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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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背景;个性

一、从理论上看文化背景对个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语言与说该语言社团所具有的特征有着自然的联系1,从这一社团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的勇气、自豪感、社会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因而,语言与个性有联系。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个性特征与其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性影响着交际。首先,用以下几个定义与范畴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阐述文化环境对个性的影响。

1. 文化

狭义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可指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得便感反复面的精神财富;广义的文化可指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指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2。

2. 交际文化

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误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3。

3. 个性

西方心理学界对个性下的定义的趋向是:第一,把个性当成内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第二,人的经验的组织。第三,对环境的行动和反应4。

我国心理学界对个性下的综合性的定义是:个性是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指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的独特的整体的特征,它是个体的心理倾向性,心理过程特点以及经常出现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是一种多层次的有机综合的心理结构5。

4. 个性心理特征

是指个体身上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主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其中以性格为核心6。

从以上定义可看出,个性是一种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和性格与其外部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性表现

以上从理论的角度解释个性与文化背景的关系,下面从实例看文化背景对个性的影响。

1. 关于“partner”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外籍女教师曾让我把一盒巧克力送给一位女生,说表示道歉。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上课时,这位外教问这位女生:have you a partner ? 没想到这女生便哭了起来,外教感到十分诧异。

这件事之所以成这样,除了语言因素外,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引起的。一方面,这女生对“partner ”的理解为“配偶”、“同居者”,再者,她性格内向、腼腆,自然就哭了。其实,外教是问她是否有练习对话的 “伙伴”、“搭档”。从语境的角度分析,出现此误解似乎不应该,但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无论理解成“同居者”还是 “伙伴”、“搭档”,如果这女生对西方文化背景具备一定的知识,那就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大学生是可以有,甚至可以结婚的,那也就不足为奇,不觉得被侮辱了。因而,“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综合特征”7。在交际时,一种文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时,可能会产生碰撞、摩擦、冲突等。不同的文化现状意味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行为准则8。另一方面,从个性看这件事,如果这女生不是采取哭的方式,而是勇敢地站起来,说明情况,那不是一堂很好的交流课了吗?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还有着浓烈的“唯命是从”、“师道尊严”的色彩。

2. 关于“i’m nota child.”的故事

我曾经在英国爱丁堡作访问学者,春节前夕,我应邀为一些英籍华人、中国留学生的孩子编排一个传统的中国儿童舞蹈。我欣然答应。但没想到,编排的第二天,我就自动“投降”了。第一天,我将构思介绍了一下。没想到当我示范了几个具有中国少年儿童典型的动作后,他们大声齐呼:“no. i’m nota child.”, 我先是一愣,这是我想不到的答案,但我并没有放弃,于是我一边解释, 一边抓着一个女孩的头发,梳成两个牛角辫,对她说:“i’ll do your hair like this and you’ll really look like a lovely traditional chinese girl.”更没想到的是,这次的抗议更大:“no. i’ll never do that . it looks stupid.”

三、原因分析:

1. “香蕉”解释法

当我面对两个“no”以后,我才清醒过来:他们是典型的“香蕉”——外黄里白:皮肤是黄的,但是审美观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2. 个人本位主义:

西方文化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个人本位主义,是一种个体文化。而中国汉文化重人伦本位,是一种群体文化。象“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都是人伦本位文化的体现。为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集体的利益,我让你做这个动作,你就得做,我让你把发型梳成这样,你就得梳,但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一群生长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儿童,却不能这样。西方文化突出的是自我,是个体文化的表现,要考虑我个人的意愿。

3. 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

在西方,十一、二岁的儿童被称为“teenagers”,我教他们的动作以及要求他们梳的发型,他们认为这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于是在心理上就不接受。然而,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十一、二岁是童年期和少年期的交错,用英语说,既可以说成是child,也可以说成是teenager,这就取决于个人的心理。而西方国家的儿童的心理年龄较为成熟得早,因为成熟意味着能力、气质、性格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出较强的个性。而中国的儿童多数表现出天真、活泼、可爱,充分体现儿童的固有天性,如过春节要给“压岁钱”。

四、在跨文化交际中个性适当转变的必要性

在跨文化交际中,常常存在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想尽快地适应新环境,但另一方面又不愿为此而影响自己的个性。因而,在跨文化交际中,为了达交际目的,有意识地、适当地改变一下自己的个性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hanvey认为要培养跨文化意识。他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为,学习者通过深入体验其文化,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感受其文化,从而达到移情的境地9。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要了解、尊重、容忍甚至接受不同的文化。在交际中,个性太强,或有强烈的“文化中心论”、“文化优越感”,这些都不利于交际。在交际中,不妨这样去想:了解其文化,并不等于接受;削弱个性,并不等于削弱自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是文化素质的培养。

参考书目

[1] 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2] 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4] 陈庆良.大学生心理学[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5] 陈庆良.大学生心理学[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6] 陈庆良.大学生心理学[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7] 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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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帖子让女性心惊胆战：这胸罩究竟是戴好还是不戴好？

对此，医学及妇产科资深医师专家指出，女性佩戴文胸时间长短与乳腺癌是否发病及发病几率大小并无关系，长时间佩戴文胸会影响乳腺部分淋巴液的正常流通，容易导致正常细胞癌变的说法没有依据。

乳腺癌发病最直接的因素是遗传基因，但几率只占5%～10%。而雌激素是乳腺癌发病的一个最重要的外源因素，有些女性长期服用丰乳产品，人为摄入高剂量雌激素，容易诱发癌症。此外，大量研究发现，月经初潮年龄早于12岁、独身、晚婚、过度肥胖、患乳腺不典型增生或乳管内状瘤病等癌前病变，以及喜好高脂、高蛋白饮食，长期精神紧张、极度抑郁、心理压力过大等，都是诱发女性罹患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因此，乳腺癌的病发与不良生活方式有较大关系，而预防乳腺癌首先要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1，定时起居，生活规律，不熬夜，不过度疲劳，力戒烟酒。2，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加机体抵抗力。3，做好情绪保健，保持精神放松，采用不同方式调节自己的情绪，防止焦虑。4，饮食宜清淡，多吃豆制品，特别是黄豆类，其中含有异体酮，可缓解乳癌发病风险。5，不要戴着文胸入睡，应养成睡觉脱掉文胸的良好生活习惯。

专家同时指出，是娇嫩、敏感的体表柔软器官，佩戴胸罩不仅可以保护免受外力擦伤和直接碰撞，还可以支撑不下垂，保持的稳定性和形态，同时也能突出女性的形体美。而盲目“裸胸”就等于放弃了文胸塑形和保护的作用。

因此，戴文胸是必要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文胸。

要选择宽肩带的文胸

细肩带威胁颈椎健康

细肩带文胸危害：胸部的全部重量，最后都由肩带来承受，肩带过细，承托力弱，起不到稳定作用，易导致肩膀及周围肢体摩擦过度，迫使颈椎压力加大。宽肩带文胸好处：宽肩带文胸承托力更强也更均匀，使胸部重量均匀分散，同时由于宽肩带稳定性好，文胸不易位移，对驼背等还有矫正作用。

要选择罩杯合适贴合的文胸

过大过紧到易导致乳腺增生

文胸过紧，阻碍血液循环，易导致乳腺增生；文胸过大，无法稳定，时刻上下活动，也容易导致乳腺增生。一定要选择贴合的文胸，轻柔稳定，使出于静止状态。

常换内衣使女人更年轻

英国调查显示，52%的妇女承认，她们的内衣不是每天都换的。有微生物学家指出，内衣穿一天会残留0.1g排泄物即相当于大约1亿个大肠杆菌。而心理学家的调查指出，经常、甚至天天更换内衣的女性，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小3岁。

表面看以上数据，从卫生角度上，1亿给人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知道这些细菌到底会分几批，会在何时，会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我们的健康。从年龄数据上说，3岁的差距已经足以令她们尖叫。面对这些数据，各位女同胞是否还能稳坐？

暂时放下内衣更替的问题，先说说内衣之于女人的关系。内衣跟女息相关，外衣悦人，内衣悦己。超人气女星莫文蔚就是一直这么取悦自己的。她甚至利用内衣外穿来取悦世人，在她看来很有看头。她令内衣的作用已经逾越了单纯的保护功能，而是升华至愉悦自己又愉悦他人的作用了。再看看上世纪的麦姐，到今天近乎疯狂的LADY GAGA，都在印证这一点。

