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税法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收和税法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博弈模型 税收发票 营改增

一、提出问题

发票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税收发票不仅与国家财政税收有直接关系，还会影响政府税收制度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总理表示，自5月1日起政府将全面推进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这是我国税收政策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有助于实现当下我国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政策意图。在“营改增”的政策环境下，税收发票问题将会如何发展解决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下文将分别建立商家、消费者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模型对税收发票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二、商家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构建

假设在经济社会中只有一个代表性商家、一个消费者和税务机关，并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经济人，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税务机关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下文中此假设不变，不再重复叙述）。商家营业收入为I，应交纳税收T，税务机关稽查成本为C，商家一旦非法经营若税务机关稽查必能查出，并处以罚款A。双方博弈矩阵为：

（二）模型分析

根据表1可得，如果T+A-C0，只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假设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为P1，税务机关稽查概率为P2，商家合法经营和非法经营的效用分别为：

U1（合法，δ2）=P2*（I-T）+（1-P2）*（I-T）=I-T

U1（非法，δ2）=P2*（I-T-A）+（1-P2）*I=I-T*P2-A*P2

解得P2*=T/（T+A）

税务机关稽查和不稽查的效用分别为：

U2（稽查，δ1）=P1*（T-C）+（1-P1）*（T+A-C）=T+A-C-A*P1

U2（不稽查，δ1）=P1*T+0=T*P1

解得P1*=1-C/（A+T）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P1*，P2*），从均衡解结果可以看出，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与C成反比，与（T+A）成正比。根据拉弗曲线，税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函数关系，说明税收负担过重会影响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削弱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力，导致生产停滞或下降，因此提高税收不一定会使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增大。故而降低商家非法经营可能性的关键是加大处罚力度和降低稽查成本。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假定税务机关只要稽查一定能查到非法经营的商家，但在现实情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这里进一步修正补充。假设商家非法经营被查到的概率为ρ，I为实际收入， t为税率（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D为申报的收入， f为未申报收入需缴纳的罚款（f>t）。在此假设下， 商家非法经营的净收入为：

Y=I-tD （1）

Y*=I-tD-f（I-D） （2）

其中（1）式表示商家非法经营没有被发现，（2）式表示商家非法经营被发现。商家预期效用最大化为：

MaxU（D）=（1-ρ）U（Y）+ ρU（Y*）= I-tD-ρf（I-D） （3）

对（3）式进行一阶导数处理得：dU/dD=ρf-t

若t-ρf ρf，商家有非法经营的动机。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税率t和罚款率f保持不变时，非法经营被发现的概率ρ越大，个人申报收入D越高，非法经营概率越小；反之亦然。

第二，当税率t和非法经营被发现的概率ρ保持不变时，罚款率f越大，商家非法经营的概率越小；反之亦然。

第三，当罚款率f和ρ不变时，税率t减小，可能会降低商家非法经营的可能性；税率增大，商家非法经营的概率也有可能会增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税务机关加大对商家非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稽查能力、降低稽查成本，有利于促使商家合法经营。另外，税收降低可能会使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提高，我国推行“营改增”税收政策改革，也意味着将会降低服务业的税收，因此对于服务行业商家合法经营可能会起到激励作用。

三、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构建

假设消费者不索要发票的潜在收益损失为-M（M>0，因为消费后若出现问题没有凭证，权益无法保障，不过维权情况很少发生，故M很小），消费者若索要发票商家必须开具发票，商家收入为I，税收为T，非法经营情况下消费者若不要发票商家给予折扣N。下面我们考虑商家是否给予折扣对双方博弈结果的影响，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二）模型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第一，若N0），作为理性经济人，消费者会选择不要发票。而商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更倾向于非法经营（I-N>I-T），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更有可能的均衡情况是（非法经营，不要发票），消费者获得（N-M）的效用，商家获得（I-N）的净收益。第二，若N>T，最终的均衡情况是（合法经营，索要发票），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家给予的折扣一般都低于所要缴纳的税收。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降低税收会对商家选择合法经营有激励作用，因此在我国推进“营改增”过程中，降低了服务业的税收，会提高商家合法经营的概率。根据表3由于商家没有提供折扣，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一定会选择索要发票，商家也必须提供发票，这对商家来说并没有获得其最大利润（若非法经营可获得I的收益，I>I-T），所以理性的商家会选择提供低于税收的折扣，来诱导消费者不索要发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商家为获得更大的利润最好的选择就是给予消费者低于税收的折扣，诱导消费者不索要发票，从而解释了日常生活中商家给予折扣的营业策略选择。

四、消费者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税收管制中，税务机关通常会对举报非法经营商家的消费者给予奖励，利用消费者来监督商家行为。假设消费者举报可获得奖金E，若举报非法经营商家一定会被查到，并需补交应缴纳税收T和罚款A，消费者若不举报可以获得商家提供的折扣N。下面分析税务机关是否实行奖励方案对双方博弈的影响，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二）模型分析

通过表4分析得到，如果税务机关对举报者不提供奖励，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一定会选择不举报，得到商家提供的折扣N，此时税务机关税收收入最小，为（-T-A）。如果税务机关对举报行为给予奖励且E>N，消费者会选择举报非法经营的商家，这样税务机关可以获得（T+A-E）的税收，高于（-T-A），因此对双方都有利。所以税务机关实施举报奖励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进一步分析

