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法定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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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产权；税收法定；课税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12-02

一、问题意识

现今社会，国家对于财富的需求与日俱增，其中税收又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显得越发重要。而税收作为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关于财富问题的手段，是国家利用其强制性对公民征收税款，进而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调节社会矛盾。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额外加在国民身上的负担。因此，如果国家对税款规定不够合理，非法征收，其实就侵犯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公民为使自己的合法财产权免遭侵害，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推动税收法定主义的确定[1]，而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运而生，逐渐兴起并流行。

税收法定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原则，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是由于封建内部斗争引起的。从1215年《自由大》，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慢慢地确立了国王不经过议会而任意征税是非法，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公民征税的规定，由此确定了具有近代主义的法定主义原则。

从税收法定原则对财产权的法定机制的保护出发和立法条款、宪法对于财产权的限制两个视角出发，研究与探讨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进而分析得出法定原则的“两面性”的缺陷，最后得出相应的经验与结论来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法定机制对财产权的保护

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定机制既赋予国家有权依法征税来分配社会财富，同时也要求公民的收入按照法律规定的税收条款进行缴税，不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因而要求国家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使其免受非所有权者的影响，仅归财产所有者所有。

税收法定原则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而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拥有与生俱来的受保障的地位，国家必须重视对财产权的保护[2]。国家往往通过税收法定机制来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其主要体现在对于正当财产权的保护与对非法财产权的没收,而税收法定主义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民不得被纳税，国家不能课税。其具体内容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适量征收原则

不管是国家需要财富去实行国家职能，还是公民需要收入去维持正常生活，都要遵循适量原则。国家征税要适量，进而来实现公民收入适量，进而减缓社会收入差距，早日进入和谐社会。

（二）征税要素法定

要素的法定不仅仅要求执法部门按照法律征收税款，而且要素一定严格齐备。其实可以从“要素”和“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要素”即国家征税时候必须满足的各方面条件，比如税收主体、征税客体等等；而对于“法”指的是税收要素的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其他有权修改税收的机关指定的法律[3]。总而言之，不管是税收实体上还是税收的程序上，一切事项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

（三）依法征收原则

依法征收原则在法律中是一个通行的原则，正是因为一切的征税和纳税都是需要法律直接去规定的，因此是否依法征收关系到法定主义的具体落实，影响其实际效果。按照法律规定的来征收税款是税收行政机关必须遵照的原则，并且其无权对税款种类和款项进行更改。

（四）征税条目明确

此规定要求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税款征收及其相应解释进行明确，不仅仅是指税收金额、项目明确，而且包括在税法体系中，凡是涉及创设税收权利义务的内容与规范的各种方面必须明确规定，从而使纳税人清楚知道纳税数目以及今后的趋势，以便其做好相应的纳税准备，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从征税法定性、明确性和依法征收原则、适量征收原则这四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保护，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保护，同时也使国家得到必要的财富来运转各种活动。

三、立法条款和宪法对财产权的限制

根据上文所论述的，财产权的保护需要各种机制的完善与构建，而与此同时，财产权的限制也十分关键。正所谓万物过之而不及，当公民只想享受国家对于其财产权的保护，而没有相应的限制措施去约束公民的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产生。我们在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国家必须对财产权进行限制，防止公民利用其权利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进而危害国家利益，最终使公民的财产权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一般来说，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宪法对财产权价值定义上的限制与各种立法条款对其财产权使用层面的限制。

《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款从公民财产权以及财产价值的根本定义入手，又在具体的细则上通过各种法律条文来规定，使其限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方面，宪法条款从国家根本上规定财产权的价值，进而来限制其财产权价值。比如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财产权，但是没有规定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非法财产权，这就为国家调控公民的财产权留有余地；而在西方，1789年《人权宣言》中宣称财产权的价值，对财产权的价值做了一些限制。《宪法》中对财产规定，财产权并不是无限的，只要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或者垄断性质的财产，国家是有权利进行征收并且征用为国家的共有财产[4]。这并不算是国家征收税款，往往按照征用或者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非合法财产或合法财产进行租借。

另一方面，各种立法条款也对财产权的进行限制，使其财产权的用途明确，并在特定的情况可以被国家或者其他集体组织征用。比如《民法典》规定，财产权可以基于公共使用而被征用，并且特定的用途被禁止（比如，转让自然水源从而损害下游土地所有者），这是典型的使用权的限制。因为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财产权并不仅仅是占有权的一个表现，其实包括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等等。同时可以联想到早在12世纪的法国，对于承租人、重新调整农业和规划这三方面的立法都削弱了财产权的绝对、自然属性，从而达到限制的财产权作用。从自然属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限制，既可以使财产权得到一定的限制，又可以使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不损害公民的合法利益。

因此可以看到，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并非针对其合法的财产权，而是使用财产权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限制财产权是从保护他人的财产权的角度出发，限制自身的财产权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人与自己的合法财产权。

