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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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生产力；经济思想；分解作用

引言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前夕，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五百五十多年间，我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奴隶制度日趋崩溃瓦解，封建制度日趋形成并最终确立；思想文化上，各种学术流派纷纷登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经济上，奴隶制经济日益分崩离析，封建制经济逐渐壮大并最终取代奴隶制经济……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以社会经济的变革最为突出，也最为彻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渐形成并最终确立；在生产方式方面，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已日趋以农民和自耕农劳动为基础的封建制生产方式所取代；社会经济制度上，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正在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日益形成；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赋役制度亦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社会经济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原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铁家具的使用上。据《国语·齐语》记载，齐相管仲曾向齐桓公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1]126这里的恶金是指铁。另外，据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产生于春秋时代，其中包括铸造铁农具。如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及其陵园中，发掘出土了十多种春秋中期的铁锸、铁铲等农具，其质地十分精良，似为生铁铸造。到战国时代，铁农具已大大普及。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北及辽宁，南到广东，自至山东，西抵四川的辽阔地区，都有战国铁农具的出现，其中还有铁犁的出现。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是农业生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特别是铁犁的出现，更是我国农具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同时，牛耕的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又一重要表现。《国语·晋语九》记载：“夫范、中行氏……今其子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278，这是春秋时期使用牛耕的确凿记录。山西浑源出土的铜牺尊和侯马出土的残铁犁更加证明了当时的确存在牛耕。《管子·乘马》篇有“距国门以外，穷四境之内，丈夫二犁(指二头牛所拉之犁)，童五尺一犁”[2]17的记载。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就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力及其生产技术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况且，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巨大的进步：冶铁和铁器制造工艺水平不断提高，春秋晚期楚墓内出土的钢剑实物便是明证；纺织技术、采矿技术等也有巨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中的封建经济因素（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公田的私有化及私田的增加）日渐增强，最后超过了奴隶制经济因素，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变革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思想的极大活跃和经济思想的巨大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各种思想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当时，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各阶级、阶层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纷呈，各种社会思想交融、汇合。

同时，在这个时代，作为社会思想之一大方面的经济思想亦有了重大发展。当时出现的各个学术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和主张。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67的四民分业论，反应了当时人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工、商业的重视。各学派思想家都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案。法家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商君书·壹言》说：“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3]商鞅提倡重农以发展经济，使国富，使兵强。《韩非子·五蠹》篇也说：“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4]他们认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而重农则是富国的根本途径。法家在确立个体农民土地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以赏罚作为督劝人民生产的手段，开辟土地，垦荒聚粟以实仓府、蓄货积，从而达到富国的目的。儒家则反对法家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制民之产”“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勿夺其时”[5]58-67，以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和农时，再加强教育，以求得民富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均衡。道家则倡导“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自由发展社会经济。老子主张“无为”、“我无事则民自富”[6]。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动所引起的。然而经济思想的发展却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变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在秦国，秦国利用法家思想进行变法，从而使封建制经济及其生产方式在秦国得以确立，使社会经济的变革最终发展到了质变的程度。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最大变革。

篇2

关键词：雾霾；经济原因；社会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雾霾污染成为危害市民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

2013年以来，长沙雾霾频发，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据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9日期间环保部重点监测的74 个城市空气质量情况（“空气质量指数APP”），长沙空气质量为：207天优良，78天轻度污染，42天中度污染，35天重度污染，1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为43.0%（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数）。

长沙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级旅游城市，雾霾天数的增多不利于长沙生态城市的建设和社会整体形象的提升。因此，雾霾防治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长沙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分析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对于雾霾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雾霾形成的经济原因。

1.1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中国每创造1美元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每万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万元工业总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数倍。

这些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中国是燃煤大国、化工生产大国、钢铁生产大国，中国还是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这些都是以资源的高消耗换来的发展，导致如今很多工业城市的上空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2013年元旦过后，连续的雾霾天气不断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之长创造了历史之最。在环保部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有近半数为严重污染。而雾霾频发的地区，往往又是我国经济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严重的污染对中国式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出了警钟。

近年来，长沙经济飞跃式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长沙人均GDP逐年增加，2012 年长沙的人均GDP大概是1990年的52倍。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 399.91亿元，排名位于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沈阳之后，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七位。从发展速度看，长沙增速最快，潜力较大。2008年～2012年的5年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5%，高于其他城市。但长沙GDP的增长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尽管近几年单位GDP能耗在不断降低，但与国内发达城市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尽管长沙经济高速增长，但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标准判断，2012年长沙人均GDP为89 903元，按照2012年汇率1∶6.288计算，约合14 297美元，长沙正处于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的水平，未来的5～10年也将是长沙人均GDP快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必将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

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12年，长沙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为4.3∶56.1∶39.6，其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且是三次产业中比重最大的，长沙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因此，未来5～10年，长沙还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甚于农业、服务业。

城镇化水平是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长沙市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年来，长沙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由2002年的46.2%上升到2012年的69.4%。而人口城镇化中人口大规模向城市中心集聚，会加重城镇环境污染，土地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加大气污染，加重环境负担。目前，长沙城市化还处在中级阶段，5年后将进入黄金时期，如果城市大气污染控制状况得不到全面改善，将无法实现治理雾霾的目标。

