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调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社会经济调查

篇1

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社会经济；调查分析

一、数据来源本

文从实际出发，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基本数据，调查数据表明高职院校的专业较能适应社会经济需要，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数据一部分来源于本文作者于2015年12月进行的B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问卷调查。B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地市级高职院校，迄今成立10多年，专业多，在校学生人数多，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内容覆盖参与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对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社会服务能力、科研能力、校企合作等方面。运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取B职业技术学院的10个部门，每个部门随机选择10人发送问卷。每个部门一个人负责询问、填写，保证了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共发放问卷100份，有效问卷97份，有效率97%。问卷通过网络发送和收回，不记名，以保证调查活动的高效性和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其他数据来源于本文作者通过走访具体从事具体服务工作的人员和的从事相关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和机构。通过对B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继续教育学院、科研处、招生就业处、教务处、中医药学系等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走访，查阅资料，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这些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无法取得的，也是对问卷调查取得数据的有益补充。

二、高职院校专业适应社会经济需求调查分析

(一)样本的个体特征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针对B职业技术学院的在职教职员工，问卷通过网络调查软件实现，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97份，97份都为有效问卷。此次参与调查的样本性别比例较均匀(男性占49.48%，女性占50.52%)，男女比例为1:1.021。年龄情况30-50岁年龄段的样本占73.19%。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多位中级职称占54.64%，副高占25.77%其中科室负责人14.43%、学校二级部门的负责人10.31%，一线科室干事44.33%，一线教师30.93%。此次调查样本分别广、涉及学校各个部门和科室有教学一线的老师、也有相关职能科室的工作人员、既有负责教学管理的科室的负责人也有学院二级部门的负责人、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数占到调查人员的三分之一。样本结构分布趋于合理接近B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际，调查结果能够反映B职业技术学院的情况。

(二)性别、年龄、职称对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样本性别与观点的差异描述分析数据显示，男性样本中35%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况为适应，而女性则为27%；男性样本中63%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况为一般，而女性则为35%；2%的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不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表1数据显示，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20-29岁段为25%，30-39岁段为18%，40-49岁段为41%，50-59岁段为36%。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不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只有40-49岁段和50-59岁段各一个样本单位。其余为一般其中30-39岁段为82%为最多，样本单位也最多。表2数据显示，样本职称为正高职称中29%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71%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况为一般；样本职称为副高职称中40%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况，60%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况为一般；样本职称为中级职称中26%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70%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情况为一般，4%的样本单位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不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样本的性别、年龄、职称、等对于样本观点存在差异性的影响。

三、结论

篇2

贴紧经济、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经济建设清障排阻、保驾护航，是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纪检监察工作层次和水平的重要标志。实践中，我们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多年来，对服务经济建设这个问题，有的纪检监察干部在认识上还存有偏差，认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政府及经济管理部门的事，与纪检监察机关关系不大。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初，我们利用一个周的时间，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到企业、农村以及行政执法部门，采取座谈讨论、走访调查、发放问卷等形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开展了一次大讨论，重点围绕纪检监察工作如何定位，怎样摆正本职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谈看法、论观点。通过座谈讨论，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增强了大局意识和服务中心的意识，明确了纪检监察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现在，积极履行职能，不断提高服务经济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已成为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自觉行动。

注重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增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合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工作，必须各方共同努力，齐抓共管。为此，我们重点抓了三个方面：一是努力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积极性，营造“人人是环境，人人关心发展环境”的氛围。让行政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在电视上向全社会作出承诺，公开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接受社会监督。工作中，及时了解、报道这些部门依法行政的情况，对个别部门存在的乱收费、乱罚款行为进行公开曝光，从而调动起了群众的积极性，形成了部门、单位主动查摆整改，群众踊跃参与的良好局面。二是召开职能部门联席会，落实部门责任。年初，组织职能部门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明确责任分工、任务指标、工作措施。8—10月份，又召开了第二次职能部门联席会，通报工作情况，由各职能部门汇报履行职责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认真抓好落实。三是开展好一个活动。在继续开展“端正党风、优化环境、促进发展”活动的基础上，认真开展了“环境建设年”活动，组织群众对全市机关及重点部门和行业作风进行了民主评议。对评议结果，通过下发通报、电视曝光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同时，严格奖惩措施，对位次居后的5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督促抓好整改。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一是抓重点单位。对行政执法重点单位，实行定期调度、定期督查，及时听取单位主要领导的汇报，了解工作中有无违反规定的行为，是否存在为了部门或单位的利益而损害面上经济发展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二是抓重点环节。在果品销售旺季，对公路“三乱”问题实行重点监控，定期督查，确保不出问题。三是抓公开。结合推行政务公开，各行政执法部门通过设立公开栏、电视宣传、发放明白纸等形式，对本部门的职责权限、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收费标准、办事结果、重大决策、廉政规定、监督办法、责任追究等全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四是抓行政监察。切实解决好职能部门为谁行使权力，为谁搞好服务的问题。监督各职能部门本着减少关卡、简化程序、转变职能、方便群众的原则，解决好审批项目过多、审批程序繁琐、审批制度不规范的问题，严格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对上级作出的各项规定，严格监督检查落实情况，对无故拖延、拒不执行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的，对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黄牌警告、公开曝光，直至给予党政纪处分。通过严格考核奖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增强了各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责任感。

