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和税收专业选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和税收专业选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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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学；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财政学不仅是财政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还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本必修课，课程内容理论综合性强、实践涉及面广，对学生健全知识结构和提高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如果财政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安排和教学方法不做调整肯定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因而剖析和优化当前财政学教学内容、安排和方法的不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当前财政学学习存在的问题――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

对于当前财政教学的现状当然只有受教育对象对此最有发言权。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必修课，为了了解他们对财政学教学的看法，本文特意选择接受过财政学课程学习的A校经济管理类学生做抽样调查，鉴于财政学专业不是很普遍，但财政学却是高校经济管理类基础必修课，所以调查的对象选择了非财政学专业的经济管理类学生。经济类选择该校09级国际贸易和金融学专业本科生各50人调查，管理类选择该校09级市场营销和会计审计专业专科生各50人调查。由于成本或者便利的需要只选择了A校的学生确实从社会调查的角度来说样本的代表性不强，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对财政学课程的看法。

（一）学习主体对开设财政学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还是认为财政学有开设的必要性，会计审计和金融学对专门课程开设有更高的需求；认为没必要的同学占了调查总体的3%，没有必要开设的开放性答复有的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有的因为太宏观，有的因为考试不容易，具体数据见表1。（表1）

（二）学习主体对财政学课程内容存在更高期盼。关于财政学教学内容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学生认为当前教学内容的实践性不够强，其次就是与专业的关联性不够，再次就是教学内容的时代性不足，最后就是认为理论不够新颖。（图1）

（三）学习主体认为财政学教学的效果不佳。学生期望效果与实际效果落差比较大，85%的学生认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帮助，15%的同学认为会有点帮助，没有同学认为学习没有帮助，但是课程学习结束后19%的学生认为确实特别有帮助，73%的学生只认为有点帮助，更有8%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图2）

（四）学习主体认为财政学学习过程普遍乏味。被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认为财政学的学习过程乏味，只有极其少数学生认为这个过程是生动的。（图3）

二、当前财政学教学效果堪忧的原因

（一）教学内容忽视专业差异和与时俱进。目前，普遍存在财政学课程教学内容没有侧重点，缺乏对不同专业学生个性化需求的针对性。95%的被调查者认为财政学教师拿着同一本讲义在不同专业、不同学制的班级进行简单重复劳动，忽视专业差异即忽视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具体化。对于财政学专业学生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对财政问题的思维能力，要求其掌握理论知识，具备运用所学知识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绝大多数学习主体都是非财政学专业，他们学习的目标应该有很大差异。他们只需要掌握最基本的财政理论，了解财政制度，熟悉与财政相关的业务操作，重点是他们的专业和财政相关的知识点。

在目前的财政学教学中，经济管理类学生都需要学习财政学，财政学的师资不足带来教师授课任务重，加之教材编写没有考虑专业特色，结果不同专业甚者本科和专科都使用一本教材，都由一种教学计划制约，都由一个考核标准和一套考卷评估，财政学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如货币银行学、政府经济学、税收概论部分内容出现重复等等问题，降低了教师整体的教学效果，同时阻碍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经济社会日新月异，财政理论也不断进步。国际上从亚当・斯密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再到马斯格雷夫《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国内一些学者用“公共经济学”取代“财政学”这就要求财政学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不断做相应的调整。毕竟财政学中的很多内容是一定时期的制度，如税收制度，在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很多教学者没有掌握最新动态，还在把旧的税收制度灌输给学生。

（二）培养方案设置缺乏科学性。财政学教学安排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结构设置缺乏科学性，可能是设计培养方案者外行或者疏忽。因为财政学作为一门应用基础理论，在学科体系中起着衔接一般经济理论和财政业务的中介作用，所以财政学教学安排应满足学习的梯度效应，要体现与专业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但是，在目前一些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如先开设财政学而后开设或者同期开始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更有甚者没有开设财政学这一基础专业课就直接开设国家税收和预算会计等专业课。A校的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培养方案都是把财政学安排在大一下学期，同西方经济学的宏观部分和货币银行学同期教学，在没有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讲授财政学，学生怎么能很好理解财政这一调控手段的选择和运行过程及效果呢？没有货币银行学的基础，如何理解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呢？如果学生没有主动自觉的提前预习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就会制约学生理解能力，影响学习效果。

（三）授课方法单一。财政学是一门运用经济学，其中有较多实务性特征明显的内容，如支出效益核算、税收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预算制度等实践性很强，实际教学中教师普遍还是按照满堂灌的方法教学，完全没有或者缺乏实践教学。其实，税收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完全可以采用让学生上实验课，其他内容如税收制度、支出效益核算、公债等可以通过组织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财政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更快地融入实际工作。

三、优化财政学教学的对策

（一）教学内容因材施教。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应本着不同能力培养的需要，根据不同专业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通过课程内容和进度的不同以充分体现专业特点和差别，特别是要避免与其他课程内容的重复。多数经济管理专业类学生毕业后要从事会计或管理工作，或者作为纳税人要了解基本的税收制度，但由于专业的原因没有税收课程，所以除重点讲授财政职能等，有必要重点讲授税收制度；国际贸易相关专业还需要重点讲授关税、出口退税和国际税收的有关理论；而对会计学专业后续还有税法课程，税收部分可只讲税收原理而不讲税收的计算；金融专业则要重点讲解财政政策、弱化货币政策，毕竟后续课程会有涉及到货币政策的部分。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因材施教既可满足不同学生对财政知识的需求，达到专业与非专业教学的统一，还能调动学生学习财政学以及后续课程的热情，提高教学效果。

（二）教学安排连贯。在教学安排中，课时安排、不同课程内容的衔接等对教学效果影响重大。任何经济管理类专业财政学课程开设前都应先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不同专业相应安排不同的后续课程。财政和税收专业的财政学课程应在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前提下，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金融专业如国债等相关课程应该延后；对外经贸专业应后续开设关税政策、国际税收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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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值税“扩围”背景下，指出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必要性，分析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的难题，立足于国情和税情，提出了破解难题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对增值税“扩围”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增值税扩围；困境；对策

1.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按行业区分不同税制的做法逐渐显现出其不合理性，对经济的运行造成了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自2009年增值税制实现了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全面转型之后，增值税改革的重点已落在扩大其征收范围上，即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逐步扩大到对各类劳务征税，从而取代营业税。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使税制安排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2012年年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已在上海试点。这标志着增值税“扩围”改革继续正式拉开了序幕。

2.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必要性

2.1重复征税问题日益凸现

重复征税问题既表现在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征税方面，也表现在营业税内部重复征税方面。营业税除个别业务允许差额征收外绝大部分业务为全额征收，加大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营业税不仅在各环节重复征税，而且不区分收入属性以全部营业额为计税依据，存在对各种收入的重复课税。营业税的纳税人在提供服务时必须采购的机器设备等支出负担的增值税不能在下一个环节抵扣，同时由此承担的成本转化为下一环节定价时的营业额又导致相应的营业税的增加。服务行业分工越细，交易环节越多，则重复征税问题越严重。①这种重复征税问题造成的征收营业税行业与征收增值税行业税收不平等削弱了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2.2两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

增值税没有在各行业领域全范围征收导致抵扣的链条中断，破坏了征扣税的连贯性。增值税具备完备的抵扣机制，且道道征收、环环相扣的特点有助于在各个纳税人之间建立完善的内在约束机制。增值税税基越广，征扣税链条就越紧密。一般纳税人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入初级农产品可以凭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税款，但发票的真实性和规范性给增值税的控制和管理带来了难度。一般纳税人只能抵扣外购材料和货物包含的增值税，外购的生产中所含的增值税却不能抵扣，这样会导致工业企业优先从内部选择服务，而非外购服务，不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从税收征管来看，由于抵扣链条的断裂，难以发挥上下游企业之间环环相扣的制约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和税款流失的可能性。

3.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的难题

3.1税率问题

营业税税率有3%、5%和20%。增值税税率为17%、13%，小规模纳税人为3%的征收率。增值税全面覆盖营业税后，增值税如何调整税率必然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税率设定过低不能满足中央与地方经济运行所需的财政资金。税率设定过高，不能充分体现国家减税政策，不能起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不能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②在不增加企业总的税收负担和不大幅减少财政收入总量的前提下，税率的设计就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3.2政府间利益分配重构问题

