容包括：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工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正确的社会指标的统计困难。在指标评价中缺少共同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大的困难。比如，经济指标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可是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没有统一的单位可以衡量。虽有很多代替指标，可是缺少理论依托的还原是非常困难。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外，今后社会经济指标的制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政策评价手段经常利用个别的指标，对于社会指标的利用，对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学者们的观点有时有偏差。社会生活评价指标的利用有时候导致政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结果，所以利用上比较消极。而学者们更关心因果关系的探讨。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利用指标。可是政策评价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不是对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会评价指标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统计指标的多样化和细密化。随着专家们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世界各国已经从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了包含如寿命、教育等非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所以，在统计的时候需要按地区、年龄、男女、职业进行分类。如果是权重的指标最好定期的进行跟踪调查。不断改进指标的实践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标体系的目的性不同，选择指标的重点和涵盖的内容应该不同。社会瞬息万变，单一的指标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体系。那么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类指标也需要努力开发。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和遵守原则外，还必须有以下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对社会的进步情况和生活水平做报告，为了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上。然而，有影响力的指标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矛盾，融合社会。这样就需要相关的政治家和部委进行共同制定和意见统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标的制定必须跟相关部委的意见统一。并且也需要让媒体和市民了解指标的存在和意义。还有指标的制定需要与相应的政策计划相统一。
结论
社会经济生活评价体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确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好的解决问题。然而，现在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让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仅是单一的数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响排序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生活质量体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观意思的调查外，需要更广范围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并且，分析影响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时，还需要对于特定指标的研究。如：犯罪指标、健康指标、福利指标、高龄化指标。这样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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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党的“十”提出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五位一体的新执政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林业强大的社会功能，建设防御性的生态文化机制，全面体现林业对生态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森林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森林的文化内涵
森林是一个集合概念，林木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茁壮成长为茂盛的森林。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建造的防护林，在各地山区建造的人工林，都是依靠参与群众集体的力量完成，所以，森林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森林集体主义精神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生物种群顺利成长的条件，这种集体主义隐含在生态文明之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元素。
2．森林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森林为代表的生态文化为生态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的发展，2012年底中国GDP总额达到519322亿元，按照1美元兑换人民币6．35元计算，则中国GDP为81783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已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生态旅游成为旅游业的热点，森林区域空气清新、负离子含量众多、森林文化气息浓厚，这些元素深受旅游者的青睐，即在享受到森林带来温馨的同时，又约束自己自觉保护森林，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爱护森林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保护人类福祉。
3．林业具有制衡作用
生物学种群理论告诉我们，某一种群不能无节制的发展，否则，就会引起种群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森林之间也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平衡，打破了这种平衡，就会造成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只顾追求经济效益，其结果是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恶果。这些教训应引起我们深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森林，发挥森林的制衡作用，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森林的环保作用
森林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路走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工业化的到来，人类过多地从森林中获取物质利益，却忽视了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导致全球森林面积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使地球这一人类的共同家园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深刻认识森林的环境保护功能，重塑森林体系，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特殊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森林的环保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森林具有涵养水土的作用。树木拥有大量的细胞，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将大量的水分留在树干里，在气候干旱的时候将水分回流到土地里，供其他作物生长使用。树木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将根部的土质牢牢地抓住，防止土质松动流走。二是森林可以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在的土地上，没有森林覆盖的土质在大雨的冲击下极易崩裂塌陷，造成灾害。有了森林，其发达的根部可以将土质吸附住，任凭风吹雨打，抓住土质不放手，可以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三是森林可以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森林是绿色植物的集合体，绿色植物的叶子具有光合作用的特征，可以将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吐出氧气，供人类呼吸之用。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显而易见，森林的环保功能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群落聚集。特别是森林群落对环境恶化起到了抑制作用。提倡植树造林、有序开发森林资源和理性消费林业产品，保持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森林覆盖率，才能让森林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三、森林的碳汇作用
