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经济社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助力经济社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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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树立全局意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院工作。学院的干部教职工要牢固确立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观念，要置于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中来定位思考，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上来布局谋篇，以和谐理念指导学院教育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促进学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要突出发展主题，抓发展就是要抓好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质量的提高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二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坚持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依靠师生办好学院。三要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规模、结构、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统筹教育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统筹学院各个方面工作的协调发展。

二、要树立统筹意识，坚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必须以全体国民具有较高的素质为基础，而教育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我们应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审视教育工作，认真把握以下两点：一是教育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要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教育的要求，研究和谐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使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二是要努力建设和谐教育与和谐校园，促进学院内外发展环境的和谐、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之间的和谐、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之间的和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和谐。

三、要树立责任意识，坚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主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不断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教学活动中，要提倡快乐学习，提倡学以致用，引导学生自觉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把学院定位为学生成长的乐园。要创新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改革学生管理模式，积极推行学生社区建设的新体制，进一步强化“一切为了学生”的理念和“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工作思路，完善德育阵地建设，创新载体开展特色德育，确保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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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具有阶段性的特征，眼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古典的经济学到现代的经济学，再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经济主义，都深切的反映了经济学的特征。中国经济体系在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又经历了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擅变，包括从经济总量到结构的转换，从改革到发展的转化，并从二元化经济向三元经济的转换，这些改革都是当前经济形式下的要求和国际化的发展来决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模式，使中国经济理论陷入迷茫和混乱的状态，计划经济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在迷茫和盲目中， 国人逐渐的接受并发展了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并汲取西方的经济学中的可取成分，在中国实现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按生产要素分配等方面的合理的成分，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体系。

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和改革方面，形成两个鲜明的深远意义：1. 紧扣改革开放的中心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难点。建立了市场导向的基本思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又是当代社会主义的难题。2.解决的焦点是中国开放中的实际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力的分配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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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集中清理，合理规划资源

要盘活存量，关键是要摸清底数、掌握需求，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从而使机构编制的“控”与“增”能够有的放矢、有章可循。几年来，即墨市编办连续集中对事业机构编制进行了清理规范，其中2011年对事业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重点对事业单位承担的有关行政职能进行了调整理顺；2012年，开展了重点、难点事业单位清理规范，集中撤并职能弱化、长期不出效益的事业机构。通过以上清理活动，共撤并职能消失或弱化的事业单位52个，核减事业编制102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部门职能、在全市重点工作中的定位、现有机构编制、人员队伍结构、预计自然减员情况和事业单位模拟分类等因素，拟订人员编制3年调控规划，建立专门台账，按“严控、加强、维持”等实施分类管理，并将分类情况通报给组织、人社部门，统一把握。几年来，已对承担生产经营职能的事业单位实行编制严控，空编一律收回；对职能减少或相对弱化的事业单位，结合自然减员情况，采取“退二减一”或“退三减一”的方式逐步减少编制；同时，将收回的编制投向承担经济发展和重要执法及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累计为城管、、经济功能区等机构调剂增加编制70余名。

二、创新体制机制，综合配置资源

在机构编制资源紧缺的现实情况下，按照“机构不增、编制不增、人员不增、财政负担不增”的原则，转变工作思路，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着力从管理体制机制上谋创新、求突破。例如，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加快，市直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不断要求增设基层派驻机构、增加人员编制，但同时基层又存在多头执法和“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权责不一的问题。为理顺市镇权责关系，即墨市编办创新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将城管、食药、安监、国土、环保等8个部门的175项行政执法事项明确由镇统一协调实施，同时按照“内部整合、站所调剂、部门派驻”的方式，将市直部门执法力量下沉，与镇工作人员整合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在蓝村、田横两镇试点开展了综合行政执法。自试点以来，两试点镇共制止和查处违法建筑、违法占地50余起，镇驻地形象得到有效改观，群众普遍反映良好。2014年，即墨市综合执法全面铺开后，将结合实际对市直有关部门派驻乡镇的机构编制逐步进行整合缩减。

