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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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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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大体育・小社会”，前提是必须承认体育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体育与社会之间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体育应归属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政治的约束、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文化的规范。同时，体育也给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功能、经济杠杆和文化繁荣。竞技体育作为当今体育的重头戏，以它的独特的魅力而博得世人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2008奥运会吉祥物的面世，重点分析竞技体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2005年11月11日晚，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暨倒计时一千天活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五个吉祥物福娃贝贝、福娃晶晶、福娃欢欢、福娃迎迎、福娃妮妮隆重登场，五个福娃合起来就是谐音“北京欢迎您”，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抱世界的心声。

福娃贝贝传递繁荣，其头部纹饰使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鱼纹图案，代表奥运会水上运动项目，与奥林匹克五环中的蓝环相互辉映；福娃晶晶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传递的祝福是快乐与和谐，其头部纹饰来自的宋朝陶瓷上的莲花瓣造型，代表着奥运会上力量型的运动项目，与奥林匹克五环中的黑色环相呼应；福娃欢欢是大哥大，它是个火娃，象征着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是运动激情的化身，其头部纹饰来自的甘肃敦煌壁画中的火焰的纹样，代表着各项球类运动项目，与奥林匹克五环中的红环相互对应；福娃迎迎是一只来自中国青藏高原的藏羚羊，传递健康的美好祝愿，其头部纹饰融入了青藏高原和新疆等辽阔的西部地区的妆饰风格，它代表着奥运会中的田径项目，与奥林匹克五环中的黄环相互呼应；福娃妮妮是一只高空翱翔的燕子，向人间播撒“好运”的种子，其头部造型创意来自北京传统的沙燕风筝，它代表着体操运动项目，与奥林匹克五环中的绿环相互呼应。

一、奥运会吉祥物――文化视角

（一）与奥运理念、奥运精神吻合

早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时，北京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2008年奥运会要突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而“人文奥运”则是这三大理念的核心和灵魂，担当着传播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任，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重点。人文奥运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扬“以人为本”这一主题，通过奥运促进人身心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突出主办国的文化特色，“以文化人”使竞技体育与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发展。这五个可爱的“福娃”是传播奥运理念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大使，其形象设计应用了中国传统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奥运文化的完美结合。同时，福娃“欢欢”象征奥林匹克圣火，是运动激情的化身，传递“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晶晶”来自广袤的东北大森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来自中国西部青藏高原的“迎迎”现存种群量为7-10万只，属濒危动物，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用这些具有地域差别的、中国所特有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来设计奥运会吉祥物，展示了中国的环保意识，宣扬了中国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传统文化。环保，是全球性问题，为世人所共同关注。我们借此筹办奥运之机，呼吁世人爱护动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彰显了大国风范。同时，这也是在践行“绿色奥运”这一理念。

（二）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开始，中国文化突然遇到了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华文化过去的骄傲和自身的弊病在这种冲撞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当西方的工业文化激进地向前发展时，中国的农业文化却“骄傲”地原地踏步，其结果可想而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股“西学东渐”思潮兴起。中国人开始引进西方文化，然而，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全结合？这一问题困扰了几代中国人。至今，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去西方化和现代化，如何挽救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文化精华。“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也应该是多元化和去西方化的。因此，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准确定位，使其具有世界性的认同感和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它将面临着“被踢出球籍”，直至消亡。很庆幸，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将以此次世界性的高水平竞技赛事为契机，以奥运吉祥物为载体，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使其以开放的姿态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

二、中国“福”文化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除夕那天，家家户户要贴红对联、门神，人们通常还喜欢贴“福”字，尤喜欢把“福”字倒贴，来渲染喜庆气氛，表达人们的祝福。福娃贝贝传递的祝福是繁荣，同时其头饰是只“鱼”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象征着繁荣和收获，人们常用“鲤鱼跳龙门”寓意事业有成和美梦成真；“鱼”还有“年年有鱼（余）”、“吉庆有鱼（余）”的喻意。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传达的祝福分别是欢乐、激情、健康和好运。五福娃应对五福说，透着吉祥如意。五福临门是国人祝福时最好听的一句话。在中国古代，“五福”一词，源于《尚书・洪范》，指的是：一福长寿（福寿绵长）、二福富贵（富足尊贵）、三福康宁（健康安宁）、四福好德（仁善宽厚）、五福善终（临终时无横祸、无疾痛、无烦恼、安详地离开）。总之，这五个可爱的吉祥物均以“福”字冠名，表达了福娃们将把中国人们的祝福、好运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并接纳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和谐文化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是中国古人处理人天、人际、身心等关系的理想范式，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原理，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合万事兴”、“天人合一”等快炙人口的佳句正见证了“和谐”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拟人化的奥运吉祥物“贝贝”、“晶晶”、“迎迎”、“迎迎”、“妮妮”以谐音的形式连在一起就是“北京欢迎您”。这种和谐包容体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海纳白川，有容乃大”的博怀，显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传递了中国人们渴望与世界交融的心声。“鲟鱼贝贝”、“熊猫晶晶”、“藏羚羊迎迎”均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五个福娃中有三个珍希野生动物，这表明中国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决心，同时，也是在传播中国古代和谐文化中的天人和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谐文化正好与奥运会的终极追求不谋而合。

四、中国古代文明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沉淀了厚重的文化。英文词典中的中国――China与陶瓷――china的巧合绝非偶然。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中国原始陶器出现在大约七千年前，到了宋代，其技术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陶器广泛地应用于宫廷、民间，并远销国外，其纹理精细令外国人瞠目结舌。因此，在西方人的眼里，China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福娃晶晶”头部饰物源自宋瓷上的莲花造型。以奥运吉祥物为载体，这就使得中国瓷文化得以向全球传播。“福娃贝贝”头部饰物使用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鱼纹图案，“福娃欢欢”头部饰物使用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火焰的纹样，这种容古典文化与艺术于一体的设计，将中国优秀古典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世人更多的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便于各国文化上的合作、交流与渗透。

五、中国五行文化

五行说是相伴于中国哲学而生而又贯穿于中国哲学始终的基本概念，是中国文明之源。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如，天文、历法、易经、儒道等几乎全都笼罩在五行说的框架之中。五福娃应对五行说，透着深奥的哲理。古人认为：大自然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的，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金燕为金，熊猫为木、游鱼为水、圣火为火、藏羚羊为土，用金木水火土来表达大体育意愿，即奥运会是世界各国人们友谊的盛会、团聚的盛会，它囊括世间万物，传递奥运精神。同时，它也展示了华夏人民“海纳百川”的博襟，推销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哲理思想。