采用逆向回归法进行说明，首先，商家在消费者举报的基础上，选择是否开发票，为获得较大的利润，商家会选择开发票，因为I-T>I-T-E；然后消费者在商家选择开发票的基础上，选择是否举报，同样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会选择举报，从而最终的博弈均衡是（举报，开发票），达到了较理想的结果，说明了税务机关奖励举报者会降低商家非法经营的概率，故而奖励机制对税收管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篇2

一、国际税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 tax 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 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 （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 （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 （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 （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 （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 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 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 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 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 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 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 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20] 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 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 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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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法 第三人责任 法理分析

所谓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就是当满足法定的条件时，让税收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财产为税收债务人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税法上可以承担责任的第三人的范围主要有：担保人的责任、第二次纳税人的责任、连带纳税义务人的责任、第三人代缴责任、扣缴义务人的责任等。

税法中增加第三人责任，扩大了税收义务人的范围，同时扩充了清偿税收债务的财产的范围，使税收债权实现获得了更多的保障。但是，让税收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税法责任，是否与税收法定主义相违背，如何从法理上分析这一问题，本文先从对私法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分析入手，对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债务及其与税法责任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税法上第三人责任的法理依据。

一、私法债务的含义及其与责任的关系

王泽鉴先生在其《债法原理》（一）“债之发生基本理论”中给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债者，指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事实上，所谓债就是一种法律关系，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可以请求给付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债权，被称为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被称为债务人。其中的给付则为债的标的，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债的关系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是特定人对特定人请求给付的关系，债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具有拘束力，债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不受债的拘束，此所谓债的关系的相对性。

责任指强制实现债务的手段即履行债务的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依强制执行程序使其履行。债权人为何有这样的请求权，是基于债务人的责任。责任可以分为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人的责任即债务人以其人身作为债务的担保，物的责任是债务人以其财产作为自己履行债务的担保。依据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原则，债法上奉行自己责任的原则，即债务人应该以自己的财产作为履行自己债务的担保。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究竟能不能加入债的关系，为债务人的债务以其财产承担责任呢？如果能，此第三人即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第三人责任。下面，笔者将对此问题予以分析。

从私法上设立债权债务关系的目的来看，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达到一定法律目的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将债权转变为物权或与物权具有相等价值的权利。所以，债权债务关系的目的，并不在于债务人约定给付的履行，而在于债务人约定给付的履行使债权人获得满足，使债权得以消灭。所以，债的本质在于消灭债是符合债的目的的。那么，债务人履行其约定给付，债权人获得满足，使债权得以消灭，才是债之要义。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了达到此目的，是由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或者由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财产提供担保，承担责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满足债权。基于此，债法上设计了由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制度，这就是私法上的第三人责任。此时，债的关系的相对性被打破，债的关系产生了延伸的拘束，使第三人受到了债的拘束，债的主体产生了变更，债务与责任的主体分离存在。私法中的保证，主债务人的负担与保证人的负担就不一致，主债务人仅负债务，保证人负责任，就是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债务加入、连带债务、继承人概括继承、营业的合并和分离等情况下，都涉及到第三人责任问题。私法上的债的关系延伸的拘束，第三人责任制度的设计，为税法中的第三人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

二、税法上的债务与责任的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着“租税权力关系说”和“租税债务关系说”之争。“租税权力关系说”认为“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租税实体法关系或租税程序法关系中，以全权人地位兼有自力执行特权，因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地位”；“租税债务关系说”“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对应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税收债务的性质究竟为何？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当某一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构成要件时，该法律事实中的特定当事人就依法负有给付一定数额财产的义务，同时，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应享有请求该纳税人给付特定财产的权利。纳税人的税收债务关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特定的税收债务人对于特定的税收债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

此种税收债务与私法之债的某些基本属性至少有以下几点相一致:（1）都属于具备法定给付构成要件时成立给付义务。（2）此种给付都具有财产性质。（3）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转移财产的一种关系。因此，税法学者多借用私法上的债务概念，将“纳税义务”理解为“税收债务”，并认为税收实体法所规范的纳税义务关系性质上为债权债务关系，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之一种。在税法中导入“税收债务”的概念，可以直接借用债法的规范结构，更恰当地处理纳税义务关系，提供税法学上的说理工具，也为现代税法规范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债法制度中关于债权行使、给付受领、债权变更、债权保全制度在税收法律关系均可有所适用。

将税收理解为债，使得税收之债与私法之债具有了融合的可能性。税收之债可以借鉴私法上关于债的一般规定，以补充税法某些方面规定的不足。“除法令有明文规定或者虽无明文规定却能构成需要另行解释的合理理由外，纳税义务准用私法中有关金钱债务的有关规定。”税法也可以移用私法上的债务与责任关系的理论。当纳税人不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国家）可以对于其财产以强制的方法予以执行，即纳税人应以自己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担保，就其应负担的税收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这就是税收债务人的责任。税法上突出税收债务人自己的责任，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贯彻结果，一般情况下，承担税收债务与承担税收债务责任的主体应该合一存在，即谁负有税收债务，谁就应该承担税收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税收债务人会通过转移财产等方式，故意使自己用于担保税收债务的财产减少，减轻自己的税收责任，逃避税收债务。结果直接导致税收债权落空，造成国家公共财政的损失。为了使税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防止税收债务人通过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税收债务，私法上的关于第三人责任的制度也同样可以在税法上适用。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同样也可以存在税收债务主体与税收责任主体不同的情况。私法上的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目的理论与第三人责任制度，为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据，从而有效地避免国家税款的流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税收看作是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无偿地向企业和个人征收货币和实物的一种活动。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从这样的理念出发，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就不能协议由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承担责任，也不会有纳税担保人、第三人代缴的问题。所以，税法上之所以会存在第三人责任问题，其根本的法理依据在于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债的关系。国家是债权人，纳税人是债务人。有了税收是一种债的理念，国家与纳税人的债权债务关系要求纳税人从欠缴应纳税款时起，即负有向税务机关偿付欠税的义务，税务机关即享有向纳税人请求偿付欠税的权利。既然税收被理解为债，那么私法上的有关债的原理同样可以适用。为保障税收债务的安全性，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产生，是税法上第三人责任产生的理论基础。