目前增值税属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共享税，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为75%和25%。营业税 （除铁道部、银行、保险公司外）属于地方税，这种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体制持续了长达18年之久。目前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例为30%以上，几乎是唯一的主体税种。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势必动摇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对地方税收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使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着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重构问题。如何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受影响，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是增值税 “扩围 ”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3.3税收征管体制的问题

目前营业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管，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增值税则由国家税务机关负责征管，与地方分成。随着征收营业税的行业逐步改征增值税，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的征管权限会发生变动。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征管体制，则地税系统的业务将逐渐萎缩，将会造成人浮于事的状况，而国税系统因业务量增加则会出现人员不足的状况。扩围改革过程中税务部门的职责分配问题也是将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

4.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路径、对策选择

4.1科学设计税率：增值税改革的关键因素。在制定增值税的税率时，既要综合考量各行业特点，还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实行差别比例税率。设置多档增值税率。由于对于原来负担营业税的企业而言，显然难以承受17%和13%的税率。因此，除了保持17% 和13%这两档税率之外，还应再设置几档低税率。

4.2重构地方税体系：选择成为地方税主体的新税种。进行以提高税率和税额，增加财产税收入，提高财产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的比例为核心的财产税税制改革，尽早确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为“营改增”创造良好的条件。③

4.3增值税“扩围”应与分税制改革同步进行。“营改增”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就是要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致减少，这就需要深化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协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促进税收收入在中央与地方方的合理分配，适当调整增值“扩围”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或者增加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返还数量。（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郝琳琳，卜岩兵.增值税“扩围”改革困境及路径选择[J]. 商业时代. 2012（24）

[2]江妍.增值税“扩围”的难题及其破解之策[J]. 财会研究. 2012（15）

[3]李曼.增值税扩围改革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J]. 时代金融. 2012（18）

[4]赵瑞.增值税“扩围”对相关纳税人税负的影响[J]. 现代商贸工业. 2012（09）

注解

①郝琳琳，卜岩兵.增值税“扩围”改革困境及路径选择[J]. 商业时代. 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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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108-02

引言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复杂多变，金融业运行中的各种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对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业整体实力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至关重要。

银行税作为一种可选途径，在四年前就开始备受关注，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归纳起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中国尚未达到征收银行税的契机。但是，这些研究都只是基于中国的银行业税负偏高。而本文将从银行税的意义出发，通过与其他途径的对比来说明银行税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银行税概述

银行税最初源于Acharya and Richardson于2009年提出的基于系统性风险贡献征税。创造一个系统性基金，采用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做法，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成为“大而不能倒”的机构。紧接着IMF于2010年提议针对银行新设两项税种：一是“金融稳定贡献税（FSC）”，对除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银行负债征税，当未来出现金融危机或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作为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二是“金融活动税”，主要依据金融机构的收入情况课征。银行税的概念因此而确定。

二、开征银行税的理论基础

开征银行税的理论依据主要从税收的产生和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财政和税收的自愿交换理论展开阐述。

根据对税收的理解，剩余产品是税收的源泉。而现代经济学对税收的定义的理论依据则要追溯到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益交换说”。他把税收解释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

魏克塞尔在《财政理论研究》中，设想了对“公平”税制的设计。他认为，税收通过政治程序对个人或利益集团进行分配，应当求得国家付给个人的边际效用等于个人因纳税而损失的财富的边际效用。

三、开征银行税的意义

1.抵御风险，弥补损失，污染自治。开征银行税的目的是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此次危机中，欧美等国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普遍采用了对银行注资的救助方式。然而这种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的错误买单的行为，受到了普遍的指责。2013年9月20日，皮尤调查了一项美国民众关于政府对银行救助的态度的调查结果：69%的美国人认为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公司、富人是主要受益者，70%人认为政府的政策对穷人、中产阶级、小公司毫无益处，52%的美国人认为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救助银行是错误的。而开征银行税符合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做到谁污染谁治理。

2.增加财政收入，降低财政风险。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银行的资产规模巨大，交易额也很巨大，因此开征银行税能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降低财政风险。

3.有助于抑制银行的投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众所周知，这次的经济危机是起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经营风险业务引起的巨额亏损，进而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规模越来越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银行税增加了银行的交易成本，能够抑制银行从事风险较大的金融业务，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银行税和其他路径比较分析

银行税固然能起到想要的效果，但同时也有其他可行的路径，如建立基金、办理保险、非税收入（如收费）等，那为什么要选择银行税呢？笔者将通过对银行税和这几种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给出结论。

（一）开征银行税与设立基金对比分析

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因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出资者不要求投资回报和投资收回，但要求按法律规定或出资者的意愿把资金用在指定的用途上。与税收相比，基金收入不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为基金不仅可以投资证券，也可以投资企业和项目，其收入存在很大的风险。

另外，设立专项基金需要专业的团队。这是基于基金的运作模式，即基金管理公司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即具有资格的银行）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投资，然后共担风险、分享收益。

（二）开征银行税与缴纳保险对比分析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保险只有在危机发生时才会给予补偿，而且是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保险人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导致保险标的遭受损失时根据保险责任的范围对受益人进行补偿。

基于保险的性质，很难做到税收的公平性，普遍性。而且实行起来缺乏监督，很难保证效果，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三）银行税与非税收入对比分析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

1.基于税收理论进行分析。政府收费是指对享受政府服务的受益人收取与服务成本相当的费用。在费的形式下，公民有权自由选择是否享受此服务，是否交费。但银行税又不同于一般的税收，它只能用于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支出，具有专款专用性质。所以仅从税收和收费的特点比较来看，银行救助资金的筹集既可以采取税的形式，作为一种专款专用的税收；也可以采取费的形式，作为统一规定普遍收取的收费。

2.基于制度实践进行分析。（1）征收管理。一般来说，税收管理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海关或财政部门；而费的收取主体多是行政事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等。而中国目前的非税收入现状是：项目繁多，收费环节多，地方政府管理混乱。地方政府越到基层，收费和集资行为越缺乏约束，收费主体多元化严重。近几年中央公布许可收费的项目只有130多种，而地方上执行的收费项目多达 1 000多项。分散管理之中，不可避免，浪费流失更是严重。因此，从征收管理角度看，税收的手段更有效率。（2）立法程序及效力。税收具有程序性，需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而收费一般只需要通过行政程序即可。另外，从效力角度讲，基于中国的文化以及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人们对收费的权威性不太认可，更认可税收的权威性，如果以税收的形式征收，则效力更大。

基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银行税优于非税收入。

小结

金融业既是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行业，也是高风险行业。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如果处理不好，小风险会酿成大风险，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关乎金融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

目前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主要源于银行机构无限的信用扩张。银信结合，城投债，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商业银行想尽办法规避管制。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中国企业利润空间的收窄，以及制造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均出现的产能过剩，未来如何有能力支付人民币理财产品、城投债与信托计划的高收益率，着实是一种挑战。中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内爆，或许是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对此，我们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之策。

银行税不仅是一种防范风险的较好的选择路径，也是现代银行组织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 IMF，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by the Financial Sector-Final Report for the G-20，June 2010.

[2] FSF，Report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on Enhancing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7 April 2008.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ebt Bias and Other Distortions：Crisis -Related Issues in Tax Policy [EB/OL].http：//：June

12th，2009.

[4] John Brondolo.Collecting Taxes During an Economic Crisis：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EB/OL].http：//：July 14th，2009.

[5] 郭田勇，赵世宇.开征银行税：大势所趋，荆棘满途[N].上海证券报，2010-05-18.

[6] 郭田勇，赵世宇.开征银行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J].资本市场，2010，（8）.

[7] 尹音频.对金融税收的效应分析[J].四川财政，2000，（1）.

[8] 张银仓.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转型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6）.

