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篇2

交通运输业，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工具对运输对象改变位移的产业。交通运输普遍存在人类各种经济活动中，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联系的环境，是经济空间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如交通运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产业区域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有了可靠并且廉价的运输保证，促进了经济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为运输成本较大的工业的集聚地，如港口，铁路附近等。人口、劳动力都向经济带集聚，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交通运输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不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我国交通运输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亿元直线增加到2013年27282．93亿元;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就业人数从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

2．1运输弹性系数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量增大，运输量也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成正比。因此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运输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程度。设运输量(客/货运周转量)年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则运输弹性系数表示为:E=(注:这里E取其绝对值)，以我国1979－2013年运输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数据计算运输弹性系数(取小数点后三位)。数据来源:统计网(1)1980年前E＞1，说明我国1980年之前交通运输发展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运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敏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点变动都能引起交通运输较大变动。(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稳定在0＜E＜1范围，说明1980年到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所引起的运输量变动较小即交通运输发展速度慢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这时期受社会经济影响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期有减小趋势，但2009年客货运弹性系数相对前后几年来说较高，特别是货运弹性系数＞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运输业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较高敏感性。随着经济危机缓和，运输发展开始趋于平稳，最终恢复到稳定水平。2013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表明我国运输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制定科学产业发展政策。

篇3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篇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汽车制造业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这导致了汽车运输方式开始进入社会,并向铁路运输产生冲击与挑战。同时,航空、管道运输也兴起。各种运输方式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被人们重视。经济学家开始全面讨论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经济问题。交通运输业也已经成为独立的新型产业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以后,各种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和经济学理论在宏微观理论方面的进步,吸引了更多的经济学家逐渐加入运输经济研究。从二战前夕到50年代,运输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由于世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受到二战一定影响,但是在二战后欧美国家迅速复苏,推动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必然对作为国民经济的流动载体的交通运输业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各国铁路、公路建设里程大幅提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在竞争中开始出现一定合作机制,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初步运输化模式。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条件设施之一。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前进必然需要进行更频繁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移,交通运输业为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从最基础的方向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对运输经济理论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促进了运输经济理论的系统形成与发展。

    二、运输经济理论的繁荣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各种运输规划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研究,吸引很多工程专家参加工作,这使得运输经济学在投资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这填补了运输经济理论研究的空白,运输经济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物流业的产生与发展,一体化运输的重视,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进一步凸显。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产生了一体化运输、运输化理论、运输成本的阀值理论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理论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各种运输经济理论。随着一体化运输、运输化、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等理论在这一时期产生。

    但就我国而言,学者近年来对运输经济问题研究已经不断深入,产生了多种运输经济理论。这些学者对运输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从“2007年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暨产业经济学发展”学术论坛会议上的报告体现。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重视基于交通运输资源的运输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指出,运输资源理论强调交通运输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对运输业及社会经济运转体系的影响。运输资源理论与运输产品理论及网络经济理论一起,构成了运输经济分析框架的内源性基础内核。国家发改委郭晓培研究员在《综合运输发展政策》中指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有利于减少字眼占用和节约消耗,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强调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综合利用,运输技术的综合进步。从运输业的成本消耗及内部协调方面阐述运输经济问题。其他学者分别对运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区域运输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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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作为区域物流子系统的进出口岸，其发展取决于区域经济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引致的运输需求，是区域培育了港口。港口一旦形成，便又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口和城市发展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特点，从空间关系到产业结构存在着阶段性互动特征，把握港城间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发展思路。

作为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港口功能和作用随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扩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货物的装卸和简单堆存上，仅是货物海陆运输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则有了明显的扩展，除了装卸堆存外，还发展了与运输有关的简单加工、贸易和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港口在传统装卸堆存功能基础上开展货物中转服务，依托其与城市的关系发展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加工、贸易和相关服务，并开始借助现代科技开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务。港口城市的成长及港口带动作用的增强是港城发展的中心环节。与港口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港口城市的发展一般可以概括为4个阶段。1.港城初始联系

