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企业税收筹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外企业税收筹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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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税收环境

1.前言

中国于2011年提出了“十二五”计划，重点涉及到了我国企业要“走出国门”的战略决策，这为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而我国企业在积极探索开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也认真总结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投资方案，希望为今后的项目开发提供全面系统的参考方案，最大限度的规避掉海外投资的风险。而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筹划作为投资方案不可不考虑的组成部分，正逐渐引起投资企业的关注度。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筹划是指要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通过有效利用受投资国家的各种有利税收政策，在现行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对投资、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的筹划与安排，最终实现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税后利益最大化的涉税经济行为[1]。人们正在通过不断地学习研究，实现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的最大职能效应。

2.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2.1税收筹划政策为企业海外投资奠定基础

税收筹划政策为企业海外投资奠定了基础。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之间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存在很大差异，相同的投资项目在不同的国家产生的税务负担不一定相同，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为了促进国家发展，吸引海外投资，会采用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课征的一般财产税或所得税的税率相较国际水平一般会偏低，甚至不课征上述税务项目，各国课征税务的政策不同，直接影响到投资企业成本投入金额的多少。税务筹划可以在投资方进行海外投资之前，综合评定各国对海外投资的税收环境，减轻投资者的负担，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海外投资奠定选择基础[2]。

2.2不同国家的税收管理权力给企业海外投资创造机会

海外国投资企业产生税收时一般都会设计到不止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各个国家在税收领域所行使的税收管辖权利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具有法律强制性。因此明确各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利又成为税收策略的关键性工作项目。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性质的税收管辖权利，一是指征税国针对在其国境内的居民来自全全球范围的所得进行征税的权利，即居民税收管辖权；另一种是该国政府针对产生于本国境内的所得进行征税的权利，称之为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3]。在各国税收政策作用下，有的国家两种税收管辖权并使，而有的国家只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由此看来，企业可透过各国不同的税收管理权力，进行海外投资，争取获得更多利益。

2.3不同国家的税收效率与措施给企业海外投资创造空间

世界各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理模式与效率的差异。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对税收管理较为严密，税收效率也相应的高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的税务负担与改过的税法规定数额趋于一致。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与管理的滞后性，无法到达严管理、高税收效率的水平，企业实际税务往往低于国家规定标准，减轻了企业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了空间。

3.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工作的根本思路

3.1选择税收环境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税收筹划时首先应确定税收环境，各国税收环境的差异重点体现在以下三点：税收管辖权利、税收制度、税收征管的制度。由于世界各国实行的税收管理权利不同，企业投资应优先选择只进行收入来源地的税收管辖权利的国家，有效的规避掉双重税收的风险，降低企业投资成本；而对税收制度的考察应集中在税种设置、税率设计、税收优惠政策三点上，应挑选税收类别少，税率合理，且税务基础稳定，税务金额明确，对海外投资资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大的国家进行投资开发；税收征管制度是否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发达水平，企业在投资时，应尽量选择征管力度不强的国家，有空降低企业在税收方面所承受的压力。

3.2选择企业组织方式

在确定了投资国家的税收环境之后，需要确立的就要建设的投资企业的组成方式。首先要明确避免成为常设机构的前提，因为许多国家的税收政策规定，对常设机构的所得认定为源于该国的收入所得，可以对其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4]。这就意味着作为常设机构的企业在以后生产营销的活得各项利益，都要投资国家政府缴纳相应税务。其次是利用收付实现制的原则，将海在外投资的公司设立为本国公司的子公司，在子公司未将股息汇入国内母公司账户之前，他国政府无权对该项所得征收税务，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完成税务缩减的统筹规划。

3.3选择国际税收条款的协定方式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可以利用每个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并签订的双边贸易税收协定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饶让抵免制度两个方面来获得相关税收利益。两个国家之间为了鼓励双方进行投资，均会签订一些措施以防止双重征税，并且还会增加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而且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是相对受保护的、对两国之外的其它国家的投资是无效的，作为第三国的投资，可以采用在已签订税收优惠政策中的其中一国设立居民公司的方式享受上述优惠协定。税收饶让抵免制度是指外资流入本国，纳税人并没有实际缴纳按本国税收条款应缴纳的税收，但通过外资优惠政策当成已经缴纳并予以扣除的税收制度[5]。海外投资可充分利用本制度进行投资获益，如果在本国没有相应的税收饶让抵免制度，则可在制定了税收饶让抵免制度的国家设立相应的居民公司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制度优惠政策。

4.中国海外投资税收筹划工作要重视的事项

4.1 需要充分考虑影响海外投资的因素

海外投资税收有别于以上讨论的每个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和税收制度的单项不同点，因为海外投资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程，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比如：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政策导向也就不同，对税收有影响的因素也就不同，在这个国家是正面影响税收的因素，在另一个国家甚至可能是起负面影响作用的。所以，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并充分了解和分析预投资国的国情，对每个国家的投资优劣性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找到最理想的投资选择。

4.2 需要充分做好税收策划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因为每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不一样的，本文讨论的海外投资税收策划方案是最根本的方法，并不对具体国家进行探讨，所以并不是在每个国家都适用，根据国情的不同，有点方法在其国内肯定会受到制约，甚至可能是不合法的方法。这就需要企业在选用前述方法进行海外投资时，要特别关注预投资国的国情和税收管理制度，充分了解相关的税收条款后再进行投资，否则投资企业可能不仅没有从合理避税的税收策划案中获益，反而支付了超出正常税收额的税收。

4.3 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策划需要结合自身的整体财务目标进行

要想做到海外投资税收策划案是可行的，那么不仅需要对应缴纳的税收额多少进行考虑，还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整体财务目标进行分析。假如制定的税收策划案从表面上看是使企业的应缴纳税收额降低了，但是其它的隐形费用和成本确增加了，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企业的整体支出增加，那就说明这种海外投资策划案是不可行的，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5.结束语

中国企业历经多年的海外投资历练，随略有经验，但仍还不能较为全面的投资规避风险。而海外投资税收筹划工作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税收筹划时，把握好税收环境的选择，设计好成立公司的模式，并合理合法的运用好国际税收条款的相关规定，以此来降低企业选择海外投资的风险系数，为推动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做贡献。

【参考文献】

[1]翟继光；张晓冬.新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16（03）：112-163.

[2]蔡昌.新企业所得税法解读与运用技巧：策略·方法·案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2（56）：49-88.

[3]郭庆.海外投资税收筹划的策略及税收政策的完善[J].企业导报.2009，（07）：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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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大势。分析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异及税法漏洞所形成的筹划空间、可能面临的外在和内在风险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国际税收筹划的三个主要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策略。

关键词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无限商机与挑战。在跨国投资中，税负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国际税收筹划能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外部的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的相对税负成本，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国际理财目标，提高国际竞争力。

1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含义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依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法（不限一国一地），在税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国际税收差别及有关国家税法的不完善和漏洞，充分运用纳税人的权利（即法定的最低限度的纳税权），通过事先对跨国经营组织形式、投资地点、投资方式和交易活动进行适当而周密的安排和筹划，以公开或接近公开的合法手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的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或现金流量最大化。跨国投资税收筹划亦称国际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避税计划。虽然各国对避税概念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多数认为应将国际税收筹划严格地限制在狭义的国际避税或正当避税、顺法意识避税的范畴。国际偷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已发生并且确定的情况下，滥用税收协定或采取不公开的具有欺诈性和隐瞒性的手段，以逃脱其实际纳税义务的行为，其结果不仅与税法的立法意图相违背，而且与法律不相符合。这些不当避税或逆法避税的作法，相对于国际税收筹划是有本质区别的。

2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空间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内在动因（根本原因）在于每个跨国纳税人都有着减轻自身纳税义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愿望。而外在原因是不同国家在税制结构、税收管辖权、经济源、税源、税基范围、课税对象和税率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差异，不仅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更使其较国内纳税筹划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现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普遍都签署了双边的全面性税收协定，根据协定，缔约国双方的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享受到许多关于境外缴纳税款扣除或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这也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跨国投资者通过对不同国家间的税制差异和税法漏洞的发现和利用，不仅能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能为消除和减轻跨国纳税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及法律保证。

3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策略

3．1利用避税地进行税收筹划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繁荣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对外国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在此投资经营所得与资产免税或按较低的税率征税或实行大量税收优惠政策，为投资者提供不纳税或少纳税条件，称为国际避税地（亦称国际避税港）。国际避税地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纯国际避税地”（又称无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即不开征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般财产税的国家或地区；第二种是“半纯国际避税地”，即完全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只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第三种是“特别国际避税地”，即尽管按照国际惯例制定税法并实行征税，但对某些类别的公司却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