[9] 张茉楠.征收银行税的可行性与困境[N].中国经济时报，2011-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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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积极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对受禽流感影响的家禽养殖场及家禽加工企业，及时给予财政补助。落实对粮油种植大户的直接补贴和“订单粮食”的价外补贴，支持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扶优扶强，着力培育明星企业、龙头企业、重点骨干企业，支持品牌战略实施。贯彻落实出口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上半年全市退税13.65亿元，历年应退未退的已基本退清，促进了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从3月份开始，全市单月出口额已跃上1亿美元的大关。认真落实税费减免、小额贷款担保、社会保险补贴、公益岗位补贴等政策，促进下岗再就业。

2.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坚持统筹协调发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办大事、办实事。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市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全年可减轻农民负担4741万元。采取积极措施，支持“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和“康庄工程”建设。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同时，加大了对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积极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促进中心城市二轮教育布局调整。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市公共卫生中心、疾病控制中心及传染病医院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3.收入征管力度进一步强化。加强税源监控，深化细化分税种、分行业管理，创新征管办法，加强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小税种的征收。继续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配合矿山整治工作，组织实施了全市矿产税收专项检查，开展了对全市“三类”企业的清理规范，取得了明显成效。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统一征缴办法，提高社保费征管的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管和监控，市本级范围内的土地出让金，已全部纳入市级财政专户管理，增强了政府的调控能力。

4.财税改革与管理进一步深化。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对8个单位进行部门预算改革试点；加强会计集中核算，逐步扩大资金集中支付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扩大了采购目录和采购预算编制范围；加快财税信息化建设，启动“金财工程”，开发运用“12366”语音系统新功能，方便群众办事；对乡镇和市级机关政府性负债情况进行调研，摸清了底数，提出了规范管理的意见建议；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和处置审批工作，积极支持事业单位改革，做好国有资产委托监管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认清形势，增强做好财税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尽管上半年全市经济和财政运行的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一是煤电油运紧张局面仍在加剧，尤其是土地、电力供求等矛盾异常突出；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成效初显，但近期对经济、财政和税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三是外贸增长加速与地方负担加重的矛盾逐步尖锐化。下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态势将出现“双回落”，经济增长回落和效益回落。这些都给全市财政运行带来直接、间接、即期和预期的重大影响。从财税角度看，归结起来主要是：

一是财政运行的不稳定性增大。一方面，电力、土地、煤、油等一些生产要素供应紧缺，能源、原材料等一些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效益缩减，影响了城乡居民生活和我市的投资环境，对财政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宏观政策变化，对房地产业、建筑业、建材业等重点行业利润和税收产生不利影响。随着银行信贷收紧，国家遏止过热投资，以及市场竞争加剧，这些行业如出现较大的波动，将波及到其他产业，对财政也会造成严重影响。在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都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相互叠加、互相作用，会影响财政收支的持续稳定运行。

二是出口退税负担沉重。今年全市安排的出口退税预算为9.3亿元（按外贸出口增长20%测算）。但是按目前的外贸出口增长和历年出口情况，全年外贸增长将在30%以上。出口退税地方财政承担数额将超过预算，地方可用财力受到严重挤压，全年收支平衡面临严峻考验。另外，出口成本增加导致部分企业效益下降，最终也将影响财政收入。据测算，退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每出口一美元将提高出口成本7分人民币。如纺织品的生产出口，相关企业原平均利润率为6%，出口退税率下调4个百分点后，将使其利润空间大大缩小。

三是财政支付风险日益加大。近年来，我市公共财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各方面要求加大公共支出的呼声很高，财政现时的和潜在的支出压力很大。另一方面，过去长期积累的政府直接显性负债或潜在负债，数额巨大，等待“消化”。

因此，下半年财政收支形势十分严峻，各级财税部门对此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振奋精神，有所作为，进一步增强做好财税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困难面前想办法，压力面前出精神。既要看到困难又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勇敢地迎接挑战，化压力为动力，攻坚克难，创新办法，扎实工作，努力开创财税工作的新局面。

三、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财税工作目标任务

要完成今年财税工作目标，任务非常繁重。全市各级财税部门要咬定全年目标不放松，继续按照“做大蛋糕，优化结构，综合调控，推进改革，练好队伍”的要求，苦练内功，创新工作，狠抓落实，在五个方面下功夫，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在发挥职能上下功夫。国家宏观调控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搣区别对待攠，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该控制的坚决控制，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在新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财税支持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式和环节，将解决制约发展的共性问题，作为财税发挥职能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创新财税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通过完善财税政策，运用税收、财政贴息等多种财税政策手段，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引导、吸引和聚合民间资金、信贷资金等社会资金，投向鼓励发展的项目、产业和领域。要集中财力保证“六个百亿”工程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大力支持我市城市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大财政对热电企业的支持力度，下半年市财政安排500万元，用于对热电企业超发电量的补贴，鼓励企业多发电。进一步优化科技三项经费等资金的支出结构，重点扶持科技孵化中心、重点项目等建设。坚定不移地贯彻出口退税政策，做到应退尽退，积极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按照统筹发展的思路，重点支持农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

2.在组织收入上下功夫。在当前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地方可用财力增长减缓的情况下，要开拓思路，积极组织税收，把不断优化收入结构和财力结构结合起来，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一是加强税收收入分析，提高收入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探索“责任到人、管理到户”的征管模式，扩大税源监控面，深化纳税评估，优化纳税服务，加大清欠力度，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二是在依法规范的前提下，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创新征管手段，加强对营业税以及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小税种的征收，积极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三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探索非税收入政策和收缴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非税收入管理模式。对不缴纳营业税的行政事业单位的营业性收入，全面实行预算外集中。

3.在支出管理上下功夫。在财政收入增长趋缓的情况下，必须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强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一要全面清理财政支出范围，严格控制车辆购置、电话费、出国费、接待费等一般性支出。二要加强部门预算的执行刚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预算方案执行，不能随意变更经费用途；一般性支出要保持零增长。三要下决心整合财政专项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要抓紧对现有的财政专项资金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客观评价各种专项资金存在的必要性、规模的合理性以及整合的可能性，压减那些效益不高的专项支出，合并资金用途和扶持对象相近的专项支出，盘活支出存量，增强统筹调配财政资源的能力。四要加强财政支出跟踪问效管理，逐步建立起科学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论证管理制度，选择若干项目进行评审。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各项违规、违纪行为，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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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问题;对策

一、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由现收现付制逐步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但是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与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进程。养老保险金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困难,地方财政不得不用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账户资金(个人缴费加7%的企业缴费)和税收收入来弥补目前养老保险金的资金缺口,这就造成“统账结合”的改革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普遍空账。即使如此,养老保险金筹集仍是入不敷出,中央财政不得不进行拨款予以解决,以保持地方财政和社会的稳定。

(二)养老保险固态化,劳动力市场分割。

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个人账户的普遍虚账和空账,养老保险覆盖面窄造成了养老保险的固态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国有企业统包的养老保险体制,职工的工作变动,其养老保险会由新的企业承担,职工个人不因工作的变动而蒙受损失,养老保险不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所有制逐渐实现了多元化,要求劳动力市场化以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而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建立,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不能随受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养老保险呈现固态化特征,造成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下岗分流人员不愿到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作。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养老保险金清偿能力不足。

过去我国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统包,职工个人账户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而国务院文件所确定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一种“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具有流动性。对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欠账就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隐性直接负债,构成政府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目前关于这一成本的统计缺乏统一的口径和标准,各种测算结果之间差距很大。

(二)企业统筹和社会统筹占养老保险金的比重低,财政负担沉重。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财政筹集、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各占1/3,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的筹资方式。但目前因企业养老保险金遵缴率低(约90%),企业筹集只占全部养老金的20%—25%,养老保险金欠缴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提高。

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和退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双重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业问题将使政府不能够采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来减小养老保险金支付规模。

(四)养老保险体制存在漏洞。

这是指非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职工养老保险,政府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政策收效甚微。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职工养老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但对非国有经济而言,政府没有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承担了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全部成本,养老保险金只能靠企业和职工个人来积累。在这种条件下,非国有经济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奖金或红利的方式对职工进行补偿所带来的成本,其建立养老保险体制的动机严重弱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五)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混乱,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很低。我国养老金体制改革实行的是属地所有、属地负责的原则,即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各地方政府,这就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分散化和低效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值,而且养老保险金挤占挪用现象比较普遍。

