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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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竞技体育;公共价值;职业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08-06
Abstract:The year 2014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sports, in which a number of policies were adjusted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pushed the sports reform to a new high.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rational thinking is used to find the new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 expressed i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Along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competitive sports have produced derivative value and alienation value.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is study is the innovation. This study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logic analysis method tentatively explored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clud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framework. It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public value; professional sports
伴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各项事业改革之声不断。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出台,将此轮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凸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优势。2014年,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和政府角度对体育事业发展中全民健身进行历史定位,从1995年开始的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两翼齐飞的时代将出现战略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此时代出现了战略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具有新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价值的竞技体育是必需和必要的。基于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讨论是在新历史时期的理性价值发掘。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在结合全民健身的公共利益表达基础上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理性解读。
1 问题溯源
1.1 体育的公共价值缘起
研究表明,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换言之,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伴随社会发展,社会与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渐转移:从政府统治到政府管理、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从政府治理到政府服务。体育事业发展逐步成为解决公民自身利益表达和社会利益总体趋和的主要工具。因此,体育作为利益价值的平和与平衡工具在社会变迁及演进过程中均具有公共的价值形态。
1.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相关概念界定
1.2.1 竞技体育概念厘定
国内学者对于竞技体育的概念界定较为争鸣,主要在围绕“竞技”“体育”“竞技体育”进行讨论。本文对竞技体育的概念是以田麦久教授界定为准: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的体育活动。
1.2.2 公共价值
“公共”一词是狄冀在《公法的变迁》(1921)中首次提出的。基于词源意义公共价值可定义为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
1.2.3 具有公共价值的竞技体育概念范围界定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产业重要的推动力量。本研究所指竞技体育从纵向时间上看:农业社会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指竞技体育即是竞技体育全部社会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农业社会后,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出现导致了公共与私人的对立,竞技体育业出现归属异化问题,本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讨论的竞技体育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剔除以关注私人价值提升和商业价值为主的职业体育所剩余的社会总体性活动。
1.3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1.3.1 原始公共体育价值――前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历史上从原始阶段进入有记录的活动。在较为原始时代,以母系和父系为聚落的社会里,体育是每日生活之必需技能――狩猎、徒步、穿越、溯溪、奔跑、跳跃、舞蹈等,且均为原始体育形式。而氏族间的领土斗争、食物争夺甚至原始军事斗争都是一种竞技体育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竞技体育是在目的性前提下对结果斗争的竞争表现,虽然此时对公共与私人的原始划分没有形成概念界定,但是从基本雏形看,具备公共价值的原始基本特征。
1.3.2 朴素公共体育价值――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文明的车轮走过前农业社会步入了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开始形成。而农业中的劳动分工使得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此基础上延伸的竞技体育是在家庭和部落这一朴素组织下完成的,因此,我们说具有朴素的公共价值。
以古代奥运会为例,在持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四年一度的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盛会,而且更是一个全体古希腊人的全国性节日。“神圣休战”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奥林匹亚。此时的奥林匹亚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各城邦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和游行,政治使节缔结条约,艺术家展出作品,学者和教师研讨学术,雄辩家发表演说,商人展售商品等,可见古代奥运会其实质是城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活动。
1.3.3 经济社会公共体育价值――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进入工业社会后,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清晰区分,尤其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增加和保护私人财产作为利益追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的增加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劳动工作的职业化和资本的商业化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领域中职业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经理人、管理人员等使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劳动分工明确、产业化明显且对社会的产业贡献逐步提升。以体育赛事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的体育商业化逐渐将具有原始及朴素公共性的体育引入到具有新经济时代公共价值的体育中去。从发展角度看,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体育发展伴随社会进步所形成的发展方式,竞技体育的资本运作使其经济价值作用凸显而其他社会价值相对弱化。但是,从事物属性特点上分析,竞技体育依然具有公共价值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鲜明和显著特点。从属性看,经济社会中的竞技体育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特征分析
2.1 公共性
公共与私人的区分界定是随着农业社会后家庭概念的形成而开始的,公民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使得国家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更加凸显公共价值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必然王国形成鲜明对比。
竞技体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综合社会价值,其产生和发展均是与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的。竞技体育从其原发性产生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过程均是具有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竞技体育本身是对社会领域的总体关注,更体现在竞技体育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价值基础之上的一种属性表现。竞技体育的原始公共产生、对公民的公共利益关注以及个体个人价值提升均具有较强的符号特征。
竞技体育的公共性更体现在其相关社会价值中,如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竞技体育对公民个体社会化的关注,通过竞技体育形式的开展对青少年产生教育影响;竞技体育形式的文化符号功能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公共价值表达;竞技体育精神是以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利益表达,这些种种竞技体育的相关价值均体现了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2.2 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增加一个竞技体育比赛参观者不会导致供给资本的增加。二是边际拥挤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
竞技体育过程中,以参与者(以教练员、运动员为代表的直接参与者和以观众为代表的间接参与者)为例:比赛参与者增加的数量对比赛过程竞技水平高低影响较小;竞技体育观赏者的加入数量对比赛质量的影响较小。而在参与观众竞技体育比赛的所有消费者中,均不因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观赏质量。因此,从竞技体育赛场本身的边际成本和竞技体育表演的观众的边际拥挤成本来看,均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
2.3 非排他性
非排他行是指某些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而且要想将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不允许他享受该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这样办,则要付出高额的费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能阻止任何人享受这类产品。例如空气、水。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对领域内的其他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对于公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产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独自享受,即便是拥有职业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将俱乐部活动置之于公共场域内才能发挥俱乐部的相关价值,且费用极大。而在竞技体育表演中(竞技体育产品服务过程中),更为明显的市场效果是:如果想获得更好的观赏角度和观赏效果则需付出较为高额的费用以享受产品带来的利益表现,这种特征是明显的非排他性表象。
2.4 非资本性
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及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从概念上讲,资本是指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
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改变要求对社会中个人财富的保护逐步加强。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运作成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更是第二部门与第一部门的重要分界标识。
