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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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财政收入的规模，经济发展的概念比较大，一个地区投资规模增加、生产效率增加、消费需求增加都可以理解为经济的发展，正常情况下，如果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则其财政收入增长也是比较快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得税收政策不断变动，致使财政收入出现变动，但总体而言，财政收入是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的，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的增加，其税收增加的幅度要比传统产业大。

（二）财政收入与GDP的关系

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其主要构成指标有固定资产损耗、生产税净值、营业盈余等。财政收入的组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税收收入，一种是非税收收入。生产税净值包含增值税，营业盈余包含所得税，所以说，GDP的总量在一定程度上使能够显示出财政收入的多少，财政收入来源于GDP同时是GDP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GDP也可以作为衡量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指标[1]。

（三）财政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消费的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是间接的，消费增长是通过影响GDP来影响财政收入的，当消费增加，GDP增加，从而使财政收入增加，消费降低，则GDP降低，从而使财政收入降低。将消费进行细致的划分可以分为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两种消费方式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国家的税收制度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对于不征税的商品，会增加纳税人的消费倾向，从而影响财政收入。

（四）财政收入与投资的关系

投资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国家实行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以此来稳定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危机。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是财政收入，投资是政府使用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国家利用财政收入进行投资的方式比较多，可以通过直接的资金支持来对相关产业进行投资，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来改变投资方向。例如政府通过拨款支持一些新兴企业的前期发展，再例如给予一些高新技术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来支持其发展。

（五）财政收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我国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于税收，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会对税收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税收主要是对各个产业所征收的税款，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则税收的结构组成会出现变化，财政收入的结构组成也会出现变化。具体来说，第二产业缴纳税种为增值税，第三产业缴纳税种为营业税，第一产业缴纳税种为农业税，但由于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会影响到税收的多少和结构，例如2006年我国推行免征农业税的政策，这就使得第一产业的税收收入大大减少[2]，相反的，通过对财政收入的结构组成也能够看出地区的产业发展情况，河北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于第二产业的税收收入，这就说明其第二产业发展规模较大，所以河北省应当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也使财政收入更加合理。

二、河北省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近年来，河北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河北省掌握财力的能力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财政收入进行比较而言，河北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很低的。虽然从GDP上来看，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差，但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一些其他的省份差距较大，例如山西省、山西省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就比较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能够显示出河北省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同时也对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所以，河北省政府应当积极加强自身创造财政收入的能力，加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二）河北省财政收与GDP增幅不同步

河北省财政收入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其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与GDP增加的幅度是不同步的，往往GDP增幅较大，而其财政收入的增幅较小。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河北省财政收入是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河北省的经济出现增长的时候，其财政收入也会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同步的，河北省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波动变化比较明显，出现这种原因的现象是多方面的，例如，近年来河北省一直是税制改革的试点省份，因此财政收入受到税收的影响比较大，此外，河北省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也是影响其财政收入变化的重要原因。

（三）河北省加大消费、投资的力度促进了财政收入增长

近年来，河北省对投资十分注重，由于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河北省的经济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刺激消费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消费和投资都是影响河北省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经过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投资来说，消费对河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要更大一些，河北省不断增加投资力度，但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如消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当前河北省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运用不合理、投资周期较长等等。基于以上，河北省政府应当在增加投资力度的基础上，优化投资结构，积极把握资金运用，同时要促进消费，采取措施扩大人们的消费需求，通过这些方式来提高其财政收入，促进河北省经济的发展。

（四）第二产业占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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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增长;计量分析;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33-02

为了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大型项目的建设都需要财政收入的支持。但由于经济增长的放缓,财政收入规模也下降,研究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财政收入的水平,而不恰当的财政收入也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长期稳定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也是衡量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安徽省作为中部欠发达的省份,财政收入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为了加大安徽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往往加大投资力度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怎么样解决快速发展经济水平的需求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安徽省经济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找出财政收入和几个重要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作一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根据财政学理论来说,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形成相互依靠的一个长期的稳定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财政收入的水平,而适当的财政政策也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威廉・配弟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瓦格纳也认为财政政策原则即是税收能灵活地保证国家经费开支的需要。对于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供给学派的拉弗描述了一条税率与政府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即拉弗曲线。在拉弗曲线中,描述了税收决定于经济,但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这一辩证的思想,只有适当的税收才能促进经济健康的发展。

2.模型假设

经分析,影响安徽省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可能有:(1)商品零售销售总额是反映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情况,反映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其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可以广辟财源切实增加安徽省财政收入;(2)直接使用外商投资已成为安徽省财政收入的另一个亮点,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税金已经成为安徽省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3)财政收入来源于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越大,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的财源就越丰富;(4)进出口净额反映安徽省取得外汇收入的幅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安徽省的关税收入进而影响到安徽省的财政收入;(5)由于财政支出相当大一部分是用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会促进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间接上也促进安徽省财政收入的增长;(6)物价指数作为观察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选取该指标可以得到实际财政收入的发展情况;(7)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扩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有着直接的拉动作用。为此设定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Y = C + 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

其中,Y――安徽省财政收入;X1――商品零售销售总额; X2――直接使用外商投资; X3――国内生产总值(GDP);X4――进出口净额;X5――财政支出; X6――物价指数; X7――固定资产投资。

3.数据选取

考虑到各个因素对安徽省财政收入的影响,选取2005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安徽省零售商品销售总额、外商投资总额、GDP、进出口净额、财政支出、CPI、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为自变量,选取财政支出的数据为因变量。

为估计模型参数,收集2005.1―2008.4的相关统计数据。

4.变量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输入Y、X2、X3、X4、X5、X6、X7等数据,采用这些数据对模型进行OLS回归,该模型R2=0.98可决系数超过0.85,说明拟合性良好。但X1,X2,X4,X6,X7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而且X4,X5,X6,X7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反,这表面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去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作Y对X1、X2、X3、X4、X5、X6、X7的一元回归。结果剔除X3、X4、X6等因素。

根据表中的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是:Y=45.3678+0.3181X1

+9.844304X2-0.359939X5+0.059877X7

(30.02099) (0.089262)(3.449785) (0.06857) (0.025810)

t=(1.511232)(3.563683) (2.853599) (-5.249198) (2.319861)

5.模型的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由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到:R2=0.935314,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11792,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良好。(2)F检验:表中得到F=39.76325,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商品零售销售总额”、“外商投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3)T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到,数据中各个因素的P值均小于0.05,这说明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商品零售销售总额”、“外商投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分别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

6.模型的统计分析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商品零售销售总额”、 “外商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元时,财政收入Y将分别增长0.3181元、9.844304元、0.059877元。政府加大外商投资的力度,会比较好地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

从理论上来说,财政支出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但由于财政收入的增加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财政支出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财政支出的效果并不一定发生在当期,表现为一定的时滞性,所以在该模型中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表现为一定的负相关。

协调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努力扩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我们可以根据模型看出,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有着很高的相关性,经济规模的扩大是财政收入资源的保证,经济发展了,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提高了,财政收入的税基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努力扩大经济总量,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安徽省应该积极拉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引进外来资金以促进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缩小安徽省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安徽省应该积极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努力活跃市场,提高商品销售总额;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扩大公共产品的支出和大型项目的投资也可以扩大经济总量,进而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提高财政收入水平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收入水平。

2.促进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安徽省区域经济的增长,积极扩大税源

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国民经济各产业在收入水平、适用税种和税率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提供税收的能力并不一样。根据中国目前税制的特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的宏观负税能力要强。安徽省是农业大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安徽省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关键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而实现基本现代化。现代化既是提升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要尽快提高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此外,安徽省有世界著名的黄山,天柱山等一些风景秀美的旅游资源,应该积极发展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可以较快地提高安徽财政收入的增长。

3.加快产权改革,提高企业效益

安徽省应加快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减少对民营经济发展制约,优化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促进外贸出口。同时,改善企业所有制结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改善安徽省的企业运作效率,使其利润水平、经济效益稳步提高。这样,按照现行税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有一定的税收累进效应。安徽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为其财政收入提供了良好基础和保障。

4.进一步完善税制,加强税收征管

要从安徽省的实际出发,把税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税收征收过少,就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以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税收征收过多,会对经济产生抑制的负面效果,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应从现实出发,合理确定税收规模,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应继续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源监控,打击偷、逃、抗、骗税行为,从而减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在加大税收征管,获取必要的税收收入,也要避免过重的税收对经济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孙雅.江苏省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0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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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佳晓.四川省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8,(5):115.

[5]宋本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走势预期分析[J].财政研究,2009,(1):68-70.

