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时间：2023-09-18 17:59: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大气污染;社会因素;经济因素
一、影响大气污染的社会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与人口素质两个维度，以下对二者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当人口规模增大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会随之增加，这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渠道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从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人口素质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大有裨益。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由此可见，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气质量。2．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是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内生因素。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影响大气污染的机制包括以下几个:第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培育与壮大绿色消费。如果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强烈，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则会注重绿色消费，积极消费绿色产品。显然，这有助于从需求侧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推动企业和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围绕市场的主流消费需求开展研发和生产活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对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研发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消费者注重生态利益，注重绿色消费，则有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开展绿色生产技术研发活动。显然，这有助于促进企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进而有利于遏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费者不注重或漠视生态利益，则难以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产业发展不利于大气质量的改善。第三，从供给角度来看，生产者的环保意识会影响其经营决策和环境治理决策。伴随着生产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生产者会增加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最后，伴随着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对环境保护更为关注。这可以为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
大气污染受众多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晰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环境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总体而言，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经济增长
关于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当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但是当经济增长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经济增长会降低环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学界存在不同的解释，相关解释聚焦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引致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结构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所谓“技术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影响［6］。经验研究方面，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学界并未形成共识，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污染物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情况往往并不相同。尽管如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因素不容忽视，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大气质量改善双重战略目标的有效路径。
2．城市化
长期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也逐步向城市汇聚。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城市化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首先，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化的加快会导致工业规模的扩张，从而会引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导致城市面积不断扩大，通勤成本随之提高，居民的汽车保有量大量增加。这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明显增加，从而加剧了大气污染［5］。当然，城市化也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大气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相关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导致劳动力、资本、知识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高度集中，促进产业集聚。依据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产业集聚会促进知识和技术在集群内的企业之间进行扩散，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管理创新，这有助于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抑制大气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会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进而会提高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层次［7］。这有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引导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活动，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从而有助于遏制大气污染。
3．产业结构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其二为不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的演进。首先，诚如我们所知，第二产业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从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洁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规模。由此可见，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优化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有助于改善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是指各类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来看，能源可以分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所谓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而非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众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洁能源，其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洁能源，其消费不会引发环境质量的显著恶化。因此，当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会下降。反之，当非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能源消费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会加大。由此可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贸易
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出口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出口贸易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内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将出口贸易影响环境质量的机制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技术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引致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规模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通过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机制，出口贸易会促进一国和地区的技术进步。因此，通常而言，“技术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正向;如果清洁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规模，反之，若污染型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见，“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取决于出口产品结构的具体变化情况［8］。总体而言，出口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一国和地区环境质量的净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应加强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评估，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绿色转型，逐步改善出口贸易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
6．外商直接投资
伴随着全球投资规则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据国际经济理论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不仅包括资本流动，还涉及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借鉴盛斌和吕越的研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亦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生产结构的调整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技术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9］。通常来说，“规模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生产结构趋于绿色化，则“结构效应”为正，反之，“结构效应”为负。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改善了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则“技术效应”为正，反之，则“技术效应”为负。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质量的净效应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7．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是影响大气质量的外生变量，一国和地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会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环境政策对大气污染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环境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当环境政策缺乏时，由于市场失灵，存在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现象，其不利于环境污染的防治。当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被实施时，企业会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的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这有助于降低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Poter和Linde认为，科学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产品创新和生产过程创新，提升资源生产率［10］。显然，这对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有裨益。