严肃查处，严格追究，切实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重点查处到企业“吃、拿、卡、要、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以及多头收费、弹性收费、以罚代管、以收代管的违规违纪行为。坚持做到两点：一是查办快。对影响经济发展的案件快查快办，特别是企业投诉案件，实行定时限、定责任，做到投诉一起、受理一起、查处一起，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投诉者明确答复。今年以来，共受理群众举报11起，查处11起，处结率达100%。二是处理严。对那些不思开放、阻碍开放、扰乱开放的部门和人员，不论涉及什么人，都严肃查处，对构成违纪的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同时，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制，严格追究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

篇3

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小组成员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学组成，当然人员是很有限的，也就对我们的社会实践调查有一定的限制，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资料基本上仅限于我们的居住地，延庆县和海淀区和丰台区，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的数据和资料是亲力亲为的相信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的。

本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内容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

二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

在这三大项的调查工作中，我们竭尽全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当然也就克服了不少的困难，让我们收益非浅。

一

在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中，为了了解北京市近五年来的卫生发展状况，我和刘宇慧同学相继走访了北京市延庆县石合营社区居委会，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一些餐厅，如新城服务楼。天外天烤鸭店等一些相关的单位和社区。通过这些单位和社区的走访，我们已经调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状况，城区除四害，及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状况，餐饮业的卫生状况。

在这一项调查工作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我和刘宇慧同学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说情况都能顺利的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想也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单位大多数均为我们所熟悉的吧。

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实施具体实施情况的调查中，我走访了海淀区卫生局了解情况，但在调查初步就被相关人员以"这一情况归环卫局管"的理由拒绝了我的调查，因为只有一份介绍信，当我再去环卫局时又被以证件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没能进行调查，而且态度很不好，让我十分反感。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搜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汇总了一份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这一项工作的调查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如此而已。

二

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中，主要是以问卷调查方式，向城市居民发放《综合卫生素质调查表》，发放调查表对象主要是以我们熟悉的地区为主，比如说我的调查表主要发放在所居住的青塔小区及附近的研究所单位里的人员所填写的，而刘宇慧同学的调查表主要是以她高中的同学及父母的单位的人为主，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所发放的调查表都可以收来，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人员集中，不能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我和刘宇慧同学也在不熟悉的人群中间发放调查表，以求我们的数据更准确，更具有代表性。但是所能收回来的调查表是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所调查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的收回了我们所能收回的调查表，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一项工作。

三

在北京市防疫工作的调查中，主要包括非典时期城市防疫工作，及其他疾病的防疫工作。

篇4

关键词：信息社会

警察执法权威。

警察执法权威的强弱决定着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控制的实际效果。重新审视信息社会背景下的警察执法权威状况，深刻把握警察执法权威发展趋势，认真思考并加强和改善警察执法权威，以确保警察执法权威与新形势相适应，对于加强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面临的挑战。

警察执法权威，是指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的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行国家法律、依法进行公务活动时所体现出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权威，它是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产生效力的综合反映。近年来，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警察执法权威有逐步弱化趋势，这已经成为公安机关必须面对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法分子暴力袭警事件频繁发生。