一般情况下，利用国际避税地减轻税收负担筹划基本策略有如下几种：

（1）把境外企业开办在“半纯国际避税地”或“特别国际避税地”，从事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享受在所得和资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减免税优惠。

（2）虚设避税机构。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立一个子公司，然后把其总公司制造的商品直接推销给另一个国家，在根本未经过避税地子公司中转销售的情况下，制造出一种经过子公司中转销售的假象，从而把母公司的所得税转移到避税地子公司的账上，达到避税的目的，并且减少了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

（3）以基地公司作为信托公司。因为避税地对财产税实行减免征收，可在避税地设立个人持股信托公司，然后将其财产虚设为避税地公司的信托财产。而所信托的财产实际上在几千里以外，资产信托人和收益人也不是避税地居民，但信托资产的经营所得却归在信托公司名下，并通过契约或合同使受托人可以按其意愿行事，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4）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所谓内部保险公司是指由一个公司集团或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协会投资建立的、专门用于向其母公司或兄弟公司提供保险服务以替代外部保险市场的一种保险公司。利用内部保险公司进行跨国税收筹划的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的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对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纳税。

3．2利用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

企业组织形式不同，所承担的税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实现减少纳税的目的也十分重要。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组织形式所适用于的税法规定有很大差别。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来说，只对独资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从企业所获得的收入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股份有限公司除要按公司的收入计算交纳公司所得税外，其股东从公司分得的股利还需按个人累进税率计算交纳个人所得税。并且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可以将其已经支付给股东的股利从收入中扣除，公司的收入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课税，其综合税负率可达46．4％。因此，对于规模不大的企业，采用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较合适。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则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设立分公司，二是设立子公司。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子公司是依照东道国的相关法规注册登记成立的独立法人，而分公司则隶属于公司。从税收的角度分析，不论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都应在其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但是大多数国家对该国注册登记的公司法人（子公司）与外国公司设在该国的常设机构（分公司）在税收上具有不同的规定。前者往往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往往承担有限纳税义务。此外，在税率和优惠政策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1）子公司具有东道国法人居民身份，因而可以享受东道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及东道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所提供的所有优惠。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母公司的组成部分之一被派往国外，则不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

（2）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母公司所在国企业，而由于分公司与总公司属于同一法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大都可以直接抵免总公司的盈利，以减少公司的总体税负，因此需考虑境外企业在最初几年是否能够盈利的问题。一般而言，多数长期投资项目在前几年会亏损，因而自然是以分公司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为佳。

（3）设立子公司可以享受延期纳税的优惠。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规定跨国投资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在未以股息形式汇回之前，母公司可不必为这笔利润缴纳所得税。譬如美国《公司所得税法》就有此规定。而子公司与总公司是同一法人，其利润不管是否汇回，都应并入总公司所缴纳或补偿所得税，不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

（4）要考虑股息及税后利润汇出的预提税。除了企业所得税外，许多国家规定外国子公司应就税后利润汇回母公司的部分再征收预提所得税；而对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后利润，则征收“分支机构税”，此税相当于对其分配股息所征收的所得税。多数国家在征收分支机构税时，是就分支机构全部税后利润征收，即不论这笔利润是否汇往总公司作为股息，都要征收此税；也有些国家只就分支机构未再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利润征税；还有些国家只就利润的汇出部分征税，也称为“汇出税”。因此，跨国投资者应权衡和比较子公司预提所得税和分支机构税，选择更为有利的组织形式。

子公司与公司两种形式各有利弊，如何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取决于许多财务性的和非财务性的条件。一般情况，许多跨国公司就是在经营初期以分公司的形式在海外经营，直到分公司开始盈利后，再设法使其成为子公司。但必须注意的是：该种转变产生的资本利得可能要纳税，事前也许还要征得税收和外汇管制当局的同意。

3．3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各国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政策自然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各国对引入外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也是一种重要方法。

（1）投资项目和区域优惠。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上。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税收鼓励的范围相对广泛得多，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些行业给予普遍优惠，优惠政策相对也要多一些。例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为外资进入提供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税收优惠通常以所得税为主。

（2）扣除项目优惠。某些经济发达国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和缩短折旧年限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规定期限为3年、5年、7年的公司财产，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折旧法，折旧期限为15年和20年的公司财产，采用15％的余额递减折旧法；有些国家税法还允许计提某些准备金，包括重置准备金。

（3）亏损减免优惠。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亏损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减免期限不同。荷兰是税率较低，且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该国规定公司任何年度的亏损都可以从未来8年内所得中扣除，且公司存在前6年中的“经营亏损”，可在未来不受限制的年度中的所得中扣除。

（3）资本利得减免优惠。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鼓励资本流动、活跃资本市场，对资本利得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甚至免税。例如位于欧洲西部的卢森堡，从1929年起对持股公司实行一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几乎免征了一切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预提税和个人所得税。只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新增资本课征1％的资本税和对公司的股份资本课征0．2％的财产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跨国纳税人如能及时调整财务政策，尽量将流动性收益转化为资本性收益，就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效果。

（4）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合理避税。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对所得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止偷逃税的协定。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缔结双边税收协定这一方式来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两国间税收利益分配。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缔结国双方都要做出相应让步，从而达成缔约国双方居民都享有的共识。如瑞士与英、美等30多个国家缔结了全面税收协定。瑞士预提税税率：一般股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5％、15％或20％；利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15％或20％；特许权使用费不征税。一般这种优惠只有缔约国的一方或双方的居民有资格享受。但是，当今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和新经济实体的跨国自由建立，使其可以与税收协定网的结合成为可能。跨国纳税人可试图把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投资通过第三国迂回进行，以便从适用不同国家的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中受益。我国也已与83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所以跨国投资纳税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对外缔结协定的情况，把税后所得分配到有税收协定关系的所在国，这样可以享受较低的预提税税率。

参考文献

1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M］.大连……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刘功文．“入世”态势下的国际避税与反避税［J］．重庆商学院学报，2002（1）

3杨林．企业跨国经营纳税筹划研究［J］．中国海洋人学报，2003（1）

4唐东会．论国外投资中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税收筹划［J］．财务与会计，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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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走出去； 税务风险； 控制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为国家和企业积累了丰富的财富。但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产品不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企业要发展，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往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产品出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我国企业应考虑“走出去”，利用其他国家的优势资源，在海外投资组建企业，实现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务输出，以多种方式争取国际市场。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大跨国经营的进程中，虽然不断地取得成功和进步，但也面临着国际化旅途中的种种风险和挫折，其中，世界各国的税收政策便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正在筹划走出国门投资的企业，需要熟悉目标投资国的税制和税收征管政策，做到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规避税务风险。

一、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

税务风险是指企业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处理涉税事项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

企业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纳而未纳税或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罚处罚以及声誉损害等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准确理解并遵循税法，没有用足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而多缴纳了税款，承担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企业税务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一）企业所处宏观环境

税收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规范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强制手段。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环境、政策和法规环境、社会意识、税务执法等都会造成一定的税务风险。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跨国投资所适用的是目标投资国的法制环境和税制环境，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难以及时、全面、准确掌握海外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税收执法环境等，再加上部分东道国税务管理不规范、不透明，税务机关税收检查和反避税调查不合理、不合法等，均会造成很大的跨国投资税务风险。

（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税务风险首先来自于经营者对税务规划和税务风险的态度。许多经营者习惯了国内的税法概念和税收法律环境，往往用国内的税法概念和方法处理国外经营涉税事项，不注重事前税务筹划和税务风险的规避，作出决策后造成税务风险时已经于事无补了。其次，缺乏相关人才。许多企业第一次走出去，内部人员没有相关经验，派驻外国的人员在外语环境中熟悉外国的税法也有些困难，因此可能造成不能很好地遵循当地税法，该交的税没交或少交、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享受到而多交税。投资海外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因为缺乏了解中外税务相关法律及其差异、了解当地语言及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往往造成很多税务风险。最后，不合理的国际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控制税务风险，又是税务风险的重要来源。我国企业的国际税务筹划方法往往利用避税地、利用转移定价、利用其他国的低税率等方法进行税务筹划。但是，金融危机下各国财政困难加大了其反避税的力度，许多国家在其相关法律中都规定有反避税的专门条款；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中也专设了特别纳税调整部分，明确了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地、受控外国企业、一般反避税规则等相关规定，开始建立比较完备的反避税法律体系，各国针对避税的手段不断完善反避税条款。所以，如果不是建立在全面理解和运用国内外相关税法的基础上进行税务筹划，其结果可能造成很大的税务风险，使企业遭受反避税调查与惩罚。另外，国内外的税法变化也可能给税务筹划带来风险，筹划时设计的方法是合法的，执行时因税法的变化可能变得不合法了。