当我们感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大哭、发呆、暴吃或是疯狂购物？又有人说，“在经历过一次心理创伤后，开始购置新的内衣，就是心伤愈合的一大标志。”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购买内衣来自我调整不愉快的情绪？内衣是女人的私物，不外露却精致。是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关注它是否能给女性身体感受舒适和美好，它同时也是女性们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关注和自我爱护的工具。在心情失落的时候，不妨购置一套内衣，宠爱自己，增强自信，让生活更有朝气。

4个信号提示女性该换文胸了：

一、肩带经常下滑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个，文胸过小过松，上移后就轻易发生肩带滑落。另外就是选错肩带款式，每个人的肩型有所不同，有宽肩，窄肩，平肩，削肩等等，不同的肩型适合的款式也有所区别，比如削肩的人就要特别留意文胸的肩带设计不能太过外侧，要选择那些内收型设计，这样才不轻易往下滑。

关于肩带的另外一个常见的失误就是太窄，太松。要知道，胸部的提升绝大部分是靠肩带来的，所以肩带越宽，拉力越强的越好。太细的纯粹是装饰用，起到的拉升力实在是微乎其微。长此以往，你的美丽的坚挺的胸部一定会越来越垂。

二、胸杯经常上移

这个题目很普遍哦，经常在公众场所看见有JM在不自觉的往下扯文胸。呵呵，这通常都是由于你的文胸底边太松了，或者是文胸的尺寸选择失误，胸杯过浅，只能象个盘子一样浮在你的胸部上。这样当你一抬手的时候，文胸自然也就随着上去了。

三、胸部有压痕

文胸一解开，胸部上明显有道钢圈的印记。这个就更明显了，直接说明文胸的罩杯选择过小。要知道，钢圈可就象个框架一样，本应该是适合胸部轮廓然后给它一个承托力的，但假如过小压在胸部那，就会象切豆腐一样把原属于胸部的脂肪给它切出去，胸部就会越变越小了。要知道，胸部的70%的成份是脂肪，脂肪减少，自然胸部也就缩水了。

四、背部有勒痕

这个也是非常直观的题目，通常说明底边太紧了，需要放大尺寸。或者是底边太窄了，轻易勒进去，造成勒痕。要尽量改穿那些背带加宽的文胸。一来增加支撑力和固定性，二来可以分散和均衡脂肪。大概就是这四条了，JM们假如发现自己有这些题目，那就要马上去找一些真正专业的文胸店去重新选购了，最最少得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穿多大的码的文胸才是合适的！

挤“事业线”挤出问题？

专家指出，挤不当可诱发乳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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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教育;幼儿心理健康;幼儿园;心理素质;儿童

一、幼儿心理健康问题现状

目前，根据对一些幼儿园的调查发现，在幼儿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挫折容忍力低，经不起磕磕碰碰，稍有不顺心就会哭闹、发脾气。幼儿期的儿童正处于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其知识与能力，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普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二，缺乏与人交往和应付人际事件的能力。对于大多数独生子女来说，在家庭中凡事以他们为中心，而在集体中他们却必须考虑到别的同伴的喜好和意见，独生子女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幼儿少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导致在人际关系中无所适从。

二、幼儿的心理健康与幼儿的发展

尽管我们对心理健康教育并不陌生，但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幼儿园的开展还不十分普遍。幼儿园中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本质在于保证与维护儿童的健康和谐发展。

幼儿的心理健康是幼儿人格完善的必要条件，是幼儿的精神与发展的内在基础。有了心理的健康，幼儿就可能有充分的发展。反之，若是缺少了心理的健康，那么幼儿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就有可能出现人格障碍或心理疾患。

三、音乐教育与幼儿心理健康

音乐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更多的快乐，使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大胆更活泼可爱。幼儿的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部分，作为一种区别于其他教育的形式，对于提高幼儿整体的心理发展水平，使幼儿具有稳定而积极的情绪，坚强的意志和信心，良好的性格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

教学案例：一个害怕舞蹈的女孩

班里的闫子越小朋友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女孩。每次老师提问题她都能快速准确地回答。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女孩却害怕跳舞，甚至害怕做操，不爱动。问起她的爸爸妈妈，他们也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像就不喜欢音乐，别人唱歌她会害羞得脸红，甚至捂住耳朵。

一个健康的幼儿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幼儿，要体现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唱歌和跳舞她都不喜欢，也许可以试试从乐器入手。也许学习乐器可以让她感到好奇从而喜欢上音乐。我会用钢琴弹奏一些柔情舒缓的乐曲，例如《童年的回忆》、《星空》等，这些乐曲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刺激，她没有捂住耳朵，这让我很兴奋，看到一丝光明。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学期，有一次在我弹琴的时候，我发现调皮的闫子越小朋友竟在我身后，趁我不注意用手指摁了一下琴键，发出清脆的响声，她便诡异地笑着跑了……她开始对钢琴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反思：她是一个身体发育，智力发育正常的孩子。不喜欢音乐也许是因为后天环境的某次事情对她的心理有过刺激，留下不好的印象所导致她害羞跳舞害羞唱歌。

总之，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具有调节人的情绪，升华人的情感的功能。它通过有组织的音响，以抑扬顿挫的音高，张驰变化的节奏，扣人心弦的速度，线条明确的力度，以及色彩多样的音色来表达人类的情感信息。作为一种听觉艺术，它能直接刺激人的听觉神经，产生有效的生物电，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四、如何把音乐教育同心理健康统一起来

音乐教育作为幼儿园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是通过音乐活动、音乐游戏以及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来实现的。同时，它也是进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的方法，有利于促进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

在幼儿园教育中，二者统一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幼儿园现有的音乐教育中潜在的心理教育的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的音乐教育的各种形式，结合心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很好地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这就需要幼儿教师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增强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主动寻找音乐教育中蕴含的心理教育意义，积极尝试把二者统一于一个教育过程当中。实际上，传统的幼儿园音乐教育内容中本来就有着各种形式的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东西，比如礼貌、谦让、合作、互助等主题，一直是幼儿园音乐作品中的主流，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教师往往更偏重于作品中的音乐意义，而忽视了对主题的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解和挖掘，这无形中也就造成了大量教育资源被白白地浪费掉了。相反，如果教育树立起了充分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也完全可以把它们更好、更充分地利用起来。

第二，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的音乐培养，提高自身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欣赏水平，更好地引导幼儿感受音乐的力量。如前所述，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它的愉悦身心、调整情绪的作用要通过欣赏者对音乐的欣赏和理解来实现。也就是说，如果教师不具备高度的音乐感受力和鉴赏力，就无法通过引导幼儿的欣赏活动实现音乐的内在感召力。

第三，面向全体幼儿，充分地了解每一个孩子，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音乐活动技能是儿童进行音乐表现的基础，而无论是从技能上看，还是从对音乐的感受能力上看，儿童间的个体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另一方面，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同样存在着多样性，尽管其中可能有比较统一的倾向性，但每一个孩子的表现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使音乐教育与心理教育统一起来，教师就必须具有了解每一个孩子，能针对每一个孩子的现状进行音乐教育的能力，这也是现代幼儿教育对幼儿教师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音乐最能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音乐也最能够感化人的情感，因此，在音乐教学中，通过优秀的音乐作品，使学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情感体验。学习中每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获得都会为学习者带来这种积极乐观的情感体验，而这样的体验反过来就会给学习者带来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使其学习动机更加稳固与持之。

综上所述，幼儿的音乐教育在促进与保护幼儿的心理健康上，是有着独特的作用的。由此可见，音乐是对幼儿进行综合培养的课程，它对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完美人格的形成，以及为幼儿的未来生活提供一个好的开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心理学》，1996年会暨市场经济心理学研讨会论文