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正朝着低碳化、环保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森林因光合作用的特征在经济低碳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在二氧化碳的减排中，我从收集的资料了解到现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碳捕获和储存、实施深海或陆地深洞掩埋，或者将收集的二氧化碳进行生产加工、制造碳酸饮料，或者是开发和采用新的环保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后是森林和土壤碳汇将二氧化碳转成碳储存在森林或土壤中。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前面的方法实施效果不甚理想，要么操作方法过于复杂，要么开发技术难度太大，要么推广成本提高，总体上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在目前之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其难度很大;大规模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会受到转让方的漫天要价甚至阻扰，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发展森林经济，森林具有成本小、固碳能力强的特点;同时森林的覆盖面广，不受地域的限制。碳汇的多少，与森林数量成正比。植树造林越多，砍伐越少，则森林储碳越多。通过森林的汇总功能，能将大量的碳储存在森林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步伐，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
四、森林的就业作用
林业与农业、牧业、渔业组成大农业。林业产业化、社会化和服务化是其发展趋势，已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从收集的资料分析，与森林相关的就业行业可以分为4大类:一是基础林业，这包括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牧)还林、森林管理等领域，就业成员主要是农村劳动者。二是林产品加工行业。这包括林木砍伐、运输、储存、加工和销售，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嵌入科技元素和创意元素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不应求，就业规模大大超过基础林业。三是林业旅游。林业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游客的消费方式与传统旅游业不同。在林业旅游中，游客可以体验农村生活、享受农事乐趣、呼吸新鲜空气、熟悉林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和零距离接触大自然。
这些丰富的内容是传统旅游无法提供给游客的。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新型旅游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人数是传统旅游业的8～10倍。四是林业碳汇交易。森林具有碳汇功能，储存碳的数量巨大，成本低廉。随着全球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碳汇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也不断扩大。我国已在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碳汇交易市场，吸纳了不少人就业。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地区实施CDM机制，吸纳山区劳动力就业，同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总之，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加快，由森林衍化的新业态会不断增多，产业链不断延伸，社会分工呈现网络状态，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
五、结语
篇5
关键词：网络环境；会计；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0011601
企业会计内部控制能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有效保护企业的资产的安全，提升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体运作效率，大大降低企业经营上存在的风险，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目标能得以实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重新确立企业会计组织结构
网络环境下ERP的运用，让企业会计业务的运作环境与运作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计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也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在内部环境方面，为确保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内部控制的严密性，企业应该在扁平化结构下重新确立会计组织结构，并将其设定成会计信息系统运作组、财税金融组以及计算机中心管理组。会计信息系统的运作组主要是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主要包含会计信息的采集、审核、分析等；而计算机中心管理组包含软件开发、系统设计等；财税金融组包含纳税筹划、资金管理等。
2 创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系统
企业在网络环境下实行内部控制时，有风险控制能力弱的问题，其原因是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同时还未建立与之相联的风险管理体系，这让企业没有能力去应对会计信息系统控制中遇见的风险。当前，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系统遇到的风险逐渐加大，例如授权方式的改变、网络环境本身的开放性等，这无疑增加了企业风险管理难度，所以，加强i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重心是创建风险管理系统。创建全面的风险管理系统，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
一方面，企业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企业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研究并制定企业风险管理的策略，而企业的董事会则主要是负责监督与决策，对企业风险管理的实效性对股东会负责；企业经历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和策略加以执行，尤其是要抓好企业的风险管理日常事务，将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来对企业董事会负责；企业财务等风险管理部门可以进行科学有效的分工，相互之间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企业财务部内的人员应对本部门的业务非常熟悉，并能对具体案例进行风险评估。所以，企业财务部门的应该建立专门负责会计信息系统风险评估团队。另一方面，创建企业风险预警系统。企业风险预警系统应包括企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处理。企业将风险预警系统内嵌在会计信息系统的程序内，当会计信息系统在遇到风险时，其能提供预警方面的功能，生成具体的预警信息，通过网络传输给负责人。负责人按照风险的具体性质，选取恰当的风险评估与处理方案，以便完成风险控制。
3 开展网上确认控制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会计内部控制框架建设，企业在控制活动过程中，需要加强网上确认技术，加强会计信息安全方面的控制。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原始资料数字化进一步加大了会计信息的安全风险。为了有效防止会计原始信息被篡改与盗用，企业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所具有的实施传输方面的功能，对原始交易凭证的第三方进行严格控制，也就是开展网上确认。企业在网络上的认证机构申请数字签名与密码，当双方进行相关的业务往来的时候，将相关的单据和交易凭证传输给认证机构，再由认证机构对其进行核实，对其进行数字签名，并进行加密，之后将已经加密与没有加密的凭证传输给双方，这就完成了双方都认可的公正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交易一方因为没有办法获得另外一方的签名与密码，所以不能对交易凭证进行修改。与此同时，这一凭证采用加密与未加密两种形式存在企业数据库内，企业会计人员也是只能对没有加密的进行修改，企业的主管人员对某项业务出现疑惑时，只将加密凭证交给客户与指定的认证机构进行解密，将结果进行对照，就可以得到答案，大大增加了会计信息的安全性。
4 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审计
网络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对会计信息的开发、维护与操作的整个流程进行检测，将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汇报，这能弥补信息系统控制上的缺陷，确保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在条件许可的情形下，对信息系统进行审计。信息系统审计一般是由专门的审计人员进行审计，采用第三方对企业会计信息系统进行综合性的检测与评价，向被审计企业提出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改进的建议。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综合使用了信息技术、审计理论等为会计信息系统的使用人员提供了保证。
总之，在网络环境下，企业会计内部控制框架的建设，应从重新确立企业会计组织结构、创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开展网上确认控制、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审计等方面出发，提升网络环境下企业会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峰.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研究［J］. 科技创新导报，2008，（02）.