虽然可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债务关系，但是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债务关系，因为税收之债是以国家的政治权力而不是以财产权利为权利基础的，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它与私法上的债又有显著的区别。 税收之债与私法之债的区别，主要有：

第一，税收之债具有高度的公益性。税收之债相对于私法之债享有一般优先权。税收的目的在于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因此，税收之债比私法上的债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更大，造福的范围也更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法律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私法上的债应有条件地让位于税收之债。从税法的法理和相关的国家立法来看，由于税收关系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它至少要优于私法上的普通债权或无担保债权，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还要优于有担保的债权。美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税法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的制度。我国《税收征管法》按照债权发生的先后顺序和保护优先权的原则也作出了税收优先权的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于抵押权、质押权或者留置权执行”。

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享有私法债权人所没有的种种优越权：税收之债以公权力直接保障其实现，在税收债务人不履行税收债务或者有不履行税收债务的现实危险时，税收债权人可以依法采取冻结、查封、扣押等税收保全措施或者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来保障其权利实现。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税务机关不断以权力介入税收债权的实现过程中。私法上的债权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求国家权力机关予以救济。

第二，税法是一种强制性法律，对税收债务不承认和解。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税收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力的介入为前提。税收之债只有当税法中明文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成立时，国家的税收债权才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认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征税机关与税收债务人税收合意应被禁止。台湾学者葛克昌认为在税法中应确立“不容和解原则”，即租税之额度不容税捐机关与纳税义务人私下妥协，让步达成协议，而应完全依法定之课税要件课征。税收上的协议或契约原则上应该被禁止。税法要求税捐之核定应依法律的标准，而排除公法契约尤其是和解契约。在税收征收中，双方的意思表示对于租税债务都是没有意义的。在租税程序中，完全依法定标准确定及征收捐税，不容便宜形式，随机应变，而为合目的性之裁量。它无权随意创设税收之债，亦无权随意减免税收。征税机关仅有如何实现税捐债权的自由，而无变更税捐债权的权利。

正因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上述不同之处，所以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适用私法之债的规定时，不能完全照搬私法上的规定，不能违背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公平主义这些税收法律的基本原则。

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与私法上的第三人责任，也必然有所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私法上的第三人更多的是通过约定的方式，通过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合意，使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承担责任。而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通过法定的方式，应以税法明文规定，才符合税收法律主义。其次，私法上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情况，除免责的债务承担外，一般不须要债权人同意。但是税法上第三人承担责任，不但需经过税收债权人的同意，而且还需要有特定的形式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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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历史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总结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和经济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方法、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

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告诉我们，一项法律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应用，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内容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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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的框架下看二者的关系。

在的层面上，我们已经知道，税法作为规范和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部门，其主要调整对象是国家的税收关系，税收可以看作是政府向公民无偿征收财产藉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说，税收构成了政府正常活动的基本经济来源，使政府可以在自生自发的调节秩序面临无力和无序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正常的运转，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

而对于民商法而言，其贯彻的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之下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重在当事人自己来调节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由于这种完全民间的自生自发力量有一种软弱的弊端，无法带来颇为确定的效果，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产权清晰是交易的前提，因此市场经济首先要有明确的物权关系，将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用益权等等物权的归属界定清楚，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保护，以使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得以成形；另外，在债权和合同关系上，由于市场中不存在合法的强制力量，当一个合同当事人违反了合同条款的时候，另一方一般来说无法通过自力救济来寻求赔偿追究对方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国家司法的力量来进行强制执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受到侵害以后能够获得救济。

我们发现，在民商法上，在物权法和债权法两个重要的领域，都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就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只有保障税收能够正常和充足的汇集到国库，才能保障国家权力在维护民商法秩序的时候的有力，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讲，规范政府税收行为的税法就是国家权力保障民商法秩序的前提保证。

其次，在具体部门法的关系上讲。

从具体上讲，作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二者又相互影响着，特别是近来税法私法化的倾向日渐，民商法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操作技术层面都融会了民商法的许多思想和实践，大大丰富了税法的调整手段和基本理念，为税法的进一步发展添了一份力量。但同时，税法由于其具有的公权力介入的性质，又带有一定的公法特征，如何保证其公权力的属性不对私法关系造成危害也是颇为重要的。于是在这一层关系上可以分述如下：