[2]孙华.《加强学生心理卫生教育刻不容缓》.《辽宁高教研究》，199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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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要求体育课要注意从体现运动参与、 运动技能、 身体健康、 心里健康和社会适应五个方面的学习目标要求促进学生的学习， 并要注重体育教学中使学生获得自主、 快乐的情绪， 发展学生的个性， 提高体育教学的实效性。体育游戏作为一种体育运动的手段， 除了具有锻炼身体、 提高趣味性等特点外， 主要有健身作用、 娱乐作用、 教育作用和社交作用， 因此， 在体育教学中合理运用游戏， 是与新课标的教学目标一致的。在体育教学中合理运用游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的身体基本活动能力，并能在游戏中学习运动技术。体育游戏的特点和作用决定了其在体育教学各个环节中的运用具有巨大的潜力，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完成教学任务。体育游戏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多样，对增强学生体质，促进体育运动技术、技能的掌握与提高，改善肌体各器官系统机能，促进身心健康等有积极的作用。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游戏，可以将跑、跳、投等各种活动融为一体，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培养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性，适合职业院校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但体育游戏并不是我国体育教育教学的全部，体育教师必须善于辨证分析，保持清晰头脑，在保持体育游戏的娱乐性、教育性、健身身性基础上，须加强体育游戏的辅、诱导性、拓展性，体现体育教学是以运动技术为载体的教学形式，凸显教材的功能和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使体育游戏更好服务于体育基本教材的教学。如何使体育游戏更好地为高职体育教学服务，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根据高职学生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合理的选择游戏内容

高职学生年龄一般在18-23岁之间。生理上是人生蓬勃发展和成熟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段。这一时期的学生肌肉和骨骼力量不断增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已经趋于完善，体育运动能力随之提高。这部分学生学习与掌握运动的技能比少年时期速度快，不仅能注意模仿，而且动作更协调一致。随着他们运动调节能力的发展，体育游戏可伴随着其他运动项目学习。在体育游戏的教学中，对发展力量、耐力尤其重要，可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敢于拼搏的时代精神。同时，对于稍微敏感的男女性别问题，体育教师应根据他们的生理、心理特点有所区别，并且注意引导他们打破性别障碍，强调遵守规则和团结协作，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性。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各种思想、各种生活方式的涌入使得青年学生目不暇接，好奇心生，模仿、效仿，不假思索地学做，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辨别是非能力有限。在高职学生身上表现出了已有的教育的缺失。表现在学生自理无能：对自己衣、食、住、行，自我生活的支配和料理能力太差；交流阻隔，面对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产生怯懦感与孤独感；自控能力差，易受情绪左右；保守闭塞，心理年龄小于实际年龄。因此高职体育游戏应尽量选一些团队合作较强的游戏，培养他们团队合作意识，提高他们的交往能力。

二、体育游戏应有针对性、目的性

游戏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是作为教师也应该合理运用，而并不是胡乱滥用，随便安排一个游戏让学生练习。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所起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甚至是适得其反。作为体育教师首要任务就是上好每次课，针对学生不同的身体素质，教材内容的设应该注重多样化，使学生在每堂课中都有收获，身体各部分都得到锻炼和提高。设计体育游戏应从教学内容出发，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游戏内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选择不同的游戏。如，有些游戏作为准备活动，让学生进如上课状态，起到热身作用，如“贴膏药”等。有些游戏主要配合教材内容，辅助练习，如“迎面接力跑”等。还有些游戏主要是为了完成某些教学训练任务，如篮球课中的“投篮接力”等等。这些游戏有些共同点：它们能使学生们很快调动大脑皮层的细胞，集中注意力，而且能有效地调节学生的情绪，使得身心很快得到放松。

体育游戏进行准备活动的目的是使学生从心理上和生理上为课的基本部分教学做准备，通过准备活动表现出良好的身体机能状态和心理状态，把学生的兴奋性调节在一个适宜的状态，因此教师在组织游戏时一定要有效地控制和调整。在体育技术、技能教学中，游戏法的运用要注意学生动作技能形成的不同阶段的任务与要求。一般来说在动作技能形成的“泛化”动作阶段，不宜采用游戏法，让学生能在相对固定的条件下熟练地完成动作，提高动作自动化程度和机体工作的能力。

身体素质练习一般动作难度小，负荷大，比较单调，采用游戏法练习，可以增加趣味性，调动学生练习积极性。如：发展腿部力量的“时代列车”、“立定跳远”；发展上肢力量的“推小车”、“平衡角力”等游戏。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要求进行选择运用。体育游戏用于素质练习时，学生比较兴奋，积极性较高，教师要注意运动量的控制，防止负荷过大，同时要采取安全措施，防止出现伤害事故。

体育游戏在整理活动中的运用。游戏法用于整理活动，有助于消除疲劳，促进身体机能尽快恢复，使小负荷的游戏活动，在大脑皮质所起的兴奋可以加深运动中驱的抑制，促进其恢复，整理活动的游戏内容和形式力求做到轻松，活泼，精彩幽默，使机体的生理、心理得到放松。体育游戏在学校体育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健身作用，因此，要根据体育教学中各个环节的任务要求，选择、创编一些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游戏方法，在教学中加以运用，这样才能使课堂气氛更加生动活泼，同时也可增加学生对学习体育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完成体育教学任务，让学生在心情愉快的条件下参与运动。

三、注意掌握体育课中游戏时间和强度

体育游戏不是体育课的全部，如何使体育游戏更好地为体育教学服务，时间的掌握是一个关键因素。在不同教学环节设置游戏都要注意时间和强度的控制。游戏只是辅助教学不能喧宾夺主。另外游戏时间过长和强度过大容易造成学生身体疲劳和情绪低落反而不利于教学内容的学习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所以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游戏实施的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四、体育游戏要注意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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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融合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1．地域界限的模糊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2．雅俗界限的消融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3．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融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4．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消失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几点思考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篇6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 逻辑思维 能力培养 《新视野大学英语》

前言

关于大学英语教学，人们普遍讨论的是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议论的热点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应考策略和技巧。但关注大学生对于英语语言文化的理解程度，重视大学阶段学生的思维发展和逻辑分析能力培养的讨论鲜有所闻。作为大学英语教学工作者，我们知道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大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也明确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片面强调听说读写的操作性训练，忽略组织架构的思维分析能力培养，与课程要求所提的培养“综合应用能力”、“综合文化素养”也是背道而驰的。而缺乏自主思维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的学生，所能做的只是对现有知识的机械重复，谈不上灵活地实际应用。多年来的“哑巴英语”，也提醒我们应注意新时期的教学问题，值得现时大学英语教学工作者思考如何培养具有自主思维能力的大学生。

《新视野大学英语》这一套大学英语教材在教学内容设计中融入了关于文章结构的分析、作者论证方式等的剖析，体现了培养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思想。在实际教学中，怎样使用这一部分内容、如何更好地帮助学生在分析文章的同时锻炼写作能力、培养思维分析能力值得我们一起讨论。

一、现时大学生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时期的大学生具备了区别于以往大学生的一些特质。这些特点同时也体现在现时大学生对待学习、看待传统教学的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学习能力的高低偏重。

1.自主学习能力的成形。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自主学习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力支持，现时大学生已基本熟练使用各种多媒体学习资源。网络的普遍使用也使搜索学习资料、找寻答案，甚至拼和写、听和说的锻炼都更加简单便捷。因此，现时大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课本字、词甚至句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自己查找、思考解决。

2.理解分析能力的欠缺。无论从现时大学生的心理年龄还是从他们接受多年的或多或少的应试教育来看，现时大学生理解分析的能力都需要更多的锻炼和发展。应试教育着重强调字词的记忆和句型的背诵，以致于学生本身也忽略了理解分析能力，这也是直接导致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

3.缺乏研究精神，深入思考的能力不足。与许多高校工作者所提的大学生学习倦怠情绪有关，现时大学生对深入思考缺乏兴趣，也缺乏研究精神。而许多问题的答案，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获得。由于缺乏思考研究的过程，很多问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由此可见，现时大学生真正需要的是思维能力的锻炼，例如对文章架构的分析、对观点的提炼以及对语言的理解。这一能力的训练不但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而且能为学生今后继续深入学习做好准备。

二、个人在《新视野大学英语》中培养学生思维的教学实例

实例1.《新视野大学英语Ⅰ》Unit 5 Section A“The Battle Against AIDS”

Text Structure Analysis：Problem――Solution――Evaluation

教材把课文中几个段落的结构作了分析，这几个段落都是“问题――解决方法――评价”的模式。在处理这一部分时，本人先结合之前Unit 2 Section B的文章“Is There A Generation Gap？”的文章结构，对Question――Solution的写作模式进行复习重温，并以此作为切入口介绍Problem――Solution――Evaluation的写作。教材中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写作模式在段落写作中的应用。根据分析可以针对文章段落提炼以下架构：

课文中已经有两个清晰的例子，Para. 8&9及Para.10，它们都可以依照这样的模式解构。同时教材在分析后也提供了练习的材料：

General Statement：Build more tall apartment buildings.