1.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根据2001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9.7∶38.7∶51.6调整为2012年的4.3∶56.1∶39.6。产业结构排名由“三二一”转变为“二三一”发展格局。

长沙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4年的58.3%提升到2012年的61.5%，可见，第二产业是长沙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1.4 偏重于重工业的工业结构。

根据2005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05年～2012年的8年间，长沙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2.6%、35.6%、37.1%、41.6%、41.5%、44.4%、47.4%、47.7%，该比例呈现上升态势，表明长沙工业化正处在中期阶段，并呈现出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态势。

2012年工业总产值3 051.94亿元，同比增长15.7%，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7.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 309.62亿元，增长16.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市重工业实现增加值1 329.88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重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57.6%，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1%。

工业在提供原料和产品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因此，为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工业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5 不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能源结构。

表1显示，2005年~2010年间，长沙市经济发展迅速，GDP由2005年的1 520亿元提高到4 547亿元，翻了3倍，能源消耗总量由2005年的1 565万t标准煤提高到3 755万t标准煤，提高了2.4倍，说明能耗的增长幅度略低于经济的增长幅度，我们正在改变传统的“高能耗”生产方式。表1中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正好验证了这一推测。但是，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长沙的单位GDP能耗还比较高，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2011年，长沙市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石油石化等高耗能行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的74.97%，而全部工业增加值中，这行业只占22%左右。充分说明这高耗能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产业增值主要依靠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来实现，因此，控制高耗能行业能耗增长是当前节能降耗工作的紧迫任务。

由表2可以看出，煤炭、石油、电力是长沙市能源主要消费种类；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大，但呈下降趋势；电力消费仅次于煤炭，但呈上升趋势；石油消费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天然气消费所占比重最少，但略有下降。说明煤炭仍是长沙市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比重降低的同时，电力消耗和石油消耗比重呈上升趋势，部分煤炭资源被电力、石油资源所取代。天然气使用量偏低，今后要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

表3显示，长沙市三次产业中消耗能源最多的是第二产业，占总能耗的一半以上，2005~2010年，所占比例略有下降，但下降比例仅为1.13%；因此，工业企业是最大的耗能主体，能耗强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改变工业产业的生产方式是节能降耗的关键所在。此外，第三产业的能耗量占总能耗的30%左右，属于第二大耗能主体，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对节能降耗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雾霾形成的社会因素。

2.1 汽车尾气的排放。

由于目前我国在用汽车排放性能差、车辆维护保养技术差，加上机动车所用油品质量差，燃油中硫的含量高等原因，机动车尾气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占到PM2.5的1/4至1/3的比例。汽车在加速或减速时的汽车尾气排放量更多。据报道，1辆轿车1年排放的污染物比其自身的重量大3倍多。

截至2012年底，长沙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36万辆，平均6个人就拥有1台机动车，且仍在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将突破200万辆。

2.2 北方冬季烧煤（草）产生的废气。

每年进入秋收季节，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大面积秸秆焚烧，秸秆焚烧所产生的烟雾（CO2、CO、氮氧化物、苯等有害气体）输入长沙市，造成环境空气质量短时间恶化，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随着冬季来临，北方取暖开通，由北方输入性污染将加重。而长沙的不利气象条件将进一步加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程度和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将大大增加，污染特征将以灰霾（局部雾霾）为主，主要超标因子是PM2.5。

2.3 工业源的废气排放。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气成了大气污染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冶金、汽修喷漆、建材生产窑炉等燃烧排放的废气。根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长沙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2 405 157万标m3增加到2011年的10 219 789万标m3；工业粉尘的排放总量由1999年的为8.2万t增加到2010年的10.52万t，这种粗放式增长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2010年，工业是煤炭消费的主要领域，达到91.8%，煤炭燃烧主要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等等。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恰恰是雾霾的化学组成部分。

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材、冶金、石油炼化、火力发电、化工等占工业总比重达70%，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污染占长沙总污染的60%以上。由于环保控制不当，这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图2显示，长沙2001年～2011年的SO2和PM10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NO2的浓度略趋于稳定。另外，长沙周边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随着空气的流动，也将造成长沙大气的污染。

PM2.5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漂浮的距离远。长沙出现雾霾现象，也受周边地区如湘潭、株洲、岳阳、益阳的影响。当这些城市的PM2.5浓度比较高时，受风向的影响，气流经过这些地区后，长沙就会出现PM2.5浓度比较高的现象。因此，如果长沙周边地区不改变现状，那么长沙的空气质量整体上很难改变。

根据各市环境质量月报显示，2001年～2012年，长沙和周边城市监测的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但二氧化氮缓慢上升，上升的主因，是越来越多化石燃料被使用。据估算，燃烧1 t天然气，形成6.35 kg氮氧化物；燃烧1 t石油，形成9.1～12.3 kg；燃烧1 t煤，形成8～9 kg。

2.4 建筑工地和道路上产生的扬尘。

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增加了建筑扬尘、灰尘等悬浮物的沉积，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长沙城区内有1 500多个建筑工地，这些建筑工地产生的扬尘也是形成霾的原因之一。

扬尘是雾霾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扬尘不光是指工地扬尘，还来源于石化燃料燃烧，一般居民家庭燃烧等。