港城初始联系的发生源于港口的运输中转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这一基本功能诱发产生的港务部门和集散部门，称为港口直接产业。它是港城联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仅是这两个部门，在空间上可以游离于城市区域。以这两个部门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港口城市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初级商港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对港口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没有其它特殊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就会中断。

2、港城相互关联

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合称为I临港工业或港口依存产业）的优势区位。I临港工业在港口陆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也是港城关系的最重要媒体。港口工业的发展绝不仅是本身经济总量的增长，广泛的产业关联产生强大带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临港工业能与城市以及区域的相关产业形成一种密切的传递、接收机制，则必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港口与城市开始走向一体化，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港口工业的形成标志着港口城市完成了从简单地服务于港口到积极地利用港口的转变，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动地受港口驱动而发展，而是通过港城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港城集聚效应

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的良好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产生的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也不断吸引前、后相关联产业在港口城市集聚。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和消费的扩大，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城市非经济基础部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商贸中心是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保证。同时，港口城市也是建设商贸中心的优势区位。这是因为，商贸中心应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结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服务。随着不同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

4、城市自增长效应

城市自增长效应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规模通过循环和累积，就能促使城市继续发展。港口城市在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自增长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能成为港口城市继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还必须求助于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在原有水平上的飞跃。世界海运业中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港口城市成长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紧张，迫使港口向外迁移，港口城市也随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进入新的发展轮回。

港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波及和扩散效应

港口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经港口运输的货物传导，货物在流经过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设施等，由此产生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从而给城市带来产值、就业机会、税收和资金的增加。从港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港口自身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自身产生一定的效益；

（2）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提供装卸、堆存等相关服务，因此与这些部门存在着前向联系效果，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

（3）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与其存在后向联系效果，同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

（4）港口对工业具有诱入、产生和凝聚作用，对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因此，港口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果，将对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即港口产生的直接社会经济效果将会逐级扩散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扩散效果的累积将远大于港口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来讲，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产业，首先对港口直接相关的前向和后向产业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再由初级乘数效应对间接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产业扩展产生下一级乘数效应，连续传递使城市和区域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在港口规模扩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作用下产生诱人和新生产业，引起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上述港口对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关产业对城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贡献只占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发展建设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个波及的社会经济效益。

金球化与国际分工中的港城联动发展

各国港口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无论在陆域空间还是功能空间上都为港口和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港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向该类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形态的演变主要由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有利的区位和要素投入组合，通过强大的海陆物流系统选择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术来进行运作。

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表现来看，国际分工强化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为直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运行与竞争。全球化将根据城市与地区优势莺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改变地区性困子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动态空间结构。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发达，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经过渡点，作用逐渐延伸并被强化作为组织外贸、发展工业和相关产业的战略性作用，也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被凸现出来。港r=1和城市间的关系变化也从仪仅满足城市经济运转的需要向港口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转移。

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港口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架构下，港口战略霞点的转移极其蕈要，甚至关键性地决定了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构架。

当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运输和交通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建立广泛的关系。海洋运输的臣大能力及成本低廉等优势，是港门成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与外部联系的首选方式和重要节点。港n因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直接产生了港口产业（海运、仓储、集疏运等），引发了依存产业（造船、贸易、钢铁、石化、电力、加工工业等）、派生产业（有关港口的金融、通信、保险、修理、旅游、服务等），从而形成集生产、经营、商贸、旅游、信息甚至服务网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区域。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类活动中的紧密关系，依港建城，港城一体，互相依托、促进，形成了世界上许多港口和城市共同发展的现象。

篇6

关键词：后勤保障 社会化 后勤属性

军事后勤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军事性和经济性的统一，追求最佳的军事经济效益是后勤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完善，军队后勤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勤越来越深刻地被融入市场经济大生产、大流通之中，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办后勤，大力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不仅体现了军事后勤的本质属性，也是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实现最佳军事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大有可为的，但在改革过程中必须遵循军队后勤工作的本质属性，并从本质属性出发把握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基本规律。