四、克服法定主义的缺陷：两面性

税收法定原则是国家对于税收进行调控的根本原则，也是经济法或者民法体系中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但是由于其蕴含一定的局限性，制定其法定原则时无法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因而具有两面性。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条款，政府才有资格去征收，即意味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受到保护，对于没有限定的税收项是不是可以乱征税款？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是不是不受到保护？这其实是在税收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税收法定主义两面性的弊端之所在。只有认识并且克服这个弊端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真正地贯彻欲落实法定主义原则，确实保护好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法律既可以规定如何保护，也可以涉及限制。也就是说，国家依法保护，也依法限制，这给国家进行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留下空当。但是问题在于那些没有法律规定的和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税收方面，会对整个法定原则体系造成损害。国家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财产是否不用去保护，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可否认的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使革命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也使国家的税收得以正常运行[5]。国家对财产权的管理必须有一个度所在，即要使公民觉得自身的财产得到保护，又要使国家能够有效的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使两者之间顺利沟通，达到一个和谐的地步，不偏袒一方，保护公民这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因此通过完善税法，真正确立起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法律上的地位，并构建公民与政府交流机制，加强对税款征收的监管，从而达到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克服其两面性的目的。当前，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正在逐步实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贯彻与落实；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真正要实现税收法定主义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政府和公民应该携手创造，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使国家的权力无法乱用，而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五、总结与完善

我国税收部分地区情况参差不齐，存在乱收税现象，而有些公民为一己私利，谎报、少报甚至是不报税款，导致国家无法正常收税，进而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国家的正常运转是保证公民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最大前提，因而必须完善税收体制。

为了应对税收法定原则的“两面性”，国家应该完善立法体系，构建关于税收完整的监督机制，既要保证国家依法征收税款，又要使国家不得超出原有的界限危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1977年的151号大法官明确解释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初步性地探索与构建法定原则[6]，不仅在普通的法律条款进行规定税收的具体条目和细则，而且真正去实行与贯彻落实。

总而言之，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保护，坚持适量原则、征收条目法定、征收要素明确与依法征收原则四方面来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另外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又要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限制，防止过分利用其权利来损害他人以及国家的权益，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公民的财产权的范围，以免限定不清导致混乱。同时，要使财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必要的限制，不仅仅需要国家的努力、法律的完善，又要社会公民进行共同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2]李光宇，徐伟，刘海春.论税收中的人权保障[J].当代法学，2005（6）.

[3]刘莘，王凌光.税收法定与立法保障[J].行政法学研究，2008（3）.

[4]胡锦光.外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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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 理论基础 现实根据 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 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 。”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 。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 。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 。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主权和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 。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 。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 。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 。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 ：（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程度，征税必须使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 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

法告诉我们，一项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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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对于私有财产权进行剥夺的最经常的方式是税收，当然，这种剥夺是一种合法的剥夺，也是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剥夺。因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而国家本身并不进行生产，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必须由享受公共物品的人民来提供。税收就是人民享受公共物品所支付的价格。用德国著名税法学家霍姆兹的话来讲，就是“税收是文明的对价”。

    虽然税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剥夺，因此，必须经过人民或者人民代表的同意。而人民同意的方式就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目和减免税等。这一原则被称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也可以称为税法的“帝王条款”，它是税收具备形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最有力武器。古代帝王大都是横征暴敛的，人民包括处于统治阶级的贵族、宗教人士等对付国王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权的基本手段就是税收法定，英国1215年的《大》、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7年的《宪法》，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税收法定原则。正是税收法定原则才使得私有财产权获得切实保障，并最终实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议会立法征税也并非可以恣意妄为，也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保障原则。这一原则在税法中具体化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即国家征税不能触及维持纳税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费，否则就侵犯了纳税人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税法中体现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的制度很多，特别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制度，即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先将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的费用予以扣除。税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还规定了赡养老人的扣除、抚养子女的扣除、医疗费的扣除、教育费的扣除等等，充分保障了纳税人的生存权。我国税法所规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制度、消费税中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制度等都是税法中保障纳税人基本生存权也就是基本财产权的制度。

    在现代国家，税法既是国家征税之法，也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它在表面上是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纳税人财产权的重要法律。因为政府必须“依法”征税，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否则就是违法和违宪，美国1894年的所得税法就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无效。这样，税法就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被政府任意剥夺。同时，税法中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则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会被议会肆意剥夺，国家征税必须是“有利”、“有理”和“有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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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法设计；基本原则

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也是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其核心是使税收法律关系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点。虽然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现行税法的某些规定难以适用，并形成了一些税收征管中的盲点，但其并未对生产关系和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离以下几项税法的基本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与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点。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与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现状，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与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措施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承，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与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现状，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1][美]施奈德.电子商务[M].成栋，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美]特班，等.电子商务管理视角[M].严建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国家—税法学研究文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剑文.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刘剑文.财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篇5