[6]曾五一,刘小二.中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7):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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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西财政厅办公室课题组.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质量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8,(35):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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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宏观税负

一、引言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近年来，分税制改革推动了我国财政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被提上了日程。自1980年到1993年，我国进行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但形式和内容均不统一，同时对新疆仍然实施的是保证地方财力不断增长的“民族地区财政体制”，因而对新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问题没有多少影响。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全国各地均采用统一的形式，过去所谓保障民族地区财力增长的制度规定现已不存在了，因此有必要研究新疆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拉弗曲线理论对税收与经济的关系作了概括，一般情况下，宏观税负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宏观税负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也就是说当财政收入的规模大于经济的承受能力后，经济生产开始萎缩，并最终导致生产的停滞。

王东（2008）通过对新疆财政收入状况的分析得出，新疆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负担，且受新疆特定产业结构和分税制的影响，地方财力有所削弱。

李广舜（2006）在对新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中得出，财政收入增加主要是依靠经济增长，宏观税负的变化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在周期性的扩大。

刘录录，袁娟，胡磊（2010）在新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新疆现行宏观税负水平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对新疆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以及新疆五十年，同时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剔除了价格因素对统计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我国自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所以本文选取1994―2009年的数据，本文首先用VAR模型分析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又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新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将变量X作为财政收入，变量Y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为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分别对变量取对数后变为lnX，lnY。以往的研究把财政收入作为因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自变量来阐述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而本文利用VAR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1.用ln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lnX表示财政收入，构建标准型VAR模型：

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通过AIC和SC准则判断出最佳滞后期为2期，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标准型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从结果可以看出，上期lnY每变化1单位会导致本期lnY同向变化1.022单位，上期lnY每变化1单位会导致本期lnX同向变化0.332单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经济决定税收的理论；上期lnX每变化1单位会导致本期lnY反，向变化0.335单位，上期lnX每变化1单位会导致本期lnX同向变化0.902单位。

2.脉冲响应函数的图形输出结果如下：

图中实线表示1单位脉冲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两边的虚线表示2个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a表示lnY对自身的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其脉冲影响第一期最大约为0.01，以后有所下降并趋于稳定，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引起后面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且增长的弹性系数呈现先变小后趋于稳定的规律。

图c为lnX对lnGDP实施冲击，lnGDP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响应路径一直为正，并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二期达到最大值，说明税收的增长会引发后面各时期的经济增长，但过高的税收对经济并不一定有促进作用，因此宏观税负应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图b为lnGDP对lnX实施冲击，lnX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响应路径一直为负，说明经济的增长并不能有效的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这是由于GDP的增长结构与税收的来源结构并不直接对应。GDP由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构成，而作为我国税收收入主体的流转税以及与之相同税基的消费税和资源税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的税收比重较小，GDP的增长结构与税收的来源结构的差异造成了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直接对应。侧面反映出新疆的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三产业比重相对比较低，由于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比较大，而新疆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比较低，自从取消了农业税后，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新疆第一产业创造的GDP比重比较大，但税收贡献率比较低就造成了经济的增长不能有效的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局面。

图d表示lnX对自身的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先为正后为负，并在第3期后趋于负。说明各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对后面时期财政收入的影响不大，财政收入对其自身的贡献率不大。

三、新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微观上讲，税负的高低会影响纳税人对消费、储蓄、投资以及劳动等行为的选择，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科学合理地界定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于政府履行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指标有大、中、小三种口径，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指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指政府来源的所有收入占GDP的比重。本文采用中口径的宏观税负（用SF表示），将（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SF作为自变量，利用Eviews6.0做一元回归得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下：

上述方程表明，当宏观税负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就平均减少0.523个百分点，所以说新疆现行宏观税负已过重，对新疆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阻碍。

四、结论与建议

1.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经济是税收的源泉，因此需要调整新疆的产业结构。由于第一产业农业对新疆财政收入的贡献不大，但却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因此要适度发展农业，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其科技进步，提高新疆内在经济运行质量。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疆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但新疆主要以出售原材料为主，缺乏进一步加工的能力，将税源转移到了其他省市，并未将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另外，这些企业主要由中央企业经营，所产生的税收也大部分归属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贡献很小。因此新疆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应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优势。

2.从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来看，新疆现行宏观税负处于较高的水平，已经阻碍新疆经济的发展。拉弗曲线理论认为，存在一种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能够兼顾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新疆要科学地确定一种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适度降低地方经济的税负，处理好地方财政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从目前来看，国家一直大力扶持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开发，但这些资源的开发是有限度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新疆应大力发展其他支柱性产业，从新疆的实际出发，使税负水平立足于增强企业竞争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结合，借助全国各地援疆的有利条件，大力引进资金与技术，促进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

3.积极争取中央加大对新疆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税收障碍，按照“宽税基，轻税负”的原则改革现有税制，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参考文献：

[1]文桂江.新疆财政收入问题研究[M].新疆大学出版社.

[2]陈集立.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计量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7(9).

[3]李广舜.新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分析[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

[4]王东.对新疆财政收入状况的分析与判断[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08(4).

[5]谢煊,刘振林.分税制以来的新疆财政评析[J].新疆社会科学,2008(1).

[6]周莉.新疆30年财政收支运行的轨迹[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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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争分夺秒，顽强拼搏脚踏实地，不骄不躁，长风破浪，直济沧海，我们，注定成功!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政治财政的相关知识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财政1、财政的含义与本质是什么?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1)财政是指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从本质上来说，财政是国家参与的社会分配。

由政府提出并经过法定程序审查批准的国家年度基本收支计划是国家预算;上一年度的国家预算执行结果的会计报告是国家决算。

(2)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①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免费义务教育、各自社会保障、抗震救灾、帮护困难群众和下岗失业职工等等)。

②财政具有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如国家通过财政支持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建设、财政投资基础设施行业等等。)

③财政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国家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经济增长滞缓，(收大于支)经济发展主要受需求不足制约时(供大于求)，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和减少税收，刺激总需求增长，降低失业率，拉动经济增长。反之，在经济发展过热、物价上涨(供小于求)，经济的正常运行主要受供给能力制约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抑制总需求，稳定物价，给经济"降温"(支大于收)。

注：财政政策国家调整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政策，如增加或减少财政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税收，免收利息税和农业税，调整出口退税等。货币政策是国家关于货币和金融的政策，国家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流通中的货币量，使之符合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如调整存贷款利息率、存款准备金率，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等等。

2、财政收入有哪些形式?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及如何增加财政收入?

(1)财政收入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筹集起来的资金。财政收入的形式有：

①税收收入--国家组织财政收入最普遍的形式，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它征收面最广、最稳定可靠，在财政收入中占主导地位。)

②利润收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国家参股企业的分红收入。

③债务收入。

④其他收入：收费、罚款等。

(2)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

①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二者是根与叶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根本途径。

②财政收入还受分配政策的制约。在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国家财政集中的财富过多，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不利于企业生产的扩大和个人购买力的增加，最终将对财政收入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国家财政集中的收入太少，将直接影响国家职能的有效发挥，尤其会降低财政对经济发展支持和调控的力度，最终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因此，国家应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又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3、财政支出分为哪些部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分为哪几种情况?

(1)国家对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分配和使用，就是财政支出。国家财政支出分为：

①经济建设支出;

②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支出;

③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

④社会保障支出;

⑤债务支出。

(2)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分为：

①财政收支平衡：收入>支出，略有节余;收入

②财政盈余：收入>支出，;

③财政赤字：收入

4、财政收入越多越好?

