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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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3.成员权益变动表的比较。为了使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反映成员权益变动情况是合作社会计报表应提供的重要信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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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难点

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还有不少漏洞。这两方面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政府职能还不能适应新的需要。目前，政府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加政策透明度和统一性、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事务干预、正确行使对经济和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等方面还有不小差距。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明显薄弱，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协调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机制很不健全。

二、国有大企业改革难度加大。国有大企业机制不合理、社会负担重、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尚未脱困的大企业尤为突出。垄断行业的大企业缺乏优胜劣汰的压力。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和最繁重的任务。

三、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投融资活动中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融资领域仍然欠缺风险约束机制和竞争机制，导致资金流失和投资效率低下。非公有经济面对的投资审批过于繁琐，制约着国内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国有金融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不健全。直接融资发展不足，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缺陷突出。金融体系不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金融业不良资产比例较高，金融监管比较薄弱。

五、社会信用严重缺损。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体系残缺不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大障碍。国家整顿市场秩序的努力，往往受到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行为的干扰，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六、社会保障制度漏洞较多。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的新机制不完善，突出问题是：缴费率过高而影响覆盖面扩大；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不牢固，国家、单位和个人负担的比例不够合理；制度设计过于复杂且不统一，管理成本过高。

此外，城乡分割的体制仍然比较严重。

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难点主要是：

一、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目前，我国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都已完成，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职能转换势必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也必然打破一些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增加，并引起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变化。因此，深化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阻力无疑也会加大。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注意使大多数人受益。

二、部门自我改革很难彻底，容易引起改革偏离正轨。目前的行政审批制改革，主要依靠政府部门自我申报、自我清理，往往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问题。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和相关法规，也主要由该行业和主管部门自己制定，难以超脱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由于缺乏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部门自我改革可能流于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

三、非经济因素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触及民主政治、政权建设、干部制度、党的领导方式等非经济领域。如果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进程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势必导致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改革难以推开，甚至产生局部逆转。

四、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然有较强的惯性。一些部门习惯于依赖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出现的问题实行禁和堵(如对年年出现的棉花市场波动和涨价现象)，不善于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加以调节。

五、缺乏前瞻性或单纯依赖经验，容易导致某些改革不到位。渐进式改革道路产生了一些成功经验，但在改革的指导上可能受到原有经验和知识背景的局限。此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机制还不健全，也容易影响改革方案的科学性。

目标与重点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对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加以完善。到2010年，力争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内涵是：深层体制矛盾得到解决，新体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稳固确立，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基本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

近期改革的重点有三。第一，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深层体制矛盾。一是要进一步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设和运行相配合，将有限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二是加快至今尚未实质性转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三是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机制的转换，完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为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提供支持。四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创新，大幅度降低金融风险隐患。五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全面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相关主体的基本关系，将着力点放到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上来，提高决策的科学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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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问题 政治体制 改革

一、社会保障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

在当代，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呼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认为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长期争执不下。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对社会问题性质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必然受它们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发挥通常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会保障设计理念和目标相同，但是由于执行差别太大，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实践来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风险的一种技术性修复，更是公民意志表达的结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当代中国诸多问题，最终莫不与政治体制相关。因此仅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忽视政治体制建设，被许多人认为并非治本良方。

二、当代中国几大社会问题对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繁多，但就其成因来说可以分为有两种性质类型：一种是制度性问题，是制度弊端引起，这种问题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决，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存在问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在，并通过市场化造成社会不公，激化了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另一种是技术性问题，是在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或社会结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的局部性或暂时性问题，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调整就能修复。这类问题多半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是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比如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解决。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虽然被许多国家纳入制度建设的范畴，但是相对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设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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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农村经济；问题；对策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标志性特点是农村地区幅员辽阔，而且农村基数庞大。现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处于重要阶段，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昌盛，力保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性发展。

1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1管理体制不健全

基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中已经形成了新的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但是农村关于新的市场理念与管理体制并不是很敏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系，而且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出入，以致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缓步不前。目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也出现了“质”的变化，农村居民的利益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农村居民经济收入也变得多元化，针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加大农村经济管理力度，利用有效措施协调与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在农民切身利益关系的协调方面、纠纷调解方面等，管理体制起着关键性作用，若是管理体制不健全，那么势必会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1.2农村土地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建立的土地制度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突出性问题，或者是不足之处。比如，土地产权模糊、土地使用权有期限规定、土地流转经营权有失市场机制。而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农村居民对土地产生了抵触心理，无法在根本上彻底处理土地经营短期问题。

1.3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差别大

近些年来，我国出台了许多强农惠农的政策与规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政策层面的支持。但是，因为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所以这就成为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有效管理的影响要素。大多比较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农村，受薪资待遇的吸引而走向城市谋求生存，从而导致农村地区的大量优质人才过度流失，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效率与质量。因此，缩小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管理的有效对策