篇2
【关键词】 体型；生长和发育；因素分析，统计学；性别比率；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61.5 R 339.3+5 R 1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3-0249-03
Sex Difference of Socioecnom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YIN Xiao-jian*,JI Cheng-ye,LI Shi-chang.*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fine and clarify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undergraduates'physique caused by socioecnomic factors and geographic factors. MethodsThere were 2 524 undergraduates (male, 838; female, 1 686) taken as sub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que development and income per capita, urban-rural origin,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zed. Rrsults Factors such as urban-rural origin and income per capita influenced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physique more greatly than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id. Male students'body weight and BMI were more greatly affected by urban-rural origin and income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exerted greater influence on male students'body weight and BMI than on female students, whe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dy height caused by these factors. Conclusion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hysique caused by socioecnomic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at caus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Key words】 Somatotyp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actor analysis, statistical; Sex ratio; Students
男女体格的差异在出生时就表现出男婴比女婴略大的倾向［1］。出生后，除青春发育的短暂时期外，男性的体格均大于女性。体格的性别差异虽然被认为主要是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但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2-6］。Malina等［2］指出，社会经济因素明显对男性的体格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女性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Bogin等［3］提到虽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男性体格的发育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女性的影响作用却要小得多。2000年我国学生体质与健康报告显示，中国汉民族学生(6～22岁)的身高及体重几乎各年龄阶段均为男生高于女生［4］。在自然环境因素方面，Hass等［5］指出高海拔对男婴出生体重的影响比女婴要大；Schutte等［6］提到低海拔出生的儿童向高海拔移居时，男女身高及体重均减少，但是，男孩比女孩减少的量要大。
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体格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7-8］，这些地区差异主要与城乡、气温、纬度、民族等有关。本研究将探讨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因素对我国大学生体格的影响，并比较性别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上海市某大学2001 年9 月入学的全部新生2 990 名，剔除不满17岁、体育系、生长发育有缺陷、有疾病史的学生以及少数民族学生,获有效样本2 524名(男生838名, 女生1 686名) 。
1.2 方法
1.2.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某大学定期健康检查卡及学生家庭情况登记卡。纬度［9］、气温、降水量［10-14］及海拔［15-17］是研究对象进入大学前居住市(县)政府所在地的数据资料, 气温及降水量均采用年平均值。
1.2.2 体格发育指标测量 使用无锡衡器厂ZT-120型数码体重-身高计，每次测定前均对器材进行校正。身高精确到0.1 cm,体重精确到0.1 kg。被测定者均脱鞋、身穿内衣测量。调查员均为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1.2.3 方法 分析家庭人均收入与男女体格的关系。体格指标是指一年级入学时学生的身高、体重及BMI［体重(kg)/身高（m2）］。出生地域是大学生入学前的家庭住所。以这个住所为基础，将出生地域的属性划分为城乡、纬度、海拔、气温及降水量5个因素。
1.2.4 统计分析 单因素分析: 每一种因素对体格造成的性别差异根据男女比(男性/女性)进行分析与讨论。有关城乡因素是城市与农村的体格差的比。有关人均收入、纬度、气温及降水量是根据一元回归方程得到的体格增加量的比。
多因素分析: 以身高、体重以及BMI作为因变量，城乡因素、家庭人均收入、纬度、气温及降水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根据多元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的比来分析体格的性别差异。身高及体重采用Z分进行分析。分析模型为以下5种：
模型1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
模型2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纬度
模型3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气温
模型4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降水量
模型5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纬度，气温，降水量
以上统计处理均采用SPSS 12.0版。显著性水平以P＜0.05为标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女生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性高于男生，但男、女生的自然环境因素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男女大学生体格发育的单因素分析 身高城乡差的男女比为1.89,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身高增加量的男女比为3.00,纬度、气温、降水量分别为1.31,0.99和1.33。总体来说，与城乡及家庭人均收入因素相比，纬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男女比较小。体重及BMI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见表2。
2.3 男女大学生体格发育的多因素分析 身高模型1～4的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男女比要比纬度、气温及降水量(自然环境因素)大。模型5的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的男女比要比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的要小，但对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男女双方总有一方在统计学上无意义。体重尽管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但对于人均收入来说，所有的模型均表明男女间差异不同时有统计学意义。BMI虽然也与身高显示了同样的倾向，但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男女生间差异不同时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对身高、体重及BMI产生的回归系数比均大于1，表明对于男性而言，随着因素(社会经济)的变化增大，其对体格的影响也增大。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的回归系数比，身高与1接近，体重及BMI在1～2的范围之内。因此，随着因素(自然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体格的变化，就身高而言，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体重及BMI男性略微大于女性。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与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相比，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对男女体格发育造成的差异要大;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对身高、体重及BMI产生的影响男性大于女性，纬度、气温及降水量对体重及BMI产生的影响男性大于女性，但是对身高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cheson等［18］报道，虽然家庭社会经济良好(根据父母职业判断)男性的身高在各个年龄阶段均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男性的身高要高，但女性却不存在这方面。Malina等［2］指出，社会经济因素(根据土地、职业等判断)对男性的体重影响较大，但对女性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本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
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对体格产生的影响，Malina等［2］同时推测，就男性而言，社会经济因素的不同通过营养及疾病感染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另外，学龄前儿童(2～6岁)的能量及蛋白质摄入量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学龄儿童(7～14岁)的能量及蛋白质摄入量男性高于女性。因此，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可能导致男女营养素摄取的差异，进而影响体格发育的差异。Siniarska［19］推测，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女性的体格等的影响比男性要小，可能是由于自然选择原理造成的，因为当时(19世纪)女性的死亡率总体上比男性要高，因此只有那些非常健康的女性才能生存下来。在我国，男女平等的思想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女孩，特别是在农村，如果跟同等家庭情况的男孩相比，进入大学的机会可能要少得多。
社会经济因素主要通过营养及疾病感染影响男女体格的生长发育。与此相比，自然环境因素则主要通过刺激机体的反应来影响体格。Morimoto等［20］提到，无论在干燥还是潮湿的环境中，如果增加温度，女性的出汗率均高于男性，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是男女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同。本研究使用的自然环境因素为纬度、气温及降水量，在这些因素中，气温是温热环境因素，纬度及降水量也是与温热环境有密切关联的因素。它们与体格发育的关系，身高的男女差异没有被发现，体重及BMI的男女差异却被证实。可能与Morimoto等提到的由温热刺激产生的性别差异有关，或者与脂肪代谢产生的男女差异等相类似。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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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近年来，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基础设施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1978年为基准年，2006年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指数为24.47，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数为30.59。自1992年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几年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扩大到723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255元，不到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国家对城乡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