关键词:税收筹划；避税；节税；偷逃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三个主要特点，所以纳税人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税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手段包括：避税、节税、偷逃税等。纳税人之所以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纳税人利用税法间的差异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对某一税种的应纳税款往往有一个以上纳税方案备选，这就为纳税筹划提供了条件；二是利用国家规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利用了税法的不完善等。总之纳税人可以通过税收筹划行为来降低税收负担。但是在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概念中，除了偷逃税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外，税法学界对税收筹划、避税、节税的法律界定众说纷纭，造成实践中的障碍，期待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一、概念辨析：避税、节税、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理论界将税收筹划与避税或节税混同使用或是将其视为是避税的子概念。一种观点认为①，广义上的避税分为“正当避税”和“不当避税”，“节税”、“税收筹划”就是所谓的“正当避税”，狭义上的避税专指“不当避税”；第二种观点认为②，税收筹划就是节税，一般指纳税人采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不交税或少交税的目的。由此看来税收筹划与避税（包括不当避税）、节税、偷逃税之间的关系与法律界定是本文的主要命题。

(一)避税与税收筹划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事先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的筹划与安排。税收筹划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三个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的税收筹划权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一般来讲，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差别和税法的不完善，以减轻税收负担，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既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意图，也符合纳税人市场竞争的需要，国家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但是法律规范从被制定后一般都具有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决定了任何一部法律（包括税法）都存在着许多漏洞。如果从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可以将其可分为避税和节税。避税事实上也就是纳税人利用税法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采用隐蔽的手段事先作出各种规避税收的行为。避税行为人往往打税法的“球”，并不会直接触犯法律规范。我们认为引起避税的原因和其所具有的法律特征都包含在税收筹划行为之中，它是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而相关学者所说的不当避税是指偷逃税这一违法行为，它既不属于避税概念的范畴，也不属于税收筹划的范畴。国家为了避免避税行为的发生，只能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税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二)节税与避税

节税和避税属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节税是指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的优惠政策和差别待遇，采取法律许可的正当手段减轻税式支出的行为。避税与节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节税行为符合国家的立法意图和政策导向，各国政府都持有支持的态度，而避税却恰好相反。避税只是纳税人利用税法上存在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通过巧妙的隐蔽的行为安排其经济活动，虽可暂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不利于长期经营和发展。因为漏洞一旦被堵上，纳税人将无能从此获利。因此，节税才是纳税人的首选。避税和节税作为税收筹划的两方面，同样也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这三个基本特征。不同的是，避税是在纳税义务发生时或之前纳税人通过寻找法律漏洞的手段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而节税是纳税人利用了法律许可或鼓励的方式达到减少税式支出的目的。

(三)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关于偷逃税，各国税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并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叫偷税”；逃税是指“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用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防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行为”。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逃税的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非法性，即偷逃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逃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三是“事后补救性”，这与税收筹划的事前筹划性不同，偷逃税是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并且能够确定的情况下，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来进行所谓的“补救”和“弥补”，安排而推迟或逃避纳税义务。这种“补救”既包括积极的作为又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偷逃税直接触犯税法的规定，导致政府当期预算收入的减少，有碍政府职能的实现。偷逃税与税收筹划都有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特点，但是偷逃税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分析

（一）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国家总是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税款，税款征收多少都由国家说了算，纳税人根本谈不上税收筹划，表现在税收法律上纳税人的权利匮乏，这是税收权力关系思想在税收实务中的反映，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市民意识的觉醒，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所替代。20世纪初以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AlbertHensel）为代表提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国家和纳税人定性为债权债务关系，权力在该关系中居于次要地位，纳税义务依法在课税要素满足时成立。该说对认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纳税人与国家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服从与命令的关系，这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合作与服务”关系等思想在税收关系中的体现，也正是这些思想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了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思维的支配下，纳税人依照税法缴纳税款，无需超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纳税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最轻的税负，这即纳税人的税负从轻权或税收筹划权。我们认为将税收筹划权上升为纳税人的法定权利，是今后我国税法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点。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特征

⒈合法性。如果说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税收筹划的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则是税收筹划进行实践的理论基础。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了维护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③：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课税程序合法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有关纳税人的纳税权利义务的构成要件必须要由国家的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来制定，没有法律的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开征，任何人也不能被要求承担任何税收义务，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等不具有法律效力。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要求税法中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都应该是确定的和明确的，不应出现含混或有歧义的规定，导致税收机关滥用税法解释权而造成对纳税人利益的损害。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是指税收权力的行使必须按一定的程序来进行，税收纠纷也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来解决。由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税法律根据的明确性和无法律根据政府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征税，这就决定了法律应该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等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纳税人只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的要求承担税收义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都应该属于义务排除的范围。对于法律规定的解释权要做严格的限制，不得任意扩大和类推。这一点不仅是为防止法律解释权的滥用，也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不能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税收义务。法律的漏洞在没有被堵上之前，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都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而不应该让纳税人承担。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家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因此，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具有合法性。