Problem：increase in city population，housing problem.

Solution：pull down one-family houses，build tall buildings，make use of the space in the air.

Evaluation：help 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

教材中主要着重这一模式在段落中的应用，然而，本人认为，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发展段落以外的应用，提醒学生打破现有局限think deeper and further。例如教师可以提醒学生：What causes the housing problem in cities？Besides the housing problem，are there any other problems caused by increased city population？For all the other problems， can you figure out the government’s solutions and how did they work？在这些问题的激励下，经过brainstorming，学生很容易想到城市就业问题、污染问题、交通及教育等问题，也能很快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效果。这样一来，学生不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了Problem――Solution――Evaluation的写作模式，而且一些出其不意的问题，一步一步把学生的思维从一点问题扩展至段落，更从段落扩展到文章甚至扩展到集体讨论的话题。其后一份小组合作的report也能巩固他们的讨论和思维结果。

实例2.《新视野大学英语Ⅰ》Unit 4 Section A“How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ext Structure Analysis：Listing

在对listing的写作应用的分析后，教材也提供了示例和练习材料。示例如下：

Sample Paragraph：

Many different sports occur on our university groups.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like football，basketball，racing，and even baseball.Other students may enjoy sports such as tennis，swimming，and high jumping.Still others have access to activities like weight lifting，sking，etc.

在listing的写作分析后，教师可以把同样的话题：Many different sports occur on our university groups安排给学生做课堂练习，在学生初步完成句子扩展后，展示以上sample，并提醒学生注意示范段落中一共使用了几个listing systems来说明主题。之后，指出示范段落中listing system中列举例子的逻辑问题，布置学生重新按照自己的逻辑排列例子，并结合学生校园内所见的课余活动举例。经过思考、讨论和练习，学生不仅对listing的使用有了更深的认识，能够更灵活地使用，同时对写作的兴趣也表现出浓厚兴趣。

在《新视野大学英语》的使用过程中还有更多实例，本人不再一一赘述。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总结出：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中提供的关于文章结构和写作模式训练的材料，适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一步拓展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锻炼学生的写作逻辑。

总结

作为人民教师，我们应始终知道“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高校英语教师不但肩负着帮助学生通过等级考试，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英语应用能力的责任，而且需要的是对如何提升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思考。就英语能力而言，培养会用英语思考、英语表达和英文写作时逻辑清晰的学生，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当从教材中挖掘，找到切入点，在帮助学生提高写作、阅读能力的同时，更深层次地提高学生英语思考、思维的能力，为学生今后成为具有综合素质的人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读写教程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2.

［2］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读写教程教师用书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2.

篇7

[关键词] 叙述者　聚焦　聚焦者

叙事作品中，经常会碰到“视角”、“视点”、“叙述角度”、“叙述情景”等这样的术语，这些概念经常会导致理解上的混淆不清，因为在传统小说研究里，经常是“说话的人”和“说话人的观察视角”是一致的，以至热耐特在他的《小说修辞》里很遗憾的讲到：一般的理论家总是“在谁是观察者与完全不同的谁是叙述者这样的问题混淆”，于是，他采用了了语言学上“语气”和“语态”两个词汇来说明叙事作品中“看”和“说”的而不同。为了区别以往诸多术语类似“视点”“视角”“叙述角度”的模糊性，他专门采用了“聚焦”一词，来区分“看”的问题和“说”的问题完全不同。荷兰的米克・巴尔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即“人们总是将谁在看与谁在说之间发生一些概念混淆”，他说“我把所呈现出来的诸成分与视觉(通过这一视觉这些成分所呈现出来)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聚焦(facilization)”。即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不过，它们都在这一点上混淆不清，这就是它们没有对视觉(通过它诸成分被表现出来)与表现那一视觉声音的本体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由此看来在叙事学研究中，区分“聚焦”(谁在看，这里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人物)和“叙述者”之间的界限非常有助于我们进行叙事研究。

米克・巴尔明确指出“叙述者传统上被认为与聚焦式同一回事――这样说不对，因为只有叙述者在讲述，即说出被称为叙述文的语言。”但是“聚焦者属于这一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层面。它属于经由感受的独特的行动者、视点的秉承着所表现出来的给予素材的着色。”这里巴尔已经给出了叙述者与聚焦的而明确区分：首先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尤其是在具有故事外叙述者的叙事作品中更为明显。其次，叙述者只是发出声音，而聚焦还秉承着感知、感受甚至价值判断更深层次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以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的同名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为例来分析在叙述作品中叙述者和聚焦者常常会出现分离、甚至聚焦者在不断的变化的现象。

电影主要用了回溯的手法，从作家读信开始，镜头开始了陌生女人一生的追述。很明显，这部影视作品由两个主要的叙述者：外层叙述者导演和内层叙述者写信的女人。外层的叙述者导演安排了这部电影的整体叙述结构――开始于作家四十一岁生日。作家开始拆开信封读信：“亲爱的，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可能从来也不认识我。”中间以陌生女人信中所写的主要情感经历的回忆为主：结尾又以作家的读信结束。在这里，外层叙述者只是起到了一个作品框架的作用，相当于传统小说中的“楔子”，始终没有对作品人物进行任何的评价与干预，尤其是对有着重要角色的作家也没有只言片语的指责。另一层的叙述者就是这封写信的女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物叙述者，她既担任了叙述任务，讲述了主要的叙述文本中的故事，同时也是所讲述的文本故事中的一个行为者，在信的开头就说：“亲爱的，你不认识我啊，你从来也不认识我啊。”就表明了她叙述的故事和自己关系密切，“你可能早已忘记那个穷酸寡妇的那个女儿……”叙述文本的情节得以展开。

电影中的叙述者非常单一，即故事的讲述者“陌生女人”。但是聚焦者却不止一个，通过了不同的聚焦者传达了不同的“看的”(在这里“看”包括感受体验等感觉)内容，使这个陌生女人的生活情景、经历以及内心独特的感受多方位的传达出来。在这部影片中，出现了多个聚焦者：童年时代的女人(原著中的洛莉塔)、就读于北平师范的女学生、交际花江小姐、江的小儿子、作家的老管家。在这几个不同的聚焦者不同的眼光的过滤之下，展示不同时段的这个女人的精神状态，对生活的体验、态度的变化。

聚焦一：

大杂院里，新搬来了一位作家，马车上满满的书，作家没有出场，出场只是管家和那一大堆的书，管家对女孩的母亲说了一句话：“麻烦您了，太太。”电影的画外音想起：“我不知道，您有那么多书，而我只有几本书，还是普通的封面，而一个有着这么多，还有外国书的人，该是怎样一个人。”

叙述者开始想象，这位作家是一位蓄着胡子、和蔼可亲的老爷爷，这明显是出自一个年幼的、单纯的还处于懵懂想象中的小女孩的眼光，这时候的聚焦者显然不是故事的叙述者。

聚焦二：

大杂院里过年的气氛非常浓，爆竹鞭炮噼里啪啦，小女孩趴在窗口向外看。看到北屋(即作家的屋子)外边人声鼎沸，贺年的、祝福声不断，房东太太在煮饺子，让小女孩送饺子给作家，她一动也不动的吃着糖葫芦，母亲说：“你还来劲了呢。”小女孩冒出一句：“我知道你为什么去送饺子，”母亲问为什么，她说：“巴结――”

这里的聚焦者依然是小姑娘，在她看来觉得母亲给作家送饺子吃就是为了巴结，但是换了另外一位叙述者可能并非说这样的话了，母亲却说：“大过年的，街里街坊的。”大杂院里的年味儿、作家房间里经常飘散出的歌声等情景，聚焦者都是小姑娘，从孩童的眼光出发的观察，才使得作家的行动表现显得更为客观。

聚焦三：

6年后，女孩子重又考回北平女子师范，随行在“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行队伍中，突然，警察的枪声响起，她尾随着慌乱的游行队伍在奔跑。作家一把将游行示威中的女学生拉到一个报馆里小巷里避开警察追捕，两人气喘吁吁的看着慌乱的人群开始的对话，作家说：“学生还挺关心国事。”少女说：“反正同学都去的。”