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

养老保险改革所带来的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作为政府的负债必须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以相应的政府资产或资金收入予以平衡。国家应制定一个中长期财政计划,在若干年内逐步消化和吸收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否则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赡养率的提高,财政隐性负债将会急剧增加,威胁未来的财政稳固和财政的可持续性。根据国际上养老保险改革的成功经验,支付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有三条主要的融资渠道:国有资产转移、征收新的税收、发行特别国债等。

1.国有资产的转移。国有资产转移所获得的资金数量是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资本市场的吸收能力的函数。对于我国而言,完全依赖国有资产转移来满足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是不恰当的政策选择。(1)国有资产转移收入受到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的限制。(2)受到资本市场吸收能力的限制。虽然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存款超过6万亿元,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资金（下转第38页）（上接第36页）转移,一些中小银行,甚至是四大国有银行都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是清偿能力的危机,改革的政策取向和力度都受到很大的局限。(3)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要实现国有资产在转移的过程中不缩水和不引起股市震荡,必须具有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我国而言,要在短期内完善资本市场是不现实的。

2.在继续实行财政收入增量3%转入养老保险基金政策的同时,开征新税种或提高某些税收的税率。政府可以运用政府的强制力增加新的税收以平衡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但这些税收不应成为政府对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的未来承诺,不应与纳税人的未来利益挂钩,而只是用于对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消化和吸收,否则政府的隐性直接负债将会剧增,而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在税种的选择上要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主要选择具有累进性特征的税种。

3.发行特别国债。发行长期的特别国债是政府支付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又一条可行的筹资渠道。智利的经验表明,通过制定恰当的政策,特别国债相当大部分(40%)由养老保险基金持有,既可以使养老保险转制平稳过渡,减小震荡,使转制的成本最小化,又可以从体制上改变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低效率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挤占挪用问题。

(二)有效抑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使养老保险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养老保险需求是无限的,而资金筹集的水平是有限的,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就业率、赡养率的函数。养老保险水平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最低应高于职工退休后生存的需要,最高应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养老保险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将对劳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目前体现劳动力边际收益的最佳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而不是工资水平,所以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应与人均收入挂钩,确定一个合理的替代率,而不是目前所实行的与工资挂钩的政策。同时,要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

(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市场化、规范化。

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和清偿能力不足,一方面是资金的筹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的问题。

1.分别成立中央级养老保险基金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地方间利益转移,为了体现各地方利益,应同时成立中央级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把中央企业的国有股转移收入以及中央级税收收入转移到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各地方所有企业转移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如90%)转入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小部分转入国家养老保险基金,以增强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能力。

2.专业公司的选择上应给予外国公司或共同基金以国民待遇。国外的共同基金或保险公司有着专业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规范运作和风险分散,有利于减小财政对基金最低收益率担保所带来的财政或有负债规模。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服务领域开放进程将会加快。在这种条件下,与其被动地等待外国公司的进入,不如主动地制定政策,允许其进入国内市场,降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3.基金细分。养老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使其足以对资本市场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采取基金细分的原则把养老保险基金分成若干个小规模基金,每个专业公司或共同基金只被允许经营其中一支,经营的分散化机制可以减轻市场的投机压力,又能有效地降低财政所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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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劳动保障部门“封闭式”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由劳动保障部门一家自收、自支、自管；二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多部门协同共管，实行“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管理模式。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七十四条，即“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收支、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并负有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主张通过多部门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这笔“养命钱”万无一失。权衡两种方案利弊得失，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社会保险基金多部门共管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现代政府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都主张对一种经济活动要由多个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在他的“分散规制者以对付共谋行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分散规制者可以起到防范规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威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规制俘获”，通俗地讲就是管理者被拉下水，成为金钱和诱惑的俘虏。拉丰还说，防止规制者和被规制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这是分权理论的基础。分权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政府的管理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不能洁身自好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坏公众的利益；而如果将一项事业的管理部门分散化，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规制者只能获得其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减小各个部门或规制者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抑制以权谋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分权理论对制定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2006年11月22日国务院就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可见，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如何才能保证社保基金不被侵占挪用？显然，根据现代管理的分权理论，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由多部门共管，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涉及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社保资金的使用以及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问题，所以社保基金多部门共管就是要让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与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部门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择。

二、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不尽一致。在大国中，美、英等国由税务部门征收，而法、德等国则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负责征收。各国的选择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所做出的，所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我国在考虑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时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有利于确保征收；二是要有利于节约征收费用，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而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恰恰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在制度和技术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社会保险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课征的，而税务部门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样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就要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当年的工资发放情况，如果企业为少缴社会保险费而瞒报职工工资总额，那么这种行为就很容易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另外，个人所得税法也要求企业、单位在向职工发放工资时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负有向税务机关全员、全额申报职工收入的义务，这也要求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掌握企业和单位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从而有利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包括征收和稽查人员），其规模和素质足以胜任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金税工程，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信息化水平。而如果将社会保险费全部交给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后者势必要“另起炉灶”，再去组建一支庞大的征收队伍，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显然会加大社保费的征收成本。而且，许多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目前并没有先进的信息化征收管理系统，如果它承担了征收社保费的重任，必然要再建一套信息化的征管系统，这种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事实上，一些国家政府所有税费都交给一个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国家，税务局都不叫“税务局”，而是叫“收入局”。如美国叫“国内收入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加拿大叫“加拿大收入局”（canada revenue agency），英国叫“皇家收入与关税局”（hm revenue & customs）。这种制度安排完全是从机构设置和征收效率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税务部门也承担着一定的收费职能，如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费、文化事业费等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教育费附加由教育部门负责征收，文化事业费由文化部门负责征收。从长远看，我国的税务局也应当向国家收入局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将社会保险费交给税务部门征收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社会保险与财政关系决定财政必须参与社会保险费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是政府按保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虽然它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险缴费），但它与政府财政密不可分。实质上，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应纳入政府财政的视野通盘考虑，原因是：

第一，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缺口往往要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弥补。由于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承担，所以一旦出现收不抵支，政府都要用一般预算收入（如增值税、所得税收入）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社会保险津贴的按时足额发放。可以说，财政是社会保险计划最终的资金担保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除了美国的社会保险计划财务收支是完全的自求平衡外，其他国家要么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计划一定比例或定额补贴（如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要么财政用一般预算收入弥补社会保险计划赤字（如法国、丹麦、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等）。我国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地区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其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助为1035.1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的补助多达774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财政只充当“补窟窿”角色，那么财政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对称，而且在这种“不可控”的局面下，今后这种“补窟窿”的义务很可能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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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的税收立法经验

由于税收执法受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税收执法能力参差不齐。其先进经验可归结如下：

1.普遍化的税务登记，周密的发票管理。对纳税人基本情况的掌握，许多国家采用的方式是进行税务登记。将其作为税收确定程序的起点和前置程序，税收法律关系在此得到初步的确认。税务登记作为一项法律行为，使纳税人的身份得到法律的承认，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不及时或不如实办理、变更、注销登记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德国税收基本法》第134条、135条、136条对税务登记的范围、义务、变更通知等作了明确规定。国外税务登记的普遍化,与多数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纳税人登记号码，运用计算机管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有关。如在意大利，凡年满十六岁的公民均须到当地税务机关登记，领取一份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税务编码卡；印度实行永久账号制度；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均采用全国性登记号码。另外，在发票管理方面，各国都十分严密，特别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如韩国利用计算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大规模的双向交叉核对，核对率占发票总量的40%，据此控制了增值税85%的税源。

2.规范化的纳税申报，明确的纳税人权利。欧美国家一般实行自觉申报纳税或自核自缴制，以此作为税收征管的基础。不论是企业或个人，必须按税法规定的要求，按期诚实地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申报范围涉及各税及与税收有关的报表，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等。纳税人提交的申报表，既是税务机关进行审核、征收、查账甚至诉讼的依据，也表明了纳税人承担依法纳税的法律责任。同时，纳税人依法享受获得税收法规信息权、纳税事项陈述权、公平纳税权、优良服务权、保密权、申诉权、申请权等税法赋予的权利。