竞技体育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改变,具有原始社会价值的竞技体育更多趋向于体现经济价值这一重要社会要义指标,以竞技体育项目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将运动员职业化,将竞技比赛运作成商业表演秀均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价值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是良性的互动结果,更是一种历史发展价值的必然体现。
在后工业时代,体育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化明显加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从一定程度上是模糊区分其公私属性的。竞技体育资本运作、竞技体育赛事的产业化操作、职业体育的资本注入均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并发展明显,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体现在资本社会中非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隐匿于浮华的商业下,沉寂于繁盛的资本中。
2.5 社会服务性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生产和社会。
竞技体育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对社会的价值体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服务。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平台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这一方面尤以举办过奥运会的举办国为明显;竞技体育的开展能够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开展;竞技体育的开展更能够有效调整社会体育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分配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体育薄弱领域;竞技体育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传播;竞技体育能够推动和影响体育科技的发展并直接作用于全民健身和社会服务。
3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内涵分析
3.1 内核:体育的公共价值
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体育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主体利益的表达。衡量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就是体现在客体对主体是否产生公共效用价值,如具有则归属。体育的公共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人们能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起到各自的效用目的,而这种效果是一种非竞争与非排他的,是一种非资本性的利益表达,是公共价值的体现。第二,对社会价值的增加。公共价值还体现在增加被创造的积极属性,减少捍卫利益的消极属性。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使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能够通过参与使自身身体和情绪获利,能够使社会总体价值活动提升。第三,体育资源和体育需求的公共价值表达。体育能够通过参与者在使用体育资源时进行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表达。通过体育的生活化表达对个人需要的利益述求;通过生活体育化的转变体现对体育资源的利益要求;通过体育参与能够使得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分配,这种分配是对公共价值的直接体现;通过体育参与更能够使个体的自身需求和情绪进行利益表述进而完成体育的公共价值作用。
3.2 公平:竞技体育平台的公共价值
体育从形成的基本形态看,从原始玩耍到具有体育雏形的规则化的游戏再到以竞技为特征标志的体育,这一朴素的体育发展过程均是以一个简单而又原始的原则,即:规则。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对结果的未知和规则的公平。在竞技体育平台,无论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及阅历是否相同,只要是同一场域内的参与者均是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竞争参与的。而平台的公平性是保证游戏得以继续的根本前提,这种公平性是古代奥林匹克遗留下来的文化内核所在,更是竞技体育之所以存在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意义。
竞技体育公平的原则是对竞技体育参与者的价值尊重,是对竞技体育观赏者的价值趋力,是对竞技体育赛事组织者的价值要求,更是对竞技体育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竞技体育的平台是平等的,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是对于项目发展本身亦是制衡的,公平是综合各方竞争利益后的伦理体现。
公平是法的核心,现代社会中,公平原则是对价值主体、价值结果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更是公共产品服务的价值判断之一。Kelly和Mulgan(2002)的研究认为公共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的输出以公共服务为渠道和载体。2)结果。结果与服务通常会有交集,但结果中包含了更多隐形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3)信任与合法性。信任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此前的服务水准与结果目标都一大堆,信任的缺失也会减低公民从公共部门所获得的效用。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体现正如Kelly和Mulgan在公共价值研究中的一样,具有极强的公共服务特性,同时在公平的条件与规则前提下非常注重结构,这种公平的规则正是一种信任与合法。
3.3 竞争:竞技体育利益体总体价值趋同的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的主要规范是平等的规则,而至上伦理则是对竞争结果的重视。竞争是竞技体育最具代表性的范式体现,没有竞争谈不上体育,没有竞争更谈不上竞技体育。因为竞争,竞技体育参与者从中获得成长的体验;因为竞争,竞技体育观赏者得到过程式冲突体验。
从行为过程看,竞争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是建立在平等的规则基础上的,是一种对最终利益追逐的过程,这种利益是在总体平衡基础上获得的。竞技体育的竞争中有优胜者,也有失败者,这种利益的制衡使得总体的利益一定是在竞争中找寻平衡的。就参与者个体而言,每次竞争是对自身价值的提升,每次竞争均存在竞争成功和竞争失败的可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个人价值的利益提升均是正向且积极的,因为这种竞争性冲突是使人能够社会化的,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方式。竞争的冲突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教育、文化以及精神价值提升,从总体归属看,这种具有伦理性的基于竞争体育的价值属性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3.4 服务:竞技体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进步发展而向前延伸。竞技体育的原始雏形中,竞技性是在公共性之中表现的,为表达公共需求体现的竞技体育是一种目的性表现。伴随古希腊文明的进步,城邦利益的制衡,古代奥运会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竞技体育表象,奥运会从古至今沿承发展,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举办的任一届奥运会上,作为公共事件(或称公共产品)的竞技赛事,均能够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相应的公共服务: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是城邦的骄傲,是族群的英雄,其影响作用对于所属城邦的军事和社会影响巨大;现代奥运会冠军的产生是伴随具有文化内涵的升国旗奏国歌的形式,而冠军的取得对所属国的项目发展和全民健身发展乃至青少年体育发展均具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功能上看,这是一种推动与引领。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在推动全民健身、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调配体育资源中是具有社会服务价值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比赛推动项目本身发展,更能推动所属项目的全民健身热情;作为公共体育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影响,影响全民健身热情;作为体育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引领青少年对体育的向往与热爱,带动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影响一代人、激励一代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比赛使得某些公共体育资源合理地在项目和体育组织间进行配置与重构。基于以上分析,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服务作用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体现。
4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结构分析
结构是指构成整体部分的组成要素。讨论公共价值的结构需要从构成整体公共价值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去研究和讨论。就竞技体育而言,本研究谈论的结构是基于组织机构思路进行的。对于竞技体育在农业社会前的工业价值结构较为原始朴素,在此讨论的竞技体育是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具体结构如图1。
4.1 基于国家主体的奥运会、国际区域性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以奥运会和国际区域性赛事为代表。此类基于国家主体上进行交流与竞技的赛事旨在体现国家间的综合体育实力,而竞争实质则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科研水平、竞技团队综合能力等竞技体育要素构成的综合比较。以国家为主体的竞技体育赛事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类赛事,如奥运会;一类是单项国际赛事,如世界杯、世锦赛。
竞技体育赛事的开展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前提去思考,其价值是全面和复杂的。但是,就其主体性质看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国家主体性体现在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和需求主体上,从结果看,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体间竞争是竞技结果对竞技主体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结果无论直接影响亦或间接影响均能对竞技主体(即国家主体)产生良性效应,那么这种客体对主体的产生的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2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竞赛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的竞技体育赛事是工业社会后竞技体育发展的主体部门。公共组织就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拥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所有组织实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或私人利益,其行为不会直接地或显而易见地影响其他组织或个人,如经济组织;但有一些组织其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其行为对其他组织或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类组织则为公共组织。
体育公共组织的存在有效弥补了体育领域内“政府失灵”的赛事举办能力和精力,因此区域间非盈利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就在组织内外进行交流与开展。这种基于组织的竞技体育更能体现出群众参与热情,更能体现出项目本身的价值,如美国的NCAA、我国的龙舟赛等均是这种类型。公共组织为主体开展的竞技体育是对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有效补充,更是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客观效用对国家、组织和个人乃至竞技项目本身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客观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3 基于公民主体的自组织竞技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是国家的,是组织的,但归其要素内核更是公民个人的。竞技体育从需求产生解决的逻辑上首先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其后是组织和国家。研究讨论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需要严格以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后工业社会后,随着经济发展,余暇时间和可自由自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休闲动机的多样性倍增,基于公民主体兴趣的自组织团体越发增多。个人以及自组织间的竞技赛事也逐步呈现自生长状态,公民间一对一的竞技较量与交流在公民个体间逐步增多,这与社会发展、个人追求以及价值提升的个人意愿均有关系。基于公民个体或个体基础上的自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对公民个人或小团队的价值关注,这种价值是公民建立在非私人的价值基础上的,从这个效果上看竞技体育此类结构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5 结束语