可吸入颗粒物是雾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而扬尘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分量。机动车尾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通过非机械作用产生的颗粒物均为细粒子，而这些细粒子沉降到道路、裸地、广场、屋顶、农田等下垫面后，还会通过次级扬尘过程再次被送入大气之中。进入深秋及冬季，由于气候干燥，二次扬尘污染将加重。

2.5 生活中产生的雾霾。

生活中形成霾的因素也很多，比如，烹饪油烟、烧烤和炉灶烟雾没有经过治理直排环境中；生活垃圾和城市园林绿化废物（落叶等）露天焚烧；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宗教和祭祀礼仪活动（焚香、焚化祭品）；为汽车、冰箱等喷涂油漆，家庭装修中使用黏合物等等，这些都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增加大气反应的活跃程度和大气氧化性，生成更多的二次颗粒物；而挥发性有机物本身也会形成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

3 结语。

大规模“雾霾”天气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它与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工业不合理的发展、不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模式息息相关。因此，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形成雾霾污染的关键性诱因，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减少雾霾、改善空气质量将更加困难。

参考文献：

[1] 钱诚，李跃森“。 雾霾经济”研究[J].现代商业，2013，（12）：272.

[2] 韩文科，朱松丽，高翔，等。从大面积雾霾看改善城市能源环境的紧迫性[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4）：27-29.

[3] 胡名威。雾霾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1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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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治疗；集体心理治疗 ；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功能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的常见疾病，具有病程迁延、反复发作等特点；是一种慢性疾病，在慢性阶段往往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人格改变，淡漠退缩，生活自理能力减弱，社会适应不良。药物治疗虽取得长足进步，但对精神功能的全面康复是有限的。促进患者完全康复，减少或杜绝复发，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是治疗的重点[1]。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以来，对精神疾病的治疗除了选用抗精神病药物以外，音乐治疗、心理治疗等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辅助治疗已被临床广泛接受，特别对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更适用。

本研究旨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慢性精神分裂症进行系统的治疗，探讨其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整体康复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2年12月～2013年5月在本院住院，符合CCMD-3关于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286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其中的143例进行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研究组），另143例为对照组，给予一般的工娱治疗。入组标准：①入组病例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病程>5年，住院2次以上；②年龄27～64岁；③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④排除躯体及脑器质性疾病，无酒精及药物依赖。⑤知情同意。入组病例的临床特征为急性症状控制，病情稳定，精神症状以阴性为主，现实检验能力较好，BPRS0.05）。

1.2 方法

1.2.1 药物 研究组和对照组在观察期内精神科药物不变。对照组进行常规的精神科治疗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合并辅以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

1.2.2 音乐 音乐治疗采取主动音乐治疗、被动音乐治疗等不同形式。治疗时间1h/d，5d/w，1个月为1疗程，共6个疗程。主动音乐治疗方法鼓励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提高患者的主动性，让患者增强自信心等；被动音乐治疗中，让患者听一些具有轻松、活泼、欢快、节奏感强的乐曲或歌曲，如民乐、轻音乐、世界名曲等。参与式可多种多样，让患者通过歌唱、舞蹈、演奏等活动来调节情绪以及使行为得到改善，充分激发和调动患者潜在的能力。

1.2.2 集体心理治疗方法 内容和步骤：①相识与认识，通过互相认识，形成团体；了解幻觉妄想等常见精神症状，促进自知力的恢复；②你问我答，针对患者关心的疾病知识进行宣教，让其了解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强调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增强依从性；③情绪风向，让患者宣泄情绪，了解和辨别情绪，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情绪，懂得在何种情况下向何人求助，学习情绪的调节方法；④沟通：知道沟通需要理解信任别人，体会沟通中语言的重要性；学习聆听与表达，认识到沟通对疾病的恢复及生活工作的重要性；⑤了解自我：知道角色的多重性，接受患者的角色，接纳自我，调整自我，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知道疾病的恢复及上学、工作需要合作；知道如何与医生、家人的合作治疗；⑥发现和发掘自身的优点增强自信心，通过学习励志任务让患者更有信心主动参与治疗，主动照顾好自己，主动为回归社会做努力。最后通过分享团体的收获，处理分离情绪，强调重点，结束心理治疗。

1.3疗效评定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护士用住院患者观察量表（NOSIE）进行评定。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护士进行量表的评定，其一致性检验Kappa值达0.86以上。于入组时和第6个月末，进行量表评定。全部病例均完成6个月治疗观察。

1.3 统计处理 所有资料数据在SPSS 16.0统计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t检验等方法进行分析。

2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PANSS、ADL、SDSS、NOSIE评分比较，见表1。入组时两组间PANSS、ADL、SDSS、NOSIE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经过为期6个月的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治疗，研究组的各种量表评分在第6个月末均优于对照组（P

由表1显示，经半年的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两组PANSS、ADL、SDSS、NOSIE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以研究组优于对照组；研究组PANSS、ADL、SDSS、NOSIE治疗前后评分的差值大于对照组的前后差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音乐治疗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对下丘脑、脑干网状结构及边缘系统等产生影响，音乐治疗还能调节大脑左右半球，因此音乐治疗能改善大脑皮层的功能和患者的情绪，有利于患者精神康复[2，3]。