3.专业、严格的税务审计。西方各国税务当局都建立了税务审计机构，配备了专门的税务检查人员，专职负责税务审计工作，而税款征收部门则不参与。因纳税人数量众多，税务审计的范围不可能涉及所有的纳税人，其范围的选择主要由计算机来进行。每件税务申报表经过税务部门用电脑客观打分，来确定是否列入审计范围。一般是分数高、案卷复杂、收入多、减项多、错误多者，列入审计对象的可能性较大。税务审计的形式一般有两种，即一般审计和特别审计。一般审计主要是对一般税收违章行为进行审计，大多采取抽查方式。特别审计主要是对较为严重的违章行为进行审计，通常就是计算机所选出的被审计对象，也包括根据多方面提供线索确定的。如税款征收部门提供的材料；海关提供的材料；司法部门提供的材料；其他人员的检举揭发；从对一个纳税人检查发现另一个纳税人的材料。此外,还有对新开业或关停企业进行必要的检查。

4.严厉的税务处罚和扣押制度。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制定、执行严厉的税收违法处罚制度。一般包括罚款、没收财产以及判刑等，执行也非常严厉，充分体现其严管重罚的原则。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在催缴后拒绝或忽视偿清所欠税款，便对其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实施税收扣押。美国的公司纳税人逾期申报，按应缴税额的5%至25%进行罚款；对拒绝税务人员审计的行为，每次罚款500美元；对查出的偷税不仅要收回所偷税款及利息，而且处以所偷税款75%的罚款，严重的要查封财产并判刑五年。澳大利亚的税务处罚分为欠税处罚和少缴税款处罚。欠税处罚是指税款计算准确并申报，但不按时缴纳税款的处罚，一是征收滞纳金；二是罚款最高不超过所欠税款的8%。少缴税款处罚，一是与欠税一样征收滞纳金；二是处以少缴税款总额200%的罚款。对伪造或隐瞒身份，妨碍税务人员工作，拒绝回答或不接受税务部门检查等情况严重的，税务部门可要求法院对违反税法的个人实行法律制裁，一经查实，将处以10万澳元以下罚款或10个月监禁，两罚并用。通过严厉的处罚措施，促使公民形成高度自觉的纳税意识，维护了税法的尊严，也是防止税收流失的成功经验。

5.现代化的执法手段。西方国家税收执法手段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电子计算机应用方面。其表现为：一是有专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二是计算机应用范围广泛。许多国家设置了计算机控制中心，配备了充足的专职人员，并在全国各地形成联网，与其他有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换，形成了比较广泛和严密的税收监控网络。如法国财政部税务局设有电脑管理中心，与各地区设立的11个税收计算中心联网。这11个税收计算中心中有6个专门负责处理与增值税有关的数据，另外5个专门负责其他税收数据的处理。它们又与全国的835个税务所联网，每个税务所有若干台计算机，负责办理辖区范围内各种税收的征管工作。荷兰在财政部税务局下设有一个与地区税务局平行的自动化局，负责管理税收自动化系统。荷兰税收自动化局配有工作人员2000多名，拥有663台终端机，通过计算机网络与各地税务机关联系，每秒钟可以处理1500万至5800万个信息，大大提高了税收执法的效率和准确性。

6.充分发挥社会专业化的中介力量，加强社会监督。国外一些国家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较好地开展了税务业务和其他有关服务。税务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化办税程度很高。如韩国税务事务所已遍布全国各地，日本除了开展日常税务业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原来由税务机关办理的事务性和服务性工作。另外，国外一些国家税务的手段也比较先进，如美国各事务所，除拥有一大批精明强干的税务律师外，还有现代化的管理设备，将各国税法输入电脑储存，并随时更新，使用方便，调阅资料自如，大大提高了税务的效率。在税务管理方面，一些国家，一是法规比较健全。目前韩国、德国、日本等都以法律形式对税务加以规范。二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资格认定比较完善。另外，一些国家除了具有较强职业道德水准和执业水平的中介机构外，银行、海关、法院等部门与税务机关进行协作，采取一致行动，保证税收执法的力度和效率。

二、国外先进的执法制度对我们的启示

1.完善税收执法权外部监督体系。税收执法权外部监督体系，以监督主体为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的监督；二是党委、政府的监督；三是国家财政和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四是通过税务行政诉讼程序对税收执法进行的司法监督；五是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六是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七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监督。以上各个监督主体共同构成了对税收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外部监督体系。要真正发挥外部监督主体的作用，一方面有待于行政监督法律的立法，通过行政监督立法，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监督。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应按新的税收征管法的精神，与有关方面共同制定相应的规章，从制度上进行明确，真正使税务机关主动与有关方面配合接受他们的监督。当前，外部监督主体中纳税人的监督非常重要。税收执法的对象是纳税人，税收执法是否正确纳税人最有发言权。要充分发挥纳税人对税收执法监督的作用，一方面，税务机关行使税收执法权的法律依据，包括税务机关自己制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必须公开，让纳税人了解税务机关在依据什么执法，从而有效地监督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应告知纳税人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2.运用现代化的执法手段。税收执法效率的提高还有赖于采用现代化的执法手段来支撑。西方国家都很重视电子计算机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的运用,为税收执法效率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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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矛盾

由于多数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其货物成本中的长期资本投入的费用所占比重较大，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投入费用所占比重较小。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使外购的资本品（包括无形资产）所负担的增值税得不到抵扣，因而这部分产业的税负必然较重（这从矿产品类、电力、热力类产品增值税的负担率中可以明显看出），这就使增值税的税负在不同产业间出现了不平衡，客观上不利于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由于内陆地区是资源等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这些基础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一般属于资金密集型企业，而沿海一些省份主要发展的是加工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二者的增值税税负不平衡。税负的不平衡使中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技术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开发和引进是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的重要因素，但发展科技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按照我国现行税制的规定，企业销售无形资产缴纳营业税，而购买无形资产又不属于增值税可扣除项目范围之列，从客观上限制了企业加大技术开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也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影响我国企业发展的后劲，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

（二）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能够做到彻底退税，使出口产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但“生产型”增值税对外购资本品部分不允许扣除其外购部分已缴纳的税额，使我国出口产品虽然实行了零税率，但仍不能做到彻底退税。因为出口企业在产品出口后得到的退税中还没有包括为生产该产品而外购的资本品部分已经缴纳的税额，产品出口成本中由于外购固定资产已缴纳的税额得不到退税，等于出口产品背负着未被抵退的“投资税”与人竞争，不利于扩大我国产品出口。同样，对进口产品而言，同类产品在生产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退税，而我国的产品中还包含外购资本品部分已经缴纳的税额，这样，我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三）对外购资本品的重复征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由于纳税人外购资本品部分已缴纳的税额得不到抵扣，这部分税额便资本化为固定资产价值的一部分，并分期转移到货物的价值中去，该货物的销项税额中还是包含一部分购进环节的增值税，货物流转次数越多，对已征税款的重复征税也就越严重。因而这种类型的增值税与现代化大生产专业化、协作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对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和投资方向的选择具有非中性的影响，即越是专业化、协作化生产的产品，其流转的环节越多，商品价值中外购的生产资料部分（包括资本品）的价值就越大，相应地重复征税也越严重，税负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织结构，对经济的高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对价格形成产生了扭曲，引发产品成本的不真实，是导致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是每个环节新增价值的总和，同种产品只要售价相同，其最终税负是一致的。而“生产型”增值税，由于产品生产组织形式的不同，同种产品即使售价相同，其总税负也不一定相等。这样，在产品均衡市场上，供需双方在决定价格形成的过程中对成本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使产品价格形成的正常机制受到破坏，从而对价格形成产生扭曲。其直接表现是增值税税金的一部分成为产品成本的组成因素之一，它不体现在价外，而直接体现在成本内，直接成为成本增加的一个因素，影响到商品零售价格及物价总体水平。