竞技体育伴随社会进步其社会价值在不断衍生与异化;公共价值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出现了严格的“公”“私”划分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型理念。价值异化后的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隐匿于凌乱的社会现象中,进入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公共价值表征,从内涵、特征到结构均有明显显现。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梳理将有利于明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核心关系,将有利于推动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中的科学发展,更加有利于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竞技体育事业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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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字:知识经济 传统会计假设冲击
Abstract: accounting hypothesis is that people i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acco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objec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to produce the most basic idea to make summa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hypothesis is now much impact theory.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accounting the challenge is still severe,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should admit that this change, accept the challenge, and pushed for the new theory research and advanced experience of gener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theo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knowledge economy accounting assumptions impact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知识被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和分配要素。由此,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新型经济范畴――知识经济便应运而生。知识经济为财务会计提供了以网络科技和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环境,大量新观念、新事物、新业务的出现,深刻的改变着会计环境,会计的理论工作者应当重新审视构筑财务会计及其规范的基本概念――传统会计假设,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1知识经济概述
知识经济又称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物质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是以广阔的耕地和众多的人口劳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是以大量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冶炼、加工和制造为基础,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而知识经济则是在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支撑下,知识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通过不断的创新并应用信息科技,以提高产品质量或服务附加值的产业或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
2知识经济对会计环境的影响
会计的产生、发展与其所处的会计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会计环境是会计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环境,是会计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会计环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庞大的统一体,并将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知识经济作为世界经济潮流,正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面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传统会计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这必将对传统会计假设构成巨大的冲击。
2.1企业的核心资产不断边缘化
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不再是以机器、原材料为代表的有形资产,而是以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已逐渐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
2.2企业投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投资方式主要是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等实物资本,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专利技术、商标等知识资本。
2.3企业的组织形式与交易方式发生变化
知识经济时代便捷的网络催生了众多的“网络公司”(既虚拟企业),传统企业组织形式正悄然发生变化;此外,电子商务的普及与“电子货币”的出现,对传统的交易方式、结算手段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2.4企业利润的分配模式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企业对员工的劳动以工资的形式进行补偿,而只有投资者因拥有股权才能分配利润;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资本是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和价值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尤其是利用知识的能力必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企业利润的重要分配依据,这对传统的利润分配模式是一种创新。
2.5对会计信息的要求及处理能力大大提高
知识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会计信息的处理与利用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会计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的要求必将大大提高。
2.6会计国际化进程加快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会计的发展,必然推动各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
3知识经济与会计假设理论的关系
会计假设是指对某些未被认识的会计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所做的合乎情理的判断。而后形成一系列构成会计思想基础的公理或假设。传统的会计假设一般包括4个方面: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由于会计实务中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会计假设是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所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推断。
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假设理论也应不断完善。尽管会计假设是对客观经济环境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理性的抽象,但毕竟与经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知识经济的出现及迅速发展,使旧有的会计假设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会计假设已不再是对现实的客观经济环境的理性的概括和总结了。据此会计假设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就很低。从而也使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的准确性降低,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会计环境的不确定性,扰乱正常的会计秩序。即会计假设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假设与现实的脱节应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当现实发生较大变化,会计假设也就必须及时做出相应修正和完善,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也才能真正发挥会计信息的决策参与作用。
4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假设的冲击
传统会计假设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环境基础之上的,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会计环境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改变了传统财务会计建立的基础。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四项传统会计假设。
4.1关于会计主体假设
知识经济条件下,母公司下设若干个表现为独立会计主体的分支机构、若干个负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事业部和若干子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难以把握,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其外延不断变化,结构和功能都有极强的不稳定性。这种由于控股而形成的母子公司的企业集团,会计主体具有双重性,对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是一个冲击。另外,虚拟公司使企业的空间范围能够根据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灵活地重购或分合,从而使会计主体具有可变性,其外延难以界定,会计主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2关于持续经营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面临巨大的风险,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随时都可能导致企业解体;而大量的基金项目、虚拟企业又多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组织,交易、结算均在瞬间完成,其经营活动具有“短暂性”,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极大的冲击与否认了“持续经营”假设。
4.3关于会计分期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受到冲击使会计分期假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会计分期假设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网络经济的出现及迅速发展,使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受到了冲击,会计分期假设也就同样受到了冲击。可以说,会计分期假设受到冲击是持续经营假设受到冲击的连锁反应。
4.4关于货币计量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市场交易更加活跃,汇率变动更为频繁,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稳定这一假设;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与企业核心资产重心转移,传统会计理论的计量属性已不能满足在线交易价格的需要。可见,现行“货币计量”假设不能完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结束语
总而言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会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传统会计假设产生了重大冲击,因此,及时地根据会计假设环境的变化,科学地修正和完善会计假设已成为我国会计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当前条件下,知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会计假设提出了挑战,却并没有改变会计假设的实质,会计假设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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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农村 家庭经营 自然传统经济 社会价值
一、现阶段特征和家庭经营
