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发展历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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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以提升自身价值，税收支出作为企业的价值减项之一，其筹划管理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我国税收筹划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单一税负最低、税后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三个阶段。由于以单一税负最低与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税收筹划活动经常与企业的其他运营管理活动产生矛盾，不利于企业长远价值的提升，而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税收筹划则能够实现税收筹划活动与业务管理的有效融合，利于企业长远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国税收筹划逐渐过渡至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导向的税收筹划高级阶段。

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税收筹划要求企业将税收筹划内嵌于日常的运营管理中，而目前，渠道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提升运营能力的重要途径，它是指企业为实现公司分销目的而对渠道进行协调规划，以确保渠道成员间密切协作的一种活动，最终谋求渠道成员共同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税收便形成于渠道的一系列连续性管理环节中。因此，这要求企业必须结合所在渠道的具体状况、税收环境以及企业的战略诉求等，将税收筹划内嵌于渠道管理活动中，重构有利于渠道长期价值提升的税收筹划方案。

二、基于渠道管理的税收筹划概念重构

基于渠道管理的税收筹划应当服从企业的价值管理需求，企业的价值管理并不仅仅包括财务衡量指标，它还包括客户服务、内部运营管理、学习和成长等方面，如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生产流程、组织结构等。因此，基于渠道的税收筹划不仅需要考虑税收以及财务、金融等各种技术，更需要和渠道关系管理相结合，它的评价指标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财务方面，更不能局限在税负简单降低的目标层面。而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企业应当充分发挥渠道成员的相对专业优势，利用外部力量来完成自身的非增值作业，这要求基于渠道的税收筹划的组织边界应当超越单一个体层面。另外，由于渠道的成员关系随着市场竞争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动态性特征，这要求基于渠道管理的税收筹划也必须具有动态性特征。

正因为如此，基于渠道管理的税收筹划可以界定为企业通过自身作业流程再造、组织架构重构以及渠道成员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利用现代化的网络、通信技术，保持整个渠道的同步运转，运用法律的各种税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结合财务、金融知识，对渠道内的税负事项进行整体筹划、从而实现渠道长期税后收益最大化前提下的企业长期税后收益最大化的一项持续性、动态性筹划过程。

三、基于渠道管理的税收筹划体系重构

基于渠道管理的税收筹划包括内部渠道的税收筹划和外部渠道的税收筹划。内部渠道主要指企业的生产渠道，而外部渠道主要指营销渠道和采购渠道，企业应当在各个渠道的各个环节中，以渠道价值的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导向，将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类经济业务中所涉及的税种及其计税依据、适用税率等作为渠道价值管理的重要统筹内容，优化企业内外部渠道关系。

1.采购渠道税收筹划体系重构。采购渠道的税收筹划是指基于更先进的采购渠道管理模式诸如VMI模式等，通过与供应商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采购组织架构的重构等，并适当选择进货渠道及其起点与物资采购时点，建立符合企业战略采购利益的筹划体系。

传统的采购活动一般由企业的采购职能部门完成，为增强企业的采购渠道专业化管理能力，企业可以设置专门的采购公司，此时，采购模式的确定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税负水平。若采取代购模式，采购公司将缴纳采购服务提成5%的营业税，并通过损益核算，为公司带来25%的所得税优惠；若采取买断式采购方式，企业将缴纳采购服务增值17%的增值税，此时将涉及服务提成与采购加价比例的权衡，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加价比例应当低于服务费提成比例的4/17。

2.生产渠道税收筹划体系重构。生产渠道的税收筹划是指企业通过生产业务流程再造，外包并不增值的生产作业，整合自身与渠道其他成员之间的研发活动，实现生产渠道成本与税负降低的有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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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并购；多元化；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055-02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银行业也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银行并购为实现银行安全稳健的经营和持续高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国银行并购的发展历程

中国银行业并购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9—1993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专业性银行,正式形成了中人民银行辖制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体制。

第二阶段为1994—2007年,并以专业性银行时代的结束为前奏,揭开了各大银行并购的序幕。1994年,中、农、工、建四家专业性银行被允许转变为商业银行,实现业务交叉。

第三阶段为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在这一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并购、重组和上市,在市场竞争力和经营赢利能力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银行并购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交易规模上都迅速上升,海外并购的步伐加快。

2 并购目的探索

2.1 以实现多元化经营战略为目的的并购

我国金融业监管体制使金融业一直保持分业经营的状态,然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业,单一的业务服务已不能满足企业客户多样化的需求,银行业与非银行业的合作与日俱增,金融创新也层出不穷,多元化的经营战略成为各大金融企业谋求生存的武器,混业经营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2009年6月12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平安)公告宣布,将以可能高达221亿元的交易金额取代美国新桥成为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2010年5月7日,中国平安公告称,已获得美国新桥所持有的5.2亿股,至此中国平安以占深发展总股本21.44%的股份正式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2012年1月19日,深发展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平深”整合渐渐落下帷幕。

长期以来,保险业一直是中国平安发展的主营阵地,保险业能够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但是经营利润却不高,而同属金融行业的银行业则相反。商业银行作为最为活跃的金融中介,是企业筹集资金最广泛的渠道,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贷款以获取丰厚的回报,在企业贷款需求旺盛的时期,银行业的利润无疑是巨大的。此次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成为中国平安涉足中国银行业的重要一步,也是描绘其多元化经营战略蓝图的关键一笔。从目前来看,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以涉足银行业的多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

2.2 以实现海外扩展为目的的并购

在四大专业性银行时代结束后,不断增长的外汇业务需求促使各大银行开始了以海外扩张为目的的银行并购之路。根据区位优势理论,良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以及地理优势是选择海外投资地的重要因素,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香港,无疑是大陆商业银行通往国际金融市场的战略要地。2008年6月2日,招商银行公告宣布已经在5月30日和香港永隆银行的三大股东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招商银行将以每股156.5港元的价格收购香港永隆银行53.12%的股份。2008年6月27日,招商银行股东大会通过了对香港永隆银行的收购方案。2009年1月19日,招商银行对香港永隆银行的强制性收购尘埃落定,永隆银行正式成为招商银行直接全资附属公司。截至2010年9月末,永隆银行资产总额比年初增长13.3%,资本充足率14.28%,不良率0.49%,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39%,增幅高于香港同业平均水平。此次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不仅仅是招商银行进军香港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招商银行加快国际化进程、迅速扩张海外客户群的重要战略部署。

3 并购方式分析

3.1 现金收购式

现金收购式是并购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被并购公司的资产或股票,进而达到获得被并购公司所有权的方式。

从债务角度看,如果以现金收购目标公司的资产,则并购公司并不承担目标公司的所有债务。然而并购公司若以现金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那么并购公司就取得了目标公司的所有权,它在取得目标公司资产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了目标公司与该部分资产相关联的债务。

从税收筹划角度看,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也属于应税所得。在并购公司以现金方式获得目标公司股权的过程中,目标公司的股东将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并购公司在获得目标公司股权的过程中,目标公司的股东所获得的收益应当根据税法缴纳相应所得税。而这些税收将被目标公司计入收购价格当中,成为并购公司的一项收购成本。因此,并购公司在使用现金收购方式的时候,应该对所可能产生的税收成本进行考虑。然而,使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可以降低目标企业股东的税后收益,同时使并购企业增加了资产,从而扩大折旧避税额。

3.2 股权收购式

并购公司将增加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并以这些新发行的股票置换目标公司股票。从现金流角度看,股票收购方式较为适合那些现金流充足率较低的企业,因为根据股权收购方式的操作模式而言,对于现金的需求量较小,并且可以在获得目标公司股权的同时又不会对并购公司的现金流产生较大的影响,降低了因现金流短缺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税收筹划角度看,可以有两种情况。若目标企业被收购后以并购企业子公司的形式存在,那么在缴纳税款方面,子公司与母公司将分别计提缴纳税款。若目标公司在收购之后成为并购公司的分公司,则除流转税外,所得税将由总公司统一缴纳。此外,目标企业股东不需要立刻支付资本利得税,同样有利于现金流不足的企业。

3.3 综合证券收购式

综合证券收购式是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提出并购要约时,其出价不仅有现金、股票,还有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多种形式的混合并购。