财政收入是国家为履行其职能所占有或消费的一定的社会财富。财政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收入越多，意味着国家可以更好行使国家职能(支持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境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协调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有效调节资源配置，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等)。当国民收入总量不断增加，各方面分配比例合理前提条件下，这一说法才能够成立。但是不能够说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在一定时期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收入越多，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这样，对企业的生产扩大和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会影响到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最终会阻碍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

征税与纳税1、税收的含义：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

①有国就有税--税收为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最理想、最普遍的形式。

②有税必有法--税法是税收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2、税收的基本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理解区分)

(税收的基本特征是税收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区别的主要标志。)

强制性--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征税。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税务机关必须依法征税。

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固定性--国家在征税之前就以法律的形式，预先规定了征税对象和税率，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不能随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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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收入;IPO;正相关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0-0009-07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0.02

一、引言

1990年,在相继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我国便有了IPO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我国单个企业IPO的规模和年度总规模都比较小,不足以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近年来,我国企业IPO规模和年度IPO总规模都很大。它们都是以前年度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比如2007年我国IPO总规模达到4894亿元①。如此庞大的IPO规模,对财政收入有没有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近年来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2008年上半年之前,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多年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且自2005年以来年年攀升。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不断创出自“92经济转制”以来的历史新高,分别达到30.30%和33.3%的水平②,显示出一发而不可收的昂扬态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全球经济都受到了影响,我国经济也不例外,财政收入增长开始迅速出现下滑。至2009年1月,同比增长已下滑至-17.2%。这种一波三折的变化,使财政收入变化的原因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使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

研究财政收入变化的原因要从源头说起。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③,税收主要来源于企业。从税收学角度看,税收增长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税基的扩大;二是税率的提高。从税率变化看,从“94税改”至2007年,我国税制框架没有大的变化,税率相对稳定④,这说明我国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主要是税基扩大引起的。税基的扩大除了税制变动以外,就是企业各税种税基的增加。而在企业各税种税基中,最具影响并最能带动其他税基增加的,就是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提高⑤。

如果不考虑物价等因素的变化,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在能力的提高;二是外力的作用。如果是内在能力的提高,就意味着这几年我国有一大批企业年年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内在能力,因而导致年年报表数据按百分之几十的幅度增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显然是非常小的。企业IPO的直接效果是增加它的经营资本,企业的循环过程是对经营资本的放大,增加了的经营资本经过企业放大当然会大于原有资本被放大的结果,这种差异在相同的税收制度下导致税收差异。近年来我国企业IPO规模特别大,这可能导致相应税收的增加。这个过程看似不难理解,但是要真正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经过全面地论证。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IPO问题的研究

国内近年关于IPO问题研究的主要文献很少。杨丹、林茂(2008)通过超长收益率不同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得出了“我国企业在IPO后3年内表现出强势特征”的结论[1]。郁韩君(2006)研究运用均值检验和回归分析提出了“IPO询价制度并未使IPO效率获得大幅提升”的观点[2]。李仙、聂丽洁(2006)运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和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我国IP0市场上经“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0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3]。

国外关于IPO的公开文献主要有:Ritter J.R.,Ivo Welch(2002)[4]、Gompers, A. Paul, Josh Lerner(2003)[5]、John D.KnopfJohn L.Teall(1999)[6]。看得出来,这些文献都是关于IPO的定价、分配、收益和风险问题的,不涉及本文研究的主题,所以本文不作具体评价。

综合国内外两方面看,目前关于IPO研究的公开文献都没有涉及到对财政收入的作用问题。

(二)关于财政收入变化原因的研究

针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内有“三因素”和“六因素”之说。“三因素”是指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这三个因素;“六因素”是指经济增长、物价上涨、GDP与税收的结构差异、累进税率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和外贸进出口对GDP与税收增长的影响差异这六个因素。高培勇(2007)评价“三因素论”提出,1994年制定的税收制度使得中国税务机关在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努力具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魔力”――税收收入由此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7]。闫坤(2008)提出了致使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体制、结构、统计价格和征管”六个因素[8]。肖学(2007)在他的《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分析及其可持续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财政收入增长的三个因素: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和剩余因素[9]。财政部2008年10月在研究报告中对我国各税种增长变化的原因作了详细分析,将2008年上半年税收变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运行(行业变动)、税制调整(新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汇算清缴)等几大类因素[10]。

可以看出,不同文献对原因的分类和表述有所不同,其中也有“交叉”现象。但是,综合起来看,上述文献对我国财政收入变化原因的表述基本可归结为“6+1”,即“六因素”加上高培勇的“94税制延时效应”论。除了上述文献以外,国内其他学者就此问题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类似文献,但观点基本没有超出上述文献的范围。而在上述文献中,以高培勇的“94税制延时效应”论最富有独创,以财政部的研究报告为最及时、最直接、最精确和最详细,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IPO。

三、理论模型

模型描述的是一年中从一家企业IPO开始,到N家IPO企业产生税收及财政收入增量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建立在一定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IPO是“原料”,企业是“加工机器”,“一定前提条件”是这一台机器的“内部性能”和“外部环境”。我国现行税制是对这一台机器输出产品的分配器,而政府税收就是从这个分配器获得的产品。基于此过程,政府的税收当然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按照“分配器”一定的比例分配所取得的。相对“同质不同量”的原料,如果要比较它们各自产生的税收大小,当然要求机器的内部性能和外部环境相同,也要求分配器的分配比例相同。

(一)模型的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内部性能”;二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对一家企业而言,“内部性能”就是运转效率。要考察企业IPO前后产生的税收变化,要求它的运转效率在IPO前后是相同的。“运转效率”这个说法仍过于抽象,具体地说,运转效率相同是指对资本化为征税对象的能力相同。而对资本化为征税对象能力相同,就意味着对大小不同的资本与最终化为的不同征税对象之间是比例关系。比如,企业资本在1000万元时年度营业税税基是2000万元,当企业资本变为1500万元时,年度营业税税基应该是3000万元;再比如,企业资本是1000万元时年度房产税税基是60万元,当企业资本变为1500万元时,年度房产税税基是90万元。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企业的各种交易和各种税基是随着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的,而代表企业运转效率和获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如资金周转率、资本利润率等都是保持不变的。

“外部环境”是指来自企业外部的,企业不能左右的,但又能对企业的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征税对象以及上缴税额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企业的“进口”、“出口”及税收三个方面:一是涉及企业“进口”方面的因素,比如原材料及一切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物资采购等;二是涉及企业“出口”方面的因素,比如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向社会提供的服务等;三是涉及企业上缴税收方面的,比如税制以及税制对纳税人、征税范围、征税对象、税率的规定等。要比较企业IPO前后产生的变化,除了要求上述“内部性能”不变以外,必须还要求“外部环境”在IPO前后不变。“外部环境”不变,就意味着原材料等物资的种类、质量和价格不变,同时也意味着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种类、质量和价格不变。另外,这也意味着汇率①、税制及税制中的各项规定不变。当然,“外部环境”还包括企业的市场。这里要求市场始终是充分的,即企业需要多少原材料,市场就能供应多少原材料;企业生产多少产品,市场就能吸收多少产品。

在上述前提条件下,企业IPO前后的区别变成了只是由于IPO而导致的变化,即企业IPO后的成本、收入、利润及所有税收的税基等都是随着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变化。虽然这样的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但为了对一家企业IPO前后的税收进行同口径比较,就必须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排除在外。

(二)基于我国税制的增量模型

我国现行税制由18个税种组成,这些税种按税率种类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类②:一是按比例税率征税,分别是:企业所得税③、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契税、车辆购置税;二是按累进制税率征税,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三是按从量定额税率或复合税率④征税,分别是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车船税。

以2007年为例,第一类税收合计数45532亿元,占全部税收数49449亿元的92%;第二类税收合计数为3588亿元,占全部税收数的7.2%;剩下的0.8%就是第三类税收。而在第二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为3185亿元,土地增值税为403亿元。这是我国税收按税率种类划分的一个基本格局⑤。

基于以上格局可知,我国税收主要来自比例税率税收。由于唯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种是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又不是该税种的纳税人,所以,我国任何一家IPO企业上缴的税收T可表述为三部分之和:比例税率税收、累进税率税收、从量定额税率税收及复合税率税收。即:

T=∑比例税率税收+∑超率累进税率税收+∑从量定额税率税收及复合税率税收。 (1)

相对定额税率来说,因为物价是不变的,单位商品定额税收/单位商品价格=P是固定不变的,所以P可以视同该商品的比例税率,显然有P×商品价格等于定额税额。复合税率税收是比例税率税收和定额税率税收相结合的税收,因为定额税率在“前提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比例税率,所以复合税率税收可以变成不同的比例税率分别乘上同一个税基以后的相加,这种情况显然可以综合为一个比例税率。比如,对某一种商品,它的税收=价格×4%+价格×2%,那么,它的比例税率可以综合为6%。

至于超率累进税率税收,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这种税收的大小取决于增值额对扣除项目的“超率”,而且是将增值部分按不同的超率分段乘上不同的税率,最后合计得到的。但在“前提条件”下,由于物价等是不变的,这意味着对同样的商品,IPO前后其扣除项目金额和单位交易额都是相同的。因为由交易带来的“增值”和“超率”是相同的,所以相应的税额也是相同的。用最终的税额除以交易额得到的比例实际就是该商品可以等同的比例税率,这说明在“前提条件”下,超率累进税率税收可以转化为比例税率税收。