其次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绝对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对值总体上也在上涨。1 986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为355.58元，相对差为2.1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是城镇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差为5388元，相对差升为3.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第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师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目前小学文化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5％、16.3％，初中文化占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1.5％、32.4％。而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不仅表现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还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事业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
近年来，许多学者已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认为国家应该注意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保障制度、税费体制、金融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一些学者从提高农业自身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即内部因素阐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我国户籍制度在本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畴，成为一种以户口管理为核心的多制度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就业体制、教育体制、住房机制、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价格补贴机制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影响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国家财政过多向城市倾斜，投入农村的比例过低。1990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问题。不仅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O.8％，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8％。在财政支农建设性资金中，直接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比重少，约占11％，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质的林业建设投入的比重大，约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资政策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2006年以前，农民税费比较严重，农业税曾经是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历史负担之一。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虑到一些额外补贴，如医疗保健等只针对城镇居民等，真实差距可能还要大。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
城乡产业结构失衡。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农村产业结构比例中，第一产业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决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无法进一步优化升级，农村居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篇4
关键词：转型警察权威弱化重塑
1、警察权威的含义及作用
权威就是凭借社会公认的权势和威望而形成的对社会的支配力量。警察权威，又称警察执法权威，则是指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和维护者的警察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执行国家法律、依法进行公务活动时所应体现出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威望，是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产生效力的综合反映。
警察权威对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为一种驾驭。首先，为了保证社会在预设的行为框架下活动,社会权威需要建立起强大的控制和管制机构，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国家对社会的统摄力。其次，警察凭借威望对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行调节。再次，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对社会成员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国家并不允许个人自行正义，而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对行为做出衡量。[1]最后，因为社会规范只有在对惩罚的担心超过对获取不当利益的渴求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遵守，没有制裁社会规范便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遵守,因此要通过这种威慑力来制裁违规的现象。
2、社会转型期警察权威弱化的原因
社会转型期警察地位弱化的原因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制度性的缺陷。1、警察的地位低。我国对警察教育的投入所占比例较低，而韩国等一些国家积极展开精英教育来培养警察的后备力量，高度重视警察教育。另外，媒体对警察的负面信息炒作，部分网民对警察情绪化否定，警察在影响力甚巨的网络媒体中失语或应对不力，给警察权威带来无形损伤。2、警察与法学地位的不对称。一些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实践中的情况，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可是一旦人员拒绝到收容所，那么警察便无法对流浪人员进行管理，社会的秩序相当于还是没有控制。3、条块管理的必然缺陷造成的权限不清、警务职责不明确。在公安机关内部，相关职责内容重复，或者单个职责的缺失都是源于不合理的管理体制。[2]
（二）法律规范不健全。1、公检法机关认识上的不统一。在我国法律中，缺少对于警察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纵观我国现有法律，专门用于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单独法律尚未形成，相关条款散见于《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条文中。2、警械使用缺乏明确的，有操作性的规定。为降低违纪风险，警察执法遇不法侵害时常常不敢使用警械，警察权威受到非理性压制。3、在依法保障和维护民警正当的执法行为上缺少操作性的依据和工作力度。法律规定都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明确的司法解释，给打击和处理此类案件造成困难。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好法律尺度，目前一般将暴力袭警案件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性，从而难以有效的依法保障人民警察履行职责。
（三）各种思潮的影响。受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与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权利与自由不断地被强化与彰显，警察权力在法律上越来越受到限制。
（四）历史性。1、缺少法制传统。公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本是有利于我国社会民主法治的进程，但觉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当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时，正是不完善法治环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态的反映。2、制度滞后。警察位于司法生物链中的最低端。3、缺少宗教传统，人民缺少一种敬畏感。4、国民素质缺少中立性。人们容易受到社会舆论大方向的引导，无法从中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3]
（五）自身原因。1、自身素质差。警察队伍庞大，然而警察的整体素质却普遍偏低。大多数人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因为缺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在执法过程中不依照规范执行任务。2、内部管理理念不正确，缺少专门的应诉机构。我国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应对出现的投诉的问题，以正面的形象展现在社会公正面前，才能从新树立起警察的权威。3、装备差，缺少专用的警用武器。我国在警察配备的投入远不能超过发达国家，影响了警察的工作效率。
3、警察权威重塑的途径
对于警察权威的重塑途径的构想，必须考虑到当下警察权威之所以弱化的原因，究其本源，治其根本。在考虑这几个根本性原因的基础上，应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恢复和加强警察的权威：1、加强制度保障2、完善法制建设3、增强国民素质4、警察的自身建设5、舆论支持。
首先，在制度方面，通过完善国家的法律来明确警察的权利，保护警察的权益，以此来树立警察的威信。我国现在对于“警察”的称谓过于笼统，这不仅是一种身份上的混淆同时也是一种职责和权限上的不清楚，这就使得对于警察的管理和分工混乱，给人们形成一种警察胡作非为的印象。[4]对于这种现象的杜绝，首先，应该在警察系统内部制定合理的权限分工制度，必要时还可以根据部队的建设模式，思考警察的种类。将其身份和责任均明确，具体化。这样就能给人们一种明确和规范的印象，从而消除权限不清、警务职责不清的现象。
在法制建设方面，因为考虑到警察所处的社会特殊角色和特殊的职责，对于其工作任务危险性的考虑应对其制定不同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的防御，保护以及救济的法律条款。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的过于笼统化和表面化完全无法达到警察职务所要求的程度。刑法上的入罪，表面上对破坏警察权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在语言上的不明确性和不易操作性使得对警察人身和权威的保护如同虚设。[5]为了这种权威的树立，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警察职务的严肃性。
当然，人们的重视和尊重是建立在警察自身合法和严肃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警察权威重塑的一条重要和必经之路便是警察的自身建设。警察必须把自己的警务行为与国家的职责和要求联系起来，只有代表国家行事，才会使自身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才会树立起警察权威；只有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才能树立人们的尊重、敬重和信任之情。只有信任才会配合，而只有自愿配合也才能体现出警察的权威。
另外，要善于利用创新公安宣传方式方法，深入挖掘警察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新时期人民警察光辉形象。要加强警民日常信息沟通，强化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媒体应对能力，明确回应涉警疑问，坚决驳斥对警察的不实舆论攻击。要从行政、法律上规范网络媒体的行为，坚决防止少数网络媒体为增加点击率而设置诬蔑性议题，挑拨、操纵、放纵过激言论妖魔化警察，维护警民互信与良性互动，从而强化警察权威。[6]
“君者，治之本也”，若要保障自己的权威，则必须获得国家赋予的权力以及社会的认可，“警以威立”是治安哲学内容的一个基本思想，警察权威的塑造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作为警察的自身的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运行和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中均重视起警察权威的塑造。
参考文献:
[1]李强.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2]陈伯君. 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3]兰久富.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篇5
关键词：社会化商务 S-O-R框架 情感 用户行为
分类号：
引用格式：许嘉仪， 林恬恬， 甘春梅.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O-R模型[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1）： 55-68[引用日期]. http：///p/1/98/.