（五）使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给规范增值税的征管带来了困难

增值税采用统一的购进扣税法，对外购项目可以一次全部扣除，有利于对发票的统一处理，加强了整个抵扣链条中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但“生产型”增值税对外购资本品部分已缴纳的税额不允许扣除，使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时必须分清允许抵扣和不允许抵扣的项目，并要对相应的发票进行专门的区分，客观上使统一的抵扣链条显得不完整；对税务机关来说，由于对外购项目扣除的不同待遇，为监督纳税人的守法情况，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增值税税源不流失，必须分出专门力量对扣除的标准进行检查和监督，加大了工作量和征管工作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征收增值税的税务行政成本。从上面对我国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转换增值税类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二、“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的最终选择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要选择新的增值税类型，还有两种，即“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从理论上看可以解决重复课税问题，但是从技术操作上看则是不可取的。因为“收入型”增值税虽然允许外购固定资产已缴纳的税额分期抵扣（按折旧进度抵扣），但是，折旧额的计算和扣除十分复杂。这不仅由于企业间固定资产实物形态各不相同，使用年限长短不一，折旧率有高有低，使折旧额计算复杂；加速折旧与非加速折旧以及加速折旧的幅度不同，也给折旧额的计算带来困难；何况还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与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区分，也给抵扣带来区分上的困难。可见，“收入型”增值税与现代税收要求的简便原则、效率原则相悖。从长期看，我国增值税的类型选择应该是“消费型”增值税，理论依据是：

（一）选择“消费型”增值税符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税收应对经济保持中性效应。“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彻底地解决对外购项目的重复征税问题，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真正做到了公平税负。市场经济中投资决策由企业根据市场自行作出，其投资规模也由市场调节。在企业真正成为经济主体时，“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规模的扩张推动力所产生的投资需求过热的情况完全可以由市场调节，而不会产生过度刺激投资的情况。它只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激励，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选择“消费型”增值税与国际增值税实践相一致

选择“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使我国的增值税制跟上国际步伐，使我国经济进一步国际化；有利于引进外资，使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

（三）选择“消费型”增值税更符合增值税的抵扣原理

“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对几乎所有的外购项目都实行按抵扣凭证上注明的税额进行抵扣，无论是固定资产还是流动资产均可凭购货发票上注明的已纳税额得到抵扣，而不必区分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也不必将购入的固定资产及劳务在产成品和自制固定资产之间进行划分，从而区分哪些属于可以抵扣的部分，哪些是不允许抵扣的部分，使整个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更完整和统一，有利于增值税征收管理的简便高效。

（四）选择“消费型”增值税符合我国税制改革的整体方向

我国税制改革的整体方向是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税制改革实现税收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实行税制结构的战略性转换，即不断开辟新的税源，逐步扩大其它新税种占税收总额的比重是一个方向。如随着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的不断提高，财政依赖增值税的程度将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也为实行增值税类型的转换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三、我国增值税类型选择的几点建议

增值税转型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收入缺口的弥补。在我国增值税转型中，消化固定资产抵扣税额的方法不外乎3种，一是提高税率，由传统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负担；二是降低税负，由财政消化；三是寻找“替代”，由其他税种消化。也可综合运用上述3种方法。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取决于政府政策取向。政府的政策取向是侧重于扩大内需、刺激投资、振兴经济，还是侧重于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振兴经济才能保证财政，保证财政才能振兴经济，但二者的作用有“时间差”，所以当前还是要有个侧重点。虽然当前政府的政策取向是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稳定汇率以振兴经济，且转换增值税类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比较彻底，收效快，但此举对财政和经济的震动会很大，有些影响难以预料，在近期全面推开有困难，而政府宏观政策取向同时考虑稳定的需要，则宜采取稳步渐进的方法。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设想，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的阶段大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即可以在2010年前后完成增值税的转型。建议从1999~2010年这12年采取渐进方式进行：

（一）1999年起做准备工作，调查测算，

制定方案，在2000年前后或2000年以后的2——3年间，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在小范围内先试行依照国家产业政策，选择若干对资本品重复征税比较严重的行业或企业、国家需要特别鼓励发展的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允许对当年新增固定资产已缴税额给予实际扣除，还可考虑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进一步改革相配套，先从交通运输业入手，进行增值税类型转换的试点，这样做既没有旧的包袱，又不涉及分税制体制，可以避免增值税转型对财政体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有利于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通过上述试点积累对资本品扣税的经验，可以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而不包括房屋和建筑物，旨在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鼓励高科技产业的资本投入，改善投资结构。

1.在行业上，商业可以推后，技术密集型的工业或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指其购进相应的设备）可选择几个行业先试行，进项税额少、设备消耗大的采掘业可予考虑。

2.在固定资产的类别上，可限于设备或生产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所需购进的相应设备，房屋则不予扣除。房屋不予扣除的理由是，对促进技术进步意义不大，且情况复杂，难以划分和计算：

（1）有生产经营用房，有非生产经营用房，难划清。

（2）房屋有购进的，有自建的，难以一视同仁合理处理。

（3）购进的房屋，对方按销售不动产缴纳营业税，而且价格中含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不便扣税。

（4）自建的房屋，其材料，有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之分；其所占土地，有原来自有的，有现征用的；房屋价值中，有的含征用费，有的不含。情况复杂，难以划分和处理。

（5）房屋，尤其是商业用房，经常不断装修翻新，价值高，增值大，计算难。

3.在扣除程度上，只能规定从某年起对新增部分扣除，对存量不予扣除。因为存量大，含税多，财政无法承受。这一步所实行的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向资本有机构成高、抵扣比重大的基础产业倾斜，消除了税负在产业结构、地区之间的过高累退性，有利于推动基础产业以及基础产业密集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体现税收政策与政府产业政策、加快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的协调。资本品的抵扣限定规则，与政府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重大经济政策相一致，有助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及经营机制的转换。上述规则的配合，还能有效抑制投资扩张，改善投资结构。由于这一步是在现行税率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财政的承受能力取决于上述试行的行业、企业的范围大小。

（二）从2005年前后起，将“消费型”增值税全面推开，按一定抵扣比例，对当年新增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内所含税额，本着“存量不扣，增量慢慢扣”的原则进行抵扣，不提高增值税税率，使财政逐步适应“消费型”增值税的运行固定资产的存量不予抵扣，以保证财政收入的基数，这一条要事先宣传，并予坚持。增量慢慢扣，是指对实施当年纳税人购入的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按一定比例（如20%）抵扣，以后逐年提高抵扣的比例（如30%、40%……），数年后达到全额抵扣，完成转型。按此匡算，如果一年新增固定资产价值所含税额为800亿，则第一年国家财政承担160亿（800亿×20%），以后每年增加80亿（每年比上年的增加量未计）。由于新增固定资产理应带来新的生产能力，一般来说，国家财政还是有可能承受的。在不调整税率的条件下，可以把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看作扭转当前增值税比例超重，更好地优化税制结构的一项政策措施。我国目前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过高，整体税收的走势过度依赖增值税，只要增值税一个税种有所波动，中央财政就会大受影响，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可改善增值税比重过高的状况。而且，从长远看，由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刺激投资，鼓励新技术的使用，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从而带动国民收入总体水平的提高，促进财力的稳定增长。此外，税种结构的优化途径，也可以达到弥补收入缺口的目的。

在全面推行“消费型”增值税时，若对涉税投资限定比例抵扣而财政收入缺口仍过大，还可采取一些辅助措施：

1.适当提高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例如提高1%，即可增加税收约200多亿元。转型后税率相应提高是有理由的，但不宜提得太多，宁可选择其他手段解决。

2.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增固定资产不予抵扣进项税额，或吸取德国的经验，开征临时性的特别投资税来抵消抵扣的税款。

（三）进一步加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从加强征管中增收，为增值税转型创造条件我国现行增值税实行17%的基本税率，从名义上看税收负担不轻。但是，据笔者曾经调查过一个中等城市的增值税负担看，情况并非如此。该市（含所辖3县）1996年度增值税负担率（即增值税税额占销售收入额的比重）工商企业平均为2.69%，其中工业负担率为3.83%，商业（包括批发和零售）负担率仅为1.46%.市区工商企业平均负担率为2.85%，其中工业负担率为4.05%，商业仅为1.37%.可见，增值税的实际负担并不重，尤其是商业的负担率过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因为疏于征管，包括一般纳税人申报不实、小规模纳税人核定征收的定额过低、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上和征管上空子较多、费挤税、进项抵扣管理不严以及税务人员素质低等因素。所以加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是一种有效手段。