比如某企业是土地增值税纳税人,IPO前销售100平米房产,交易额是100万元,扣除项目是6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其土地增值税额=30万元×30%+10万元×40%=13万元。由于“前提条件”假设物价等都是不变的,所以该企业IPO后销售同样的100平米房产,其价格仍然是100万元,扣除项目仍然是60万元,按超率累进税率计算的税额仍然是13万元。据此,可以用13%的比例税率来等同于这个超率累进税率。

上述分析说明,在“前提条件”下,可以将式(1)中的全部税收都化为比例税率税收。假定将一家IPO企业的全部税收化为M种比例税率税收①,则有:

其中,Tj为按比例税率重新归类后的第j种比例税率税额;Bj为第j种比例税率税基;Aj是第j种比例税率。如果用T表示IPO带来的税收增量,用Tj表示IPO带来的第j种比例税率税收增量,用Bj表示IPO带来的第j种比例税率税基增量,则有:

在“前提条件”下,由于比例税率税收的各税基与资本的比例关系是固定的。因此,由IPO带来的各税基增量可以通过各税基与资本的固定比例乘上资本增量得到。令(C)表示IPO带来的资本增量,Z表示企业IPO规模,再令Rj表示第j种比例税收的税基与资本的比例,则T可表示为:

通过等式变换,可得到:

如果一年中有N家企业IPO,则由这N家企业IPO带来的总的税收增量是:

其中,Mi 表示第i家企业转换后的比例税率税收种数;Zi表示第i家企业的IPO规模;Aij表示第i家企业转换后的第j种比例税率;Rij表示第i家企业转换后第j种比例税收的税基与资本的比例;(j=1,2,…,Mi),(i=1,2,…,N)。

设G表示财政收入,G表示财政收入增量,由税收=财政收入×95%可得:

设本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为Y,上年的财政收入为D,则有:

式(6)、(7)、(8)分别是一年中N家企业IPO的税收增量、财政收入增量、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模型。显然,表达式中的Aij、Rij、D 是固定的常数,而且都大于零,所以T、G、Y与各家企业IPO的规模Zi(i=1,2,…,N)是多元线性正相关关系。从模型可以看出,当一年中有若干家企业IPO规模足够大时,T、G会明显增加,Y也会明显提高。

四、实证检验

模型说明,在“前提条件”下,IPO可以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不过最终结果还需实证检验。

(一)企业数据检验

主要检验企业IPO后的增税效果,本文只抽出2006年IPO的4家企业,将它们2005年至2007年的净资产(股东权益)、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②、利润总额③、所得税几个项目的数据列入表1。

表1中的粗体字表明该数据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其它年份。2006年各家企业净资产大幅增加,说明是IPO所致。其他年度它们的净资产虽然也有增长,但幅度明显小于2006年,说明是由企业正常经营带来的。2007年各家企业其余四个项目都大幅度增加,反映了IPO后的增税效果。

中国银行和大秦铁路2007年这几个项目的增长幅度不如工商银行和广深铁路。这是因为前两家企业IPO的时间稍早一些,分别是6月和7月,而后两家企业IPO的时间分别是10月和12月。前两家企业IPO的增税效应跨了两个年度,而后两家企业IPO的增税效应几乎全部集中在2007年,所以形成了这个差别。还需要说明,2006年IPO企业是66家,本文只检验了4家。为此,笔者查看了2006年所有IPO企业的前后三年财务报表。结果显示,这些企业和上述4家企业一样,IPO后确实明显增加了税收。

(二)宏观数据检验

为便于比较,以下宏观数据检验采用各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现将我国各年“IPO企业数量”、“发行总股本”、“总溢价”及“IPO总额”几个项目的数据和各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列入表2。

由表2最后两列数据的粗体字表示所在年度数据是高水平,很明显,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IPO表现出“同高同低”的现象。但表2中也有不一样的情况。如1997年IPO为660亿元,是前后5年最高的,而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6.78%却不如1996年的18.67%高;再如2002和2003年IPO分别为513亿元和474亿元,高于2004年的382亿元和2005年的51亿元,而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却仅有15.36%和14.87%,却低于2004年的21.37%和2005年的20.08%。

1997年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时期。当年我国经济受到明显影响,财政收入也未能幸免。1997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6.78%是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取得的,幅度虽然低于1996年,但也是1994年至1999年的第二个高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IPO的作用。

2002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关税减让的第一年,关税减让幅度比较大①。2002年我国还因股市下跌和为金融保险企业减低税负下调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和金融保险企业营业税税率②,这几个因素合明显降低了我国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上述“例外”是事出有因,不影响实证检验要说明的问题。为了更直观一些,本文用下列图1表示各年IPO规模。

图1是2005年至2007年单边向上的曲线段,其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年份,表明近几年IPO规模远远大于往年,与财政收入连续攀升的走势是非常吻合的。

五、回归分析

严格地讲,问题的原型与多元回归模型和一元回归模型的要求都有一定距离。因此,在两个模型中,哪一个模型更适用是必须先考虑的问题。

(一)回归模型选择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是:N个因素进行了S次重复试验,得到S个观测值,对S次试验值(每次N个试验值)和S个观测值所代表的因素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进行分析。由于各年IPO企业的数量N一般是不同的,因此从数学角度说,各年试验的因素数量不同。如果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就必须将各年IPO企业数量按最小值“裁齐”,这样必然会丢失一部分企业的IPO数据,使分析结果失去真实意义。

即便是各年IPO的企业数量相同,那也是各年N家不同的企业IPO。IPO对财政收入的增长作用必须通过企业的传导,而不同企业如前所述的“内部性能”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不同企业用资本产生税收的能力是不同的。这里的“能力”相当于“质”,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质”。如果把S年中每年各N家企业IPO看成是N个因素的S次重复试验,各年试验结果必然受到不同年份不同企业“质”差的干扰,可比性会因此削弱。

如果按年把所有企业IPO规模合计为IPO总规模一个因素,用S个IPO总规模数据和S个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数据来考察IPO对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作用,可以避免多元回归分析面临的“数据裁剪”问题,同时也存在年与年之间的“质”差问题。不过此时各年的“质”是在各年所有IPO企业“内部性能”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每年综合而成的“质”犹如行业增加值等宏观经济指标,总体表现会平稳得多。由于各年的“质”比较平稳,各年试验结果受到的“质”差干扰也就比较小,可比性增强,因此回归分析就更有意义。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对S个IPO总规模和S个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更为合理。

(二)回归检验

令X表示各年IPO总规模,Y表示各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样本空间为18次试验值和18个试验结果:X1=5.46(1990年的IPO总规模),X2=1.35(1991年的IPO总规模),……,X18=4894.84(2007年的IPO总规模);Y1=9.26%(199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Y2=7.23%(1991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Y18=30.30%(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自由度n=18。

提出原假设H0:?茁=0,即Y与X不相关。

选取统计量:

将“表3”中各年IPO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长幅度Xi、Yi(i=1,2,……,18)填入下列表3,再将回归中间值XiYi、Xi2、Yi2计算填入下列表3。

将表3的中间值代入统计量r的计算公式,进一步计算得到:

r=0.6708(保留四位小数点)。

设显著性水平?琢=0.01,查表得到相关系数临界值r0.01(n-2)=r0.01(16)=0.59。因为r=0.6708>r0.01(16)=0.59,故拒绝原假设H0。

在显著性水平为?琢=0.01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其实际意义是在相当大的区间内都不能接受原假设,说明了各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与各年IPO总规模之间的线性回归是显著的。同时,因为r>0,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的是正相关关系。

(三)回归解释

回归检验显示的是Y与X一元线性正相关,而式(8)描述的是Y与Zi(i=1,2,…,N)多元线性正相关。两个结论的焦点略有不同,还需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解释。

先引入依赖度。所谓“依赖度”,是指企业IPO规模与原有资本的比例。设Ci为一年中第i家IPO企业原有资本;C总为该年所有IPO企业原有资本总和;Qi为该第i家企业IPO规模对原有资本的依赖度;Q为该年IPO总规模对各家IPO企业原有资本总和的依赖度;下列其它符号的含义同前。显然有:C总=Ci;X=Zi;X=C总×Q;Zi=Ci×Qi(i=1,2,…,N)。将Zi=Ci×Qi代入式(8)得到:

如果该年每一家IPO企业的依赖度相同,则此时必然有Qi=Q。将Qi=Q代入式(9)得到:

显然,式(11)是Y与X的一元线性方程。这说明在每一家IPO企业依赖度相同的情况下,Y与Zi(i=1,2,…,N)的多元线性回归关系可以转换为Y与X的一元线性回归关系。