我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消费农产品总量上看,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这就给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从具体的农情看,再靠增加自然资源的投入来发展农业已没有多少余地;再靠增施化肥农药来增加农产品产量,不仅提高成本,更会破坏环境。
农业生产主要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农业是一个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交织的特殊产业,需要人们在自然环境中,通过利用和控制动植物的生命过程来从事生产活力,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条件下,要保证农产品的顺利成长,就必须依靠农业生产者对它们及时和精心的照料,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使农业生产者成为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主人,不需要别人监督,不需要计算劳动付出,主人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竭尽全力。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这些特点,人们才普遍选择了家庭经营的模式,即使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农业仍普遍实行家庭经营。
二、可利用资源用于种植和养殖
(一)劳动力资源
从现阶段的农村家庭及人口状况看,已进城的农村人口也不十分稳定,有部分家庭迁徙是不定整的,而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实际上还受多重因素的制约。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尚有农村住户2.22亿户,其中农业生产经营户1.98亿户。据农业部农经中心报告,3400个样本户中,农业劳动力30岁以下的占4.24%,31—40岁占13.5%,41—50岁占33.53%,51—60岁占30.06%,61—70岁占14.38%,71岁以上的占4.26%。由此看出,中年劳动力仍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这些人经历过计划经济,对其又深有感受;对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及政府的多项惠农政策,既是忠心地感激,又是特别地珍惜。他(她)们生长在农村,是自然传统农业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家禽的老把式,好把式。近些年又学到了农业新技术和新经验,又具有能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且肯于劳动付出,有时间就主动找农活做,同时又乐在其中。
(二)劳动时间资源
近些年来,政府不断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农田作业大部分由农业机械所承担,农民在田间的劳作总量和劳动强度减少了很多,主要是轻体力的田间管理,包括防治病虫害等。本地域农民劳作时间集中在春种、水稻插秧和秋收,加起来在两个月左右,总共在大田地劳作时间就三个月左右,去掉外出和机动时间,剩余时间可有7个多月200余天,这样就有时间、有精力来饲养少量的家禽从而获得收益。
(三)水土资源
1.本地域年平均降水量360~1100mm,自然降水量占中等
地表水和地下水用于作用种植和饲养家畜,家禽是比较充足的。农户还有节约卫生的好习惯,将不宜吃的剩菜,剩饭喂猪和禽类,用淘米水和洗菜水浇菜园子,用刷锅水和洗碗水喂猪,把洗衣水倒入沉淀池等。多年来保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都较好,新式厕所又节省了大量的生活用水,在用水方面,有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
2.庭院及外周
从调查情况看,农户庭院的面积多在200平方米以上,常年有闲置面积可利用。近年来大部分农户利用框架式玉米篓子的地面,种春菜生长很好。房舍外周及墙体外面,都有较小的地块,已充分利用起来了,因离家近便于管理,部分地块春菜秋菜得了两茬。
3.平原区域
可利用自然历史形成的沟坡荒地、干沟子、干泡子以及季节性河流的无水期,小河流的两邦,小水泡和小沼泽的周边等闲散零星土地,种植小品种作物。
4.半山区、山区,有较多的山间、山脚、山边等闲置土地
坡度并不大,又不破坏水土保持,这类土地土壤腐殖质较丰厚,土质含氧份齐全,相对肥沃些。部分承包户已经把它利用起来了,种植了杂豆,栽上了地瓜,种植了中药材等。
(四)种养生产农产品财富
充分利用本地域的闲散零星土地和天赐的自然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力所能及地做足种植和养殖。本地域年积温较高,降水量适中,无霜期4个多月,利用好这一段黄金天时和地利,农户通过少量的种植和养殖获得了农产品财富。
1.种植方面
(1)在庭院,院内可利用面积较小的,可在墙边,出入的人行道两边栽植葡萄树,种植吊瓜、冬瓜、苦瓜和丝瓜等。利用面积较大的院子,可种植自家常吃的春菜、波菜、生菜、小白菜等。在庭院外种植几种小菜,如黄瓜、豆角、西红柿、辣椒等。宜种几种秋菜,如:茄子、大葱、白菜、大萝卜、土豆、胡萝卜、小头洋葱以及大蒜。在不肥沃的黄土地可种红小豆、黑香豆、毛毛豆、芸豆等。
(2)平原区域,利用相对贫瘠的沟坡荒地,少给点化肥,多用些自家积攒的畜禽粪便,种植生长期较短的红小豆、毛毛豆、黑香豆、芸豆、洋菇娘儿等。利用干沟子、干泡子等,栽种紫花、苜蓿草、聚合草、黄花菜、红菇娘等。在小水泡、小沼泽的周边种植苏子、大力籽、蓖麻籽,动物基本不吃它们,很好管理。
(3)半山区、山区利用山谷、山脚、山边小坡零星地种南瓜、栽地瓜、爬蔓子有余地,生长空间也大,产量也高,也可栽种五味子。如测土后知道是弱酸性土壤,可栽种蓝莓、黄芪等,部分地方是从大兴安岭某地引进,生长较好。
2.养殖方面
从调查走访的情况看,农户家中的饲草饲料都特别充足,利用庭院的砖瓦小建筑物,饲养1—3头母牛,春季可买两头小猪育肥,有的饲养1—2头母猪,几只山羊,羊奶营养很好,收益都较好。如有1农户,男52岁,家中两口人,养了两头母牛,1头生育母牛3年可产2头犊牛。2013年6月,卖了一头17个月的小母牛,它长相很好,卖15000元,效益真可观。
部分农户还用笼子饲养少量家兔,成兔价格也较好,自家食肉也方便。多数农户饲养了鸡、鸭、鹅,自家吃蛋、吃肉又方便,又即时。管理也很简单,并不感到劳累。1头牛由家人牵着也能翻菜地,两头牛就更好用了,在秋收时套上二大车拉庄稼经济又实惠。牛和猪的排泄物相对较多。几个月就可积攒一定量的发酵,熟化农家有机肥,用于还田肥地,并节省了化肥,降低了成本,实现了增产增收。
三、维系了环境生态资源财富平衡
(一)有利于水土资源良性利用
农户自然传统生产农产品的模式,已被时间历史证明,并没有对水体和土壤产生不良影响。农户利用闲散土地种植蔬菜、杂豆等作物,很少发生病虫害,因为有作物(植物)自然隔离作用。有时发生了,也不使用农药,个人勤快点,人工防治效果也很好。施用少量化肥,主要是施用农家肥,有利于对水土资源的再利用,并生产出农产品财富。
饲养几头牛、猪、羊所产生的粪便,积攒堆放(有的有粪池子)进行发酵腐熟处理,可杀灭多数病虫害的病原体及多数杂草种子,同时又生产了无公害有机肥。适量使用化肥,再增施有机肥,二者有很好的互补作用,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提高了土壤含水含氧量,增强有益微生物的活性,又可提高化肥利用率培肥地力,实现土壤高效可持续利用。
饲养很少量的家畜、家禽、产生的粪便不太多,并能及时处理。
方法:
(1)实行干清粪法,干清粪不仅能节约大量的养殖用水,而且利于粪行的净化处理,便于堆肥发酵。
(2)粪便发酵还田,将畜禽排泄的粪便(也含尿液),集中堆积到贮粪地点或贮粪池,发酵腐熟可杀灭病原微生物,用熟化的粪便还田,促进作物增产,实行农牧结合,畜禽粪便没有超出农田承载消纳能力,未造成水体、土壤污染,且实现了种养区域环境生态,资源财富平衡一体化—良性循环。
(二)获得了物质财富
农户通过劳动,利用农业资源,经过动植物的转化,生产出了优质农产品,收获了自家的劳动果实。如粮食类、蔬菜水果类、牧草类,中药材等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
(三)有利于身心健康
多数农户自产的蔬菜可以吃7个月左右,有的农户有小菜窑,地下室,贮菜时间更长些,很少吃加工食品、化学食品,既经济实惠,又可减少食入不正常的添加物,注重了饮食安全保健。亲手生产出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吃起来又新鲜,又有营养,口感也很好,享用者满意度很高,社会效益好。
篇4
党的“十”提出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五位一体的新执政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林业强大的社会功能,建设防御性的生态文化机制,全面体现林业对生态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森林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森林的文化内涵
森林是一个集合概念,林木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茁壮成长为茂盛的森林。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建造的防护林,在各地山区建造的人工林,都是依靠参与群众集体的力量完成,所以,森林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森林集体主义精神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生物种群顺利成长的条件,这种集体主义隐含在生态文明之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元素。
2.森林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森林为代表的生态文化为生态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的发展,2012年底中国GDP总额达到519322亿元,按照1美元兑换人民币6.35元计算,则中国GDP为81783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已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生态旅游成为旅游业的热点,森林区域空气清新、负离子含量众多、森林文化气息浓厚,这些元素深受旅游者的青睐,即在享受到森林带来温馨的同时,又约束自己自觉保护森林,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爱护森林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保护人类福祉。
3.林业具有制衡作用
生物学种群理论告诉我们,某一种群不能无节制的发展,否则,就会引起种群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森林之间也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平衡,打破了这种平衡,就会造成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只顾追求经济效益,其结果是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恶果。这些教训应引起我们深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森林,发挥森林的制衡作用,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森林的环保作用
森林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路走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工业化的到来,人类过多地从森林中获取物质利益,却忽视了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导致全球森林面积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使地球这一人类的共同家园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深刻认识森林的环境保护功能,重塑森林体系,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特殊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森林的环保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森林具有涵养水土的作用。树木拥有大量的细胞,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将大量的水分留在树干里,在气候干旱的时候将水分回流到土地里,供其他作物生长使用。树木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将根部的土质牢牢地抓住,防止土质松动流走。二是森林可以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在的土地上,没有森林覆盖的土质在大雨的冲击下极易崩裂塌陷,造成灾害。有了森林,其发达的根部可以将土质吸附住,任凭风吹雨打,抓住土质不放手,可以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三是森林可以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森林是绿色植物的集合体,绿色植物的叶子具有光合作用的特征,可以将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吐出氧气,供人类呼吸之用。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显而易见,森林的环保功能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群落聚集。特别是森林群落对环境恶化起到了抑制作用。提倡植树造林、有序开发森林资源和理性消费林业产品,保持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森林覆盖率,才能让森林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三、森林的碳汇作用
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正朝着低碳化、环保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森林因光合作用的特征在经济低碳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在二氧化碳的减排中,我从收集的资料了解到现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碳捕获和储存、实施深海或陆地深洞掩埋,或者将收集的二氧化碳进行生产加工、制造碳酸饮料,或者是开发和采用新的环保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后是森林和土壤碳汇将二氧化碳转成碳储存在森林或土壤中。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前面的方法实施效果不甚理想,要么操作方法过于复杂,要么开发技术难度太大,要么推广成本提高,总体上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目前之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其难度很大;大规模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会受到转让方的漫天要价甚至阻扰,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发展森林经济,森林具有成本小、固碳能力强的特点;同时森林的覆盖面广,不受地域的限制。碳汇的多少,与森林数量成正比。植树造林越多,砍伐越少,则森林储碳越多。通过森林的汇总功能,能将大量的碳储存在森林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步伐,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