［2］王健.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研究［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6） .
篇6
关键词：竞争力；中心城区；指标体系；评价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009-03
决定一国或地区发展前景的主要因素是竞争力。古代军力是竞争力的第一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因素在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竞争力的内涵逐渐扩大。综合竞争力研究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研究热点，给决策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与定量的分析工具。本文用2015年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心城区的数据建模，进行经济社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和分析。
中心城区是一个大都市发展的起点和焦点，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经济、文化、商务、信息、流通、科技、金融及人才等各种优质的经济社会因素在中心城区集聚并发挥最大效益，有力地引导和促进了城市乃至整片区域的快速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对区域、国家的制约不断削弱，竞争意识越来越强，国家、城市间新的竞争变得非固定性，赋予了每一个竞争者新的发展机会。研究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是为了增强中心城区的主动作为意识，释放出新的能量，并挖潜所有潜力，探索出新经济、新发展和新常态下的中心城区发展路径，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性地配置利用优势资源，强化中心城区功能，准确把握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方向和城区运营力度，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构建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和综合性，还需考虑选取的指标能体现出中心城区特有的投资、人才的吸引聚集能力，经济辐射能力以及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基于多种发展视角的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心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者能够通过一个评价模型的分析来了解中心城区各项指标的发展能力，从而为其提供决策参考。
因此，本文经过多轮反复筛选、增删、修改、调整和系统整合，将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分为6大部分：（1）经济实力竞争力是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主要部分，经济基础的起点越高，发展能力越强，发展效果越好。（2）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发展潜力和未来的竞争能力，这种能力的取得与现有的投入十分相关，其所产生的效益或对区域经济的贡献需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但一旦产生效益将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资源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和潜在的影响力，资源环境竞争力为中心城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决策提供数据支撑。（4）社会发展竞争力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促进提高居民福祉的有效考量指标。（5）居民生活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反映了区域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人民生活改善及贫富差距等的情况。（6）满意度竞争力是为了更好的把握区域居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个人体验评价结果，以便有针对性的实施改革服务质量和方向，使得整个区域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提高区域对居民的服务竞争力。根据对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定义，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是中心城区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居民生活竞争力及满意度竞争力的函数，其公式如下：
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F（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居民生活竞争力、满意度竞争力）
根据上述函数，构建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指标体系为：一级指标层（A）、二级指标层（B）、三级指标层（C），3个层次，6个子集合，36个指标（见表1）。
（一）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把若干评价指标分为不同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设计了一套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指标体系权重表，咨询了18位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意见后，对指标的权重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当个别指标的权重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运用了算术平均法进行合成。
（二）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指标体系中36个原始指标的单位和量纲不同，无法直接运算；并且各指标对竞争力评价的贡献各不相同，有“越大越优”的正指标。例如，人均GDP等，有“越小越优”的逆指标；又如可吸入空气颗粒物（PM2.5）年日平均值等。本文采用极值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单位和量纲带来的影响。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标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三）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评价模型
本文的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评价模型应用国际上通行的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Delphi）专家咨询法对评价指标权重进行分配，并采用线性加权法评价模型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模型如下：
（一）9个副省级城市中心城区竞争力排名及结构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9个副省级城市中心城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见表2）。
评价路径从总层次展开，分项是比较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中的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居民生活竞争力及满意度竞争力。总的评价是各分项评价加权合成后的结果。
表2中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9个副省级城市的中心城区内部交流数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由于不同中心城区间的差异、各区统计口径与范围的不一致性，模型中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现象，本文采用个案剔除法、均值替换法及多重替代法进行处理。
（二）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综合竞争力
从经济社会竞争力综合评价结果来看，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最强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50.48，其次是深圳市南山区，随后是深圳市福田区、广州市天河区、天津市和平区、北京市东城区、广州市越秀区及上海市徐汇区，其中深圳市罗湖区最低，评估值为24.27。
（三）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各分项竞争力
各分项竞争力的结果显示：经济实力竞争力最强的是天津市和平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66.61，其次是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三；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最强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91.44，其次是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四；资源环境竞争力最强的是上海市徐汇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37.19，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二；社会发展竞争力最强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37.3，其次是北京市东城区，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三；居民生活竞争力最强的是天津市和平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71.19，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二，综合评价值为69.23；满意度竞争力最强的是深圳市，其综合评价值达到8.442，其次是北京市。
（四）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发展建议
中心城区竞争力是一个比较有内涵和复杂的评价指标，不能认为只要综合排名第一，竞争力就绝对高。各个中心城区可以根据二级指标和各项具体指标指数排名找出优劣势，分析其内在原因，从而提高自己区域的竞争力。