⒉事先筹划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义务形成以前进行规划、设计和安排的意思。税收筹划是通过延迟应税行为的发生或事前以轻税行为代替重税行为，以达到减少税款支出或综合净收益最大化，具有前瞻性。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税行为已经能够确定，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而去采取人为的规避、逃避应纳税款，则是偷逃税而非税收筹划。

⒊目的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减轻税收负担，降低税务成本，从而增加资本总体收益。

三、税收筹划中的避税问题

税收筹划中的避税虽然是不违法的经济行为，但它也给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颇为不利的影响。一方面，避税直接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弱化了财政功能，有碍国家对社会管理和公共福利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避税者利用这种方式竞争，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制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的减少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就必须完善税法，做到税法条文的完整，措辞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反避税立法上都较先进。如最早实行转让定价税制的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美国税收法案》、《税收改革法令》等不断出台，完善的法规囊括了所要规范的内容。我国应在借鉴国际反避税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税收中单独制定反避税条款，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法专门法规。针对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管理要求，补充、修订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其使用条件。从长远角度来看，适当取消部分优惠措施，会避免滥用优惠现象的发生。此外加强税务行政管理，如严格实行税务申报制度，加强税务调查制度，强化会计审查制度，实行所得评估征税制度等有效措施也可控制避税行为泛滥。对跨国避税行为我们应加强情报的搜集和交流，建立涉外税收信息库，并在征税方面相互协助，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国际税法的研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其竞争规则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税法规范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关系，且对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规范化，税收秩序正常化，税收法定原则被加以确定，国家便不能随意侵占纳税人利益，征税机关要依法行政，依法征税；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一定阶段后，减轻税负不再过多依靠偷、逃、欠、骗税等手段和方法，纳税人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通过税收筹划来实现。

参考文献

[01]应飞虎,赵东济.税收筹划的法律认定[J].法学,2005,（8）

[02]陶其高.从法理上对税收负担最小化手段的再界定--税收筹划概念的内涵和外延[J].浙江师大学报,2001,（5）

[03]刘隆亨.依法治税的目标、理论和途径[J].中国法学,2002,（1）

篇6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与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点。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与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现状，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与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措施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承，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与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现状，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1][美]施奈德.电子商务[M].成栋，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美]特班，等.电子商务管理视角[M].严建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国家—税法学研究文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剑文.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刘剑文.财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石景才.电子商务与税收征管[J].中国税务，2000，（7）.

[7]靳东开，罗天舒.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国际比较[J].涉外税务，2002，（2）.

篇7

关键词：一体化税法；税法律关系；纳税人；税用

税作为国民财富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公共产品，是联结公民与国家的物质媒介，是国家存续与运作的物质基础。布莱克法律词典将税解释为“政府对个人、公司或信托所得，以及房地产或赠与物价值征收的费用。”捐税法律关系应当是立基于观念和制度基础上，依据良性税制规范而产生并发展的一种权力责任明确、权利义务对等的利益分配关系。

一、“一体化税法”及其价值导向

（一）“一体化税法”及其理论意义

“一体化税法”是指税收和税用统一的税法，主要包括税宪法、税收法、税用法、税刑法四部分。①它强调直接体现纳税人权益的税用制度应当在税制当中获得重新定位，税用法应当是税法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存在至少有以下意义：首先，一体化税法摒除了一直以来将税法局限于税收法的狭小视野，有利于避免税法研究陷入“重税收轻税用、重收入轻支出”的桎梏。其次，税收与税用的统一，充分体现了税的本质与宗旨，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政理念。再次，征税与用税统一于税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税的宪法原则，既有利于将征税权纳入与法治的轨道，又可彰显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凸显民主与人权的基本理念。

（二）“一体化税法”的价值导向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现代国家对于“税”的基本共识之一，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是确保能够享受到纳税利益。日本北野弘久认为在租税国家体制下，租税的征收与支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如果国家违反宪法目的征收和使用税款，纳税人有权拒付税款。作为纳税人的人民所享有的要求国家（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收税与用税的权利，是由宪法推导出来的“纳税者基本权”，且属于基本人权之一种。②可见纳税人权利对于国家税权的制约不仅体现在征税权，还必须及于税用权。因此，“一体化税法”在本位上坚持的是“纳税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其基本价值导向在于限制和约束国家税权，进一步保障纳税人权利。

二、税法律关系理论研究述评

当前对于税法律关系的研究多以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基本范畴展开的，在内容上仅局限于税收活动。而将围绕用税发生的法律关系剔除在税法律关系之外，客观上必然导致税法律关系理论的不完整与不科学。

（一）税法语境下法律关系概念重估

一直以来，对于法律关系的经典解读都是界定为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将法律关系简单地解读为权利义务关系的论断存在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即是无法合理解释公法关系。

权力与权利是两个范畴。在税法领域，征税与用税既涉及国家税权的配置与行使，又涉及公民纳税与用税权利的分配和保障。区分权力关系与权利关系，本质上体现的是权力与权利两分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税法语境下探讨法律关系必须严格区分权力与权利，并把权利-义务和权力-义务作为两条不同的视线用以认识税法法律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理论及其反思

