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根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根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多角度定位；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调整对象

回顾1979年以来经济法学的研究，从粗浅的法律法规注释，到与民商法的“地盘之争”，再到系统性研究的产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无数经济法学者孜孜以求建立经济法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摆脱错误的、不合时代的理论束缚，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突破传统法学体系，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其中关于如何对经济法做出科学定位成为新创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瓶颈”。

一、调整对象定位说的悖谬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的基础就是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经由前苏联法学界奠定的调整对象定位说。[1]该学说认为，凡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这每一类现行的法律规范，在法学上称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该理论可以推知，每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必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于是调整对象就成为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基于该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长达十几年的“地盘”之争。我们不禁反思，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吗？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吗？

任何社会关系都有多层次的属性，不同属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就其基本功能来说，往往只满足某种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会关系多重属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综合满足。而且一种社会关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还会增加新的属性，就会有新的法律需求，导致新的法律部门产生。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个问题，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果有两种社会关系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而有机结合成一个系统或整体，是否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此，仅仅以调整对象来区分和定位法律部门在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既然调整对象定位说有其先天的悖谬，那对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有学者认为划分法的部门的主体标准是调整对象，但应辅之以调整方法；[2]有学者认为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形成法律部门还需要由法学家解释总结；[2]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现实的在各国立法体系中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前提有二：一是该国事实上国家已担负起经济调节职能，调节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因而以国家为一方主体而发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发达。二是该国法制，特别是经济法制比较健全，重视并实际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经济；[3]还有部分法学论著为了证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除了提到调整对象以外，还列举了经济法的主体、调整方法、外观程序的特殊性、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经济司法机关的建立作为依据。

综合上述观点，大部分学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的观点，但却仍囿于调整对象的抽象特征这一中心，或多或少受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影响。但是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立法的日益增多，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会更加具体，这就需要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础上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以便将法律部门划分得更科学、更合理。[4]

二、多角度定位的构建

对经济法的定位应视立法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笔者认为经济法定位的决定因素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其本身是客观的，具有独特属性；二是其与经济法的定位有内在相关性，即反映了经济法本质属性的一面。并由此提出对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的设想，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三个角度定“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之位。

（一）社会经济根源之定位

经济法的源起，皆在说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包括经济法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研究经济法的起源，就是要以社会的角度用经济的方法揭示经济法存在的理由，界定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边界，对经济法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准确定位。只有对整个经济法体系进行社会经济分析，揭示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才能发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调整方法、价值定位等特性问题，进而为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法的源起从现象上看有一条基本线索，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的垄断阶段后，战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摧残。为应对垄断所生的两大恶果，政府主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就是关于经济法源起的国家干预说。这一理论无疑反映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从理论上分析则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机制，但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它有其局限性。即市场调节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若条件不具备或发生变化，则市场缺陷立即显露，造成严重后果，即“市场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市场障碍，即在市场上存在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进入施展其作用；二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三是市场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3]在市场失灵并由此引起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调节。但随之而来的政府官员权力垄断、官僚体制、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盛行表明政府干预被理想化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存在不当运用权力的倾向和能力，政府干预还需要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巨额的成本），因此政府失灵随之产生。于是授权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干预经济并防范政府失灵的经济法应运而生。

总之，针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两大社会经济根源而生的经济法具有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民商法、行政法均不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代替不了经济法的调节作用。经济法在职能上是对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超越和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其一系列特殊属性的决定因素，是确定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实质依据。

（二）价值取向之定位

经济法固有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本位，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围绕社会公共性这一范畴，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是关注社会公平与经济民主两个价值。[5]社会公平应当涵盖竞争公平、分配公平、正当的差别待遇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社会公平架构中，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终是首要的和优先的原则，差别待遇仅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和深化。经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在经济法领域，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决策的公众参与，又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经济民主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将宏观决策构建在充分对话基础上；在微观层面，经济民主则体现为国家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利，促进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为什么经济法独特的价值取向能作为经济法定位的因素呢？

1、事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由事物的特性决定的，因此它是特定的，法的价值也是如此。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和理念而对法的价值进行利用，都必须以法所固有的基本价值为基础。因此，发挥和利用法的价值最合适的方法也具有客观性。经济法由于其客观价值特性决定，它的价值最适合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因此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其特性的客观相关性决定了价值取向作为经济法定位因素的可能。

2、经济法特殊的价值取向是由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按其在法体系中同其他部门法在调整任务上的分工，它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进入现代社会，凡法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适应着社会性要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现社会化趋向。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民法和行政法不能完全适应由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所反映的客观社会要求，经济法应运而生；社会公共性所内含的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益自经济法产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法的价值所在。总之，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本质属性并使经济法与其它法律部门在价值层面上截然区分，足以成为经济法多角度定位中有力的一翼。