三、强化动态调整，统筹调节资源

始终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审视和谋划，按照“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所设、编制为优秀人才所用”的原则，做到机构编制动态化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2012年以来，围绕即墨市规划的七大高端蓝色经济发展平台，即墨市编办深入调研，充分挖掘现有机构编制资源，采取“一区一策”的做法，搭建起了符合发展需要和工作开展的平台。如青岛市政府在青岛市移风店镇布局规划青岛现代农业示范区后，即墨市编办建议市委对原即墨国家农业高新区管委进行调整，由其同时负责青岛现代农业示范区有关规划建设工作，既避免了机构重复设立，又使两个园区实现了统一规划发展。再如，经济开发区创智新区、蓝色硅谷产业区王村新城是即墨市规划的服务蓝色硅谷核心区的重要区域，即墨市编办突破设立实体机构、增加人员编制的固有模式，建立了高效的扁平化管理运行机制，以临时性机构为载体，抽调各责任部门精干力量集中办公，实现重点工作无缝隙配合、直线式推进，有效解决了重点工作涉及部门多、人员需求大的难题，使功能区发展与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取得双赢。

四、优化职能配置，节约用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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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来的实践表明，社会融资规模适应我国金融市场多元发展趋势，较全面地反映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成为我国新形势下金融宏观调控重要的监测分析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即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从机构看，包括区域内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数据显示，近年来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2006年-2013年期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迅速增加，2013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为3541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2%，年均增速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2.0个百分点;2013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占全国的比率为2.0%，比2006年提高1.0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1位。

从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率看，也由2006年的19.8%迅速提升到2013年的44.2%，提高了24.4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比率13.8个百分点。2014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继续延续这一较快增长的态势，前三季度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为2700亿元，与同期GDP的比率继续上升，为52.4%，明显高于同期全国水平13.2个百分点，在西部12省中属于上升水平最多的省份，这表明，近年来金融对贵州省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有力地支持贵州经济的较快发展。

防范社会融资规模风险

贵州社会融资规模在呈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总量仍然相对偏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存在一定提升空间。2014年前三季度，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总额为2700亿元，仅占全国的2.1%，比去年同期减少61亿元，分别低于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258亿元。尽管近年来贵州省金融总量得到快速增长，但与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相比，金融总量仍然偏小，不利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从社会融资规模与GDP比率看，2013年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率为0.442，比2006年高0.244亿元，居同期西部12省的第3（最高为，最低为内蒙古），这一方面表明近年来金融明显加大了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贵州省金融支持效率有所下降，存在一定的提高空间。

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偏高，融资结构失衡。2014年前三季度达到67.1%，比2013年末提高15.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3个百分点，比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分别高10.5个、6.1个和5.1个百分点。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偏高，企业融资渠道较为狭窄，既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同时也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贷款增量偏小。虽然近年贵州省贷款增长较快，增速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主要是余额小、基数低，2014年前三季度贵州省贷款增量为1811亿元，仅占全国的2.4%，为同期四川省的53.6%。

与周边省市相比，直接融资力度仍有较大提高空间。近年来，贵州省直接融资力度不断加大，创业板实现“0”突破。2014年前三季度，贵州省实体经济通过企业债和股票方式合计364亿元，同比多增230亿元，为上年同期的2.7倍，分别居全国第22位和西部12省中的第7位，占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的1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个多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327亿元，同比多增193亿元，居西部十二省第8位，为四边四省中企业债券融资最少的省份（重庆792亿元、四川659亿元、云南648亿元、广西408亿元）;股票融资37亿元，分别居全国23位和西部12省中的第5位，与周边的四川（132亿元）存在较大差距。

表外融资增长过快，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由于银行表外产品多具有创新能力强、周期短、结构复杂、形式变化多的特点，且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往往跨多个市场和产品，业务流程较复杂，风险较为隐蔽。此外，为规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分表外业务资金运用到了国家限制性行业和领域，期限错配和违约风险提示不足也较为突出。2013年贵州省表外融资占比高达42.2%，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9%），占比明显过高。尽管2014年前三季度该比重下降较多，但仍处于不低的水平，特别是之前快速增长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这些在经济下行、行业不景气时，易存在较大违约和向表内传递的风险，需引起密切关注和加强监管，防止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