精神分裂症是患病率较高的慢性难治性疾病，也是造成精神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病因尚未阐明，起病与病前个性特征及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程较长，因各种原因需长期住院[4]，虽然患者的精神症状基本消失，对自身的现实状况及周围环境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分析能力[5]。但因生活于封闭的环境中，在许多方面如社会能力、社会兴趣、个人卫生、自理能力等都存在着严重缺陷，表现为淡漠退缩等阴性症状加重，原有的社会功能丧失，生活质量日益下降。因此，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生活质量已经引起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精神病患者的衰退而开展康复治疗意义很大。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控制绝大多数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但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功能缺损、精神残疾等症状无明显的效果。单纯的工娱治疗，对患者的全面康复仍是有限的[6，7]。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重视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音乐通过物理和生理的作用对大脑边缘系统和脑干结构等产生直接影响[8]，欢快的音乐旋律能刺激思维、振奋精神，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增强，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大脑皮层的功能，患者的应急能力得到提高，原有的健康能力得以发挥[9]。集体心理治疗可打破了被动的社会隔离状态，帮助患者树立了信心，获得了自我护理和自我管理能力，产生愉，转移对病态体验的注意力，从而使精神症状减轻[10]。

本研究结果表明，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后患者的社会功能缺陷程度明显降低。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后6个月各量表评分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说明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能有效地减轻患者的心理障碍，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对其回归社会将有积极意义，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康复措施，值得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玉美.音乐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治疗前，后的心理效应[J].中华临床医学研究杂志，2007，13（8）：2315.

[2] 李明真，王合营，李遵清，等.音乐体育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辅助治疗效果[J].现代护理，2005，11（20）：1677.

[3] 王秋燕，王以云，孙建，等.音乐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辅助治疗作用[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9）：810.

[4] 胡军， 李小静， 李丹. 慢性分裂症患者院内综合康复措施干预前后MMPI 测查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4）：463-464

[5] 方文莉，陶华，季卫东，等.认知行为干预对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疗效评估[J].上海精神医学，2010，22（1）：26-29

[6] 沈峰，杨彦春，邓红，等.心理社会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情的影响的对照研究[J].精神医学杂志，2008， 21（3）：161-164

[7] 张杏连，许建雄，谢建文，等.集体心理治疗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1，21（1）：30-32

[8] 李玉琴，张玉美，刘桂兰，等.音乐治疗在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中的作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3，13（6）：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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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首先就要确定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明确了研究对象之后，才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性质提出相应的措施，使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具客观性和规律性。通过统计学的发展历程可知，统计学起源于人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开始的，并且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之下，才形成了当今的社会统计学。在社会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使得当今的社会经济越来越规范。社会经济数量的研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总体的数量，并且通过在这些方面研究，使当今的社会经济在规模、速度、效益等等方面都在不断的提升。

2、社会经济统计研究的方法

社会经济统计学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有:实验设计、大量观察、统计描绘以及统计推测等方法，各个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优点。

2．1实验设计即对实验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设计，使得统计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符合统计分析的具体要求，从而得出权威的统计结论。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较为常用的方法，其广泛的适用用工程技术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数据收集。

2．2大量观察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所独有的统计方法，即通过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足够多的或者全部观察以获取有用信息的方法。社会经济研究对象受着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在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总体中，部分个体可能往往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选择偶然因素进行观察，其结论很难表示总体的其他特征，只用应用大量观察法对其进行汇总处理，才可以使得偶然因素的影响降到最小，其意义在于可以使得研究对象总体和个体数量偏差互相的抵消。

2．3统计描述即对统计分析或者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归类、登记以反映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具体指标，并对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单独抽取出来，应用表格、函数的方式将其表示出来。统计描述是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前提及基础，其对统计环节的推断、咨询、决策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其功能是将社会经济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它可以应用归纳整理将散乱的原始资料合并处理，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

2．4统计推断即在研究社会经济学的总体间的关系时，其范围一般都很大，甚至是无限的，这就导致只能在客观层面对观察的部分进行分析及整理。在一定的条件下，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对其总体特征进行估测和预计的方法为统计推断法。

3、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对象统计工作的流程

一般意义来讲，较为完整的统计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设计、调查、整理、分析阶段。一般意义来讲，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统计工作阶段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不是绝对的，实际的工作环节可以将其结合以简化繁琐的步骤。(1)统计设计即依据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及研究的具体目的，对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统计设计环节为统计工作的首要阶段，有着很强的重要性，因为缺少科学的统计设计，很难达到社会经济学统计的预期目的，为此在其统计环节展开之前，需进行统计设计工作。(2)统计调查即按照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设计内容、指标体系的具体要求，有规律的对社会经济学统计原始资料进行调查收集工作环节，统计调查是社会经济学定量认识的阶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需要大量科学严谨的数据，管理层需要用其开展决策及管理工作。调查的统计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权威性，当下其调查方法主要有抽查、普查、问卷调查、统计报表调查等等。(3)统计整理即在明确社会经济学统计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对统计调查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汇总，使得资料的更加具有权威性、说服力，这一工作环节的工作原理就是为了解释资料的整体特点而进行的统计分析整理，在统计整理工作过程中，其与统计设计、统计调查有着一定的关系，社会经济统计整理是定量的认识工作(4)统计分析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最后工作阶段，其是在统计整理的前提下，按照社会经济统计的任务和目的，应用科学的分析方式，对统计整理出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