1.加强主动作为意识，提升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综合竞争力。加强城区的主动作为意识，在创造性的配置利用资源上狠下工夫，不断创造条件、寻找机遇，突破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强化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管理协调机制，把战略规划的实施落到实处。
2.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主导产业竞争的优势。中心城区综合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高端产业环境的规模及其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区要不断提高科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主导和先导产业的比重，努力营造与高端产业相协调的一流投资、生活环境，给高端产业、高端人才营造一个相对优越的外部环境，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并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
3.确保中心城区区位及优质资源的竞争优势。中心城区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及核心地位，土地成本较高，人才、技术、信息及资本相对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承担的都是高附加值的环节，应充分利用中心城区的核心、主导和战略资源，强化中心城区功能，创新具体的工作措施，与辖区企业、居民共同协作创造出每个中心城区的独有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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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社会保障 经济功能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历了一个不断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数农村只对鳏、寡、孤、独的老人实行“五保”政策，即保吃、保住、保穿、保医和保葬制度。这一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主体。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一定的提高，随之，农村养老问题也变得突出。原来的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在城镇化、计划生育、老龄化的冲击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由于家庭养老功能下降、土地保障难以承担养老功能，加之我国城镇养老保险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善，城乡在养老方面的差距和不公平的存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渐提上日程。
经过不同阶段的改革和摸索，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改之前农民“自己缴费——自我储蓄”模式，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结构，在支出结构上一改原来的“建立农民账户”，采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结合的支出结构，60岁后农民可以享受国家普惠式养老金，在新农保“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二、社会保障的经济学角度洞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价值与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还体现在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社会保障体制而言，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我国农村和城市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实行着不同的体制。而这些体制带来的社会矛盾、城乡不公平等越开越严重，所以，在农村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从社会保障的经济功能角度分析，亦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缩小城乡差距。基尼系数作为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对于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而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便是城乡差距。然而，在实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后，农民只需交少部分的钱便可享受国家财政的普惠式养老金，农民的养老问题不仅仅是自己掏腰包，还能享受国家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农民根据自己的收入定期交养老金，而且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基础养老金，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二）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保障金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并通过税收或征费或“转移性支付”给予保证，用来分配给需要者和受保障者，因此，通过社会保障资金的征集与社会保障待遇的给付，在不同的受保障对象之间横向调节着收入分配，还在代际之间调节着纵向收入分配。通过调节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横向的城乡平衡和纵向的代际之间的平衡。
（三）有效调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意味着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力度越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和谐。过去，在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牺牲了农民很多的利益，加剧了城乡矛盾和社会的不公平，而通过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农民的一种补偿，况且这也是农民基本的权利，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对公平和效率的合理调节更能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会持续、协调发展。
（四）可以直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方面它的资金的筹集、储存和分配直接调节着农民的储蓄与投资，农民在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后会增强消费倾向，这就刺激了消费，直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储蓄资金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利用这笔庞大的农村养老金参与投融资，使基金保值、增值，还可以投向国家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获得长远的收益和回报。
综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怎样才能充分利用社会保障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影响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如果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便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相反，一个不适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大社会矛盾。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依然存在很多的不足，没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经济领域的有益影响。这就需要决策者充分重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转模式。
参考文献
篇8
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经济法与和谐社会找到了契合点，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的经济法应当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经济法保证经济公平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基础和前提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具体地讲，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论是基于人类完全理性假设而主张国家对经济施行全面干预的传统经济法，还是基于人类有限理性假设而对主张国家经济实施适度干预的现代经济法。经济法在本质上乃是以公法介入私法；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当中国经济法而从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嬗变的时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平衡无疑是其主旨与精髓。这种相对平衡至少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是竞争公平。竞争是效益之源，竞争是效益之母。正是由于竞争机制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序运行，并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社会效益目标得以实现，要保证竞争机制的运行，就必须保证竞争公平，要解决好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应着重解决两个公平。其一机会公平，大家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才能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利益驱动机制得以运行。其二规则公平，保证所有的运动员都遵守同样比赛规则。