2.1优化与创新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政府部门必须进一步优化与创新农村地区的自主治理制度，加大农村地区基层民主法制的总体建设力度。积极实行象征机构变革，有条不紊的制定与优化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下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新体制。始终落实与贯彻“小政府”与“大社会”的基本原则，及时转换政府职能，科学精简各机构与工作人员，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管理。比如，具有经营性的乡镇站、所，应该与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供养模式相脱离，然后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竞争实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2.2完善城乡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

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制度层面的创新，逐步制定成熟、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制定与城乡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与公平、公开竞争的就业机制，进一步放宽农村居民进城就业与定居的有关政策条件，实现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朝向农村进军、延伸，实现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面积覆盖，持续优化、创新农村经济与社会经济管理有关制度[2]。比如，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变革，需要保证在联产承包体制的前提下，实现土地承包制的有效完善与优化，从而为农村居民外出打工提供坚实后盾与强有力保障。与此同时，制定城乡统一、科学有效的就业管理机制，严格落实规范化、标准化的城乡一体就业与失业登记体制，取消或者是修改农村居民进城就业的有关歧视性规定，切实维护农村居民的根本性权益，制定完善、成熟的农村居民进城就业有关服务保障机制。

2.3拓宽路径筹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探索融资新路径，积极贯彻与落实融资，优化与招商引资有关的优惠政策，通过政策、行政以及社会秩序等方面构建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质外部环境。结合市场经济资本发展特点与规律，借助于市场措施遵循投资主体利益化基本要求，从不同层面创造有利条件，把供水、供热、路桥等有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向市场，严格落实“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基本准则，有效引入社会资金、民间资金等，构建多样性的主体结构。关于土地收入、财政收入、银行贷款与社会捐助等路径的资金，必须要展开严格的社会监督，实现资金的最大化、最有效利用，谋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针对有条件的地区，要实行政府特许专营的模式，或者是其他金融投资模式，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构建与地方特色相符的稳定、健康、可持续性发展道路，推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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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二次转型期； 群众体育； 运行模式； 群众体育运行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1-169-001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后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趋势来看，至少应包括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线是经济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做大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的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向富民强国。这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这个大背景下，“十二五”将是中国发展方式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也是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1]

群众体育是体育的重要部分，它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它依托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分化、社会的变革，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群众体育的不断发展。同时它又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一、相关概念

1.群众体育运行

是指群众体育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其运行大体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是指群众体育自身的变化、发展，横向运行指群众体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群众体育诸要素、系统与社会诸系统的交互作用。

2.群众体育运行模式

是指国家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或社会的等手段对群众体育的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方式。

3.第二次转型期

为区别以1978年开启的，其主线是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体制改革，本文所指的第二次转型期是指以“十二五”为历史起点的，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其他国家群众体育运行模式比较

1.以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美国、巴西、德国为代表。这种模式不是运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从总体上规定群众体育运行的方向，建立运行框架和基本准则。它运用经济政策改变群众体育市场运行条件来诱导群众体育符合宏观计划目标。

2.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的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典型的国家有加拿大等。这是一种比较集中的群众体育管理模式，国家集权行政直接干预群众体育的运行，社会组织和市场只起到辅助调控作用。

3.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有法国、日本和韩国等。群众体育在政府和社会两股力量的调控下，在既集权又社会化的中间状态下运行。

三、第二次转型期之前的群众体育运行模式分析

1.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群众体育运行模式分析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体育发展主要强调国家的需要和一元化管理，体育事业曾长期被当作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列入政府工作计划。采用由国家对体育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拨款、统一发展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是传统国家行政垂直管理模式，是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集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这种集中力量办体育拿金牌的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体育运行模式与我国当时的国情基本相符。

2.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群众体育运行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至1986年间，国家体委确定的体育改革的重点依然是发展竞技体育，当然这与所处的历史有关。1986年的《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推进体育社会化的改革，但是在“现行的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前提下提出的，突出体委系统的主要行政领导地位，即强调国家的行政干预，倡导体育是全民的事业，各行各业体育工作应由其主管部门负责。

四、群众体育运行模式选择依据

1.社会经济基础条件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制约着群众体育的发展。当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基础低下，国民温饱尚待解决时，社会是无法也无力发展群众体育时，政府就成为群众体育运行的主要承担者和支持者。当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国民富裕，具备群众体育运行的经济和物质环境时，才能谈得上群众体育社会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国家政府到老百姓个人，对体育健身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强。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群众体育工作正逐步走向社会化，但也存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群众体育开展广泛、社会性强，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群众体育发展缓慢。

2.群众体育自身的社会基础状况

群众体育的自身社会基础状况包括群众体育自身的性质与发展程度。群众体育的自身性质是群众体育的社会功能和对国民和国家的影响，群众体育自身的性质对其运行模式的选择是关键性的。