1 引言
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的衍生模式，是借助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如SNS、博客、微博、微信等），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己生成内容等手段来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的行为[1]。在社会化商务中，用户成为生产型用户，他们不仅进行购买活动，还将自己购买全过程的经历与心得分享给社会关系网中的朋友用户，同时将自己对企业的评价和建议持续快速地反馈给企业[2]。用户作为社会化商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社会化商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相关的营销建议。
已有研究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用户行为进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理理论，通过引入其他变量，如信任、主观规范、网站质量等因素，探索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S. Kim和H. Park研究发现，社会化商务中的关键因素（如声誉、信息质量、交互安全等）显著影响用户信任感，用户信任感进一步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和传播行为[3]。D. H. Shin认为，与感知有用性相比，主观规范是用户使用社会化商务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4]。M. Hajli运用技术接受模型进行调研，发现参与论坛讨论和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信任感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消费意向[5]。Y. Wang 和 M. Hajli的研究结果显示，关系质量和社交商务结构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有积极的影响，社交商务结构和社会支持直接影响关系质量，社交商务构造也影响社会支持，但其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影响作用最为明显[6]。
在社会化商务领域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究结合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例如，L. Xiang和X. Zheng等运用准社会交往理论和S-O-R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用户的冲动购买行为有重要影响[7]。H. Zhang 和Y. Lu等以S-O-R模型为框架，发现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的社交功能通过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流动经历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的社会化商务行为意向[8]。B. K. Jin基于S-O-R模型， 探究存在感如何促使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网站中，结果发现社会存在和临场感在交互性、生动性对有用性、愉悦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9]。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社会化商务用户行为。但前人的研究框架大多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理理论，基于S-O-R模型的研究较少。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以用户感知作为有机体的研究对象，鲜用情感这一要素。综上所述，本文以S-O-R模型为基本框架，从用户情感的角度探究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行为的动因，以期为社会化商务平台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基础：S-O-R模型和情感
S-O-R模型最早出现在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由A. Mehrabian和J. A. Russell在1974年提出。该模型可解释为当个人遇到了某种刺激（Stimulus， S）后，他/她的内部状态（Organism， O）将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其行为（Response， R）的产生[10]。1982年，R. J. Donovan 和J. R. Rossiter 首次将S-O-R模型引入到零售情境中，认为零售环境会刺激消费者的愉悦感、唤起、控制，即PAD（pleasure-arousal-dominance）模式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接近/回避行为[11]。基本的S-O-R模型如图1所示：
在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引用S-O-R模型作为基本框架的有很多。如V. Mummalaneni基于S-O-R模型研究网上商城的网站特征对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的影响[12]；A. Floh 和 M. Madlberger研究发现，虚拟环境因素通过刺激用户购买欲望来影响其冲动性消费行为[13]；H. Zhang和Y. Lu等基于S-O-R模型探讨了社会化商务情境下技术因素（包含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社交性）在虚拟客户体验（如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追逐潮流等）中的调节作用下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8]。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作为有机体（O）的研究对象。此处的情感是基于情感PAD理论提出的[14]。愉悦感即用户在使用产品时所产生的好的、开心或是满意的感觉程度[15]；唤起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产生的刺激的、活跃的或是激动的感觉程度[15]。当前，在线上消费、电子商务领域，已有不少针对用户情感的研究，如K. N. Shen和M. Khalifa研究了在线购物环境中，愉悦感和唤起对冲动购买的影响[16]。H. Y. Hsu和H. Tsou对在线购物网站的网站质量、用户情感和持续购买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17]。
在原始S-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状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理模型，如图2所示：
2.2 研究假设
2.2.1 刺激（S）对有机体（O）的影响
刺激由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信息质量和关系强度三者组成。在《后现代话语》一书中，N. Fairclough指出“话语”是指社会实践中涉及到的符号学元素，它包括语言、非语言沟通和视觉形象[18-19] 。作为商业信息的最基本属性，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是商家对商品信息的阐述与描画，是顾客所接触到的关于商品的第一手信息。信息质量是指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信息的质量，它包含了网站提供信息的及时性、相关性、完整性、准确性、有用性等多个评价维度[20]。商业信息的信息质量是相对于其图文特征的更深层次表现。社交性是社会化电子商务区别于电子商务的最根本属性。社交活动的产生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被定义为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社交互动的集合[21]。其关系强度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社交关系的亲疏程度[21]。从信息的图文特征到信息质量，再到存在于使用信息的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体现了社会化商务运作中各基本要素的递进关系。
情感状态（包含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是本研究中S-O-R模型的有机体部分。A. Mehrabian 和J. A. Russel在研究环境心理学时，将情感状态分为愉悦感、唤起和控制3个维度[10]。J. A. Russell经过进一步验证，摈弃控制这一维度，认为仅仅愉悦感和唤起两者就能充分反映模型中由刺激带来的情感变化[22]。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后续很多研究的证明[11， 23-24]。
F. Aisopos和G. Papadakis等在利用Twitter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研究中指出，微博和Twitter文本的内在特征包括非标准词汇、表情符号和外部指示等。非标准词汇是指微博帖子中使用的非正式词汇表达，人们喜欢使用俚语和非标准表达式来交换信息 （例如“koo”，而不是“cool”） [25]。同时，微博帖子的长度限制要求作者缩短词语本身的长度，但所表达的意义和词汇本身相似（例如用“gr8”代替“great”）。表情符号被认为是计算机中介传播中“情感的符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展示面部表情的替代方式[26]。表情符号通常被用来预测Twitter上帖子的情感[27]。外部指示是指个人在Twitter上的相应链接，告诉他人一些有趣的网络资源，如在线视频、图片。
C. M. Chen和H. P. Wang在研究学生面对不同类型的多媒体课件且教材内容相同时的情绪状态变化，发现多媒体视频材料会对学生产生最佳的学习效果并引起最积极的情感反应[28]。L. Xiang、X. Zheng等的研究表明，蘑菇街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会受到图片视觉吸引的显著影响，同时，视觉吸引会加强用户的消费行为[7]。S. H. Lim、D. Kim和S. Watts研究了表情符号、愉悦感、交互性、感知有用性和信息丰富性之间的关系，发现移动信息和文本信息的表情符号对用户愉悦感有显著影响[29]。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在网络购物、计算机网络通信等其他领域中，有部分学者已对图文信息特征和唤起的关系进行研究。M. Omata和K. Moriwaki等研究发现动画的视觉效果显著影响用户唤起[30]。Y. Ha和S. J. Lennon认为在线购买环境中，商品的网络宣传与展示设计显著影响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31]。D. Thompson和G. Mackenzie等利用皮肤电反应和面肌肌电图技术进行研究，实验证明表情符号的存在会引起用户更高的唤起状态[32]。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基于信息质量的研究内容广泛，已有学者从信息的可接受性、适应性、信息数量、完整性、易用性、准确性、可解释性、客观性、相关性、及时性以及可理解性等不同维度对信息质量进行研究[33-34]。E. P. Pe-Than、H. Goh等研究发现感知信息相关性对愉悦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35]。Y. Hwang和D. J. Kim研究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用户行为，发现感知网站信息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愉悦感[36]。C. Liu和K. F. Arnett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质量作为电子商务网站设计的一个组成成分，显著影响用户使用网站的愉悦感[37]。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的愉悦感。
查先进、张晋朝等发现信息质量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38]。谢连连通过研究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对顾客的感知情感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9]。M. Koufaris研究发现，网站的质量因素影响用户的情感反应[40]。而在情感PAD理论中，唤起是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M.S.Granovetter认为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关系强度由弱至强。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弱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仅仅是相识但不相知；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强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是相知的朋友[41]。R. Lin和S. Utz提出关系强度可以用来度量Facebook上帖子和用户情感的关系：关系越强，用户情绪的感染力越强。同时，关系强度显著影响愉悦感：关系越强，用户在阅读积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愉悦感越强，或者在阅读消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悲伤感越强[4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B. Searle、J. E. Bright和S. Bochner发现在工作压力模型作用下，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唤起、满意度和感知性能[43]。闫幸和常亚平通过对企业微博主贴与跟帖的搜集，发现企业微博互动策略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情感和品牌认知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品牌关系，其中消费者的品牌情感主要包括愉悦情感和唤起情感[44]。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2.2.2 有机体（O）对反应（R）的影
本研究模型的反应部分由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构成。N. Hajli将购买意愿定义为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参与线上购物行为的意愿[45]。目前，国内社会化商务仍处于发展初期，用户基数尚未强大，用户的实际购买行为不及在传统电子商务中多。基于当前情况，最终保留了购买意愿而非购买行为作为模型的反应要素之一。已有研究证实，意愿可作为实际行为的一种有效预测[46]。内容扩散则是用户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除购买意愿以外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情况，即消息内容在不同沟通渠道被分享/传播的可能性[47]。在本研究中，具体是指用户对于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特定商品信息的扩散行为，如对其余用户可见的情感反应、对信息内容的查看、评论、转发等。