五福娃应对五环说，是对中国本土文化与奥运五环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的结果，是中国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奥运五环五彩分别代表，蓝色（欧洲）、黑色（非洲）、红色（美洲）、黄色（亚洲）、绿色（澳洲）。根据奥运精神，五色环象征五大洲团结及运动员以积极的比赛和友谊的精神相聚，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五福娃正是五环文化的延伸和写照。贝贝，原型是鱼，代表水上运动高手，对应五环中的蓝环；晶晶，原型是国宝大熊猫，是力量的象征，代表五环中的黑环；欢欢，原型奥运圣火，代表富有激情的各项球类运动健将，与五环中的红环对应；迎迎，原型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羚羊，代表奥运五环中的黄色环；妮妮，原型是燕子，是体操健将的化身，与奥运五环中的绿环相呼应。五彩福娃造型设计是奥运精神创造性地再现，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实现了奥运文化的本土化和现代化，既丰富了奥运文化宝库，也展现了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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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服务管理

经营性文化经营单位的服务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常规性工作，开发区辖区面积与其它兄弟乡镇相比较小，但在文化经营单位这一块也可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网吧9家、电影院1家、音像店3家、游戏室2家、溜冰场2家、便民信息站（e城）12家。文化经营单位也是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场所，为此，领导一贯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对行业的管理和指导。

1、严把证照关，重点打击黑网吧，杜绝无证照经营现象；

2、加大对各种经营文化行业的检查力度，净化市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3、加强排查，准确掌握信息，及时化解突发问题，促平安，保稳定；

4、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文化经营单位业主的守法经营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

二、基层基础文化建设的情况

按照区政府对镇级（街道、开发区）书记、主任责任量化考核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开发区对基层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

1、加大文化事业建设经费的投入，含基本支出（工资福利）、项目支出（各种文化活动、差旅费、劳务费等）、购置设备（信息共享工程）、综合文化站建设前期投入共21.4416万元，占开发区20*年财政支出991万元的比率为2.18%；

2、完成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现已开放使用；

3、综合文化站建设前期已投入7.5万元，完成了大楼选址、图纸设计、可行性论证、环保项目选址、项目建设规划意见书、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和招投标等工作，预计年底建成投入使用(此事已专函送达文广新局)；

4、*村农家书屋在区局的帮助下已建成投入使用，受到群众的好评，拾围村计划在年底建成使用；

5、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去年完成了*村的覆盖，拾围和莲塘面两行政村之前已完成，解决全辖区农民群众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

6、坚持“2131”送电影下乡工程，积极配合农村电影放映；

7、积极开展和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如蓝球比赛、乒乓球比赛、登山活动等等。

三、日常工作存在几个问题：

1、便民信息站、溜冰场的管理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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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艺术的社会文化属性

人类社会具有群体活动特性，但同时人类的进步又不断彰显个体的相对自由与独立。在论及设计艺术的社会文化属性时，不能无视人类社会这种群体性和个体性相互并存的特点。设计艺术传播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方面：

1.相对独立的个体空间

设计艺术具有显在的公共属性，在设计艺术公共属性下讲独立的个体空间并不专指完全排他的个性需求，而是指设计艺术商品最终的实现方式是落属于个体，而商品的设计销售对象仍然为大众，仍然具有现代商品生产的一般特征，即生产的规模化，市场流通的批量化。独立个体需求首先自然是基本实用的生活用品，即基本需求。广义上任何的商品都可以被视为设计艺术品，因此也可以说设计艺术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像油盐柴米这样的基本日常生活必需品。是商品就需要流通，要流通就需要包装，要包装就涉及设计，这说明设计之于生活的紧密关系。人类社会生活的个体空间还在于其功能上抵御风寒的居室和基本的服装需求等。这些应该说都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这个需求层面上设计的作为和发挥空间不大。在温饱和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个体空间的提升需求，则为设计艺术留下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消费促成了设计的提升，设计反过来又会促进更加多的消费。设计艺术服务于独立个体的市场空间无限，个体需求具有旺盛的潜力。在这块市场上，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设计满足市场需求，而是设计推动和引领市场消费。在服饰服装箱包配饰、日用家居设施设备、家居装饰装修、移动通讯方式、交通出行等方面，伴随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和流行元素的更迭，设计艺术的社会文化属性会更加凸显。

当前，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市场变化，就是随着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第三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信息科技发展的有力支持，规模化、批量化的市场形态正在动摇和改变，小量化、专属化、精品化正成为市场的一股新潮流。理论上任何商品都有可能成为一件世界唯一品，这将大大提高商品的艺术品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这种发展可能导致设计艺术公共属性的模糊，导致商品的独占性升高，世界从此将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2.包容开放的公共空间

如果个体空间部分地反映了社会文化属性，那么公共空间则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职能，集中体现了社会集体意志。从一座城市到整个国家，公路、铁路、桥梁、地面交通、地下交通等关系民生的基础建设是公众的基本需求。设计艺术广泛参与了基础建设的设计，为公众的基本需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设计服务于社会的内容之一。在民生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财政收入稳步提升后，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需求就提到建设日程上来了。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滨江公园、亲水平台、游园步道等公共休闲娱乐聚会场地；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等场馆建设，为各地市民营造了良好的休闲场地，市政形象为之改观，旅游资源逐次丰富。但也应该看到，建设过程中不顾客观实际片面追逐官员政绩，罔顾民生需求的形象工程、亮化工程，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资源浪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城市绿化广场、公共休闲区域建了拆，拆了建，几经折腾；而市政管网建设的缺乏系统各自为政，也常常是将新建的道路频频开肠破肚，严重地破坏了行政形象。在一些城市亮化工程中，由于缺乏现场体验设计导致严重设计缺陷，违背了设计服务于人的根本原则。如长沙岳麓山景区建设及湘江两岸的亮化工程，整体来说无疑是一项民心工程，它一方面提升了景区的整体形象，打造了一个旅游亮点；另一方面也为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个休憩的去处。然而，密集布置于地面向上投射的植物景观灯，远看的确亮丽，但却忽略了湘江两岸和橘子洲上的游人感受，在强烈底光照射下，步行经过的人们很难有舒适感。要知道，修建景区的目的就是为游客服务的，这个失败的灯光设计给游人以极其不良的游园体验。此外，湘江两岸的亮化工程将湘江西岸的天马山、凤凰山、岳麓山的山体进行了大范围的灯光布置，笔直认为这是灯光设计艺术的又一败笔，它不仅破坏了原本美丽自然的静谧山色，而且给人一种土豪般炫耀消费的强烈印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设计艺术具有明显的社会溶剂特征，与社会具有文化的无缝依附和渗透关系，其内涵要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点：