五、第二次转型期群众体育运行模式选择建议

综上所述，第二次转型期中国群众体育运行模式是政府干预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发展，并将最终走向以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模式的道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群众体育的社会化不可能一步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我国群众体育运行模式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应具有多元性，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好，群众体育自身社会基础好，群众体育开展广泛，社会化、市场化较高的地区、城市，可采用社会投资，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的运行模式。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群众体育发展落后地区、农村，可采用政府投资和行政干预的运行模式。

参考文献：

[1]杨军.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J]南风窗，2010，（2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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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完全积累个人帐户公营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转轨国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成果，大多数在本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经验无疑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要点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的一大社会进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和社保机构自身的财务危机上。20世纪70年代，各国已经开始酝酿要改革这一制度。

（一）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体的行动可以认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当时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广泛地覆盖了养老金、抚恤金、疾病补助和津贴。随着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加上原有体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机构的财务状况呈不断恶化之势，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政府决心对原有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经过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过改革法案，1981年新体制正式实施。其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强制性规定公私单位的所有雇员都必须参加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将不少于工资10%的资金存入自己的个人帐户，形成养老基金；政府的养老基金监管局只负责规范与监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体参与实际管理事务。私营性质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经营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权选择和更换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这迫使各个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在价格和服务方面展开竞争。政府对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标准、财务状况、资产结构进行监管，并要求其交纳风险准备金；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独立化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企业证券和民营化的公共设施；基金所有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从自己选择缴费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领取养老金，或者将积累的养老金连本带利转向人寿保险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二）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实施

许多转轨国家认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强制性定额缴款体制对于它们并不合适，因为这一体制存在两个缺陷：该体制没有真正分散风险，比如，一旦出现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资本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完全积累的基金制将可能破产。更何况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由于存在转轨成本，智利模式难以在具有庞大的现收现付体制的国家内实施。

1994年，世界银行关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三支柱”方案。这一方案对于转轨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养老金的来源应该多元化，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现收现付支柱、强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辅支柱（即个人的商业保险部分）这三个支柱来保障个人未来得到稳定的养老金。赞成该方案的人士认为，由于该体系的每一个支柱分别是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来组织和运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之下，这样，体系内总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从1998年开始，转轨国家开始纷纷按照三支柱方案来设计本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侧重点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该支柱将与经过改革的现收现付支柱并存。它们力求形成一种包含了代际联系的优点和强制性长期个人储蓄的优点的混合制度。

我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紧迫性来自以下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迅速来到。由于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国的退休人员将达到高峰期，根据估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比世界上其他大国来得都要快；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会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的是城市人口，这意味着加入到这一制度中的人口会越来越多；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目前许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还多少依赖于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这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下一步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两个方面讨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

对于我国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主张实行完全的现收现付制，认为该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济色彩鲜明；主张部分积累制，实际就是统帐结合，该制度与世界银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质上是相同的；主张完全积累制，即社会统筹的部分也要进入到个人帐户。对于第一种观点，除了前面讲到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还有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即如果提高缴费率来缓解支付压力的话，无疑要增加企业的成本，最终导致国内企业的亏损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部分积累制，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统筹部分通过现收现付制来提供最低养老保障，而个人帐户方面通过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基金积累则既有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又有利于激励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该观点似乎最为合理。但是，国内外学者中对此都有不同看法。费尔德斯坦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实际上资本的边际产出大于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因此，将现收现付制部分改为基金制，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郭树清则是国内强烈主张完全积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个人帐户制使得养老保险的享用与贡献完全挂钩，可以彻底打破“福利大锅饭”；完整的个人帐户打消了人们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缴费的顺利进行；政府难以挤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积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不搞个人帐户，政府的养老保险负债会越背越大。他认为，为了体现基本养老金的互济性，可以拿出统筹部分缴费的30%-50%平均化后再记入个人帐户。笔者认为，完全积累制应该是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别是，转轨国家所担心的完全积累制不能分散风险的担忧，可以通过现代金融工程来设计收益和风险水平固定的金融产品来化解。

（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积累制还是完全积累制，都面临个人帐户中积累的资金如何管理的问题。世界上实行个人帐户制的国家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前面讲过的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对于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的具体运做方式及优点，前文已经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对私人管理个人帐户提出了两点疑虑：私人管理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要求较高，而许多国家都满足不了这一条件，即使资本市场状况良好，也会存在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能为个人提供充分的保险以避免通货膨胀这种风险，而定额给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具体为：所有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薪金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到中央公积金局设立的个人帐户，基金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按政府规定的利率付给利息，基本上相当于其国内主要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长期以来，新加坡的个人公积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对于这一公营模式也存在诟病，包括：中央公积金局将该笔巨额资金交给新加坡财政部，由财政部进行投资，政府投资难免会降低投资效率；政府掌握这笔资金的使用权进行公共项目投资，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