四、森林的就业作用
林业与农业、牧业、渔业组成大农业。林业产业化、社会化和服务化是其发展趋势,已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从收集的资料分析,与森林相关的就业行业可以分为4大类:
1.基础林业,这包括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牧)还林、森林管理等领域,就业成员主要是农村劳动者。
2.林产品加工行业。这包括林木砍伐、运输、储存、加工和销售,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嵌入科技元素和创意元素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不应求,就业规模大大超过基础林业。
3.林业旅游。林业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游客的消费方式与传统旅游业不同。在林业旅游中,游客可以体验农村生活、享受农事乐趣、呼吸新鲜空气、熟悉林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和零距离接触大自然。这些丰富的内容是传统旅游无法提供给游客的。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新型旅游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人数是传统旅游业的8~10倍。
4.林业碳汇交易。森林具有碳汇功能,储存碳的数量巨大,成本低廉。随着全球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碳汇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也不断扩大。我国已在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碳汇交易市场,吸纳了不少人就业。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地区实施CDM机制,吸纳山区劳动力就业,同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总之,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加快,由森林衍化的新业态会不断增多,产业链不断延伸,社会分工呈现网络状态,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
五、结语
篇5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
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首要任务。以“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符合当前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物质资料不足或短缺问题,已被抛到我们的身后。但是,物质资料的丰富,并不必然地自动地带动道德生活的丰富和高尚。相反地,如果我们不注意道德世界的新构造,不去创造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配合的道德信仰,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物质资料的丰富,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层次,反而是一场劫难。“辣椒红”、“红心鸭蛋”、“多宝鱼”等食品安全事件的一再出现,使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其根源,消费矛盾的始作俑者是经营者及其经营行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不少经营者丢掉了“公平与诚信”的准则,忘却了“和气生财”的古训,实为道德缺失所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综合,如果能够内化为市场主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将会有效地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本性。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氛围,如果任何个人违反了市场规则,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核心价值观念的市场主体在违反市场规则时也会产生自愧心理,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心理压力是任何单个市场主体都不能承受的,它迫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参与市场活动。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通过提高和强化人们守法用法的自觉意识,“硬化”各项正式制度,使制度能够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市场主体在维护公共设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外部性弱化和补偿方面都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机会主义被有效抑制,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容易建立和维护。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的时间比较短,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的思维模式依然滞留在关系经济的层次,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在这一思维模式下遭到很大扭曲。在关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间的重复博弈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信用缺失,合作难以实现,经济活动局限于熟人圈子,这在无形中阻碍了信息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其他各项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关系经济网络上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它的确立将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条件下,市场主体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并且具有较强的制度意识,因而会严格按照市场法规行事。如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能够被预见,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就会因为可预见性的增强而减弱。在内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和激励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得到正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信用机制得以建立、扩大、强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合作广化泛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个人更容易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打交道,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从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等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够得到不断提升。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还会使我国当前居高不的行政运行成本有所降低。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化,市场监管部门的道德水准、自律意识也会增强,干扰经济运行、等不合理行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支撑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自发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正式制度的运行会更富有效率,制度绩效更为明显,部分为正式制度实施而存在的职能部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各种市场上众多的职能部门就能够通过合并、精简,在节余出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能够极大地促进行政效率提高,从而有助于市场监管职能的完善。而且把节约出的这些资源投入到相对薄弱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其他领域上去,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使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化解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 收入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 财富占有量普遍增多。但是必须看到, 在社会转型期, 由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愈益突出, 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趋势加重, 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复杂多样的矛盾, 有些矛盾甚至还很尖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但是, 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些是不合理因素造成的, 像有些不景气企业发不出工资, 有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得不到该得的劳动报酬等等, 而由此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 特别是悬殊的差距, 其结果必然是严重打击了大量的靠诚实和勤恳劳动的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使一些人的心理严重失衡, 从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情绪。而那些因收入过低或失业下岗甚至生活难以为继的人, 也比较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 这些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都会导致犯罪现象产生, 并可能出现更多的因 “仇富”心理而引发的恶性案件。所以,因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利益问题既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也是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深入研究社会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现阶段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将有助于各种利益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助于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通过宣传教育,特别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思想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改革本身也正是一次利益调整、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一个促使利益关系逐渐趋向合理完善的过程,使广大人民群众从长远利益出发,真心拥护和支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哲学告诉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间接促进物质力量发展,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然而,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初期,许多人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待遇好,薪水高,就能抓住人心,自然就产生凝聚力。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注重通过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后来很快就发现,这必然会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造就一大批庸俗经济人,造成市场经济的虚假繁荣。经济发展要有持久动力的支撑,单有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动力,这主要指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社会责任感、事业成就感以及尽职精神等。