其次是合理差别待遇。竞争机会的公平，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公平，这就需要伸出国家之手，施行合理的差别待遇制度，对失衡的利益予以矫正，从而恢复不同主体间特别是个体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在经济法领域，实行差别待遇原则，又分为宏观调整与微观调整。在宏观方面，又分为不同经济成份之间利益平衡与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平衡。在微观方面，国家应制订相关法律和程序，通过各种途径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社会福利的实现筹集资金。
最后是分配公平。它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的法律制度与措施应遵循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三者彼此联系，不可分离，责是基础，利是目标，权责相当，责利相谐，不能畸轻畸重，只有遵循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障分配公平目标的实现。关于分配标准的选择，应根据我国现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将按劳分配作为最主要的分配标准，以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作为补充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分配公平内涵的实现。
二、经济法追求社会利益本位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价值支撑
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存在和被尊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点，漠视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不仅对社会整体，即使是对个人而言也是极其有害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的共识。“社会本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一利益本位立场是生产社会化和法思想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主要依赖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市场主体遵循价值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促使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法思想也遵循个人本位。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垄断的形成，大量无序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到经济的整体运行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日益显露。人们呼吁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稳定发展。同时，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绝对原则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激烈冲突这就促使法思想开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经济法“为了填补市民法所剩留的空白状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社会利益本位立场。”它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它的任务是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可以在各部门经济法中得到验证。首先是竞争法。竞争必然引发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这是由竞争的消极功能决定的。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竞争的副作用难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民法能充分维护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因其破坏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科技进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越来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竞争法便应运而生。称为“经济宪法”的竞争法试图通过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规制，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竞争法追求的是维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个竞争秩序，而不是单个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其次是宏观调控法。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的特点，是一种事后调节。这种事后调节导致信息不畅、供求失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维护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良性发展，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国家便开始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宏观调控法也只能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后是国家投资经营法。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利性，在任何时候市场经济中总存在着一些一般市场主体不愿或不能进入的领域，如公共设施的营建、社会公益事业和涉及国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等，是法律予以禁止或限制随意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便直接以投资者身份参与这些领域的经营活动。国家投资经营，其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调节社会经济总体结构、维护社会公益。因此，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只能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三、经济法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制度保证
“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离开国家的经济职能和调节经济的法律，社会经济就会立即陷于崩溃”，这是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权力（利）边界没有合理划分，不仅市场的效率会遭受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权力介入市场经济运行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公平出现，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导致社会不和谐。
实际上，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利益所驱动。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问题，传统的强调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私人自治的民商法无能为力。如何控制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已经在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制度性关系上取得了成效。经济法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规定政府部门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利），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还可以规定政府要从职能型政府向提供生产信息、提供有公信力的认证、提供培训等服务型政府转换，这些都显示了经济法在“干预政府”方面的有益探索。即如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腐败问题，其根本的一个源头即是权力可以轻易地进入市场，可以随便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对于腐败现象，除了体制内外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之外，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制度化”地界定和划分，才能大大减少权力在市场上的“寻租”行为，减少腐败，从而保障社会真正的和谐。
经济法产生于纠正市场和政府失灵，这决定了经济法在其产生过程中，不仅有国家（政府）的作用，而且存在各种利益团体的参与，存在着在程序和机制上的社会性倾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部经济法的产生，不仅要遵循传统的立法机制，而且要充分地吸收社会各方面意见，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经过程序上充分的调研和公开的听证，以使包括政府各部门在内的利益能够充分表达和充分整合、协调。经济法为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其运行及宗旨实现过程中，不仅有国家的政策号召，有政府部门的组织实现机制，而且需要广大的社会中介机构，乃至社会团体的参与。例如高校、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等参与其中。这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配合与协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实施机制，以及政府部门实行的“问责制”，使得经济法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外在制度”法，从产生机制及运行和实施机制上都具备了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的品格。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
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济功能;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13-02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一个社会完整的制度体系，在两者和谐的前提下，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它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