L. Xiang、X. Zhe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化商务中用户的感知愉悦性显著影响其冲动购买意向和冲动购买行为[7]。R. Z. Wan Chik和A. M. Lokman研究了用户网上购买蜡染布的行为，结果表明用户情感显著影响用户购买行 为[48]。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在网络购物和线下营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与愉悦感一起影响用户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因素还有唤起。Y. Ha和S. J. Lennon对在线服装购买网站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正向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31]。Rajagopal研究了消费者的休闲购物行为，发现销售推广人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者的唤起，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物决定[49]。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S. Alhabash、J. Baek等认为内容扩散可分成3个维度：情感评价、扩散达到和信息评审。情感评价是指对其他用户可见的明确的情感反应（如喜欢与不喜欢）；扩散到达，即对内容的分享和查看；信息评审，即在线讨论和评论[50]。B. K. Jin的研究表明用户愉悦感对用户参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意愿有显著影响[9]。H. C. Yang和Y. Wang结合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用户网上视频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用户的感知愉悦性可用来预测他们传播网上视频的意向[51]。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S. Alhabash和J. Baek等对Twitter和Facebook上用户的视频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唤起程度的影响，唤起程度越高，信息传播行为越明显[50]。J. Berger和K. L. Milkman研究发现唤起程度越明显的消息内容，无论其唤起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将导致消息更强的扩散力度[5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考虑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已有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本研究情境进行完善。各变量的测度项来源如下：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测度项综合了F. Aisopos、J. B. Walther、J. Eisenstein等的研究[25-26， 53]，信息质量的测度项来源于D. Park等[20]、R. Filieri和F. Mcleay [54]，关系强度的测度项来源于M. Park等[55]，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的测度项来源于V. Mummalaneni [12]，购买意愿来源于D. Gefen和D. W. Straub[56]，内容扩散来源于S. Alhabash等[50]。所有测度项均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进行测试，其中“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时，对问卷调查进行了预测试，以便进一步确保问卷内容的有效性。预测试阶段，邀请了30名社会化商务平台使用者进行小样本的预调研，针对问卷的具体内容、题项顺序、清晰易懂等方面加以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3.2 数据搜集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国内几大社会化商务平台和媒体（如微信、微博、博客、美丽说、蘑菇街等）的使用者作为数据搜集对象，向其发送问卷邀请链接。共回收问卷303份，其中有效问卷277份，无效问卷26份（包括不完整问卷5份，全部或几乎全部勾选同一答案的问卷21份）。有效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测量模型
评估测量模型的主要依据是对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聚合效度的主要考察指标有因子载荷、CR和AVE[57]。因子载荷和CR的阈值均为0.70；当因子载荷值、CR值高于0.70时，表明测度项、因子具有较好的可靠性[58]Wynne W.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295-3362951998。AVE可接受的值必须大于0.50[59]。表2显示的各值绝大部分满足上述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区别效度的评价标准是每个因子的AVE值的平方根须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59]。表3显示的各数值均满足这一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
图3显示PLS分析结果，描述了各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愉悦感、唤起、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的方差解释比例分别是33.9%、21.0%、25.0%和28.1%。就显著关系而言，除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愉悦感、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唤起之间的路径不存在显著关系以外，其余路径均存在显著关系，即假设H2a、H2b、H3a、H3b、H4a、H4b、H5a和H5b成立，假设H1a、H1b不成立。
5 结果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S-O-R模型以及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对S-O-R模型和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定向关系提供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品信息质量和社交关系强度均对用户的情感有正向影响作用，用户情感状态显著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而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则对情感状态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用户接收到的信息的质量越高，用户愉悦感越强。这一结论与C. Liu和K. P. Arnett[37]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社会化商务情境缺少面对面的交流，面对社交网站或社交软件，商业信息是用户得到的某在售商品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的质量越高（如信息与自我需求相关性高、信息全面、价值高等），越容易使用户感到满足、认为接受这则信息的性价比高，从而提高用户的愉悦感。
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亦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即商业信息质量越高，用户唤起越强烈。强调其信息质量在促进用户唤起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这一结论与D. Park等[20]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作为在售商品“第一手资料”的商品信息，其质量越高，如信息相当及时、信息有用性足够等，使用户在获知这则信息时感到惊喜与兴奋，则会引发用户强烈的唤起状态。
其次，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对用户愉悦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关系。社交互动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如卖家与买家、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越容易产生愉悦感。这一结论与R. Lin和S. Utz[42]、J. Brown 和P. H. Reingen [61]^点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 [62]不同。社交性是社会化商务情境的一个重要属性，用户会更多地依赖与自我关系强度较强的人，对于关系越密切的朋友会表现出越多的接受信任，因而也为个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同时，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存在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用户唤起状态越明显。这一结论与闫幸和常亚平[44]、J. J. Brown 和 P. H. Reingen [61]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62]不同。当某一用户活跃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时，与之具有强关系的个体的动态更容易引起该用户的注意，进而使该用户产生更明显的唤起状态。
但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愉悦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表现情况如何，不会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 C. 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L. Xiang等[7]、S. Lim等[29]观点不同。这一结果虽然有悖于研究假设，但鉴于社会化商务系新型电子商务情境，参与其中的活跃用户量不够多，平台上的商业信息占比也较小，信息的图文特征未能在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由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用户日常交流也较多地使用了俚语和表情，用户对商务信息的图文特征敏感性较低，因此这些信息对用户愉悦感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唤起的影响不显著。用户唤起状态不随用户接收到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Y. Ha与S. J. Lennon[31]、M. Omata等[30]观点不同。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微信和微博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大，而微信和微博平台上的用户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内容，而非信息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信息中是否直接插入了店铺链接等，也难以激起用户的兴奋状态。
为更好地解释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与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笔者删除了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变量并重新进行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显著影响用户购买意愿（β=0.247，p0.05）。这一结果说明了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不会对用户的情感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符合用户偏好的图文信息仍会直接促进用户的购买意愿。
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用户愉悦感和唤起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37，稍微偏高。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愉悦感和唤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D. E. Berlyne认为消极的情感与高唤起相关[64]。D. Derryberry和M. K. Rothbart发现悲伤的情绪、愉悦感和唤起密切相关[65]。
最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愉悦感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用户自身愉悦感越强，其产生的购买意愿越强烈。这一结论与Z. W. Lumpur和A. M. Isbn[48]、L. Xiang 等[7]观点一致。当用户处于一种开心、愉悦的心情时，往往更易促成购买意愿的形成，甚至购买行为的直接产生。
同时，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唤起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关系。唤起状态越明显的用户，其购买意愿会更强烈。这一结论与Y. Ha和S. J. Lennon[31]、Rajagopal[49]观点一致。用户在社会化商务中的情绪唤起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用户内心的占有欲望，促成其对商品的购买意愿甚至购买行为。
用户愉悦感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与B. K. Jin[9]、H. C. Yang和Y. Wang[51]观点一致。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中时，舒畅愉悦的心情使用户更乐于接受该情境下获知的信息，并会对自身接收的信息进行表态与扩散，如“赞”这些信息，转发这些信息等。
同样，用户唤起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唤起程度越高，用户针对社会化商务中的信息其内容扩散行为越显著。这一结论与S. Alhabash和J. Baek [50]、J. Berger和K. L. Milkman[52]观点一致。越深层次的唤起状态，使用户更直观地感受到自我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角色与地位，出于从众心理的影响，用户产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如对某信息进行评论、与社会化商务下的其他个体进行交流、直接针对商品或店铺发表原创内容等。
6 结论
6.1 研究意义