1.在税收债务关系说被普遍认同的情况下，税法的具体制度已经大大借鉴了民商法的具体制度。税法上实体部分的法律关系，是以财产法性质的请求权，即金钱给付之请求权为标的的法律关系，又称为税收债务关系。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诸如税收请求权、担保责任请求权、退还请求权、退给请求权、退回请求权以及税收附带给付的请求权。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当有可归属于某特定人之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构成要件时，该特定人即依税法规定负有现实的纳税义务，亦即该特定人负有对于课税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税收的义务，而课税权人对于纳税人亦有请求其为特定财产上给付的权利。此种纳税义务关系的特征，就是特定人（纳税义务人）对于特定人（课税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换言之，即为特定人（课税权人）得对于特定人（纳税义务人）请求一定给付之权利，此特征正与债权债务的特性相符合。正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共通性，税收的缴纳义务才可以被称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我们发现，税法已经将私法中的债务关系理论移植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来，并尝试用私法的解决手段来解决税收债务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按照往常的行政法的手段来进行解决，这一点是颇有融合部门法学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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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作为外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特殊的学科领域，表现出一定的综合性，它贯穿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了调整国家命脉的重要法律部门，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与其他部门法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宪法、行政法等等都与税法有着紧密的关联关系。下文将就财税法与民商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粗浅的梳理。

首先，在的框架下看二者的关系。

在的层面上，我们已经知道，税法作为规范和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部门，其主要调整对象是国家的税收关系，税收可以看作是政府向公民无偿征收财产藉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说，税收构成了政府正常活动的基本经济来源，使政府可以在自生自发的调节秩序面临无力和无序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正常的运转，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

而对于民商法而言，其贯彻的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之下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重在当事人自己来调节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这种完全民间的自生自发力量有一种软弱的弊端，无法带来颇为确定的效果，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产权清晰是交易的前提，因此市场经济首先要有明确的物权关系，将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用益权等等物权的归属界定清楚，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保护，以使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得以成形；另外，在债权和合同关系上，由于市场中不存在合法的强制力量，当一个合同当事人违反了合同条款的时候，另一方一般来说无法通过自力救济来寻求赔偿追究对方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国家司法的力量来进行强制执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受到侵害以后能够获得救济。

我们发现，在民商法上，在物权法和债权法两个重要的领域，都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就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只有保障税收能够正常和充足的汇集到国库，才能保障国家权力在维护民商法秩序的时候的有力，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讲，规范政府税收行为的税法就是国家权力保障民商法秩序的前提保证。

其次，在具体部门法的关系上讲。

从具体上讲，作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二者又相互影响着，特别是近来税法私法化的倾向日渐，民商法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操作技术层面都融会了民商法的许多思想和实践，大大丰富了税法的调整手段和基本理念，为税法的进一步发展添了一份力量。但同时，税法由于其具有的公权力介入的性质，又带有一定的公法特征，如何保证其公权力的属性不对私法关系造成危害也是颇为重要的。于是在这一层关系上可以分述如下：

1.在税收债务关系说被普遍认同的情况下，税法的具体制度已经大大借鉴了民商法的具体制度。税法上实体部分的法律关系，是以财产法性质的请求权，即金钱给付之请求权为标的的法律关系，又称为税收债务关系。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诸如税收请求权、担保责任请求权、退还请求权、退给请求权、退回请求权以及税收附带给付的请求权。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当有可归属于某特定人之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构成要件时，该特定人即依税法规定负有现实的纳税义务，亦即该特定人负有对于课税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税收的义务，而课税权人对于纳税人亦有请求其为特定财产上给付的权利。此种纳税义务关系的特征，就是特定人（纳税义务人）对于特定人（课税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换言之，即为特定人（课税权人）得对于特定人（纳税义务人）请求一定给付之权利，此特征正与债权债务的特性相符合。正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共通性，税收的缴纳义务才可以被称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我们发现，税法已经将私法中的债务关系理论移植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来，并尝试用私法的解决手段来解决税收债务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按照往常的行政法的手段来进行解决，这一点是颇有融合部门法学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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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私法领域“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伴随着公法、私法的相互融合，这一原则不可避免地在税法上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不仅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而且是对纳税人信赖利益进行法律保护的需要。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实现其合法权益和合理预期，促进我国税收事业向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含义 理论依据 对策

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这一基础性道德准则和基本法律原则在税收中的作用，对于限制征税权力的滥用、平衡国家与纳税人权益、实现税收的实质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含义

诚实信用原则又称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所谓诚实信用，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违背对方基于合法权利的合理期待。该原则已被奉为民商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规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体，即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的社会道德规范①。从司法实践上看，该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因此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个案中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补充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

当这一原则适用和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时，该原则的适用就意味着对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税收行为的完成实质上就是基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使得双方都具有了信赖利益。为保障这一信赖利益的实现，就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格守信用，遵守规则，充分披露信息，诚实地履行义务，不得以违反法律为由而损害纳税人因信赖其之前对税法的解释或税收要件的认定而获得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正是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支持和规范良好税收秩序的形成。

二、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依据

（一）公私法的融合与渗透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域分为公法与私法以来，自划分以来就不断遭到挑战②。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为当代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法性规范不断侵入私法领地，同时大量的私法规范也被引入公法当中，这种公私法的相互融合弥补了彼此的缺陷。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愈演愈烈，作为私法重要原则的诚信原则也被引入到公法之中，并被广泛适用。进入20世纪以后，诚信原则开始大规模进入公法领域。

税法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部门，在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法化的现象，该现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代位权与税收撤销权；（2）税务担保；（3）税务制度。这些制度都曾是民法上的私法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这些制度逐渐的被应用在税法领域，为税法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领域扫清了障碍，并且为以后更多的私法原则应用于公法规范具有借鉴意义。

（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提供了学说支持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一直存在着三种观点：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和二元关系说。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经济观念也有所改变，目前就税收法律关系通说采债务关系说，“税”即“债”，只不过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发生在私法领域上平等主体之间，而是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法律关系就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法律上的税收债务关系，国家和是法律上的债权人而纳税人则是对应的债务人。就此观念来说国家不再是以往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国家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虽说税收法律关系具有行政性质，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也包含着等价交换的规则，因此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共通之处，必然也应受到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