（四）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立法，完善税收制度

如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研究开征遗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都能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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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

由于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劣势,中小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多数产品和技术属于模仿性质,并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甚至衰退期,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很难与拥有充足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的大企业相抗衡。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缺乏全面引进设备和技术的资金来源,而自身又难以承担基础研究和科研创新的任务,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属于市场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社会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不管企业生产的产品样式、性能如何都能卖出去。但在现阶段,全国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商品大多供过于求,市场竞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面对这样的形势,不少中小企业很难适应,处境十分困难。

（二）缺乏融资支持

⒈历史原因。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在产权改革中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得通过银行间接融资的诚信机制失效，导致其融资面临困境。在大量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人之间不可能有相同的信息。当双方掌握的信息有差异时，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隐瞒信息，或扭曲信息甚至传递虚假信息，使得交易质量存在隐患，交易效率降低。这种在交易前隐瞒自身掌握的信息或利用对方不知情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的行为称为逆反选择。在交易产生后，一方不采取积极措施或适当的激励机制，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称为道德风险。防止或减少道德风险是保证融资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措施和必要前提。在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为企业改制付出沉重代价，这是典型的隐藏行为的类型，道德风险在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掀起了企业改制的，中小企业主要采取了股份合作制、零资产转让、职工“持股制”、个人买断等形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有的企业对欠债银行封锁改制消息，或回避银行参与资产评估，或通过操纵拍卖，故意压低资产，压低银行偿债比例。这种情况在全国比较普遍，这就使改制之后的企业再度建立与银行的诚信机制出现障碍。

⒉现实原因。与大企业比，中小企业要承担过高的财务成本。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由于在获取商业银行贷款时难以提供充足、有效的抵押和担保，按照信贷配给理论，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将倾向于给那些能够提供充足抵押的企业或项目放贷。就现实原因而言，受管理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信贷投入往往偏重于大中型企业，其中，向大型企业倾斜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更有甚者，一些金融机构规定，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同的贷款条件，造成一些中小企业没有贷款资格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本身固有的特性，使其很难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而随着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银行贷款的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意识大大增强，中小企业将面临着一个更加紧迫的融资环境。

（三）缺乏高效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目前，全国中小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工商局和工商联分管个体私营企业，农业部分管乡镇企业，原国家经贸委管中小企业，科技部分管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造成多头管理，难以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同时，各部门间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沟通与联系，信息分割，数据统计交叉、重复，对中小企业的总体规模、产业结构、财务状况等都缺乏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数据。最后，导致难以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培训、信息、担保、融资等各类服务工作和具体政策措施进行协调和落实的结果产生。

二、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

（一）税收优惠政策效率不高现行的中小企业财税政策基本都采用以税收优惠政策为操作模式的隐型财政支出模式，基本上没有直接运用于扶持和健全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支出。虽然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作用快时效性强的特点，但是由于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资金的一种“坐支”，在我国尚未纳入税收支出预算管理，政策透明度不高，而与其相配套的政策执行效率监督体系也还未形成，使得相当部分优惠政策非但没有实现其支持企业发展的制定初衷，而且还导致了许多企业为冒享优惠政策而进行弄虚作假的严重“寻租”行为，国家的税基受到了侵蚀，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增长受到了严重影响。

（二）中小企业税法体系不完善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几乎都是采用小条例（法律）大细则的形式，临时通知、补充规定不断，有关的中小企业税收政策也只是从承受对象看主要涉及中小企业，没有一套系统的专门为中小企业量身制定的税收政策法规体系，造成相关政策执行起来随意性强，受人为因素影响大。同时，很大一部分优惠政策地制订还仅仅停留在解决残疾人就业、废旧物资回收再生等低技术层面，没有把中小企业提升到是当今许多高新技术的发祥地、吸纳社会新生劳动力的主渠道等这样一种战略地位来考虑，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作用性不强。

（三）增值税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与限制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人为地把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凡达不到销售标准（商业企业年销售额达180万，工业企业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纳税户，不管企业会计是否健全都被界定为小规模纳税人，这种界定把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都划入了小规模纳税人之列。而小规模纳税人较高的征收率（工业6%，商业4%）使其的实际税负远高于一般纳税人（工业4%，商业2.5%）。同时，目前实行的只允许抵扣购进原材料进项税额的生产型增值税制还存在着对资本品的重复征税问题，使得即使被划入一般纳税人管理的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也承受着较重税收负担，影响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资金投入量要求很高的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都很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危害更大。

（四）所得税制中的亚国民待遇我国中小企业的很大一部分税收优惠政策都集中在所得税当中，包括优惠税率、直接减免等几种形式，然而与外资企业在所得税领域享受的待遇相比，内资中小企业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形式明显单一，力度明显不强。主要表现在：税前费用列支标准过严，造成企业经营成本与外资企业相比偏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过于陈旧，而严重影响企业采用新设备提高产品层次的积极性等等。这一弊端在我国加入WTO，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今天，其危害性变得更大，严重地影响了国内企业竞争力，同时还造成了大量冒享优惠政策的假外资企业产生，导致了国家税收大量地流失。

（五）税外收费情况严重大量的税外收费弱化了税法的刚性，冲击了税收调节分配的主导作用，导致了税费不分、以费代税、费强税弱的严重后果，令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重负不堪。

（六）税收政策执行模式的欠缺现行税务部门征收税款实行的是建立在计算机和网络基础上的征管模式，其优点是，方便纳税人，提高征纳双方的办税效率。然而，这种模式是建立在需要一定的专业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来支持和维护的基础上的，这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和绝大多数中西部内陆偏远省份的中小企业来讲还是一笔不轻的负担，导致其纳税成本大大增加。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

（一）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补贴及投融资支持

⒈设立并管理好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直接融资渠道。可以在财政预算中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其资金来源可由三部分组成：政府财政拨款；出售国有中小企业收入；从中小企业营业收入中提取的一部分收入。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应由政府管理，在中小企业技术升级换代、高新技术孵化等方面有偿使用、滚动发展。具体形式可以包括资助、贴息、奖励、救济、坏账冲抵等。⒉为中小企业提供贴息贷款或低息贷款，扩大其融资渠道。对于生产“精、尖、特、优”产品的中小企业，我国应有政策倾斜，使其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发展作贡献。国家应争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为这些企业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并且向金融机构推荐市场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同时，国家应重点扶持科技型、外向型、吸纳下岗职工就业型和农副产品加工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对从事节约能源、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环境保护等行业的中小企业给与更多优惠。⒊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引导与规范对中小企业投资。⑴鼓励居民对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我国可对市场前景看好、具有财源价值的生产和建设项目，对用自有资金创建中小企业，和对现有中小企业增加投资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补贴。对中小企业新增员工(尤其是失业、下岗职工)的培训，工资费用进行适当补贴，以创造新增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对有成果的科研开发项目支出进行补助，以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科技进步。