在上述转换中,各依赖度Qi(i=1,2,…,N)是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各依赖度的波动程度决定了式(9)与一元线性表达式的“距离”。各依赖度波动越大,“距离”越大;各依赖度波动越小,“距离”越小;各依赖度相等,则“距离”消失。式(9)可直接转换为一元线性表达式,此时Y与X的关系和Y与Zi(i=1,2,…,N)的关系重合。

之所以检验结果显示Y与X一元线性回归显著,说明各年的式(9)与一元线性表达式“距离”不大。因此,各年各依赖度波动也不是很大,或者说它们的波动还没有达到影响Y与X线性回归的程度。

对任何一组具体的Qi(i=1,2,…,N),其波动“很大”或“不是很大”,可以根据Y与X的线性回归显著或不显著来判断。但由于Qi(i=1,2,…,N)的N维特征,一般意义上要确定和表达它们波动“很大”或“不是很大”的“临界点”很困难。

和“Y与Zi(i=1,2,…,N)正相关”,是可以互相推论的。更为重要的是,论证Y与X正相关和论证Y与Zi(i=1,2,…,N)正相关都符合本文的主题。

r=0.6708还说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与IPO的实际关系与理论关系存在一定的偏离度,这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各年实际条件与“前提条件”的差异。两者的差异造成了相关性传递路径中的各种“损耗”,因而加大了统计量r和1之间的距离。然而,在经历了“损耗”之后,Y与X线性回归仍然保持着显著水平,更说明了两者存在的正相关性。

六、结论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与IPO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2006年、2007年、2008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之所以大幅增长,我国在“股改”后大规模的IPO是重要原因。

根据“先有资金后有效益”的企业实际运行规律,这种正相关性存在短时间差,在顺序上表现为IPO在前,财政收入增长在后。对某一家企业来说,若IPO的时间是上半年或年初,则该企业上缴的税收在当年就会大幅度增加;若IPO的时间是下半年或者是年底,则该企业上缴税收的大部分在次年才能明显增增加。总之,体现这种效应最明显的时间段是企业IPO后的第1个会计(财政)年度或第一个整会计(财政)①年度。

虽然我国财政收入与IPO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在分析各年财政收入增长的最终效果时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前面提到的1997―1998时间段和2002―2003时间段,由于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关税减让、下调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以及“非典”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正相关性受到了抑制或抵消。再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IPO也接近千亿元水平,然而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下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仍然出现了快速下跌。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财政收入增减的基础性因素。其他因素对财政收入的作用必须通过企业在市场中的运作才能体现。如果市场萎缩了,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则IPO产生财政收入增量的过程就会受到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等因素之所以对财政收入有如此巨大的负面影响,关键还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的萎缩。因此,只有在市场是充分或者正常的情况下,IPO对财政收入的“添加剂”作用也才能体现出来。

2009年下半年,在经济逐步回暖和股市逐步“转牛”的情况下,我国已经重启IPO。笔者认为,在我国经济完全恢复常态,IPO规模再次扩大之时,我国IPO对财政收入的“添加剂”作用一定还会显现。只要没有持续的“利空”出现或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市场总体不出现明显的萎缩,我国财政收入还将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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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闫坤.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8-04-21.

篇6

自2004年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以来，湖南省非税收入规范管理一直是全国非税收入管理的标杆，享有“规范管理看湖南”的美誉。然而，随着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成果不断加大，星星之火正呈燎原之势的时候，部分人又开始对非税收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非议，如“非税收入占比高不利于经济增长”、“非税收入大幅增加是可怕的倒退”、“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值得警惕或加重企业负担”等。为此，《新理财》专门采访了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局长易继元，想听听对他这些问题的看法。

合理的高增长

《新理财》：从去年到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较为缓慢，而非税收入却增长较快，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贵省也不例外，请谈谈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易继元：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在近段时间报纸、网络上也有看到，我认为有些看法不是很全面，有些以偏概全。具体主要表现为：

首先，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界定不清。

根据现行规定，政府非税收入分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财政专户管理。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而目前媒体指出的非税收入增长快、占比高，只是指非税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即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较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

从全国来看，2011年全国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非税收入增长为—0.8%，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为43.35%。从地方来看，2011年湖南省非税收入总额增长为45%，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为72%。很明显，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与全口径的非税收入在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仅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速代替全口径的非税收入增速，显然是不科学的。

其次，忽略了省情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探讨税收收入，要从税收收入的来源去考虑，税收税种主要包括：营业税、企业税、增值税等，直接面向各个企业征收，税收收入的征收标准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随着企业的利润增长而增长。如果一个地区的二、三产业发达，这个地区的税收收入必然增长较快。而非税收入主要来源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较为固定，政府性基金收入与税收收入征收较为相似，按照一定比例征收，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则与当地资源资产的丰富及开发程度有关。综合来看，无论是税收还是非税收入都是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系的，不同的省情决定着不同的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规模与增长水平，如果忽视这一点，对全国非税收入的增长按一个标准设定，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次，只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问题。

从2004年我省成立第一个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出台第一部非税收入地方性法规，到今天全国20多个省市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机构，8个省市出台了非税收入地方性法规；从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仅2.63万亿元，到2010年全国非税收入实现5.17万亿元 ；从规范之前的“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到今天“三乱”现象基本不见了等等。应该说随着非税收入的不断规范，壮大了地方财政收入实力，净化了经济社会环境。诚然，非税收入规范管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展完善都有一个过程。而现实情况是，有的人常常忽略非税收入的成绩，夸大非税收入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全面的。

针对这些观点，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谈谈我对湖南省非税收入增长和占比的看法。总体来看，我省非税收入增长较快，但总规模并不大；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但剔除主观调控等因素后实际占比趋于合理。2004-2011年，全省非税收入总额从338亿元增加到1442亿元，年均增长23%。尽管增长较快，但总规模并不大。以2011年为例，我省非税收入总额为1442亿元，远低于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也低于安徽、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在全国各省市排名居中，在中部六省排名靠后。2004-2010年，我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2%左右；2011年，因财政部调整非税收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范围，占比达到40%，在全国各省市排名靠前。

四原因拉动论

《新理财》：请问您认为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易继元：我认为，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成效促进。从2004年开始，我省全面推行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确立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新型征管模式，构建了非税收入结算统计体系和信息网络体系，率先将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财政管理。非税收入征收行为、收缴方式和票据管理等得到逐步规范，基本实现了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为我省非税收入“增长快、占比高”起到了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二是经济结构不优的客观影响。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与发达省份相比，第一产业占GDP比重高，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导致我省税收来源不足，规模不大。同时，我省也是一个资源大省、旅游大省，随着开发利用的深度推进，直接产生非税收入的也较多。这样的省情和经济结构决定了税收收入相对较“弱”和非税收入相对较“强”，从而体现了我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的特点，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与发达省份相同的经济结构和财政收入构成。

三是政策调整的拉动效应。非税收入由预算外纳入预算管理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特别是近几年，财政部多次明文作出相关规定，加快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步伐。2010年以来，我们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财预[2010]88号）规定，将除教育收费以外的所有非税收入分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2011年度，全省由财政专户管理调整为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39亿元，拉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11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

四是主观调控的因素影响。近年来，各级政府受政府绩效考核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在税收收入征管主动权不够的情况下，便将非税收入作为首当其冲的选择。同时，由于非税收入管理方式多样以及部分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不明晰，加上现行规定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是按一定比例计算可用财力，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较小，这些都为地方政府主观调增地方财政收入提供了现实可能。据初步统计，2011年，我省各级政府通过主观调增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近150亿元，致使当年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7个百分点。

为非税“正名”

《新理财》：近些年，非税收入的规模正逐步增大，有的人认为非税收入规模大挤占了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的地位，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提法？

易继元：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无论是税收还是非税收入，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往往又会因为各个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造成了非税收入与税收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一样，但是如果因为非税收入的规模逐步增大就认为非税收入挤占了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然是杞人忧天。

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非税收入的规模壮大是规范管理的必然结果。近些年非税收入不断壮大，是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成果，而不是乱收费。因此，只要是坚持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就应该把非税收入与税收都当作财政收入一并看待。

第二，非税收入本身的特点使得非税收入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与税收收入相比，非税收入征收方式的灵活性、征收对象和项目的不稳定性的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税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如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如果某地有资源时候非税收入数额就会较大，随着资源的枯竭，非税收入的规模又会逐渐缩小；当国有资源丰富的时候，非税收入数额就会较大，税收收入就会相对较小，反之亦然。如果单纯因为某一段时间非税收入大于税收收入，就认为非税收入挤占了税收收入的地位，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的比重应该与当地经济规模、结构、质量一致。前面讲过，无论是非税收入还是税收收入，其征收都与征收的对象和标准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只要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征收的设定标准与当地经济规模、结构、质量相一致，就不要人为的去划定非税收入和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各自比重。