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法，具有“公法”的特征和很强的“私法”色彩③。这些特征决定了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引入税法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在实践过程中这一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都应该讲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并且还可以平衡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地位，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因此这一原则引入税法领域不仅是必要还是可行的。

（三）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的现实需求

目前，当代中国信用缺失问题严重，当然在税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偷税逃税、恶意拖欠税款等行为普遍存在；征税机关不依法执法、执法犯法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使用税款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纳税人的角度讲，诚信纳税观念还很淡薄。“依法纳税光荣，偷税逃税可耻”的纳税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诚信纳税意识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公民对诚信纳税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并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许多纳税人对税收强制参与其收人分配的利益调整机制仍有明显的不适应，因此许多纳税人出现偷税、逃税、避税和恶意拖欠税款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

其次，从征税诚信方面看，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收税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强化。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也是有发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无视纳税人权利并且随意侵害纳税人利益的事件。同时在收税、减税、免税等治税环节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且还有个别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贿减税加上税务机关违章办事，这些直接恶化了诚信税收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违反法律的规定减免企业税收以招商引资，因此造成税负人为不公，也使政府的诚信度在民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最后，用税诚信问题。有的政府部门在税款的使用透明度方面不够，造成纳税人对税款使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难以服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税收领域的不诚信，危害了国家的发展，表明现有制度存在缺陷需要及时修补，这也说明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现实意义。

（四）诚信原则的功能决定了其在税法适用中的作用

1．对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指导作用。诚信原则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人们行为的评价、指引、规范、调整和保护等方面。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当事人要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税务机关在纳税关系中合法合理行政、不得滥用权力、不得规避法律；纳税义务人要不隐瞒、不欺诈、守信用、重承诺。只有征纳双方心存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纳税义务更可靠的保障。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能够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有力的规范和指导，从而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不受损害，保障国家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2．对纳税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作用。诚信原则在民法领域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交易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交易各方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使这两种利益关系统筹兼顾，实现最佳的利益平衡。而这一原则在税收领域同样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因为纳税主体总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存有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动机，而征税主体则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情形，征税和纳税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为了平衡纳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借助诚信原则来调整利益关系，缓解利益冲突。诚信原则引入税法领域就显的十分重要了。

3．对税法适用的解释、补充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还表现在对法律和具体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评价以及弥补法律的漏洞上。由于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满足具体鲜活的税收事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税法规范本身较为模糊或事实性质难以认定的情况下，更需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进行解释或者补充。

同时由于税法作为法律当然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缺陷，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给予补充，从而彰显税法的公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对税法规范的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需要。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通过诚信原则的运用，使案件得到公正之裁决，以阐明事实之应有的法律含义，体现法律应有之价值含义。

4．能够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信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保证交易安全，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如果能够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交易安全，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税收中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纳税人担心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而征税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存在未合法行政或者合理行政的现象，双方存在诚信缺失，这些都增加了征税的社会成本。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创造安全稳定的税收环境，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收效率。

三、诚信纳税原则贯彻对策

（一）加强税收立法，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存的税收制度体系

依法征税是诚信纳税的前提。要做到依法纳税，首先必须要有法可依，即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完善法规的作用有于为纳税人提供正确而全面的税法指导，为征税机关依法治税、依法行政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其次，要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在税收征管法中还没有确立诚信这一基本原则，应当在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加以确定。第三，建立诚信纳税奖惩机制。在征税中可以对积极足额纳税的纳税人给予减免百分点的奖励，对于恶意不缴少缴的纳税人也要规定违反诚信纳税的法律责任，以保证对诚信纳税这一法定义务的积极履行。

（二）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使全体公民充分认识到依法纳税和诚信纳税的重要意义，使“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建立以诚信原则为核心的道德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道德体系和诚信法制建设。

（三）严格执法，诚信征税

我国税务机关及相关政府，在代表政府征税过程中，自身要树立公正廉政形象，要做依法诚信征税的典范。做到以诚征税，以诚管理，把诚信征税作为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地一种自觉行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营造良好地氛围。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在税法上引入并妥当适用，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有益地补充。税收诚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既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又是遵守公民道德规范的具体体现。有了诚信原则，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将会更完善；有了诚信原则，政纳双方的关系将会更融洽；我国的投资环境将会更完备，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苏如飞.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税法适用.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②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③曹杰,李应虎.浅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廖开富主编第1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版社.2004:180.

[2]徐孟洲,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适用.刘隆亨.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施正文.诚信纳税的法理与制度.经济与法.20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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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法学者最先将谦抑一词应用在刑法理论中,在日语中,“谦抑”代表的是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指的是个体能够养成谦逊的态度,进而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感。大意是一个人如果看到比自己身份低微的人,不应当说出过分的话,作出过分的行为。同时,从刑法中引入“谦抑”词汇,侧重的则是国家在法律运作过程中,对个人应当采取节制的态度。随着谦抑理论的发展,“谦抑原则”逐渐作为刑事定罪的基本原则,还有另一个名称即必要性原则。大致意思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尽量减少刑罚的使用,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代替刑罚,即在惩罚方面付出最小,但是能够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即目的在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按照谦抑原则,如果刑罚规范中的禁止性内容,可以通过民事、商事以及经济等其他手段,对一些行为进行控制和方法时,就不应当使用刑事处罚。