二、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控制

（一）企业“走出去”前涉税风险控制筹划

企业“走出去”前的涉税风险控制筹划将影响投资、经营过程和未来退出撤回资金所涉及到的许多涉税事项，对中外集团公司利益影响深远。所以，企业“走出去”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全面的税务筹划，制定好企业跨国投资的税收战略，从集团公司层面控制好税务风险。企业在“走出去”前的税务风险控制筹划应注意三方面问题：

1.谨慎选择投资地点

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对投资地的选择除了考虑原材料供应、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技术、金融等因素外，还需要考虑目标投资国（地）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吸引国外投资而对投资人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的做法，如优惠税率、税收减免、加速折旧、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等等。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本稀缺，为了吸引投资会采取直接且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优惠税率、直接减免等；而发达国家因为资本充裕，虽然也吸引外资，但税收优惠政策会少些，且往往采取间接的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与运营，很多时候都选择避税港，因为避税港的税收负担很轻，把利润保留在这些地方而无需交税，但要注意的是享受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是需要在避税港建立商业实质的，而且各地税务局会对这些“避税天堂”所能产生及保留的利润提出质疑，引起投资企业所在国税务局的反避税调查甚至罚款。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为了防止纳税人利用低税率的境外公司，累积海外利润，延迟缴纳中国税款，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制定了受控外国企业条款。另外由于避税港往往与其他国家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投资企业即使在避税港不需要交税，但在其他国家征收预提所得税之类的税收时都会用较高的税率，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避税港并没有达到节税的目的，还有可能增加税收成本。

在利用税收优惠地时，还应考虑目标投资国对企业利润汇出有无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来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对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实行限制以促使外商进行再投资。另外，在利用跨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时，还应避免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投资中要注意优惠多、税率低的国家（地区）是否与投资母国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以实现对境外投资已缴税款扣除、抵免，对境外的税收优惠实现税收饶让。

2.合理搭建组织机构

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投资新办企业，会面临设立分公司（分支机构）还是组建子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税收待遇上会有很大区别。

分公司隶属总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只就流转税在当地缴纳，分公司的盈利合并到总公司，由总公司统一缴纳所得税，分公司在东道国所缴纳的所得税按分国不分项的原则在我国总公司缴纳所得税时予以抵免。但应注意的是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分公司发生亏损，按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规定不得抵减其境内或其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按规定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所得弥补。设立分公司在经营和财务会计流程的设计与管理上要简单而且易于控制，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资本转移，因不涉及所有权变动而不必负担额外税收。

组建子公司时一般选择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也可考虑成立合伙企业，须全面研究东道国对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实行的税收政策的差别。如果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该子公司在东道国具备独立法人实体资格，只负有限责任，除就地缴交流转税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须独立计缴所得税，可享受东道国给其居民公司包括免税期在内的税收优惠，东道国适用税率低于居住国时，如果该国与我国签订有双边税收协定，子公司可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

企业在海外投资，选用海外投资企业合理的组织形式时，还需要考虑海外投资所在地征收分红预提所得税和转让股权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的规定。被投资公司若被认定为非居民的海外投资公司，其向投资者发放股息时，有些国家免税，有些国家会征收分红预提所得税；对非居民的海外股东转让本国境内资产的股权等取得的资本利得，有些国家不征收资本利得税，有的国家则会视情况征收资本利得税。如果被投资企业所在国征收分红预提所得税或征收股权转让资本利得税时，则需要对海外投资组织架构进行合理设计，使日后从被投资企业分红或从转让股权取得收益时相关资金流出东道国时总体税负得到降低。因为许多避税地及一些传统税收优惠国家对“过境”的分红免征预提所得税，所以在设计海外投资组织架构时，可以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及国际税收协定，建立两层或多层持股架构，在中国公司与直接持股公司之间插入一家低税收地区的中间公司，以达到不增加税负、增加日后重组或处置资产灵活性且可以经批准将分红等纯现金流暂时留在境外，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利于灵活利用资金形成高效的全球资金运营体系。

3.恰当选用注资方式

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不同的注资方式也会影响税负，常用的注资方式有股权注资、债权注资、混合证券注资等。

（1）股权注资。股权注资是直接向被投资公司转移资产以取得被投资公司的股权，是比较直接的注资方式，注入的资金可通过税后股息分红的方式收回并得到相应回报。但海外公司所在地可能对股息分红预提所得税，股本的注销或收回也可能受法律程序的约束，有些国家还会对转让股权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公司向被投资公司转移的资产可以是现金，也可投入实物、专利技术或劳务。根据规定我国企业用自产或购买的货物用于对外投资的，可按规定享受货物出口退税和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2）债权注资（股东贷款注资）。债权注资是向被投资公司提供资金并收取资金使用费即利息的行为。债权注资的主体不一定是直接的股东，可以是集团内的其他公司，这样可增加集团内现金流动的灵活性，其资金收回的方式比较直接，而且海外公司的利息费用可以在海外公司所得税前扣除。但需要注意的是海外公司所在地可能对利息的支出征收预提所得税，还要注意海外公司所在地税收政策中反避税条款的规定，特别要关注有关资本弱化税制的条款。

（3）混合证券注资。如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赎回优先股等，这些注资方式为日后税务筹划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

（二）企业“走出去”经营过程中涉税风险控制

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立公司后即着手经营管理。加强税务管理、控制税务风险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十分重要的管理事务。税务管理既能保证遵守税法，控制税务风险，又能为企业经营提供好的节税建议，创造税务价值。企业要做好税务管理，控制税务风险，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企业税务管理机构

企业在供应、生产、销售及提供社会服务等各环节都涉及税收问题，为降低税务风险，企业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职税务管理机构或岗位，由专业人才根据投资所在国及国际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从集团整体层面设计、构建税收框架体系，对经营过程中各个项目进行税收统筹和规划，并确定相关业务流程和业绩考评。公司管理层应支持税务管理人员的工作，保证其工作获得其他部门人员的配合和支持。

公司税务管理人员不仅要熟悉我国税收法律法规，更要熟悉海外投资公司所在地的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及国际税收协定，了解公司业务所涉及的各种税种、税率、税目、申报期限和纳税地点及如何申报纳税等，理解国内外税法的差异，对公司各项涉税事项进行合理的筹划，保证公司依法纳税并能充分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2.建立内部税务管理标准

内部税务管理标准是税务管理体系运行的指南针，包括税务管理手册、各涉税事项的流程标准、内部培训机制以及税务业绩考评制度等标准文件。公司可以根据情况，建立适合自身的各种涉税业务流程，如税务计划的制定，纳税申报的流程标准，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的涉税事项处理流程等。企业建立科学的内部涉税事务管理组织与标准，通过计划、执行、控制、分析、评价等一整套内部税务管理体系，完善各环节涉税链条，加强税务工作的事前筹划和过程控制，实现企业税务价值的最大化。

3.建立税务风险汇报制度

为了明确各级涉税人员的责任，提高公司对涉税风险的反应速度，公司应该建立内部税务风险汇报制度，明确重大涉税事项必须逐级汇报。重大事项的标准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如税务检查、税收筹划、重大涉税合同、重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等都是必须汇报的重大事项。税务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公司存在重大不合规处理，可能存在较大税务风险时，也应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以标准化的内部文本进行签字流转，相关领导应及时与其他部门人员沟通，及时将税务风险降至最低。

4.慎用国际税务筹划方法

合理进行税务筹划会给企业带来税收收益，但是筹划不当也会给企业带来反避税调查和惩罚的损失。在税务筹划时，应注意全面理解国内外的相关税法及其差异，从集团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全面统筹，合理规划，在合理保证公司税负最小化同时，还要争取集团公司经济收益最大化，避免运用不恰当的税务筹划方法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三）企业“走出去”投资收益和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退出的涉税风险控制

企业“走出去”投资收益包括被投资方经营成果（股息、红利）分配，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等；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退出主要涉及股权转让的财产转让收益。由于各国有其税务管辖权的规定，许多国家就来源于本国的利润（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我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取的是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双重税收管辖权，对企业所得税实施的是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双重原则，即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的双重管辖权标准，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承担无限纳税义务，非居民企业及非居民个人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我国对外投资主体大多是居民企业或居民个人，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利润（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缴纳所得税，这样会因管辖权问题造成双重征税。所以，企业“走出去”投资收益和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收回投资退出的涉税风险控制重点在于避免重复征税问题的发生。

为了解决双重征税和国际逃税问题，我国已经与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式签订了关于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税收协定。我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出台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企业取得境外所得计征企业所得税时抵免境外已纳或负担所得税额进行了具体规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我国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与我国税法或有关规定不符的，按照国际惯例，在问题的处理上协定规定优先于国内税法，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所以企业“走出去”的税务管理应注意研究国内税法及相关规定的变动及我国与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的规定，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务损失。

（四）企业“走出去”投资遇到税务纠纷时要寻求有效的救援途径

企业在国外合法经营，如果遇到税务纠纷或税收不公正待遇，应寻求正确的救援途径。国内的母公司要常与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有效沟通，咨询相关法律法规，取得税务机关提供的税务服务。如遇税收不公正待遇，必要时可通过国内的主管税务机关，启动双边或多边税务协商程序。

【参考文献】

［1］ 秦伟宏.海外投资中的税务架构设计［J］.涉外税务，2009（10）.