目前大多数学者在论述税法关系时均采用“税收法律关系说”，税法关系的研究也基本建立在税收法律关系基础之上，这在税收与税用分离的税法理论框架下是可以解释得通的，然而置于一体化税法视野之下，便不能满足体系完整的需要。从一体化税法视角重新审视税法律关系，可以对税收法律关系理论展开以下一些反思：

第一，以权利义务关系界定税法律关系存在解释上的障碍，不利于揭示税法律关系的内涵特征。对于税法律关系，从权力关系角度考察税法律关系旨在明确界定国家税权的来源、配置、行使、监督以及对应的法律责任。而从权利关系角度分析税法律关系的目的在于理清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税宪法、实体税法、程序法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税法律关系在主体关系上并非由三方构成，国家与征税机关是实质主体与形式主体的关系。在抽象税法关系中主体应体现为国家与公民，而在具体税法关系中，主体应体现为各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纳税人个体。此外，对于纳税人的理解应等同于公民，因为承担实际税负的群体不限于直接纳税人，还包括间接纳税人。

第三，考察税法律关系时，必须增加税用法律关系，并对原有部分类型的税法关系进行适当扩容。一体化税法下税法律关系体系必然包含税用法律关系，借以明确国家税款支出主体与税款受益人（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因税用法的加入，将进一步影响到税宪法、监督救济法律等实体的内容，由此产生的相对应的法律关系不可避免地应涵盖税用方面的内容。

三、“一体化税法”视角下的税法律关系的完善

税法律关系的产生必须以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基本的前提，因而一体化税法下的税法律关系的产生须以一体化税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作为前提。

（一）税用关系在宪法上的定位

宪法对国家的税权及其行使作出原则性规定，并规定纳税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各国宪法普遍对税收问题作了规定，明确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原则，但对税用的规定只有部分国家的宪法涉及。如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之规定是明确税用法定原则的宪法依据。澳大利亚宪法第96条之规定是宪法确立的用税平等权。

我国宪法对于税的直接规定仅见于第56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没有提及税收及税款支出。在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对于税宪法关系尤其是税用方面的宪法关系的认识，只能求诸于宪法价值，它可适当弥补宪法规范的漏洞，并作为宪法关系产生的依据。因此，我国宪法虽未明文规定税用问题，但从它确立的人民、人权保障、财产权不可侵犯、权力制约等价值的内涵中，可以推导出税用平等、税用法定等原则。

（二）税用法律关系分析

税用法是“一体化税法”语境下的概念，指的是规范税款支出和使用的，规定实体和程序性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以宪法价值所含摄的税用原则为依归，强调税款的支出使用必须符合法定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原则。税用法律关系亦由主体、客体及内容三要素构成。

首先，从抽象层面而言，税款的使用者是国家，受益者是纳税人，因而国家和纳税人都是抽象意义上的税用关系主体。从具体层面而言，税款的支出和使用可能是由多种不同的主体（税款支出的决定机关、税款使用机关）来实现的。受益主体应当涵盖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其次，税用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税款，用税权力不是税用法律关系的客体。再次，税用法律关系的内容主要围绕国家税用权力和纳税人的税用权利而展开。国家在税用方面的权力集中表现为税款支出的决定权和税款的使用权。而纳税人税用权利是纳税人对于国家的税款的支出和使用享有一种受益上的合理期待，有权享有与自己所承担的纳税义务对等的公共服务，也是其对国家的用税活动享有监督的权利。

总之，税用法律关系中的纳税者权利有着监督和制约国家税用权力的作用，其终极目标在于通过用税主体合法合理使用税款的活动，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纳税的根本目的。（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注释：

篇8

一、公司持续盈利未发生亏损

[例1]某公司2008年年初未分配利润500万元，2008年实现税后净利润2000万元。任意盈余公积提取比例6％。

公司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任意盈余公积金会计分录为：

借：利润分配――盈余公积　3200000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2000000

――任意盈余公积　1200000

公司向投资者可分配的利润为2180万元(5000000+16800000)。可供分配的利润由董事会提出分配方案，经股东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会批准后，未分配利润由所有者权益转为负债。

承例1，假定公司股东会批准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600万元。

借：利润分配――盈余公积　6000000

贷：应付股利　6000000

二、公司以前年度持续盈利而本年发生亏损

公司以前年度持续盈利，本年发生亏损。这里涉及到如何弥补亏损以及如何安排弥补亏损的顺序。

第一，会计亏损弥补的相关方法。公司法与企业财务通则用盈余公积补亏的规定相同，但在用以后年度利润弥补亏损的规定上出现分歧。《公司法》第167条第二款规定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笔者认为，这里的“当年利润”指“净利润”，而非税前利润。《公司法》用“当年利润”这一表述不够准确。《企业财务通则》第49条规定，企业发生年度经营亏损，依照税法的规定弥补。税法规定年限内的税前利润不足弥补的，用以后年度的税后利润弥补。这一规定存在将会计亏损与纳税亏损混淆的问题。企业财务通则界定的是会计亏损，所得税法界定的是纳税亏损。新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在对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上存在差异。一是新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在确认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的口径上不同；二是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在确认本期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的时间不同。因此，会计亏损弥补不能沿用所得税法界定的纳税亏损弥补规定。财务通则规定用税前利润弥补会计亏损存在缺陷，在这一点上，公司法规定用净利润弥补亏损是科学的。