其一，规范社会秩序。以公共产品和标识标志设计对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例，如果这一系统缺乏或者不够完善，就需要另一套系统补充，如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规范。显然，图形图像在规范公共行为上有着天然的易读优势。

其二，提高社会共识。成功的涉及公共领域的设计艺术本来就是社会共识的结果，如男女洗手间标志的图形识别；人员集中公共区域的分流导向标识等，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度。

其三，增加社会集体的审美品鉴力。因为设计艺术对生活的深入渗透，从一个指路标牌到一幢摩天大楼，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公众生活都留下了它的痕迹，使得社会对于实用公共艺术设计有了直观认知，社会集体的审美能力得到整体提升。

其四，广泛参与的公共设计品评。公共设计的消费对象是所有参与者，任何消费者都可以对消费对象――公共设计进行评论，这时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品评师，品评者的学识水平、文化偏好、个性禀赋各有不同，消费批评的泛化成为现实。

其五，传播流通是设计艺术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

二、设计艺术传播体系的理论构成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信息都需要传播才有其存在价值，而古往今来，文化艺术的传播都要借助于一定的媒材，视觉艺术发展史更清晰地凸显出，传播媒体变化的轨迹昭示着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甚至决定了艺术的历史面目。因此，以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设计艺术，是理论建构的需要，对于深化W科认知具有积极意义。根据信源、信道和信宿这三个信息传播的环节要素，结合设计艺术的特征和传播实现方式，在理论体系构建上首先要研究设计艺术本体的结构特质、类别特征和美学特征，即将设计艺术本体作为传播信源的研究对象。

其次，设计艺术种类繁多、方法手段无数，尤其是在当今的网络电子信息媒体时代，其复杂程度更是难以想象。依据一定的原则，运用适合的方法将设计艺术进行归类，以研究解决设计艺术消费的实现途径、流通介质和流通渠道方式，在理论上廓清设计艺术传播的信道基础。

再次，作为一种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消费，设计艺术的消费者即目标受众是传播的最终目标，也是传播流程的重要环节和设计艺术传播实现的关键所在。“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而有多少个消费者就有多少个设计需求。作为服务，设计艺术面对消费者评判时，一种新的设计方案可能随时出现，一种新的设计思想可能就在生产消费互动中产生。因此，对于传播信宿对象的研究，是设计艺术传播体系理论建构的结构性一环。

此外，设计艺术传播实现途径研究的基本思路，即设计艺术传播体系研究在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证的同时，可以设计拟定几个有代表性的公共设计艺术产品为研究对象，对于它们的公共面貌状态、现实表现以及社会影响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估，这是相关研究的实践论基础，同时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使设计艺术传播研究理论化、体系化。

三、设计艺术的传播路径

与许多其它艺术形式相似，设计艺术的价值实现同样需要传播，没有流通传播的设计艺术是没有实现艺术功能的“库存品”。当然，流通传播的范围有宽有窄，影响有大有小，形式有实有虚，其传播路径具有广泛多样性。

其一，从起居日用到宏大工程，设计艺术无所不在。生活中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接收着各类经过设计的日用品、建筑体和设施设备信息，由于起居日用与宏大工程分别涉及物与人的关系、社会文化价值的全然差异，设计艺术的传播影响力也全然不同。

其二，从社会思潮到独立思想，流行文化传播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以文化衫的出现与流行为例，它不仅让我们观察到设计艺术传播路径的丰富性，更是一扇观察社会思想文化与个性表达的窗口。服饰服装从诞生之始仅有的遮体避寒功能，到后来逐渐演变为审美追求和地位象征，到现在它俨然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载体。

其三，从机构酝酿到社会渲染，社会的有机链接导致设计艺术传播的系统性。设计机构向社会提供设计服务，接受社会的评判，社会对设计的舆论反馈促进设计的不断进步。所以设计传播不再是从设计到消费的单向流动，具有从设计到消费，从消费到设计的双向流动性。社会观念的进步发展促使设计艺术将服务终极目标锁定于人，如公共休闲空间设计的优劣，不再看它的规模大小，也不看它的材料贵贱，而看它的功能设计是否满足公众需要；看它的设计是否人性化。

其四，从信息数字化技术到虚拟性、实时性、交互性的鞑ァR贫智能设备的通讯传播技术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无疑是最为巨大而深刻的，随处可见的低头族，让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变得尴尬，人们深陷智能移动设备之中欲罢不能，更有一些深度“患者”在驾驶机动车辆时仍沉迷其中，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当然，对于智能移动设备潜藏着的巨大商业机遇和设计艺术传播手段方式面临的巨大变化，相关业者必须抱持积极的态度予以应对。

其五，从后信息数字化的构想到信息感官化传播。后信息时代的标志一是信息传播的感官化；二是物质产品的数字化传送、接收与再生成，这是一项听起来令人颇为吃惊的技术景象，但事实上这个技术思维的雏形早已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如文件材料、设计图纸等数字化信息的传送、接收和打印。这一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是将现实的物质形态数字化，将数字化了的物质形态进行跨空间传送、接收并生成，从而形成物流的数字化。更有甚者，像人这样的复杂生物体，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数字化、传输、接收、生成，从而实现人的时空穿越。

综上所述，设计艺术对于社会的深度介入使其肩负着厚重的社会职责和文化使命，因此，无论是服务于个体还是服务于公众，也无论是商业服务还是公益服务，从长远计，其社会效益始终应该置于第一位置。而运用设计艺术的形式语言，对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审美引领、人性观照、情感疏解、价值引导，是设计艺术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素养和应尽的社会义务。

注释：

①王健荣：《论设计艺术的公共属性》，《艺海》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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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了一条与经济相反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的、开放的和学者自主的，类似于“市场经济”。一个人研究什么题目，主要由个人来选择。对科研题目的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有限制。但是，从80年代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于“计划经济”，开始搞五年计划，于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等。最初这些规划主要是国家的，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市和学校。现在每年从年初开始，每位高校教师都面临着申报五个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市社科规划项目、学校社科规划项目。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层级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就国家级项目来说，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现在，最少的项目也有几万元，而一些“重大项目”，则投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省、市和学校也步其后尘，只是规模和数量按比例缩小而已。对于经济不发达省份，面对民生和义务教育各方面的困难，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极为有限，但由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压力，也不得不设立自己的社科规划项目。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学者个人的“失范”，如剽窃、抄袭和造假等。我认为，个人的“失范”与宏观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宏观学术环境则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且因为它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制性的方向和课题。如果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规划项目能为研究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性，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弊端，正如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那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计划经济”有哪些弊端?