人们从集体和社会得到尊重和关爱,也能激发他们对集体、社会事业的责任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人文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其中诚实、信用、公平、敬业等道德规范是人文资本的重要内容,被部分经济伦理学家认为已成为独立的资本形态即道德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财富的创造是一个道德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勤劳奋进、遵守秩序、自主创新、崇尚科学、爱国奉献等为基本的价值特征,具有中国气质、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它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并自觉的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在微观思想层次上,增强了人们对经济活动的预期,激起了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在宏观思想层次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宏观和微观的认同,调动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 如果由于不存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而没有做出努力,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 经济增长)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还会形成鼓励和促成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所以在当前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取向,以民族精神唤起和强化人们的爱国、强国热情,以创新精神调动人们的创新欲望,激发创新之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形成明确的荣誉观念,规范言行,就能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人们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国民族的复兴而各尽其能的热情,在这一价值追求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将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刘涧楠张瑞芳:论民族精神的经济价值.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篇6
关键词:竞争力;中心城区;指标体系;评价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009-03
决定一国或地区发展前景的主要因素是竞争力。古代军力是竞争力的第一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因素在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竞争力的内涵逐渐扩大。综合竞争力研究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研究热点,给决策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与定量的分析工具。本文用2015年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心城区的数据建模,进行经济社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和分析。
中心城区是一个大都市发展的起点和焦点,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经济、文化、商务、信息、流通、科技、金融及人才等各种优质的经济社会因素在中心城区集聚并发挥最大效益,有力地引导和促进了城市乃至整片区域的快速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对区域、国家的制约不断削弱,竞争意识越来越强,国家、城市间新的竞争变得非固定性,赋予了每一个竞争者新的发展机会。研究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是为了增强中心城区的主动作为意识,释放出新的能量,并挖潜所有潜力,探索出新经济、新发展和新常态下的中心城区发展路径,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性地配置利用优势资源,强化中心城区功能,准确把握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方向和城区运营力度,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构建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和综合性,还需考虑选取的指标能体现出中心城区特有的投资、人才的吸引聚集能力,经济辐射能力以及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基于多种发展视角的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心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者能够通过一个评价模型的分析来了解中心城区各项指标的发展能力,从而为其提供决策参考。
因此,本文经过多轮反复筛选、增删、修改、调整和系统整合,将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分为6大部分:(1)经济实力竞争力是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主要部分,经济基础的起点越高,发展能力越强,发展效果越好。(2)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发展潜力和未来的竞争能力,这种能力的取得与现有的投入十分相关,其所产生的效益或对区域经济的贡献需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但一旦产生效益将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资源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和潜在的影响力,资源环境竞争力为中心城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决策提供数据支撑。(4)社会发展竞争力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促进提高居民福祉的有效考量指标。(5)居民生活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反映了区域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人民生活改善及贫富差距等的情况。(6)满意度竞争力是为了更好的把握区域居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个人体验评价结果,以便有针对性的实施改革服务质量和方向,使得整个区域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提高区域对居民的服务竞争力。根据对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定义,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是中心城区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居民生活竞争力及满意度竞争力的函数,其公式如下:
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F(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居民生活竞争力、满意度竞争力)
根据上述函数,构建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指标体系为:一级指标层(A)、二级指标层(B)、三级指标层(C),3个层次,6个子集合,36个指标(见表1)。
(一)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把若干评价指标分为不同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设计了一套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指标体系权重表,咨询了18位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意见后,对指标的权重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当个别指标的权重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运用了算术平均法进行合成。
(二)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指标体系中36个原始指标的单位和量纲不同,无法直接运算;并且各指标对竞争力评价的贡献各不相同,有“越大越优”的正指标。例如,人均GDP等,有“越小越优”的逆指标;又如可吸入空气颗粒物(PM2.5)年日平均值等。本文采用极值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单位和量纲带来的影响。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标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三)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评价模型
本文的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评价模型应用国际上通行的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Delphi)专家咨询法对评价指标权重进行分配,并采用线性加权法评价模型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模型如下:
(一)9个副省级城市中心城区竞争力排名及结构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9个副省级城市中心城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见表2)。
评价路径从总层次展开,分项是比较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中的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居民生活竞争力及满意度竞争力。总的评价是各分项评价加权合成后的结果。
表2中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9个副省级城市的中心城区内部交流数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由于不同中心城区间的差异、各区统计口径与范围的不一致性,模型中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现象,本文采用个案剔除法、均值替换法及多重替代法进行处理。
(二)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综合竞争力
从经济社会竞争力综合评价结果来看,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最强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50.48,其次是深圳市南山区,随后是深圳市福田区、广州市天河区、天津市和平区、北京市东城区、广州市越秀区及上海市徐汇区,其中深圳市罗湖区最低,评估值为24.27。
(三)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各分项竞争力
各分项竞争力的结果显示:经济实力竞争力最强的是天津市和平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66.61,其次是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三;经济发展潜在竞争力最强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91.44,其次是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四;资源环境竞争力最强的是上海市徐汇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37.19,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二;社会发展竞争力最强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37.3,其次是北京市东城区,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三;居民生活竞争力最强的是天津市和平区,其综合评价值达到71.19,深圳市福田区排名第二,综合评价值为69.23;满意度竞争力最强的是深圳市,其综合评价值达到8.442,其次是北京市。
(四)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竞争力发展建议
中心城区竞争力是一个比较有内涵和复杂的评价指标,不能认为只要综合排名第一,竞争力就绝对高。各个中心城区可以根据二级指标和各项具体指标指数排名找出优劣势,分析其内在原因,从而提高自己区域的竞争力。
1.加强主动作为意识,提升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综合竞争力。加强城区的主动作为意识,在创造性的配置利用资源上狠下工夫,不断创造条件、寻找机遇,突破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强化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管理协调机制,把战略规划的实施落到实处。
2.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主导产业竞争的优势。中心城区综合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高端产业环境的规模及其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区要不断提高科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主导和先导产业的比重,努力营造与高端产业相协调的一流投资、生活环境,给高端产业、高端人才营造一个相对优越的外部环境,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并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
3.确保中心城区区位及优质资源的竞争优势。中心城区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及核心地位,土地成本较高,人才、技术、信息及资本相对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承担的都是高附加值的环节,应充分利用中心城区的核心、主导和战略资源,强化中心城区功能,创新具体的工作措施,与辖区企业、居民共同协作创造出每个中心城区的独有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金怀玉,韩兆洲.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J].统计与决策,2009,(20):23-24.