该研究在前人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其理论贡献体现在：①以S-O-R模型为框架，将该模型应用到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对社会商务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技术接受模型等传统模型上，而以S-O-R模型对社会化商务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引入了S-O-R模型，检验了S-O-R模型在社会化商务研究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扩大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广度，同时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社会化商务领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内容。②引入情感作为影响因素和用户行为的中间变量。已有学者大多从用户感知的角度对社会化商务平台进行研究，而本研究则在感知愉悦性的基础上，引进了情感PAD理论，为后续对用户情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研究得到的结论对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用户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模型的多个假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实证性验证，获得了较大的支持。社会化商务平台在建设过程中，从信息质量、关系强度等方面考量，通过对用户情感的影响，以提高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其次，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新型的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类型（如微信）和特征以及用户在Web2.0环境下的语言特征和行为特征，引入了不规范语言的表达，用户的转发、评论、赞等行椋符合当前社会化商务平台发展的特征和需要，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最后，根据对模型验证得到的结果，对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商家的启示是，及时最新的商品信息，捕捉最新时代潮流以及用户需求，为用户定点定向投放其感兴趣的商品信息，尽可能将商品信息的高价值、有用性传递给用户。商家以提高信息质量来增加用户的关注，加强其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借助内容扩散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提高商家品牌价值，以此增加用户粘度，提升用户留存量。此外，商家还可以选定合适的用户向他/她的朋友们推荐自己的商品，从而通过这些用户来推动他们朋友的购买意愿。值得提出的是，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家不仅要保证商业信息质量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也要时刻关注推出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如在推送相关产品信息时，多使用大众用语、流行符号表情，以多媒体形式展现信息，适当嵌入商品/店铺链接等。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化商务这种新兴的商务平台进行了探讨。但是，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其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调研对象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集中在30岁以下的在校学生群体，尽管社会化商务是一种新型的商务社交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不少其他年龄阶段的用户也开始涉足这个平台，而本研究缺少对其他年龄层的研究，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适性。前人对在线购物的研究有些也引进了年龄的因素，如S. M. C. Loureiro和H. Roschk在研究用户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的忠诚度时，引进了年龄因素，发现对于年轻群体（30岁以下）来说，积极的情绪显著影响忠诚度，而对于年级较大的群体（30岁以上）则没有这种现象[63]。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年龄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对于用户行为的影响，期待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结论。②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本研究以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作为S-O-R模型的反应结果，主要是从用户的行为特征考虑，但是缺少对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引入，如信任感、满意度、忠诚度等，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引进上述因素，以期更加全面地研究用户的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或者情感对其心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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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献说明：
许嘉仪：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林恬恬：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甘春梅：负责研究课题设计及论文定稿。
Empirical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User Behavior in Social Commerce
Xu Jiayi Lin Tiantian Gan Chunm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篇6
关键词：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6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135-01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概述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它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存在密切联系。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会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对其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产生潜在性的作用。在以往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将研究重心放在遗传、人格培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但却忽视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然而，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变得愈来愈显著，这一因素也逐渐受到了关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贫富差距很大，社会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无是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一定的发展风险，应给予重视。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2.1 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认知发展存在密切联系。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让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功能与认知功能）受到影响。部分低社会经济家庭为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孩子的执行力要低于双亲家庭[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会对青少年的学习品质产生影响。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青少年在学习方面主动性更强，并且在学习上更为专注，对知识、技能具有较强的探知欲望。然而，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上述方面显然要弱于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除智力成长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生理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程度影响。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营养摄入不够充足，并且出现不良饮食习惯的概率更大。从目前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情况来看，青少年基本生活保障并不存在问题，但微量元素、营养物的摄入水平依然较低。这对于青少年的脑功能发育会有所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其正常智力发展。在情感方面，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沟通、行为方面更容易出现情感风险。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关系，部分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抑郁、孤僻等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甚至可能会成为犯罪动机。特别是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缺少情感关怀，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并影响到其心理健康。
2.2 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而言，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具有较多优势。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其不用担忧物质生活，最起码在生理发育上不会出现问题。同时，这些孩子能够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教育[3]。其父母大多数都经历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孩子受到的成长风险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依然会受到部分因素影响。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求更高，特别在学业上具有特别高的要求，这会给孩子带来较大的压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当中，父母往往会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以此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但这样反而会让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隔阂感，甚至会让孩子疏远父母。在这些家庭当中，通常男性工作收入较高，工作时间较长，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也相对较少，这也会让孩子成长受到一定影响。另外，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问题，其不良行为与其抑郁及焦虑程度密切相关，并且容易在青春期产生。若未能对孩子的行为、心理进行有效引导，对其未来健康成长显然是不利的。
3 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无论高低，均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换句话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给予关注。一方面，青少年在接受学校教育期间，学校要注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因素，并根据青少年家庭状况，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部分影响。在学业方面，学校应该对不同家庭学生的学业成绩、日常表现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并采取一定教育干预手段，如心理疏导等来缓解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并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使其能够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学习，尽最大可能来消除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行为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要重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部分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要给予重点关注。通过相关政策，如学费减免、政策帮扶等来帮助这些家庭，缓解其经济压力，让这些家庭中的孩子能够接受正常教育。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等区域，要继续加大教育扶持力度，不断提升区域教育水平，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