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民警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遭受暴力袭击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据统计，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因暴力袭击牺牲民警62名；2005年因暴力袭击牺牲民警27名；2008年上半年因暴力袭击牺牲民警23名。二是人民群众对警察信任度有所下降。个别地方公安机关和少数民警执法不严格不公正，甚至执法犯法、涉黑涉恶，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2005年四川成都火车站警察与小偷“猫鼠同盟”案、2009年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等涉黑涉恶案和不久前“躲猫猫”、“俯卧撑”、“临时性”等涉警舆论事件，均引发了群众对警察执法的信任危机。三是社会面涉警负面评价持续增多。从全国涉警舆情形势看，可谓“天天有新闻、周周有事件、月月有风暴”，其中涉警负面舆论占较大比例。在涉警负面舆情的影响下，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负面评价持续增多，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行风评议中，公安机关往往因此排名靠后，不但影响了民警的执法积极性，也损害了警察执法权威。

当前我国已进入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信息社会。这一社会阶段，呈现出社会媒介化的发展特征，媒体的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从某种程度讲，媒体就是信息社会，其不仅具有监督职能，而且能够左右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各类涉警案（事）件经网上网下互动影响、虚拟现实交织碰撞，负面效应不断扩大倍增，对警察执法权威形成了巨大挑战。

（一）媒体影响力进入“去中心化”时代，将加剧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主流媒体的权威正在被逐渐消解，各类媒体的影响力呈现碎片化，传统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其“为警察说话”的话语功能日渐萎缩，正面宣传警察执法活动的传播力、影响力日渐减退，在媒体受众越来越质疑权威、娱乐恶搞等负面社会心态的影响下，传统主流媒体对警察执法的宣传往往出现“正面宣传、负面解读、庸俗理解”的反向结果。与此同时，一些市场类媒体在披露涉警热点事件、引起受众关注等方面，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市场类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忽略社会效益，极力渲染负面涉警案（事）件。

（二）媒体关注点进入“丑警时代”，将加剧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很长一段时间，媒体对公安机关主要是“歌功颂德”，这是警媒之间的“蜜月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媒体开始关注负面问题并频频曝光，被人们称为“丑警时代”。从河南张金柱撞人拖人恶性案件，到佘祥林案、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沈阳警察打死社会青年案，一系列恶性刑事案件、血腥暴力的报道连篇累牍，形成对警察执法的舆论“丑化”热潮。公安部2006年的一份权威调查显示，包括新华社和中央新闻社两家中央媒体在内的17家媒体对公安工作负面报道比例占到全部新闻总量的43%，正面报道比例只占到10%。

（三）舆情环境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将加剧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高度发展，为大众表达意愿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日益成为网民群体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全民传播的“大众麦克风时代”。

人人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使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代议式民主、间接民主向参与民主、直接民主演变。一起普通的涉警事件，由于包蕴着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内涵，经网民热评和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络媒介的放大和扭曲，极有可能升级为严重影响警察执法权威的公共舆论事件。

二、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基本特征及弱化原因。

客观地讲，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中警察执法权威的基本特征区别不大。传统社会中警察执法权威同警察的社会职能联系紧密，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法律的规定性。警察依照国家法律管理社会，其特殊的权力及履行职责的保障条件均由法律来确立。我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了警察的权责及其履行保障，在法律层面确定了警察的执法权威。二是警察的自塑性。警察执法权威的形成和权威的强度既有法律强制性的刚性规定，也受警察自身执法过程中诸多因素影响。警察必须通过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履行职责的出色表现，维护和强化其执法权威。三是公众的认同性。“权威是一种权力形式，一种影响力的形式，它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警察执法权威也不例外，必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被公众认可，成为公众信服的力量，才能真正地体现为权威。在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的基本特征与传统社会大体一致，区别主要在于：与传统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公众的认同性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宽泛的外延，公众的范围不仅包括警察执法的现实客体———普通大众，而且包括现代舆论传播的主体———各类媒体。在信息社会，包括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信息传播优势，能够轻松左右普通大众对问题的看法，网上网下的双重舆论影响对普通大众认同警察执法权威作用巨大。

对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弱化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警察执法权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与警察执法权威的三大基本特征联系紧密。（一）法律的规定性不够首先，警察执法缺乏职责上的“限制力”。由于法律对警察职能的外延规定得过于模糊，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把警察作为包打天下的“万能药”，经常借助警察的强制力推动城市拆迁、市容市貌治理甚至计划生育等不属于警察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导致警察权被滥用，使警察经常置身于非警务活动中，警察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执法威信因此明显降低。其次，警察执法缺乏执行中的“强制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民警执法时受到阻碍甚至在被袭击时行使防卫权，被纳入一般行使防卫权范畴予以法律限制，不利于民警执法及在执法中的自身安全防护，有的民警对武器、警械等使用产生心理障碍，导致不法分子蔑视警察的强制力，进而影响到警察执法权威。