从税收筹划角度看,现金与股票的税收筹划在现金收购方式与股权收购方式中已叙述,在此不再赘述。可转换债券在转换前的利息支出可以免除所得税,对于并购企业而言可以节省一部分的税负,目标企业股东也通过延期支付资本利得税而获得相应好处。

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支付方式为公司并购方式带来了创新,使公司并购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也显得愈发复杂。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完善,综合证券收购方式的运用较少。而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综合证券收购方式在公司并购中的使用较为广泛。

3.4 特殊并购方式

世界各国企业的并购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上述三种方式,但随着近年来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企业并购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除三种基本并购方式之外,还有如企业整体资产转让和整体资产置换等特殊的并购方式。

参考文献：

［1］者贵昌,卢雪娇.“后危机时代”中资银行跨国并购战略的分析与探讨［J］.经济论坛,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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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就是把缴纳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这改变了1994年以来我国以增值税为主，以营业税、消费税为辅的税收体制。2012年，上海的交通运输业以及部分服务业开始了“营改增”试点，同年8月，试点范围扩展到北京、江苏、广东等10个省区市；2013年，试点扩展到全国，同时广播、影视制作和发行也被纳入试点；2014年，铁路运输业、邮政通信业以及电信业被纳入试点范围；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企业将迎来重大的变革。

二、“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的积极影响

“营改增”改变了营业税重复征税、无法抵扣、无法退税的弊病，实现了增值税进项和销项的抵扣，能有效降低企业税负。从财政部2016年4月的统计来看，我国“营改增”及增值税改革累计为企业减税6412亿元。其中，自2012年启动的“营改增”试点中超过97%的试点纳税人实现税负下降或持平，累计减税已达3133亿元。可见，“营改增”后企业的总体税负率有所下降，而且，随着整体抵扣链条体系的逐步完整，企业的税负会继续下降。其次，“营改增”的实施，将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营改增”改变了价格体系，实行层层抵扣，企业因此必须重新设计经营流程，自觉调整内部架构，实施精细化管理。这有利于正规企业降低税负，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

三、“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营改增”之后的进项税抵扣也给企业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可能会加重企业的负担。“营改增”实施前，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适用税率为3%，服务业为5%，而“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变为11%，服务业变为6%，税收负担明显增加，所以必须取得可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企业销售产品并开出增值税发票就需要预缴税款，取得进项发票，抵扣之后才能获得进项税款，导致企业所承担的增值税成本大大提高。而且很多企业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增值税发票。例如，劳务费和部分建筑材料等就难以获得增值税发票，结果进项抵扣不足，造成企业资金短缺。

四、“营改增”背景下企业财务的减负增效策略

（一）提高财务核算管理水平

会计核算机制包括了信息收集、整理分析、明细核算等。企业必须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完善会计核算体系，不断提高会计核算的质量。通过全面、准确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来提高税务处理能力。企业要完善财务核算内容，增设会计核算科目。会计核算科目应包含基本的进项税额、已交税金、减免税款、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转出未交增值税和转出多交增值税等栏目，使各税收款项能够更加清晰。在实际工作中要完善账务处理流程，加强项目成本核算，及时对进项税进行认证和抵扣，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程序开展税务筹划。企业必须加强发票的认证和收集，保证原始依据的合法合规，避免因为会计核算系统不健全而造成的发票流失、偷税漏税等问题。确保账实相符，提高会计核算的准确性，防止由于进项税无法抵扣而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二）加强供应商和发票管理

实施“营改增”政策后，企业可以使用专用的增值税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税务发票内容就发生了变化。所以企业必须调整发票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流通、使用和保税等方面的管理，以有效规避因管理不当而带来的风险。企业一定要加强供应商管理，优选那些资质正规并且能够提供足额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所选择的供应商应该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不会带来经营风险，而且关键是确保能够提供增值税发票，使企业各项期初增值税进项税额得到抵扣，从而增加资金流量，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支出。企业可以适当剥离非核心业务，获得更多的进项增值税发票，以减轻整体税负。在全新的“营改增”政策之下，企业要加强对税收管理模式的调整，利用“营改增”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提高企业整体收益，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支持。

（三）加强企业财税内部控制

企业要加强对“营改增”相关政策的研究和解读，增强自身的税收意识，确定全新的财务、税务管理重点，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营改增”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优化企业资金管理水平，提升企业整体经营效益。首先，企业要优化部门设置，进一步完善岗位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真正做到责任到人。其次，根据税收政策变化积极调整经营流程，规范经营行为，做好税制衔接。在凭证认证、管理和计算等方面加强管理，采购部门要转变思维方式，重视对供应商的管理，以适应新的税收政策的转变。另外，优化会计处理流程，加强对企业财务、税务数据的统计和管理，反思、弥补税务漏洞，规范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保管行为。各项财务和税务材料必须留存，以减少企业的法律风险。

（四）主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

企业要根据自身特点，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梳理企业的所有进项税额，积极、科学、合理地开展避税工作：第一，利用好纳税人身份。一般纳税人的适用税率明显高于小规模纳税人，而有些企业材料成本较低，人力成本较高，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所以保持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更为有利。为此，可合理控制销售额或推迟完成订单，以免达到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第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采购工作中，要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采购材料要求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购货对象是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或者抵扣很低，就可以要求价格折扣多一些。采取批量采购或集中采购的方法，这样既可以保证高质量和低价格，还能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利用税率差异。例如，建筑业的税率是 11%，而一般物资的税率是 17%，企业应积极利用这种税率差异，获得尽量多的抵扣。第四，项目外包。部分环节无法获得进项税额抵扣，就可以外包出去，进行税负转移。甚至某些职能部门也可以外包出去，以降低管理成本，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第五，利用时间差异。尽快取得进项税发票，尽量延迟开出销售发票，有利于及时抵扣，推迟缴税。第六，争取优惠政策。增值税的减免税政策相对较多，企业应熟练掌握国家政策。例如，环保相关的的优惠政策，以争取各种优惠。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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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两税”合并； 内资企业； 企业所得税法； 纳税筹划

1. 两税分离时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差异

在“两税”合并前，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税前扣除标准、税率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

税率方面的差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均为33%，但外资企业所得税的33%包括3%的地方所得税，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地方是不征收地方所得税的，特别是设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等地区的外资企业所得税减按15%和24%的税率征收，另外对产品出口企业，符合条件的还减按10%的税率征收。我国80%以上的外资企业设立在上述地区和区域，再加上其它优惠税率，外资企业的实际执行税率远远低于33%。而内资企业绝大部分执行33%的税率，至于27%和18%的两档税率，仅是对小企业的照顾，小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很少，因此低税率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税收优惠及减免税方面的差异。内资企业主要是对民族自治地区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对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实行两档优惠税率，即18%和27%的税率。所以实际上我国目前对内资企业实行的是从18%～33%的全额累进税率。另外，对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奉行地区和产业倾斜政策，一般情况下，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自盈利之日起可享受“免二减三”和减按15%、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非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也享有优于内资企业的优惠，但是优惠幅度低于生产性外资企业。此外，还有对再投资于中国境内部分实行退税优惠及税后利润汇出境外免征预提所得税等。

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税收享有了绝对的“超国民待遇”,其税收负担轻,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从事有效的竞争,更进一步将内资企业置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加大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2. 两税合并对内资企业的影响

2.1增加内资企业税后利润

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高低是影响企业税后利润的关键。新税法实施后，企业法定税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这为内资企业的净利润增长带来积极的预期。首先，新税法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由33%降到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内资企业的适用税率均明显下降，税后利润也将会有一定程度增长。其次，新税法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后，改变了企业所得税法改革之前的费用限额扣除方式，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费用能够得到据实的扣除，增加了税前扣除总额，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总体来说，使得内资企业的税后剩余利益有所提高，有利于企业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

2.2 加大对内资企业的扶持力度

据2005年统计, 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60%,上缴税收占50%,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我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技术创新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竞争,抑制了垄断。但他们实际税费负担较重,得到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在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规避各种风险的能力较弱。

新企业所得税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在税收政策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2.3有利于提高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无论从高新企业15%的优惠税率上，还是从所有企业研发费用都实行150%税前抵扣的规定上看，新税法都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科技创新的鼓励以及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对高新技术区实行15%的优惠税率，规避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漏洞，也发挥了税收调节的导向作用，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对年研发费用实际增长10%以下的企业也实行150%的税前抵扣优惠，这对于中小企业和处在科研创新初级阶段企业的自主创新无疑是巨大的鼓动，这些企业如果能发挥其灵活、高效、为新技术试用提供便利条件的优势，就可以大大缩短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耗费的时间。