公司法和财务通则都未涉及公司以前年度盈利留存的未分配利润能否弥补亏损。从会计原理看，年终将经营亏损由“本年利润”结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时，即自动实现补亏。公司法明确规定资本公积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而企业财务通则却没有明确做出相关规定。《企业财务通则解读》将会计亏损按形成的原因，分为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对于国有企业发生的重大政策性亏损，经国家批准，可用资本公积金弥补。

第二，会计亏损弥补的顺序。《公司法》与《企业财务通则》规定的会计亏损弥补顺序恰好相反。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公司亏损弥补顺序按什么原则排列。笔者认为“无盈利不分配”原则既是各国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确定公司亏损弥补顺序的标准。根据此原则，公司亏损弥补应根据年初累计的未分配利润、以后年度净利润、任意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资本公积顺序进行。公司亏损的弥补方案由董事会提出，股东会批准。

三、会计亏损弥补会计处理

[例2]假设某企业2008年发生会计亏损500万元，2008年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800万元。将会计亏损500万元自“本年利润”账户，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自动补亏。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000000

贷：本年利润　5000000

结转本年亏损，自动补亏500万元，未分配利润剩300万元。

[例3]假设某企业2008年发生会计亏损500万元，2008年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300万元。不足弥补的200万元用下年度实现净利润弥补。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000000

贷：本年利润　5000000

结转本年亏损，自动补亏300万元，未弥补亏损200万元。

[例4]假设某企业2008年发生会计亏损1000万元，2008年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300万元，2009年实现净利润500万元，经股东会批准用任意盈余公积200万元补亏。作会计分录为：

2008年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0000000

贷：本年利润　10000000

2008年结转本年亏损，自动补亏300万元，未弥补亏损700万元。

2009年

借：本年利润　5000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000000

结转本年利润500万元，自动补亏500万元。

篇9

【关键词】诚实信用 税法 适用

当前，我国税收诚信总体状况堪忧，纳税诚信缺失现象普遍，各种涉税案件层出不穷，税收流失现象严重，如2004年7月发生的黑津冀系列虚开发票案，仅黑龙江一省就有39户企业通过注册虚假的废旧物资经营企业，虚开税额高达8.1亿元；2007年，在山东的国税部门对大型企业、行业税收的专项检查中，检查涉及纳税人4.5万户，查补税收收入竟超过27亿元。这些税案的发生，有利益驱使的原因，有税务监管不到位的原因，更有诚实信用缺失这一深层次的原因。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其最初的涵义是，债务人要依循内心的诚信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而不是仅仅依照契约的书面条款完成契约。诚实信用原则从调整商人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发展为民法的“帝王条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代私法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一般有三个基本要求：善意、信用和利益平衡。善意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遵从善意的内心，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视为同等重要；信用要求民事主体积极兑现自己先前承诺，守信不欺；利益平衡要求民事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的利益平衡要求实现了立法者追求法律实质正义的需求。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合为一体，赋予了诚实信用原则道德调节和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具有更大的弹性，法官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近现代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诚实信用原则呈现出向公法领域扩张的趋势，尤其在行政法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接纳。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的理论基础

现代国家，政府职能逐步从政治统治职能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以及社会管理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以及为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提供公力救济成为当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步演变为一种近似于私人契约性质的法律关系。基于选举产生的现代政府，决定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委托关系。政府需忠诚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积极、恰当地履行与人民的“契约”，完成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获得人民的信任，维护政府的持续发展。

税收作为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其本质是在履行国家与选举它的人民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该“社会契约”的内容为：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政府，政府代表人民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代价，人民需要缴纳税款。这就决定了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建立起以征税、纳税为外在表现形式，以维护社会正常运转为实质需求的权利义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奠定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的理论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的现实需求及原因分析

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从1992年起至今已愈20年，但是，自2002年以来，我国税收宣传活动的主题始终是“诚信纳税”，这一现实表明，诚信缺失仍是我国税收领域难以破解的难题。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纳税诚信缺失普遍，税收流失严重，涉税违法案件时有发生，而且公民逃避缴纳税款的手段也日趋多样化。由此可见，我国税收诚信总体状况令人堪忧。根据税收现状，重新检视我国税收法律关系，我们发现税收诚信缺失存在以下原因：