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市场规模小且发展较慢、结构不均衡、经济总量偏小、二产占比较低、优质企业少等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对贵州省金融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监测。通过全面考量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更准确地反映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进而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充分发挥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增强金融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缩小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差距。

统筹经济金融共生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强金融机构建设和金融市场培育;根据不同金融机构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实施差别化的金融激励政策;优化金融生态，积极“引金入黔”，多措并举，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贵州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和结构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经济，积极推动贵州省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战略，推动经济金融互荣共进。

继续发挥好信贷融资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通过加强银企对接和项目宣传推介，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合适的项目。同时，抓住经济转型升级契机，明确支持重点，引导金融机构通过优化信贷投向，提升金融服务等措施，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降低企业融资门槛。

加强优质企业培育，推动直接融资发展，优化融资结构。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贵州省仅有2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贵州省仅1家。为此，一要加大上市后备企业辅导力度和完善推进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建立优质企业后备项目库，积极扶持有市场、有潜力的企业上市融资;二要加大债券产品的宣传，引导和帮助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方式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三要通过政府引导、扶持和有限参与，推动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四要搭建信贷资产转让平台，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扩大企业融资渠道。

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积极作用。加快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通过设立民营银行，构建适合多方位多层次需求的金融机构体系，多措并举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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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根本上回答了商品怎样、为什么和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的等问题，提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全面地论证了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从而制定了科学的货币理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交换是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对立统一运动，只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达到统一，交换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104页指出：“同一过程不可能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这样，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分离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成了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种商品上，货币便产生了。在历史上，贝壳等都曾做过货币材料，但相比于贵金属，它们的属性优势相对较小。于是，货币形式就日益转到那些最适合的贵金属身上。金银终于成了执行货币职能特殊商品而成了货币。所以，货币是固定起一般作用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本质表现在它的职能上，而货币的职能体现在它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就明确了价值尺度的功能是怎样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就是实现价格，通过实现价格，把商品所有权转让给买方，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二个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正是这两个基本职能的统一。货币贮藏的对象的金银或者金银饰品，货币贮藏职能在货币流通中自发地起着一种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支付手段职能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产生的，它包括了二个方面：一是现金交易，一是赊账交易。最后，当商品流通领域越过国家的界限产生了世界贸易时，货币就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作为世界货币，它直接就是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价值的绝对存在，是财富的绝对体现。

二、货币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作为资本家的剥削工具，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存在的，货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但是，货币属于商品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12页指出：“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一切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中都是适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也不例外。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是社会主义资金。资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财富的代表，资金量的增长速度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金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货币转化为资金，因而是货币更高阶段的实现，是货币体现亲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

三、运用货币理论发挥人民币的作用

我国现行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纸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它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是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它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国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也是象征性的。”

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首先，人民币是信用货币，它的流通量必须和商品流通相适应，才能促使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顺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我国，商品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当人民币的流通量适应商品流通需要时，市场物价平稳，币值也稳定。如果人民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物价就会上涨。因此，保持物价总水平和币值的稳定，固然要控制人民币的流通量。这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我国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基本启发。

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形式是货币管理。依据和运用货币理论中的价值规律，首先就是运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计量社会劳动总量，并以货币指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在我国，货币价值尺度职能是由人民币象征性地执行的。人民币既是反映价值关系的经济范畴，又是计量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计量价值的符号。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资金，最终都要表现为用人民币计算的货币资金。只要以人民币表现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那么财政信贷在总体上也会是平衡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标志，也是宏观经济控制好的根本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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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城市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概念是从二元经济理论中引出来的。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元经济理论是由刘易斯率先创立，是一种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后来经过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的完善，形成了理论界所称的“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也称二元经济理论。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并存着两大经济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维持生计的部门。现代部门采用现代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生产规模一般较大，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维持生计部门采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落后，生产规模较小，且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