4 结语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在性作用也变得愈来愈大。在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的同时，政府应该继续加强青少年教育事业建设，尽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区域教育水平能够维持平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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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因素的联系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丰富的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资源环境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从自然界获取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扩大对资源环境开发的规模，从而加快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由于各类经济活动对资源的索取利用速度超过资源本身的可再生速度，在这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超过环境的自身承受力。导致资源环境变的恶劣，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这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造成巨大挑战。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经济活动都与资源环境密不可分，资源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而经济发展又是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但是现存的资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制约着经济发展。因此，要选择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控制在资源环境可持续力的限度内，协调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加快，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因而对土地资源、水利资源、林木资源、矿藏资源等资源环境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较少。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着浪费，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使得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资源环境问题。
（一）资源短缺问题
当前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资源方面，我国人均土地面积较少，土壤质量不断下降，更有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盐碱化等现象发生；二是水资源方面，水资源较为短缺，浪费现象和污染情况十分严重，使水资源环境恶化，其短缺的状况更加严重，导致可利用水资源也急剧减少；三是林木资源，人们对植被滥砍滥伐，不注意对林木资源的保护，使得我国林木资源锐减，植被覆盖率低；四是矿产资源，人们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欠缺合理性，导致矿产资源的浪费。
（二）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的环境污染愈加严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一是空气污染日益严重，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量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大气污染和酸雨污染，使土地、建筑物等受到毁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二是有机物污染和工业废渣污染日益加重，当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物质增加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地资源、水资源的污染；三是自然灾害频频出现，而且严重的自然灾害数量颇多，影响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资源环境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资源环境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经济处于高速上升期，因此资源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由于粗放式经营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要模式，在这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各类资源相对短缺，但却未能很好的利用潜力很大的二次资源，同时由于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不协调造成的综合利用率低，能源和水资源短缺及浪费严重等制约了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因素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将会严重抵消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要发展经济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必须协调好资源环境在各区域之间开发利用的矛盾。当前资源环境制约着经济发展与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及不同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从地理环境上分析，我国的气候以大陆季风气候为主，雨量分配不均，容易形成干旱与洪涝并存的局面；地形上呈三级阶梯状，而西高东低的地势与季风气候也容易将破坏西部环境的不利因素扩散到东部地区，使得我国东西部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制约的困境。
四、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
为实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有以下几点措施：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增强人们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同时要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只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要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要发展绿色经济，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保投资的力度，加强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也要提高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活生产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逐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最后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各生产部门逐步走上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道路，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对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创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优化经济发展战略，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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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优缺点
【中图分类号】R1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598
在卫生服务研究领域中，保证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是卫生服务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内容，伴随着卫生公平性研究发展起来。本文就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进行介绍，为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学借鉴。
1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内涵
卫生服务利用是需求者实际利用卫生服务的数量，是人群卫生服务需要量和卫生资源供给量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卫生系统为人群健康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与工作效率[1]。分析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是检验卫生服务效率和潜力的一种常用手段。测量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数量、利用卫生服务而消耗的费用（货币价值）等[2]。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是卫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两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样卫生服务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务，垂直公平性是卫生服务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应获得更多所需的卫生服务[2]。英国的Wagstaff等人提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释为：有同样医疗需要的社会成员接受到（利用了）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无论她是穷人还是富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白人还是黑人[3]。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卫生服务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国外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测量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线和集中指数是评价卫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简单的一种测量方法，用于评价不同阶层人群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进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测量方法上，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极差法、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差别指数、不平等性斜率指数与相对指数、集中指数等。《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测量方法：用儿童成活率分布指数和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E）衡量健康状况的公平性；用卫生服务系统的反应性表示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平性；用卫生筹资公平性指数（IFFC）表示卫生服务筹资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测量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5]。
3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我国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性研究开始了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 国内学者利用极差法、洛仑兹曲线法等研究方法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评价，但是国家级或省级的研究较少，不足以对我国卫生领域公平性进行整体评价[4]。目前，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仑兹（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极差法、集中指数（CI）、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数（Gini Index，G）
洛伦兹曲线是经济学中用来反映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线，其基本思想为：将收入或财产按不同人群或地区分为若干等级，横轴表示每一等级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计值，纵轴表示每一等级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的累计值，连接各点，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的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评价健康或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优点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状况，但是缺点是不能反映每一层状态改变对总体分布的影响。即只能反映总体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确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差异[5]。国内李娟生等运用Gini系数以及Lorenz曲线等对1610名育龄妇女的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了分析评价[6]。但基尼系数及洛伦兹曲线在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中运用较少，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价方面运用较多。
3.2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数（CI）是世界银行推荐的用于评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性的指标。集中指数是借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思想用以评价健康公平性的统计指标。后来被引入卫生服务公平性测量，目前已成为测量卫生服务领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会经济状况排序，对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组之间人口分布变化比较敏感，从而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的影响。
集中指数法用于度量与经济状况相关的卫生服务不平等情况比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状况，而且对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布比较敏感，所以最能满足我们测量不公平时所要达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数的算法属于单因素分析法，没有综合考虑其它指标的作用。查阅大量文献发现，卫生服务利用的集中指数几乎没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数的评价准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7-10]。