一､通过启发自觉抑制机会主义倾向，有助于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和感化，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一个社会即便有着相对完善的正式制度，但是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不完善或者与正式制度不匹配，正式制度约束就会成为“软约束”，机会主义就会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体系尽管已经被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扬弃，但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多变。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缺失，多元化的价值观之间冲突不断，导致机会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一问题表现更为突出:一是各种违反市场经济法规的微观行为，如制造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经济诈骗､知识侵权､偷逃税款､利用法律盲区和非经济特权谋取私利等时有发生。二是“公地悲剧”现象的存在。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随意使用，部分市场主体甚至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三是负外部性问题。尤其表现在环境污染上。一部分企业主为了一己私利，完全置各项环境法规和他人的利益于不顾，肆意排放污水､污气，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已远远超过了个人的收益。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曾断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遵守制度的程度不能从制度本身的内容来解释，“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差异现象正是由某种意识形态造成的[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综合，如果能够内化为市场主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将会有效地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本性。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氛围，任何个人违反了市场规则，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核心价值观念的市场主体在违反市场规则时也会产生自愧心理，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心理压力是任何单个市场主体都不能承受的，它迫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参与市场活动;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通过提高和强化人们守法用法的自觉意识，“硬化”各项正式制度，使制度能够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市场主体在维护公共设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外部性弱化和补偿方面都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机会主义被有效抑制，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容易建立和维护。
二､通过引导合作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市场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在于:市场主体在决定参加某一市场活动之前，首先需要搜集足够的信息，由于信息是一种沉淀成本，因而这是一项昂贵和风险很大的活动。接着，它必须经过缔约谈判并维护契约，对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如果必要，还要进行裁决和惩罚，因此，市场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以及惩罚违约成本。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而且成长的时间比较短，与西方直接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相比还很不完善，并且，作为一种移植的制度，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尽管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已经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是关系经济，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在关系经济思维模式下遭到扭曲。在关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间的重复博弈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信用缺失，合作难以实现，经济活动局限于熟人圈子，这在无形中阻碍了信息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其他各项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关系经济网络上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在世界平均条件下花l美元办成的事情，在中国需要1.25美元[2]，这种高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价值取向的综合体，它的确立将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条件下，市场主体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并且具有较强的制度意识，因而会严格按照市场法规行事。如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能够被预见，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就会因为可预见性的增强而减弱。在内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和激励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得到正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信用机制得以建立､扩大､强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合作广化､泛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个人更容易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打交道，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从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等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够得到不断提升。
三､通过价值认同强化精神激励，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持久的动力源泉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发轫于人们的物质利益冲动。事实上，物质动力仅能解释一部分而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特定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的支持，一旦物质欲求基本满足，人们的经济动力势必日益式微，全局性的经济增长也随之陷入停滞。精神因素对经济的推动力在发展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德国经济史学家维纳・桑巴特在考察了犹太人杰出的经济表现后，肯定了“犹太民族的精神结构”的作用，“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历史时期已满具那些使他们能在经济发达的过程中活动的特性。特别是商业和计算的能力以及市民道德，他们较优于四周其他许多人民”。[3]英国经济在上世纪初期巅峰状态和二战后的沉闷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哈佛大学麦克莱南教授的统计分析，1925年在25个调查国家中，英国拥有高度成就动机的人的比重名列第5，但在1952年的29个调查国中这一比重已降至27位。[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勤劳奋进､遵守秩序､自主创新､崇尚科学､爱国奉献等为基本的价值特征，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它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并自觉地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在微观思想层次上，增强了人们对经济活动的预期，激起了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在宏观思想层次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宏观和微观的认同，调动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还会形成鼓励和促成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所以，在当前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取向，以民族精神唤起和强化人们的爱国､强国热情，以创新精神调动人们的创新欲望，激发创新之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形成明确的荣辱观念，规范言行，能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人们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各尽其能的热情，在这一价值追求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将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苗伟伦.知识价值观的初步建构[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0(1).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