[2] 倪鹏飞.2004、2005、2006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陈柳钦.论产业价值链[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4).
[4] 梁江,孙辉.模式与动因――中国城市中心区的形态演变[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篇7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工业用地越来越多,因此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虽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这种现象的扩张,但都无法遏制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有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保障为基础,而失地农民由于历史及当前社会的种种原因在社会保障上并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撑,这促使政府催生出更完善的经济模式。失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新生存渠道的产生,会对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析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强制规定和实施的一项基本制度,责任的主题是国家和社会,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主要包括社会底层需要帮助的劳动力丧失者和特殊群体)。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其存在价值是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目前在大中城市的由失地农民转型的就业者,多是农民工或其他类型的雇佣者,在城市的最底层劳动,居住条件偏远且没有耕种的土地。社会保障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太多的显现。这些已经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拥有着城市居住地和户口,但仍旧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在医疗、保险、就业、养老等等社会生活保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失地农民在社会弱势群体的身份中长久羁绊难以脱离。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从有地可失到政府补偿,再到社会给予保障的过程,与传统家庭的稳定结构形式背道而驰,政府掌握了社会中的分配职能,而使原有的农村家庭经济名存实亡。
由于悠久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传统农民依赖农业土地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这使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在建立过程中将遇到很大的阻力作用。失去土地的农民便失去了核心家庭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转而接受了失地补偿的现金储蓄,从传统家庭经济转向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结构。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
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基本收入,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必将建立起来,农村家庭经济在基于“互惠”和“再分配”模式中重新建立,能够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受到的现代化“市场交换模式”和有风险的分配情况的破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也要以此为基础。
追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最终基础,必然是对农民财富增长的有效保障,而农民财富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要重建农村家庭经济。由此可见,目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现代化“风险分配”和“市场交换模式”对农村家庭经济的忽视或破坏,而有效的解决办法必须是基于“互酬”和“再分配”模式的农村家庭经济的重建。
在失地农民保障制度设计的研究中,土地置换制度、市民化社保制度、征地赔付制度等都提上日程,成为有力保证大量失地农民的有效方法。而对于在制度实行中出现的农民循环性生活收入来源、土地价格波动产生的分配问题等不可持续性的可能,此类设计都无法权衡。因此在设计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基础性的失地农民利益,保证失地农民财富能够逐渐增长,完美的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
三、保障制度的基础――农村家庭经济
1.以互惠为指导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家庭经济需要以整体互酬为主旨。互酬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利用亲近关系在非盈利的状态下做出遵循社会传统习俗、完成社会责任的行为。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交换模式,通常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类似亲近关系的社区中,源自于人类心层中的默契。
农村家庭经济在互酬的方向上可以做出具体的措施指导:
首先,政府在政策上要与失地农民同心。政策的施行需要有广大受众的支持和传播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如果政府只是背道而驰的想快速把农民和土地分离,不考虑一系列的连带问题,那么失去民心的政府将在普及政策的时候举步维艰。同时,失地农民也要切实的分析自己的处境,协调与政府政策之间的交集和共通性。在社会保障、就业分配、农民转型市民后的相关政策等都是为失地农民重建农村家庭经济的方向指标。
其次,在分配上达到利益平衡。失地农民的家庭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政策经济补偿的合理性。从社会经济中抽取一部分资金平衡失地农民的损失,采取例如增加补偿金水平和期限,补偿标准上升到居民正常收入等措施,发展农村家庭经济规模。作为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收入,土地的溢价是农民最应当获得的社会报酬。政府和集体部门需要按照正常溢价水平向失地农民进行补偿,或者以此为基金,为失地农民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基金保障。这都有效的提高了失地农民的经济保障水平。
最后,失地农民在思想上还残留着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土地地位和家庭经济思想,改变收入模式将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给转变后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提高了要求。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风险再分配的加入
风险再分配是指失地农民在社会中对其生产生活产生的风险,有负责性的分担损失。包括失业再分配――即在失去土地后农民对于工作性质的选择和改变和事故风险的再分配。在面临这种突如其来的风险时,政府有责任为失地农民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指导意见。在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政府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其他技能培训和职业测评及推荐。为失地农民开发出自己能够胜任的可持续发展性的职业。在就业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培训费用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赔偿支持。而在最不幸的重大事故中,政策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更应该联动社区、集体及相关部门通过经济支援、精神抚慰等形式为保障体系的受用者着想。在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中,产生的风险,政策中也应该为失地农民尽可能的规避。政府作为可操控者需要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些免费咨询、无息或低利息的贷款、减免税收等帮助。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失地农民风险水平。
互惠和风险分配的加入是农民家庭经济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城市化进程的推动,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谭宗宪.论新型农村家庭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持[J].安徽农业科学,2005(04):562.