《新理财》：非税收入是否可以作为税收的“调节器”存在？面对一些地方财政存在的经济越不好，越向企业收取“过头税”的做法，非税收入是否有可能减轻一些企业和地方财政的负担？

易继元：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无论是非税收入还是税收收入，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政府性资金，都应该由政府实行统筹安排，本身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多次开展专项清理，累计清理取消和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执收项目411小项，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义务教育学生收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涉及收费项目100多小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10多亿元。

规范监督之路

《新理财》：在非税收入管理中，您说因为三条腿走路，才会出现非税收入的弹性情况。如果要归纳为“一条腿”，您认为应该靠哪两条腿走路？有人说独头管理会出现权力失衡的问题，您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易继元：目前，我国非税收入资金管理存在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和财政专户管理三种管理方式，这种“三条腿走路”的管理制度给人为调整非税收入提供了可能。我认为既然非税收入资金都是财政资金，就都应该统称为非税收入，统一管理。财政收入只需要分成两部分，即税收和非税收入，并统一编制预算。所有非税收入资金的取得、管理、使用都应全部予以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审计、媒体的三位一体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权力的失衡。

《新理财》：除了管理层次上的混乱，在违反非税收入规则的层次上，无法律依据和违法成本极低，也是地方财政无视规则的重要性的原因。您认为如何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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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收入高，真的就能解决面对的一切难题吗？事实证明，一味的追求数字的高昂，往往会造成许多新的问题。《新理财》早在2012年6月制作的《减收阵痛》专题中提出，现在的地方财政面临的不是如何“保增长”，而是在踩下收入“刹车”的同时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否则，收入的油门再继续一踩到底，地方财政面对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坑。涸泽而渔，必致无鱼。

主动减速

河北省唐山市财政局局长魏文忠表示，接下来的一年里，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狠抓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组织工作，继续加大综合治税力度，强化税收征管，实现应收尽收，最大限度增加地方可用财力。2014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安排同比增长3%-5%。

从这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相对于GDP等等“数字游戏”，我们的地方财政收入正在有意识的“主动减速”。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更深层次的端倪：相对于几年前多关注于财政收入的总量，现在我们的地方财政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可用财力”这一词上。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始，从客观来讲，地方的留存财力，或者说是可用财力是在逐年减少的。而宏观政策要求地方“拔苗助长”，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财政工作的难度。

对于以唐山这样的转型期工业性城市代表，记者采访到的各工业大市财政人均认为，2013年落实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从“营改增”全面推广。同时，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直接影响财政收入。

质量占先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黄伟京2014年1月3日在全厅干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中，将财政收入质量提高作为2014年全年财政收支工作六大亮点之一。这不仅仅是自治区的一次重视，也代表着地方财政对于财政收入从“量”到“质”的一次觉醒。

黄伟京表示，预算处、预算编审中心、国库支付局紧紧围绕“做大总量和优化结构并行，保持增速和提高质量并重”的要求，在全面深入分析财政收入增减因素及各地各部门增长潜力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狠抓预算执行管理，及时分解落实财政收入目标任务并明确到具体的时间节点，加强收支完成情况考核通报，确保全区组织的财政收入突破2000亿元。

黄伟京表示，自2010年突破千亿元大关以来，短短3年间再次增加1000亿元，规模迅速壮大，成绩实属不易。在此期间，综合处进一步抓好政府性基金管理，切实提高政府性基金收益。资产管理处深入挖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收益等政府资源性收入，努力增加政府财力。非税处切实加强非税收入组织力度，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缴机制，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缴尽缴、规范管理，全区非税收入完成441.84亿元，完成预算的125.6%。

政策研究者

江苏省徐州市财政局对于财政收入与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要从“管钱者”变为财政政策的研究者。坚持科学组织收入核心地位，处理好“增速”和“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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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上述对话真实与否，但所表达的却是客观实在。即不管欧洲诸国面临怎样的债务危机，往往都是政府没钱，而人民则不一定没钱。不过，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3740亿元，比20lO年增长24.8％。不仅大大超出财政部长谢旭人在2010年末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公布的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预期增长8％的指标，而且又一次将全国GDP增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财政收入一般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个通常的现象。一般来说，如果税收增长是GDP的120％、130％，还能理解，但是我们现在GDP增长速度比税收增长速度要少20个百分点，因此这里要分析一下它的合理因素之外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表示，多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速有时甚至高达两倍，令人担忧。

又一次远超GDP增速

不出所料，2011年度，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又一次远超GDP增速。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相比之下，全国财政收入24.8％的增长速度是其两倍不止。

其实这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对此，有学者就向记者提到了一组数据：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到2010年超过8.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远高于GDP增速。

而在2006年之前的情况同样可以用一组数字来说明：从1994年到2003年，GDP只增长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对比相差一倍。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280％，但税收收入却比1994年增加461％，财政收入增加507％。

同一情况也反映在各个地方政府层面。

通过查阅2011年度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发现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17个地区财政收入增幅超过30％，占比超过半数，更有近两成的地区其财政收入增幅超过40％，几乎全部地区财政收入增幅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两倍以上。

以上海、北京、新疆、天津和重庆为例。

2011年上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8.2％，而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429.8亿元，比2010年增长19.4％，差不多是同期GDP增速的2.5倍。北京2011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7.7％，同年GDP增速8％多一点，差距更为明显。

对于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天津来看，2011年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455亿元，比上年增长36.1％，尽管GDP增速也达到了16.4％，但两者增速差距也超过了2倍。重庆市财政收入为2908.82亿元，同比增长46.1％，尽管其16.4％的GDP增速与天津一起位居全国第一。

实际上，过去的一年财政收入“跑赢”GDP，还是在全国经济增速下滑、楼市调控收紧以及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下取得的。

众所周知，2011年是房地产调控之年，地方土地出让金普遍减少。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公布的2011年土地年报显示，仅在上海，2011年土地成交价格大幅下滑了289.62亿元。所以早前外界曾普遍担心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将会“缩水”，但事实证明却非如此。财政收入何以高速增长

实际上，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对财政收入的增长有所解释。

财政部就指出四大原因导致2011年度财政收入总体性收入增长较快，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因素、价格上涨因素、企业效益较好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因素以及政策性增收因素。

据介绍，201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3.9％(按可比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1％、进出口总额增长22.5％，相应带动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而且，这一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1％，国内生产总值如按现阶计算增长17.4％，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相应增加。

在土地出让金明显下降的情况下J财政收入仍以两倍GDP的增速上涨，上海官方解释，服务业以及先进制造业等因素共同支撑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服务业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上海市2011年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就指出，“来自本市商业、金融、租赁和商务等服务业的财政收入增幅均在20％以上。制造业能级提升、效益改善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市电子信息、成套设备、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企业所得税均呈现两位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从税收宏观负担情况看，第一产业最低、第二产业居中，而第三产业最高，所以，轻税产业或行业在GDP中占比的下降，确实可以为税收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提供―种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说明并不能解释为何诸如新疆这样的内地省份财政收入增速会高于GDP增速。

然而在专家们看来，财政收入超过GDP增速另有原因。

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看来，财政收入曾幅较大除了物价因素导致之外，主要还是在于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财政收入的动力。“政府存在税收指标问题，每年制定税收指标并层层下达，且全是增长性指标，自上而下追加任务，这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

新税种的开征和税基过宽、税率偏高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大也是主因。“我国的增税政策依然多于减税政策，包括资源税在内的税收政策也都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告诉记者。

实际上，长期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幅度，令人无法释怀。正是如此，两者增速的差距―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怪，就连财政部长谢旭人也不得不在会议上公开解释，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在数量上并不是一―对应关系，两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

“有三个因素决定了财政收入和GDP增速之间的差异，即财政收入以现价计算，而GDP以不变价计算；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而第二、三产业增长通常高于GDP增长；部分税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没有直接关联，有的还是反向关系。”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

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戴柏华曾解释，2010年，工

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3％，按照现价计算后GDP大致增长16％左右，与财政收入21.3％的增幅差距明显缩小。

然而，在不少专家学者看来，虽然两者增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是反方向的关系，但总体来说基本同步才合理。“财政是对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收入则是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表现。但是，如果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远高于经济增速，那么这样的增长就有可能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不符合财政的内在要求。”杨志勇指出。

税政“利好”埋下隐忧

中国税收再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的势头，不仅没有令人兴奋，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首先，人们担心会出现“国富民穷”的局面。一般来说，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12.2％。