客观地讲，两种模式的优劣很难区别，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资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选择公营模式可能更符合国内的情形。当然，对于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共投资管理机构，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来保证其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对于其权限和责任，包括投资领域给予明确化。

除了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这些政策应该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同步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条款，以及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

关于体制转轨而发生的隐性债务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其补偿问题的解决。总体上看，减持国有股权和出售其他国有资产，或者直接划拨国有股权应该是进行债务补偿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筹资渠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期。通过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和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完全积累型的个人帐户制，社会统筹和企业与个人缴纳的资金都应该进入到个人帐户，同时，现阶段应该选择公营管理模式来对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当然，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我国在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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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剑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3.郭树清.建立完全积累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最佳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4.郭树清.养老基金的筹集与隐性债务的补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5.周小川.社会保障与企业盈利能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6.M·费尔德斯坦.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

7.M·因方特，J·阿里斯蒂亚和J·R·温杜拉加.智利社会保障改革历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篇7

关键词　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2－0057－05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是通过政治程序确立的新提法，有别于以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其全部内容和体系结构尚待研究。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演进历程看。能否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由起飞阶段迈入发展升级阶段，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与经济发展升级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一、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及形成机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提出了“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反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新世纪初期变得更加突出，并引发一些深层次的新问题，以至于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把最主要的原因归咎于体制问题。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因素，是因为，经济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制度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已有文献对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的分析从论证层次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文献着眼于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体制障碍，认为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体制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体制障碍。例如，有观点认为，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还不规范，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体制症结。另一类文献往往着眼于更深层次，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诱导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激励机制人手，论证通过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理论家就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并对此展开了深入分析。有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的非企业化运行管理方式产生软预算。使其更容易把精力集中于一些非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因为非货币化的行政交易规则、信息不对称、价格虚置所引发的激励机制缺乏。人为地造成社会供求失衡，加剧了资源浪费和配置失衡，从而存在诱导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逻辑。与此相对应，市场经济机制，以其在节约信息成本、强化价格调整机制、利益驱动、竞争机制等方面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存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内在动力。因此，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到实处，必须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完善，制约经济集约型增长的体制障碍还未消除。因此，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核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需要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寻找出路。

从已有文献对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分析的逻辑展开机理看，有的学者从利益驱动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生产要素及资源的定价制度、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制度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中存在导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驱动机制缺失的体制性因素。由于政府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并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使得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从而使地方政府与企业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驱动力。有的学者侧重于从对问题的辨析中去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例如，刘世锦通过对“是否需要发展重工业”问题的辨析，得出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与发展何种产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的结论。由于在不同类型的行业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发展模式，因此发展方式或者发展模式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改革难点与突破口

已有文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难点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四个关键环节(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和企业体制)展开的。

从政府管理体制看，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决定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创新方面扮演最重要角色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比较优势却由于政府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激励没有落实到位。主要原因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政府职能错位。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仍掌握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同时。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削弱了政府对市场活动合规性监管的职能。政府对一些重要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造成价格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二是地方官员的选拔标准、任期长短和政绩考评体系的不科学导致过分追求短期利益与GDP增长指标。三是基于利益驱动、政绩考核与横向攀比等原因导致一些地方运用政府的动员能力，不惜以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和扭曲性政策实现GDP的高增长，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倾向。

从财税体制看，以建设财政和经济财政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出结构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扭曲、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㈣。税制设计不合理也导致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真正扭转。例如，目前以增值税和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刺激了各个地方拼命追求GDP的高速发展和发展重化工业以获得更多税收，客观上刺激了粗放式扩张，不利于GDP的稳步健康增长。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导致一些自然资源被廉价甚至无偿使用，资源税税率低、没有考虑资源开采回采率的差别、从量计征的定额税等不合理的资源税税率没

有起到调节资源开采和使用行为，资源税税目的设置无法体现公平以及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无法遏制资源浪费，也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体制障碍。

从价格体制看，价格机制改革不到位，也是较为公认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资源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价格水平没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全部成本。包括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等外部成本，从而使得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低估、资源浪费严重，成为难以从机制上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重要生产要素，如土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当。

从企业改革的角度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学者认识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缺乏体制改革的内驱力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于转变的重要原因。这个根本性的体制障碍在新时期仍然值得重点关注。本文把理论界与决策层的观点主要归纳如下：基于政企尚未彻底分开、许多企业初步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离规范的要求还差很远、企业软预算约束明显等主要体制因素造成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主体意识与竞争观念仍然不到位，使得企业对国家的各项产业发展政策及其变化、市场价格及其变化所体现的资源稀缺程度与配置效率，难以正确理解并对相关变化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然难以奏效。