由此也可以断定，这里的聚焦者是一个虽充满爱国热情，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爱国、涉世未深的年轻学生，她的行为只是逐流。

接下来作家邀请她到家里聊天，问她方便不方便时，少女毫不犹豫的说：“方便，我都方便。”接下来少女和作家手拉手一起去了作家的屋子……画外音的心情表达：“来到这个屋子，我所有的童年人生，都在这里啊。”第二天早展步履轻快拿着作家花瓶里的一支白玫瑰走出屋子，看到老管家在扫雪。脸上还带着一丝浅浅的幸福的微笑。

这里要注意的是，画外音的心情是由叙述者发出，而聚焦者应该是和读书少女年龄相仿的女性，因为人物的语言、表情、行动都充分暗示对女孩行为的肯定，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聚焦者。将会是另外一种看法与感受。比如对作家只是缘起儿童时代一种朦朦胧胧的情感，怎么会轻率的和作家共度一个晚上?也许就是这样一种聚焦者和读者视角之间 的距离或脱离。才使得叙述者的叙述更具有一种神秘和吸引力，叙述故事中的人物与叙述者之间有一种张力。叙述者深深明白情境中的人物是由于心理年龄、青春特殊情感促使人物出现一些行为，因为叙述者是一个成年者，但是这时候电影的聚焦者不是叙述者，而是一个和情节中的少女年龄相仿的女性，这样一来，显得叙述者的情感显得真实可靠，陌生女人当初是出于一种真实的、不计回报的爱。

虽然，作家在外出三天回来之后并没有找过少女，但是从少女默默的等待、以及悄无声息的搬离了作家所在的城市。这样的聚焦。依然出自一个渴望爱情、却没有得到回应、甚至是默默的承担相思、无怨无悔的少女这样一个聚焦者，“我愿意你想起来没有任何的忧愁，我愿意成为你结识的所有女人中独一无二的一个”。通过这样的聚焦者和画外音，叙述者显得更加可靠，就是这样一个少女，一厢情愿、甚至是在自虐般的付出，直到。我的儿子死了，他昨天死了，”才在遗书中告白自己爱的坚贞和无悔。

但是叙事文本在8年以后，即陌生女人生下了作家的小男孩之后，叙述文本开始转换为了外聚焦。根据聚焦的分类，可以分为：内聚焦、零聚焦、外聚焦。外聚焦的主要用于作品的部分结构，因为“外聚焦是置身于所叙述的故事人物之外，通过审视人物的相貌、装束、表情、动作和记录人们的谈话，它排斥人物的内心活动信息可能，人物往往显得神秘、朦胧或不可接近。”

在陌生女人叙述的8年之后发生的故事中，出现了更多的人物和场景(舞会、剧院、保龄球场、大马路)，“她”和作家又出现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圈子，这里就出现了外聚焦叙事：舞场中有共同的朋友，甚至朋友还介绍他们认识，甚至某一次的聚会中，曾经和作家作家一起看京剧。还有一次在大街上，她带着儿子被一群乞讨流浪儿围上来要钱，儿子说“妈妈，我能给他们我的零花钱么?”，她说“儿子，给不过来的。”这时候场面画外音戛然而止，根本无意去交代陌生女人的内心。这些场面显然是一些外聚焦，在这些聚焦中，观众可能都为这样的相见不相识而着急了：明明同在一个城市。他们相互认出没有?作家似乎没有立即认出“江小姐”就是当年和自己有过的女学生，“江小姐”见到作家时脸上的平静，并没有观众期待中久别重逢后悲喜交加的场面。

连场外的读者都可以看出时隔8年，她(陌生女人)和作家离的如此之近，作为叙述者的“她”一定是心理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可是在影片中的聚焦却是如此冷静：作家和江小姐熟视无睹、陌同路人，尤其是对江小姐来说，在一夜温柔之后有了作家的儿子怎么可以忘记，怎么又可以看上去波澜不惊呢?是她成为一个交际花之后变得玩世不恭?可是，电影剧本中没有任何内心独自。叙述者只是从外聚焦来叙述故事，因为外聚焦者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感情纠葛。

聚焦四：

在一次舞场中，作家递过来一支燃着的火机同抽烟的江小姐来搭讪：“怎么才能认识你?”江答：“认识我很容易，谁都可以。”作家：“那我们也算认识了。”握了一下江小姐的手。说：“认识你很荣幸。”江说：“是我的荣幸。”“哪天可以再见到江小姐?”“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那现在呢?”“可以，走吧。”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影片叙事仍是采用了外聚焦的方式，冷静而又客观的展示8年后来两人的第一次对话，而且对观众来说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客观、冷静，叙述者完全不去表现江小姐的内心：是喜是悲?还是悲喜交加?还是百感交集?还是恍若隔世的迷离?也许台下的观众都已经注意到这段对话听起来那么熟悉，和作家第一次邀请女人(那是还是女学生)的情景及其相似，但是聚焦者就是如此不动声色、不急不缓的吊观众的胃口。

接下来叙述者突然一下子又采用了内聚焦：来到作家的屋子。路上的马车，相似的胡同，相似的里弄灯光，还有院子的大门，这些场景都在第一次的约会中出现过，甚至房间里插着一束白玫瑰的花瓶(实则为江小姐所送，每年作家的生日她都会送一束玫瑰花，而作家毫不知情)，尤其对花瓶做了特写，这显然又转换为了江小姐的聚焦。

聚焦五：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看报纸，作家说要出门三天，还说：“回来后我会找你。”江补充了一句：“我爱的一个人也总是出门。”作家问：“走了的早晚总会回来。”江：“可是回来了就忘了。”

这里，聚焦突然又跳到了外聚焦，即观看者，很显然，作家仍然没有出来眼前的女人是谁。玫瑰花，还有暗示性的问话，都丝毫没有唤起作家的记忆，当问起“这时一个女人送的花吧。”竟淡淡的说“不知道，也许是吧。每年的生日都会有人托花店送来。”多么恐怖而又可怕的，他从来没有想过打听一下谁送的花，更没有问一下面前的女人为什么会要这样一支甚至有些凋谢的白玫瑰，作家的举动充分展示了他的漠然，江只说了一句：“我走了。”和八年前相似的一个夜晚，相同的话题，甚至一样的悲剧。这里的外聚焦，有点类似重复叙事的策略。不动声色的揭示人物的必然结局，与读者感到重复的对比之下，作家却一次也没有感到重复(背后是一种漠然的健忘)，而这个陌生的女人的感情的持久与不变。

聚焦六：

走出房间里，碰到作家的老管家。江小姐诧住了，看到了一支跟随作家的管家，也看到了老人的惊诧，老人捧着一盆盆栽，也伫在了那里，好久没有说话，那张布满风霜的，皱纹纵横的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复杂，半天一句：“小姐，早啊一。”

篇8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产生着深刻影响。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教学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好的教育必是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的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高考、中考是必要而又有积极意义的。频考养中考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它不仅改变了教育的性质，也阻碍了中考成绩的提升。

由郭思乐教授创立的生本教育是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以生命为本的教育。其核心理念在于：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教，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学。实验研究证明，实行生本，不仅可以发展学生素质，而且可以有效提高中考成绩。一般来说，教师的作用和价值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组织学生自主学习上得到体现。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找出一种教学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的教育理想，生本教育正是实现这样理想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以它为指导，在祖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100多所中小学、职业中学、幼儿园等进行实验的成效显著，取得了意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一、问题概述

我们首先对所要涉及的生本教育、师本教育、东方考试文化圈等概念进行分析。生本教育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体的教育，其特征是主要依靠学。它反映教育的终端所在，刻画教育之目的、本源、过程的基本特征，体现教育的本质内涵。在现实中，教育本质遭到扭曲，师生主体错位，喧宾夺主。师本教育是以教者的活动为本体的教育，是我国教育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它主要依靠教。其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扭曲的考试文化与之相互助长。

师本教育和考试文化的结合，构成东方考试文化圈（在本文中它既是地域概念也是氛围概念）。其要害是以控制生命为主要运作方式，使教育充满竞争，在实践中不仅不能享有强大生命自然的支持，反而遭受自然的逆反，事倍功半，脱离教育本旨，离开人的素质培养的轨道。