再次，对阻碍警察执法缺乏责任追究的“溯及力”。警察执行公务的危险性和特殊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我国没有专门关于警察执法保障的法律规定，无法突出阻碍警察执法的严重危害性以及警察作为国家执法主体的特殊性，威慑违法犯罪的法律效果明显不足，侵害警察执法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得不到追究，客观上损害了警察执法的应有权威。

（二）警察的自塑性不强。

首先，警察的保护力受到质疑。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总量持续在高位徘徊，特别是2009年全国刑事发案数创历史新高；同时，占刑事案件比重最大、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直接的多发财案件破案率仍然不高，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安全感不强，对公安工作信心不足，进而对公安机关保护力和警察执法权威产生怀疑。其次，警察公信力未被认可。当前，群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进入峰值时期。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警察队伍中滥用职权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别民警粗暴执法甚至执法犯法，导致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被践踏，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和警察执法威信逐步走低。再次，公安队伍频繁出现问题。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传统印象神圣而纯洁，是人民群众最可信赖的群体。群众普遍认为，任何群体出现问题，警察队伍不应出现问题。然而，近年来频繁发生警察酒后驾车肇事、开枪杀人伤人、涉黄涉赌等涉警事件，使警察形象受损，群众也逐渐对警察正常执法活动产生抵触情绪，直接影响了警察执法权威。转贴于

（三）公众对警察执法的认同感不足。

首先，执法理念被误读。近年公安机关加强自身建设中强调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群众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警察应当和蔼可亲的形象，出现罚款、盘查情况即认为警察粗暴执法，个别人甚至将警察文明执法看作公安机关软弱，肆意践踏警察执法权威。其次，执法效果被高估。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要求很高，希望公安机关的工作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高度，而公安机关的工作结果往往与群众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最终得到“无能”的评价，这样的评价直接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保护力和执法权威的正面认同感，损害了警察执法权威。再次，执法差错被异化。警察执法差错被异化，关键不在群众的直接认知，而在各类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在当今媒体看来，负面报道远比正面报道更具轰动效应，正面宣传报道的内容不是新闻，只有血腥的、暴力的内容才是新闻。秉承这种理念，一些媒体特别是市场化媒体为吸引读者眼球或追求轰动效应，有意无意地对个别民警的执法差错大肆渲染，甚至恶意炒作制造新闻，严重影响了警察执法权威。

三、信息社会重塑警察执法权威的措施。

信息社会背景下，重塑警察执法权威，不但要针对警察执法权威弱化的传统因素，树立警察执法的法理权威和职能权威，而且要兼顾信息社会媒介化的新特点，树立警察执法舆论权威。

（一）树立警察执法的法理权威。

恩格斯说：“他们（警察）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重，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增强警察执法权威法律规定性，树立警察法理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警察执法的法理权威，主要采取以下途径：一是“定好位”，增强职能的“限制力”。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避免警察权扩展到法律没有明确授予的领域，杜绝警察权突破法律限制的情况。明确调用警力的范围和程序，限制和减少不必要的非警务活动，避免警察执法权威因非警务活动而流失。二是“保好障”，增强执法的“强制力”。研究赋予警察执法强制权，包括为实现这些强制权而必须的物质保障，强化警察执法的强制力，实现警察的“无障碍执法”。从立法上明确警察的职务防卫权，并对职务防卫权的行使原则、方式、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同时，针对目前我国警察职权法律体系的缺陷，进一步完善、规范、明确警察执法程序，使警察能充分行使使用警械武器的权力，增强警察执法的强制力。三是“维好权”，增强责任追究的“溯及力”。从立法上加大对阻碍警察执法和暴力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参考国外较成熟的相关制度，将危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行为分为违警行为、袭警行为、诬告陷害等不同类别，并规定相关惩戒措施，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增强阻碍警察执法责任追究的溯及力。