2.4两税合并对内资企业纳税的影响

2.4.1.设置了一般反避税条款

以前有不少企业伪造交易，其交易没有商业实质，进行所谓的税收筹划，新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这就意味着在避税地注册公司虚构避税地营业的行为将纳入税收监管。

2.4.2 加大了对转让定价税务管理的力度

我国的转让定价法规过于粗略，对违反转让定价法规的纳税人没有处罚的规定。新税法明确要求关联交易各方的成本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分摊，赋予企业及其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协助义务和税务机关较大的反避税处置权，强化了反避税手段，加大了避税的处罚力度，首次规定对做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增强了反避税措施的威慑力，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各种避税行为，维护我国税收权益。

2.4.3 统一税收遏制“假外资”避税

内资与外资税负不统一是催生“假外资”、“假合资”现象的重要原因。两税合并以后，内外资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于以避税为目的的“假外资”、“假合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等于是改变了这类“假外资”、“假合资”的生存的土壤。在维尔京群岛等避税港注册一家公司，然后把境内“口袋”里的钱转移到境外“口袋”，这种眼下国内民营企业中颇为流行的避税计策，在两税合并后将受到遏制。

2.4.4 增加了防止资本弱化条款

新税法增加了防止资本弱化条款，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外资企业加大负 债融资比重，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利息转移利润将受到限制。

2.4.5 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

新税法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者劳务费的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并且纳税人也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3. 结论

“两税”分置越来越不合时宜，“两税”合并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必然。当然，“两税”合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 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更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许多重大的发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没人可以否认财税政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财政资金的应用，我们可以解决一些市场经济下一般市场主体不能解决的问题。财政资金来源于税收，而后以税收促进发展，是税收最正确的用途。

两法并轨虽然有一些弊端，但在并轨时如果实施好配套措施，完全可以将弊端减少到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为以后的利用外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对于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有很大的意义。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所限，文中观点可能还存在许多不足，同时本文未触及之处，也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钟顺东,迟颖.谈新所得税法对企业的影响[J].现代商业，2008，（32）：207～209.

[2]刘潇亭.新《企业所得税法》探析[J].中国农业会计，2008，（11）：68～69.

[3]李新.关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08，（11）：308～309.

[4]吴献金,刘录林.两税合并中内资企业行为分析[J].中北大学学报，2008，（5）：21～24.

[5]彭改莲.浅议“两税”合并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08，（15）：18～19.

[6]孙文明.内外所得税“两税”合并的现实意义[J].当代经济，2008，（10）：124～125.

[7]胡春宇.论新企业所得税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J].现代商业，2008，（27）：114.

[8]常雅文.“两税合一”对内、外资企业发展的影响[J].法治与社会，2008，（27）：133.

[9]余晓辉.浅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方向[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8，（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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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金融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业务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30.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2-014-04

目前我国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大连保税区、福州市、深圳市和珠海横琴岛等地，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和筹建“离岸金融中心”。在我国有那么多的地区如此重视“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是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可喜机遇。笔者曾有幸参加了多个关于“离岸金融中心”的研讨会，但是总感觉到人们的热情大于对建设“离岸金融中心”所需各种条件的实际认识。本文探讨了在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必须首先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离岸中心”的含义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作用

国际上对“离岸中心”有着严格的定义，就是指免征直接税的地区。即这些地区直接免征公司（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继承税和财产赠予税等直接税赋，这些地区一般未同第三国和地区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例如：英属维尔京、巴哈马、巴拿马和开曼群岛等。我们认为：我国建设“离岸金融中心”，既要严格按照国际上对“离岸中心”的标准进行筹划，也不要完全照搬目前已有的“离岸中心”的各种条件，而是应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实际目的来设计具有我国特色的“离岸中心”。

从国际上“离岸金融中心”来看，“离岸金融中心”通过对跨国公司的集中服务，有效降低了其商业活动的成本并增加了赢利；“离岸金融中心”协助企业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为其全球投资提供机会；“离岸金融中心”实行严格的保密规定，通过信托和私人基金为企业免受不正当待遇提供法律保障；“离岸金融中心”运用各种中介机构避开繁琐的国内法规，可以协助企业进行国际税收筹划。国际上“离岸金融中心”的这四个作用对我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四个作用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使得我们的“离岸金融中心”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运作，吸引更多的知名企业前来办理相关的业务。

二、“离岸金融中心”的四种类型和运作模式

国际上“离岸金融中心”有四种类型，即内外混合型、内外分离型、渗透型和避税港型。内外混合型是“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的最高境界，即离岸金融业务与国内金融业务不分离，资本流动高度自由化，它主要依托传统的殖民历史而自然形成的，其典型为伦敦、香港；内外分离型一般是所在国政府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而人为创设的国际金融平台，其典型为纽约、新加坡、巴林和东京等；渗透型是在分离型基础上的再发展，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分立，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基本分开，但允许两个账户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渗透，其典型是印尼的雅加达、泰国的曼谷和马来西亚的纳闽；而避税港型拥有大批注册金融机构和公司，这些公司被称为离岸公司或国际商业公司，但这些机构通常并不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实体，实际业务仍在母国进行，只是通过注册的机构在账簿上进行境内和境外交易，追求享受该地区的税收优惠，其典型是英属维尔京、巴哈马、巴拿马和开曼群岛等。

三、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是现实可能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建立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中心”是现实可能的。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要建立“离岸金融中心”，都必须是国家的战略抉择，应该有最高当局进行整体推动和直接出手。而国家要建立“离岸金融中心”，首先就要明确离岸金融的经营主体，其次要明确那类客户可以办理离岸业务，再者要对离岸业务的经营主体和客户给予明确的税收优惠，第四要在外汇管理上给予有别于在岸的特殊政策，第五就是要对金融机构给予较大的自和免除存款保证金及金融保密权，第六就是要给予工商、海关、法规、中介机构等整体上的政策配套措施。

鉴于美国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还在深入和扩展，加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特殊经济形势，特别要坚决防止外资大量从我国流出，我们建议目前暂不宜考虑马上在我国建立“渗透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即既不允许部分的离岸资金“渗漏”到国内市场，也不允许部分的在岸资金“渗漏”到国际市场上。

四、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1.建立我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区位选择并不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从国际上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历程来看，离岸金融中心建立在何处，并不应该是个难题。我国有多个地区想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可以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只是我国“离岸金融中心”的选择，应该从我国的国家战略上进行通盘考虑。有观点认为，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因此在考虑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选址问题时，要全面考虑我国特殊的经济状况，选择一些经济环境好的地区试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如英属维尔京、巴哈马、巴拿马、开曼群岛和塞浦路斯岛的各种条件，哪个能够及得上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京津冀三大经济区域的任何地方，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地区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笔者以为，从我国各种现实条件和作用来看，在上海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是最具可能的。

2.我国“离岸金融中心”应该逐步放开对“非居民”的限制。我国目前对离岸银行业务实行的“两头在外”的政策，这对于处于“离岸银行业务”起步阶段的我国来说是必须的，但如果一旦在我国真正开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就应将“保税区和保税港及走出去的企业”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客户基础。这是因为“离岸金融中心”有着高度自由化、国际化的银行业务，其“内外分离型”的金融市场模式恰好与保税区的“境内关外”待遇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管理模式相匹配，也与保税港内的企业有着强烈的对应性，特别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在上海浦东新区实施的外汇综合配套改革对“非居民”的概念有了重大突破。从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重点区域――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津京唐地区、沿海地区和对外贸易集中度较高的地区来看，这个地区的境内客户也有着办理离岸金融业务的需求，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在建设“离岸金融中心”时逐步放开对“非居民”的限制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3.从国际上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来看，我国实行的“外汇管制”不应该成为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制度障碍。分析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经验，从中可以得出，我国目前的“外汇管制”不仅不会成为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障碍，而且会有利于“离岸金融中心”的稳健发展。我国实行的是积极开放的外汇管理，我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一定要依赖于政府的强力推进，同时我国应建立一套关于“离岸业务”的可靠完整的实时监控系统，以防范我国可能出现的各种离岸业务风险。

按照我国目前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离岸银行经营的自由兑换货币是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周边国家对人民币需求的不断增长，可以考虑逐步开始经营离岸人民币业务。