一、军事后勤的经济性决定了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可行性

从本质上讲，后勤活动是一种为军队建设和作战提供物质条件的经济活动。后勤活动的经济性特征，是在军事大系统内，后勤活动与军事活动、政治活动等相比较所呈现的基本特征和属性。

军事后勤的经济属性，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着军队的后勤保障水平，而且表现为任何军队后勤保障都是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军队后勤既是连接军事与经济的桥梁，也是社会经济在军事领域的延伸。由此可知，一方面，军事后勤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具有“经济”同一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都要遵循“经济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军事后勤与社会经济在实现军队后勤保障职能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有“保障”同一性，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虽然社会经济不完全等同于军事后勤，社会经济主要发挥基础性“间接”保障作用，军事后勤主要表现为专业化的“直接”保障作用，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本质上的区别。随着战争形态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二者实现军队后勤保障职能的分工也是发展变化的，他们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并趋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因此，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是战争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军队后勤保障的经济属性的本质反映，我们推行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基本依据正在于此。

建国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军后勤相对比较封闭，社会化保障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军队的后勤保障。随着经济环境与军事环境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我们必须重新界定军事后勤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建立开放式的、军民一体的大后勤保障体系。其中，一方面是要缩小军事后勤保障摊子，强化其直接保障功能；另一方面是要加快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步伐，充分利用社会保障力量为军队服务，逐步加大社会化后勤的比重，全面提高军事经济效益。

二、军事后勤的军事性决定了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有限性

军队后勤的军事性，主要是指后勤活动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这是军队后勤区别于民事后勤及其他社会勤务活动的显著特征，是后勤的根本属性。纵观古今中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战争样式和经济制度下，“社会化后勤”与“军事化后勤”之间总是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比例关系，任何一种具体的军队后勤体制模式都是这两种形式的“后勤”按一定比例的有机组合。因此，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实质就是社会化后勤和军事化后勤两者之间结构比例关系的调整。其根本途径是使两者达到更高层次上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而绝不是在加强某一方的同时削弱另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加区别地企图将军队后勤全部实行社会化保障是不科学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在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确保军队后勤“军事性”的根本属性不变，而应以实现军事保障职能为前提，以提高军队后勤保障能力为标准。因此，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不能无限扩大范围和内容，必须把握好“度”的问题。

我们知道，广义的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是指把军队后勤保障功能直接纳入地方经济建设大系统，在地方经济资源的配置、调整过程中，充分利用驻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等各种资源优势，逐步形成资源共享、军地衔接、军民兼容、平战结合和投资少、效益高的新型后勤保障体系。而狭义的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是指部队积极寻求可利用的社会服务、保障资源，在取得地方政府支持和帮助的前提下，借助于具有军地通用性、共享性等特征的民力资源对部队、机关、院校及其他单位就地就近实施后勤保障，以满足这些单位对后勤保障某些方面的需求。重点是军队的吃、住、行、医、修、建、供、育及其他社会保障等。而对于“军事性”很强的后勤保障活动或社会经济不具备必要条件的保障项目，还必须依靠专门的“军事后勤保障力量”来完成。因此，无论从广义来讲，还是从狭义来说，为了确保军事后勤保障职能的实现，我们也都必须牢牢的把握好“度”。

一方面，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范围应限定在国家调控能达及的领域，把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作为国家和政府行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受军队特殊性质的影响，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范围还应限定在社会保障功能所达及的领域之内。具体的说，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依托社会服务保障系统为军事营区的生活服务，依托社会物资供应部门组织军民通用物资供应，利用国家和依托社会经济力量建设军地后勤设施，依托社会科研力量组织通用装备、设备的研制，依托社会技术力量实施通用装备和营房维修，依托社会教育资源培养军民通用人才，依托社会物资仓储力量储备军民通用物资，依托社会生产能力生产军需物资器材，依托社会运输力量搞好运输和用车保障，依托社会保险安置离退休干部和伤残军人等方面。