4、结束语

篇5

（一）在划分标准等级和选取指标时对外部环境具有的影响采取轻视的态度调整和修改评价指标必须满足时展的需要。但是在评价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所选择的指标变化较小，影响着评价指标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因为公路建设需要跨越很长时间，很多指标也具有较大变动，所以选择稳定性差的指标会出现评价结果和实际情况具有差异的现象。在确立项目阶段过分依赖标准会造成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结果低于制定标准的情况。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结束语

篇6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职业；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中可能S着年龄的差异而出现分化，在年龄的临界点之前，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表现出发散效应，而超过该临界年龄后将表现逐步收敛的现象[1]。但该结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会环境，因此会存在不同的健康影响程度和影响模式[2]。那么，对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水平是否随之相应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时家境贫穷的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取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反而出现职业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较长，直接导致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强，进而容易患上抑郁症、心脏病等，对人们的健康水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地位二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较强的作用关系，较强社会地位的人们可以带来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收益，导致社会差距的拉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进一步导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进入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财富，获取较好的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这两者的作用机制还相对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健康也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影响的衡量指标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声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累积效应[4]，长期的具有较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相对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认为这种累积效应在青年阶段则不太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出来[6]。相关结论也得到李建新等学者的认同，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既表现出“收敛”效应也存在“发散”效应，该作用效果具有长期性，贯穿不同年龄阶段。此外，王甫勤认为人们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带来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也会对个人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8]。

收入差距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健康水平差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健康水平差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0]。国内对收入差距和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结论。Li和Zhu认为基尼系数和自评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使得自评健康变差，当收入差距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自评健康将有变好的趋势[11]。而关于该影响机制，封进和余央央认为是公共医疗的供给不平衡导致的结果[21]，而齐良书则认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业的差异带来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综上所述，目前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差距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相对主观，客观性较差且缺乏可对比性。

2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年间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05个县（区）、416个行政村居，可用样本个数为16923，样本代表性较强。其中，成人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健康状况有详细的调查，本文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成人问卷中的问题P201“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结果重新进行自评。

22主要变量说明

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目前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职业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砗饬俊8弥甘最早是由布劳和邓肯通过对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然后根据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和赋值，对其收入和教育水平与相应权重的乘积来计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人的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13]。本文以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以及本人现在的职业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在样本分析中通过STATA程序将问卷数据中本人现在的职业及其父亲的职业ISCO-88代码转换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标为取值16～90的连续型变量。

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具体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本文借鉴申云等的测量方式，通过同一区县或村居内居民的收入/支出来测算不同层面的基尼系数[14]。由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造成人们心理健康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礼金来往”来体现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量，礼金来往主要包括家庭当年送出或收到的礼金或礼物（以人民币计价）。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对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还加入了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作为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3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father代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基尼系数的交叉乘积项，用于反映交互项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乘积，反映这二者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表2为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结果。第二列中以自评健康1为因变量的O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对健康有积极的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列以自评健康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两个衡量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归模型结果都表明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都会产生积极的显著影响。

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来看，二者都对自评健康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从二者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二者系数都比基尼系数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较小，说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都会对个人健康产生负向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会导致人们心理的不健康程度会增大，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数每扩大1个标准差，个人自评健康的概率将下降168%。

然而，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之间也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个人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而健康水平也会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影响其收入、职业、教育等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为了降低这种潜在的内生性对结果导致的偏误，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进入自评健康2的决定因素有表2中的显著影响变量个人社会地位、年龄、职业收入、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进入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为自评健康2、大学学历、党员身份等。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变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

32加入时间趋势的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程度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测度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为对照的基年，本文设置了2012年数据的虚拟变量year2012，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状况；statusicj代表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个人社会地位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主要反映2012年相对2010年人们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趋势。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首先，本文通过极大似然法（MLE）来估计线性Probit模型（LMP），并对其进行考虑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处理，分别对CFPS2010、CFPS2012和两年混合数据进行回归。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同时有利于通过更换样本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城乡间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本文把样本户籍地域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分别对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单年数据还是混合数据，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比较稳健。从交互项的系数来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显著），而在2012年的农村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显著）。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居民社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这可能的原因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往往相对较弱，农民社会地位提升更多是通过收入来体现，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农民的自评健康状况。

33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主观自评健康水平误差对前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方法仍然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虑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从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实证结果来看，基尼系数对自评健康水平2在1%的显著水平还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2010到2012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不利于个人健康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自评健康水平，且相应系数绝对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进一步表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自评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两年和三年的混合数据回归系数仍显示为正，表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确实能够减缓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乘积的交互项，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1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4732（1%的水平显著），而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则为04225（1%的水平显著），说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在2011年和2012年都显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237（1%的水平显著）。意味着相对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间依次显著降低了。这也进一步说明父代的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健康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虽然影响在逐年降低，也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趋于逐步上升的趋势，阶层的固化现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迹象。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CFPS数据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差距对居民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扩大1个标准差，其对居民个人自评健康负面影响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而且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缓冲作用也更大。

综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会造成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我国民众在追求更高的收入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政治和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水平。而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获得性以及提高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成为民众获取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策层面，主要蕴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不断完善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特别是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提高低收入贫困群体的收入，从而不断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的培训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企业对社会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训补贴力度，从而间接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冲击。三是逐步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分配和规范，防止优质医疗资源流向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高的民众，降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健康水平在城乡内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参考文献：

[1]Ross C E，Chia-Ling Wu.Education Age and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in Health[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6，

37 （1）：165-178.