治税理念落后。长期以来，在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着重义务、轻权利的误区。片面强调征纳双方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夸大纳税环节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使纳税人认为税收是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合法“剥夺”，导致纳税人抵制纳税情绪的积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政府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助长了各种不诚信纳税行为的频繁发生。

税收主体信息不对称。在税收领域，纳税人掌握自身全部的纳税信息，是纳税信息的“强势方”。但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纳税人可能会向征税机关隐瞒这些信息，使征税机关成为纳税信息的“弱势方”；同时，代表国家的征税机关能更准确地掌握国家关于税收的政策法规以及税款使用方向等信息，但为“方便”执法，征税机关对纳税人倾向于选择隐瞒政策信息的行为，从而成为征税信息的“强势方”。这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下的行为选择结果就是税收不诚信。不诚信的结果进一步促进了逆向选择及失信行为的发生。

税收失信成本低。税收失信成本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主体因失信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包括道德成本、法律成本、经济成本。由于我国税收权利本位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对偷税漏税行为进行道德斥责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同时法律法规的现行规定对税收失信行为的处置不及时不到位，导致税收失信的道德成本和法律成本偏低。纳税人通过税收失信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放弃了诚实纳税的做法。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的制度设计

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决定了将传统私法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的立法可能性。而且，笔者认为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税法会起到弥补税收法定原则在个案中公平偏差的作用，从而与税法的最高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税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

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即要求纳税人依税法规定积极、主动、全面纳税，诚实守信地履行纳税义务。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只提供了税收立法和适用的设计理念和思想，不等于诚信纳税意识的普遍养成，亦不等于诚信纳税行为的自觉实现。诚实信用原则真正在税法中发挥功效还需具体制度加以体现，需将该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设计。

加快以纳税人“权利本位”为基础的法律修订。首先，必须在宪法中补充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使纳税人权利的维护获得直接的宪法根据。其次，在税收实体和程序法中加快建立税法体系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在税收法规中充分体现对纳税人权利的关怀，从实体和程序上保障税务机关权力与纳税人权利的平衡。同时规定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这种救济途径进行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才会培养纳税人的诚信纳税意识和习惯，从而构建起诚信纳税的税收征管体系。

完善税收服务体系，“阳光”用税。诚实信用不仅是对纳税人的要求，同样也是对征税机关的要求。税收法律关系本身是一对博弈关系。在诚信方面，要求纳税人诚信缴税，必然要求税务机关诚信征税、用税；税务机关诚信征税、用税，才会促进纳税人诚信缴税。税务机关应该按照现行税法的相关规定公平合理地确定纳税人的税负，避免不合理的税收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在征税程序方面，税务部门应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征税，克服程序虚无主义的影响，避免滥用权力给纳税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同时进一步优化税收程序，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行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方式，精简税务检查，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文明、高效、便捷的办税服务。

根据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各级政府作为税款的最终使用者，其使用税款的行为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缴纳税款的积极性。众所周知，税款在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目前财政预算和支出的粗放化公布状况，难以取得广大纳税人的信任。广大纳税人关心的养老、住房、医疗、上学等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缴税热情。因此，政府应该更加“阳光”地用税，建立财政公开制度，增加财政预算、支出的透明度，保障纳税人及时掌握自己缴纳税款的使用情况。对税款使用过程中的违法现象积极处理，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刺激纳税人提升诚信度，积极纳税。

完善诚信纳税监管体系。税务机关应建立纳税人诚信档案，实行税收信用公示制。加强与金融、工商、保险等部门的合作，以掌握纳税人经济行为的全过程，及时采集纳税人的全部纳税信息，将纳税人自觉缴纳税款抑或偷、逃税等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向全社会公布。利用信息网络建立起以身份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为基础的实名制资源共享平台，方便包括银行、工商在内的全部社会成员查询。使税收信用低下者在经济生活中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无人愿意与其发生经济往来。通过这种对失信者民事、经济行为进行限制的方式，有效遏制偷、逃税行为的发生，促进诚信纳税。

同时税务部门应根据纳税人的诚信档案构建相应的奖惩机制。对积极、自觉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提供便利条件，对信用等级差的纳税人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甚至采取惩罚措施。通过这种放大失信成本的方式，使纳税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出发选择诚信纳税。

总之，诚信纳税体系的建立既需要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又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社会诚信观念的普遍养成。构建诚信纳税体系应坚持系统性原则，将诚信纳税体系置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宏观系统中，为纳税人诚信纳税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制度土壤，使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真正发挥作用。

篇10

[关键词]纳税调整；汇算清缴；递延所得税；差异

[DOI]10.13939/ki.zgsc.2017.06.054

正确处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并进行纳税调整是企业所得税申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近些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审核，发现有些企业由于没有正确处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在纳税申报时出现了不少错误，造成了少缴税或者多缴税的问题。而税务管理的目标是合法纳税，既不偷税漏税也不多缴税款。为了提高企业会计与税务处理的水平，正确进行纳税调整，避免企业少缴税或者多缴税，本文以企业会计与税法产生差异的根源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并对企业纳税调整项目进行了举例说明，以期为企业准确进行纳税申报、规范涉税行为提供有益借鉴。