［2］ 韩霖.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范与税收应对 ――专访跨国税收管理专家詹清荣博士［J］.涉外税务，2009（10）.

篇4

关键词:“一带一路”；财务管理风险点；管控措施

“一带一路”背景下，越来越多想要走出去的企业都在积极探索财务管理的转型升级，希望能够把握住“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以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风险点和管控措施进行研究探讨，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拟梳理“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风险点并提出管控建议。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们对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务风险的来源和诱因

聂娜(2016)，齐晓凡，丁新举(2017)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投资风险来自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管理。聂娜认为诱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经营。而齐晓凡等人认为诱因主要有政治、安全、法律和经营。叶建木，潘肖瑶(2017)则是将风险源归为东道国、母国、企业三类

。(二)财务风险

内容唐洋，李晓宇(2018)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汇率风险，税收风险，融资风险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刘宇轩(2018)认为农业企业“走出去”面临政治风险，安全风险，融资风险等财务风险。张亮(2019)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工程面临的应收账款风险和资金风险等进行研究。(三)财务风险管控措施叶建木等(2017)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传导机制，提出应密切监控财务风险传导路径。尹晨等(2018)提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国家级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中心来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唐洋，李晓宇(2018)则提出了一些应对财务风险的具体策略，例如合理规避税收风险、加大融资力度等。从目前研究来看，针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研究比较全面，这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对于财务管理风险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周期理论，将“一带一路”企业投资项目分为四个阶段，梳理分析各阶段财务风险点，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财务风险点梳理及成因分析

基于项目周期理论以及结合我国企业“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资金投入量大，开发周期长等特点，将投资项目分为项目论证阶段、项目筹备阶段、项目建设阶段和项目运营阶段。根据前期文献研究和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论证阶段的风险点有信息不对称风险等，筹备阶段风险点有纳税筹划风险等，建设阶段有税务管理风险等，而运营阶段有东道国运营环境风险等。具体各阶段的风险点框架见下图。评估不足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投资对象选择风险纳税筹划风

(一)项目论证阶段

1.信息不对称风险。在进行投资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而在众多信息中投资方容易忽略的是受资方历史遗留税务问题信息，这尤其多发于“一带一路”倡议并购投资项目中。在并购投资中，合并后的企业会继承被并购公司历史遗留的税务问题。如果在并购前被并购方故意隐瞒且并购方未对这些税务问题进行调查，那并购过程中并购方将持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风险，合并后的企业将需要承担合并前企业的纳税义务。2.评估不足风险。在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企业应从整体层面对项目进行论证和评价，从而确定项目可行性及未来发展前景。项目若未经企业科学、严密的论证和评价，可能会由于决策失误导致重大损失。“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缺乏对项目充分地评估，会使投资变得盲目，增加决策失误风险；缺乏对项目前景科学地评估，也会致使项目投资后经营亏损甚至陷入司法诉讼的困境，使企业遭受更大的损失。3.投资对象选择风险。在众多投资机会中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是实现预期目标的前提，一旦选择错误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实践中，常常有企业由于投资对象选择不恰当，导致投资或者并购失败，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在进行选择时要考虑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目标企业的市场占用率、市场竞争水平，还要考虑目标企业所处地区、行业的发展前景。在掌握了以上各方面信息后进行综合评估进而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4.决策偏差风险。决策偏差风险的主要诱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管理者的个人异质性特征，比如过度反应、损失厌恶等。而早期的经历，过往投资经验等则是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这些特征影响着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例如管理者过度自信且风险偏好的话，在对投资项目评估时，会夸大投资的收益且忽视项目的潜在风险，从而投资冒进。另一方面原因是企业的投资控制机制不完善给管理者错误投资提供了机会。企业的重大决策应该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决策层的认可和批准，管理者做出的投资决策如果未经批准就可以执行，会致使决策不受监管，加大决策偏差风险。

(二)项目筹备阶段

1.纳税筹划风险。企业通常会在“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建设前的筹备阶段进行税收筹划。在实务工作中，受企业内外部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纳税筹划一旦失败会导致企业的实际税收收益与预期税收收益相背离，并且税收成本超出预期，这就产生了纳税筹划风险。纳税筹划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纳税筹划人员能力风险。纳税筹划涉及沿线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和海外投资税务与财务知识，纳税筹划人员若不具备相关基本知识，也不具备丰富的税务筹划经验，则会加大纳税筹划失败的风险。(2)税务机关认定偏差。由于税收政策的差异，纳税筹划人员的能力有限，企业对东道国税务机关的执法尺度不敏感，使得企业制定的纳税筹划方案不被东道国税务机关认可。(3)经营变化风险。纳税筹划是结合现行的经营活动和未来的经营计划来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但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会根据外界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活动与计划的偏离就会导致纳税活动与筹划方案无法匹配。2.融资结构风险。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缺口需要多渠道来填补。在需要多渠道筹资的情况下，企业面临融资结构风险。目前间接融资一直是企业进行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中银行融资又占据主导地位。企业间接融资比例偏高，由此造成企业财务杠杆率居高不下，一旦项目发生损失，高杠杆带来了倍增的损失。高杠杆率下，企业的资金链条绷得很紧，若遇到异常市场，很容易出现断裂的风险。此外过度的依赖债权融资，也会导致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从而限制企业持续融资能力。3.定价风险。“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并购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主要投资方式。由并购支付价格引起的定价风险成为了直接影响并购进程能否顺利的重要财务风险。对目标企业进行定价是复杂的经济行为，定价过高，企业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甚至可能超出自身承受范围。定价过低，目标企业就不会接受该价格，并购计划很可能未发先败。定价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有很多，常见的有信息不对称、评估方法差别较大、谈判人员经验不足等。4.合同订立风险。合同的签订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的交易各方确立了合同法律关系。在合同起草和订立过程中，交易主体一般最关注的是定价条款，其他条款则被易淡化忽视。但在重大的投资项目中，所有条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忽视任何一个条款，都可能使双方无法顺利履行权利和义务。如果合同中缺失诸如解决争议、违约责任等方面的条款，那么处在复杂的海外环境中，企业会丧失部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双方对于条款的理解偏差，也会使企业未来陷入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三)项目建设阶段

1.税务管理风险。尽管企业在筹备阶段会开展纳税筹划，但实际工作中所处税收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筹备工作的完成质量还是影响着企业在建设阶段面临税务管理风险：(1)重复征税风险。我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税务机关会因为税收管辖权冲突和对纳税人居民身份标准的认定差异等产生重复征税。虽然存在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来帮助企业，但企业普遍对税收协定不甚了解，部分协定也比较陈旧。(2)反避税调查风险。随着经合组织(OECD)于2015年公布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最终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多个国家表态将积极参与到反避税行动中，这无疑使得传统跨国公司税收筹划架构安排受到剧烈的冲击，增加了企业的税务风险。(3)纳税申报的风险。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东道国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少纳，纳税不及时，会导致企业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等风险。2.支付风险。支付风险是指与资金流动性和股权稀释有关的资金使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金支付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债务风险；二是股权支付的股权稀释风险；三是杠杆支付的偿债风险。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会让企业承受较大的现金压力，并且限制企业的交易规模。而支付工具设计不合理导致的支付风险最终表现为支付结构不合理、现金支付过多，也会使得运营期间的现金压力过大。3.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投资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财务风险。企业在以现金或股权支付时，不可避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交换。企业在持有或运用外汇时，汇率变动的不确定会使企业面临汇率风险。例如企业在建设阶段进行以外币计价的商品赊购业务时，由于签约日和履约日之间汇率的变动会引起收付款项价值变化的风险。