 

首先是资金投入方面的弊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应该十分谨慎。我认为目前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金分配的不公平。这里的不公平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个人之间的不公平。更重要的不公平在于制度。资金分配的制度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各级项目的评审来说，评审的具体结果同具体的评审专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了专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国家级项目也设立了一些“无知之幕”，试图屏蔽掉个人信息。但是这种“无知之幕”太薄，很容易穿透。这里不是说专家个人不公正，而是说评审的制度对专家没有有效的约束。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任何人都可能不公正。第二，资金使用的不合理。国家、省市和学校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从宏观方面来说，这笔资金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资金分配制度是同项目申请者个人挂钩的，而得到项目资助的人又很少，结果是少数人的研究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条件依然如故。我认为，应该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共研究条件的改善，如图书馆、教师工作室、电子图书馆、信息库等。

 

在这些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三，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任何人都难以说清。作为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各级规划项目中，相当大一部分项目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资助(如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是能够完成的。另外，在各级规划项目中，图书资料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图书资料目前都保存在个人手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学校的图书馆，使用效率会高得多。

 

其次是产出方面的弊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投入并不能保证获得高产出。在这里，“高产出”不是指科研成果的数量，而是指科研成果的质量。在各级规划项目中，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特别是缺少开创性的成果。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决定的。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产生于“计划”，而“计划”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些课题仅仅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他们必须按照课题指南或者按照“原题”来申请项目，即使他们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如果没有理论兴趣，就没有创造性成果。第二，课题完成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所有的规划项目对课题完成的时间均有限制，一般而言，一个课题的最长时间为三年。如果一名研究者从立项开始从事研究，其成果形式是专著，那么他在三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另外，有的规划项目要求以发表的成果来结项，而从书稿写完开始联系出版到正式出书，一般也需要一年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各级规划项目中很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人研究什么，应该主要由其理论兴趣来决定。在没有理论兴趣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能产生“充数”的成果。任何科学研究的“计划”无论多么完善，都无法涵盖众多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如果学术研究没有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么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要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不在于提供项目和资助，而在于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最后，申请各级规划项目成为高校教师的沉重负担。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对各级规划项目都非常重视，对高校教师应该承担的科研项目也都有其相应的要求。

 

由于各级规划项目数量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申请到课题，特别是国家级项目的课题，因此，这些要求对每位教师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第一，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把科研课题同教师职位和校内津贴挂钩。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可能就无法申请高一级职称，或者得不到相应的津贴。有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停止招生。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不等于没有自己个人的研究课题。另外，即使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第二，目前我国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以各级规划项目的方式来分配的，包括高等学校自己的经费在内，因此，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想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学术会议)，那么就必须申请各级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无法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第三，迫于申请和完成各级规划项目，导致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失范”。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是获得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迅速取得大量科研成果，或者为了尽快按期完成在研项目，促使一些研究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目前，各种学术著作的最重要读者群体是研究生。在标有各级规划项目资助的出版物中，有多少是研究生们有兴趣翻一翻的?

篇6

1.1农业用水量变化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农业用水量资料和粮食产量对比分析，用水量呈递减趋势，而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01年农业用水量为16.6103×108m3，到2012年减少到13.2860×108m3，平均每年减少用水量0.2662×104m3。粮食产量2001年为300×104t，2012年粮食总产为453.2×104t，平均每年增产13.93×104t。图2为邢台市农业用水量和粮食产量变化过程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根据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结构，从而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过程［3］。农业生产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农业节水等措施，使农业用水成逐年减少的趋势，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灌区灌溉节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推广渠道衬砌、低压管道、喷灌、滴灌、渗灌、沟灌、畦灌等田间灌溉，输水新技术，提高灌区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据2011年资料统计，邢台市农业节水灌溉面积272×104hm2，其中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268×104hm2，喷灌灌溉面积2×104hm2，微灌灌溉面积2×104hm2。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4］。结合邢台市地域特点，以市场调控为主，种植耗水量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加大蔬菜基地设施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1.2工业用水量变化工业用水包括火力发电、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等。火力发电用水占工业用水量的10.29%，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5.49%，规模以下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4.22%。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工业主导地位，采用2001－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用水量以及对应的工业增加值进行对比分析，在用水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成倍增长，由2001年的90.9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600.6亿元，平均年增长46.3亿元。图3为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过程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①减少废水外排，污染环境;②可以节省大量处理费用［5］。邢台市工业节水从淘汰落后用水工艺设备产品，加强重点行业定额管理，积极推广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等措施。加快淘汰落后高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依据《重点工业行业取水指导指标》，对现有企业达不到取水指标要求的落后产能，加大淘汰力度。组织研究工业节水器具、设备认证评价制度和实施方案，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目录，加快推进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认证评价工作，适时推进市场准入制度［6］。切实加强重点行业取水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对钢铁、染整、造纸、啤酒、酒精、合成氨、味精和医药等行业，加大已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实施监查力度，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限期整改。加快完善取水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尽快出台氧化铝、乙烯和棉纺织等其他高用水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强化高用水行业企业生产过程和工序用水管理，制定和实施钢铁行业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主要工序用水定额和节水标准。积极推进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采用高效、安全、可靠的水处理技术工艺，大力提高水循环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取水量。加强废水综合处理，实现废水资源化，减少水循环系统的废水排放量。加快培育节水和废水处理回用专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

1.3林牧渔业用水量变化林牧渔业用水量包括林果灌溉用水、草场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和农村牲畜用水等。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统计资料，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减少幅度不大。而林牧渔业总产值成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幅度较大。图4为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变化过程线。在林牧渔业用水中，林果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7.42%，农村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32.55%，鱼塘补水和草场灌溉两项总和仅占总用水量的0.03%。根据邢台市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近几年发展名特优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森林生态旅游和绿化苗木花卉。农村养殖业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成本低，适应性强，深受农民喜欢。