4.我国要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就必须有一套符合离岸特点，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可以真正实施的税收优惠办法。目前深圳地区对离岸银行业务实行营业税免收、所得税缓缴（税率为8％）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没有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确认，各地税务机构对此项规定的理解和解读也不一致，因此必须明确离岸银行业务的税收政策；还要对离岸客户给予明确和具体的税赋优惠，让客户能够通过离岸业务来增加企业的赢利能力。我国2008年3月份开始执行的“所得税实施细则”对离岸公司、在岸运作的税收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税法的进步，但还没有一种真正可以操作的办法。我们建议对离岸公司在岸运作的税收优惠要具体和明确，而且要有可操作的配套措施。我国的税务部门应按照国际控股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离岸授权公司、离岸贸易公司、国际管理公司、雇员租赁公司和国际航运公司的特点，分别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我们还应考虑对集团公司的子公司进行整体纳税，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子公司转移和新建在我国；在此我们还要建议离岸公司在使用我国信贷资源时，应该承担相应的税赋。但我国目前缺少对以上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准备，这必须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5.在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不会导致外汇大量跨境流

动。现在国内有个担心，就是离岸业务会成为外汇大量跨境流动的通道。我们认为由于离岸业务本质上就是境外的业务，那么只要真正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来办理离岸业务，是不可能成为外汇大量跨境流动的通道的。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担心也是事出有因的，其一就是较多的外资银行在违规办理离岸银行业务，特别是他们为非居民开设了境内分行的外汇账户，而且将吸收到的离岸资金运用到在岸；其二是中资银行也有将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混用的情况发生；这里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以上两点，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因此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我们在此呼吁要加强对离岸银行业务的监管，采用目前国际收支申报的办法来进行实时监测，而且必须对所有从事离岸银行业务的中外资银行进行严格的限制，坚决杜绝离、在岸资金混用情况的发生。

6.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趋势就是从离岸银行业务到离岸保险、离岸证券业务、离岸信托和离岸私人基金的投资。离岸银行业务是传统的离岸金融业务，也是离岸金融市场上发展历史最长、业务量最大的业务，主要为存款、贷款和国际结算；而离岸保险业务的发展得益于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优惠税收，主要是指针对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需要而开展的一项专属保险业务；离岸证券业务主要包括离岸债券业务、离岸股票业务和离岸基金业务；而离岸信托业务是将信托财产授予人对受益人的一种缓慢赠与过程，当然授予人也可以就是受益人，目前在避税港型的离岸中心这类业务是较多的；而离岸私人基金是整个离岸金融业务中占比最大的业务，而且对离岸客户中需要避税的作用最为有效和方便。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综合考虑监管当局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的种类是需要逐步增加的，目前首先要把离岸银行业务发展好。

7.香港地区和英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离岸中心，但他们却仍然是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尽管香港地区和英国还在征收所得税和其他税赋，同时它们与众多第三国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但依靠自由的金融政策和优惠的税率并允许非居民参与进行资金融通，它们仍然是实际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中心。因此这也从不同角度印证了“离岸金融中心”也可以不是“离岸中心”的，并且征收直接税的地区也是可以成为“离岸金融中心”的。

8. 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在我国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同时，一定要更加重视防范离岸业务的风险。既要通过离岸业务的发展来防范离岸业务的风险，还要通过有效防范离岸业务的风险来促进离岸业务的发展。

五、目前条件下发展离岸银行业务的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已经批准了四家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我们首先要充分发挥好其效用，并认真总结我国在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的经验和教训，稳步有序地推进离岸业务的发展，防范任何可能出现的离岸业务风险，确保离岸业务能够积极稳妥的发展，为我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做好“先行先试”工作。

1．严格离岸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积极稳妥地发展离岸业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外资银行都可以不经过批准就开办离岸银行业务，这不仅是对我国监管部门的挑战和漠视，而且是涉及到我国尊严、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大事。因此有必要在“账户分离、系统分离和人员分离”的前提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在监管部门批准后办理离岸业务。从当前美国金融海啸的发生来看，我国要特别防范离岸业务的风险，分析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历程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的商业银行是否严格执行“账户分离、人员分离和系统分离”的规定，决定着是否能够确保我国的金融安全。

2．鼓励中资银行通过产品创新来防范离岸银行业务的风险。尽管离岸业务是我们最可能直接受到美国金融海啸冲击的业务，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完善的服务手段和稳妥的产品创新来防范各种风险。应该看到，目前离岸业务的经营品种比较单一，以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为主，亟需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来促进离岸业务的发展。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后，整个世界对金融产品的创新存在疑惑，但我们要防止在金融创新上的“因噎废食”，既要防止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即金融产品创新的作用务必是避险而不是金融杠杆），也要防止创新不足而阻碍离岸金融的发展。我们建议应该首先允许各行离岸中心能够同步使用监管部门批准的各项新品业务和各类理财产品，其次应该在离岸业务上给予中资银行一定的自，使得他们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完善离岸银行业务的产品功能。在此我们还建议让中资银行的离岸中心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成为NDF的报价中心，使我国的商业银行能够成为人民币远期汇率的决定者，以确保我国的金融安全。

3.尽快修改199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进一步严格商业银行开展离岸业务的准入条件，应该容许各行离岸中心能够同步使用监管部门批准的各项新品业务和各类理财产品，扩大离岸账户的使用范围，建议使用离岸账户作为境内优质企业在境外上市后的资金回流站，特别要允许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来防范离岸业务的流动性风险。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亟需得到安全可靠运作的宏观背景下，应该允许各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可以向国家外汇储备中心拆借外汇。

4．明确中资银行离岸中心的法律地位。离岸业务属于四家具有离岸资格的中资银行的经营范围，但离岸中心没有独立的经营执照。目前各行离岸中心在发生授信业务对外签订合同时，都是以离岸中心的名义办理，这样出现了签署合同的合法性问题，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在各商业银行总行直接经营的前提下，可以让各行的离岸业务中心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

5.积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发展离岸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的金融全球化，就是指金融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国际间金融融合在一起，它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以及金融运作法规、习惯趋于一致的过程和状态。中国要想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主动权，人民币本位币的全球化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本位币的全球化将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从世界金融发展的历史看,一种货币走向国际化离不开离岸货币市场的支持，我们应该及早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和准备,并且要认真研究离岸银行业务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促进作用，使离岸业务能够在我国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货币的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连平离岸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巴曙松 郭云钊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3.Leo・Gough goingoffshore 经济科学出版社

4.张晓冬 离岸业务操作指引 武汉大学出版社

5.Roy・Rohatgi Basic International Taxa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

6.王巍 张金杰 国家风险 江苏人民出版社

7.Feldman,D.N. Dresner,S.Reverse Mergers 上海人民出版社

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外国税制概览 中国税务出版社

9.白钦先 郭翠荣 各国金融比较 中国金融出版社

10.王志军 国际银行学 科学出版社

篇6

(一)跨国公司的特征

首先，跨国公司是由分属在不同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组成的，实际上这种实体都是依据东道国的法律组成的法人或其他法律主体。由于跨国公司内的这些实体具有不同的国籍或住所，而使得其区别于一般的国内公司。一般的公司是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从事活动。其次，这些实体联系起来的原因是由于所有权或者其他的因素，如合同关系或者是知识产权上的联系；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所有权(股权)关系。再次，这些实体在经营管理和经营战略上是由诸多实体中的某一个公司(即母公司)所控制的，因此，在经营管理和其他的商业活动中，母公司对其他实体有向心力的作用，使得跨国公司各组成部分可以共同分享产品、技术和资源等。跨国公司与国内一般公司相比呈现许多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

1经济实力强大。来自世界银行和《财富》杂志的统计显示：200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销售总额为14.07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规模30.35万亿美元的46.36％，将近一半。据了解，200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资产已经超过45万亿美元，全球雇员接近4800万人，当年的利润同比上升20.4％。一些跨国公司已逐步拥有了超国家的经济实力。1999年，埃克森美孚、沃尔玛、通用汽车3家企业的全年销售收入均超过了俄罗斯当年的GDP；2000年埃克森美孚的利润额比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财政总收入高出了近35亿美元。这些大的跨国财团，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富可敌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带来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连锁反应，如被投资国政府高度重视，控制、影响市场的能力巨大，持久吸引人才等等。