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与美国作―下横向比较，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合1.262万亿美元，GDP是6.475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6万亿美元，GDP为14.5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79％，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正是如此，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其次，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已在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影响拉动内需、启动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为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被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据了解，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连续22年下降，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国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显然，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影响到了内需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

李炜光教授还提到，大量的财富在政府手里，还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的举步维艰。“中国目前60％的储蓄来自政府和企业，在1994年至2002年间，这一数字是47％。高储蓄又促成进一步高投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将难以提高。而财政收入却增长很快，简直快极了，30％以上，银行利润增长也不慢，50％。如此，民营企业如何赚钱?家庭收入如何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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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一）“三地”经济总量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

2010-2012年，郴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081.8亿元增长到1517.3亿元，年均增长18.43%；赣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119.5亿元增长到1508.43亿元，年均增长16.08%；韶关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从683.1亿元增长到888.48亿元，年均增长14.05%。与经济总量增长相对应，“三地”政府财政收入也持续增长。2010-2012年，赣州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24亿元增长到了228亿元，年均增长36%；郴州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12.2亿元增长到189.47亿元，年均增长29.95%；韶关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13.85亿元增长到146.5亿元，年均增长13.43%。

从“三地”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之间关系的比较来看，当前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郴州与赣州经济总量相近，但财政收入规模差距较大。近年来，郴州市尽管GDP增长速度较快，2012年其地区生产总值（GDP）已居三地之首，但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赣州，其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规模与赣州市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二是赣州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三大收入占GDP的比重达40%。目前，赣州市的三大收入总额（不含社保基金收入）已超600亿，其无论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在三地中均规模最大、增速最快。三大收入总额占经济总量（GDP）的比重达40%，政府集中的经济资源或财力远超其它两地。三是韶关财政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财政收入规模与赣州、郴州的差距拉大。近年来，韶关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比较平稳，但增速呈回落态势，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长的放缓，表明政府在干预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下降。

（二）“三地”产业结构及其对税收收入结构的影响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郴州三次产业比例为10.33：57.95：31.72，韶关为14.08：42.02：43.90，赣州为16.25：44.88：38.87，三地产业结构比例不尽相同，但均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橄榄型结构），离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所处的倒金字塔型产业结构尚存在较大差距。其中，韶关第三产业比例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产业结构演进暂时领先郴州和赣州两地。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会带动地方税收收入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随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税收收入主要依靠二、三产业。但由于各地工业基础不一样，“三地”税收收入结构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一是韶关工业基础较好，税收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制造业。韶关大型国有重工业企业较多，税源稳定，因此，韶关市经济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虽然较大，但其税收收入仍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占比达68.38%，其中，制造业占比达42.82%，比郴州和赣州分别高22.66和6.62个百分点。二是郴州和赣州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较弱，其税收收入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增加。如赣州2012年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税收收入占比分别达19.33%和6.72%；郴州以烟叶、烟草为主的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占比分别达19.88%和17.42%。

（三）“三地”需求结构对地方财政增收稳定性的影响

2012年，郴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分别为1098.4亿元、554.58亿元、14.27亿美元；韶关市分别为548.5亿元、409.6亿元、8.7亿美元；赣州市分别为1110.91亿元、492.42亿元、28.39亿美元。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比例关系来看，“三地”经济增长方式都主要依投资拉动，特别是郴州、赣州投资增长十分强劲。2010-2012年期间，郴州市固定资产投资从 664.2亿元增长到1098.3亿元，增长超过1.65倍，投资增速在“红三角”城市中都居于首位；赣州市固定资产投资从688.13亿元增长到1110.91亿元，投资总量和增速都与郴州相近；韶关市固定资产投资从384.3亿元增长到548.5亿元，投资总量和增速与郴州、赣州尚有较大差距。

“三地”经济增长方式大致相近，但在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仍各具一定特色，并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投资对财政收入的拉动效应在逐步降低。“三地”投资增长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的拉动效应正在逐渐下降。2010-2012年间，郴州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贡献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由最高的41.79%降至10.49%，赣州由最高的44.69%降至15.46%，韶关由最高的67.86%降至18.42%。“三地”政府在拉动地方项目建设方面，面临的财政预算约束不断加大。二是消费对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的影响加大。“三地”中，郴州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赣州、韶关两市。强劲的消费需求为郴州市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不断增多，如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上涨、消费升级、政府公务消费削减等，都将对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三是出口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下降。“三地”中，赣州市、郴州市的出口相对具有明显优势，出口企业税收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以及人民币升值加快、出口产品价格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

二、“三地”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比较分析

（一）“三地”宏观税负总体概况

一个地方税负的轻重，反映了其财政收入的丰裕程度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宏观税负一般有三种口径，即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中口径宏观税负（公共财政收入/GDP）、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GDP），其中，中小口径更能说明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三地”的中口径税负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23%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经济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宜，财政收入的增长与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格局。

相对而言，郴州市宏观税负较轻，未来财政收入增长有一定的潜力。具体表现为：郴州市人口和经济密度较高，中小民营经济发达，随着中小民营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企业财务制度以及税收征管的不断完善，中小民营企业税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将持续扩大。

（二）“三地”主要税种收入增长分析

2010-2012年，“三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四大税种收入增长存在较大差别。受宏观经济走低及结构性减税影响，“三地”增值税增速均有较大回落；营业税郴州、赣州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韶关增速回落较大；企业所得税韶关增长乏力，郴州规模最小，赣州则逆势上扬，规模与增速均居“三地”首位；个人所得税赣州继续强劲增长，郴州、韶关则出现负增长。

总体而言，赣州市对增值税和营业税依赖低于郴州和韶关。其主要原因在于稀土等资源价格的上涨和金融业利润的增加，导致赣州市企业所得税的迅猛增长。2012年，赣州市企业所得税收入涨幅达60.71%，遥遥领先郴州与韶关，其中，赣州市金融业企业所得税增幅高达80.5%。

（三）“三地”非税收入增长分析

近年来，受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非税收入征管加强等因素推动，“三地”非税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结构失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部分为土地类基金收入）大于一般预算非税收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较重。近年来，赣州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税收入的比例超过了80%，2012年，赣州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28亿元的历史新高；郴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税收入总额比例为“三地”最低，但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在加快，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占非税收入总额比例在快速提升。

目前，非税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正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土地供应成交面积不断增加和土地价格大幅度增长推动了地方土地收入的快速增长，但随着土地资源的持续消耗，未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预期将受到较大影响。

（四）转移性收入增长分析

转移性收入是按政府间经济能力差异与均等化目标的要求所进行的二次分配，体现了各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种协调机制。从入库的转移性收入规模来看，赣州从2010年的150.63亿增长到2012年的251亿，其转移性收入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年均增长29%，而同期韶关、郴州仅增长19.42%和3.21%。

赣州特殊的红色老区地位，使得中央对其补助与帮扶的资金连年增加，对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进一步夯实了其经济发展基础，赣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高速发展与中央对其作为革命老区的扶持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推动郴州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

（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开拓新财源

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充分利用我市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农业生产条件突出等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地方特色产品和绿色农产品，尤其要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同时加快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步伐，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水平，从而为税收增长培育更多合格的纳税主体，夯实和拓展税源基础。二是发展新兴服务业。积极培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等专业化市场，逐步形成服务新型工业化配套的专业化市场体系，着力增加新生财源；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强城乡交通和商业网点建设，促使、促进物流运输业较快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旅游休闲、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的服务层次；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为扩大财源提供条件。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一是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步伐。发挥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优势，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高加工度工业、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着力培育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主导产业，降低对资源型行业的依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程，促进人口、产业向城镇集聚，形成对服务业的规模需求，培育和壮大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城镇，拓展第三产业发展空间。二是合理引导房地产业发展。制定房地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保持土地、税收、金融等调控政策的一致性，使房价与经济增长及居民家庭支付能力基本协调。调整优化房地产供给结构，适当发展商业地产，大力提高中小户型的经济实用房、廉租房的供给比例，吸引城乡和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积聚，以“人的城镇化”带动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大力发展地方金融业。继续引进外地银行在郴设立分支机构，推动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做大金融总量。大力拓展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和短期政府债券，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券，不断拓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BT合同融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建立地方产权交易市场或股权交易中心，推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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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广西非税收入增长现状

(一)非税收入增速快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广西非税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除2007年受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增幅低于20%外,从2004年起全区非税收入增幅均超过24%,且均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见图1)。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递增24?6%,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5?8个百分点。非税收入规模也随之逐年增大,2008年达到了171?93亿元,比2004年的74?2亿元增长2?3倍。