在传统部门中，由于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因此工资水平要低于现代部门。在现代部门中，由于工资水平比传统部门高，因此吸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愿意就业的人数要大于需求的数量。而传统维持生计部门由于劳动力转移减少的数量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所填补，因此，在现行工资条件下，劳动的供给超过了对其的需求，劳动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即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来增加新的资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资本部门的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反复，不但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而且利润、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直到多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

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增长会受到限制。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可能会造成失业、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问题。

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做出了深入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动规律。

二、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理论作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对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适用的。从二元经济理论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非常明显。

中国存在如刘易斯所说的两大部门，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落后部门，相当于二元经济理论中的现代部门和传统生计部门。城市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技术先进，生产率较高，能够生产计算机、飞机、火箭、人造卫星等技术复杂的产品。而农村农业部门，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技术水平低，使用锄头、镰刀等比较落后的生产工具。同时，农村劳动力过剩，存在大量潜在的过剩人口，农村居民比较贫困，生活水平低。而城市现代部门收入水平较农村部门高，城乡差距较大。

正如刘易斯分析的那样，中国的传统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过剩人口正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规模庞大的农民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于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是中国奇特的风景线，也是二元经济理论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三、二元经济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优惠政策都指向了广大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被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在种种豪气冲天的口号下，在一系列美好憧憬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能忘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深刻剖析。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揭示出这样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过程，也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落后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部门不断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过程。这一结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新农村建设提出的一个初衷，就是提高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光靠目前的“多予，少取”的手段是难以成功的。因为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传统落后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在过剩的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完毕以前，工资水平是不会上升的。而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显然是过剩的，大约七八亿农民在农村经营农业，所以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要增加农民收入，该怎么办？众所周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多予少取”能“授人以鱼”，但不能“授人以渔”。要授人以渔，“渔”从哪里来？由于反映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恩格尔系数不断变小，人们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持续下降，从而使人们在农产品支出上的比重也趋于下降，农产品价格缺乏有力支撑，所以农业部门普遍来说缺乏比较利益。这就使“渔”不可能来自于农业部门，只能来自于其他部门。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农民只有放弃经营农业，才有条件获得“渔”，才能提高收入水平。

这就为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帮农民建房子，给予补贴，也不是简单地培训农民生产技术，告诉他们什么该种，什么不该种。因为这样只会使贫穷得以暂时缓解，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各种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助于他们继续留在农村，长期经营农业，从而使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最终导致的后果可能是扬汤止沸，延长贫穷阵痛的时间。

（二）与加快工业化进程相结合

提高农民的收入，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如何转移却是一个难题。根据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现代部门的扩张，只有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壮大，才能不断吸收落后部门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工业部门有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农业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要转移更多的劳动力，必须进一步发展现代工业部门。

当前，我国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部门，要让广大农民通过更有效地经营农业提高生活水平，而与工业发展没有关系。但是通过二元经济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提高农民收入，重点不仅仅是发展农业，更主要是发展工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工业发展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果不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则可能舍本逐末。

（三）与加快城市化建设相结合

现代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以其巨大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吸引各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也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这也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农民工要进城。但是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会带来污染、拥挤等“城市病”问题，会使城市不堪重负。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正好应证了这一点。中国城市的现代部门规模较小，农村落后部门规模则较大。规模小、数量少的城市体系，难以承载如此庞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降低了农民转移的速度。因此，在加快现有城市发展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就成为重要选择。

这要求政府在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方面要搞好规划和布局，围绕城市化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在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的同时，引导相关工业产业聚集，促使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向城市化方向发展，以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紧密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城市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新农村建设，准确地说，不应该是农业部门和农村部门的扩张，而是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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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用