三、军事性与经济性的统一决定了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佳军事经济效益

篇7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地区经济；发展关系

艺术设计的理念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方向，艺术设计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人类的活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艺术设计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设计的方向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艺术设计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因此，艺术设计对社会经济有着一定的影响。要想做好环境艺术设计，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发展的方向带给艺术设计产生灵感。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特点

1.环境艺术设计理念。“环境艺术设计”，简言之就是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来改变人们居住的城市环境的艺术。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实用性强、艺术感染能力强以及对人们居住环境的影响力大。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艺术设计，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集中优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现代人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艺术性提出了要求，要求居住环境不仅要具备实用性，同时还应该具备艺术观赏性和科学性。只有具备以上两点，才能满足社会经济大环境下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2.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环境艺术设计在传统社会发展中是不存在的，随着室内环境设计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室外环境也开始有了新的需求，最后扩展到人们居住的整个城市的环境设计，城市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标，因此，现代环境艺术的目标就是做好城市化建设。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公共场所艺术设计、城市公园规划设计以及城市建筑整体规划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做到自然与人文协调发展。环境艺术基本的设计理念就是根据现有自然环境进行初步设计，对城市现有的自然环境进行人为改造，让自然环境具备人们的艺术观赏价值，所以，环境设计理念的基础就是做到自然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艺术性与无害性共存。要求在开展环境艺术设计的同时，要坚持崇尚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所以，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一定要突出无害性，要求艺术设计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样才能在欣赏艺术的同时，让人类居住的环境不受破坏，真正地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3）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结合。环境艺术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室内设计的理念，所以环境设计不仅要体现审美价值，同时还要保证实用价值，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理念应该是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方便人们的物质生活。只有具备实用性才会被人们所认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具备审美价值，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带给人们美的享受，真正的做到了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有机结合。（4）多样性与系统性的有机结合。环境艺术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室内布局设计，其体现在人们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在环境设计中一定要体现出多样性的设计布局，让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多姿多彩，这样有利于人们才能对城市环境做一个系统性的认识和评价。

二、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艺术设计的联系

1.体现了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自然性。环境艺术设计者的设计思维需要与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相联系，不能禁锢自己的思想，不仅要广泛地学习国内外优秀城市的经验，来拓展自己的创作灵感；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还要突出本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色，将设计理念融入到城市建筑、绿化、雕塑中去。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突出本地区的地方特色，有助于构建一个自然与艺术并存的城市环境。突出地方特色的城市有很多，体现出了艺术与自然有机结合。例如内蒙古高原的蒙古包、福建土楼建筑、陕北窑洞建筑等，这些形态各异的地方建筑，给人一种精神文化的艺术享受，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让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2.经济因素主导环境艺术设计活动的发展过程。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人类智慧的结晶，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类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导着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过程，因为其发展必须得到经济发展的支撑。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为社会环境的建设出谋划策，这就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经济因素主导着环境艺术设计活动的全过程。环境设计师在设计时要考虑到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首先把涉及到的因素列出来，加以分类和整理，最后形成自己的设计方案。其中，需要考虑设计对象的市场价值、人文需求和对城市经济建设的影响力等等，这些方面的因素都离不开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影响着设计方案的构建和实施的各个环节，因为设计的实施需要各种行业的参与，每一个步骤的实施都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持，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让完美的设计方案得以实施，这就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环境艺术设计的特点就体现在经济发展现状之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环境艺术设计与经济建设互利共生的理论体系，科学有效地做到经济主导环境艺术设计的步伐和方向。

3.改变了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历史性。环境艺术设计者的设计理念是自己的设计能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留下辉煌的成就。纵观历史发展的步伐，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本地区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地区环境设计就要呈现出地域文化的特点，只有将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体现在城市建设当中，才能突出城市特色，让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永久传承。传统的文化影响了本地区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环境艺术设计就需要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去。简言之就是，按照人们的喜好和习惯，设计出符合人们审美观的建筑和环境，例如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精细建筑的有机结合。这属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理念的碰撞，在现代文明的推进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人民都各自将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永久的传承。