(二)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居于高位。2004年以来,广西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一直居高不下,每年均在31%以上(2003年以前,仅有2000年比重为30?2%,其余年份均低于30%),高出同期全国地方平均比重均超过13个百分点(见图2)。这几年,广西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全国排位均比较靠前,基本上处于前三名位置,比重排位最低的2008年,也达到第四名。

(三)非税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增大。2004~2008年,广西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16?8%、19%、21%、22?3%和23?8%,其中依靠非税收入拉动增长分别为8?3个、7?6个、8?9个、5?5个和8?5个百分点,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9?4%、40%、42?4%、24?7%和35?7%,非税收入除2007年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较小外,其余年份均超过了1/3。

(四)非税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比重总体上升。随着中央对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广西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从2001年的39?2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1?93亿元,增长4?4倍;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占全部非税收入总量的比重总体上升,由2001年的23?2%上升到2008年30?1%,尤其是2004年以后(2007年除外)这一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见表1)。二、非税收入比重过高的原因分析

(一)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比较缓慢。

2004~2008年,广西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5%,其中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8?8%,非税收入年均增长24?6%。通过比较发现,地方税收收入年均增速不仅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低于非税收入增速。我们分析认为,造成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税制制约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将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现行比例为75∶25);在北京集中缴纳的铁道、金融企业的营业税、所得税作为中央固定收入,中石油、中石化所得税由共享税改为中央固定收入,跨省区经营企业所得税也先100%缴入中央金库;消费税全额上缴中央;2002年,国家又对所得税实行分享改革,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共享收入,当年中央与地方实行五五分成,2003年又改为分成。一系列的税制改革,使得总量大且较易征收的税种以较高的比例缴入中央,地方主要负责征收数额较小且难于征收的税种,由此形成了税收收入大头在中央而地方留存较少的局面。从广西情况看,2001年地方税收收入139?44亿元,上划中央税收收入84?37亿元;至2008年,地方税收收入346?49亿元,比2001年增长2?5倍,而上划中央税收收入324?88亿元,比2001年增长3?9倍,地方税收收入总量增长明显偏低。

2?广西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税收增长贡献率偏低。一般来说,相同的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对税收收入的直接贡献最小,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大。特别是国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第一产业直接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2007年,广西第一产业的税收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0?05%,第二、第三产业则为14?6%和11?5%,对税收的贡献分别为0?1%、56?3%和43?6%。广西第一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二产业比重偏低,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

3?各项减税政策直接减少地方税收收入。一是国家实施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使地方可征税收收入减少。2003年以来,除了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部分矿产品资源税以及2007年6月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外,国家没有开征新税,也没有提高主要税种的税率,而是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改革和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这些减税政策主要有: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5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2003年广西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收入17?97亿元);2008年起企业所得税实行“两法合并”(减少广西当年企业所得税收入约6?6亿元);2008年3月起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少广西当年个人所得税1亿元左右)。从2009年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税收收入影响更大,初步预测减少税收收入33亿元。二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应减少了税收收入。主要有:以降低所得税为主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税收优惠政策等。据统计,由于执行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2005年广西减免企业所得税15?54亿元,2006年为18?56亿元,2007年超过20亿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虽然从长远看,实行减税政策,有利于优化环境,发展经济,为税收收入提供经济基础和税源保障,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将势必对税收收入增收带来影响。

(二)非税收入快速扩张。

在地方税收收入缓慢增长的同时,非税收入(指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则呈现快速扩张态势。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达到了171?93亿元,比2001年的39?23亿元增长4?4倍,而同期地方税收收入仅增长2?5倍。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增幅为24?6%,高出同期地方税收收入年均增幅5?8个百分点,也高出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幅4?1个百分点。造成广西非税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

1?不少地方政府把非税收入作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来,广西各地不断加大经济建设力度,在经济发展加快的同时,财政收支矛盾也越来越突出。2004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尚达到47%,之后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40%,也就是说,2008年60%的地方财政支出需要靠转移支付维持,并且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由于地方预算内财力无法满足规模庞大的政府支出日益增长的需要,加之上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足,不少地方财政支出缺口很大,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想方设法税外收费,将矛盾的解决偏向各类非税收入上来,千方百计增加非税收入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增加开支财源的无奈选择,最终导致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

2?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观念共同作用,使得非税收入增长无序。

我国在非税收入管理方面至今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造成各级财政部门在监管非税收入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以严肃查处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同时,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及职能划分,存在相互交叉、多头管理的运行机制,政府行政职能上“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并存,使非税收入存在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等不规范现象。再加上目前“收支两条线”改革不彻底,仍没有实行规范的完全的收支脱钩,“谁收谁支、多收多返(还)”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是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明脱暗挂现象仍普遍存在。由于管理制度不够规范和完善,客观上助长了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通过扩张非税收入来寻求小团体利益,随意增加收费罚款项目,扩大收费罚款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乱支滥用、截留挪用等现象屡禁不止。执收款项的多少,甚至还影响到执收单位在地方政府中的话语权,各个执收单位之间收费收入互相攀比竞争,最终导致非税收入增长无序。

3?部分地方过度依赖非税收入拉动财政收入增长。

近年来,广西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进入了10年来发展的最好时期。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广西财政收入也实现了较快稳定增长。尤其是2004~2008年,广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8%,一般预算收入更是突破20%,达到了20?5%。然而,如此快速的增长毕竟难以长期维持,特别是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新的收入增长点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面临着很大压力。有些地方政府为完成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任务,在企业效益低迷、主要税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把非税收入当做“蓄水池”,“堤外损失堤内补”,支持、默许有关部门从非税收入中挖掘增收空间,甚至将政府性基金收入、本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挤进一般预算收入,以确保完成当地财政收入增长任务。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既影响了财政收入质量,造成财政收入“虚胖”,又增加了非税收入的比重。

4?一次性或不可比性收入因素支撑了非税收入较快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中央共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近500项。按理说,非税收入增势总体应有所减缓。实际上,广西非税收入除2007年受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增幅低于20%外,从2004年起其余年份增幅均超过24%,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递增24?6%,且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增幅。造成非税收入不降反增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将非税收入征收重点从常规性收入转到一次性收入上来,如通过加快企业改制步伐、加大国有资源管理力度等手段,获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或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以及按照规定将一些预算外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使非税收入大幅增收。从广西非税收入构成情况看,近年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2007年起分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占非税收入比重逐年提高,2004年为22?6%,2008年上升到31?3%,2009年更是高达42?3%,大大高于同期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2009年起停止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经常性非税收入项目的比重(见表2)。

三、合理控制广西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对策

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做到应收尽收。尤其是广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政收入总量较小,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更有必要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客观地说,近几年广西非税收入占比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8?4%,随后逐年上升至2008年的11?6%,广西非税收入占比则基本保持在18%~20%之间,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也基本保持在31%左右,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从增幅看,近年来虽然广西非税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但总体上仍然低于全国增速,增幅在全国排位也处于中等水平。但也应看到,广西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以及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总体偏高,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比重在全国排位均在前四名以内。由于非税收入大都列收列支,真正能够增加可用财力的部分并不多,广西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占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将会导致税源的分化和减弱,造成财政收入质量不高,收入结构不合理,地方财政实力总体不强。同时,非税收入中的一些收费超越了正常的范围,使企业和经营者效益受损,加重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侵蚀了税基,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乃至经济发展。因此,必须重视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问题,一方面,要切实加强非税收入的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另一方面,要努力采取措施,控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

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按照财力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以及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分配关系,完善税制,逐步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如中央财政应加大对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使地方有较充足的财力来承担相应的事权。这样,既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又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履行本级事权的积极性,使地方政府不再靠设法税外收费,增加非税收入来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

(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经济基础和财源保障。

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终要靠于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应立足广西实际,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大力支持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将其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级和广西财政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适合广西资源、市场、区位优势的工业产业和产品,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积极培植县域财源;创新管理体制,加强对非公企业的服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机制。

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征收标准、收缴方式、程序及管理办法,使乱收乱罚、形成执收单位“小金库”、“坐收坐支”非税收入款项、截留挪用非税收入资金等行为的处理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快推进税费体制改革,加快“费改税”的步伐,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少政府行政性收费项目,将部分行政性收费改为征税。三是完善非税收入征管体制,建立专门的非税收入征管机构,实现征收主体的单一化,统一管理模式。四是实行综合预算,适时削减非税收入财政专户的规模,将非税收入按类型不同分别列入“一般预算”或“基金预算”管理,逐步把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最终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缴入国库。五是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收入多少与单位及人员的利益彻底脱钩,逐步废除收费养人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