优劣相较，生本教育就成为当今中国三大素质教育实验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种。

二、生本教育的观念

（一）生本教育的教学观

教学就是学生在老师的组织引导下的自主学习。生本的课堂区别于考本、本本、师本的短期行为、分数的课堂，成为新的人的发展的课堂。在组织上，生本教育鼓励先学，以学定教，少教多学，直至不教而学，即采用个人、小组和班级多种方式的自主学习。它提出，比“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更为基础的是发展人的情感和悟感，认为感悟是人的精神生命拓展的重要标志，学生学习的核心部分是发展感悟，积累的意义在于感悟的形成。

（二）生本教育的评价观

生本教育提倡减少或取消学习成长期的频繁考试，不干扰学生成长，把考试评价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或科任教师，把教学过程中的评价活动改为评研活动，削弱日常评价的比较竞争，鼓励“为而不争”。到了学习的成熟期，鼓励学生用成长期的生动、活泼、主动、自然、丰富的积累和感悟，取得优异的终端成绩。

（三）生本教育的德育观

生本教育认为，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学校德育的基础。劳动产生自然素朴的美德。学生在课堂中成为真正主人，学会体验和感悟，就可以使教学中饱含的真善美最大限度地进入学生，起到最大的德育作用。由此，课堂教学成为自在的、素朴的、无形的德育过程。

三、生本教育的几大特点

（一）突出学生

从矛盾论的观点来看，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在教与学的矛盾关系中，学是内因，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依据；教是外因，必须通过学这个内因才能发挥作用，生本教育的课堂完全改变传统教育中老师讲学生听的局面，在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规定每堂课老师讲话不超过十分钟，其余时间交给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上台发言、交流体会、自主学习。

（二）突出学习

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身的基本过程、基本规律。生本教育的基本过程是：（1）课前的准备；（2）上课时的讨论；上台发言与聆听、质疑、探究等；（3）课后的追根究底……处处突出自主学习。比如上网查找相关资料、通过文字或图例表达自己的意见；课堂上聆听老师、上讲台用口头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别人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别人的质疑发表见解……

（三）突出合作

合作是21世纪人才要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生本教育的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学生小组学习。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无论是课前准备还是上课时的学习每位学生都必须在小组内充分发挥作用。

（四）突出探究

生本教育让学生主动地学习，低入口、大感受、深探究。让每个学生有话说、让每个学生有收获；老师在认真听学生讨论、发言的基础上进行“点火”，让学生的思维碰撞，让智慧之火燃烧，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与拓展。

四、生本教育的生态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

生本教育的生态课堂教学模式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学生，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由开放地独立自主学习，在课堂学习生活过程中学会感悟、体味，在与知识的“相遇”中，使知识融入生命。生态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就分“领受―领悟―提升”三阶段。

一、领受

领受教学的前提是学习任务和学习内容要适合学生心理年龄的特点。间接与直接经验是学生学习的基础，间接经验可以转变为直接经验，学生学习应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展开。精选示范知识要考虑学生的接受特点，为学生喜爱，容易进入学生视野。学习任务要相对确定，提出的问题要简明扼要。学生领受是在上一次课结束时就已开始，这样才有较多的时间和空间做课前准备。

二、领悟

领悟是生态课堂教学模式的主题和核心环节。学生的领悟有显性水平和隐性水平两个层次。前者是指学生能对知识领悟透彻，既能意会又能言传；后者则指学生处于领悟的朦胧状态，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如生本教育实验教材三年级语文《死海》一文中有“比重”一词，小学三年级学生不用弄清“比重”的科学概念，只要懂得“由于死海含盐量很高，人在海里就像木头漂在水上一样”即可。

三、提升

提升是在学生领悟的基础上对知识生命的拓展。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成功领悟，学生的求知欲和参与探究的精神得到张扬和发挥。如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罗华老师，在生本教育观念的指导下，在学生对二战后“苏联模式”这一历史事实领悟的基础上，花两节课让学生对二战后“苏联模式”的积极影响与弊端展开争辩，使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在讨论中得到提高。学生在发现知识变化的规律后，其领悟水平是可以提升的，提升的速度令人震惊。

生态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课堂教学生态系统中各生命实体的有效整合，有利于学生个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小组与小组以及知识生命的多元、多向的互动和不同层次的提升。生态课堂的教学流程可以在一课时完成，也可用几节课来完成。例如对一些探究性问题的解决，就需要较多的时间来组成一个“领受―领悟―提升”的教学过程。

五、生本教育的收获与意义

（一）生本教育使学生获得了学习动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机器没有动力不能开动，学习没有动力读不好书。而动力源于“人生四大需要――生存需要、交往需要、安全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生本教育是学生获取“交往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最佳途径。例如，育才实验学校初二（4）班数学老师在暑假放假前要求该班学生在没有领到新课本之前预习好初二上学期前三章的内容。结果，全班49位同学没有一位叫苦，而且在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数学测验中取得全班平均80分、其中4位100分以上的好成绩，这样的结果比没有开展生本教育实验的班超出50到60分。

（二）生本课堂使学生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变“听懂了”为“学懂了”、“会学了”

生本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便成为生本课堂。生本课堂里，学生通过自学、小组交流、讨论、全班发言、聆听而所获得的知识是真正“学懂了”、“会学了”。在初一级进行的最近一次调查表明，生本课堂获得了很高的认可率，认为“生本教育”比“师本教育”好的达到了89%；大部分同学认为“生本教育”可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思维发散、合作和学习能力。

（三）生本管理使学生获得了自信、自尊、自爱，由“他律”变为“自律”。

生本教育运用于班主任工作、学校纪律管理、住宿生生活管理等便成为生本管理。初三（1）班的学生自豪地说：“在我们班，班长最大，其次是班委，第三是学生，班主任排46（全班有45位学生）”。该班班主任说：“在班级管理中，我不犯愁了！学生自己会按照作息时间进行学习、运动；有问题他们会想方设法商量解决，的确解决不了的才找我出点子”。

（四）生本备考使学生提高了学习成绩，变“怕考”为“敢考”、“爱考”。

生本教育运用于复习考试便成了生本备考。生本备考使学生直接参与系统复习，对学到的知识进行归纳、综合；对考纲，考卷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其效果比师本备考要好很多。

篇9

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制度/社区矫正

未成年人强则国家强，未成年人兴则国家兴。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兴亡，因此，纵观世界各国，无不将关怀和保护未成年人作为国家政策的重点，希望能够培养出身心健全的未成年人，使之成为明日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然而，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化，使得如何进行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问题变得十分迫切，尤其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如何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方式应该如何调整作出检视，以期探索出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刑罚执行制度。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基本理念之解读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思想可塑性大，既有容易接受教育改造、悔过自新的一面，也有容易受到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而使犯罪具有反复性、倾向于再犯的一面。他们的一切选择，事实上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对他们的种种偏差行为而导致的后果均背负有责任，正如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中，加害和受害是同时存在的[1]，未成年人在作为加害人实施犯罪的同时，他们自己事实上也是受害人。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的不成熟导致其对于自己犯罪行为后果的预见性不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各种诱惑时不知所措，这种由生理学和心理学所验证的主体特征，靠法律的强制是不能够改变的。因而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倘若采用针对成年人的刑罚手段简单地直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并不能有助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真正解决，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必须区别对待。

在西方，人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既是刑事法治问题，更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的刑事政策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前途的社会大事。曾经担任法官的梅德因不满在拘留所关押少年犯以及将成年罪犯和少年犯共同关押，早在1893年就建立了“父亲协会”从事少年犯感化事业，并为以后在欧洲大陆及英、美实行类似制度奠定了基础。莫里森在《少年犯罪人》一书中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使用监禁，认为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和自由社会差别极大，它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监狱如果要有效地教育犯罪人，就必须使它的条件和外面的自由社会大致相似[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指出：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它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它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