雷鹏等对不同健康指标用于健康公平性评价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采用不同健康指标得到的集中指数差别较大，说明以不同健康指标代表人群健康状况来评价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强有弱[11]。同时建议在对不同指标集中指数进行计算之前，可对不同健康指标进行年龄标准化率后再计算，因为年龄往往是重要的混杂因素，却被一些卫生经济学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该法是将人群按社会经济状况分组后，分别计算各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数就是不同经济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与其对应的社会经济组的秩次之间回归线的斜率，它反映了从社会经济最低组到最高组之间健康状况的改变，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其绝对值越小，代表社会经济对健康的影响越小，健康状况越公平，其特点是能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12]。方丽霖、韩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评价[13-14]，该评价方法弥补了级差法在测量上的缺陷，对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极差法
极差法是最常用的测量健康公平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比较社会经济分组最上层和最下层的情况。极差法是将人群按其社会经济状况分组，比较社会经济状况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健康状况的差异，从而说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国的卫生服务调查报告以及一些研究报告均有体现[15]。
级差法优点是简洁明了，能够直接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状况收入人群的健康差异，其缺点是它仅仅反映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极端的健康差异，而忽略了中间组之间的变化，另外，极差法缺少对样本构成的考虑，不适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区间的比较[5]。同时，谢小平等认为级差法中隐含了一个假设： 即卫生服务需要不随收入或其他条件变化而变化， 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事实不是这样， 那就需要将其与不同收入下卫生服务实际需要的分布公平性进行比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该法对按一定社会经济学特征分组的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与相应的卫生服务资源利用量的比较，来评价是否实现了相等的需要获得相等的卫生服务利用，又称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经济学特征的人群平均每个患者所利用的卫生服务资源。应用调查对象患病表示需要，门诊、住院服务的费用等为利用量，计算方法是以每类服务的次均费用与所利用服务量的乘积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经济收入组间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较来表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收入组人群的门诊和住院费用之间的差别，只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属于单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够消除其它因素的影响，Le Grand法为一种简单的反映卫生服务利用费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项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该法是对不同的卫生服务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别进行比较，较Le Grand法更具有简便易行和资料的可得性等优点。由于进行了分项分析，没有考虑卫生服务利用中一些复杂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间、卫生服务间、不同社会经济状态人群间等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别[17-18]。
3.6不相似指数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数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阶层的健康比重和它相应的人口比重，测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阶层，还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阶层中，并且可以计算出各个阶层的差异程度。优点是把社会分为多个经济阶层，了解每个阶层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异，可以对每一个阶层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况。缺点是使用了按社会经济分组统计的数据，但仅仅对每个社会阶层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与每个社会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社会经济阶层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且ID是一个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况。
3.7多因素回归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时对多个可能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关影响利用的因素与卫生服务间关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归和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查阅文献发现，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受雇情况、年龄、婚姻状况、社会支持水平、种族、有无健康保险、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变量可能影响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确切地说明影响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归要求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或等级资料，而反映卫生服务利用医疗费用、住院天数等变量为数值变量且这些变量往往不服从正态分布，所以需要做变量变换，若未做变量转换只能选择单因素分析方法[16]。
3.8拟合负二项模型
对于不同医疗保障制度参保居民，以两周门诊次数和年住院次数为因变量，需要变量和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拟合负二项模型，常用的标准化方法有直接标准化法和间接标准化法，由于直接标准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间接标化法操作上简便易行，因此国际研究中较多地使用间接标化法[3]。在实际分析中，“标化”变量 和“非标化”变量的选择应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进行确定，变量选择也是标化的关键之处。
3.9因子分析和快速聚类法（Factor Analysis and Fast Cluster Analysis）
篇9
加强完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完善经济管理机制是保证经济管理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内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经济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管理的顺利实施,全面的掌握经济管理目标的实际动向,协调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建立健全社会经济管理的体系,科学的、规范的统一部署,加强各项工作间的联系,提高社会经济管理研究的水平,保持经济管理的稳步前行与创新意识相结合,以完善的体制约束和规避经济管理中不协调的因素,提高加强经济管理的意识,完善经济管理的机制,以规范的制度促进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加强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经验积累。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利国利民的的措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情况日益增多,加强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合理的化解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的积累经验也是一种学习和总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参考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探索和实践,提高了对社会管理中人人参与的主动性,增强了各企业、行业间的责任意识,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总结社会经济管理的根本规律,从中找到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的有效思路方法。不断的积累经验,勇于创新是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的有力措施。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实效。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在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在研究中,要按照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要求进行工作。要坚持全方位研究、深入研究、创新研究,要严把好对经济管理研究成果的质量关;要讲求实效,。在经济管理研究中,要注重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和提高,而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研究。在研究中,要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兼顾,侧重于应用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服务上。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有较多的不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
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特点必然要遵循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加强经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来督促社会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加快培养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人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对经济管理工作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创新,建立与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相配套的现代化科技水平。以长远性经济发展为目标,科学的规划,社会经济管理工作,以科学促发展,以管理带效益,实现有新阶段特点的科学的社会经济管理的的稳步发展。
建立健全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改善社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情况,必须对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社会管理经验,提出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为党和政府完善社会体制、制定社会政策,推进社会管理,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
篇10
本文从经济法着手，分析了经济法制定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阐述了经济法制定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希望为完善经济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作者简介：侯云瀚(1989-)，男，汉族，黑龙江泰来人，大学本科，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法学(经济)。
经济法是从国家的整体经济出发，是政府对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进而开展一系列法律管理和调控的法律体系的整体。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节能型分析，是我国经济法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经济立法、司法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关于经济法的研究工作不断的深入着，希望能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法进行不断的完善[1]。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2]。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2]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
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3]。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
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
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经济法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断完善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所以，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研究，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