4.改变了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创新性。艺术设计者在设计初期，需要考虑多种外在因素，对本地区居民的性格爱好和审美观都有一定的研究，人们对美的理解要融入到环境艺术设计中去，这样的设计方案才能被人们所认可。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新兴技术的诞生，也让环境艺术设计实现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近两年的环境艺术设计比赛中，都会看到一些新型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元素，这就得益于设计者的不断探索和新技术的导入，新的技术可以让以前无法实施的方案有效实施，让环境艺术设计更加科学化和全面化，体现出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独特性。

三、环境艺术设计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1.环境艺术设计带动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改变，同时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目的就是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于人民。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了解本地区人民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只有了解的人们的喜好，环境艺术设计才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另一方面，环境艺术设计也需要高新技术作为支撑，利用一些新型技术可以为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便利，可以使用多样化的设计手段来实现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同时也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推动本地区城市化建设步伐。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人们需要从审美的角度去感受环境设计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既要体现实用性价值，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审美价值，这就对环境艺术设计者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需要从思维方式、建筑材质、科学技术等方面来策划设计方案，设计实施的过程需要社会经济的有力支撑，只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环境艺术设计方案才能有效实施。从某个角度来说，环境艺术设计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助于环境艺术设计的实施。人的审美观念是环境艺术设计的方向，使用性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基础。人类的各种需求，都需要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最大可能地体现出来。环境设计的方向是针对人们的需求，对社会环境进行合理的改造来用于服务于社会，其主要目的是针对人。环境艺术设计不仅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满足，同样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条件，通过对环境的不断改造，让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是按照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注重个性发展的时代，只有不断地创新和探索，才能对社会环境进行不断的优化和改造，让人们从中获得享受，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科技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环境艺术设计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城市的形象是对本地区人文历史文化的最好诠释，为了更好地传承地域性的特色文化，环境艺术设计理念需要结合本地区的地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城市化建设中去，带给人们精神上的享受，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地区经济的发展让环境艺术设计方案得以有效实施，有助于城市化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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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荣荣.传统纹样在现代酒店软装设计中的运用[J].现代装饰：理论版，2016，(11)：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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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构成内容/意义

【正文】

把人类社会比喻为“有机体”自古就有，但是比较专门而有价值的探讨则始于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特别是英国的斯宾塞。圣西门初步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的弟子们则明确提到“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并要求分析“社会这个统一整体的各个器官”。作为圣西门秘书的孔德把社会与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论”作比较，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种族或阶级是社会的组织，社区或城市是社会的器官。后来，英国的斯宾塞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的同与异作了比较分析，他依照生物有机体三个器官系统把社会有机体划分成生产物质资料的支持系统、在分工基础上加强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联系的分配系统，以国家为首保证各个部门服从于整体的调节系统，并相应提出担任生产营养职能的是工人阶级，担任分配与交换职能的是商业阶级，担任调节生产的是工业资本家。斯宾塞认为，社会有机体又不同于生物有机体而是一种“超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并完全从属于整体，社会超有机体的各部分的活动比较分散与自由，因而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整体，但又是一个可自我调节的系统。他提出了社会静力学的命题，并用静止状态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有机体，认为其间的完善调节与平衡状态是社会的理想状况。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上述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有相似之点，但又有其重大的本质的区别。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具有反神学、反教权的积极意义，其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相关结构的描述、自我调节的功能和自由松散的整体等思想包含着合理的内容，但其关于三个不同阶级担负不同社会职能的推论在理论上是牵强附会的，用社会静力学来期望社会出现一个平衡的理想状况也是背离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这种社会有机体理论明显地带有为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各部分的现存状况与永恒合理性辩护的意味。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不仅在书名中明确使用，而且被广为论述，不过他们此时的重点是通过联系精神生活条件同法与国家等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同所有制的关系等经济生活条件来考察社会，这种由上而下地考察，实质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形态的思想，尽管“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直到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才正式提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但是社会形态的思想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无疑的，而且“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显然大于即包含“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剖析社会形态，又深入到社会经济形态中去，力求揭示社会形态更替中的本质原因，他在此不仅制定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且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3页。）这说明“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是对“社会形态”的具体展开，因而仍包含在“社会形态”这个概念之中。需要指明的是，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就贯穿始终，而且一旦提升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那么它就大于即包含着前面三个概念。