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下，不仅使美国遭到了创伤，还为全世界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还是没有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目前已加入WTO，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重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警示作用，提高警惕，主义防范风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深入且全面的了解金融危机、创建应对多元化的国际金融形势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浅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将危机的基本现象和特征都显示了出来。这里的生产过程并不是绝对的生产过程，是相对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表示：总体来讲，其矛盾主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并不重视价值和其中的剩余价值，也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另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并且最大程度的是资本价值得到增值，它的性质就是将现有的资本价值最大限度的达到增值。这种资本主义私人占据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产生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矛盾的原因。马克思的最终结论是：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当做绝对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条件在某个时期中做出合适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思想在不同的层次研究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表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危机的表现，也就是社会性生产和私人生产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表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改善的，它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2.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

马克思在不少著作中都表示经济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在世界贸易初期，从1815年-1847年，每隔五年一个周期；从1847年-1867年，每隔十年一个周期。马克思还详细的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阶段，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回涨。危机作为周期的重要阶段，不仅是一个周期的重点，也是一个周期的起点。

马克思还表示，经济周期的基础就是更新固定资产。所以，在整个社会中，危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个周期的全新物质基础。这就表示，更新固定资产成为物质基础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萧条的时候，资本家就会进行全新的投资，将设备进行全面更新，以此促进经济的复苏，为经济回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因为技术更新迅速，所以就要缩短固定资产的更新时间，要不然就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所以，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具有有效的缩短趋势。

3.信用制度作用

信用制度不仅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还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噶站。经济危机就是在信用急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信用促进并且强化了危机的进程。信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债务的延伸和发展，改变了商品的市场。马克思认为，虽然偶然的实物借贷比货币更早出现，但是它并不是产生信用的基础，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促进了信用的发展。货币危机只能连续的进行支付或抵制支付，才能够使其获得发展，如果这个机构被扰乱，那么货币就会从纯粹的计算货币变为坚硬货币。在此背景下，货币中支付作用中的矛盾就会爆发。

信用使社会生产过剩进程进一步的发展，也激发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信用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阶段变更的前提，促进危机其不是真正的原因。马克思表示，信用制度能够使具有伸缩性的再生产进一步强化，在信用和竞争中，资本积累能够扩展资本量、增长生产能力和产品、积累劳动贫困者，加大社会收入差距等。信用是商业过度投机和生产过剩的支撑点，在膨胀中进一步放大了消费能力。当买卖出现问题，不能进行货币支付的时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扩展信用，使商品生产和流通创新了传统的流通手段，从而实现了进一步扩展的正效应，但是也产生了泡沫经济的负效应。信用中具有潜在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性，这个就是信用生产过剩和商业投机过度的表现。马克思表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它促进了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步伐加快了。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改革经济体制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表示，生产和消费两者的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前提。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和人民支付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社会生产角度分析，消费需求不是最终的需求，而是社会生产的起点。那么，如果没有需求，社会中就不会有生产，扩大需求能够有效降低经济危机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这次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并没有将金融体制交给市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性，中国亦是如此，所以就要改革和完善经济金融体制，能够有效避免金融体系起起落落的影响。

2.创新经济发展形势

目前，我国在不断的改革和创新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调整，需求不足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还要使用有效的措施，提高社会工作人群的收入，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相关利益的问题，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将民生放在首要位置。只要将这些问题都解决，才能够改变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两者的矛盾，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够井然有序。

3.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创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通过实践可以看出，具备条件的市场机制具有有效的基础性作用，这点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一系列的缺点，在西方经济学中，这种称为失效。不断积累这种失效，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首先，降低政府干预机率，如果市场能够在此领域发挥自身的作用，那么政府就不要干预；另外，只要是市场不能作用或者失效的领域，政府就应该补位。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要深入到达市场不能抵达的领域，进行合适的干预，降低宏观经济的冲击；最后，政府要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化，提高改革经济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从而扩大国内需求途径和方式，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三、结束语

马克思有着众多的经济理论，其危机理论是最受争议和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克思没有完整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所以只能通过后人对其的著作进行分析、总结，以此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结论。不管怎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和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姚倩.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商，2013（13）：16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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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法治秩序；规则