2现代企业制度完备。首先，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企业制度。治理结构上，母子公司、总分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企业形态的综合配置，可以保障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其次，在分工协作方面，跨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开放竞争体制，专业化分工极其精细，具有非常大的比较成本优势。再次，在内部机制上，跨国公司有一整套发展激励机制与企业价值观建设工程，可以激活公司的内在活力，赋予公司永久的前进动力与创新活力。

3经营结构合理。经营结构上，跨国公司是“哑铃型”(研发和营销这两头特别重，而生产环节细小)；国内企业的经营结构恰恰相反，是“橄榄型”(生产制造环节特别大，研发和营销这两头特别小)。而巨大的利润空间正是集中在研发和营销这两块。目前，多数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结构优化机制，相应地，巨大的品牌效应、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等，使跨国公司的发展一直呈现良性循环态势。

4垄断与内部化优势。(1)垄断优势。垄断所具有的自身优势是现代跨国公司形成的重要原因。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不仅给企业带来了资本优势，也形成了其他多种优势，如技术优势、无形资产优势、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技巧的优势、产品多样化优势、低成本要素投入和管理一体化优势等。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从资本、产品、市场垄断进而发展到管理、技术、人才垄断。当然，随着垄断的逐渐加强，跨国公司对市场竞争的抑制性也日益明显。(2)内部化优势。经济学家鲁格曼(Rugman)把内部化定义为“在企业内建立一个内部市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内部市场取代外部不规则市场，并且由行政命令来解决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企业组织由内部价格(或转移价格)来调节，并且使内部市场像潜在的规则市场一样具有效率”。跨国公司内部化是该定义的延伸，即当内部化的范围超越国界时就形成跨国公司内部化。由于现实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许多市场的不完全性，因此，企业总会有强烈的内部化倾向。国际市场上众多的贸易壁垒和其他程度更高的市场不完全，使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倾向更强烈，而内部化结果使跨国公司形成内部化优势。跨国公司内部化优势表现为：一是避免或减少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可以控制要素市场而增强竞争优势；二是形成跨国的内部化转移生产要素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企业的特定优势，同时可以避免或减少政府的干预，避免或减少汇率风险，利用不同国家税收政策的差异所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机会；三是内部化所形成的子公司网络中，不同子公司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市场，以便分割市场，并利用价格歧视获取垄断利润，同时，也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内部化市场的最大优势即重要特征就是转移价格的运用，在以股权控制关系为纽带的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运用转移价格可灵活、优化地配置公司要素资源，以达到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要建立内部化优势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不断提高内部化程度。

(二)中国作为收入来源国的特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片投资热土，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与飞速发展就是例证之一。作为收入来源国的中国具有吸引跨国公司的优势包括：

1开放的经济政策优势。加入世贸组织，持续引进外资，鼓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逐步开放中国的所有市场领域，取消各种限制，使我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此外，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保持长期稳定，使全球投资者对我国充满信心。连续多年以来，我国都是引进外资的大国。

2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汽车、房产、旅游、娱乐、邮电通信、电子商务等市场都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发展生机与潜力，这些对以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跨国公司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

3各种鼓励投资的优惠措施。中国法律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多方面的，其适用范围和优惠程度也是相当广泛和极其特殊的，尤其是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的各种优惠为世界少见。这些优惠待遇对中国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曾经起过并仍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4成本优势。据估计，在类似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进行采购的跨国公司大约能实现20％～40％的成本节约。这些成本优势来自于几个因素：更低的人力成本、更低的资本投资成本、更低的本地采购成本、更接近消费市场、更大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的激励。而最主要的优势来自于人力成本的差距。中国有数目巨大且技能熟练的廉价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人的平均收入等于美国工人的1％。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02～2003年，据一个美国专家的调查结果，美国制造工人的平均时薪为21.11美元，而中国只有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的3％。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到巴西和墨西哥的三分之一，与印度持平。

二、跨国公司给收入来源国实施税收征管带来的挑战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潜在大市场，因此，跨国公司采取分阶段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其他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竞争，不少跨国公司采取收购股份方式直接进入中国投资。日本的五十铃公司通过购买股份与中方建立了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投资方式无须建立新企业，从投资到投产没有间隔，因而具有进入中国市场快的特点。1993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开始了大规模和系统化的投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1)大多数著名跨国公司开始在华投资。(2)投资项目数量急剧增加。20世纪80年代，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多数仅有一两个项目。1993年以来，其在华投资项目猛增。(3)投资额急剧扩大。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多数属于试验性项目，因此单项投资额度不大，有的仅有一两万美元。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单个项目投资额平均超过1000万美元，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越来越多。不少跨国公司在华实际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4)投资的系统化程度加强。随着投资规模扩大，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纵向一体化(既投资最终产品，也投资零部件生产、售后服务和技术开发)和横向一体化(既投资制造业，也投资服务业；核心业务领先，其他业务跟进)趋势加强。将在中国的项目协调为统一的系统，最大限度地使资金、人员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组合，产生整体效益。(5)跨国公司三大环节进展迅速。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生产制造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和管理运营中心是三个重要的环节。连续十几年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已把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已初具规模。近几年，一些跨国公司又开始在中国建立只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技术开发中心。但由于中国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欠发达，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落后，更由于没有完全放开对跨国公司在华从事金融、信息、贸易等服务业投资的限制，中国还难以作为跨国公司的营运管理中心。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研发项目有如下表现：一是支持当地企业的生产、销售、开发新产品。如通用汽车参与投资的泛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建立后，对别克轿车进行了600多项适于中国情况的技术调整。英特尔公司6年来完成研发项目100多项，成果全部推向市场。IBM设立中国研究中心以后，着重对汉语语音识别和输入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其产品被许多公司采用。二是实现全球研发(R&D)联网。美国宝洁公司要实现全球范围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生产、管理和创新，并与全球18个研发中心联网进行全球开发。三是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智力资源。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一家“虚拟研究所”，自身并无研究人员，而是同中国16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从事研究开发的组织工作。几年来，这家研究所同中国研究机构合作签订了56个研究合同，共投入150万美元，已完成了25个项目。

(二)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收入来源国的税收征管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跨国公司更多地进入中国，大量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及人才战略等随之涌来，这一切给作为收入来源国的中国带来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冲击，中国的涉外税收面临挑战。

挑战之一：跨国公司的国际性涉及到了国家之间财权利益的分配均衡，强化国际税收立法和管理十分重要、迫切。跨国公司通过广泛的集团网络，跨越国界进行生产、销售和服务，内部成员分布在若干国家，收入全球化、多源化、复杂化，对跨国纳税人征税必然涉及所得和费用在同一集团成员不同国家纳税人之间的划分，涉及到国家之间税收利益的分配。国际税收是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的重要手段。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税务当局纷纷加强国际税收立法和管理，并成立专门的国际税收管理机构，以确保本国在跨国税收权益的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获取更多收入。强化我国的国际税收立法及管理，争取我国在跨国税收权益的分配中取得公平的份额，已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挑战之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策略的转变，使跨国公司对中国子公司的控制更强，税收监控难度加大。为了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到管理决策等方面控制子公司，使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更符合跨国公司集团的整体目标，近几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策略转向控股或设立独资企业，投资重点转向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生产、销售、技术以及管理更强调一体化。跨国公司对中国子公司控制的力度增强，这必然使子公司在费用的分摊、所得的归属、股息的分配以及高新技术转让的方式、策略、技术定价等方面，与集团关系愈加密切，愈加受控于外国母公司；而作为收入来源国，中国对其税收监控的难度加大。

挑战之三：跨国公司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维护税收的公正、公平产生冲突。跨国公司通过独有的组织结构、经营战略、内部统一安排，在原材料、产品、技术转让、服务等方面进行转让定价，转移和改变集团内部或关联子公司的跨国交易价格，将利润在集团内部不同子公司、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转移，是其保证全球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化的主要形式，这损害了税收的公正、公平原则，是反避税的重要关注点，但由于跨国公司集团内部安排的隐蔽性以及价格确定的复杂性，使得转让定价反避税成为国际税收征管的难点。

挑战之四：跨国公司内部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对收入来源国税收征管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跨国公司实施有效的征管，就必须要有一整套能够获取、分析其信息的手段，包括获取信息的机制、人才和管理手段、审计技术等。没有获取跨国公司信息的渠道，税收征管人员没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对跨国公司的审计不具备现代化的审计技术，收入来源国的税务人员即使进入跨国公司也会在复杂的数据、高度的信息化和高超的管理技术面前束手无策。