针对体制，理论界与决策层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推动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已有文献的研究看，提及较多或有新意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观点：第一，认为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各项体制改革是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第二，把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作为遏制攀比之风，摒弃多年来拼资源、拼能源、先污染后治理，一味粗放扩张的手段。第三，强调把节能减排工作真正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用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制约各级政府盲目攀比GDP的行为；认为重视和抓好节能降耗减排工作，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到目前为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体制障碍及其改革突破口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讨，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其进行深度研究的文献还比较欠缺。

三、以关键领域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即实现“三个转变”。当务之急是为落实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举措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理论界与决策层围绕影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关键领域的体制，结合新世纪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强调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从操作层面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建议。本文以经济体制的四大关键环节为主线，对已有文献所提出的较有共性或有新意的一些具体对策建议归纳如下：

首先，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核心是政府改革，代表性观点有：一是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通过均等化公共服务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大致相当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等促进注重经济总量向注重人的发展和经济质量转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力。二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使其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重点转向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等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或者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市场失灵的领域，或者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等有内部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以及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三是在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方面，把节能、降耗、减排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放在与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通过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建立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制度和问责制度等以提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执行力。五是通过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削弱基层政府为获得财政收入过分追求GDP的动机。

其次，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为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关键环节所遇到的难题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方面，强调降低政府对一般竞争性领域投入，强化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投入，特别是强化对文教卫等部门的投入，加大财政支出对创新体系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有的学者建议通过加大用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粮食直补的实施力度，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长远发展，通过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和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办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旨在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财税政策的较普遍建议包括：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实施绿色经营为重点，一是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二是由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提高资源使用成本；三是开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税种，进一步将耕地资源、滩涂资源、地热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或者再生周期较长、再生难度较大的资源，或者将河流、湖泊、地下水、人工水库等我国较为稀缺的再生资源纳入征税范围，或者将草原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供给缺乏，不宜大量消耗的绿色资源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在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的一些观点有，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基础教育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以及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在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水平以提高消费能力方面，强调通过进一步落实减免税费、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职业培训补贴等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按照CPI变动调整社会保障对象和低收入者补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再次，在价格改革方面，主要的思路是继续改革和完善资源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被压低和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资源浪费的机制和制度性因素。主要的一些改革建议包括：积极稳妥地推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通过征收特别收益金、资源级差收入，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开征物业税、燃油税等新的消费税等手段促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㈣。完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加强激励性、限制性和惩罚性制度建设，也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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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开始全面融人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全球化愈味着竞争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为此我国政府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已变得非常迫切。

一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雷要。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活动从国内走向全球的过程，是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化的过程，是市场经济走向全球的过程.面对经济全球化，面对巨大的社会孺求，面对我国原有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中国政府要发展经济，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一直按照改革与开放的进展，不断调整政府职能，推进市场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内体制改革滞后于对外开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进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政府机构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变得更为迫切。

二是兑现加入WTO的承诺的雷要.中国加人WTO，就开放市场及接受规则做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承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施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按以市场经济为墓础的WTO原则，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完普该国市场经济基础的过程，是与各成员国之间形成共同语言和平等关系的过程。中国承诺要保证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在国内的统一实施，这就要求加快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否则市场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但现行体制与WTO规则尚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必须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下大力气建立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建立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才能减级与WTO规则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

三是满足全球化与市场化双重要求的雷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一个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惟一办法.是创造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汇聚，从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是市场经济国家.是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初步建立，但比较而言，市场化改革滞后，体制方面的差距更大，因此要加快市场的开放，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统筹规划.顺利完成市场开放带来的结构性调整.通过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使本国投资环境更具竞争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摇要同时满足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要求.加人WTO愈味着中国更深人地融人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经济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全面提升体制的竞争力，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全面推动政府行政管理变得更迫切。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

(一)转变政府的行政管理理念。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原则发起的，反映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理念上，就是服务的意识.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模式，创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行政管理机制。在传统体制下，我国政府始终以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身份直接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现在部分政府官员还未完全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的意识，造成政府低效和腐败等问题.新世纪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应先从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开始，尽快实现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的转变，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理念，将政府切实转变成一个为公众、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发展公益事业的公共服务机构，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国民的公共需要.