[2]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 CFPS 2012 年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4（5）：42-50.

[3]金烨，李宏彬，吴斌珍.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J].经济学季刊，2011（3）：887-912.

[4]Bartley，Mel.Health Inequality：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Concepts and Method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 well Publishing Ltd，2004116-117.

[5]Pickett，Kate， Richard G Wilkinson.Health and Inequality[M].London： Rout ledge，200951-52.

[6]Lowry，Deborahand，Yu Xie. Socio 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 Ages？[M]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66-68.

[7]王甫勤.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J].社会，2012（2）：125-413.

[8]徐淑一，王宁宁.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J].统计研究，2015（3）：62-68.

[9]Subramanian S V， I Kawchi.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J] . Epidemiology Review，2004（26）：78-91.

[10]Mellor J M， J Milyo.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2，37（3）： 510-539.

[11]Li H B，Y Zhu.Income，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34）：668-693.

[12]封M，余央央.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J].经济研究，2007（1）：79-88.

篇7

（一）分析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产生时间，可知实体经济在金融经济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金融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发展的背景。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经济的实物会随着实体经济实物的增加而增加，金融经济的发展会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实物的增加对金融经济的资产比例不一定有促进作用。

（二）随着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金融经济的发展日益迅速，并逐渐摆脱了实体经济对它的制约和影响，出现了分离现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盛行，金融经济的发展空间日益加大，类型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资产比例不断提高。

（三）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受制度因素的影响，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日益明显。

（四）资本结构的变化。资本结构的变化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它也是这两者分离产生的结果。

（五）与金融相关的制度的接触，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一定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和危害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了一些新的特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失衡。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和危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一)实体经济受挤压

金融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其地位日益提高，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挤压，生存空间逐渐减小。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出现恶化。

(二)兼并现象的出现

兼并现象在很多金融企业出现，这使得经济体高度集中。企业兼并的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在不断扩大，并且不需要承担破产风险，就算破产，政府也会对其进行资助，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金融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很低。

(三)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调

由于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出。金融经济中投机现象很多，投机行为严重，致使金融经济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现象，这种繁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整个经济的发展出现失衡。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根源及防范

(一)技术和制度的影响

技术和制度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具有重大影响，是两者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技术层面来说，由于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促使了金融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比例升高。从制度层面来讲，金融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带来了投机、非理性投资行为和跟风行为的出现，这些情况均受制度的影响。

(二)金融资金比例的扩大

实体经济的发展应优先于金融经济，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发展的基础。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它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外汇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于金融经济，其增长速度较慢。长时间下去，随着金融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金融经济一旦出现集中现象，对社会经济将造成重大影响。

(三)管制因素的影响

管制因素是根本原因，它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相分离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缺乏管制，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大，交易量增多。由于管制的弱化，金融机构的运行越来越自由，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由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以上我们所分析的三个点是造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最主要的方面。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应处理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采取的措施应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篇8

【关键词】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知识与社会自主意识

一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

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不论是西方的精英论、泛化论还是中国大众普遍承认的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准的划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必须是掌握并运用一定文化知识并以此为生存基础的人，因此知识文化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知识本身的状况、掌权者对它的态度倾向及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因此，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区别于农民社会经济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城市的聚集效应。

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也必将卷入这场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社会将出现两次科技革命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不管是复杂社会发展本身，还是这一转型的结果，知识分子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权威影响等方面将更加明显，即社会更加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相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关系的变化决定着知识分子整体性向上社会经济流动。

在知识分子整体上升流动的同时，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换。这一中心地位位移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变化。

二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制度性渠道：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

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状况的视角分析，正是教育机制使社会成员拥有知识和技术，这是社会成员改变其先赋地位的基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技术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途径”，而技术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在当今学历社会的中国，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学历程度事实上成为个体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依据，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如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主要受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影响。而在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中轴”的发展趋势下，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层次、收入、声望成正相关的趋势日益明显。教育是实现社会经济流动（垂直流动）的主要机制，而社会成员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教育程度也构成了社会分化的基础，这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内部分化的基础。

三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微观动力

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流动不仅仅是社会整体变迁和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只是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相对农民社会经济流动为求生存的被动性，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在整体结构性向上流动的同时，在职业提升机制提供流动可能性途径的基础上，其社会经济流动更多的是在自我意识指导下的社会选择。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市场已经渗入社会的核心层，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知识分子个体面对社会现代化产生的个人发展途径多元化，在价值选择过程中首先出现了大规模的分化，这种分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与社会体制关系中的分化：或选择“下海”经商，或依旧留在社会体制内，或选择游离于社会主流体制和经济市场之外。