在税法中,采用刑法“谦抑原则”,其主要是在税法中的利用,指的是税法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特质,在国家刑事税收权力的过程中,应当对税收权力有所收敛,同时对私权有所敬畏。税法的物质制约性,从本质上而言,具有谦抑性基因,税法均衡纳税主体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纳税主体,税法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当保证谦抑性。

二、“税法谦抑性”的概念分析

税收和税法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古代、近代和现代。根据历史经验证明,税收是形成税法的基础,税法是形成税权的基础。市场经济形成之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即此时,有税收,但税收的主体并不是国家。在古代和近代的阶级社会,法律对立性十分明显,因此税法仅规定纳税人义务是税法的重心。

“税法谦抑性”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意识。从真正意义上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形成和发展,国家和君主相互分离,税收作为一种较为重要的手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保障。如果不能够依赖税收,那么政府也就不存在核心机构。此时国家职能无法履行,也无法支持国家的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逐渐变小时,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一些利益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反应在了整个税法。比如有些条款具有比较强的阶级性,随着这种变化,体现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和公正。虽然此种目的是为了考虑统治阶级的最终目的。

按照该观点,笔者认为,刑法谦抑性既然能够作为刑法价值理念中的重要一种,那么“谦抑性”也应当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贯穿于整个税法中。需要指出的是税法的谦抑性是起源于税法天然具备的特性,是一种制度性产物,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特定的制度环境里,不管是经济环境,还是政治环境或者文化传统环境,对于“税法谦抑性”理念和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其影响力十分小。

从经济层面而言,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内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作为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即在利益配置的前提性,税法谦抑性的使用才具有比较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民主、和财政立宪等已经逐渐成为政治制度的基本前提,此时“税法谦抑性”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和实现基础。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而言,税收道德文化、民主文化以及文化的完整,才能够使得税法谦抑性体现得更加明显。

三、税法物质制约性决定税法谦抑性

(一)税法谦抑性遏制税收国家超越职能征税

税法谦抑性可以对税收国家超越职能的征税冲动予以遏制。国家通过对征税权的克制,能够有效展现仁爱、宽宏的一面。而这些均是人们所推崇的价值。如果国家能够将该价值面在税收层面予以体现,那么将会更好造福公共利益,同时国家对于公民而言,其地位也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使得国家在公民的严重,更加具有归属性和神圣性。

(二)税法谦抑性遏制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自治领域

税法谦抑性对政府的要求是不应当让其在经济自治领域随意进入,或者通过一些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予以增加,该情况将会导致整个经济活动失去活力。此时,需要政府对其税权予以收敛,对税款应当做到三点,即聚之有度、取之有道、用之有方。唯有通过该种方式,政府才能够真正为人民谋取福利,才能够得到纳税人的信任和赞扬。

税法的谦抑性,还需要征税机关对益谦亏盈的道理有所明白,对整个征税工作要做到内省谨慎、谦恭廉正,对纳税人有着一颗谦虚和蔼的心,不仅能够更好的消除纳税双方的对立和反感心理,同时还可以维护良好的税收征管秩序,使得征纳税关系越来越好。

四、税法利益性丰富税法谦抑性内涵

税法作为社会分配关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因此税法具有利益性。该种利益性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公共利益和纳税人的个人利益。但二者也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具有很强的不可分割的关联性,需要一方对另一方的利益予以充分的尊重。此时不仅不会损害到对方的利益,进而将自身的利益和对方利益进行相互统一,决定了税法的谦抑性内涵。

第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税收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向纳税人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进而保障全体纳税人的公共利益,唯有向征税主体向纳税主体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纳税主体才能在拥有自己财产的基础上,向征税主体纳税。

第二,征税主体的公共利益还将纳税主体的个人利益包含在内。因,征税主体的公共利益,从实质上来说,即是所有纳税人的个人利益的综合。虽然人们认为征税主体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比较,更具有优越性。在立法过程中,也对征税主体赋以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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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税收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税收的方式变得多样化，企业筹划税收已将逐渐被国家所采纳，但是企业对税收主体权的不断强化，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空间加大，加上一些专业机构的参与，促使企业的税收筹划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这些因素导致对税收的筹划合法性的区分带来困难，导致与此相关的法律出现失误。由于企业间竞争的愈加激烈，使得税收筹划更加成为企业的有力措施，并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关于税收筹划方面的专项立法、规划与实践以及学理研究不能够及时地适应这些变化，在利益的驱使下，使得许多企业的税收筹划违背了税收正当性的基础，进而导致偷税、漏税的情况发生，造成税收筹划与法律规定和税收的正当性相背离，对于税法的公正公平造成不利影响。[1]

企业的税收筹划以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变化要求业内人士对于税收筹划的正当性进行深入探究，明确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对两者做出清晰划分，以保障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和公平性。尽管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在立法上对节税和避税进行划分，但是实际情况下税收筹划过于隐蔽和复杂，使得节税和避税的界线过于模糊，难以划分。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税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分，这种划分不能够单单依靠税法的理念，而且要从它的具体规定、原则以及精神的层面出发，来维护税收筹划的正当性。