1.4生活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变化呈两个阶段，2001－2006年，用水量增长;2007－2012年相对稳定，略有增长趋势。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居住人口呈递减趋势，相应用水量减少。城镇生活用水量变化也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2008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大，变化因素较多，如人口变化、用水方式，节水措施普及程度等。2008－2012年呈稳定上升趋势:①城镇居住人口增加;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生活采用先进的节水设施，对节约用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使城镇生活用水呈增加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用水结构的变化，对用水保证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7］。图5为邢台市生活用水量变化过程线。

1.5城市公共用水城市公共用水包括建筑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城市公共用水随着行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筑业用水，变化幅度较大，与房地产开发热度有直接关系。服务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城市公共用水量分析，2002－2004年用水量偏大，主要是建筑业用水量增加所致。其他年份相对比较稳定。图6为邢台市城市公共用水量过程线。

1.6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持生态与环境功能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水量。根据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的区别，可以根据不同覆盖类型，把生态环境用水分为植被生态用水、湖泊水库及重要河道生态用水、城市生态用水。目前，邢台市统计的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用水和农村生态用水量部分。城市生态用水是指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而人为补充的水量。主要包括公园湖泊用水、风景观赏河道用水、城市绿化用水和园林建设用水以及污水稀释用水。邢台市城镇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由统计资料，用水量变化幅度较大，2012年城镇环境用水达0.4946×108m3。农村生态用水从2004年开始有统计资料，用水量逐步增长，变化幅度不大。图7为邢台市生态环境用水量过程线。

2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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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合作;社会;起源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03-05

人类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的唯一物种(Gintis et a1,2003;Ginfis,2003)。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这一生物物种于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究竟何以可能,其中的合作究竟何以可能,这个被Ginfis(2003)视为puzzle的问题是否能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得以逻辑自恰的阐释,将成为我们在以下的文字中需要展开探询的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何以可能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Georg Simmel(1910)提出的,“社会何以可能?(How is society possible)”。从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Simmel问题:社会由众多理性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体都努力改善自身福利,追求各自向往的生存状态,但是,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生活,都必须与其他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那么。仅当全体社会成员各自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时,社会才是可能的,然而,在面临资源稀缺的条件时,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体之间发生了冲突,理性个体为竞争稀缺资源,倾向于将其他理性个体当做改善自身福利的手段,这样,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配置的博弈,作为博弈的参与者,理性个体倾向于陷入“囚徒困境”,这就意味着社会将瓦解,或者,社会原本就不能形成,但事实上,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所以,理性的个体如何能够组成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Adam Smith那里也有遇到。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启蒙性的纲领式的著作,1776年也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而对于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隋操论》这部Smith本人更为重视的著作,却长期少有提及(汪丁丁,等,2005)。我们全部的经济学基本假定正源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核心假说。事实上,Smith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人”假说,而是后人从其著作中提炼出来的。Smith在《国富论》说,厨师和面包师不是因为他的仁爱,而是他的自利才使我们每天能够吃到需要的食品,这句话就常常被当做他主张自利是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的明证。在Smith看来,“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一个自利的手,每个人按照自己利益指引去生活,结果公共福利能够提高。然而,为什么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会选择交易这种和平、双赢的方式去对待他人?为什么两个自利的人彼此的行为一定会增进他人的福利?难道,其中不需要某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吗?如果人性透出的只是单纯的自利,那么合作何以可能,社会何以可能?

Bekoff(2001)的研究表明,合作不仅是人类的行为模式,也是其他许多物种的行为模式,而正是合作以及合作的意识,才是“社会”的开端。之所以我们的合作可以成功,一定是人类具有了某种超越自利的天性。在Smith看来,这种天性就是人的同情共感能力。所谓同情共感,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实时的身心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大脑的镜像神经元(mi=or neuron)提供的他心想象力,从而我们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使得我们自然地形成某种心理和行为倾向。在《道德情操论》中,Smith指出,人类社会的秩序之所以可能,人类之所以能够合作,我们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私,而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某种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始终都有换位思考的禀赋,天生的禀赋,“人之道德心的不可或缺”。于是,我们认为,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肯定是具有效率的事件,因为它是维护合作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从这点看,道德具有后果论的功利性。社会生物学创始人Wilson(1978)就说过:“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道德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除此之外,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但道德偏好一旦产生以后,个体做出的道德选择,就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了。于是,Smith的“自利人”与“道德人”就实现了统一。那么,社会就在道德推动的合作下得以可能。

二、人类的演化与社会交往

在演化经济学的探索途径上,我们认为,与其将制度演化与生物演化进行类比考察,还不如将人类作为生物或者高智能生物看待,从而制度演化就是在一般生物演化中获得生物特征的同时获得社会特征的演化过程。这样我们不禁猜想,在人类自身的生物演化历程中一定存在着为社会的可能提供证据的事实。

1995年.Tim White与同事在Nature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他们于199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Aramis发现了一具几乎是完整的骨架化石,报告认定这是一种新的原始人――大地古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他们生活在约440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地猿始祖种的枕骨大孔(magnus foramen)的位置比今天的大形猿类动物都靠前,这意味着地猿始祖种可能已经是双足行走,牙齿的牙冠较平,具有原始人类特有而猿类所没有的非切齿的犬齿。而在2000年,Pickford and Senut(2001)宣布他们在肯尼亚的Tugen Hills(图根山)发现了奥罗林一图根人(Orrorin tuge-nensis),从出土的遗物来看,他们应该生活于约600万年以前,他们类似于南方古猿,是两足行走的原始人,能以树为家。其后Haile-Selassie(2001)在埃塞俄比亚新出土了一组约520-580万年前的骨化石,他宣称这些骨头来自一种两足行走的原始人,属于地猿始祖种下的一个亚种,取名为地猿属始祖种卡达巴亚种(Ardipitheeus ramidus kaddapa),化石的颅下和牙齿方面的特征表明,这种原始人在物种史上接近于黑猩猩与原始人类的共同祖先。

1995年,Meave Leakey和她的同事也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即肯尼亚北部的南方古猿属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ria-mensis)。湖畔种生活在约390-420万年以前,是已知的南方古猿属诸种之中最为古老的。胫骨(tibia)的构造表明,它是双足行走的。之后,White(1997)又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南方古猿属加利种(Australopithecus ghari),这种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250万年以前的原始人,表现出南方古猿中体态颀长一