篇8
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经济法与和谐社会找到了契合点,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的经济法应当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经济法保证经济公平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基础和前提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具体地讲,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论是基于人类完全理性假设而主张国家对经济施行全面干预的传统经济法,还是基于人类有限理性假设而对主张国家经济实施适度干预的现代经济法。经济法在本质上乃是以公法介入私法;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当中国经济法而从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嬗变的时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平衡无疑是其主旨与精髓。这种相对平衡至少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是竞争公平。竞争是效益之源,竞争是效益之母。正是由于竞争机制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序运行,并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社会效益目标得以实现,要保证竞争机制的运行,就必须保证竞争公平,要解决好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应着重解决两个公平。其一机会公平,大家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才能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利益驱动机制得以运行。其二规则公平,保证所有的运动员都遵守同样比赛规则。
其次是合理差别待遇。竞争机会的公平,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公平,这就需要伸出国家之手,施行合理的差别待遇制度,对失衡的利益予以矫正,从而恢复不同主体间特别是个体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在经济法领域,实行差别待遇原则,又分为宏观调整与微观调整。在宏观方面,又分为不同经济成份之间利益平衡与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平衡。在微观方面,国家应制订相关法律和程序,通过各种途径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社会福利的实现筹集资金。
最后是分配公平。它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的法律制度与措施应遵循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三者彼此联系,不可分离,责是基础,利是目标,权责相当,责利相谐,不能畸轻畸重,只有遵循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障分配公平目标的实现。关于分配标准的选择,应根据我国现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将按劳分配作为最主要的分配标准,以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作为补充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分配公平内涵的实现。
二、经济法追求社会利益本位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价值支撑
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存在和被尊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点,漠视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不仅对社会整体,即使是对个人而言也是极其有害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的共识。“社会本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一利益本位立场是生产社会化和法思想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主要依赖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市场主体遵循价值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促使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法思想也遵循个人本位。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垄断的形成,大量无序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到经济的整体运行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日益显露。人们呼吁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稳定发展。同时,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绝对原则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激烈冲突这就促使法思想开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经济法“为了填补市民法所剩留的空白状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社会利益本位立场。”它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它的任务是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可以在各部门经济法中得到验证。首先是竞争法。竞争必然引发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这是由竞争的消极功能决定的。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竞争的副作用难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民法能充分维护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因其破坏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科技进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越来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竞争法便应运而生。称为“经济宪法”的竞争法试图通过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规制,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竞争法追求的是维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个竞争秩序,而不是单个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其次是宏观调控法。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的特点,是一种事后调节。这种事后调节导致信息不畅、供求失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维护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良性发展,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国家便开始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宏观调控法也只能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后是国家投资经营法。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利性,在任何时候市场经济中总存在着一些一般市场主体不愿或不能进入的领域,如公共设施的营建、社会公益事业和涉及国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等,是法律予以禁止或限制随意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便直接以投资者身份参与这些领域的经营活动。国家投资经营,其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调节社会经济总体结构、维护社会公益。因此,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只能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三、经济法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制度保证
“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离开国家的经济职能和调节经济的法律,社会经济就会立即陷于崩溃”,这是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权力(利)边界没有合理划分,不仅市场的效率会遭受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权力介入市场经济运行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公平出现,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导致社会不和谐。
实际上,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利益所驱动。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问题,传统的强调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私人自治的民商法无能为力。如何控制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已经在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制度性关系上取得了成效。经济法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规定政府部门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利),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还可以规定政府要从职能型政府向提供生产信息、提供有公信力的认证、提供培训等服务型政府转换,这些都显示了经济法在“干预政府”方面的有益探索。即如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腐败问题,其根本的一个源头即是权力可以轻易地进入市场,可以随便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对于腐败现象,除了体制内外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之外,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制度化”地界定和划分,才能大大减少权力在市场上的“寻租”行为,减少腐败,从而保障社会真正的和谐。
经济法产生于纠正市场和政府失灵,这决定了经济法在其产生过程中,不仅有国家(政府)的作用,而且存在各种利益团体的参与,存在着在程序和机制上的社会性倾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部经济法的产生,不仅要遵循传统的立法机制,而且要充分地吸收社会各方面意见,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经过程序上充分的调研和公开的听证,以使包括政府各部门在内的利益能够充分表达和充分整合、协调。经济法为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其运行及宗旨实现过程中,不仅有国家的政策号召,有政府部门的组织实现机制,而且需要广大的社会中介机构,乃至社会团体的参与。例如高校、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等参与其中。这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配合与协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实施机制,以及政府部门实行的“问责制”,使得经济法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外在制度”法,从产生机制及运行和实施机制上都具备了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的品格。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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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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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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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济功能;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13-02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一个社会完整的制度体系,在两者和谐的前提下,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它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
一、通过启发自觉抑制机会主义倾向,有助于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和感化,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一个社会即便有着相对完善的正式制度,但是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不完善或者与正式制度不匹配,正式制度约束就会成为“软约束”,机会主义就会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体系尽管已经被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扬弃,但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多变。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缺失,多元化的价值观之间冲突不断,导致机会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一问题表现更为突出:一是各种违反市场经济法规的微观行为,如制造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经济诈骗、知识侵权、偷逃税款、利用法律盲区和非经济特权谋取私利等时有发生。二是“公地悲剧”现象的存在。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随意使用,部分市场主体甚至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三是负外部性问题。尤其表现在环境污染上。一部分企业主为了一己私利,完全置各项环境法规和他人的利益于不顾,肆意排放污水、污气,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已远远超过了个人的收益。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曾断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遵守制度的程度不能从制度本身的内容来解释,“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差异现象正是由某种意识形态造成的[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综合,如果能够内化为市场主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将会有效地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本性。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氛围,任何个人违反了市场规则,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核心价值观念的市场主体在违反市场规则时也会产生自愧心理,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心理压力是任何单个市场主体都不能承受的,它迫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参与市场活动;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通过提高和强化人们守法用法的自觉意识,“硬化”各项正式制度,使制度能够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市场主体在维护公共设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外部性弱化和补偿方面都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机会主义被有效抑制,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容易建立和维护。
二、通过引导合作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市场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在于:市场主体在决定参加某一市场活动之前,首先需要搜集足够的信息,由于信息是一种沉淀成本,因而这是一项昂贵和风险很大的活动。接着,它必须经过缔约谈判并维护契约,对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如果必要,还要进行裁决和惩罚,因此,市场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以及惩罚违约成本。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而且成长的时间比较短,与西方直接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相比还很不完善,并且,作为一种移植的制度,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尽管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已经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是关系经济,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在关系经济思维模式下遭到扭曲。在关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间的重复博弈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信用缺失,合作难以实现,经济活动局限于熟人圈子,这在无形中阻碍了信息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其他各项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关系经济网络上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在世界平均条件下花l美元办成的事情,在中国需要1.25美元[2],这种高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价值取向的综合体,它的确立将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条件下,市场主体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并且具有较强的制度意识,因而会严格按照市场法规行事。如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能够被预见,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就会因为可预见性的增强而减弱。在内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和激励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得到正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信用机制得以建立、扩大、强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合作广化、泛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个人更容易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打交道,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从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等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够得到不断提升。
三、通过价值认同强化精神激励,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持久的动力源泉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发轫于人们的物质利益冲动。事实上,物质动力仅能解释一部分而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特定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的支持,一旦物质欲求基本满足,人们的经济动力势必日益式微,全局性的经济增长也随之陷入停滞。精神因素对经济的推动力在发展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德国经济史学家维纳・桑巴特在考察了犹太人杰出的经济表现后,肯定了“犹太民族的精神结构”的作用,“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历史时期已满具那些使他们能在经济发达的过程中活动的特性。特别是商业和计算的能力以及市民道德,他们较优于四周其他许多人民”。[3]英国经济在上世纪初期巅峰状态和二战后的沉闷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哈佛大学麦克莱南教授的统计分析,1925年在25个调查国家中,英国拥有高度成就动机的人的比重名列第5,但在1952年的29个调查国中这一比重已降至27位。[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勤劳奋进、遵守秩序、自主创新、崇尚科学、爱国奉献等为基本的价值特征,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它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并自觉地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在微观思想层次上,增强了人们对经济活动的预期,激起了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在宏观思想层次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宏观和微观的认同,调动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还会形成鼓励和促成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所以,在当前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取向,以民族精神唤起和强化人们的爱国、强国热情,以创新精神调动人们的创新欲望,激发创新之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形成明确的荣辱观念,规范言行,能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人们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各尽其能的热情,在这一价值追求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将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苗伟伦.知识价值观的初步建构[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0(1).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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