1 会计与税法产生差异的成因分析

1.1 会计核算目的与税收立法目的不同

会计核算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来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强调“投资者利益第一”的理念。而税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证国家及时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强调“国家利益第一”的理念，这是两者产生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1.2 会计记账基础与税法确认所得遵循的基础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以权责发生制作为记账基础。而税法规定，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得一般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来确认和计量，而对于其他类型的所得，譬如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等的确认则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此外，税法也会考虑有没有充足的纳税必要资金作为确认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则。

1.3 会计核算的计量属性与税法不同

会计上可以采用的计量属性比较多样化，除了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外，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也可以采用其他计量属性，如公允价值、现值、可变现净值、重置成本等。而税法基本上以历史成本原则来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如果特殊情况下违背历史成本原则，则必须把相关资产所潜在的增值或者损失按照税法的规定确认或者反映，才可以改变计税基础。此外，税法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只适用于资产转移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不公允的情况。而且税法上不考虑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因此没有采用到可变现净值或者现值的计量属性。

1.4 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与税收的确认原则不同

会计上提供的信息应当符合可靠性、相关性、谨慎性、重要性和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而税收上强调确认所得应遵循真实性、相关性、确定性、法定性和合同的约定等要求。下面我们就上述区别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会计上可靠性与税收上真实性原则的比较。会计上的可靠性强调会计信息要完整、真实、客观地提供。而税收上的真实性原则强调交易要真实发生，只有实际发生的支出才允许税前扣除。税法上所讲的真实性原则包括以下内涵：第一，与成本费用支出相关的经济业务活动已经发生，并且金额确定；第二，相关资产已实际使用，如未使用、不需用的机器设备不得提取折旧税前扣除；第三，取得真实合法凭证；第四，部分款项必须已经实际支付，如工资薪金的税前扣除；第五，要履行相关税务管理手续，如财产损失需清单申报或专项申报才可以税前扣除。此外，真实性原则受合法性原则及国家政策导向的要求在税收中并未完全遵循。如企业税收滞纳金不得税前扣除、符合条件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加计扣除等。

第二，相关性原则的比较。会计上所称的相关性是指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决策有关，并且有助于投资者作出决策，强调的是会计信息的价值。税法上的相关性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支出才允许扣除，强调的是满足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第三，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与税法上确定性原则的比较。会计上的谨慎性指的是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应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而税法上从来不承认谨慎性原则，而是强调确定性，即对于纳税人在税前列支的成本费用不论何时支付，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如各种坏账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等不允许所得税前扣除。

第四，会计上的重要性与税收上法定性原则的比较。会计上所称的重要性指的是企业应当反映所有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重要的事项单独核算，不重要的事项简化核算。而税收上从来不承认重要性原则，而是强调法定性，即只要是税法规定应该征税的项目，不论金额大小一律征税，而税法上规定免税或者不征税的项目也不论金额大小一律给予免税或者不征税的待遇。

第五，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比较。会计上所称的实质重于形式指的是经济业务的实质内容重于其法律形式，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要以实质为重，而对于实质的判断关键在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而税收上更多的是强调形式重于实质，例如凭票控税等。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税收上要求对于实质的判断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主要是用于反避税条款。

2 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处理方法

2.1 处理原则

当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与税收法律规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如何进行税会处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在确认收入、成本、费用、损失等项目并进行会计核算时应该严格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则应该按照税法的口径对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进行纳税调整，以完成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也就是说，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以会计准则优先；而在完成纳税义务时，应以税收法规优先。当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会计处理办法的规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在所得税纳税申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该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2.2 纳税调整与所得税会计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64号公告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按月或按季预缴时，仅作四项调整，即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特定业务、弥补亏损的调整；而企业在报送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则需要针对会计与税法的所有差异项目进行纳税调整，具体调整过程是通过年度纳税申报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的有关明细项目来完成的。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税会差异的纳税调整。

例：甲企业2015年存在一笔超过三年以上未支付的应付账款200万元，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明（对方没有作为坏账损失税前扣除）或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税务机关要求并入应纳税所得额征税50万元。2016年实际支付应付账款200万元，但汇算清缴时未进行纳税调减，造成多交所得税。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才能有效避免上述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暂时性差异统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会计核算，即对暂时性差异首先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然后在以后年度做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直接依据账面应转回的金额填制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即可。

在本例中，2015年应付账款账面价值为200万元，计税基础为0，产生暂时性差异200万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50万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贷：所得税费用50

则2016年实际支付时，应付账款账面价值为0，计税基础为0，把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即可。

可见，递延所得的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税务管理的水平，避免调增了忘记调减或者调减了忘记调增。所以，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严格进行会计核算，并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会计核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赵莉.浅析商品销售确认收入的会计与税法差异及纳税调整[J].现代经济信息，2010（21）.