二、税收筹划应当遵循税法规定以及正当的价值标准

所有法律都追求效率、公平和秩序，这些因素也是税法规范、体系以及制度的基础，也是引导税法的价值导向。在税收实践的过程中，更好的判断税收筹划是否具有正当性，不仅要依靠具体的税法规范，还要考虑正常的价值标准。使得税收筹划的公平正当性得到保障。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降低税收的过程中要依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收益，为国家的税收提供经济保障，从企业和国家的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对税收进行分析，以达到双赢的目标。同时，税收筹划是不在法律禁止范围内的，它的依法实施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税收进行筹划，自由选择，所有企业都有权利采用税收筹划，也有权利不进行税收筹划，同时也可以选择税收筹划的技术和方法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2]这有利于实现企业与国家利益相互平衡的状态，并且对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有一定的保障。可见税收筹划符合法律追求的原则。税收筹划符合以上三项原则，对于区别税收筹划与违法税收和非正当税收有利。

三、税收筹划实现“两权分离”

国家的税收为政府提供收入，对国民负担也有所影响。政府税收，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国家税收实质上是对特定财产在国民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行为。所以说税收法律的制定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的税收权力进行分配，做好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进行“两权分离”，这是国家税法的基础同时也是保证税法正常运行的前提。这套理论说明不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项原则受到不少学者的接受。另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还可以定义为：企业以及其他纳税主体对国家履行公法债务，企业在纳税的同时也有相对的税收权力，在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纳税对企业有利，同时也符合国家对公共权力以及私有权力平衡进行保护的基本原则，被众多法学研究者所认同，同时也被许多国家所采用。[3]

在“两权分离”的作用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即对国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有能够合理地减轻自身的纳税负担。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实质是通过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抑制，以达到扩张企业利益的目的，这体现了纳税主体的权力与征税主体的利益相互冲突，但是，通过企业税收筹划，使得企业在减小税收的同时又不损害收税主体的权力，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对税收进行筹划，实现的企业利益与国家税收相互平衡的目标。

四、税收筹划符合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主要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以限制政府权力为原则的通用原则。税法上的法定原则主要是税法规制的体现，这项法律原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主要含义是税法主体的权力必须由法律进行授予，其中各类税法的构成内容都是依靠法律进行规定。征税和纳税主体必须要依照法律予以的权力才能运行，否则任何主体和个人不得征税减税。专家将税收的法定原则分成三点：明确课税要素、课税要素的法定、依法征税。[4]并强调征税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纳税主体进行征税。企业利用税收筹划，运用合法手段对课税的税法进行调整，以达到增加企业利益的目的，从实质上来看，是企业利用国家税法的规定，对自身的利益和权益进行保护，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也就是筹划税收所采用手段的合法性，在进行税收的实践中，筹划人要在对税法和税收制度的了解基础之上，做出税收筹划的计划，并交由相关部门审批，征管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对其进行判断，不得胡乱对其方案进行否认或通过。

五、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取决于税收法律关系

通过对税法的研究得出征税主体和被征税主体组成了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这种关系里，征税主体与被征税主体的权力达不到对等。但是，作为这一关系中的主体，双方在权力上都占有主体地位，国家通过对税收法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法对纳税主体进行强制性税收，以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税收政策，对国家财政进行宏观调控。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另一方的企业，在税收的过程中，通过对税收的筹划，制定出合理合法，并且有利于税收顺利运行的税收办法，使得税收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有利于了国家税法正当性的实现，同时对于国家对财政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意义；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对国家的税收法律加大了解，使得企业税收筹划更科学准确。因此，税收筹划对于企业自觉向国家上缴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客观上为征税机构带来方便，同时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有利影响。

六、税收筹划有利于税收法的改进

税收中的“两权分离”原则给税收法奠定了基础。企业可以通过独立的主权对税收进行筹划，实现企业的自身权益，征税纳税过程中，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下，企业筹划进一步改进，国家也相应对税法进行分析和改进，使得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国家税法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企业对税收的筹划都有一定的帮助，使得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共赢。

国家通过税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记录和反馈，通过分析得出税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过专业人士的分析与研究对不足之处进行合理改进，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使其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经济背景。[5]企业通过纳税以及企业自身经济变化情况，对自身的企业税收筹划做出分析和总结，对不足之处以及与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部分进行调整，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来达到经济利益的增长，但是这一举措必须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因此企业要对税法有一定的研究和了解，于我国税法的普及有一定意义。

七、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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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关系;发展历程;主要差异;协调与应用

会计与税法属于不同的领域,虽然从细节问题上,比如租赁的分类标准、坏账的计提范围等,二者可以做到尽可能一致,但由于其根本目标和服务对象不同,必然存在着分歧与差异。而会计与税法的协调直接影响着国家税收的征管,对我国的财政收入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作为从企业角度出发的会计界人士,应当将如何洞察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分歧,如何促进两者的协作,进而实现两者共同发展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会计与税收的基本关系

会计和税收作为经济体系中不同的分支, 是市场经济领域中既紧密相关又存在区别的两大工具,共同服务并作用于现代市场经济。相比而言,会计立足于微观层次而又影响到宏观领域,而税收立足于宏观层次而作用于微观领域;会计直接面向企业但也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连,而税收首先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对具体的企业实施征收管理;而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税收的目标是及时征税和公平纳税。

二、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关系的发展历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无论盈利还是亏损只需对政府负责。因此,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挂钩,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大体保持一致。同时,企业也从方便的角度出发,不是以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满足税务当局的要求为其会计处理的基本出发点,尽量避免或减少由于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要求的不同而需单独解释的内容,进而按照税收法规进行会计处理。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关系(税会关系)也由计划经济下的高度统一转变为按照各自的目标和方向不断进行改革调整。1993年的“两则、两制”出台意味着税法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彻底分离,2001年起实施的《 企业 会计制度》中新增加的各项减值和损失准备计提,使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开始扩大。这些差异必然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果两者关系“过度”分离,必然使税收和会计在一定程度上均不能很好地实现各自的目的和功能。