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这个概念的，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43页。）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序言中又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2页。）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这两处论述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社会有机体包括“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和“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因而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囊括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跨层次性的、整体性的范畴。概而言之，所谓社会有机体是指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活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由此只有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才能真正揭示对社会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有机体的构成内容。首先，社会有机体有两个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一个是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必然要同自然环境发生有机联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45页。）由此被纳入人的生产实践范围的自然环境是社会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另一个是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必然要同时进行人自身的生产，一定的人口因素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二，社会有机体有一个基础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这是社会有机体中承下启上决定其他部分的最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三，社会有机体有一个上层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里包括最上层的由人的精神生产的实践创造的社会意识，还包括由人变革社会的实践创造的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制度体系或政治法律及设施。

在掌握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时，从总体上了解它由哪些内容构成是重要的，但不要机械地把社会有机体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条件简单相加的结晶体，因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社会有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活动着的大系统，特别是要懂得社会有机体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实践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实践关系中构筑起来的，是一个具有自组织性、发散性、开放性、再生性的活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这是理解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区分其与以往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本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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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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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理解“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由国家所代表的双重身份（即政治权力行使者和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及其双重职能（即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决定，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局限于两大领域之内：一是提供国家从事行政事务所需要的财力，并且提供社会公众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两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中所指的“公共产品”；二是对国家自身所拥有的经营性财产——国有资本进行宏观价值管理并参与收益分配。前者称为“公共财政”，后者则称为“国有资本财政”，二者之间在活动目的、运作方式和收支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由国家这个共同的财政主体所决定，它们有时又融合于一体，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事实上，公共财政古已有之，财政的“公共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国家和财政的起源和形成上看，财政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分配活动，并且服务于该集团的利益，集团的“集体性”或“公共性”首先赋予了财政区别于财务的“私人性”。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国家在建立政权以后，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必然要介入社会经济领域，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一方面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由于这些活动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的，因此，服从于这类活动需要的财政行为就天然具有了“公共性”。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国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和财产，即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或者参与间接管理和收益分配活动。不过，国家参与其中一些或全部国有资产的运营，有时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提供私人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这种财政活动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比如，古今中外由国家或政府组织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就属于这一类。但在此之外，国家对另外一些国有资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以及参与其中的收益分配活动，则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国家的这种财政活动领域事实上是私人企业也愿意进入、且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同时这种财政活动在运作方式和作用机制上与私人财务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国有资本财政”，以表明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

应当指出，如果说财政的“公共性”是财政的一般属性的话，那么财政的“盈利性”则只是财政的特殊属性。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天然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则并没有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比如，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或类型）只是单一的“公共财政”，而几乎不存在“国有资本财政”。此外，“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作为理论上的划分，其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的界限有时还不是十分明晰，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着全面的介入和控制，当时不仅国家财政与国有（营）企业财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而且财政的“公共性”也消融于财政的“盈利性”之中，“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融为一体，既要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又要试图达到国有资产经营上的保值和增值。

以财政在分配依据、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别为标准，“国家分配论”把财政区分为“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两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财政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上所显现的各种特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历史上由于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不同而采用的不同的财政类型。但是，从财政本质上看，任何财政活动都反映了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般地，财政本质体现着“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则都反映着财政活动这一现象及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