（二）树立警察执法的执法权威。

公安机关切实履行自身职能，是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树立警察执法权威的根本途径，这是由警察执法权威的自塑性所决定的。树立警察执法的职能权威，主要应采取以下途径：一是完成“硬任务”，抓好公安“主业”。公安工作好不好，关键看社会治安工作，公安机关必须把预防和打击犯罪这一“主业”千方百计抓好，完成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硬任务”，才能赢得群众的普遍尊重。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大案和小案、打击与预防、破案与追赃的关系，为群众提供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期待。二是实现“软着陆”，抓好公安执法。公安民警的执法活动涉及千家万户，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就会丧失警察执法的公信力，就会打破群众对公安机关信任的底线。要进一步完善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改进执法方式，强化执法监督，提高执法能力，让群众从公安机关具体执法中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三是打造“强队伍”，抓好形象建设。公安队伍群体大，公安工作涉及面广。如果队伍建设不力发生问题，既影响公安机关形象又影响警察执法权威。一方面，要加强警察队伍建设，努力打造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警察队伍，树立良好警察形象；另一方面，要大力整顿民警违法违纪问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努力消除负面影响。同时，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营造和谐的警民关系，努力增强公安机关的亲和力，切实增强群众对警察执法权威的心理信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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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统计学；数据；教学

社会经济统计学是高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在经管类的专业课中属于教学难度较大的一门。不少学生反映统计学课程枯燥、难学、不实用，即使在考试中能够通过，在现实中也不知如何加以应用。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于回归社会经济统计学课程的原始目的，以数据导向的原则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革。

一、目前社会经济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过去，我国统计学界一直将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划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学派，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完全限制于描述统计范畴，从而影响了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应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管理研究中数学模型的应用日益增加，统计学界又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即过分偏向数理统计学，否认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独立性。近年出版的各种统计学教材中，数理统计的内容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甚至到了满书都是数学公式的程度。

目前的社会经济统计学课程由于过分偏向数理统计，在教学中仍以统计公式推导为主。许多统计学教师都是数学专业出身，对于严谨的数学逻辑框架情有独钟，但其面对的教学对象却属于带有明显文科性质的经管类专业学生，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追求数学公式的完美。这就造成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

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科学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对象是人的活动，许多活动是很难用精确的数学逻辑来理解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通过严格控制实验过程，可以使数据表现出稳定的行为特征，与特定的研究模型相吻合。而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不受约束的个人或者企业，其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会表现得十分异常。

以回归分析为例，在数理统计学的教学中，学生拿到的教学习题数据都是性质良好的，回归结果往往表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但在真实的经济分析中，一次回归能够得到显著系数是非常难得的，由于现实中“噪声”的影响，大多数回归模型都无法通过统计检验。例如，从理论上说，居民的收入与支出之间应当存在着线性或者二次曲线型的相关关系，但学生在利用真实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往往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数理统计成绩很好的学生在使用统计数据撰写论文时，经常会陷入一种困惑，即发现现实中的数据特征与自己所学的理论完全不能吻合。

鉴于这样的问题，在社会经济统计学教学中，应当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帮助学生形成认识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要教育学生适应各种“不完美”的数据，学会从数据中剔除“噪声”的影响，发现数据的本质。教学实践表明，这样的教学改革思路不但能够使课程更加适应现实需要，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数据导向的统计学教学思路

数据导向在统计学教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培养学生对于数据质量的认识

数据质量是进行统计分析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在教学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调查数据质量的认识能力。

调查是所有统计工作的起点，调查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统计分析的效果。人们在日常所接触到的统计数据，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得来的，如果学生不了解调查的原理，就很难理解数据中各种错误的产生原因。在许多社会经济统计学教材中，统计调查所占的比重都很小，有些甚至直接与“抽样估计”的内容合并在一起，把抽样误差分析作为统计调查的惟一内容。事实上，统计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抽样误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把统计调查理解为仅仅是抽样误差计算，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基于这种考虑，应当大幅度提高统计调查内容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使之达到全部课时数的1/3左右。教学内容应当包括统计调查的分类、各种抽样调查形式的优缺点、调查误差的来源等等，其核心在于使学生理解影响原始数据质量的各种因素。

在有关抽样调查的内容中，如何确保抽样的随机性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对这项内容的深入讨论，能够帮助学生理解随机性对于统计工作的意义，以及在现实中各种可能出现的违背随机性要求的情况。

调查中的非抽样误差是统计学研究的前沿，在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往往很少涉及，但这部分内容对于学生理解调查误差的来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也应当进行介绍。例如，目前许多媒体都喜欢引用网上调查的数据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但从统计学角度来看，网上调查的抽样框是存在偏差的，其调查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全体居民的意见。要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学生对于抽样框的概念、抽样框误差的形式等有一定的认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讲授时，需要教师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调查实践经验，能够结合现实情况来加以分析。这部分内容如果讲授得当，对于学生来说是很有趣味的。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统计调查的社会实践，通过亲手做几份调查问卷来加深对于统计数据质量的理解。