[摘要]当前，在整治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行政管理只应弱化，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这是解决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经济欺诈现象较为严重，逃、废债行为相当普遍，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诈骗、逃汇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仍较为猖獗；假冒伪劣商品愈演愈烈，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许多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并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形象，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当前，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大，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可以有两种手段供我们选择，一种方式是强化行政管理、扩大行政权限、加强行政处罚；另一种方式是强化法律规范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前一种是行政手段，后一种则是法律手段。我认为，当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手段来治理混乱秩序并不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从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各种简政放权的措施，但政府享有的行政权限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比，仍然过大。例如，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和处罚、对交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所设定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必要的自由，也障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行政权力不是应当强化，而是应当逐渐弱化，这一点已经形成了社会的共识。而强化行政权力，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自主自愿，而且与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另外，强化行政权力，不能从制度完善上来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有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见效，但从长期来看，难以产生应有的效应。

我认为，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必须要强化法律手段。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强化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尽快地使我国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当前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将规范市场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有加强法治，强化法律的规范和管理，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其利益是多元的，资源也是不断流动的。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实行自由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这些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正常的秩序。例如，在计划经济，可以通过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和干预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和民间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已被证明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平等主体的交易构成的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而其产生的纠纷也必须主要应当靠最终解决争议的机构——人民法院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形成秩序。第二，从目前市场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看，尽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负作用，需要靠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重建来解决，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是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原因造成的。例如，假冒伪劣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保护主义、以罚代刑和处罚不力造成的。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整治秩序，这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真正使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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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资本积累；劳动者权益；保护

一、引言

金融危机后，我国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自该法颁布以来，各界人士对该法的出台看法不一，特别是其中第二章第十四条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由于类似终身雇佣制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在笔者看来，衡量一个法律的作用和影响要跳出短期利益的框架，要重视法律背后存在的背景和土壤。近年来劳资冲突频频爆发，每年的绝对数量和增长趋势都不可忽视，由此引发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不容小觑。如何调整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保障和实现劳动者权益就成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风向标。

二、资本积累过程对劳动权益的损害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并加以综合的基础上，把资本界定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本质上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从而形成了对资本范畴二重性即关于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的认识。劳动始终是资本家源源不断地创造和攫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如马克思所说“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那么资本家会善待工人吗？答案是否定的。监督工人勤勉劳动的同时，还“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除了这些非常直观的对工人正当权益的剥夺，资本积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就业的不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通过分析和研究伴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深刻阐述了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和作用。

（二）资本积累对工人创造价值的剥夺

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伴随着资本周期性地产生，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用的收入成为了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周期性地获得，也得周期性地消耗”。虽然资本规模并没有扩大，但这不改变工人得到的货币收入只是其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进一步地，维持工人生活和繁衍的可变资本用于个人消费时，有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加油的残酷意味。

（三）资本积累与休息休假权的博弈

在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的前提下，剩余价值的多少直接决定着资本积累的状况。剩余价值率又是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资本论》中论述的绝对剩余价值淋漓地展示了资本为了掠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延长劳动者的工时。虽然在长期内社会和技术的进步，法制和道德环境的改良会使占有对象从绝对剩余价值走向相对剩余价值，但短期内，这种革新难以出现，资本扩张的本性先天就同劳动者享受正常工作日的愿望冲突。

（四）资本积累对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忽视

劳动者是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本应该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安全的生产环境，这也是在为自己创造长久的剩余价值。不过充沛劳动力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少有关注现存劳工的工作环境，而且改善劳动环境的种种措施会降低攫取的剩余价值，所以从古到今很多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劣。我国劳动法第54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第52条也规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三、利用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保障劳动者权益

资本积累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消极作用是资本积累会对无产阶级的价值分配乃至命运不利，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严重，最终造成社会动荡；而积极作用是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追加资本来自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所以，工人阶级用剩余劳动的价值贡献给了雇佣追加劳动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投向厂房、机器类生产资料，可变资本用于雇佣劳动力，这样就有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结起来，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能够先把生产规模扩大，让更多的劳动者得到工作机会，或者是既定的劳动者得到更多分配。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先把蛋糕做大，再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分配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分配更合理，切实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下面就介绍如何就非财政角度，分配做大了的蛋糕：