挑战之五：跨国公司对税收信息和税收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跨国公司业务复杂、内部安排多，为了避免受到税务处罚，降低税收风险，它要求税收服务专业性更强、服务更快捷、信息更全面。对此，跨国公司除了在其内部专门设立税收企划部门，不断研究收入来源国的税收政策及应对策略外，还长期聘请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纳税指导，这样，跨国公司对税收问题的研究随着税收信息量的扩大而愈加深入，收入来源国税收征管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

三、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避税情况

(一)当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纳税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5月23日公布的统计结果，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8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00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1％；集体企业137亿元，增长26.9％；股份制企业2015亿元，增长24.2％；私营企业401亿元，增长28.8％。相比之下，唯有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利润仅为1075亿元，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降幅为3.5％。还有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不降反升：企业亏损面在1988～1993年约占35％～40％；1994～1995年约占50％～60％；到了1996～2000年达到了60％～65％。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所得税的相关数据，再来看流转税的相关数据。1992年在国家工商税收中，涉外税收所占的比重是4.3％；同期外商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7％，1998年这个数字升到了24％，可是工商税收的比重到2000年才仅升到了17.5％，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而2004年工商税收的比重仅为20％。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着我国颇为优厚的税收优惠政策，各种减免税及出口退税的政策倾斜，使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大约在11％左右，是国内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23％的一半不到；增值税税率大约10％，也比国内企业低。二是跨国公司等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实施避税措施。比较保守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约有50万家外企，每年亏损金额在1200亿元以上，每年仅通过转移定价，我国就损失税款近300亿元。(二)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避税策略选择

跨国公司一般的避税措施有转移定价、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避税港等。但是据统计，企业采用转让定价手段实现的避税要占到避税总金额的60％以上。特别是跨国公司凭借其生产全球化，在制定内部交易价格时，往往可以便利地应用转移定价的方法，达到减少税负增加利润的目的，并逃避税务当局的监管。另外，由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复杂，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只注重引资的数量，不注意对外资的管理，导致企业与投资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股权、债权和其他权益等关联关系错综复杂，关联交易多而且隐蔽，这些也为跨国公司实施转移定价提供了便利。正因为转移定价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避税方式，我国当前开展的反避税工作主要是针对关联企业利用转让定价避税问题。如何加强对企业转让定价的管理已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近70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转让定价税制。对企业转让定价进行监控已成为各国政府反避税工作的重点和关键。

四、我国的反避税工作

我国反避税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87年，深圳市才率先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与关联公司交易业务税务管理的暂行办法》。1991年7月1日，我国正式颁布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首次增加了反避税条款。1998年，国税总局第59号文《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讨论稿。《规程》的下发施行，表明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机制。“九五”期间我国还开始着手对反避税法规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对反避税工作实施了分类管理、分类指导，推行了反避税工作目标考核制，使转让定价税收管理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的轨道。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开展了反避税工作，一些省市还建立了反避税的专职机构。我国反避税工作中较成功的几点措施包括：

(一)《税收情报交换管理规定》的颁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纳税人跨国交易行为越来越多。一些纳税人往往利用不同国家间税收征管上的差异和漏洞，特别是一国税务部门对纳税人跨国交易情况掌握不够准确的现实进行偷避税。因此，在国家间的税收协定中，基本上都规定了为防止偷避税而交换情报的条款。2001年初，国家税务总局了《税收情报交换管理规定》(国税发[2001]3号)，对实施税收情报交换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我国和其他国家交换税收情报的有关事项，也意味着我国将更多地利用国际税收情报查处跨国偷避税案件。

(二)先进管理信息系统的引入

在10多年反避税工作的实践中，反避税人员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有关反避税必备的法规、国际协定、企业资料及案例等信息仅靠手工收集、整理、使用，速度慢、不准确、不规范，严重影响了反避税工作的全面开展。为此，国家税务总局推出了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它是针对反避税工作的实际需要，严格按照《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规定，由国际税务司提出业务需求，信息中心经税务总局领导批准，委托深圳市地税局设计、开发完成的。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的广泛使用对提高我国反避税工作的整体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拉升作用。

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主要解决转让定价的税收管理问题，而转让定价的税收管理是目前我国反避税工作的重心。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业务信息管理，主要是建立和完善反避税工作的基础资料，包括法律法规、税收协定、案例信息、商品(产品)价格与费用标准信息、外汇汇率以及企业资料等，为对具体企业进行转让定价调查、调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二部分是业务操作管理流程，包括关联关系认定及交易额认定、调查审计对象的选择、调查审计实施、举证和举证核实、调查方法的选择、税收调整的实施等部分构成，使转让定价的选案、调查及调整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的流程，可以大大提高反避税工作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效率。例如，在审计选案中，系统设计了18个单项指标，反避税人员可以选出一些指标组合成综合指标，再输入若干企业的资料，系统就会自动排列出符合标准的企业名单，作为进行转让定价调查的对象。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是加快税收信息化的重要内容，是当前我国税务机关征管软件CTAX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成功运行并接入CTAX系统，将提高税收信息共享的程度。

(三)强化跟踪管理，巩固反避税成果

在大量的工作实践之后，我国税务机关认识到对结案企业的跟踪监控是巩固反避税成果的主要手段。近几年来，税务机关均按照《规程》的要求，对结案企业实施三年的跟踪管理，跟踪监控企业投资、经营状况、关联交易、纳税申报额等指标及其变化情况。通过对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分析，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对于仍存在转让定价避税问题的企业，在跟踪期内做税务调整，以巩固反避税成果。

(四)一种新型反避税措施——预约定价

1998年国税总局第59号文《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其第十一章第四十八条首次提到：允许企业通过“预约定价”的方式缴纳关联企业间的交易所得税，即允许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就相关应纳税所得或者销售利润率区间，进行商谈论证，并据此纳税。2001年新《税收征管法》第36条及其《实施细则》第51-56页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税务处理进行了规范，并对预约定价的方法和追溯调整的期限做出了具体规定。2003年国税发[2003]47号文对《实施细则》第56条进行了补充说明和解释。2004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国税发[2004]118号，以下简称“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该文的表明全国性的统一法规“预约定价”开始全面铺开实行。

“预约定价”，又称“预约定价协定制”，在我国称为“预约定价协议”，它是指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有些国家还扩大到境外关联企业之间)内部交易与财务收支往来所涉及的转让定价方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定后，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一定期限内对其定价进行调整的一项制度。预约定价是国际通行的一种纳税方式，除了可以减低政府部门的漏征税风险与审查成本，跨国公司也减低了被稽查后双重征税的风险，因此，预约定价制度是当前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转让定价调整方法。

传统的转让定价税制着眼于关联企业间违反正常交易原则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但是在各国的税收实践中，这种事后调整方式暴露出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调整的价格很难确定，也很难找到符合正常交易标准的调整价格。第二，一方面是税务机关举证材料难以齐全；另一方面，纳税人为了证明本身的转让定价方法符合正常交易价格，也需要提供相当繁琐的资料进行举证，而作为纳税人往往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拿不出完全足够的材料来满足举证要求。第三，新的双重征税现象难以消除。通过对企业转让定价的调整，增加了被调整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但是，如果对方关联企业未做相应调整，就会造成新的国家双重征税，引起税务争议。第四，税收收入不稳定，容易引起争议和征纳双方的矛盾。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造成对经济的过分干扰，调查时间过长，消耗征纳双方大量人力、物力等。

“预约定价”的出现使转让定价问题开始有了一个更主动的做法，无论单边、双边还是多边都是主动地去约定，而且税务机关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跨国公司意见的重视，乃博弈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对企业的关联交易原则和方法做出了安排，而且这种安排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即根据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和其所能承担的风险来核定合理的价格；也就是明确了企业的角色——该企业在集团中的功能定位。主要研发的企业和不承担研发功能的企业在利润上自然是不一样的。它将从更宏观的层面上优化投资环境。预约定价实施规则的出台，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税收管理方面更加透明化了，有利于更多地吸引外资，对于税务机关也是颇有益处。这个规则是“把主动权交给企业”，税务机关是“以静制动”，自然可以降低监管成本，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前各地政府在执行有关规定时，出于对优化本地“投资环境”的过多考虑，使得有些时候执法力度不够。“预约定价实施规则”的出台，再配合全国性软件系统的使用，将使得在这方面的执法更加统一和一致，有利于稳固国家税基，减少漏征与少征税款。因为可以预约定价，对广大的跨国公司来说有了明确的方向，使得它们在实施转让定价财务安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总体上来说，该规则发出的信号对规范企业行为带来的作用应该远大于通过其他方式调整税收带来的直接效益。