类和强壮健硕一类两种体质特征的混合。

以上人类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从600万年以前的奥罗林一图根入(Orrorin tugenensis)开始,古猿或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两足行走。或许由于气候变迁,热带雨林消失,果实日益稀缺,或许纯粹偶然地,一些“四足猿”为求生存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成为更频繁地使用“两足”的猿类,于是“手”就逐渐呈现出来,这使得石器工具的产生成为可能。而经由不可逆的演化过程,从其后代的解剖学特征来看,手臂相对于腿的长度、肩关节的扭转方向以及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已经不再容许他们轻易爬树了。现代实验表明,“两足猿”并不比“四足猿”更“节能”,故而“两足猿”的优势几乎全然在社会交往方面。直立的上躯有助于降低相互威胁时的“信息成本”――因为上躯可显示出双方肌肉的力量。而较低的信息成本减少了利益冲突的双方交恶的概率。依此类推,“两足猿”的族群要比“四足猿”的族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何况,有了“手”的“两足猿”可以向同类以“手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动物行为学家认为,任何动物种群的交往,以前肢相扑都比犬牙相向要“礼貌”得多(汪丁丁,2003)。同时,直立的身体为发声提供了便利,并为语言的出现准备了身体构造上的条件,而语言的出现使得交往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大大扩展交往的范围,因为至少语言为主体间客观性的达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1998年,Leakey和她的同事在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带的Lake Turkana(托卡那湖)地区的350万年前的地层里出土了平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的颅骨化石,平脸肯尼亚人虽然比南方古猿属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稍古一些,但他们臼齿小,面部大而平,颅骨外观在解剖上更像现代人类,因而得到了原始人类分类中一个新属的地位。人类学家Richard G.Klein(2002)认为,脸部扁平具有重大的演化人类学含义。嘴向前方突出是“四足猿”的脸部特征,而“两足猿”却具有一张扁平的脸部。人类学家以前也许过于关注“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脸部扁平”在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作用。Klein解释说,“四足猿”由于长有长脸和獠牙,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所以社会交往的效率很低;相比之下,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却和谐得多,更容易演绎出以“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在从猿到人的演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

StanleyAmbrose(1998)的研究表明,4万年前的东非高原的智人(Homo spaiens)已经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他们已经广泛使用“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了。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从500ec增大到1400cc以上(Klein,2002;汪丁丁,2003)。Kudo andDunbar(2001)的动物行为研究也表明,灵长目动物个体的脑量增长是与个体的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的。而脑容量的增大又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于是原始人类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倾向于友善、包容,而以某种共有的相似特征作为识别符号共同生活在一个可相互影响的区域内组成族群,在这样的族群里个体获得因遵从某些共享意义行事而致效用增进的锻炼和体会,这使个体更倾向于尽可能留在族群中而不被驱逐,在这样的方式下原始人类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物存续进而成功演化。Haim Ofek(2001)中沿着Adam Smith的“人类演化的经济起源”思路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了,正是人类独有的商业交换的社会交往倾向,导致了大脑容量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m humans)的出现。

三、合作的社会起源

我们认为,单个个体由于其有限理性的约束,无法单独解决所面临的生物存续和社会存续的诸多困难,于是社会交往就在演化中被选择来改善这一状况。Kadushin(2002)对儿童早期的心理研究表明,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交往的动机。我们有理由相信,交往是具有健全脑组织的现代人通过代际间遗传而获得的一种本能。而正是交往使得人类成功演化。于是在交往中,社会成为可能,合作成为可能。地球出现在45亿年前,5亿年之后,开始有了原生细胞,真核细胞则出现于35亿年前,之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体的出现花了20亿年左右的时间,而从多细胞出现到大量生物衍生的过程只有1000万年左右。对此,生物学家LeDoux(2002)解释说,细胞之间的交流太不容易,从单细胞世界过渡到多细胞世界需要经历漫长的年代,需要不断地试错,而一旦建立了细胞社会交往的方式,地球生命立刻就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演化。我们以上罗列的人类考古学的证据也显示,正是因为趋于交往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功能的组成结构使得从“两足猿”的出现到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只用了区区600万年。Kudo andDunbar(2001)的报告指出,最初是3～5个灵长目个体构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团体,这样小团体的规模与脑容量成正比,随后众多小团体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组成族群或社会网络,而族群或社会网络之间的交往又将进一步构成社会群体。Klein(2002)也指出,原始人类在大约5万年前脑容量从500ec增大到1400cc以上是与人类的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张同时发生的。而连接脑容量增长与社会交往范围扩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发生学环节就是社会认知。

RalpbAdolphs(2001)认为,对于社会认知而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精神、基因遗传、文化传统,借助于十分偶然的机会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一群生物在自然选择中成功演化,于是认知使他们终于变得合作了。Decety and Sommerville(2003)的研究报告显示,社会认知过程需要激活“自我意识”、“场景记忆”、“他心理论”,从而自我与他人通过场景建立交往关系。Sanfey,etal.(2003)的研究报告也表明,即便是最简单的博弈过程也会激活自我的社会认知能力且使得理性选择依赖于社会认知。Vernon Smith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发现,当受试者在特定社会场景内对“合作”或“不合作”这两种策略进行理性选择时,以理性选择功能为主的脑区并没有明显激活,而以道德判断为主要功能的脑区却被大面积激活。而道德本能的首要起源是合作和背叛之间的动态关系。人类考古学的成果已证实5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的脑容量的增大足以支持他们倾向于社会化合作的社会认知,这意昧着人类社会的合作由来已久。而合作的个体在演化中,被认为可以存活得更长久并且留下更多的后代。Cosmides and A-tooby(1990)的文献指出,基因突变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今天人类的心理结构是数万年前至数百万年前人类生存状况的演化结果,当下人类的许多社会模式,尤其是合作,都可以被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的人类社会里就已经形成的。