（一） 执法部门增强劳动执法检查，优化劳动合同管理制度。

从制度上，劳动执法部门要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治力度，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并在技术上建立工资支付的保证金制度和监控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合同约定，定时定期发清劳动者报酬。在监管职责上，执法部必须切实履行劳保监管职责，监督企业配备规定的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保证企业行使其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同时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的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

（二） 加强工会等维权组织建设。

人多力量大是自古以来的真理，但是力量也需要合理的组织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近年来，曝光的很多不得不最终走上街头罢工事件暴露了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实，而其重要内因就是劳动者作为个体，力量太分散，缺乏与企业实现有效沟通与谈判的组织平台，所以最终采用较为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现实情况是许多企业工会有名无实，无法保护劳动者的的权益，所以政府必须投入更多关注和支持，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

（三） 引入工资协商制度

近年来，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呼声高涨，原因在于它是维护劳动者自身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案例和做法。其积极作用是既能维护一线职工的权益，保证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呈合理同步的关系，确保职工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又能够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当下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加大初次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有效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不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还是实现劳资双赢的发展需要。（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资本论》[M]. 人民出版社， 2004

[2]丁守海. 《农民工工资上涨对工业资本积累的影响》[J]. 《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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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藏区经济社会；可行能力；主流实践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 2012 02－0136-07

Social Development, Mainstream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f Tibetan Areas in Market Economy

CAO Yang MA De-jun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for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Hai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Qinghai Province,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logic and the classical judg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ffects the association, the household operations run by farmers and herdsmen are not replaced, instead, they are more consolidated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s for small assets of farmer household is strengthened. Seen in terms of practice from the above association,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GDP growth or the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parochial. For my part, compared with economic opportunities, political freedom, social conditions, transparent guarantees and protective security, the mainstream practice of Tibetan areas in market economy can be elaborated more entirely.

Key words： economic society of Tibetan areas; feasible capacity; mainstream practice

一、经典理论与悖论现实

社会学对市场经济扩展下农牧区的前途有着深刻的思考。认为传统农村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因为这二者各自秉持不同的经济逻辑：传统农村的经济秩序以粮为纲，而市场经济则以农牧业怎样向市场提供最大数目的农产品为出发点。这种发展观的基础是理性化的伦理、理性化的经济经营、理性化的官僚行政和理性化的法理支配，将传统农牧区的前景置于“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总体把握之中。由于血缘、宗族或者历史上形成的邻里关系在伦理、经济取向、支配方式和团体秩序诸方面与以理性化为特点的现代性格格不入。[1]随着理性化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强烈扩张动力和竞争优势的充分展现，最终会被高度面向市场、以谋求持续不断的利润为目的、雇用自由劳动力的农业企业所取代。随着家庭农业经营的衰落，村庄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也将逐渐瓦解和消亡。[2]

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所预言的社会形态运动过程中，农牧民作为小资产所有者，注定要分化——要么上升为资产阶级要么下降为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没有在社会历史运动的目的地中为任何形式的小资产所有者留下位置，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小商人、手工业者。这些阶级的没落被他视为历史的必然。

当代中国藏区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持续扩展，高度面向市场、以谋求利润为目的的经营方式成为主流经济逻辑。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势下，中国藏区的社会产生了哪些变化？是否并不一定会收敛于某种先验的理论判断存在自己的运动逻辑。农牧区的发展趋势，是否在沿着经典作家所判断的道路发展？将会对整个藏区经济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虽然基于一个村庄的微观研究不足以涵盖藏区的全貌，但从中仍可窥见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和现象。

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一）基本情况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简称海南州）位于青海省东部，因地处著名的青海湖南部，故名海南。面积为4.45万平方公里，占青海省总面积的6.18％。全州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海南州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