(四)项目运营阶段

1.运营环境风险。企业投资项目在运营过程受海外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时刻面临着运营环境风险。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运营环境风险高发于资源类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该风险具体表现为区域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市场规模较小，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贸易往来存在较多壁垒和障碍。2.财务整合风险。财务整合风险通常受财务组织机制，理财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并购双方处于不同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习惯，导致财务机制设置、财务管理制度等产生差异。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和内部财务行为的整合失误，使得并购企业的实际财务收益与预期财务收益偏离，从而产生财务风险与危机。3.资金集中管理风险。资金集中管理是目前许多大型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时资金管理模式的主要选择之一。随着资金的集中，分散在各下属公司的资金管理风险也集中在了总部。比如分公司存在货币资金错误记录、坏账率高等问题，待资金管理集中后，这些问题就会转嫁给整个集团企业，加大整个企业的资金管理风险。而且由于海外机构员工素质良莠不齐，东道国会计准则不完备等原因，资金管理风险更为复杂。4.经营管理风险。该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并购后的管理整合能力弱。企业整合能力弱的话，导致被并购方对并购方的认同度低影响后续经营。其次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无法满足并购后的需要。企业现有制度可能更多的是适用于国内经营管理，对海外的管理需求则很难适用，因此无法应对国际市场竞争。最后是高层领导的经营管理能力有限。跨国并购对高层领导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但中国企业管理者普遍缺乏国际管理经验，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财务风险的管控措施

(一)做好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

企业进行投资项目前应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对外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也应及时收集当地政策动向信息并进行分析。此外尽调工作也必不可少，尤其是容易忽略的税务问题，应事先对被并购方进行详尽的税务尽职调查。评估和尽调工作专业性较强，企业可以借助咨询公司等中介的服务和委托税务律师事务所进行尽职调查。

(二)充分利用保险机制

企业可以寻求与外界合作来抵御风险，例如充分利用保险机制来加强防范能力。利用保险机制为企业开展跨境合作提供风险保障和服务。借助保险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参考保险机构调研的国别风险和行业风险信息，来提升企业跨境运营风险的管控水平，加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

(三)做好跨境资金管理

企业开展跨境资金管理有利于自身在境内和境外两个资金池间建立双向流通通道，实现境内外资金的一体化调配和统一管理，提升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利用全球资源来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为企业全球化战略持续推进提供有力的保障。企业需要选择合适的跨境流动性管理方式，目前有跨币种虚拟资金池、跨境资金划拨、跨行资金归集三种。三种方式的适用条件不同，当企业资金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分支机构中，并且存在大量不同货币时，可以考虑采用跨币种虚拟资金池；当企业在一些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财资管理中心或区域财资管理中心的话，则可以采用跨境资金划拨；第三种方式具有一定挑战性，因此所适用的条件也较复杂。同时，企业也需选择合适的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目前多个自贸区、经济试验区对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的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企业也应纳入考虑范围。

(四)提升国际税务管理水平

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断开发海外市场的同时，企业要筑牢税务风险的防线，提升国际税务管理水平：1.提高税收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应将国际税务管理作为实践海外战略的重要部分。从税务总监到基层业务人员，都要深刻认识到税务管理的重要性；2.加强对他国税收法律法规的研究。通过涉外律师队伍建设、与高校合作、行业内交流等方式增进对他国税收法律法规的研究；3.建立健全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走出去”前，企业要制定应对当地税收法律的风险控制机制，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并且要制定税收争议解决预备方案，在税收争议发生后企业可以及时应对。目前有国际税收仲裁、税收事先仲裁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国际税收争议。

(五)招募和培养国际化人才

企业要想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人才既是关键环节也是重要支撑。企业应招募和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他们的外语能力，文化协调，沟通能力以及国际项目管理能力。通过建立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帮助企业制定合适的海外战略，提高跨国经营能力。

四、结论

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稳步推进和企业财务管理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下，本文对海外投资风险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活动中涉及的风险点十分繁杂。针对这些繁杂的风险点，有的放矢地在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利用保险机制、跨境资金管理、国际税务管理和人才招募培养等方面提出管控措施。通过以上分析，我国企业在进行“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时，一方面要重视财务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可以通过分阶段来理清风险点，结合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风险控制，从而降低控制成本和提升控制效率。

参考文献

[1]唐洋，李晓宇.“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财务与会计，2018(11):16-17.

[2]齐晓凡，丁新举.“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应对[J].企业管理，2017(01):85-87.

篇5

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架构、选择税务最优的融资方式,以及确定适当的融资金额,可以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和项目投资回报。在下文中,我们将从税务的角度,针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融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融资架构的设计

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架构,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将资金注入海外被投资企业,对于项目的正常运作和提高投资回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采用直接融资方式,由中国母公司直接向海外被投资企业提供借款,按照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的独立交易原则,中国母公司应当按照市场公允利率,就该笔借款向海外被投资企业收取利息。但是,投资东道国通常会对跨境的利息支付征收预提所得税。如果两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或者签订的税收协定没有将利息支付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则该借款利息就可能须在投资东道国缴纳较高的预提所得税。

另外,根据中国的税法,中国母公司收到利息,须缴纳5%的营业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不过该利息在境外缴纳的预提所得税,通常可在一定限额内抵免中国企业所得税)。因此,直接融资方式涉及的境内外税负较高,通常不是海外企业融资的首选架构。

如果采用间接融资方式,即中国母公司通过第三国(地)的子公司,间接向海外被投资企业提供借款,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税负,提高资金运作的灵活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某中国公司投资设立的美国子公司,出于经营需要,计划向其中国母公司或香港关联公司借入一笔款项。根据美国税法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美国公司向国外支付的借款利息须缴纳30%的美国预提所得税(例如向香港支付利息)。根据中美税收协定,如果该利息是直接支付给中国的公司,预提所得税税率可降低到10%。但是,如果该中国公司在荷兰、瑞士等地投资设立一家子公司,专门为美国子公司提供融资,则根据美国和荷兰、瑞士等地的税收协定,该美国子公司支付给荷兰、瑞士公司的利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抵免美国预提所得税。

通过上述的融资架构设计,该笔利息收入的美国预提所得税税负从10%降低到零。尽管荷兰、瑞士公司要获得该利息收入,可能仍须缴纳一定的当地所得税,并且中国公司在最终取得该利息收入(例如荷兰、瑞士公司将该利息收入以股息的形式汇回中国)时,可能也须按25%的税率补缴中国企业所得税,但在该笔收入汇回中国之前,可以用来满足其他项目的资金需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递延了整体税负。

当然,上面这个例子主要是从投资东道国的利息预提所得税角度出发,来考虑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融资架构应当如何设计。此外,下列因素也会对融资架构产生重大影响。

一、投资东道国的税务规定。

除了投资东道国的利息税前扣除、利息预提所得税以及相关税收协定可能提供的税率限制,在选择第三地的融资公司进行间接借款时,还需注意投资东道国是否将“背靠背贷款”排除在税收协定适用范围之外。

所谓“背靠背贷款”,是指最终提供贷款的公司先借款给第三地的融资公司,再由该融资公司转贷给东道国的被投资企业,以利用第三地与东道国签订的税收协定所提供的低税率优惠,降低利息支付的预提所得税。

例如,在之前的例子里,先由香港关联公司向荷兰公司提供借款,然后由荷兰公司向美国公司提供借款,以利用荷美税收协定,降低美国公司支付利息的美国预提所得税。

若投资东道国不承认“背靠背贷款”,认为最终提供资金的公司,如上述中国母公司或香港关联公司才是该利息的最终受益人,不允许该利息适用投资东道国与融资公司所在地的税收协定优惠税率,就无法达到节税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提供资金的公司可以考虑将该资金以注册资本的形式投入融资公司,以适用相关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税率。

二、融资公司所在地的税务规定。

融资公司取得的利息收入,通常须在当地缴纳所得税,而该利息收入在以股息或利息的形式,从融资公司所在地汇出至中国母公司时,还可能须缴纳当地预提所得税。因此,在选择融资公司的设立地点时,需要考虑当地的所得税、预提税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优惠税收协定,尽量减少间接融资架构下的税务成本。