（三）调整对象之定位

法律意义上的调整，渊源于前苏联的法学著作，它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进行影响。对于调整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调整是国家利用法律整顿现存的社会关系，使其纳入一定范围。[6]因此法律上的调整应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由此就引出了现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过程中一个基础的理论难题，即“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基本概念的澄清。纵观我国经济法学界诸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一基本概念区分的问题显然是重视不足的，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法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都有明确的涵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与法学中的概念不应混同。[7]经济学中的经济关系不是法学中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法律调整对象。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笔者考虑到此顿生一种是否陷入学究气的尴尬，但还是要把问题提出来。

再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有三种基本方式，即强制、参与、促导，这实际上就是国家调节的具体内涵。由此形成了调整对象以及经济法体系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强制方式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及规范；通过参与方式来直接投资经营的关系和规范；通过促导方式来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关系和规范。[8]其中应当说明的是：首先，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最终定位在社会关系，符合法的调整对象的一般理论；第二，上述界定注意到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调整对象的关系协调，十分可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笔者认为以上界定切中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政府行为。经济法是与时俱进之法，中国的入世必然对经济法产生重大影响。入世的《中国议定书草案》的19个条文，全都是针对国家政府行为的，它表明，WTO规则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采取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经济法学必须顺应现代法学重心由“法即规则”转向“法即行为”的发展趋势，将政府经济行为确立为核心范畴，摒弃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倾向。[9]上述界定中对国家调节的分析正是围绕国家经济行为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

三、结语

经济法的定位就是对经济法的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的独立存在的理由，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但就“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旨在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以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为中心，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为两翼，从多角度对经济法定位，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史际春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A]经济法研究[C]（第一卷）。

[2]杨紫煊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刘金国、舒国滢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3。

[5]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法学研究，1999，（3）。

[6]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

[7]张传兵评中国经济法新诸论[J]法学理论，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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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根源 坚持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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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格拉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

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开始注意到经济事物存在着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认为，存在着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

他又指出危机是已发达的工商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并非可以完全抑制的。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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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后;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态又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剖析。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方面的无节制。我们应当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进行有节制地健康地引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以人文精神引导，推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篇5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成因；防范

1.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只是二者分离的一个集中反映。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2.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

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3.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篇6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 

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六）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也逐渐完备，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信用体系。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对政府信用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受文化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和社会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篇7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篇8

通说认为，物权法基本原则包括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公示公信原则。笔者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其作为物权法基本原则这一统一的整体，在确保物权法立法宗旨和社会功能的实现中的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内在一致上，体现在规定物权法符合经济要求中的各负其责、分工协作上。因而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脱离物权法的本质要求及“三大原则”的内涵和法理意义，而应从该三个基本原则的立法基础方面入手，分析三者在立法基础上的联系，从而从原理上把握其在整个物权法体系上的相互关系。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基础

物权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在于物权自身的本质特征和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物权是支配型财产权，它的种类、内容、变动等与他人、社会和国家都有直接关系，只有通过物权法定，才能使物权归属明确化，使物权变动公开化，从而既保障了物权人的利益，也保障了社会其他成员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使财产秩序透明化，从而保障交易的安全与便捷，有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一物一权原则的立法基础

一物一权原则以确保物权支配内容的实现为其存在基础。物权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为使这种对物的直接支配在事实上得以圆满实现，在法律上国家必须使其支配的客体的范围在客观上得以确定，并使其支配的外部范围明确化。一物一权使得物的权属确定明晰，简化了物权关系，抑制了纷争的发生，从法律上规范了对物的利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及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

三、公示公信原则的立法基础

物权是对世权，其变动涉及的范围大，不公示不足以明确物权的归属，不利于保护权利人。对那些不伴有外部表征的物权变动来说，若不公示，对利害关系人尤为不利，因此，物权变动的公示不仅涉及到物权人自身的安全，也是维护第三人利益的需要。而公信则赋予公示以法律效力，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得到保障，从而坚定了交易当事人对交易成功的信心，使交易安全得到保障，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客观上刺激了经济活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见，物权法“三大基本原则”在立法基础上是相通的，三者在立法上有共同的目的，都是要保障商品经济中财物的安全利用和交易安全、便捷。在此框架下，三者相互呼应，分工协作，共同保障物权法主要任务的实现。

物权法定原则使物权类型、内容明确化、法定化，从而规范了一物一权的内容及公示公信的内容、公示的方法，同时物权法定原则也为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在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如果物权的种类、内容没有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则一物一权、公示公信的权利内容会陷于不确定中，如此则一物一权之“权”者为何、公示公信之示“谁”信“谁”，都成为未定之数，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则实际成为空谈，物权关系即变得混乱无章。正是物权法定才使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在操作上成为可能；正是物权法定才使一物一权有了法律上的根源，使公示公信的内容趋于统一，使物权便于公示，并使公示公信的效力得到了保障。