（二）规范和清理有关中小企业的税费制度。

⒈我国应规范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订应体现企业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原则，取消按所有制性质和经济性质制定的税收政策优惠，对一部分具有特殊功能确需特殊优惠的中小企业(如福利企业)，也应实行先征后退或定向补贴的做法，以维护税收政策的同一性和完整性。⑵对新开办的中小企业也应实施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创办企业。如日本对于新开业的中小企业所购入或租借的机器设备(须经认定)和既存企业为提高技术能力而购入或租借的机器设备，在第一个年度里或是作30%的特别折旧，或是免交7%的税金。我国各地区目前虽然有一些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受惠对象的税收减免政策，但还不够规范化、系统化，今后应逐步清理、规范和完善并上升到法律形式。⒉税收政策的改革思路⑴调整增值税政策。①改变认定企业规模的标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应税销售额作为认定标准的规定，改之以财务会计管理是否健全为标准。企业不分大小，只要有固定经营场所、财务制度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的会计核算资料，遵守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没有偷税行为，都可按一般纳税人对待。②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我国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虽然已调低为4%，但仍比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高。据有关部门测算，商业一般纳税人税负，甘肃省为2.08%，广东省为1.18%，广西壮族自治区为1.7%，北京市为1.27%，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大大高于一般纳税人，显然有悖公平竞争原则。我国可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工业企业实行5%的增值税率；商业企业实行3%的增值税率。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用于折旧的资金免增值税。④逐步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鼓励企业投资，加快技术进步。但要注意的是，增值税转型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更要高于一般纳税人。⑵完善所得税政策。①尽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国内企业的“亚国民”待遇，增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堵塞由于两套税制而导致的税收管理上的漏洞。所得税政策历来内外有别，我国所得税率为33%，并且税前扣除少，实际更高。而英国为20%，其他国家也大大低于我国，并且美国等20多个发达国家还制定了中长期的减税计划。如加拿大1998年对中小企业的税收进行了大幅度下调，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12%下调到13.12%，为此联邦减少30亿加元的税收收入；省公司所得税税率从14%下调到8%，为此省减少10亿加元的税收收入。意大利也对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供创新投资额减税优惠，对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种，给予25%或20%的减免，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4.5亿里拉；用利润进行再投资的，免税优惠，优惠额占利润投资额的30%，但不超过5亿里拉。即如发展中国家印度，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中也有很多减免税措施，如在1997、1998财政年度，印度政府对小规模工业的减免税政策作了适当调整，将产值低于3000万卢比的企业都作为一般货物税的减免税对象，货物税的免税限额从产值750万卢比的企业提高到产值1000万卢比的企业。②适当降低内资企业的税前费用列支标准，以实现公平税负。③适当降低税率和优惠税率，缓解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借鉴当今国际上税制建设普遍遵循的“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如设置含有低税率的多档税率，对年盈利6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企业，实行15%的低税率；对年盈利2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企业，实行20%的税率；对年盈利2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小企业实行25%的税率④加强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支持，拓宽现在优惠政策只限于软件行业这一规定，逐步普遍推行科技投资税收抵免、技术开发费用扣除等一系列优惠政策。⒊规范和清理地方中小企业的收费制度。①逐步剥离目前由企业承担的一些公共事务与社会职责，企业只承担生产与经营职能。②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收入机制，明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费用都应主要由税收来承担，不应再向使用者或受益者收取额外费用。③要通过规范税收制度，在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的基础上变费为税，使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负担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甚至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④制止公共部门利用自己的地位侵害其它企业的利益。加强对公共部门经营行为的监督和检查，逐步建立公共部门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听证制度，降低登记和最低注册资金的标准，从根本上解决减轻中小企业负担问题。

（三）建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制度和产品目录制度

我国可借鉴国外经验，着手制定对中小企业实行积极扶持的产品目录，通过多种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尽可能多地获得政府购买份额。例如，我国应该鼓励与扶持生产“精、尖、特、优”产品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与壮大。一些技术难度大而又面临失传的产品如云锦，当属此列。我过可以学习美国对中小企业的采购采用扶持手段：搁置购买，即政府参与合同招标，选出适合于中小企业的合同项目搁置一边，待小企业投资；拆散合同，即从专项合同中分离出一般性合同，或将一个单一合同分成多个小合同，确保小企业有参加投资的机会。同时，政府还可以颁发能力证书，也就是说，如果合同招标方对小企业实现合同的能力或信用有怀疑，政府可出具证明，表明该企业有满足合同要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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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从东部的通辽市传来喜讯，通辽地税系统2009年各项税费收入突破了45亿元，同比增收10.11亿元，增长28%。其中，税收总收入累计入库33.02亿元，同比增收7.16亿元，增长了28%，完成自治区局下达年初计划30.15亿元的109%，完成通辽市政府下达年初计划30.84亿元的107％。各项税收均实现了较大突破。其中社会保险费累计征收入库10.6314亿元，同比增收1.7193亿元，增长了19％，其他各项基金类收入累计入库2.0116亿元，为构建和谐通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2010年春节前夕，我们从吉林长白山下出发，沿着我国著名的黄金玉米带来到了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在到处尽是金色玉米塔垛的通辽,我们见到了尚勇并采访了他。

出生于内蒙古中部乌兰察布草原的尚勇，曾经担任过旗县税务局局长和乌兰察布盟地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99年4月调任内蒙古地税局直属征管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2000年至2005年任直属征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从2005年起至今担任有内蒙粮仓之称的通辽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在他担任通辽地税局局长的五年时间里，这个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项税费征缴连续五年来，实现了税收的连年突破与飞跃。尚勇说：“我们全市地税系统总体工作思路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税收观，紧紧抓住战略机遇，不断开创新局面，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工作方式上实现根本性突破。”他们在工作中始终按照“精诚团结、发扬民主、务实高效、勤政廉政”的十六字方针和“突出一条主线，确保两个转移实现三个提高，创建四个一流，打造五型地税机关”的总体工作思路，牢固树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坚持依法治税，完善税收制度，规范税收管理，优化纳税服务，加强信息建设，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党风廉政和地税组织文化建设，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组织收入任务，全力推动通辽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去年，通辽地税全系统在奋力拼搏下迎来了一个丰收的黄金年，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尚勇在地税工作中始终坚持“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切合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征管措施，从而使全市地税系统税费收入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严峻形势下依然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在这一年他们加强对重点税源的管理力度，把760户年纳税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全都纳入市局监控范围，对全市142个新建再建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税源项目进行重点监控，确保主体税收的及时足额入库。与此同时还加大对重点行业的税收管理，不断健全完善煤炭开采、建安房地产、公路建设、冶金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去年这些行业入库税收20.08亿元，同比增收5.76亿元，增收额占通辽全市税收总收入增收额6.9499亿元的83％。去年通辽地税局加强稽查检查和各类专项检查，对电力、房地产、煤炭生产企业及运销企业等重点行业进行专项检查，查补入库税款、罚款等共计6300万元。通辽地税任务完成的这样好，尚勇认为主要得益于通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税全系统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据了解，通辽地税为税费收入实现均衡快速增长，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是注重税源分析，对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新建、续建投资项目进行重点监督管理，同时合理调控收入进度，保证收入质量；二是强化主体税种管理；三是加强稽查检查和各类专项检查；四是对全市房地产税收实行－体化、专业化和精细征管；五是加强社保费征缴，确保了税费同步实现过半目标；六是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支持与配合，加强与交通、房产、财政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创造良好的治税环境。近年来通辽地税大力推进征管信息化建设，不断优化纳税服务，四年来地税系统连续组织召开了多次税收管理暨信息化建设现场会议，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统－开发了数据大集中征管辅助软件系统，从而使全市地税系统征管信息化工作五年内迈了五大步。与此同时，他们强化税收管理，围绕拓宽税基重点开展工作，使税收职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2009年为落实西部大开发，为扶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下岗再就业职工的生产经营，他们积极贯彻落实各项减免税收政策，全市地税系统共减免各项税收1.169亿元，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通辽地税局非常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对此尚勇说：“我们一是以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大干部培训力度，从去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包括‘新企业所得税法’、‘公务员文明礼仪规范’在内的多期业务和学习培训；二是积极推进人事机构改革，本着‘公平、平等、择优’的用人原则，组织部分旗县地税局分别开展了股级干部竞争上岗、继任考核和－般干部双向选择工作；三是不断完善市局机关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税务所工作制度，局机关的35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下到基层所进行了工作。这一举措不仅有效转变了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同时也帮助基层所解决了不少工作中的实际困难。2009年是通辽地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年，以多种方式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市局机关和三个基础局被确定为行风免评单位。非常值得－提的是他们的文化建设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绩显著。他们以各种活动为载体，不断推进地税组织文化建设，成立了摄影、诗词、收藏等多个协会，组织参加‘霍林郭勒杯’科尔沁草原行全国摄影大赛，其中有三幅作品获奖；近年来全市地税系统干部职工积极向社会捐款，济贫扶困献爱心，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他们还在全系统内开展了‘巾帼展英姿、建功新通辽’的活动。近年来通辽地税局还创建国家级青年文明号一个，创建区级青年文明号五个。2009年市局机关在被通辽市委、政府评为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的同时还被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军区命名为自治区级文明单位。”

面对通辽地税的崭新面貌，尚勇说：“我们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拼搏，锐意进取，为通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