三、母公司所在地的税收规定。

母公司取得境外被投资企业或融资公司汇回的利息和股息时,通常须按照母公司所在地的所得税税率缴纳所得税。不过,该利息和股息收入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抵免。

对于中国母公司而言,境外被投资企业汇回的利息以及融资公司汇回的利息和股息,均须按照25%的税率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时还应缴纳5%的营业税。从税法原则上来看,该利息和股息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允许在25%的限额内抵免应补缴的中国企业所得税,但目前具体抵免方法尚未明确,在实务操作中有可能采取简便方法――按照12.5%的税率进行抵免,这对企业而言将是较大的税务负担。

因此,鉴于母公司所在地的税负通常较重,企业可考虑将利息收入尽可能保留在海外低税负的融资公司,用于其他海外项目,充分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以递延投资母国的相关税负。

融资方式的选择

海外被投资企业的融资方式,通常包括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种。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企业需考虑投资东道国对资本弱化、亏损弥补年限、利息费用资本化等方面的规定,对两种融资方式的税务成本进行综合平衡。

投资东道国通常会对公司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比例进行限制,如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在超过规定标准时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等等,即“资本弱化”规定。

从亏损弥补年限来看,海外被投资企业在运营初期往往会产生一定的亏损,而投资东道国允许用以后年度的盈利来弥补亏损时,可能有一定的年度限制(如中国是五年)。因此,若运营初期采用较大比例的债权融资,则可能存在利息费用无法在规定年限内抵免应税所得的风险。

假设,投资东道国税法规定的亏损弥补年限为五年,项目公司自设立之日起前六年均亏损100万元,同时每年利息支出100万元,从第七年开始盈利,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为800万元。由于已经超过了五年的亏损弥补年限,第一年的亏损无法用第七年的盈利弥补。这种情况下,第一年应尽量使用股权融资,避免债权融资,否则相应的利息支出无法在税前扣除。

另外,利息费用能否资本化也与融资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若筹建阶段的利息费用能够资本化,即该利息费用能够在以后年度逐年摊销,那么前期费用将有所降低,也能减少亏损无法用以后年度利润弥补的风险。反之,若前期利息费用不能资本化而只能在当期税前扣除,容易导致相关的亏损在规定年限内无法完全弥补,从而导致企业整体税负上升。

融资的金额和定价

在东道国项目的投资初期,公司可能进行各项固定资产投资,采购大量的机器设备,此时正是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的阶段。随着项目建设的完成和收入的产生,投入的资本会逐渐减少,企业开支相应缩减,资金需求量也会逐年降低。为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公司可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近期的业务量、未来的投资、经营现金流等,进行综合预测,通过对债股比例进行适当的安排,使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金额与投资、经营现金流匹配。

同时,供应链管理的各个环节可能存在不同的业务安排,有效地将融资金额与供应链管理相结合,能够缓解短期的资金紧张问题。例如,针对东道国公司投资初期支出大、收入小的情况,可考虑以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的方式租入而非购买设备。又比如,在关联方负责分销产品的情况下,东道国公司投资初期缺乏资金时,可以将产品预售给关联方,从而提前取得流动资金,缓冲现金压力。如果东道国公司现金充裕,则可以将产品赊销给关联方,以平衡双方的资金需求。

另外,母公司或关联企业向境外被投资企业提供借款,还需综合货币、期限、付款条件、合同条款、风险承担、经济环境等诸多要素,合理确定利率水平,以避免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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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Chinese resource companies’ overseas cooperation models and analysi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sidering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ical level and risk management capacity. Meanwhile, the author also analyses the examples in practice, identify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provid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esource companies’ overseas cooperation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esource companies’ overseas cooperation. It is helpful to Chinese resource companies to distinguish and minimize the risks in the overseas cooperation.

关键词：中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合作 合资开发模式 股权购并模式 风险勘探模式 购买产能模式 租赁经营模式 工程换资源模式 战略联盟模式

Key words: Resource companies’overseas cooperation; Joint venture; Equity M & A; Risk Exploration; Capacity Purchase Agreement; Leasing management; Using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to exchange for raw material; Strategic Alliances

由于国内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中国矿产资源需求缺口日渐扩大,但当前我国矿业开发技术水平及风险管理能力与矿业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因此如何从有效开发和利用全球矿产资源的角度选择最适合的海外合作模式成为中国资源型企业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下文将对中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合作的七种基本模式，即合资开发模式,股权购并模式,风险勘探模式,购买产能模式,租赁经营模式,工程换资源模式,战略联盟模式结合相关实例进行分析。

一、合资开发模式

在合资开发模式下，中国企业与资源东道国有关各方共同出资，在东道国注册成立矿产资源公司合作开发当地资源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合资企业基于公司制进行运作。

作为现阶段中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合作的基本模式之一，合资开发模式受到了广大的缺乏充足境外资源合作经验的企业的欢迎。

合资开发模式的优点体现在如下方面：

(1)出资比例灵活，合资开发模式既可以是控股方式也可以是参股方式,中国企业可以根 据自己的资金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灵活选择出资比例,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合作的风险；

(2)其二,合资开发模式可以根据东道国的《公司法》规范操作,可以有效控制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

(3)其三,合资公司运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合资各方的切身利益,因此此模式有利于调动东道国合资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建立合资公司与当地社会的和谐关系,有利于顺利推进资源项目的实施。

恰那铁矿是合资开发模式的一个成功典范，1987年,中钢集团公司与全球矿业巨头力拓矿业集团(澳大利亚)共同投资开发位于澳大利亚帕拉巴都地区的恰那铁矿。该铁矿矿石总储量2 亿吨,主要由优质赤铁矿构成。合资公司生产的矿石全部通过中钢集团销往中国,有效缓解中国铁矿缺口，有力促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

但是合资开发模式也存在其明显缺点，合资开发模式一般只适于新建资源项目的开发，这也极大限制了此模式的广泛应用。

二、股权购并模式

在股权并购模式下,中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或者协议方式购买境外目标公司股权以实现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的战略。股权并购模式是跨国矿业企业实现战略扩张的惯用方式。1995年以来全球矿业掀起的并购整合浪潮大大提高了世界矿业的集中度。

股权并购模式主要的优点体现在运营和财务两大方面：

首先，在运营方面，股权并购最大的特点就是省去了矿业项目勘探,论证,设计,施工,试运行等高风险环节，大大降低了相关的风险。

其次，在财务方面，通过并购可以利用规模效益，提高运营的效率，降低相关成本,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中金岭南对澳大利亚矿业上市公司佩利雅(Perilya Limited)的收购很好的体现出此模式的优越性。2009年2月,中金岭南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上市公司佩利雅(Perilya Limited)50.1%的股权, 对佩利雅的收购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勘探开发新矿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全面提升中金岭南冶炼产能扩张后的精矿自给率，同时规模效应使得佩利雅的运营效率提高实现扭亏为盈，给中金岭南的投资带来了优厚回报。

但是，股权并购涉及对目标公司的和资产估值,同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合理的估价使并购流产的事例屡见不鲜。

三、风险勘探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海外资源合作模式，风险勘探模式通过协议以风险投资获取东道国矿产资源勘探权及其开采权和收益权来实现境外资源合作与利用目的。风险勘探模式的特点体现在高风险高回报，矿业发达国家通常采取风险勘探合作模式开展境外资源合作,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多以风险勘探方式在非洲开展矿业合作. 自2000年以来,中央对这种新型的资源合作模式非常重视，中央财政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对国外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风险勘查工作, 推动了一批境外资源勘探项目的实施.

风险勘探模式的最大优点提在其可以通过较少的投资获得巨大的回报。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公司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通过对缅甸达贡山40平方公里实施镍矿资源勘探和老挝帕克松地区的110平方公里实施铝土矿勘探，有望在未来取得巨大经济效益。

但是，如何控制高风险仍旧是实施风险勘探模式的一大技术瓶颈，要在风险勘探模式下取得成功需要拥有充足的经验和技术对国外矿产资源实施前期风险勘查工作，比如进行勘查和可行性研究。

四、购买产能模式

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初级阶段采取的一种境外资源合作策略，购买产能模式体现为以境外项目公司为投资平台, 以跨国项目融资为资金来源, 通过对境外大型矿业公司生产能力的投资来换取一定年限的矿产资源供应.