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文化体系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国家统一控制调配知识分子的流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被纳入主流文化体制，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无法生存。因此当国家统一控制体系逐步松弛，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便获得社会制度的夹缝自由空间，从国家中心体制自主流出而成为反体制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文化批评的边缘，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提供一些以后会传播到大众和公共决策者那里的重要的批判性观念，并且可能帮助确定标准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较少受到制度的压力，比起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较少受到正规要求和日常事务，因而具有较多的可变性。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位，使他们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更自由地摆脱服从传统的压力。但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如此迅速，使刚获得夹缝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接踵而来的专业化、制度化分工产生的夹缝空间的不断缩小。在社会文化生活逐渐科层化的当代中国，专业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普遍知识分子而成为社会文化的话语霸权，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由于缺乏那种社会大部分领域越来越需要的专门知识，而隐藏着一种对“技术性失业的内心焦虑”。他们通常靠出书、写书评等获取不固定的有限收入。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夹缝一起恶化，使他们在仍然处于文化批评边缘的同时，难以抵制制度带来的稳定性诱惑。于是，刚脱离主体制度的自由职业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巨变，其中一部分又重新流动到学院体制、行政体制、大众媒体等其它机构，或者直接流动至自由市场中。他们在被社会成功制度化的同时，可能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而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相对“优秀人才”成为社会各部门竞争的主要对象。面对这种社会背景，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具体主要表现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从国家控制体制向自由市场流动，从低收入地区部门向高收入和更多发展机会的方向流动。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种社会行动，更多的是在自我价值观的指导下，衡量人生追求、职业生涯发展、工作满足感、工作发展机会、家庭生活、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量等方面后所做的社会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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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原则 经济法 理论体系

一般而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明确表示在法典之中的,但是源于经济法没有制定法典,因此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始终以学理的形式存在,并且这些关于基本原则的学理研究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重要标志,如果缺乏统一的原则认识,既不利于发经济法具体条款的颁布和实施,同时也不利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建设的完善。由此,明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始终贯穿经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是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同是也是经济法精神价值的主观反映。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现的是经济法的本质和宗旨所在,而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和社会市场,将所有的经济资源合理分配,以营造出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目的,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体现的是经济法最基本的本质所在,同时包含了经济法最基本的三个原则,也就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能够始终贯穿整个经济法理论体系,在每个经济法的法域中都可以适用,而在不同的法域中,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侧重也都有不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侧重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原则中的主体中包括国家, 因此也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适度干预,既体现了责任和权力之间的统一,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原则。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平衡和谐,不仅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词,同时也要贯穿经济法的始终,这一原则突出反映出对市场规制的一种要求,也包含了某些学者所提出的维护公平竞争和平衡协调原则。无论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还是营造和谐社会经济环境原则,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一原则的前提和保证,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是也是经济法本质的体现。

二、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1.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如何评价分配经济资源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认知。早期的封建社会,认为将社会资源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来实现经济资源的不同分配是最为合理的,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必然认识。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经济资源的分配的提出标准则是按照各自的资本来分配,从考虑社会地位到考虑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这种对于经济资源分配合理性的标准无疑是个极大的进步,但是按资本分配也存在相应的弊端。按资本分配一方面会带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产生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带来频繁的经济危机,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空想社会主义中按需分配的理论构想,由于完全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根本无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

2.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政治经济学将国家职能划分为维护阶级统治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维护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职能中的首要职能。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在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则显得更加突出。各国在实施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时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里提到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中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权益,阻碍了该行业通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法则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3.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联合国的会议报告上,目的就在于维护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反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的理论升华,不仅突出了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并且也体现了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将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法的理论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经济法理论认为法不只是巩固保护已有的权益,它也要开辟未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价值取向实现的需要。所以,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原则和经济法理论充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实践要求。

综上所述,经济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确定,是从对经济法理论的宗旨和本质中分析得出的,从不同的侧重点上都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立法精神。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所想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和谐发展,体现的是经济秩序和民主的统一要求。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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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族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特殊类型，兼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决定了地方民族院校与其它高校在服务面向、发展定位上的差异，也显现出地方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作为新建的地方民族本科学院，如何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地方民族院校的特殊性

地方民族院校数量不多，学校规模一般不大，但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族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比其他高等学校更为特殊。这些特殊性归纳起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复杂的地理区位

民族地区大多处于高原、山区，自然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在地理区位上与发达地区相比不占优势，设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大多远离中心城市，有的甚至在乡镇，交通不便，信息不够畅通，经济基础薄弱，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导致地方民族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实际问题。

第一，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困难。建设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是办好高等教育的关键。虽然各高校都在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但地方民族院校“培养一批走一批”的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和稳定尤为困难。

第二，生源量少质弱。地方民族院校所在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基础教育薄弱，学生总量少，有的地区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人数不及发达地区一个中等县。地方民族院校所在民族地区没有数量足够的优质生源，虽然地方民族院校也在非民族地区招生，但由于自然条件艰苦和认识上的差异，实际报到的新生一般会比招生数少。

第三，学校办社会的问题突出。学校是办教育的，但地方民族院校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城市化进程滞后，学校缺少可以依托的城市和相应的社会功能，面临着既要办教育、又要办社会的现实问题。办学是本份，办社会则是为了办学而不得不解决师生的生活问题，以弥补城市和社会功能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济和企业的支撑，学生的实践教学、就业等也受到制约。

（二）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每一所地方民族院校所在地都有其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是“人无我有”的特殊资源，是地方民

族院校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也是地方民族院校开展文化建设、文化教育活动的潜在优势。