虽然“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已经比较详尽，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肯定会碰到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所以应该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以便更好地推行此项制度。预约定价本身实施程序复杂，企业接受预约定价需要时间。从调查分析、协商谈判至协议签订历时较长，企业和税务机关都需要花费较多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不注重效率，那么非常好的制度设计会因不效率和不及时而前功尽弃。预约定价协议达成的关键就是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而这需要大量有关关联企业、同行业企业、国际税收相关动态、经济环境相关信息等等。这些信息的收集、分类、分析的工作量极大，所以，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建立可信赖的价格信息系统，彻底解决我国多个部门管理、信息渠道不畅通、不公开的问题，使预约定价的基础性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减少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预约定价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工作，不但需要熟悉税务，还要通晓会计、外语、谈判等方面的专业技巧，这就需要一大批对各种相关知识有充分了解的综合型人才。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应该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另外，可尝试引入第三方中介服务的方式来解决税务机关的人才配备问题。

税务机关要与海关、外经贸、商检局、国家统计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等部门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与沟通机制，大量收集和分析与转移定价有关的最新情报和动态。这样才会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合适的转移价格。有些国家的预约定价申请需要交纳一定的手续费，如美国的收费标准为5000～25000美元，我国目前尚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但是一定要尽快明确是否收费以及收费的具体标准等。

[参考文献]

[1]江苏省涉外税收管理处调研组，深入剖析跨国公司积极研究国际税收征管措施[J]，江苏国税调研，总第25期，

[2]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64。

篇7

回顾过去20年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业务的发展历程，从规模、时间和投资方式看，可以将中国海外油气投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和探索阶段、基础和快速发展阶段，以及规模和跨越式发展阶段。

（一）起步和探索阶段（1993-1996年）

1993年，中石油中标秘鲁塔拉拉油田7区块，从此拉开了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序幕。1994年，中海油收购了ACRO石油公司在南亚的第一个油气项目，开始了第一次海外并购，迈出开拓国际市场和和建设国际化石油公司的第一步。在起步探索阶段，由于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和实力，中国石油企业采取了“由小到大、循序渐进，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策略，从小项目运作开始，以油田开发项目和老油田提高采收率项目为主，先后在秘鲁、加拿大、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开展低风险的小项目投资，并且尝试产品分成、许可证和服务合同等多种模式。小项目投资不多，风险不大，却成为中国石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契入点和“敲门砖”。通过这些小项目的运作，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实践中逐渐熟悉了国际石油投资环境，在项目历练中学习了国际规则，并积累了丰富的石油项目投资经验，培养了国际化的石油经营人才，为未来海外投资的扩大发展作好了准备，使中国的石油企业稳步走向了国际石油市场。在这个阶段，中国石油企业逐渐适应了国际经营环境，熟悉了国际经营规则，积累了开展海外业务的经验。

（二）基础和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7年）

从1997年开始，中国石油企业在积累一定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有利时机，以拿储量、上规模为重点，逐步涉足大中型项目，海外油气合作进入了基础和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石油企业的油气产量获得较快增长，并开始尝试多种合作方式，特别是一些较大规模的项目并购为后来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97年，中石油开始大规模参与海外有规模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以苏丹1/2/4、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和委内瑞拉陆湖三大项目的签订为标志，短短五年中，公司在北非、中亚和南美搭建起三大战略发展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上一支新兴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后，中石油在中亚成功收购了哈萨克斯坦PK公司，使中国石油在中亚地区的油气业务规模获得跨越式增长，成为当时最大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2002年，中海油斥资12.3亿美元在印尼和澳大利亚实施三次跨国并购，大幅提高了公司的国际化水平。并购完成后，海外产量占公司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海外油气储量的比例达到了20%，公司国际化运作的能力得到了国际石油界和资本市场的认可。在并购成功之后，中海油开始了更为大胆的尝试。2005年，公司宣布以创纪录的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引发国际资本市场的极大震动。虽然此次并购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获成功，但对后来中国石油企业以资本运作方式开展油气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不久，中海油于2006年斥资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深水项目“OML130”AKPO油田45%股权，成功进入非洲产油大国，为公司产量快速增长打下了资源基础。与此同时，中石化也在新世纪之初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石化成立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海外油气业务。2002年，中石化与德国普鲁士格公司签订了也门S2区块勘探开发权益的转让协议，取得37.5%的石油开采权，成功进入中东地区油气勘探市场。此后，中石化开始通过收购快速弥补海外短板。2006年8月，中石化成功完成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权的收购交易，交易总值为35亿美元，由此获得每年超过300万吨的产量，中石化因此成为第一家进入俄罗斯能源开采市场的中国公司。实施多元化开发是中国石油企业在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石油海外业务的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个时期，中国石油企业不仅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和效益的不断提升，也充分学习了西方国际大石油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为后期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规模和跨越式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极大冲击了世界经济和油气市场格局，但也为中国石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个时期，中国石油企业成功实现了在中东、拉美和北美等重要油气市场的突破，完成了油气业务的全球布局。一次次巨型并购不但深刻影响了全球油气资本市场，也给中国石油企业带来了每年近1000万吨油当量的产量增长。与此同时，除传统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国企之外，中化集团、振华石油、中信集团、延长石油等也陆续走出国门，参与到海外油气投资当中，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格局基本形成。2008年以来，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油气业务运作经验逐渐成熟，投资实力不断增强，合作方式多样化和合作领域多元化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在合作方式上，整体并购、战略联盟、参股投资等方式不断出现；在合作领域上，实现了从上游到下游、从常规到非常规、从陆上到海上的全领域、全覆盖。在多年探索获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石油企业通过招投标成功实施大型并购，取得了快速增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8年以来，中国石油企业抓住世界经济下滑，油气市场格局调整的时机，成功实施多次大型并购，成为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中国公司累计达成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接近1000亿美元。通过成熟运用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中国石油企业大幅提高了海外业务规模和资源储备，国际竞争能力明显提高，逐步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实现了国际化规模和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二、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发展实践与经验

通过20年的海外投资与运营实践，中国石油企业总结探索出一些经验性、规律性的做法和认识。20年来，中国石油企业通过正确的战略决策引领海外发展，成熟运用资本运作，坚持按照国际规则与惯例运营项目，通过发挥市场、技术和一体化优势培育核心竞争力，并培养了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国际行业惯例的人才队伍，保证了海外业务规模和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

（一）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引领海外业务发展方向

激烈的国际油气市场竞争和复杂多变的海外投资环境，以及海外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张和上下游一体化的业务特点，要求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具备较强的战略管理能力，保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不断提升战略管理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在海外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石油企业依托国际油气市场的特点，立足自身的优劣势，进行了相对清晰的定位，并制定了符合各阶段发展特点的不同战略。在起步和探索阶段，中国石油企业注重发挥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跟踪模仿国际同行的先进做法，培养锻炼人才，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从事大中型项目的实战经验，磨练出承受高风险项目的能力；在基础和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石油企业争当项目作业者，坚持大中小项目并举，实施一体化运作，并制订了多元开发、技术领先、低成本滚动发展等战略，积累了不同项目的合作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升了国际化经营水平，确保了海外业务的快速稳健发展；在规模和跨越式发展阶段，中国石油企业通过自主开发和战略联盟相结合的方式进入非常规油气领域，通过兼并收购获取符合海外发展战略的油气公司和资产，着力完善全球业务布局，优化油气资产结构，逐步建立全球化运营管理模式，提高海外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不同阶段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有效指引了海外油气业务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二）成熟运用资本运作，实现海外业务跨越式发展