Simmel(1949)创造了sociability(可社会性)这一概念用以特指人类相互结合的艺术和非利益性形式。Simmel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它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交往构成了社会。在交往中,每个人都会生动地体验诸如良知、自尊、悔恨、怜悯、羞耻、谦虚和愤怒等情感经历,而这些体验正是有利于有关荣誉、利他、正义、同情、仁慈等普遍道德准则的形成(Wilson,1998)。道德行为内在倾向的另一面是仇外(xenophobia),这种仇外情绪体现了信任的边界,进而人们在其频繁交往的有限人群的边界内,萌生了亲和性(familiarity)和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这使得合作在圈子内成为可能。美国Santa Fe经济学家SamuelBowlcs和Herbert Ginfis在1998年借用Durkheim的prosociality(亲社会性)的概念,用以表示人类具有的一种偏好,此偏好有利于合作秩序的形成(Bowles and Gintis,1998)。亲社会情感(prosocial emotion),包括羞耻、负罪感、同情、对社会制裁的敏感性、以及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期待等,这将导致个体在群体内采取建设性的交往方式促进合作的达成。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亲社会情感,不管如何加强契约制度、政府法律的强制和声誉,我们都将是(anti-social)的人,而且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Bowles andGinfis,2003)。Eisenberger,et a1.(2003)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functionalmagneficresonance imaging)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研究的实验报告显示,当个体被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将被激活与物理疼痛类似的痛苦,从而产生相应强度的情感波动。这一结果与Bowles andGintis(2003)的洞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像痛苦一样,羞耻是一种引导个体去修复导致这种刺激的环境并在将来避免这种环境的负面刺激,羞耻于是成为一种节省成本的群内惩罚的方法,这将引导个体依据群体所共识的合作方式行事,并在日后内化为其习惯而不必反复地进行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体乃至社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可提供减少合作失败的机制,于是采取了合作的群体和社会被选择存续而成功演化。此外,Sa/lly(2001)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单次囚徒困境中同情心的存在也可以导致合作,根据作者博弈实验,在单次囚徒困境条件下,参与者的同情心越强,参与者之间同情共感的距离越近,合作就越容易实现。Bowles and Gintis(2003)认为,人类内化规范以及在支持合作行为时运用情感的能力削弱了个体利益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且即使在多层次选择和具有发信号高成本特征的合作诱导效应都薄弱的情况下,也能支持合作交往。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人类在其自身的生物演化中,社会性倾向致使他们采取在群体内合作的协调的行动方案,这种行为取向的意义在于个体由此获得自我生存进而留下后代的更大机会,我们可将如此之动机视为利己的选择。然而当合作仅仅是因为一种习惯或惯例而被群体内的成员采取时,作为被观察到的现象只简单表明该群体是合作的而至于那些利己的算计也许并没有真实地出现过。如同Maehlup(1946)的汽车司机,他是否在超车的一瞬间做过基于完备认知的严密的评估很值得怀疑,他可能并未充分深思熟虑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而只是重复着相同或类似情景模式下的习惯动作。而正是这样的习惯或惯例经由群体成员的反复实践,合作才得以遗传。

四、结束语

人类的演化留给我们可追寻的线索已经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获得生存机会,早期的原始人类就懂得借助交往以建构起规模足够的群体,个体的生存状况当被置于群体之中后得到了明显地改善,这使得他们在猛兽众多的生态环境中成功地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后代直至演化出现代人,两足行走、脸部扁平以及馈赠精美礼物等人类考古学的发现都表明了原始人类的社会交往行为倾向。同时,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增大,从而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这样的脑功能的演化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的认知和理性准备和神经生物学基础,从而人类可以对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指向有明确的识别。社会认知的形成使得原始人类已经辨识到留在一个群体里对于个体自身的意义,而达成这一结果的选择就是在群体内遵从合作和利他的行为规范,于是社会得以可能。

Wilson(1998)举例说,五位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band)的猎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其中一个人想离开其他人独自寻找一头羚羊,如果成功的话,他将获得很多的肉并把它藏起来――5倍于他留在群体中获得的数量,但是,他从经验中得知,他成功的机会很小,远远少于五位猎人合作获得成功的几率,除此之外,无论他能够成功与否,他都将因减少他人成功的希望而遭受其他人的敌意,于是出于习惯,团队成员继续合作来平等地分享他们狩猎得来的猎物,这样猎人最终留在了群体中。Wilson的例子表明,个体采取群体所认可的合作的方式留在群体里,除了实现其自身生物存续之外,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避免敌意而实现其社会存续,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个体在演化中逐渐培养出了亲社会情感。亲社会情感的存在对于群体内的合作和利他等规范的遵从非常重要,即使亲社会情感在群体或社群的某些部分不能诱发足够的合作行为,至少也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

这为我们的研究提示了一种基于社会学的理路。社会学使用socielizafion(社会化)来解释在非亲缘之间的合作。从社会学来看,社会化是让个人取得适当的价值、态度、行为模式成为恰当的社会行动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也因而建立起来。个体经由在行为范式上使自身融入群体或社群的社会化过程获取认同感以及动用更多资源、节省成本的途径,即从群体中获得可提供效用的社会资本。而社会化理论的一个关键原则是社会价值是通过内在规范在代际之间传递的,这意味着上述亲社会行为选择在群体中是可遗传的,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社会认知所引致的行为将逐渐内化为群体的习惯和习俗,当个体采取合作和利他行为时,可能仅仅是出于习惯而非刻意的算计和评估。Huck,et aI.(2003)的仿真研究报告显示,缺乏理性能力、无知识的合作博弈是可能的。然而站在分析者的立场上,我们坚持认为,人类经由演化已然获得了达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所须具备的社会

认知和理性能力,即使在选择合作和利他时并没有真实经历过成本一收益评估,但却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某种外在于主体的自然选择力量确保了被观察到的结果是与新古典理论的严格推导一致的。因此,合作和利他的有意识的理性选择和无意识的自发演化在结果上并没有差别,二者是统一的,从而我们可以从前一种理路出发分析得到对后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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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制度；经营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28-02

一、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企业文化从形式上看是属于思想范畴的概念，我们在治理社会时，首先要依法治国，但是再完善的法律都有失效的时候，法律失效了靠社会道德去约束。所以既要以法治国，又要以德治国。管理企业也一样，企业文化是和社会道德属于同一范畴，是指人的价值理念，是指人们在思想理念上的自我约束，是对企业制度失效的一种补充。企业文化从内容上看是反映企业行为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的内容，是对企业现实运行过程的反映，具体讲，就是企业制度、战略在人的价值理念上的反映。企业文化从性质上看是属于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约束企业的运行过程，是在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从属性上看是属于企业性质的价值理念，这一点区别于民族的价值理念、社会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从作用上看是属于规范企业行为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对企业的行为以及员工的行为起到非常好的规范作用。它不是一种包装性的价值理念，而是要真正解决企业问题的价值理念。企业是以人与人的组合为基础的经营劳动主体，其经营行为必然最终都要人格化，企业的所有活动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企业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经营战略的选择，必然体现在人的价值理念中，以企业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企业文化是一个涉及到企业能否高效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1.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任何一个企业所倡导的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在制度安排以及经营战略选择上对人的价值理念的要求，即人们在价值理念上能够认同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战略选择，并以符合企业制度安排及战略选择的价值理念指导自己的行动，因此，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灵魂。

2.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制度与经营战略的重要思想保障。企业对人的约束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约束，如企业规章制度；另一种是内在约束，如作为价值理念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能使员工自觉主动地执行企业制度，贯彻企业经营战略。