购买产能模式的优点体现在低风险，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同时，这一模式对于投资企业的经验和技术要求较低，非常适合于初次进行海外资源合作的企业。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相对于其他模式购买产能模式的收益比较低，对于参与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五、租赁经营

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在不转移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承租方通过支付租金获得对企业的管理权和占有权。此模式非常适合于与矿业相对落后国家开展资源合作。

租赁经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费用化，风险控制，税收筹划和预算控制四个方面：

(1)首先，租赁费用可以分摊到租期的各个年限中去，也就意味着企业不用一次性支付大笔资金来进行海外合作，有利于企业保持较多的流动资金，提升资产流动性；

(2)在经营租赁下，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出租方所有，这就意味对于作为承租方的中国企业而言，资产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3)从税法上讲，租赁经营的开支可以在税前抵扣，也就意味着企业可以利用租赁经营产生的税盾效应节税；

(4)由于经营租赁的合同相对固定，因此企业可以有效对经营租赁的资产的费用进行比较准确预测，有利于全面提升预算的准确性。

但是，经营租赁模式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此模式仅仅适用于与矿业相对落后国家开展资源合作。此外，租赁合同的限制性条款对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也会造成一定的限制。

六、工程换资源模式

工程换资源模式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资源项目进行工程总承包并垫资建设,东道国将矿产品销售给中方,以矿产品偿还工程款. 我国有不少大型建筑工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如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等,这些企业可以很好的应用此模式来进行海外资源合作。

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协议双方可以各取所需，实现双赢。一方面，中方企业可以获取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而外方企业则可以从中国的合作者处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完成矿业项目的开发。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与蒙古国合作开发的图木尔廷敖包锌矿, 就是中国企业采取"工程换资源"模式开展境外资源合作的成功实践.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其前身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对外工程公司,具有丰富的大型有色矿冶工程承包能力和经验.该公司于1998 年与蒙古国签订协议,承包建设蒙古国图木尔廷敖包锌矿并先行垫付建设资金, 蒙方以矿产品偿还工程款方式将矿产品销售给中方,并向中方转让股权.该项目于2005 年8 月建成,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达产, 当年盈利，给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同时2007 年,该矿跻身蒙古国十强企业,年生产锌精矿14 万吨,促进了 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合作双方的双赢。

但是这种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体现在实施企业和合作目标国两个方面：

(1)实施的企业需要具有相关的工程承包能力和经验；

(2)此模式仅适合于与矿业相对落后国家开展资源合作。

并且，在此种模式，中国资源型企业需要为外方先行垫付建设资金，也就意味着中方企业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七、战略联盟模式

战略联盟模式是对传统贸易模式的提升,它通过与全球重要矿产原料生产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建立战略联盟,以保障矿产原料稳定供给,并规避短期市场价格风险。

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保障产期稳定的原料供应，能够有力的规避市场的价格风险。近年来中国不少资源型企业像五矿集团公司通过发挥其全球大型矿产品供应商的规模采购优势与矿石供应商签署了一系列的长期协议有效的保障了原料供应。

但是，这种模式需要有较高的议价能力以便在于全球重要矿产原料生产商的长期供货协议谈判中获取有利的协议价格来保障高性价比的原料供应。

近年来中国资源型企业的海外合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国务院颁布的有色金属行业振兴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增强资源保障能力"。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成长只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才能获得成功。而如何实现成功"走出去",即如何更好地与境外资源企业合作，需要相关企业结合自身矿业开发技术水平及风险管理能力和经验选择合理的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1]亚瑟・伯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六大要素”，《商业评论》2009年8月

[2]张培翥，“合作开发世界石油资源的思路和途径”，《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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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四)减少能耗，保护环境

随着企业的巨型化和国际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且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开始转变经营观念，主动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企业应坚持“为环境而设计”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营，到货后服务、废品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从而使产品实现最高的环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篇8

5月21日，联想财年全年业绩（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内联想全球市场份额增加2.1个百分点，达到17.7%。而联想成为全球PC冠军的背景则是：同期整体行业下跌8%，全年个人电脑销量同比上升5%――这已经是全球PC市场销量连续超过两年下降。

“就在整个行业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联想其他各项经营指标也表现抢眼，其中营业额达387亿美元，创下新高；净利润达到8.17亿美元，同比提升29%；税前利润首次突破10亿美元，同比提升27%，联想实现了逆势增长。”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中国及亚太新兴市场CFO吴辉在本刊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吴辉于2009年重新加想，先后经历了联想由低谷到崛起的过程，经验丰富。同时他又主管联想中国及亚太新兴市场的财务工作，能够从战略、财务、业务的多维角度以及高度来审视联想的逆势增长。本次对话《新理财》，他详述了联想这家国际PC一哥在逆境下的取胜之道。

战略清晰

清晰的业务以及并购战略，使联想在整个PC行业衰退的情况下，造就了“蓝海”市场。

《新理财》：在PC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联想依然实现了逆势增长，主要原因有哪些？

吴辉：目前整个PC行业确实不景气，但联想为什么还能保持一枝独秀？普遍的看法有两点：一是清晰的战略，联想的战略是“保护”和“进攻”，即保卫传统PC业务和中国市场的领先优势，积极进攻手机、平板电脑、企业级产品，拓展海外和新兴市场；二是重塑联想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联想之道――“说到做到，尽心尽力”，集团上下形成了超强的执行力。但是从CFO的角度来讲，我补充两点：

一是国际化给联想带来的大格局，这一格局使我们拥有了战略腾挪的空间。2009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风景独好，欧美市场很差，那几年我们在新兴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近几年不一样，世界经济尤其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新兴市场反而出现动荡。在新兴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又能抓住欧美市场复苏的机会，实现高速增长。尽管世界经济格局此消彼长，但因为国际化，联想总有一些区域是能够实现增长的，国际化给联想带来了战略腾挪空间。

二是联想推行的PC+战略也为联想创造了新的业务发展空间。联想与其他PC厂商不一样的是，它很早就开始布局PC+业务（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业务）了，这一业务增长势头很好。比如上一财年，联想卖了5000多万台PC设备，但手机和平板电脑卖得比PC还多。因为联想在战略上早已做出了预判和布置，在其他厂商遭受PC业务下滑的时候，联想及时抓住了PC+的增长。所以联想逆势增长的秘诀在于我们既能够受益国际化带来的成功，又不满足在PC业务上的成绩，能够不断进取，志存高远，把眼光放在一些新兴业务上，及时果断地切入，创造进行战略转移的机会和可能性。

《新理财》：联想在今年上半年相继收购的IBM X86服务器业务和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受到关注。作为CFO，您怎样看待这两项收购？

吴辉：收购的关键是做到知己知彼，了解自己缺什么，需要通过收购补足核心竞争力的哪些短板。收购普遍认可的优良资产固然难得，但是能够把一项在他人手中相对平庸的资产通过收购打造成自身的优质资产，这就相当不容易，但联想做到了。我对这两项收购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希望收购好的技术、品牌和产品，这两个公司都能提供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好。联想最近十年收购了很多公司，从早期的IBM PC，到NEC PC和CCE，再到近期的IBM X86服务器和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耗资50多亿美元，联想在并购的路上走得深远，可以说已经是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了。而并购也已经成为联想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因为联想善于通过并购手段去拓展业务。

《新理财》：对于这两项收购，联想有着怎样的战略安排？

吴辉：短期而言，联想采取的是务实扎实做法，即先把这两项收购做成功，使他们无缝地融想。长期来看，收购要帮助我们在移动互联设备上重复我们在PC业务上所取得的成功，即成为全球智能接入设备（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领导厂商，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目标。之前，我们在收购IBM PC的时候，PC排在第三，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成为第一。而目前联想的智能接入设备业务，也是排第三，在我们前面有更强大并且令人尊敬的企业，即苹果和三星。所以未来，我们是希望用5～10年的时间，能够在新领域中做到第一。

《新理财》：那相较苹果和三星，联想有着怎样的特点？

吴辉：联想和苹果、三星都是友商，不宜做过多评论。但它们都会面临来自自身的挑战，比如尽管三星拥有全产业链制造能力，核心元器件均能实现自产。但它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来维持从芯片到显示的研发、生产制造，其中每一项投入均动辄上百亿元，这就会产生大量折旧摊销费用。如果一家公司的固定资产投入很大的话，那它会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它要拥有比我们高得多的利润率，即能够从消费者那里拿到足够多的利润；二是它要卖出足够多的产品，不然其折旧摊销费用会对利润率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任何战略相持和竞争都是动态的，企业所处的整个行业生态体系的变化不可忽视。在大IT概念里，行业巨头之间的竞合所产生的裂变反应，亦可轻易使一个企业的优势化为乌有。我们时刻关注产业格局的变化，使联想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胜出。