可见，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提倡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理念，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萌芽并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人们采用更多的刑罚替代措施来减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监禁，以行刑社会化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的主要方向。“行刑社会化是刑罚执行原则之一，是指刑罚执行过程中要依靠社会力量对受刑人进行帮教，使之易于回归社会。社会化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调动社会的积极因素影响社会，让社会参与对犯罪人的改造；二是培养受刑人再社会化能力，使之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3]行刑社会化具有开放性，不仅在行刑地点上不同于传统的封闭式的监禁，而且在执行人员的参与上增加了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心理疏导、亲情感化、行为矫正、物质帮助等综合性援助，使得犯罪人在不脱离社会的前提下悔过自新进行改造。行刑社会化是一种面向社会、依靠社会、服务社会的行刑模式。一般认为，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刑思想、刑事政策学理论、深化的复归理论、刑罚效益观念、刑事补偿理论共同构建并强化了行刑社会化的深厚理论基础，使其在20世纪得到了大发展。关于行刑社会化的体现，首先是各国均制定并大量适用社区刑罚，使罪犯在社会上接受矫正，最大限度的减少监禁刑的适用。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犯人和社区之间建立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使罪犯归入或重归社会生活中去，恢复家庭关系，获得职业的教育。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即在于为犯人在社会正常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提供帮助。这不仅要求必须努力改变每一名罪犯——这一点曾经是复归模式的惟一目标，而且这需要发动和改造社会及其各类机构。”[4]行刑社会化的主要形式包括社会矫正、开放式处遇、社会帮教等，其中社会矫正包括缓刑、假释和社区服务等，开放式处遇可分外出制、归假制和周末解禁制。社会帮教既可以一对一帮教，又可以由帮教小组集体帮教，形式具有多样性。如在美国，监禁刑的主要替代形式多达10种：缓刑、假释、强化的监督项目、家中监禁（软禁）、电子监控、中途训练所、连续的报告中心、罚款、赔偿、社区服务[5]。

基于上述思想的影响，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之外专门创设了少年司法制度，并以司法谦让原则、保护优先主义及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为其立法取向。在前联邦德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监禁措施有：让犯罪人到社区服务、安排训练项目、损害赔偿，向慈善机构支付罚金；可以拘留2天至4个月。意大利则采取了“半自由式”的刑罚方法，包括“家庭禁闭”，即把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处理变成为一种社会服务行为，法官有权以非刑罚措施代替刑罚。在日本，未成年人只有犯特别严重的罪行时才会被采取惩罚性措施，剥夺自由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家庭裁判所通常考虑采取口头警告或保护措施或训练学校等措施释放犯罪的未成年人。印度对未成年人犯罪优先考虑以家庭、社会为教育基础……在训诫、缓刑或罚金之后把青少年释放交给其父母或监护人[6]。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上主要采取宜教不宜罚的原则。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制定了《少年事件处理法》，专门适用于少年保护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处理，其制定目标是“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长，调整其成长环境，并矫治其性格”，希望能够加强该法的人性化、去刑事化、除罪化，甚至福利化。就法的属性来说，它兼具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特别法、组织法、行政法，甚或福利法等法规的特性，较切合社会变迁及多元化的需求，较具有保护主义的理想色彩，国家亲权主义之概念表现明确，福利国家之色彩亦比较浓厚。修订后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其特色在于：1.少年有被保护、管束的需要，而无管训的必要，保护福利优先于处罚，将管训处分改为保护处分；2.少年保护事件的处理在于考虑是否有保护的必要性，而非考虑其犯罪事件与责任。《少年事件处理法》只规范牵涉青少年犯罪与有犯罪之虞的准犯罪行为，就其实质内容来看，是一部模仿刑法典的“少年刑法典”，与其它少年福利、教育法规相辅相成，而这些法规被认为是以少年为保障及处遇的中心[7]。可见，人们在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追究上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力图在结构上跳出传统刑罚的体系，调整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方式，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保护职责，采用保护管束或感化教育，希望借以教代罚实现未成年犯罪人的健全成长。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之检视

建国以来，我国在研究、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规律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提出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指导方针，并发展了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和政策措施。如各级公安、检察机关要根据“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来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步建立健全适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点的办案制度，注意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及其它合法权益，尽可能减少使用强制措施，尽可能做到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押分管，并根据其生理和心理特点，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照顾。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改掉恶习，成为新人。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重在教育的原则，在审理时注意做好庭前、庭中、庭后教育；在量刑上注意正确适用刑法，依法多适用缓刑；对未成年犯实行“三帮”——帮助他们分析犯罪原因、帮助他们认罪服法、帮助他们树立重新做人的勇气；做好“三教”——庭前教育、庭审教育和延伸教育；坚持三个制度——回访考察制度、建档制度、帮教制度。在各地未成年犯管教所和少年教养管理所，对少年犯和少年教养人员加强道德和法制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以九年义务教育和技术培训为主，使他们有一技之长，以便出所后能尽快适应社会生活，自食其力，避免重新犯罪。一些未成年犯管教所还对有不良心理倾向的未成年犯进行心理矫治，增强教育改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实践中，各地还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帮教工作。如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2001年成立了“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志愿者关爱团”，关爱团成员与未成年犯结对子，定期开展帮教工作。吉林、河南、宁夏等地广泛吸纳社区、村委会、责任区民警和少年犯亲属等各方面力量，组成帮教组织，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为了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落实《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2年制定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并确立了50个重点试点社区（街道）。“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的目标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区资源，以未成年人为重点，加强青少年教育，完善青少年管理，服务青少年发展需求，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80%以上的城市街道、社区，用五年时间在全国100%的城市街道、社区，建立较为完备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组织网络和阵地网络；建设专兼职相结合的青少年工作队伍，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实现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效预防和控制，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此，人们提出必须重视社区矫治工作。一是发挥社区的地缘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区功能，培育和发展社区帮教、矫治组织；二是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帮教矫治队伍，可从教师、干部、大学生和离退休人员中招募一些热心公益事业、有良好道德修养、懂法律、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志愿人员；三是积极探索社区帮教与矫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如组织“一对一”帮扶、实施“社区服务令”、组织被帮教或矫治人员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等。实施社区矫治，就是对轻微违法未成年人和符合规定条件的未成年犯，在街道社区或乡村组织的监管、帮助下，就地矫正各类“准犯罪心理”，促其改邪归正，及早回归社会，重返人生舞台。这不仅充分彰显人文关怀，体现法治文明，而且有利于防止“交叉感染”和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这是落实行刑社会化，有效缓解监狱和劳教场所压力的一种特殊教改方式，也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制度构建和具体实施上，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有特色，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落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各项权利的措施上，我国与其它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经颁布多年，但这两部姊妹法律缺乏具体操作性，存在执行主体不清、责任主体不明、没有明确相关部门责任等明显缺陷。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规定缺乏系统化，分散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我国参加的一些国际公约和条约之中，内容过于分散，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独立的群体专适性法律体系。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往往成人化，对未成年人的定罪处罚与成年人共同适用《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在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或过于概念化，以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掌握；《刑事诉讼法》中缺少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的诉讼程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相继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对此进行弥补，但仍不能满足目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实际需要。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还不健全，少年法庭存在着机构和人员不稳定的问题，有的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名不副实。除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外，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多数难以落实。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在具体执行未成年人刑罚时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三、社区矫正：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一）社区矫正制度之要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是贯彻行刑社会化理念的一项重要举措，既具备应有的矫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实现使罪犯复归社会的目标。正如蔡墩铭教授所指出的：“社会性可谓人生活于社会上应有之人格属性……监狱只有一方面设法除去人犯之反社会性，另一方面重视人犯之社会教育与训练，方可使出狱之人犯获得社会性，真正适应社会，不再为非作歹。”[8]社区矫正制度既可以施于成年犯罪人身上，也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我们以为，社区矫正制度之于未成年犯罪人更体现出其它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能够避免未成年犯罪人过早贴上犯罪的“标签”。标签理论认为，当社会对犯罪进行反应时，当社会给某种行为贴上标签并把某些人作为罪犯时，会产生一些严重的负面后果。一种后果是促使这些人再次扮演犯罪的角色并拒绝重新进入守法的社会，他们会逐步形成犯罪的自我概念并继续与其他罪犯交往。在这个过程中，罪犯犯罪程度可能会由轻变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对犯罪作出反应（逮捕、定罪、监禁）的结果……因为这能影响一个人的自尊、自我价值观和今后的行为。贴标签过程中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被贴上标签的人继续溶入犯罪文化，或溶入不法行为的群体中而倾向于中断守法的角色[9]。而社区矫正措施恰好可以减少因“标签”作用而带来的负面效果。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如果过早将他们投进监狱，给他们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势必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挫伤，一旦他们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之中，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会出现再犯。而社区矫正对于可塑性强、思想容易接受改造的青少年而言，正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教育、挽救方法。