三、会计与税法的主要差异

1.会计与税收在原则上的差异

(1)对于谨慎性原则有不同的认识

首先,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的解释是,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时,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损失。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着重强调避免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收入流失现象的发生。其次,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的要求,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等八项减值准备。但税法仅对坏账准备的计提做了规定,而没有对其它七项减值准备做出相应的规定。总之,税法对谨慎性原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谨慎原则已成为所得税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2)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理解不同

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承认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如果税法承认巨额坏账准备,将会严重损坏所得税税基,因此税法一般不接受会计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3)对于权责发生制原则认识不同

新会计准则认为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企业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来计算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而税法在收入的确认上倾向于权责发生制,在费用的扣除方面则更倾向于采用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增加了会计估计的数量,税法会采取措施防范现象的发生。

(4)对可靠性原则的重视程度不同

会计在一些情况下会放弃历史成本原则,为确保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公允价值倍受关注,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会计准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趋势;税法始终坚持历史成本原则的运用,因为征税属于法律行为,其合法性必须有可靠的证据做支撑,与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的相关性较弱,但可靠性很强,在涉税诉讼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因此,税法对历史成本最为肯定。二者对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差异,进而要进行大量的纳税调整工作。

2.会计与税法在损益计量方面的差异

会计与税法在损益计量方面一直存在差异,新会计准则施行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还进一步扩大,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对取得固定资产的计量方面,会计对固定资产进行入账时依据的是其取得时的成本,而税法对固定资产的确认并没有作理论性的规定。新会计准则施行后,对固定资产预计弃置费计入固定资产,并提取折旧。税法对预计负债要进行纳税调整。 另外,损益计量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异,如新会计准则规定对合同或协议销售商品后获得的价款的收取按照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而税法仍利用销售商品的名义价格来确认销售收入并计算应该缴纳的税金。

三、如何对会计与税法进行协调与应用

对于会计与税法的差异,我们既不能一味强求二者的一致,也不能使其完全分离,在不损害会计体系完整和税法原则准确的基础上对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充分地协调,应用于实践是我们必然选择。

1.会计与税法应主动互动,相互协调

(1)会计应主动与税法协调

会计与税法的差异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会计应主动与税法协调。因为如果税收政策不变,不论会计准则发生什么变化,纳税人还是按照会计从税的原则纳税,因此,应对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调整方法进行规范,减少会计方法的种类,简化税款计算方法。另外,对会计处理还不规范、甚至存在规制空白点的业务类型,要规范和完善会计制度的建设,并同时考虑与税收的协作问题。

(2)税法也应该与会计主动地协调

①积极推进增值税的转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予扣除,它使得企业在更新设备、改造技术、增加对高新技术投资的增值税负税较高,效益下降,风险增加。因此,应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②税法应有限度地许可企业对风险的估计。税法如果无视企业风险的存在,一味强调保证财政收入,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降低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伤及税基。为了防止企业利用风险估计有意进行偷和延迟纳税,可对计提各种准备的条件和比例做出相应的规范。

我们无论是制定会计制度、会计准则还是税收制度及其他相关经济制度,都应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集思广义、反复论证,使制定的制度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使它们更加科学、合理、可行,减少相互间的矛盾。这样两者才会更好的结合起来并应用到实践中去。

2.企业应根据新会计准则选择较为合理的税收筹划空间

税务筹划是应纳税企业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税收法规的熟练掌握,并且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降低税负的行为。合理的税收筹划是一种理财行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公允价值的利用空间以及新业务的筹划空间是新会计准则下税收筹划的主要三大空间。

(1)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新会计准则较原来的准则有了更多的会计政策,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方法等会计政策的税收倾向不同,为实现筹划节税需要合理的选择会计政策,因此,企业在纳税时,应对会计政策对纳税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考虑,然后选择出有益于节税和纳税的会计政策。

(2)在公允价值的利用空间内,企业资产、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受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而税收是以资产和交易的计税基础为依据,不承认公允价值的。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对税收筹划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在新业务的筹划空间内,现行税收并未明确对新的准则规范的新业务的相关税务处理,因此在这些领域,税收筹划存在着很多新的空间来供企业选择。

3.企业会计和税务机关应加强信息沟通,并完善税收监管体制中的漏洞

(1)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加快针对宏观管理目标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设,使会计信息得到全面、充分、准确的披露。披露方面的不足和缺失,使会计不能为税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税收也不可能及时地将信息需求反馈到会计信息系统, 这样无疑加大税务部门的信息获取成本, 从而降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税务信息的非公开性也使税会关系的相关研究面临很大的数据障碍,进一步的探索尤显艰难,应利用数据分析优势使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研究进一步深入。这就要求税收监管部门对会计与税法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总结,寻找一个能够满足供需双方需求的信息披露体系,全面准确的披露会计信息,保证为税收监管部门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真实可靠的,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2)现实中税收监管工作量大,人手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而且税收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为纳税主体逃避纳税提供了空间,新会计准则施行后,税务部门更应该完善监管体制的漏洞,税收管理的精细化势在必行,对会计行为的税务监督必将加强,会计信息的质量就有了更坚实强大的外部监督机制。

会计与税法总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新会计准则的实行扩大了这种差异。为同时发挥会计与税法的作用,必须合理分析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的之间差异,并且结合我国自身国情选择最可行的协调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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