而联想是一家管理卓越型企业，我们的效率和执行力都很高。同时，联想在产业链布局上也很完整。所以与苹果相比，我们会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与三星相比，我们又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另一方面，联想又致力于创新，尽管联想的创新能力没有苹果公司那么强，但联想的跟随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在智能手机设备发展的后期，当用户体验在硬件上已经分不出太多高下的时候，我们相信，联想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联想会给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更具选择性的硬件产品，使客户能够用得好也用得起，这就是联想的核心竞争力。

财管有道

联想推动的有效的财务管理方法，在财务管控上帮助联想实现了逆势增长。

《新理财》：联想在上一财年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也与有效的财务管理密切相关。您提到过的积极主动的财务管理方法，是怎样的一种方法？

吴辉：这种方法主要是指我们看很多东西的视角不一样。比如我们看费用，我们会把费用分成两类：一类是和“人”相关的，一类是和业务相关的。针对“人”的费用管理更多要驱动人均产能提升。因此我们把和“人”相关的费用看成是对人力的投入，人力投入的产出是这个“人”的营业额和利润贡献。所以我们希望持续的对“人”投入，以推动人均效率不断提升，对于直接效益部门，比如销售和生产，我们通过人均产能来控制编制规模，对于管理支持部门，我们通过支持比（直接效益部门人员Vs管理支持部门人员的比率）来控制编制规模；而针对业务费用，我们更多看其投入产出比。在联想，我们管费用不叫费用，而叫资源，为什么叫资源？因为谈到费用就像预算的概念，只要我有预算，花就花了。但当提到资源的概念时，就是需要衡量投入产出的。所以我们把费用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以是对“人”的投资，也可以是对业务的投资。

《新理财》：目前联想也在推动一种前瞻性的财务管理体系，在这一点上您是怎么做的？

吴辉：目前很多人把CEO和CFO比喻成刘备和诸葛亮，但有时候CFO充当的是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联想推动前瞻性财务管理体系的目的是希望CFO能够成为真正的事前诸葛亮，即能够对很多事情进行事先的预判。我在联想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我的管理风格经常变，有时候我会更强调对损益的管理，有时候我会更强调对资产的管理，这就完全取决于我对经济形势和产业机会的预判。比如在PC行业高速增长的时候，我的主要精力就会放在如何推动企业业务增长、盈利能力提升上；当PC行业出现衰退的时候，我就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如何降低存货、加快周转效率上。因为当市场放缓时，产生大量的积压和存货都会对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之前有很多公司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存货和欠款导致的。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对资产负债的管理，尤其是对存货和应收账款的管理，甚至比对损益的管理更重要。而一旦CFO具备了预判能力，就能够及时切换管理风格、规避风险。比如近几年PC行业较大幅度下调，基本没有对我们的存货和应收账款产生不良影响，这与我们及早预判并及时调整管理重点密不可分。

《新理财》：CFO应如何做到这种前瞻性的财务管理？

吴辉：CFO要做到这种前瞻性的财务管理，并且在整个财务体系中推动这种管理方法变革，他要把整体的关注点从财务相对后台的领域提升到相对前台的领域。比如CFO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关注行业竞争与格局，去关注渠道、客户、市场、产品路标图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使CFO对未来的行业趋势、竞争格局、市场起伏、渠道力量的此消彼长有一个深刻的理解，而这些深刻理解会帮助CFO清醒地预判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的业绩走势，从而平衡增长与风险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推动的前瞻性的财务管理体系。具体到执行层面，我们推动了一系列复杂的变革来助力中国区财务转型，我们的经验是：前瞻性财务管理变革，要从预测体系开始。

《新理财》：我们知道，联想亦推动着基于价值的财务管理，对于这一管理方法，您是怎样考虑的？

吴辉：基于价值的财务管理就是要先找到价值创造点在哪里，然后围绕价值点构造财务体系。我把基于价值的财务管理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基于财务本身职能的价值创造，比如税收筹划、银行贷款等；第二类是基于绩效管理的价值创造，比如KPI目标设定、绩效管理、奖金方案等。而CFO要经常帮助业务伙伴或总经理取得较好的绩效，涉及各种考核方案设计，以及预算管理等管理工具，我把它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比如CFO可以通过合理方法帮助总经理把KPI大幅打超目标。但需要强调的是，绩效管理有时和公司长远目标不见得是一致的，CFO要把握好度，长短兼顾；第三类是基于运营管理范畴的价值创造，即通过各种财务管理手段，把企业的业务基础打扎实，把业务的核心能力建设好，这需要CFO去辨识哪些是真正在业务流程环节中创造价值的关键点。

有一点我在联想不断提醒财务人员，千万不要把绩效管理和运营管理混淆。绩效管理的目的是考核和奖金，运营管理关注的是年比年、季比季、月比月的各种运营指标的持续改善。如果让我排优先级，我会更关注运营效率的持续改善，因为它所带来的是长久的绩效提升。

在联想，我一直鼓励财务人员要深入前端业务，去接触真正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关键核心流程和控制点，为业务伙伴提供理性决策和数量化、逻辑性的经营决策支持，从而达到集团绩效的提升、运营管理的改善，为股东、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联想比较超前的做法是前线指挥，我在接管亚太新兴市场之前，每个月都会和中国区领导小组去拜访一个省，到县、乡、镇，去看那个市里的电脑城，看那个镇上电脑一条街上有几个电脑门店、属于哪家公司、面积多大、租金多少、什么产品最畅销、供应如何、竞争对手的销量和热销产品等等。我的感受是，CFO不能仅仅在办公室里看报表，因为只看报表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速度慢，数字出来晚，业务进展快；二是信息和数据传递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变形。所以我要求财务分析师要具备实地调研能力，既要会看财务数据，也要会实地考察业务。

理念渗透

“超级”CFO吴辉的财务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联想的理财方法。

《新理财》：作为联想中国及亚太新兴市场的CFO，您目前在联想实现着怎样的财务理念？

吴辉：因为我在外企做过CFO，这与我现在的角色不太一样。很多时候，外企的CFO大多是执行层面角色，可是我现在很多时候需要做决定，这时我就需要清楚我的决策力量源泉来自于哪儿？在我看来，CFO的力量源泉主要来自对三个市场的洞察力，即对公司业务所处的行业市场的洞察力、对资本市场的洞察力和对货币资金市场的洞察力。一方面，CFO要充分了解所处的行业，要清楚在运营管理中哪些项目该不该投、怎样去投、怎样推动业务增长和盈利提升；同时如果CFO了解资本市场，也会清楚公司的估值逻辑、投资人的预期情况，并清楚怎样去管理这种预期，以及如何推动公司价值的成长，与投资者预期、资本市场预期进行对接；另外CFO了解了货币资金市场，也会明白何时融资对企业成本最低、效益最高。在这三个市场的洞察力，能够帮助CFO成为一个真正的决策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

《新理财》：在联想，您的角色和想法如何帮助联想实现业务发展？

吴辉：对我而言，我有双重角色，我既要考虑业务，也要考虑专业，因为财务是一个有边界的专业，CFO必须要清楚你是有自己的红线的。联想有联想的会计准则，也有企业道德操守，也就是说，作为CFO，要划定舞台的边界。我理解业务，我希望在最大限度上推动业务的增长，但是这种活动不能超出我们规定的红线，所以这就是一个CFO的双重角色――你既要保证企业的业务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茁壮成长，又不可以违反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既不可以小部分的利益影响整体利益，也不可给企业造成道德、法律的风险，这是CFO的价值所在。一方面，CFO提供的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一个数字化、逻辑化、可衡量、可追踪的过程；另一方面，CFO也应该是最了解界限的人。

《新理财》：那财务怎样才算与业务真正地成为合作伙伴？

吴辉：财务与业务成为合作伙伴，并不是服务业务部门的人，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业务，如果仅仅把自己看做是为业务部门的总经理提供服务的人，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就很可悲。实际上，财务真正能够为总经理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是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的专业判断的，这也是一个高水平的总经理所期望从财务那里得到的，他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给他一个相对独立、专业、客观、公允的判断，也是企业必不可少的纠偏机制。

那CFO如何与业务成为伙伴？仅仅提要求是不够的，CFO要经常站在业务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总经理的思维模式是从事、物，到数的推理，即推动什么项目、采取什么举措，给客户提供何种产品和服务，才能完成自己的经营目标。CFO则相反，他先看到的是数据，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造成的财务结果，然后再通过怎样的调整和改善，推动财务结果的持续提升，CFO要为总经理提供一个更加逻辑和理性化的决策过程，并帮助其校验业务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