一物一权原则保证了财物权属的明晰化，从根源上减少了纷争发生的可能，使物权法定的效力得以落实，同时确保了公示公信的可靠，并使物权便于公示，规范了财物使用、流转秩序。若一物上有若干相冲突的权利，或者一权及于数物，则物权法定之法定功能弱化，从而失去了其原本意义及效力，公示也会陷于不稳定中，遑论公信。

公示公信原则使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在财物流转中得以充分贯彻，使二者的效力、影响深及于财物流转中，使二者充分发挥其对商品经济活跃的交易行为的稳定作用。公示公信的内容即物权法定所“法定”的内容，并以一物一权为基础，确保了物权法定、一物一权效力的实现。由于公示公信往往体现在财物交易过程中，因而在交易中物权的公示公信使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始终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对物权法定、一物一权起到动态调节作用，使之不致在运行中背离其初衷。

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保障对财物的安全利用、安全交易，确保交易快速便捷，从而有效保障物权法功能的实现，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

[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

[3]梁彗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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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一、引言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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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告产业 研究综述 产业转型

关于我国广告产业的研究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逐渐形成热潮，至今仍然方兴未艾。之所以对广告产业的研究在现阶段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11年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告产业与国家经济的双向互动成为研究的重点。其次是因为国家政策对广告产业的转向，将广告产业列为“鼓励类”项目，这些激励性的政策制度的出台可以说是广告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度安排取向的重大转变。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广告产业在现阶段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故本文对近五年（2006-2011）来学者对我国广告产业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和述评，以期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关于发展的视角的提出是因为在纵观本阶段的学者的研究之后可以看出发展已成为研究广告产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对发展的视角笔者有如下理解：首先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次是突破广告学研究的“修辞”层面，突破对广告产业的自我关照，将广告产业的研究纳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基于此，笔者将本阶段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1、社会宏观领域中广告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研究。2、广告产业自系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

一、社会宏观领域中广告与社会经济文化之互动研究

近几年的广告产业研究中，有学者开始将广告产业的发展置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研究广告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广告与经济之互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11年中国的GDP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结构中最为活跃的变量因子之一——广告产业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结构的调整对广告产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作为信息服务产业的广告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也成了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有学者研究了产业结构转型与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关系，认为新型产业中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对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关键的影响，诸如中国制造以及随之崛起的大品牌观念、市场从大中城市向城镇及农村地区延伸等。①张金海则着重关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旨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及自主经济与自主品牌的建设，这些经济战略的安排为广告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高度正相关，广告产业通过引导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引擎”作用。②陈刚在《结构、制度、要素——对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解析》中指出经济结构的转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下农村市场的增量空间、城乡消费结构差异下农村市场的继承空间为广告主提供了机会。③

纵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学者开始关注到国家经济发展与广告产业的关系，但大体上未能脱离宏观经济对广告产业影响的单向研究，对广告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中的战略地位的研究仍较少。

2、广告产业与社会文化之互动

广告对社会文化经济的渗透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空间强大的符号认同系统和互动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超越广告产业的经济属性，转而研究广告产业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丁俊杰、王昕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与广告互动的新特征进行了总结。从国家层面来看，随着全球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由学习和追随到引领和超越的转变将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系统，根植于其上的广告也将经历调整。从经济层面上来看，现阶段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强调宏观调控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自身高度市场化的广告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广告发展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的错位很难完全避免。从产业层面来看，科技、新能源行业的广告主为广告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而政府对国家形象广告的重视赋予了广告更高的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使广告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升级。④

3、中国式语境下的广告产业

近几年的学者们对广告产业的研究也随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和产业实践的发展而有所转变，从模仿和学习走向创意和反思，更多地研究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广告产业的发展问题。

张金海回顾了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现实情境的制度安排的历史轨迹，认为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广告产业的制度取向开始发生由约束性制度为主导向激励性制度为主导的转变。但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机制同时也限制了广告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遵循市场主导原则，一方面又不断强化行政主导，其结果是不断发生着市场失灵，又不断发生着政府失灵。⑤

丁俊杰认为中国的广告观依托于大国经济、大国崛起和大国意识这三大核心动力。大国经济是中国广告产业持续稳步成长的坚实后盾；大国崛起所形成的聚合力和扩张性左右着中国广告产业的战略方向；大国意识催生的自豪感则不断增强着中国广告产学界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所以中国的广告观是承载着国家理想的。⑥

二、广告产业自系统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1、我国广告产业的现状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