（三）发育滞后的社会经济环境

高等学校办学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地方民族院校的投入应该是国家投入和当地投入的“双轨制”，但目前地方民族院校缺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这里的支撑不足包括三方面：一是对高校的投入十分有限；二是缺少产业支撑，制约了高校的专业发展；三是缺乏面向社会的专业实践教学平台。高校的发展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也依赖于地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化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导致地方民族院校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撑——特别是一些以“输入性”财政为主的民族地区。

二、地方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地位与作用

地方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是地方民族院校的神圣使命。但实践中，地方民族院校的地位和作用往往受到功利方面的影响而被淡化。人们对地方民族院校服务地方的认识不到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地方民族院校服务当地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存在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的作用是指院校招收了多少民族地区的学生、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多少人才，这是统计数据可以反映出来的，是看得见的。隐性的作用是间接的，如招收非民族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服务于民族地区；学校参与地方科技研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引领民族地方文明进步等，这些功能需要经过一定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而容易被忽视。地方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经济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地方民族院校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与课程设置不能满足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地方民族院校的办学功能与特色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从专业设置上看，地方民族院校的专业设置除民族语言类专业外，大多以长线专业为主，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以教师教育为主，理、工、农、医等专业相对薄弱，多数地方民族院校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多数地方民族院校在举办之初囿于经济投入的制约，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当地中小学教师资源的紧缺，选择了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人文社科类专业。再从基础教育来看，由于中小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学校物理、化学、生物师资及实验条件的不足，学校、家长、学生都偏向学习文科，理科学生少，地方民族院校除了民族语言、民族预科外，很难在民族地区招收到足够多的新生，尤其是理科生，这又加剧了地方民族院校的专业不平衡。在课程设置方面，除民族语言类专业外，其他专业基本上与非民族高校的课程设置相同，虽然一些专业开设了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历史方面的课程，但由于办学资源的制约，还不能完全达到根据民族地区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来优化培养方案和设置课程，因而没有凸显民族高等教育服务民族地区的针对性。

（二）学校与社会互动机制不完善举办一所高等学校，既需要教学设施、师资等，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配套设施。地方民族院校一般没有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盘子”，在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规划中基本上没有体现，学校还没有完全融入地方经济文化生活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地方的许多重大经济活动中，学校处于可有可无的层面，学校的发展和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不够“合拍”。

（三）招生、就业体系不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除民族语言、民族预科外，地方民族院校与中心城市的同层次学校基本上执行统一的招生录取标准，其结果是民族地区的考生大多数愿意到中心城市就学，而非民族地区的考生自愿到地方民族院校就读的十分有限。在人才培养方面，地方民族院校一直以为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了、干得好”的人才为己任，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则取决于民族地区的人才流动机制。而据调查，民族地区――特别是县以下的乡镇需要人才，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机制难以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地方民族院校为民族地区的基层培养输送人才还缺少配套的制度。#p#分页标题#e#

三、地方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开展民族教育、发展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是地方民族院校的基本任务，也是地方民族院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地方民族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既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地方民族院校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多元的、立体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面向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努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是民族地区人才成长的摇篮，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随着市场化配置社会资源机制的深化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加快以及学校学科专业与课程的优化，地方民族院校为当地培养人才的功能将会进一步显现。

第二，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为民族地区输送人才。由于自然条件艰苦，民族地区人才引进十分困难，即使引进来了，也因语言、环境、生活等困难难以稳定。甚至，民族地区的学生在外地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学习毕业后也很少回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不仅仅是民族地区人才的摇篮，还是连接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桥梁，是展示民族地区的窗口。地方民族院校招收非民族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通过民族文化与浸润，加深了对民族地区的认识，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自愿留在民族地区，对缓解民族地区人才紧缺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打造先进文化阵地，引领地方文化。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发挥大学第四功能作用引领社会创新文化发展》中指出：“大学从其诞生以来，聚集大量科技、文化精英，通过知识传播、知识创造，以及与社会的互动而对社会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学具有与生俱来的、更为独有的、影响更为深远的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校不仅培养人才培养，而且传承文化。地方民族院校在引领地方文化建设与发展走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阵地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高校或文化机构难以替代的，这也是地方民族院校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方面的优势。

第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地方民族院校所在地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院校作为文化教育传播机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可作的工作很多。如：结合教学科研建设区域性专题文献馆、博物馆等。地方民族院校结合区域文化特点，开办民族音乐、美术等民族艺术类专业或课程，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也能为地方培养艺术人才，这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发挥科研团队优势，参与地方科学研究。在民族地区，地方民族院校拥有较为集中的科研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优势，与地方合作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是地方民族院校科研的主攻方向。不少地方民族院校的科研成果也证明其在地方科学研究方面的实力和作用。第六，产学结合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学结合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地方民族院校通过地方经济实体建立产学实训基地、顶岗实习、培训员工、鼓励专业教师到生产第一线积累生产与管理经验等，实现与地方经济实体的合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地方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思考

第一，正确认识地方民族院校与服务地方发展的关系。由于诸多政策因素，我国地方民族院校既有普通高校的功能，也有民族高校的功能。地方民族院校在招收民族地区考生，也招收非民族地区的考生；毕业生既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也有在非民族地区工作的；专业设置既有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也有针对全社会、大多数普通高校都开办的。民族地区高校既为民族地区服务，也为其他地区服务，这就决定了地方民族院校办学既要考虑毕业生的普遍适应性，更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需要；地方民族院校既要立足民族地区，服务民族地区，也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