石油行业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最早使用资本运作的行业之一。随着海外油气业务运作经验逐渐成熟，中国石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由过去单一的项目投标为主，逐步发展为公司并购、联合收购、战略投资等多种资本运营方式相结合的投资方式。中国石油企业一方面把握行业趋势，选择恰当时机开展资本运作，正确树立全局思维，准确把握国际油气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竞合供需格局，找准资源国的利益关切点，寻求合作机会。同时注重对国际大型石油公司资产状况、战略动向的跟踪分析，选择在目标公司战略调整或价值被低估的时候，择机展开收购，充分把握主动权，获取优先收购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采取了合适的收购策略和方式。在收购目标公司时，如遇较大阻力，中国石油企业就采取渐进的方式，先收购少数股权，或先以合作的方式，建立商业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公司累计达成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其他行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国有能源巨头作为中国海外油气投资的主体，其并购金额也占到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总额的90%以上。通过成熟运用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中国石油企业不但大幅提高了海外业务规模和资源储备，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网络，减少了竞争对手，扩大了市场占有率，还学习了先进管理理念，弥补了中国公司在深水、油砂、非常规气等领域的技术不足。近年来，为了分散整体投资风险，快速拓展海外业务规模，中国石油企业越来越关注发达国家和新兴油气国家。为此，中国石油公司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的合作伙伴，运用不同的合作方式，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国际大石油公司合作，采用联合收购等资本运作方式，顺利突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障碍，获取了巨型油气项目，进入全球高端市场。中石化集团联合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收购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权，成功进入世界油气资源大国俄罗斯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中国石油企业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成功进入南美、伊拉克等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近年来，基于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中国石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除了与东道国合作外，还广泛与国内的石油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海外油气资源，为世界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2005年9月，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组成的中国石油投资集团———安第斯石油公司———以现金形式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中化集团与中海油共同中标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都是中国石油企业之间合作的典范。

（三）始终按照国际规则与惯例运营项目

海外项目公司通常是多方组成的联合作业公司，是海外油气业务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的主体，是油气资产的直接载体。20年来，通过学习和借鉴国际大石油公司和伙伴公司的经验和做法，中国石油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参与海外项目，初步建立起一套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的海外项目运营管理体系。在海外项目运营中，中国石油企业以国际通行做法为规范运营项目。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建立了适合国外传统但又具有中方管理特点的管控体系和框架。在海外项目运营中，中国石油企业以项目合同为纲领、市场机制为导向、职业化团队为根基，不断提升专业化运营管理水平，熟悉国际规则和惯例，尽可能缩小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的差距。在治理构架设置上，实行子公司注册，构建了基于海外项目公司，便于跨国经营，有利于规避风险和税收筹划的法律架构；在项目公司管控上，构建了便于对海外项目公司有效管理，促进中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管控模式；在项目日常运行上，采取完全国际化的作业与运营方式。另一方面，中国石油公司完全采用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和运作模式。中石化在成功收购Addax石油公司后，遵循国际惯例，保留了原Addax石油公司的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只派少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参与公司管理，董事会成员也基本由中石化的代表替代，这为项目交割后正常平稳运营提供了保障。与中石化类似，中海油在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后，同样保留其原有的管理层和员工。此外，中国石油企业根据国际惯例，注重选拔资源国优秀的本土雇员，不断提高员工本土化水平，统筹配置人力资源，特别是把成熟项目的一部分中方低端岗位进行本土化，选拔优秀的本地雇员接替。中国石油企业通过在项目运作中遵循国际规范，坚持国际惯例，尊重海外项目的主体地位，坚持通过联合作业公司管理海外项目，建立了有效管理海外项目公司的管控模式，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四）发挥市场、技术和一体化优势，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中国石油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优势，通过市场换资源模式，获取海外油气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逐步深入，油气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同时，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也一直是资源国最为看重的合作基础。中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本着互利双赢的原则，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换资源的模式，即利用中国石油企业的综合优势，帮助资源国开采油气资源，同时利用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市场，与资源国联合在国内建立下游配套设施，以消化在资源国开采出来的油气资源。新世纪以来，中国石油企业通过以市场换资源的方式，陆续和俄罗斯、委内瑞拉、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合作关系。中海油通过市场换资源模式，参与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LNG）的上游业务，取得了供气方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相应部分的股权，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天然气储备，满足了国内对清洁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中石油结合国内的市场情况，在广东揭阳市规划了一座加工委内瑞拉重油的炼油厂（年产量2000万吨），以便有效利用中国石油在委内瑞拉开发的重油资源。市场换资源模式不仅解决了资源国的原油出路问题，使资源国的效益得以实现，同时也满足了国内不断增加的油气需求，保障了国民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中国石油企业坚持一体化运作，充分发挥上下游一体化、国内外一体化和甲乙方一体化的优势，快速高效建成大型油气项目，同时也带动中国石油工程技术和工程建设队伍走出国门，带动中国石油装备和材料出口。中国石油企业大多是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市场营销、工程技术、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和后勤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公司，具备统一调配资源一体化运作项目的整体优势，这是中国石油企业相对其他国际大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和特色。中国石油企业充分发挥油公司集工程技术、工程建设于一体的协同优势，推动大型油气项目的快速高效建成。通过充分利用甲乙方一体化优势，一方面保证了海外项目工程质量和工期，另一方面给中国石油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了整体效益最大化。此外，中国石油企业通过与苏丹、尼日尔、乍得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帮助这些国家白手起家，在当地建立从勘探开发到炼油化工，上下游配套的一体化石油工业体系。在履行国际公民应尽义务的同时，撬动了上游资源的获取，提升了当地化响应能力，成为政府和所在国国家石油公司的优选合作伙伴。

（五）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国际行业惯例的人才队伍，为海外业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人才是海外发展的关键，是海外油气业务最宝贵的财富。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中国石油企业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专业化的中方员工队伍，一批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的资源国当地员工队伍，留住并有效利用了一批国际化雇员。中国石油企业的中方员工、当地员工和国际雇员一道，形成了一支精干高效的海外团队，为海外油气业务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走出去”之初，中国石油企业严重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营经验，唯一感到自信的是在国内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技术优势，以及敢于打硬仗的人才队伍。中国石油企业从油田、研究机构及机关选派了外语能力强、管理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过硬的优秀人员充实到海外项目中，在较短的时间内，涌现出了一批可以参与国际作业的总经理、部门经理和懂国际法律、商务的人才，很快就在海外项目公司中挑起大梁，确保了项目的高效运作，成为经营管理海外业务的宝贵资源。在发挥国内人才关键作用的同时，中国石油企业不遗余力地培养资源国当地员工。在对他们的培养和使用上，树立让每个人成为有用之人的理念，持续不断地为当地员工提供本土培训、第三国培训和来华培训的机会。通过这些培训，既提升了当地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又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此外，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留住一批高素质的国际雇员，在关键岗位发挥应有作用。在中石油接管印尼项目，以及收购哈萨克斯坦PK公司后的整合过程中，绝大部分国际雇员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在为中国石油效力的同时，个人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发展的启示

20年的海外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是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市场化运作，是东道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开创性探索，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全球化、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包容性发展。

（一）始终坚持以效益为核心是海外发展的基本保障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多个国家逐步建立起以上游资源为核心，覆盖炼化、管道、销售等海外业务的全产业链，以下游推动上游，上游带动下游，有效地提升了资源价值，促进了海外业务整体效益的提高。中国石油企业始终把效益作为海外业务发展的生命和根本，坚持以效益为核心，将效益标准贯穿于海外项目发展的各个阶段。

（二）找到差异化的突破口是发挥比较优势、培育核心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

与其他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中国石油企业无论是规模实力、管理水平，还是海外投资经验都存在一定差距。面对国际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企业通过对比自身的优势和差距，通过契合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东道国对外资的需求，满足资源国建立独立、完善的石油石化产业的愿望，制定了具有自身偏好的市场差异化策略，帮助非洲资源国建立了从勘探开发到炼油化工，上下游配套的完整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最终进入国际石油巨头尚未进入（或进入后又退出）的油气市场。

（三）把握行业趋势，选择恰当时机开展资本运作是拓展海外业务的关键

20年来，中国石油企业正确树立全局思维，准确把握国际油气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竞合供需格局，找准资源国的利益关切点，寻求合作机会。同时注重对国际大型石油公司资产状况、战略动向的跟踪分析，选择在目标公司战略调整或价值被低估的时候，择机展开收购，充分把握主动权，获取优先收购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采取合适的收购策略和方式。在收购目标公司时，如遇较大阻力，中国石油企业采取渐进的方式，先收购少数股权，或先以合作的方式，建立商业关系。

（四）坚持互利共赢，成为东道国政府和企业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是海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