2．以真实数据替代虚拟的教学数据

传统的统计学教学，侧重于对方法的介绍。教学中使用的数据往往是虚拟数据，或者是经过精选和剪切后的真实数据，这类数据的惟一作用就是让学生练习在课堂中学习到的公式。学生只需要把数据代入公式，就能够得到一个近乎完美的计算结果。这种学习方式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学生误以为统计就是一门利用公式进行计算的科学，而忽略了根据不同数据选择不同计算方法的要求。

采用数据导向的教学方法，要求在教学中抛弃虚构的教学数据，而使用现实中的真实数据作为教学案例。教师对于选择的数据提交给学生，让学生根据所学的各种统计知识进行自主分析。教师应当向学生传递一种权变的统计观念，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批数据进行反复处理，从中选择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当学生拘泥于某一种习惯的分析方法时，教师应当提示他们思考为什么优先采用了这种方法，而没有采用另一种方法。比如，许多学生在进行综合评价时，习惯选择使用算术平均数，此时，教师可以组织他们讨论是否能够使用几何平均数或者中位数等其他的平均指标。

在教学中，我们曾向学生提供了美国从1900年以来的所有统计年鉴的电子文件，要求学生从中选择出一些有价值的指标，分析美国的经济成长情况、劳动力变化情况等等。由于数据量非常庞大，学生可以选择出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包括横向的州与州的比较，纵向的年度间比较，不同指标间的相互比较等等。每一种分析方法都需要学生深入理解课堂中学习到的各种原理，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实践，学生既能够更好地理解统计的精髓，又能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3．借助实验方法解释统计概念

数理统计学的教学侧重于公式的推导，而社会经济统计学则要求让学生更多地理解概念的含义。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经管专业学生对于统计分布、参数估计这样的概念往往很难理解，例如在讲授抽样估计的内容时，许多学生无法理解“样本平均数的标准差”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样本平均数是一次调查中获得的常量，对一个常量计算标准差是很难想象的。尽管教师可以完美地推导出样本平均数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但对于学生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学游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统计本身是一门来自于实验的科学，数理统计最早起源于对赌场中各种胜率的计算。要帮助学生形成对推断统计概念的理解，就应当从实验出发，通过可触及的数据来理解概率、分布等抽象概念。

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绩

一、前言

学生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而且是家庭的责任。从美国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开始，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就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尤其是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其学业成绩有相当大的影响之外。科尔曼之后，一大批学者对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影响学业成绩进行了研究。除了研究家庭经济条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还逐渐把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作为变量，引入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函数中。目前大多数研究把父母的职业性质、家庭财富与受教育程度作为决定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重要因素。

Hanushek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学业成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的学业成绩就越好。学生能力国际评价（PISA）指出，学生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高，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较好。［1］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分析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时主要以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学者专门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为对象研究此问题。

相比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已经成年，且大部分离开家庭独自在大学里学习、生活，也更多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他们的学业成绩是否会因此而不受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呢？如果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会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那么又是哪些变量对其学业成绩产生了影响呢？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影响帮助学生获得更高的学业成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高校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差异，找出学生学业成绩产出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调查对象为湖南高校学生，调查内容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业成绩两部分。其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包括高校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与家庭财富三方面。受研究可行性的限制，高校学生学业成绩的操作性指标为学生专业课程的加权平均分。本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8.0，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来分析高校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各因素是否能影响学业成绩。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湖南省随机选取9所高校，并在每所高校随机选取1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900份问卷，回收810份，回收率为90%；剔除无效问卷，获有效问卷801份，有效率为89%。调查有效样本包括我国湖南、广东等26个省的生源，涵盖大一至大四四个年级学生共计801人。调查样本的具体情况见表1。

如表2所示，以学生所有专业课程的加权平均分为学业成绩操作性指标。根据学业成绩四分位数统计，将学业成绩采用三级反应形式分类。成绩在82.27以上的学生归口为好生组，成绩在74.95-82.26分的学生归口为中生组，成绩在74.94分以下的学生归口为后进生组。

1.父母文化程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本部分的因变量为学业成绩，自变量为父母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分为五个层面：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来判定父母文化程度变量对学生学业成绩是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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