二、“双重结构财政”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模式

我认为，财政模式或类型的现实选择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和决定的。由于公共财政是财政的天然组成部分，是任何形式的财政模式都要涵盖或涉及的内容（当然，其中并不排除存在着公共财政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情形，即所谓的公共财政的“缺位”现象）。要判断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财政到底属于哪一种模式或类型，关键是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以及包含了多大程度的国有资本财政。如果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国有资本财政，那么就只能是单纯的公共财政模式了。现实的困难是，在同时存在着“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的情况下，虽然它们在分配依据、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但是，它们毕竟都是由统一的财政主体——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和进行的分配活动，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哪些领域应当归于“盈利性”范围，哪些领域应当归于“非盈利性或微利性”范围通常是不太容易分清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国家或政府或者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或者出于盈利的动机，往往可以凭借其他经济主体所没有的政治权力，把“盈利性”的财政——国有资本财政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张，其结果往往造成了国有资本财政的“越位”，却导致了公共财政的“缺位”，比如我国转轨时期的财政；更极端的情形则是，国家由于缺乏对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正确把握和认识，把“盈利性”财政的触角几乎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所有领域，从而导致“国有资本财政”覆盖了“公共财政”的身影，出现重叠现象，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就是这样。上述两种情形，不仅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反而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因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制度演进过程表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宜过多地介入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即具有市场盈利性的）活动领域，财政活动的范围应当主要集中于私人所不能有效进行运作的区域，主要是满足由大量的家庭和企业所组成的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而不应热衷于“盈利性”财政的运作。正因为如此，单纯而规范的公共财政模式在这些国家广为流行，并且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囿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正在逐步实现着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大包揽”格局，转轨时期公共财政“缺位”与国有资本财政“越位”并存的格局，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不相吻合的。同时，既然我国当前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那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吸收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方式，让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将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同时，仍然不应忽视国有资本财政的存在。这不仅是受到现实经济关系的制约，更是受到了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众所周知，我国当前的经济脱胎于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存在决定着存在“国有资本财政”的必要。不可否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有资产的数量正在逐年锐减，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实现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也是个客观事实。根据这种发展势头，不少人就想当然地推断，国有资产的活动范围将完全退出经营性领域，这样，类同于西方的单纯的公共财政模式将最终在中国确立起来。对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从现实来看，同样是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确有大量企业在经营上是亏损的，却也不可否认有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是相当不错的。因此，从总体来看，虽然有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欠佳，但和私人企业相似，也是有盈有亏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哪一种企业制度和组织是绝对优越于其他的企业制度和组织的！对于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最终发展走向，我的基本看法是，随着经营性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各种依附于其上的社会负担从母体中的“剥离”，以及其他各种内、外部条件的改善，国家或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将得到健全和完善，那时国有资本的经营业绩将会渐入佳境。退一步说，即使国有企业在市场有效领域的经营状况不如私人企业，那么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样，许多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主导性意义的竞争性行业或产业，比如航空、航天、金融、钢铁、化工、铁路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都要求有国有资本的存在，以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尽快赶超发达国家。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对国有资本进行宏观价值管理并参与收益分配的“国有资本财政”也必须相应而存在。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认为，由公共财政和适度的国有资本财政所组成的“双重结构财政”模式，将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模式。当然，由于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它们较为明确地区分开来，使它们各归其位，各行其职，使国家财政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三、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适应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有必要建立起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应当看到，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基本原则的公共财政模式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形成、发育和完善已经有大约300年的历史， 因此，尽管国情有异、制度有别，但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注意吸收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一些共同特征，对于建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关系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众所周知，由于在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以及政府内部的权力集中度都不尽相同。在各西方国家之间，财税制度和政府收支结构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但是，透过这些差异，不难看到较为单纯的公共财政模式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征：（1）政府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收支活动， 都在统一的财政预算中进行；（2 ）财政的“第一天职”是从财力上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3）财政投资一般不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 因为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由市场主体来完成更有效率；（4 ）那些带有自然垄断性质或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部门，如供水、电力、煤气、钢铁、铁路、电信、银行、航空、航天等，虽然可以由民间经营，但不少西方国家还是将其部分或全部列入国有的范围。然而，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可以使国家资本从那些不再需要政府控制的行业中退出来；（5）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尽管民间投资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民间投资不愿涉足或解决不了的项目，必须由财政注入资金；（6 ）注入到各种经济实体的国有资本，一般以国有股权的形式存在；（7）政府通过财税制度和债务、支出规模的适当调整，刺激或抑制有效需求，熨平经济波动；（8 ）在税收大体系中，有一个针对居民收入和财产的“子体系”，它与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在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