(二)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深化政府行政机构改革，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我国传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所存在的低效、低能、腐败等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瓶颈。不改革传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与服务的效率，中国就很难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及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要精干、高效、廉洁，要从行政干顶、直接管理、徽观控制转变为法律主治、间接管理、宏观调控。

(三)规范、监管市场扶序，完善市场机制。以往，一国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大多是针对国内市场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范围扩展到全世界，政府行政管理也要有所改变。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的传播和扩张，培育并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是政府的主要任务。国际市场的竞争，本质上是各国市场机制是否有效的竞争.是市场环境是否完善的竞争，进而反映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性。部门林立、条块分割，政府又掌管资源配t权力，使得市场的基础作用很难发挥，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就是要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大力整治、规范、监管市场秩序，完替市场机制，保证国内市场的统一与完整，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

(四)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便于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而利用的前提是要创造与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上应当从对资源配t的直接干预转向使市场起作用，通过市场力t提高资源配工的效率，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增强本国经济的竞争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政府进一步放弃对微观经济生活的干预权力，因此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减少对徽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五)加快法治化进程，完善法律法挽体系.WTO要求其成员国按照WTO规则修订其本国贸易法律与规定，凡违背WTO规则或者与加人WTO的承诺不相符的，都应进行修改和完善，国际组织的规则日益成为各国法律与政策的依据。中国加人WTO.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虽然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某些方面还不到位，执法效果住往不理想，要使市场经济在我国高效率地运行.迫切需要加快法治化进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篇9

［关键词］行为外部性；体制改革；政府失灵；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1-0052-02

1分析政府失灵的相关要素和机理

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自发运行必然会产生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而制定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时,自身行为也会产生新的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某一经济主体对另一经济主体产生的外部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将市场外部性的理论运用于政治领域和政府行为分析,逐渐形成了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政府行为外部性分两种：一种是正外部性,指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纠正或弥补了市场缺陷,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种是负外部性,指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产生了负作用(政府失灵),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干扰和阻滞,增加了社会成本。一般来说,这种负作用通常是政府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政府行为外部性主要发生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公共物品的自然属性比较单一,属于有机会享受到或依赖它的一切生命。如阳光、空气等。它的产生和消亡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靠市场机制生产和消费。公共物品的社会属性比较复杂,主要指国家机器、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民族精神、科学艺术、社会保障、社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维护同样需要成本,这种成本却无法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身上收回,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的外部性特征为“搭便车”,即不付费而享受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公共物品的消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的角度看,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不可能通过市场运作为社会供给无利可图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从行政的角度看,政府拥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所没有的公共资源和依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和手段。这种特殊的地位和性质,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与效果一般存在滞后性,现实时间、空间难以评判,这必然导致政府行为缺乏责任、缺乏约束和工作效率低下。

虽然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但政府及政府官员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必然有寻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和出于自利目的的各类活动,这决定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公共利益,而可能是政府或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是代表与实现公共利益的；另一方面,政府或政府官员还有着自己的利益。从政府的职责出发,政府必须根据公共需要而不是某些人或局部利益公平地供给公共物品,优先实现公共利益。但现实生活中当两种利益碰撞时,作为自利主体的政府,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会重点考虑本届政府的政绩和形象。甚至不惜动用政治垄断权力、行政强制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力,优先投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物品,不考虑项目在未来时间、空间产生的外部性。由政府及其官员的特殊利益结构所导致的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2把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几个理念

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第一次将人们对外部性的认识从经济领域引向政治领域；使人们注意到不仅市场行为能产生外部性,政府行为也能产生外部性。从研究市场失灵到关注政府失灵,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为探讨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的指导思想必须把握。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从一个几将崩溃的穷国,一跃成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也确实暴露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应对更加复杂的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议讲得非常明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建设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目的是加强和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改革的思维方式必须转变。一谈到行政体制改革,马上联想到“机构改革”,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机构是职能的载体,如果职能不转变,光是调整机构,很难达到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必须“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也就是说,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核心与关键。目的是促进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的转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切实把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放在优先的位置。把政务公开、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作为加强政府行政能力、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打造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政府公共服务,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的内容重点必须明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元主体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政府必须从那些不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管的事管住管好,不该管的要放开。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建立有限政府的理念,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变传统的单纯控制取向为服务取向,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注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几个误区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了多轮改革,虽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又要研究应对今后的发展问题,为确保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需要注意几个容易被误导的问题。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是弱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不是要弱化和淡化政府的管理职能,而是指不适应、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要弱化、淡化。相反,那些适应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还要强化,以前没有的要健全,以前弱了的要强起来,一弱、一强同等重要。若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就应当是小政府、弱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削弱政府职能,政府少管或不管最好,那是非常片面的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采取什么样的政府,政府的大小怎样,这要由该国的经济情况、国情特点、社会制度、历史沿革、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市场、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政府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坚强有力。以往改革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在需要保留、加强的职能得到明显强化的同时,需要弱化、淡化的职能一定要得到实际的调减,不能只注重增量的扩张,而忽略了存量的压缩。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观念问题,有实际问题,有思想认识问题,有既得利益问题,有自身动力问题,有组织领导问题,还有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国际等外部掣肘因素,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奢求一蹴而就。改革越是深化就越会触动以前深埋的矛盾,改得过快或过猛,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必须从思想认识入手,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使思想观念首先发生转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改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既有长远的谋划和长期的准备,也要不等不靠,成熟一步走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循序渐进,没有终点的常态化工作,当经济领域或社会发展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是只为了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是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和强化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受其影响所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对我国原有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当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优势与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时,会产生巨大的制度效用,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当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足相结合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灾难。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又要考虑能够抑制、控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被放大,把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动力机制放置在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之内,用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驾驭市场经济的走向和动力发挥,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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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郁芳，郑杰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J］学术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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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职能、投资体制、投资主体、资金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010-09