其次，社区矫正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交叉感染，更能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无需将未成年犯罪人收监能够避免其受到其他犯罪分子的腐蚀，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监狱是未成年人学习犯罪的场所。《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9条“说明”特别强调：“进步的犯罪学主张采用非监禁办法代替监禁教改办法。就其成果而言，监禁与非监禁之间，并无很大或根本没有任何差别。任何监禁机构似乎不可避免的会对个人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很明显，这种影响不能通过教改努力予以抵消。少年的情况尤为如此，因为他们最易受到消极影响的侵袭。此外，由于少年正处于早期发育成长阶段，不仅失去自由而且与正常的社会环境隔绝，这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无疑较成人更为严重。”另外，社区矫正能够弱化刑罚的报应观念，使刑罚思想进一步向教育刑的思想转变。教育刑论者认为，为达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就应当选择各种适宜的方法，不仅需要运用监狱等监禁措施，而且还要广泛施用监外的处遇方法，在其罪犯获释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其进一步加强教化保护，以巩固行刑效果和预防再犯。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认为，刑罚的份量以为了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犯罪性），使之重返社会所必需的处理期间为标准（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的目的……莫如说是使人自身得到改造、预防犯罪更为重要一些[10]。未成年人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的，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能使未成年犯罪人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引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养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方式，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标。

再次，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是刑罚谦抑性和刑罚人道化的要求。刑罚的谦抑性，是指司法者应该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达到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刑罚适用上，如果某种犯罪不需要判处刑罚时，应该先考虑免除刑罚；如果能够适用较轻的刑罚，就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谦抑性是实现轻刑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对刑罚的启动持审慎的态度，刑法须作为具有法益保护最后性质的补充性、非处处介入市民生活的片段性以及非一切不法行为均须以刑罚加以制裁的宽容性等性质[11]。刑罚人道化思想体现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就是指要把罪犯当作人看待，尊重罪犯人格尊严，不体罚虐待罪犯，保证罪犯所享有的各种法定权利，切实关心日常生活并给予相应的物质保证[12]。刑罚人道化强调对于受刑人处遇条件的改善与保护。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更强调保护与教育，《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第37条b款规定：“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实施社区矫正正是刑罚谦抑性和刑罚人道化的体现。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提出了在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路、任务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文件明确提出将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表明我国顺应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真正重视未成年犯罪人行刑社会化的问题，使之从纸面走向了实践。

但是，上述的文件只是提出了社区矫正的法理依据，还缺乏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撑。目前，在我国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过程中，制度缺失的问题已经有所显现，特别是在如何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犯罪人这一特殊群体适用社区矫正的行刑方式问题上，执行机关的认识还比较模糊，采用的一些做法还不成型。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就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执行问题而言，必须建构一个与未成年人的特点相适应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他将制度具体区分为三个层面，即：1.以规则和条令的形式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2.设计一套发现违反和保证遵守规则和条令的程序；3.明确一套能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行为规范。制度的第一个层面是宪法，第二个层面是执行法，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第三个层面是行为规范，指的是合乎宪法和执行法的行为准则[13]。这种对制度的广义理解对我们设计和创建一个全新的制度有所启发，它提示我们，一个有效应的制度应该是综合的、多层级、多向度的网络结构，而不是个别的、零散的规则堆砌，制度内部应保持的协调、顺畅、有序。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亦应如此。

纵观世界各国，许多国家均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的系统管理制度和模式，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进行矫正。在美国关于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主要包括：1.对犯罪青少年的缓刑（未成年人与成人缓刑的不同之处在于：未成年人缓刑工作者需要发展和未成年人的个人关系，而这在成人缓刑工作者中是不宜提倡的）；2.对犯罪青少年的释放安置；3.对犯罪青少年的居中制裁，具体包括：赔偿和社会服务、家中监禁和电子监控、转换项目，转换项目又包括：离家出走项目、养育家庭、日矫正项目、小组之家、争取生存的项目，等等[14]。新西兰通过立法规制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其中家族议会制度(family group conference)是典型代表，一般由社区工作者和族长来负责组织和协调孩子的矫正工作，并通过孩子自己的行为（如孩子在社区参加有偿服务、利用休息日打工赚钱等）给予受害人赔偿。南非社区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项目实例包括：1.发展孩子的生活技能；2.同伴或青年指导项目，如通过联谊会，使孩子结交良师益友，从而指导孩子；3.野外探险训练，因为很多孩子犯罪是寻求刺激，设计这个项目可以弥补孩子这种心理特点；4.培养孩子企业家精神项目，实际上是教会孩子一些实用的技能；5.回归司法项目[15]。

目前，关于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也有一些专门的项目，主要包括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技能培训、心理矫正，以及就业指导、生活指导等。这些项目能够发挥一定的效用是毫无疑问的，但显然它们中这些项目缺乏对于特殊矫正对象的针对性，有的项目则存在着无法准确评估的问题。而且它们是各自分开、各自为战的，缺乏使用上的程序性规定，如使用的先后次序、项目的组合原，则、项目之间的替代规则等。因此，我国应认真研究开发国外适用社区矫正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本土情况，引入一些新的项目，对原有的项目加以改进或进一步挖掘潜力，并将两者加以整合，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能够鲜明地突出未成年人的特色，并使其具有整体性。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其它措施

1.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刑事法　根据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吸收实际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单设未成年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确定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原则，规定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具体量刑标准，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从立法上明确暂缓起诉、分案起诉、暂缓审判、微罪非刑事化处理、前科消灭等制度，从而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更具权威性地强化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的特殊处遇。

2.构建特别法体系　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在条件成熟时，加强特别法的建设，包括《未成年人刑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规则》、《未成年人事件处理规则》等。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后受到法律追诉、审判和实施监管的方式方法区别开来，以期收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

3.完善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相关的各种措施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但调查发现，很多地方至今还没有按要求制定相应的配套工作制度，致使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措施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具体表现为：一是有的地方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没有按规定分开关押、看管，对已决未成年犯和成年犯一同劳教，从而使未成年犯极易受到成年犯的教唆，从“单面手”变为“多面手”，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某劳教所一位未成年劳教学员就直接对我们讲：“我们在这里根本不可能转变好，而且只能是越学越坏。”二是有的案件对未成年人处罚偏重，与成年人犯罪没有区别对待。三是法律援助缺位，一方面，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法院未指定律师的现象还存在；另一方面，法院指定的律师在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过程中，敷衍应付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四是对未成年人决定劳教的案件，由于未进入诉讼程序，更是难以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援助和救济。这些问题的存在均影响到最后刑罚执行的方式、效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

第一，必须进一步完善慎逮制度　建议除符合《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3条规定的情形不予逮捕外，对于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有悔罪表现的、有保证人担保的、不妨碍诉讼运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均不予逮捕。

第二，充分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保护和帮教作用　暂缓起诉是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对已构成犯罪并符合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先不起诉，而由检察机关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其继续就学，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根据悔改情况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一项刑事政策。这是落实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一项有益探索，如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2002-2003年决定不起诉的10名未成年人中，现已有7人考上大学，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

第三，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重构　一是可考虑放宽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的对象可以放宽到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二是废止司法解释中设定的限制条件；三是对于刑法规定的从轻或减轻的情节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分别具体化；四是规定对缓刑未成年人必须承担的、具有惩戒和教育作用的义务，如推行“社区服务令”、责令参加公益劳动等。

第四，取消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养　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未经审判便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而且其严厉程度甚至超过某些刑罚，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有违现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社会各界关于取消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不断。建议先行尝试取消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养，代之以相对公正的司法程序和更为灵活的社区矫治。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开始从单纯的司法手段扩展到社会，要求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与司法机关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从教育、管理、矫治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实施综合性的保护和救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执行也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悔过自新，复归社会。犯罪学家苏哲兰指出，在少年犯罪领域，少年犯和非少年犯最大之区别，乃因非少年犯有较多正当活动之机会，以满足其娱乐兴趣与需要，而少年犯则缺乏这些机会与设施[16]。因此，如何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尤为重要，我们在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执行制度上正是以此为目标。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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