3.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创新与经营战略创新的理念基础。企业文化的创新，不仅带来员工价值理念的创新，而且还会推动企业制度的创新和经营战略的创新。例如，海尔之所以能在制度安排及战略选择上有创新，是因为有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因而，海尔案例是以企业文化为题目进入哈佛案例库的。

4.企业文化是企业活力的内在源泉。企业活力最终来自于人，也就是来自于人的积极性，只有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使企业充满活力。企业文化作为员工所信奉的价值理念，必然会直接涉及到企业的活力，是企业活力的内在源泉。

5.企业文化是企业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员工行为应该规范，即要求员工能很好地遵守和贯彻企业的制度及企业的经营战略，有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思想是人的内在约束，这种内在约束就是企业文化。只有在这种内在约束起作用的条件下，才能保证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战 略的有效实行。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方法

1.构建学习型特征的企本文化。实际上，企本文化就是企业领导者从企业实际出发，通过企业成员共同参与的方式，不断整合、优化企业文化资源，逐步形成适合企业发展的独特价值理念、管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企本文化是实现企业精神文化的独特性和专有性，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根本。由于人员素质、领导方式、发展方向等不同，两者之间的企业氛围和企业文化就会存在很大差异，所谓“移形易而移神难”，这就必然要求强调和突显企业自身在企业文化形成中的主体作用。以学习型为特征的企本文化是企业形成特色文化、打造企业个性化文化品牌的必由之路。企本文化既强调企业领导者的作用，也关注发挥企业共同体成员在特色文化形成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学习型特征的企本文化是促进两者之间沟通融合的有效桥梁。塑造学习型特征的企本文化，就是企业领导者全面、深入、系统地思考企业和个人的发展目标，实现个人和企业共同体的自我超越，从而不断营造出“和谐”企业文化氛围。学习型特征的企本文化，将有利于更新企业管理理念，激发所有成员从事工作和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领导能够带领全体员工坚定不移地向建立一流企业的共同远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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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九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这不仅仅是一届花事盛会，同时也是一届文化盛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清华大学景观系教授朱育帆在风景园林师国际论坛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成为博览会设计灵感的源泉。专家学者们的理念很值得借鉴。

宁夏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人口迁移产生了移民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使得宁夏地域文化呈现多元性、创新性、包容性、丰富性特点。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探讨如何在花博盛会及景观设计中融入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以“花”为主题的硬件物质文化与软件精神文化融合

第九届花博会一方面要赋予其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价值，文化底蕴、人文内涵，另一方面也要为文化、艺术、体育运动提供平台和保障。创意民居的设计、民俗活动的开展等文化体育活动，都将有助于实现本次花博会目标，体现硬件性质的物质文化与软件性质的精神文化融合。

（一）花乡留客

利用现有的条件，打造特色花式星级民居，拥抱自然，体验乡村纯朴、悠然的宁夏人生活，参与各类农事、采摘活动和当地的民俗活动。设计风格迥异的风情园，展示银川的建筑风格，体现民居风情与文化。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让更多的参观者、游人感受宁夏人的生活魅力。体现地域文化，突出民俗文化。

（二）花都风韵

花博会的召开，是全面展示城市形象的绝好平台。以花与文化、花与科技、花与生活、精品插花、精品盆景、精品奇石等为主题活动，在园区各花卉生产基地举行插花艺术大赛，邀请国内外知名的景观设计大师及花卉园艺师现场竞技，展示插花艺术的魅力；同时还可以举行以赏花、购花、品茶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将“花”的故事与传说融入活动中。

（三）“花卉沐浴”，美哉服饰

创设以“花卉沐浴”为特色的保健温泉沐浴活动场景，满足更多人洗浴的欢愉，洗浴的环境和形式可多种多样，如保健浴、贵妃浴等。同时开展富有民族风情特色的服饰展，具体如下。

1、戴回回帽：回回帽是男子戴的无檐小白帽，亦称“礼拜帽”，回族在礼拜磕头时，前额和鼻尖必须着地，戴无沿帽行动更为方便，遂发展成一种服饰习俗。

2、戴斯达尔：回族除了戴白帽外，有些也用白、黄色毛巾或布料缠头，俗有“缠头回回”。相传在早期传播伊斯兰教时，头缠戴斯达尔做礼拜。现在多数回族群众习惯戴白帽，清真寺里的阿訇、满拉和乡佬们则缠头。

3、搭盖头：盖头，旨在盖住头发、耳朵、脖颈。回族认为这是妇女的羞体，应该加以遮盖。戴盖头的习俗，一是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二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少女戴绿色的，已婚妇女戴黑色的，有了孙子上了年纪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

二、构建花博网络媒体

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建立银川花博官方网站、微博客、微信平台，提供献计献策平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如“九博会”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征集活动；制作公益广告；张贴、散发宣传画和宣传品；举办“花博会”宣传短信征集活动，评出获奖作品，为其提供宣传平台，在花博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公布，扩大“花博会”影响力。通过这种全方位、多维度、多角度、多渠道的方式，宣传推介花博会，让本次花博会的筹办、规划、设计、建设等工作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文。让创意、创新、创作有序地体现在花事盛会中。

三、在花博园中设计西部美食迎客厅

用西部美食迎客，应着重突出“清真”的特点。这也是民族饮食文化的体现。追溯历史，其实早在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就喜欢用“清真”一词，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清真”一词入诗，唐李白的诗句“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是指“自然质朴纯洁，摒弃雕琢”，把回民喜欢的饮食作为待客的佳品，如八宝茶、油香、馓子、烙面、长面、白皮臊子面、生汆面、八宝甜饭、手抓羊肉、烙羊羔肉等。

四、以花为媒，见证爱情

开展迎花博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提升花博会人气。在花博园中僻出举办婚礼的场地，举办“花好月圆・回汉联姻新人集体婚礼”；同时还可以举办“浪漫一生・金婚庆祝活动”。在宁夏自治区征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人和金婚老人，并各选出30对参与上述庆典活动，让金婚老人为新人证婚。

五、设计体现本届花博会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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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原教旨的经典派与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5)法律与医学都是有关身心健康的学问。虽然，医学侧重个人健康，强调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关注阴阳互补；法律侧重社会秩序，强调权利义务、罪刑相当，关注思想行为。但是，无个体，则妄谈社会，无社会，则难言个体；阴阳权务互利共生，症药罪罚相生相克；所以，医学是个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