影响投资体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职能、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等等，其中政府职能尤为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等目标的确立，未来我国政府职能范围将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传统的经济建设职能将逐步淡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社会建设的职能将得到不断加强①。与之相应，投资体制应该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尽管投资体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投资体制领域的改革一直相对滞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投资体制涉及范围很广，但大致可以划分为投资主体、筹资结构、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等几个方面。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在对有关国家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政府职能及其他因素对投资体制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总结一些可资借鉴的规律。

一、投资主体结构的国际比较

投资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本文的投资，从宏观上讲，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等形成实物资本的行为和过程；从微观上讲，则是具有价值创造特征的直接投资行为。至于证券投资、理财等意义上的投资，其本质只是微观主体的一种财务安排。这种财务安排在宏观上可以看作是储蓄转换为投资的各种具体途径和机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资主体是指在上述投资活动中具备独立决策权、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的主体，包括各类法人或自然人。更确切地说，可以称为投资活动的决策主体①。

投资的决策主体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就两类投资决策主体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或结构）来讲，各国之间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中，企业作为投资决策主体所占的比重应越大，在整个投融资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而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其份额相对较小。上述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实际数据的支撑。有关企业和政府投资份额的数据很难直接获得，但是通过国民收入核算及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可以大体推算出政府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具体如下：（1）收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这三个数据；（2）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减去“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大体可以得出“政府投资占GDP比重”②；（3）将 “政府投资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便能大体推算出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③。

从表1可以看出，各国在投资的决策主体结构似乎并没有呈现前述局面。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点：（1）各国政府投资比重基本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无论是北欧及中欧（含德国）等民主社会国家，还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典型市场国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转型经济体，政府投资比重都处于较高水平，政府投资似乎与经济发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政府投资比重明显偏低。

上述现状出现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市场失灵领域和范围在不断扩大，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和主导的事务也日益增多，政府的边界也因此而不断拓展。政府投资领域和比重也随之增加；（2）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更为成熟和完善，其出现失灵和缺陷的领域也已逐步为政府和公共财政所覆盖，公共投资范围相对增大；（3）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与政府直接参与并不完全等同，强势的政府可以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但在统计上并不表现为政府投资；（4）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本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占GDP比重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要低（见表2），这样就愈发提高了发达经济体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①。此外，各国政府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也会存在一定差异。

尽管从表1的数据对比中得出的结果似乎与我们观念上的判断有所差异，但无论是典型市场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各国投资决策都是最为重要的主体。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投资的领域相对企业来说更为局限，大多集中于非市场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科学技术、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①。另一方面，既便是对这些领域的参与，政府也会引入私人企业、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此类领域投资的共同决策主体。

二、资金来源结构的国际比较

投资的资金来源包括财政资金、银行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三种基本渠道。各国的资金来源结构受到投资主体结构、金融体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尽相同。

（一）财政资金相对规模的横向比较

各国财政投资资金相对规模既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来反映②。这样，结合表1、表2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整理出反映财政投资资金相对规模的表3。

表3反映的情况与前面表1有些类似，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普遍较低；（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由市场国家政府投资占GDP比重也处于较低水平；（3）北欧各国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的涉足范围较广，政府投资比重普遍较高；（4）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政府投资比重也处于较高水平；（5）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各国等转轨经济体政府投资相对规模存在较大差别，且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的横向比较

根据能够获取的数据，我们选择“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和“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①。有关数据整理如下表4。

根据表4所列数据，就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1）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而金融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又直接相关；（2）不同经济体制下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差别很大。对比前苏联东欧各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重较低可能与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实行“休克式疗法”有关；（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还受一国经济传统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对比法、德、意等欧洲大陆强国、东亚各国及美英等自由市场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场传统的国家其资本市场及直接融资相对规模要明显高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4）根据各国1992年以来在数据上显示的趋势，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将不断扩大。

（三）资金结构与政府职能

进一步分析各国在筹资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可以发现，一国资金来源相对结构的形成与其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

一是预算资金的相对规模和比重与政府职能范围直接相关。在第一部分分析主体结构特征时我们已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二是金融体系结构与政府干预程度也密切关联。政府对商业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强于对资本市场①。当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范围更为宽泛、更为直接时，从政府角度来讲，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更有利于职能的履行。从东南亚各国、法、德等政府主导和干预传统较强的经济体，以及政府职能更为广泛的北欧诸国来看，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通常远高于直接融资相对规模。而对比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英、加、澳等国，这些经济体中间接融资规模就没有绝对优势②。

三、投资调控和管理的国际比较

投资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投资管理确切地说属于政府的两项不同职能。前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社会管理者职责的具体体现；而后者则是政府相关部门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率而采取的各种具体的管理手段。几个具有代表性经济体的投资调控、投资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各国政府在投资调控、投资管理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同样与各国经济传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职能范围

政府职能可以说是一国投资调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决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对投资的调控属于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调控的目标、干预的方式、具体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则由政府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在投资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决于政府投资范围，而政府投资范围从根本上说也是由政府职能所决定，政府投资的范围越广，投资管理涉及的事务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会更丰富。

（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

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对投资调控和管理的影响主要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下，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范围会有所不同。通常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会采取赶超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下政府对于经济领域尤其是投资领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实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都是围绕实现既定发展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而且在具体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会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为 “市场的守夜人”，这样一来，政府职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对投资领域的介入也就比较间接。

（三）经济传统和经济结构

除了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以外，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一国经济传统和现实经济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传导到投资领域，就表现为各国调控目标、调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异。例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在全球无疑处于前列，但国家干预的传统使得日本与美英等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同样存在很大差别。另外一个典型就是法国。在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强国中，法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完全是另类。这主要是因为在法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据很重要的比重，而且在法国的经济传统中，自然垄断性行业应由国有企业经营。

四、政府职能等因素与投资体制的关系

（一）政府职能与投资体制形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还是投资的宏观调控及投资管理，都与一国政府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投资决策主体的结构。投资决策主体结构是由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相对比重决定的。政府职能范围较广的经济体，通过政府投资来完成和实现的职能通常也更多，最终反映为政府投资比重的提高。

其次，政府职能影响政府投资范围的同时也影响了财政预算中用于投资方面的支出规模。而投资资金结构恰恰是由财政预算资金、直接融资资金、间接融资资金等构成的。此外，政府为实现特定职能还可以通过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如各国的政策性银行，其融资性质属于间接融资，但其融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政府安排、服务于政府特定职能的实现。

此外，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更是与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

（二）影响投资体制的其他因素

除了政府职能外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采取发展模式、奉行的发展原则、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结构等等。上述因素中，有的也是政府职能范围的决定因素，并通过对政府职能范围的影响来进一步影响投资体制的形成。

当然，有些因素本身对投资体制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如现行经济结构。一方面，现行经济结构直接影响政府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的方式和具体手段。当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时，投资调控会偏重于计划等直接调控的方式和手段，在投资管理方面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控制；而当经济结构中私人企业占绝对主导时，投资调控则主要依靠各种间接调控方式和手段，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上也通常会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国的经济结构往往也会对政府职能范围产生影响。例如，当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失衡时，政府便可能将实施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纳入其职能范围，并因此对整个投资体制产生影响。

（三）投资体制相关因素间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经济体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秉承的经济传统、采取的发展模式、现行的经济结构以及政府职能范围都是投资体制形成的影响因素，但其作用机制又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着投资体制的每个方面；（2）发展阶段、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对政府职能范围的确定有着直接影响，并进而间接影响投资体制的形成；（3）发展阶段、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主要是发展阶段和经济传统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现行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4）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对于投资体制的不同方面也有着直接影响；（5）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结构、资金来源结构和投资的调控管理直接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例如，投资决策主体的结构能够影响预算资金在资金结构中的比重，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发达程度也会对投资中介机构、融资机构的组成结构产生影响。

投资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现行的经济结构都会发生变化，未来选择的发展模式也会有所调整。这样，上述因素在长期动态中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链条，如下图1所示。

五、未来投资体制演变趋势分析

根据前面对投资体制各方面的横向比较及投资体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投资体制的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参与投资的领域将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事务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这一趋势是由政府职能范围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将得到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率优势也将不断显现。政府职能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并致力于市场缺失和失灵的公共事务领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领域，市场机制也将被逐步引入到投资项目的具体运作中。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对其投资项目通常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引入市场机制意味着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资的宏观调控方面将主要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间接调控重在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调控方式，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

（四）在投资的融资结构中，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不断提高，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依托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变化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变化，而未来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和传统商业银行的日渐式微基本是大势所趋。

（五）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则可能呈倒U形变化。这是因为，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及其投资范围。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范围可能出现缩小和扩大两种趋势。一方面随着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政府职能范围将不断缩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分工的不断细化将产生许多新的公共事务，从而拓宽了政府职能及政府投资的范围。

（六）投资中介机构在投资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项目涉及到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客观上需要由一些专门的机构独立出来承担一些投资服务的功能。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完善，也为这些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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